一个市委书记深入老区的调研报告——太行山上的十一个寒夜

吕日周

这篇是时任中共长治市市委书记吕日周(后任山西省政协副主席)本人根据自己下乡调研笔记所整理的文章。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传家宝。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调查研究工作。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吕日周的这篇自述,抒发了一位党员干部怎样深入基层、深入人心的情怀。为新时代党员干部深入群众中调查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启示。本网特予编发,以飨读者。

——编者按

我长期生活工作在山西,对山里寒冷的天气有特别深切的感受。星光映着寒光,高挂在天际上的月亮,像是孩童受冻后煞白的脸;从树枝梢头看去,又似女人浓妆后的脸庞,白得失去了光泽。寂静的山村里不时传来几声犬吠,令人不寒而栗的叫声仿佛是为寒夜拉响的警笛。在厚厚的雪地上行走,不时发出吱吱作响的怪声,偶有几处消融的地方,雪很快变成了冰,脚踩在上面,像刀割一样难受。

龙年岁首,我到山西省长治市任职市委书记后,不仅有机会领略到太行山的寒冷,更让我难以忘怀的是发生在寒夜里的故事。

第一个寒夜:平顺县西沟

太行山最早留在我的记忆里,是一个叫西沟的地方。那里有全国著名劳模李顺达,有解放区最早的互助合作社,有中国最耀眼的金星奖章,有一至九届全国人大代表申纪兰,所有这一切都增加了我对那个地方的向往。

2000年2月初,我上任不到一个月,下乡来到平顺县。下午3时,我在县城查岗,县交通局大院里竟然找不到一个领导干部。一顿批评教育之后,县领导来了。我说晚上要到西沟去住,有人摇头反对:“西沟是平顺最冷的地方,我们已经在宾馆安排好了,要去也得明天暖和了再去。”我说,西沟冷,那里的老百姓不是祖祖辈辈照样住着?他们能生活,为什么共产党的干部就不能去住一个晚上?冻不死申纪兰,就冻不死我吕日周!

看我十分坚定,县委干部只好作罢。

来到西沟,果然很冷,我穿着厚厚的军大衣,仍旧挡不住阵阵寒风袭击。村干部按照我的吩咐,随便找了一户农民家住下。

这户叫张海考的农民,一进门便把我让到火炉旁。“山里冷,您头一回遭遇这么冷的天吧?”说心里话,西沟的确要比我想像的冷,不仅屋外冷,屋内也寒气逼人,靠在火炉边,热了前面身子,却冷了后面身子,整个身体就像地球的南北两端,热一面,冷一面。但我还是坚持说:“不冷,不冷!”

热情的主人一边张罗着做饭,一边与我聊着西沟的事儿。过去西沟热闹,土地承包到户后,来的人少了,这里也逐渐变得冷清了,老百姓忙碌自己的事儿,平静中反而显得踏实。

“西沟人是不是觉得过去比现在好?”我用群众式语言对话。张海考说:“还是现在的办法好!老百姓能吃得饱、穿得暖。自己安排自己的事儿,种田、做工,全由个人说了算,这光景过得宽松自在!”

老张继续着西沟的话题:“刚解放那阵子,干部作风好。新华社一个同志背着干粮,步行两天从长治走到西沟,过大年也不回去。白天和老百姓一样下地干活,晚上点灯熬夜写东西。那才叫共产党员呢!”

老张话锋一转:“现在不行了,日子越好过,干部离群众就越远了。如今的西沟也不断有干部来,起先我们还挺激动,常常打听今天来了什么人,昨天谁到过西沟。干部的小汽车越坐越好,走下车的人却越来越少,偶尔走下来的人也是听上几句汇报就走人,从不问问群众缺什么,少什么,想什么,干什么。时间长了,干部把我们当外人,我们把他当外宾。穿着时髦的衣服、坐着高级小汽车装模作样下乡,胡吹乱拍讲几句虚话。干部和群众之间就像竖了一道篱笆墙,隔了一条大沟。我们时常在一块儿揣摩,这还是党的干部吗?怎么就大不如前了呢!”

西沟像一块晴雨表,记录了历史,记载了现实,尤其能对照反映出干部作风的变化差异。

我问老张:“西沟和过去比,是强了,还是差了?”“不行了。”老张愁眉不展的样子,迫使我想问个究竟,“咋个不行法?”“集体的院子里长满了荒草,展览馆破了,纪念馆塌了,路不通了,水断流了,工厂办一个垮一个,只剩下山上的树,因为那是西沟人挑土撬石,几代人的心血,没有被人糟蹋。”

说话间,女主人把饭做好端上来:“没啥好吃的。”一碗面条,还带着几粒小米,米汤锅里煮出来的面条,就没有菜味只有盐味的卤子,我还是不客气地吃了一碗,又捞了一碗,一顿晚饭就这样打发了。

晚上,我睡在群众腾出的好床上,铺着群众拿出的新被褥,虽然屋子冷一点,但老百姓的那份热心,驱走了严冬里的寒气。

天还没有亮,我早早起床,走出户外去认识西沟,认识这个曾经作为中国农村前进方向的地方。

“看看老申家。”老乡领着我来到申纪兰的住处,一排像是建国初期的建筑,小房子,小院子,老申在这里住了20几年。走进屋里,我感到这里比老张家还要冷。伸手摸摸炉子,土炕也不生火,冷冰冰的。这天老申不在家。老乡说,冬天她也不生炉子。70多岁的老人,在冷火家过冬?我眼里涌出泪花,努力寻找一个答案:申纪兰,一个英雄的名字。她是艰苦奋斗干出来的,也是与艰苦环境斗出来的,还是在严冬里锻炼出来的坚强品德和意志!

看看老申家,我寻思她为什么放着省妇联主任不当,却恋恋不舍地留在西沟,这就是差距,共产党人与共产党人的距离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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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行英雄申纪兰
太行英雄申纪兰

申纪兰,1929年12月生,山西平顺县人。
1950年,申纪兰联络10多名要好姐妹加入互助组。后来,她又与李顺达创办闻名全国的“西沟金星农牧生产合作社”。1952年,申纪兰响应党的号召,走家串户动员妇女出工下地,《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了她的事迹,她被誉为“为现代中国农村争取男女同工同酬第一人”。
她1953年入党。同年4月出席全国第二次妇女代表大会和世界妇女大会。1954年,申纪兰当选全国人民代表,那年她才25岁。此后,她多次受毛主席接见,并获邀在周总理家中进餐。

60年代初,申纪兰投入改造山区、建设家乡的伟大事业。西沟村坐落在太行山脉中的一个峡谷里,境内7条大沟,232条小沟,332座大小山头。这里山是石头山,沟是石头沟,她多次受毛主席接见,并获邀在周总理家中进餐。

60年代初,申纪兰投入改造山区、建设家乡的伟大事业。西沟村坐落在太行山脉中的一个峡谷里,境内7条大沟,232条小沟,332座大小山头。这里山是石头山,沟是石头沟,自然条件十分恶劣。申纪兰带着“娘子军”,天不亮就上山,天黑才回家,连续苦干3年,使荒山披上绿装。如今,西沟果木有10万棵,松林达6200多亩。申纪兰被当地民众誉为“太行英雄”。

