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个国际和平医院

2019年是白求恩医生逝世和毛主席发表《纪念白求恩》80周年,这使我更加关注有关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的光辉历史。我曾在山西长治医学院附属和平医院服务过,之后拜访了在多个国际和平医院治疗或工作过的前辈:张中如老将军、汉斯.米勒夫人中村京子阿姨、李新农夫人骆行阿姨等,查阅了《宋庆龄和她的慈善事业》、《两个洋八路的中国情缘》(沈海平著)等资料,对国际和平医院有了初步的了解。

1938年1月,加拿大共产党员白求恩医生率医疗队从温哥华启程抵达香港。他在宋庆龄的帮助下,带着20多箱医疗物资来到延安,受到毛主席和延安人民的热烈欢迎。同年6月,宋庆龄、廖承志等在香港成立了一个国际救援机构“支援白求恩小组”,不久改名为“保卫中国同盟”(以下简称保盟),利用香港的国际自由港优势向全世界募集物资、资金、医务人员,输送到抗战前线和敌后抗日根据地。

1938年7月,国际和平委员会在巴黎召开的世界反侵略大会号召援助中国抗战,帮助中国建立一个伤病医疗中心。会后,宋庆龄与援华代表决定把白求恩在晋察冀边区五台山建立的八路军医院作为这样的医疗中心,定为第一个国际和平医院。宋庆龄协助将英国援华会提供的2450英镑和美国、加拿大的中国之友社提供的捐赠物资送给该院。

宋庆龄在评价国际友人对国际和平医院的援助时说:“这种支援对保卫中国的作用,不亚于以飞机、坦克和枪支的支援。”到1946年,“保盟”为八路军、新四军援建了8个国际和平医院(分别在延安、晋冀鲁豫、晋察冀、苏北、山东、晋绥、冀热辽、中原),42所分院,11800张床位,20个流动医疗站,组成了国际和平医院网络。新中国成立后,这8个医院有的保持建制至今,有的合并或转改为其它医疗机构。

第一、延安的国际和平医院







八路军军医院1938年在延安拐峁村成立,王稼祥、滕代远等与医务工作者参加了成立典礼。白求恩到达到延安后,负责接待的滕代远参谋长原想留他在延安八路军军医院工作,但白求恩坚持要去前线,只好安排他到抗日前线晋察冀去。1939年11月,49岁的白求恩不幸殉职,滕代远主持了在延安的白求恩追悼大会,毛泽东亲笔题写挽词。12月13日,延安八路军军医院改名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不久迁往延安柳树店,苏井观、鲁之俊、黄树则先后任院长,汪东兴、刘新权先后任政委。

该院大门口有一个用石灰刷得很白的宽大影壁,上面写着医务人员全心全意为伤病员服务的《十要十不要》守则。影壁后面半圆形的山崖上是100多孔窑洞,窑前建有手术室、简易礼堂和40余间平房。院内环境整洁,花草树木也多,医务人员自力更生制作设备和药材。该院是当时延安规模较大、医疗设备较为齐全的医疗中心之一。

“保盟”、国际友人给予该院大力支援,来自美国、加拿大、德国、印度、朝鲜等国的马海德、爱德华、柯棣华、巴苏华、汉斯.米勒、方禹镛等国际志愿者在此服务过。该院救治了大量八路军指战员和人民群众,其中包括周恩来、刘伯承、徐向前、陈毅、贺龙、王稼祥等。毛主席来此看望、鼓励伤病员“既来之,则安之,自己完全不用着急……”。美、英等国的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专程到医院采访伤员,八路军营长张中如用亲身经历批驳了顽固派污蔑八路军“不抗日、没伤员”的谎言。

抗战胜利后,该院的大批医务人员被派往东北、华北、西北的解放军医院。

第二、晋冀鲁豫的国际和平医院




  1945年秋,根据刘伯承、邓小平的请求,党中央派原延安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院长鲁之俊、原延安中央医院院长何穆等人来到晋冀鲁豫开展医疗工作。两位先后担任了晋冀鲁豫军区卫生部副部长的职务,于1946年春在山西省长治市组建了预备医院,收治伤病员。1946年 7月1日,晋冀鲁豫军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在河北邢台北关原师范学校旧址正式成立,何穆任院长。

最初该院床位200张,医护人员200余人,何院长带领下大家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建立了内科、外科、传染科、小儿科、妇产科、化验室、X光室等科室。医院跟随刘邓大军转战太行,救治伤员,服务百姓,治疗伤病员数以千计。该院还创办了白求恩国际和平医科专门学校,何穆兼任校长,为部队和地方培养大量医务工作者。