1973年,申纪兰被任命为山西省妇联主任。但她不要级别,不要工资,不转户口,不要专车,还在西沟参加劳动,坚持工作。省里决定给她配个秘书,但她拒绝“再给国家增加负担”。不久辞去了这个正厅级职务。

改革开放以来,申纪兰领导村民们开办十多个企业,继续在市场经济大潮里拼搏。但她无所索取,至今一身清贫。李鹏、朱镕基等国家领导人都曾专程到太行山深处的西沟村看望申纪兰,为之感佩不已。
多年来,申纪兰多次外出为西沟办事,坐的总是公交车,每次出门,背包里都要装几个馒头,饿了就啃几口,从未领过一次出差补助,反而把国家每月发给她的生活补贴也“赔”进去不少。

经历了40多年的风风雨雨,在起伏跌宕的政治风浪里,她是面不倒的红旗,是迄今为止唯一9次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的人。她淡泊名利,保持了共产党人的高尚情怀和农民女儿的朴素本色。

西沟一别,我想了很久,建议市委把这里作为廉政建设基地,凡是被选拔上来的干部都要到西沟来接受群众教育,过好上岗第一关。我又把市委的班子成员一块请到西沟,开了3次常委扩大会。同样是在冬季,2001年的春节期间,我把4套班子的成员和13个县市区的书记和县长都请到这里来,大家住在群众家,和老百姓吃一样的饭、住一样的房。用深入群众的切身感受,深刻领会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几次会议之后,干部们说,冻掉了身上的官气,领会了群众的怨气,懂得了为长治争气。

第二个寒夜:武乡县西庄子村

2000年3月,我得空到基层下乡,只身来到武乡县与晋中交界处的西庄子村。

已是夜里9时,我走进一户农民家,向老乡讲明来意,表示要在他家吃饭、住宿。老汉连说了十几个“不行”,没好吃的,没好盖的,没好床,房子走风漏气,屋里没有炉子,我说,你能住我就能住。

这个叫陈继元的农民是一名老党员,家里有两个儿子,已到了成家的年龄还没有找上对象。老乡说,家里困难!没有人来提亲。再问村上有多少后生找不到媳妇,他说多了,一个40户人家的村庄有40多条光棍,户均一个光棍汉。

光棍村肯定有它的原因。院子里的一个大灯彻夜明亮,照在床上,晃着双眼难以人眠。我问旁屋还没有入睡的老人,他说,这地方治安不好,院子里点个灯,防贼用。

带着深深的疑虑,我渐渐入睡了。

突然间,一阵铃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睡房旁边是一间牛棚,我顺着声音传来的方向辨别,知道是从牛棚发出的声音。起初不十分在意,过了一阵子便又睡着了。不大会儿功夫,又是阵阵铃声,仍不理睬,醒来又睡着,睡了又惊醒。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起身下床,披上大衣走进牛棚,牛的眼睛在夜色里闪着绿光,紧紧盯着我,像是企盼着什么,等待着什么。我心里说:牛啊牛,你究竟要我这个市委书记为你做点什么呢?如此半夜惊扰,想必当有所求?

我伸手摸摸骨瘦如柴的黄牛,肚子瘪瘪的,想必是饿了。我从牛圈外边抓起一把干草放在牛槽里,牛张开大嘴吃个不停;又加一把草,继续不住地吃……

村穷,人穷,牛也穷,温和饱同等紧要地摆在了这个小山村的面前。
大冷的天,我在院子里呆了足足一个多时辰,直到牛看起来吃饱了,不再躁动不安,才返回屋子里。

牛入睡了,我却彻夜难眠,光棍、饿牛、穷村!为什么我们领导时间最长的地方,解放最早的地方,却是全中国最落后的地方?老区总是摆不脱贫困的影子。揪心的事儿使人再次感到了肩上沉甸甸的压力,压力来自群众的拮据生活,来自党交给我的责任,来自于自己想做一个人民的好官。

天麻麻亮,我找来村干部问个究竟:“牛为什么闹夜?”村支书说,武乡有养架子牛的习惯,把小牛养两三年,卖给晋中地区,一头牛售价1500元。人家买回去用速成的办法,养三五个月,转手就卖了3000多元。

这是个什么账?晋中能养肥牛,武乡咋就不能养呢?“还是穷!”村干部面带苦涩地解释。在这娶不起媳妇的地方,哪有养牛的能力!
我找来乡干部、县干部,大家一起商量着治穷致富的事儿。

集体投人一点,农民筹一点,乡镇帮一点,市县支持一点,西庄子村要尽快摘掉光棍村的帽子。

村支书先是高兴,后又犯愁,集体是个“空壳子”。我告诉他们不要怕,你这里有荒山、荒沟、荒坡,荒地,把这些闲着的东西变成有用的资源。村干部还是不明白,怎么个有用呢?我告诉他们:“承包、拍卖!”先让村里有钱人买,再让全乡有钱人买,然后再让全县、全市的能人来买,实在不行就在全省、全国招标拍卖、承包,从一亩荒山一元钱起价往上涨,涨到只剩下一个人就卖给他。

老乡们这才如梦初醒,除了“四荒”,还有“四边”、“四旁”、“四小”都能变成钱吗?我告诉他们当然能,改革已经20多年了,封闭和落后还在缠绕着穷山穷村的穷乡亲。

这一个寒夜,我没有白受冻。“改革抓产权,发展抓产品”,我把这句通俗易懂的话反复讲,讲得大家都明白了改革的道理。不久,这个村靠拍卖所得,支持农民发展生产,户均收入两年翻了五番,大姑娘走进光棍村,能人进山带来了新光景,改革第一次在山里叫得那样响、那样亮,那么让老百姓感受到实惠。

第三个寒夜:壶关县晋庄

初春,寒风依旧在大山深处刮个不停。老百姓说,春风人骨分外寒。
3月里的一天晚上,我从平顺县城开完会议,吃过晚饭,夜里翻山来到壶关县境内,路过一个叫晋庄的村子。晋庄这个名字给我的印象好像是个先进地方。前面一盏灯亮着,村子不算太小,街中间的路却格外难行。我让司机停住车,下去看看。能看多少算多少,能了解多少算多少,不管白天黑夜,只要能掌握到真情实景,我就兴趣倍增。凡是有准备的,我想就会有虚假的成分。

一会儿功夫,老支书来了,我在村委会大门口向他问话。“吕书记,如果看得起老汉,咱们到办公室坐坐。”他好像认出了我,一句话说得我不得不入内小坐。这个村支书不简单,手脚麻利地打开二层小楼的办公室,倒上一杯清水,便与我拉起了家常。他指指挂在墙上的一面锦旗,上面绣着“山西省农村改革先进集体”几个大字“吕书记,这面旗是您当省体改委主任时亲自授予我的。”我点点头,有印象。

“想不想听听基层的事儿?”“当然想听,要不我下来干什么!”他从村支书说到乡干部、县干部、市干部,句句是那样真切,话里夹带着不少情绪。

“我不是骂干部,现在的干部的确是不像话。吕书记,您要想在长治干点事儿,一个人拉不动300万人的这架破车。干部不改变作风,永远也没有老百姓的好日子过。”

一个基层农村干部能悟出这个道理,我想他一定还有更多的话要说。“你给我安排个住处,今天晚上就住在晋庄村。”

“吕书记,你怕不怕冷?”我说不怕。“不怕我就好安排,要怕就去住宾馆。”老支书快人快语,有话照直说。

“我当了30多年村干部,大小场面见得不少,我没有看走眼,愿意和您谈心说话交朋友。”老汉是村里少有的文化人,说话有骨有肉,既关心国家大事,也关心具体小事,从市里说到县里、乡里、村里,难得有如此真情实意的交流。

“现在的干部变坏了,与老百姓水火不相融。不知道你能不能听得到,也就是我老汉壮胆敢讲真话,因为我什么也不是,什么也不怕。党同人民的距离是什么?不是相声里说的距离美,那是无忧无虑地寻开心、找乐子。晋庄过去是晋东南、山西省的先进典型,我什么荣誉都得过,如今农村难搞了,群众问题、基层问题、形形色色的问题,根子还是在上面,一级不如一级,一茬不如一茬,弄虚作假的办法多,真抓实干的干部少。”

“吕书记,如果你今天一出这个门就忘了群众说的话,下次再来我一定不会理睬你,官再大,对老百姓来说衡量的标准只有一个,办不办实事!”

“晋庄村的路是我们自己集资修的,大公路坏了,卡车拉煤就走我们的路,压坏路无人管,找谁也不理,你能管吗?”

“能管,你需要怎么管?”老汉直言要钱。多少钱?他拿出一个报告,伸出两个指头:“20万元。”我当即批示壶关县和市交通局按照政策合情合理给予解决。

说话说得热闹了,老支书竟忘了炉子还没有点。屋里虽然没有炉子,没有暖气,气氛却格外热烈。

这个夜里,老支书把我安排在一户叫胡守林的农民家住下,早上还领我上山去看壶关人民首创的森林防火墙。沿着崎岖的山路蜿蜒而上,5000里用石头砌就的宏大工程是群众自觉自愿流血流汗干出来的。面对像长城一样壮观的防火墙,我心里情不自禁地感叹:人民真伟大。

第四个寒夜:沁源县王陶村

已经是早春季节,太岳革命根据地的沁源县,山风吹来,依然感觉到缕缕寒意。

黑夜进山,有人提醒我别忘了多带几件御寒的衣服。我想,市委书记不比别人多几分娇气。下午天刚黑,我来到沁源县最富的乡镇所在地——王陶。

每到一地我总要尽可能看看学校,先问学生,后问先生,先看教师,后见校长。

推开一间办公室的门,里面几位教师一边织毛衣,一边聊天。另一间办公室几个人正在玩扑克。旁边的教室里坐着上自习的学生。老师们吵闹的声音很高,学生上课的秩序很差。

我问其中一位老师:“学生上课,你们怎么不到教室?”“我们坐在这里就很不错了。”“为什么?”“谁3年领不上工资还有心情代课?”“欠发你们的工资还没有解决?”“不该发的人倒是按时发了,该发的人却领不到手。”

话里有话,难怪老师们消极怠工。我又问他们:“有多少人领不到工资?”23名教师说他们都敢作证,逐个写上自己的名字。“谁领了工资?”“村长他爹,过去在学校做饭当临时工,不在学校打工做饭已经10年了,今年80多岁,还按月足额领着工资。”

我决定在王陶住下。群众带我找到村支书,我告诉他:“今晚住你家,你给我说说为什么教师发不了工资。”

“没钱吗?”“不是,村里有几家煤矿,每年集体提取的承包费就有17.5万元,还有一些其它收入,村民们种地的种子、农药、化肥全部免费供应,就连学生上学也没有交过一分钱。”显然不是没钱,就是没有把教育放到应有的位置。

谈话间来了分管教育的乡党委副书记,我问他全乡有多少学生,教师欠了几个月工资,他居然支支吾吾说不清楚。

我告诉他,明天中午12时是最后期限,不给教师补发工资,就摘掉你的官帽。他应允着,急忙离去。

这一夜,我的心情比恶劣的天气还要差。这里的干部实在让我寒心。
还是在我上任第一个月的时候,从一封群众来信中我发现长治存在欠发教师工资问题后,第二天早晨6时,我赶到了长治县南董村,找到这位反映问题的刘老师。他十分感动地说,市委书记能为一封信而上门,这工资不要也行!我说:“工资是你们唯一的经济来源,不要不行,我来是因为我管的干部没有给大家办好事情。我向您道歉,请您监督,以便我们把工作做得更好!”

那件事之后,长治县县委书记、县长自愿停发自己的工资,把几年欠发的工资全部发到教师手中。随后,武乡县封存小汽车,沁县压缩行政经费,市教委为此还专门召开了新闻发布会,通报全市欠发教师工资问题已全部解决!全市一次性解决了200余万元的教师欠发工资,一个月解决了几年没办成的事!

拖了几年的问题就这么简单地办了?欣喜中我仍有些放心不下。果然,王陶镇的问题引起了我的警觉,官僚主义的错误绝不能一犯再犯!

一夜未眠,早上6时,还是那位乡党委副书记兴冲冲地跑来报功:“吕书记,欠教师的工资我们连夜全部解决。”解决问题立说立行本是好事,我却无论如何也高兴不起来:为什么书记发现问题,教师就立即有钱了?究竟是为了书记发工资,还是为了教师发工资?

我通知分管教育的市委常委、副市长,把教委主任和尚未完全解决补发教师工资的其余两个县的领导干部叫到沁源,开了一个现场会。
会上,我问大家,工作中有人说假话。办假事怎么办?大家说,办法只有一个:追究责任。于是我们提出一个口号:抓住不落实的事,追究不落实的人。这一次,把追究责任推向一个新高潮,并且把教师工资纳人县财政统一支付,从制度上杜绝了欠发工资问题。一个欠发工资问题,起初,让各县上报出的数字只有100多万元,后来又摸底到了200多万元,再后来仔细落实,涨到300多万元、400多万元,最后彻底解决问题竟用了500多万元!真是虚假无处不在,水分无时不有呵!

我要求全市干部从“王陶事件”中认真汲取教训,并在市委大院竖起一块大石头,用“落下的石头”寓意抓好工作落实。上面刻上3行大字:开会+不落实=0;布置工作+不负责=0;布置工作+督查落实+追究责任=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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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至上


2000年2月之前,山西省长治市拖欠教师工资问题严重。针对这种状况,3月初,市委、市政府提出:不管什么原因,凡是救师领不到工资的地方,首先追究“一把手”的责任,凡教师工资发不了的县、区,书记、县长、机关干部的工资一律停发。实行责任追究制后,拖欠教师工资的县迅速作出反应。书记、县长亲自抓落实,通过财政筹款、借款、停发领导干部的工资和拍卖小车、手机等措施,使拖欠教师工资这一困扰了全市多年的难题,仅用40天就得到解决。

2001年6月,长治市中小学危房改造工程开始启动。市委书记吕日周对中小学危房改造进行调研,要求各地要像解决教师工资问题一样解决学校危房。哪个乡镇、村学校限期解决不了危房,那里的书记就要带上干部到危房去办公,腾出办公室让孩子们上课,并带头捐出一个月工资。

市政府与各级领导签订了危房改造目标责任书,明确提出“完不成任务的干部要让位子”的硬措施。在全市采取多渠道筹资的办法,动员全社会力量,将撤乡并镇后闲置的办公场所优先给了学校,动员干部群众出钱出力,利用社会资金融资改造危房,并将清收两年所欠城乡教育费附加和全额征收今年教育费附加的资金全部用于危房改造。结果,全市原计划筹资4000万元,实际完成7000多万元,原计划改造576所学校,实际完成652所学校的改造建设,原定两年完成的危房改造计划,仅用半年就完成了任务。

652所学校改造工程没有出现一个“豆腐渣”工程。目前,长治市已成为山西全省中小学危房改造工程完成任务快、质量高、效果最好的地市。

第五个寒夜:沁县庄立村

沁县漳源镇是长治最穷的乡镇。在此之前,我曾来过5次,六进漳源是2000年10月29日。

乡党委书记申虎耀汇报了从春到秋的变化。穷地方的每一个小小进步都令我满心欢喜,虽然眼下还不能根本脱贫,但总是向着好的方向发展,总是在老区漫漫脱贫征程中露出了一线曙光。

天色渐暗,我对申书记说,来了多次漳源还没有住过一个晚上,你替我安排一个最穷的村子,找最穷的一户农民家住上一晚。

申书记按我的要求办了。坐车走了好一阵子来到一个叫庄立的山村,在没有院墙,坐在屋里能看见大山的一户人家住下。

与主人张和平拉家常话间,女主人端上饭来。

一碗稀米汤,一盘厚厚的饼子,当地人管这饼子叫“锅盔”。司机见我没有菜吃,从车上拿了些我从太原带回长治吃的咸菜。吃咸菜,啃锅盔,喝米汤,我是一个十几年的糖尿病患者,主食限量,吃饭主要靠吃菜充饥,这下可难为我这个“老糖”了。

吃不饱怎么办?喝米汤吃粮食占指标,我向房东要了一壶开水,稀米汤加水,半小碗米汤配一暖瓶水,以求能填饱肚子,耐住饥寒。

我住的房子里没有炉子,山里的冬天来得早,沁县又是长治唯一不产煤的县,老乡做饭靠柴火,根本不会有任何取暖条件。我想,要想知道群众有多苦,必须自己多吃苦,今晚我就亲身体验一下群众的苦吧。

过去冬天下乡,我一般睡觉不脱毛衣毛裤。这天晚上,我索性脱光衣服上床睡觉。那个冷啊,我第一次领略到“团长”的滋味:身子在被窝里缩成一团,靠体温只能暖热周围的一小片,再一翻身又是一个冰冷的世界。把床上多余的被子压在身上,只感觉压得沉重,却没有一丝暖意,伸手一摸,被子里的棉花已经成了一团一团的废棉絮。

家冷、床冷、被冷,这一夜只觉得特别漫长,特别难熬。我连打了几个寒战后,身体开始打颤,这征兆预示我可能要感冒了。明亮的月光透过一块小玻璃洒在屋内,像是落下了一层薄霜。我忽然想起了一句唐诗: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上中学前,我一直和全家人住在大同县落阵营村的土坑上,寒夜也是脱衣服睡觉,不脱光衣服睡不着觉。可现在,就受不了这样的冷,是我官大了,身体娇惯了?还是自己脱离群众多了?5时,我下决心起床,想到外面走一走,运动运动发发热,或许能抵御感冒的袭击。

一个人在山村里散步。村子里突然传来一阵马达声,汽车在我身旁停下,车里下来的是沁县县长俞长生。见我裹着棉大衣,说话的声音沙哑,又连打几个寒战,他流着泪对我说:“吕书记,你不能老是这样。你5时起床,想睡到七八时的人就会对你有意见。”我说:“干部就要带,带头、带领、带动。300万人的市委书记每天睡到7时,其他干部就敢睡到8时、9时?”俞长生同志又哽咽着说:“我们可怜你,你这样干,有人向省委反映,你是得了民心,失了官心,刚才我得知,昨夜有人给你在长治市区散发污蔑传单。你看,这是给我寄来骂你的诽谤信。”他真诚的话感染了我,也使得我热泪盈眶,但我不是可怜自己,而是可怜我们解决了衣温,还没有解决饱温的农民;可怜想为人民办事,又顶不住官僚主义者压力的干部。我向长生同志讲了民心和官心的关系,讲了欢迎举报和反对诬告的关系。

晚上回到市里,我在当天的《长治日报》上批了这样一段话:各级干部都要带。带不动也要带,哪怕拉车的绳子勒到肉里,也要拼命地往前带。干部不带,群众不富,老区难变。

我想,带的作用就在于身体力行。要敢于付出代价,要用自己的苦换来群众的甜。那个冰冷的夜,使我以后的半个多月嗓子沙哑,讲话吃力,直至随省委书记田成平同志到南方考察,方才好转。这是大自然对我长期脱离群众生活的无情惩罚,我找到了自己和农民的表面看是体质而实质是思想上的差距。我在讲群众路线时,除讲群众最可敬、群众最可爱、群众最可畏之外,又加了一条,山老区群众最可怜。我悟出一个道理:只有干部甘当吃苦人,才能改变老区的受苦人。

第六个寒夜:武乡县分南村

这一个不是我的故事,却是与我形影不离的身边人的事儿。

司机小霍跟了我七八年,我认为他不怕累,肯吃苦,还能自觉与群众沟通联系,工作生活中与我有很多相似之处。从太原到长治,从省体改委主任到市委书记,我每年有200多天在全省各地下乡,走哪儿、吃哪儿、住哪儿,他从不讲价钱,从不计较条件好坏。我吃多少苦,他也跟着受多少罪。到长治工作的两年间,我住哪儿也少不了他的份儿。

一天早上上路,他在车上给我讲了一件事,让我颇受咸动。

原来,我每每住进农民家,他都一个人独自在车上睡觉,马达驱赶车内的寒气,座位放倒就是一张床。他说,在车上比在老百姓家里睡得舒服、暖和。

的确,小伙子精明,跟久了领导,应对的办法也就多了。

在武乡分南村的一天晚上,我在老百姓家里睡,他把我安顿下就出去了,我以为他也找了一户老家睡去了。不想,晚上他一个人在车内,睡着睡着,突然听到车外有声音,小伙子起初以为有人在算计车,从车上找了件工具下车,只见两位老乡笑着迎上来:“司机同志冷不冷,到家里暖和暖和吧,车有我们替你看着,不会出事的。”

司机有点摸不着头绪,老乡继续说:“吕书记来我们村过夜,我们受感动。我们也想给他出点力,一合计,吕书记的车不能在俺村出了问题,就来看车,没想到你司机这么负责,还在车上睡。”

“原来老乡在表扬我。”司机大梦方醒,将错就错:“你们是村里安排来看车的?”“不是。俺们自个来的。吕书记到俺村,老辈人说,这干部比打仗时的团长还要大,一旦车被弄坏了,就会影响工作,他一天办的事,比俺们一年办的事还要多、还要大。”

我在屋里睡,屋外老乡在替我分忧,这事还是头一回听说,然而,被感动的不仅仅是我,我的司机更是受益匪浅。

“我哪里是看车,我是怕脏才在车上睡觉。”小伙子十分惭愧地向我讲述这一夜的经过,“长治的人民真可爱,老区的群众就是觉悟高。”他当下表示:“吕书记,以后我也不在车上睡了,脱离群众的事,你不干,我也不能干,我觉得愧对乡亲们那股真情。”

打那以后,我几次住下,专门有意出来看看,果然,车里没有人睡觉了。群众的热情,感染了我,也感染了我周围的人,大家逐渐懂得了党的群众观念,群众意识,学会了怎样去与人民群众增强血肉般的扎实联系。不为老百姓办事,怎么对得起人民呢?

第七个寒夜:沁源县晋阳矿

长治作为煤炭生产的主产区,连续两年没有发生一起重大安全事故。有人说我运气好,其实这还是得益于我们干部深人基层,得益于我们对群众的一种朴素理解。

话得从2000年12月14日说起,时序已到年关,安全工作必须十分强调。我已在不同场合调查和强调要十分重视武器弹药库、金库、糖库、物资库和煤矿、监守所、炉焰的安全保卫工作。但我仍然十分不放心在管理上漏洞多而小煤矿多的沁源县。特别是2001年,山西省连续发生多起煤矿重大安全事故,使我顿觉安全问题重如泰山。这天夜里,我从太原开完会,专程绕道来到矿井管理混乱的沁源县。这里的煤质好,售价高,利益驱使一些人不顾安全生产条件,盲目乱采私开,造成黑矿多、私矿多,安全隐患也特别多。

夜里8时,我来到沁源通州煤焦公司的晋阳煤矿。这是一个股份制性质的矿井,经理叫任铁柱,过去我曾帮助他搞过企业改制。老朋友相见,他马上安排我吃饭。我说:“工人吃啥我吃啥,吃饭不搞特殊化。”他跟着我头一回来到职工食堂就餐。馒头、大烩菜。吃饭间,县委书记杨民主闻讯赶来。我问了安全问题,他们说已经布置了,安排了,检查了。我说你们去过现场没有,到过井下没有。杨书记说抽空去看看。我说:“今天就抽空吧,咱们一块去下井。”老杨迟疑地说:“今天矿上休息,工人不上班,井下不干活。”

我和县里同志走出职工餐厅,正巧遇上一个穿着工装的工人。我问他干什么去,他回答“上班”。我扭头看了一下县委书记,他急忙解释说:“这个煤矿安全条件差,要下井咱们找个好地方去!”我说:“要看就看不安全的地方。”他怕我不安全,还是跟着我穿上工作服,步行下井,开始还能直腰行进,走着走着,前面就是只有70公分高的开采煤层通道了,人只能爬着往小洞里钻。头顶和四周是厚厚的煤层,脚下是污黑的泥水,前面一个工人引路,我们像瓶塞一样往前挤,大概走到200多米时,杨书记说:“吕书记,咱们回吧!”我当时也感到浑身发酸,呼吸困难,体力不支,但我坚定地说:“见不到工人不上井,前边继续查瓦斯。”

在意志和信念的作用下,我咬紧牙关一点一点爬行,每前行1米,就要出一身大汗。我把前面的目标,当成是自己缩小同人民的差距,走一步就与人民近一步,走一程就离官僚主义远一程。我更想到,干部回到人民中也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必须要敢于接受各种恶劣条件的挑战,敢于与一切困难进行斗争。

走着走着,前面有了淡淡的光亮,仿佛是工人头顶上的矿灯,杨书记高兴地大声喊起来:“我们见到工人了!”

来到工人中间,杨书记激动地对工人来到工人中日,杨书记激动地对工人说:“师傅们,市委吕书记到井下看大家来了。”矿工们停住手里的活,慢慢地抬起头,一张张黑乎乎的脸,一双双黑乎乎的手,一件件黑乎乎的衣服,黑色中转动中的一双双眼睛,好像有几分疑虑。杨书记拉过我去向大家介绍:“这是市委书记吕日周同志,到井下来检查安全生产。”

大家看见我们几位脸上、身上和矿工一样的黑色污垢,工人们哭了,说:“别说市、县委书记,就连村支书也没有爬到井下检查过安全生产。”五六个人把我们围在中间,黑黑的脸上流出滚动的泪珠,至今还深深地印在我记忆中。我们对工人生命负责的行动进一步唤起工人群众对党的感情,三代下井挖煤的老张师傅动情地说:“共-产-党-好!”工人师傅字字千钧的动情表述,是对干部转变作风的热切企盼和评价,是在呼唤一种新风的扑面而来。

井下600多米深处的这一幕,在我一生中算是一次特殊经历和终身难以忘怀的一幕。面对工人,我哭了,我为工人的真诚而落泪,为井下恶劣的生产条件而担忧。在这样的环境里,他们用艰苦创造着财富,用生命的代价换来当地群众生活的不断富裕。

短时间交谈后,工人们劝我马上离开,作业面的条件太差,危险也很多,一位高个子工人说:“您当的是全市几百万人的家,您多呆一会儿,我们就多一分不安。”

往回返的路上,我们选了另一条道。路是高了一些,也宽了一些。但头顶上是一支支冰柱,脚下面是厚厚的冰坡,走起路来尤其吃力,更需小心。走在这路上,杨书记一边走,一边说:“工人一个月挣1万元钱也应该。”我问他:“给你1万元工资,你来吗?”“两万元也不干!”是啊,金钱的确非常重要,但它必须建立在拥有生命的前提上。共产党之所以强大,是因为它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时刻挂在心上,几十年如一日地加强血肉联系。

快走到井口,体力严重透支,实在是筋疲力尽到了极限。两个工人架着我走出井口。

一位老工人帮我掸掉身上的煤渣,动情地说了一声:“吕书记,人民群众欢迎你!”我想,下一次井,就能换得群众如此高的赞誉,说明我们还是来得少。工人们天天下井,谁为他们激动呢?

站在矿井口,没来得及清洗,煤渣、汗水很快就结成了冰。我一边用力抠去身上的冰渣,一边大声地对在场的干部说,工人在井下经历千辛万苦,我们在安全问题上出一点事就是失职,就是犯罪!长治市要实施安全隐患责任追究制!谁不能保证工人安全,就让谁不能保全自己的官帽!

第八个寒夜:沁县北河村

2001年2月12日,这天的雪下得特别大。群众说,这是长治几年来没有过的一场好雪。原定这天我带领机关干部到沁县漳源镇蹲点,大雪动摇了不少机关干部,有人说改天吧,也有人庆幸不用下乡了。

“不行!”越是艰苦越能锻炼干部。我第一个坐在中巴车上,陆续,人就到齐了。车按原定时间出发,按预定时间到达了沁县漳源镇。我在漳源镇说的第一句话是:“丰年好大雪,良种人土志如铁。”

我又一次拒绝了镇党委对下乡干部的烟、水果和小吃的招待、陪伴,并和市委副书记王进卯,副市长常反堂同志一起研究制定了下乡9条铁纪律:以普通群众出现,普通干部出面;不花基层一分接待费;不让下边一人陪;不欠房东一顿饭钱;不拿老乡一点土特产品;调查不漏一个问题;处理难题不留一点尾巴;不让群众有一点不满意;贯彻学习“三个代表”,不能缺少任何一项内容。

按照我的要求,市委副书记、副市长和蹲点的局长们、机关干部们各自分头步行走村人户。

我要去的地方叫北河村,离镇上8里地,踏着厚厚的积雪,身上披着飞扬的雪花,平常热闹的208国道上,此刻寂静无声,我们的踏雪声,像是一首雄壮的进行曲,打破了山村的宁静。

走进一个叫刘怀庆的农民家。老刘为我掸去身上的雪花,亲亲热热拉起了家常。他家一年能打6000斤粮食,喂着一头牛,在村里还算不错的人家。

晚饭后,老刘继续给我算着他的收人细账,一笔、二笔、三笔,全家8口人,去年收入达到了6000多元。老刘的妻子宋巧仙忙完厨房的活儿,也加人到我们的算账中来。说到粮食,巧仙来气了:年前,她去粮站卖玉米,把2000元钱揣在怀里,准备到长治置办年货,不想在公共汽车上被小偷偷了个精光。她说这一年,长治的环境对她家来说是最坏的。

这是4000斤玉米的全部所得,全家人过日子的活命钱,巧仙气愤地说:“我发现钱没了,马上下车去追。追不住小偷,又急忙跑到屯留上村派出所报案。所长听了我的讲述,好像认识那个手上有白点点的小偷,后来他又摇摇头,说这事难办呀。”

“回来的路上,我越想越伤心,一年的劳动就这样没了!我听说市委吕书记刚来就曾下村在村口调查过,就想起给吕书记往市委办打了个电话。市委办接电话的是个女同志,口气很不好,说:‘这点小事还能找吕书记,你真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农民!’没等我再讲话,就挂断了电话。”巧仙说,她当时就气哭了。她说,也真巧,你今天到了我家住。
过去找我见不到面,今天我主动送上门。这个雪夜让我冷静地思考了许多,和衣起身,我半夜打开灯,给市里分管政法的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和公安局长写了一封长信,要求他们必须马上破案。

一个手背上患有白癜风的窃贼,一个知情摸底的派出所所长,事情如此简单明了,怎么能破不了案呢?还是心里没有群众!之后,我在政法会上讲,在不同场合上说,压力终于变成动力,案很快破了。巧仙的钱失而复得,全家精心赶制了锦旗送到市委。我告诉他们,这旗不能要。没有办好人民的事,我们心里愧疚得很!

群众的事为什么只有在领导再三督促要求下才能迅速得以解决?追,在这件事上决不能松手!一定要追个水落石出,追出个责任明确。屯留县进行了连带责任追究,撤了派出所所长,处分了分管局长,并追究了县政法书记,直至副县长的责任。这件事后,我们在三个公式之后,逐步形成了“五步曲”工作法:寻找问题,发现问题,公开问题,解决问题,追究问题。

在那个寒夜,我还给市政府的秘书长打了电话,要求他第2天进行机关整顿,要解决机关干部和群众血肉相连的关系问题,逐一统计群众来电和处理结果,并要求在媒体公示。

第九个寒夜:沁县乔村

快要告别2001年的时候,冰雪覆盖着的沁县乔村,12月13日迎来了一批客人。我带领市委办公厅机关的30多名干部来这里下乡,与群众“三同”。

数九的第2天,天气格外冷。在去沁县的路上,我通知县委,给我们选一个最穷、最困难的山村去工作。

晚上7时,我来到王治川家。这户家庭的男主人算是村里的能人,读完高中返乡务农,养牛、种菜、外出打工,一年收入4000多元,在他的这笔账下,供养着他的父母、妻子、一双儿女,家庭的担子不轻。
王家把新房让给我住,床上的铺盖是他们家舍不得盖的新被子,屋里还有蜂窝煤炉子。

吃过晚饭,我想打几个电话安排工作,手机只能在院子里用。零下20度的天气,站在冰雪地里,身上披着棉大衣,脚上穿着厚棉鞋,刚从口袋伸出来的手很快就冻麻了。再换另一只手,就这样反复几次,两只手都没有了温度。简捷通话后,我到村子里绕了一圈,寒星点点,冷月如钩,山村静得只能听到嗖嗖刮起的西北风。

烧柴做饭,取暖靠天,沁县人的苦我有足够的心理准备,但真正的冷还是在这个夜里。

主人把炉子封上,随同的干部告诉我睡觉时要头朝里面,门口的风会很冷的。听了忠告,我把枕头放到墙角处,头向里,脚向外,这个小小变化改变了我用台灯看书的习惯。

这次我不敢脱毛衣毛裤。

睡到夜里,头边感觉到了冷风,从外向内,刺骨的寒冷。起初,我想,脚下有风,那是从门缝刮过来的,头边有风是何缘故?可能是心理作用吧?继续睡觉,渐渐地更冷了,我试着把一只耳朵向上,一只耳朵向下,靠脑部压迫增温,过了一会儿,露在外面的耳朵受不了了,耳朵换位,头却无法得到保障。

夜越深,风愈大,屋越冷。我把放在枕头边的手电筒打开,下意识地看看墙壁,两条裂开的墙缝从屋顶到床边,再伸头感觉一下,果然风由此而来,我几次尝试挡风的办法,却都没能成功。

觉是睡不成了,头脑却异常清醒。我躺在床上想起了很多往事:儿时,母亲每天早晨先为我用身体暖热棉衣,再穿在我的身上。父亲怕我冷,先将帽子在自己头上捂热,再戴在我的头上,天下疼爱莫过于父母。父爱母爱是最纯洁、最伟大、最令人终身难以忘却的爱。今天,我身居一个地方的要职,人民像父母一样关爱我们。自己舍不得用炉子,却为我点燃了热火;自己腾出暖房住冷屋,把最好的被子给干部取暖。想尽一切办法让我们在乡下吃好住好。人民的情,来自于对党的热爱、对党的崇敬,人民是最可爱的。

人民也是最可敬的。为了响应市委提出“村村通水泥路”的号召,乔村的老百姓每户卖掉50元钱的玉米捐资修路。邻村的修路工地塌方,一位小青年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人民也是最可怜的。在筑路现场,我亲眼看到,一家人中的爹来了,娘来了,媳妇也来了,连不会走路的小孩子也被抱到了工地,放在冰天雪地中,小脸冻得青一块、紫一块。在工地干活的群众谁也不戴手套,我对秘书长说,大家省一省,给群众匀出一副手套来。我们少抽一包烟,就能温暖一颗心。

人民还是最可畏的。面对如此好的群众,面对如此英雄的老区人民,我们有什么理由不把权力交给他们,让他们来评价干部,决定干部的取舍?只有让人民掌握干部的命运,长治才能营造出一块让人民放心的“净土”!我把所见所想写成讲党课的提纲:干部行动上由懒变勤的关键是思想上要从官本位变为民本位。

早晨6时,在小学校的教室里,我给农村基层党员和来下乡的机关党员讲了四点:人民最可敬,人民最可爱,人民最口怜,人民最可畏。
党课后,下过乡的干部都讲出一番发自内心的感慨。两位正处级女干部在住处,按老乡嘱咐把皮鞋挂在墙上,怕被老鼠咬了;为了给一位干部取暖,老乡不惜把过冬的秸杆烧了一整夜;第一次到农村的机关大学生,吃不下去老乡做的面条,然而他揭开群众吃饭的锅,里面却是玉米做成的糊糊,家里的小孩还眼巴巴地盯着干部吃剩下的饭。这两年,我们要求干部下去,深人基层不等于深人群众,深入群众不等于深入人心,只有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追究责任,才能叫深人,才能建立起与人民群众的朴素感情。

第十个寒夜:襄垣武警某兵营

2000年12月22日,我下乡到了襄垣县城。县领导告诉我,连日天气骤变,寒流袭击,襄垣遭遇了十几年没有过的寒冷天气。

果真如他们所说,走下车来,就像换了个世界。路上运肥料的牛车踯躅前行,牛鼻孔里喷出蒸汽一般的呼吸,不一会儿就结成了冰茬茬。站在路边的人不停地搓手、跺脚、捂耳朵,大自然改变了人们的常态。站在襄垣西营镇的农田里和农民讨论千园万场的事儿,大家说话都夹着颤音,面对冷天的失态,大家相互会意地报以一笑。

我问群众御寒准备得怎样?老乡说,县里、乡里已经为困难户做了特殊安排,牲畜也提前采取了防寒措施。只是天冷,地里干活的人少了,快过年了,也很少有人再忙田里的活儿。我说:“大家辛苦了一年,也该享受一下丰收的喜悦,过个舒心年。”

“好冷的天啊。”县委书记李国峰几次劝我回宾馆,我略加思索后问他:“襄垣什么地方最冷?”李国峰同志说,要说冷还是山里,县城西面10公里处的一条沟,平日无风也尘土漫天,天一转凉,襄垣的群众都诅咒那条沟,好像襄垣的寒冷都是从那里衍生出来的。我好奇地追问:“沟里住不住人家?”“不住,倒是有支部队驻扎在里边。”“部队?什么部队?”“长治的武警部队,看守一个国防仓库。”

我问李国峰,“你去过没有?”他说,“县里每年慰问一次,去过的人没有不被感动的。”

“就去兵营!”县领导以为我开玩笑,继续打电话安排我到宾馆住宿。我十分严肃地重复我的决定,“今晚我去兵营住!要到最冷的地方去,到最苦的地方去体会战士们的艰苦。”我想,这绝不是什么出风头,在长治当一把手,不知道什么地方最冷,不知道什么人最苦,还算共产党的官吗?

县里的同志看无法说服我,勉强地答应道:“我们去准备一下。”我摆手制止,“战士们怎么住,我们就怎么住;他们吃什么,我们就吃什么。”

沿着一条蜿蜒曲折的小路,我们驱车到了武警支队。

战士们列队欢迎我们,虽然只有20多个人,但他们笔直整齐地排列在不大的院子中间。大队长要我给大家讲几句话,此时此刻,我说点什么呢?“同志们,只有一句话,你们为了人民的事业辛苦了,老区的人民感谢你们!”

真正的苦,是战士,是我们的子弟兵。

该吃饭了,部队为我特意安排在小家里就餐,我说要和大家一起吃,中队指导员只好带着我来到战士食堂。几张餐桌,几把木头凳子,一个取饭的窗口,这里的饭厅完全没有食堂应有的那份热闹和暖意,冷冷清清,空空荡荡。我索性进了厨房,掀开一只大笼屉,里面全是冷馒头,一只军用大锅里散发出整个屋子里少有的热气,前面站着排队打粥的战士。“就吃这些东西?”指导员以为我嫌饭菜质量差,解释说:“不知道领导要来,没有来得及准备。”我问排队的战士:“你们平时就这样吗?”一个小战士点点头:“刚来时不习惯,日子长了,大家就把苦当成家常饭吃。”指导员说:“初到这里的战士没有不掉泪的。”
坐在餐桌旁,有人替我端上饭来,冷馍加热汤。这里资格最老的战士告诉我,“您是我们建队以来到过的最高首长。”

晚上,我把随行的人统统赶走,一个人住在兵营。屋子不大,但十分干净,我和衣睡下。夜里西北风狂吼,吹动着棉布门帘,发出有节奏的响声,松涛声,狼嚎声,组成了山里独有的小夜曲。

早上5时,我起床后才发现这里是一条四周被山环抱着的狭长的沟,这个没有多少绿色,没有什么生机的地方,还是深沟里条件最好的中队部,再问山上值勤的战士,他们说能来这里就像进城一样高兴。
战士们担负着方圆近百公里的护卫任务。山上的每个岗哨只有一两个人,工作生活比这里还要艰苦许多,一星期下山一次,日用的消耗品一次备齐,山里没有任何的文化设施,吃水要步行几十里才能找到水源。大雪封山后,战士们的日子就更苦了,取暖烧柴,做饭化雪,乏而无味的生活考验着一批又一批血气方刚的后生,锻炼出一代又一代的武警卫士。

尽管艰苦,战士们还是苦中寻乐,寻找着这里留给他们的美好记忆。
到过这里的一位记者说,只有到过襄垣兵营,才能体会“艰苦”二字的真正含义,只有来到战士中间,才懂得谁是最可爱的人。

后来,我从长治武警支队听说,二大队四中队是全省武警最艰苦的基层连队。我为这些无名英雄们感动:地方上一定要想方设法改善战士的生活、工作条件。

长治有拥军传统,那个寒冷的夜晚,使我有了一个双拥工作的明确思路,长治拥军要不忘7句话:平时不忘战时;市场不忘战场:做事不忘军事;待人不忘军人:抓教育不忘国防教育;抓培训不忘军训;研究投资不忘军队建设投资。

经过一年努力,长治人拥军热潮一浪高似一浪,不久被评为双拥模范城。北京军区在长治召开民兵参建现场会,杜铁环中将为老区群众的拥军热情感动,他动情地赞道,老区永远是一座不倒的丰碑。

第十一个寒夜:长轴集团公司

长治有个轴承厂,比共和国的年龄还要长。半个世纪里,轴承厂曾创造过无数个国内之最,直至目前也是全中国为数不多的几家大轴承生产企业之一。正是这样一家企业,80年代曾以改革典型,成为山西国企改革的领旗人。然而,20年过去,企业却债台高筑。

市委号召领导干部深入基层,蹲点解决实际问题。我选了两个联系点,一个是沁县漳源镇——全市最贫困的乡镇;一个是长治轴承集团公司——全市最困难的国有企业。

2001年2月23日,我带领干部到长轴蹲点,用漳源下乡的办法,要求干部以普通干部身份出现,以普通工人出面,扎实深人搞“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兴“三问”:问生活变感情,问问题追根源,问措施下决心。

这天晚上,我住在工人张师傅家。听说工人家住进市委书记,大家争着抢着与我谈企业的事。

起初我凭借着自己山西省10年体改委主任的经验,积极为企业寻找走出困境的办法,帮助企业完成规范改制。两权分离,分块激活,模拟股份,一厂多制等等,我自认为这些改革措施符合山西省情,符合企业实情。不想工人对我说:“您还是不了解企业,摸不透工人的心思。”

我有些纳闷,企业不景气,工人又拒绝改革,究竟为哪般?

17岁就进厂做工的赵根祥老师傅对我说:“吕书记,你说的都在理儿,但长轴还有比改革更紧迫,更让工人伤心的事。”“啥事?”我紧追不舍。

他拿出一份反映企业问题的材料,“过去每月生产用钢材500吨,现在每月用料高达900吨,产品没有增加,钢材哪儿去了?”

“1993年,轴承走俏,厂里放着大客户不做,偏偏去找个体户经销,售价比过去的固定客户还低,为什么?厂长吃回扣!”

“材料进厂有猫腻,董事长的儿子负“材料进厂有猫腻,董事长的儿子负责进原料,购进的钢材就像木材一样,手掰就弯,一折就断!而且价格比市场价还高1000多元。”

“几个心术不正的人合谋,用一张假发票,就私分了价值整整一列车煤的巨款。”

“顶账回来的汽车丢了,没人过问。”

“一卡车的轴承,从工厂到火车站也就两公里左右的距离,出了厂门拉不到车站就被私分得一干二净。”

“一年的原料成本无端就增加了800万元,而工人已经12个月领不到工资。”

……

“吕书记,您说,长轴啥事儿最紧最急?不在企业改制,而在干部腐败!”

不是工人不想改革、不思进取,而是干部腐败让改革变了味儿。这一夜,在工人家住宿,我又一次失眠了。天冷,没有工人的心冷;地寒,没有企业的干部更让职工们的心寒。一桩桩,一件件,令人气愤、发栗。

怎么也睡不着了,我连夜打电话找到市纪检书记曹燎原,要马上组织人马,彻查!严办!挖出企业所有蛀虫,惩治腐败,教育干部!
纪检干部进厂后,列出长轴的48个大问题,每一个问题都是一次触目惊心,每一笔数字都沾满了工人的血汗。

不严惩腐败就不能平民愤、安民心。

长轴问题公布于报端,23名腐败分子被立案调查,企业曾经遭受的损失一笔笔被追回,工人们情绪顿时高涨起来。

听说工人要恢复生产,在长轴干了50多年的老工人赵庆龙,把自己用辛苦和汗水积攒起来的钱,不!应该说是用血水和泪水换回来的钱,拿到了财务处。9000元,他解开一层又一层的包布,凝重而又庄严地交给财务处处长,“企业有希望,大家就有希望了。”在一个长期亏损的企业职工家庭,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数字,在一个贫困职工的家里,这就是一笔比命还珍贵的钱。不是吗?老汉在企业拼死拼活,一个月工资才发120元,这么点钱还常常不能按时领到。他平时省吃俭用,恨不能把一分钱掰成两半儿花。就是这样一位极其困难的职工,要把他毕生积蓄献给企业。七旬老人对企业的这份情,这份意,哪一个干部能够做到?再与那些企业蛀虫相比,这差距可谓天壤之别。

挖出一批腐败分子救活一个企业。工人说,没钱不怕,没有市场也不怕,最怕的就是干部黑心,没了良心,失了民心。

反腐兴企排山倒海般迅速在长轴掀起。我要求,长轴必须让工人说了算,让职工决定自己的命运,让工人决定干部的命运。民选干部,开了长治选拔企业干部的先河;模拟股份制像惊雷般震动了长治所有国企。群众热情空前高涨,社会支援空前热烈,失去客户找上门来,发誓不与长轴合作的单位又恢复供货,机械转动了,市场启动了,工人激动了。2001年,长轴一年减亏400万元,新任董事长说,2002年,我们要站在赢利企业的领奖台上。

因势利导,我住宿职工家,黎明即起讲党课,先后9次畅述了9个不同的群众观点:工人是主人,干部当学生;工人是主人,当家做主人;工人是主人,政府服务好;工人是主人,自己救自己;工人是主人,改革打先锋;工人是主人,干部动真情;工人是主人,亏损愧群众;工人是主人,责任记心中;工人是主人,干部变作风。

解决了企业的事,还有职工的事。一个寒冷的晚上,我在长轴车间劳动时,遇见女工桑彩平,她手脚麻利,干活不怕脏,不怕累,我请她当师傅,教授我技术,指导我干活。我问她,我这个徒弟能帮你干点啥?她直言快语:“如果能分给我一套平房,从地下室搬到地上,我就心满意足了。”经我细问,才知道原来她的丈夫在工厂当了17年工人,至今一家3口还住在不足10平方米的地下室里。

在车间于完活,我问桑彩平,“能不能到你家看看?”她说:“当然可以。我为您做最好吃的饭菜。”我打断她的话,“只是想看看你的房子,饭不需要讲究,有啥吃啥。

来到她家,彩平为我的光顾落泪,我为职工的住房条件伤心。

说10平方米,只是凑个整数,其实根本没有那么大,还没有我们有的干部家的厕所面积大。门口竖着一个大衣柜,进出此间必须侧身通过,电视机吊在床的一端,看电视必须到床的另一端,饭桌更小得可怜,放下碗放不下水杯,这一切,让我心里愧疚。多么好的工人,他们只要能栖身,有个吃饭睡觉的地方,就能创造企业财富,创造国家财富。

我们连工人这样基本的生存愿望都不能让他们满足,还配共产党这个称号吗!

彩平告诉我,天冷并不怕,最怕的是夏天下雨,潮气令人难以忍受;家小也不怕,最怕夜里睡觉关上门,空气一点也不流通,死气一般地憋得一家人都喘不上气来。

“对不起。”这样的话,我平生讲得不多,但这时我必须要说。我身为长治的市委书记,老百姓的父母官,后来我改成要做“以老百姓为父母的官”,长治竟然还有人住在地下室里。彩平告诉我,住地下室的,不是就她一家,在长轴还有十几家。我当即让市经贸委主任去调查,让房产局的干部去摸底,全市一共查出住在地下室里的职工家庭100多户。再没钱,也要解决工人们的住房问题。于是我和分管副市长商定,用一年时间,让所有住地下室的职工家庭全部搬进楼房。

职工住房问题,企业腐败问题,干部作风问题,表现在基层,成因在上层。长轴现象使我陷入苦苦的沉思之中。干部变作风,群众得实惠,长治要实现三增:财政增入,市民增资,农民增收。

2001年,长治市机构改革,第一批被市人大研究通过的15名政府部门的一把手,刚刚接到任命,我就把他们安排到长轴,与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上好上岗第一课,只有多了解工人,才能知道群众希望干部应该是什么样的干部。市建设局局长李秀亭说:“如果不是吕书记安排到企业受教育,我们中不少人已经约好喝庆功酒。我说,就喝职工食堂的稀粥吧,喝了头脑清楚,办事不犯糊涂。”

500余名处级三讲对象,我让他们都到困难企业去,每个人找一家困难户去吃饭,每个人写一篇心得体会。市纪委的一位新任常委这样写道:“我去的困难户,几次要求和他们一起吃饭,主人却迟迟不肯,原来这个5口之家,没有一个人能领到工厂发的工资。他说,家人吃的是昨天的剩饭,就连剩饭也只够他们自己吃的。我十分羞愧地等了两三个小时,饿着肚子回家了。我为没有完成任务沮丧,也从这次特殊的晚餐中受益匪浅。”他没有完成自己的吃饭任务,但我相信工人讲的是真话。人民群众的一时一事,足以让干部去深刻领会一生一世。

结  语

第11个寒夜过去了,还有许多个这样的寒冷夜晚,这样的冷酷遭遇。煤车逃费,每年长治有5000万元白白流失,我和执法人员深夜站在黎城县东阳关的雪里查车;沁县松村有人偷砍林,我和司机熬夜受冻,查问究竟;骑车到防爆厂,发现上夜班的工人没有吃饭的地方,诸如此类,问题像大山一样堆积起来,不深入难晓百姓情,不勒奋难解群众事。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告诉我,必须深人、深人、再深入,扎实、扎实、再扎实,用心感受上党,感觉被落后困扰了一代又一代的老区人民。

11个不同地方的寒夜,我翻阅着脑子里的故事,领会理解着为人民服务的深刻含义。到人民群众中去,感受才会更深切、更紧迫、更富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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