刘邓大军南下时,薄一波请求该医院留在革命老区太行。该院于1948年5月迁回长治,现为长治医学院附属和平医院。

第三、晋察冀的国际和平医院











1937年11月,晋察冀军区后方医院在山西省五台县建立。1938年6月,白求恩医生到此立即开始工作。那时医院条件落后,医护技术水平低,缺乏医疗管理制度,药品设备奇缺。白求恩积极倡导并付出心血建立了八路军的“模范医院”,聂荣臻等参加了“模范医院”成立庆典。可惜这个医院仅仅存在了13天就被日军烧毁了,其中包括白求恩从国外带来的医疗器械和药品。

白求恩吸取教训,建立了适应抗日游击战争的流动“特种外科医院”。他用满腔的热情、精湛的医术和宝贵的鲜血救治伤员。1940年1月,为纪念以身殉职的白求恩,晋察冀军区后方医院命名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后为晋察冀军区白求恩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柯棣华、陈淇园先后任院长。柯棣华等五位印度医生组成的援华医疗队1939年2月到达延安,12月到达山西武乡王家峪的八路军总部。柯棣华院长领导晋察冀国际和平医院,以优良的医疗技术和严谨的治学精神救治了无数伤病员,培养了大批医务人员,不幸于1942年12月因劳累过度病故,年仅32岁。在该院工作过的外籍医务工作者还有奥地利医生傅莱和井上一满等120名日籍人员。

该院抗战期间随部队转战太行,在河北省阜平一带与日军周旋。医务人员克服困难救治伤员:用筷子当镊子、自打铁手术刀、用盐水消毒、靠中草药治病……同时建立了定期会诊、每日朝会等制度,开展医患政治思想工作,密切军民关系。

该院迁入解放战争时期解放的第一座大城市——石家庄后,与从山西省潞城迁来的晋冀鲁豫北方大学附属医院合并,重新组建成我军第一个能容纳800张床位的现代化正规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钱信忠兼任院长,李新农任第一副院长,吴之聘任第二副院长,曹中南任政委。医院尚在筹建期间,部队的伤员就源源不断地送来了,全体医务人员边建设、边救治。1948年10月24日建院典礼当天,因国民党军队进攻石家庄,医院接到转移到衡水的命令。李新农组织各部门有序撤离,虽远途跋涉又遭遇敌人空袭,但300多名伤病员返回石家庄时安然无恙。

这个三甲医院至今在国内外享有很高的声誉。

第四、苏北的国际和平医院



1945年11月,长江以南的新四军北撤到苏皖解放区,华中第一后方医院在江苏省淮安市湖心寺组建,陈海峰任院长。当时的医疗条件、药品器械等都极为困难,医院虽收治了千余人伤病员,但难以得到应有的治疗。同年12月,宋庆龄从重庆回到上海,将“保盟”改名为中国福利基金会,其宗旨是“为了中国人民之需要,在福利方面从事实验性及示范性的工作。”

1946年初,宋庆龄派奥地利志愿者严斐德三次赴华中军区第一后方医院实地考察,决定给予其医疗器械和药物方面的捐助,该院于同年8月改名为苏北国际和平医院。中国福利基金会援助的医疗物资,用船只分批从上海送往该院,包括钢丝病床、X光机、显微镜、冰箱、蒸馏器、消毒器、手术器械、毛毯、敷料以及各种药品。宋庆龄聘请了美国、苏联等外籍医务人员参加该院的工作,医护人员们冒着敌机扫射的危险,忘我地救治伤病员。

不幸的是,苏北国际和平医院正式建立仅一个多月,国军进攻淮安,该院被迫北撤转移。全体员工和群众用担架抬着伤员,用独轮车推走部分医疗物资,但钢丝病床等大型医疗设备无法带走,只能沉入大运河。之后,虽然“苏北国际和平医院”的名称不再使用,但该院的医务人员在之后的解放战争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第五、山东的国际和平医院





山东省立医院已有120余年的历史,最初为小型的教会医院,曾一度被日本侵略者接管。抗战胜利后,为争取国际救援改名为华东国际和平医院。现为立足济南,辐射齐鲁的大型综合三级甲等医院。

第六、晋绥的国际和平医院






位于晋绥的第六国际和平医院前身为八路军120师所属的晋绥军区后方医院,原延安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副院长祁开仁任院长。抗战时期,该院位于陕西省贺家川镇贺家川村,后到过神木县彩林村、山西省兴县碧村等地。

医院在贺家川时,依黄河西岸的地形建了一排排石砌窑洞,窑洞前平台的铁丝架上晾着纱布、绷带、衣服。1938年5月,白求恩到晋察冀时途经该院,暂短停留。期间他治疗了200多位伤病员,给20多位重伤员做了手术,并指导医务人员制作拐杖、靠背架、夹板等设备。白求恩在帮助中国人民抗战的20个月里曾献血三次,第一次就在此地,这里的医护人员也因此第一次学习到输血技术。

医院的条件十分艰苦,医疗手术器材极度缺乏,祁开仁院长带领大家想办设法改善医疗条件,亲自设计图纸,找木工制作夹板、牵引架、支撑架。药品极度缺乏,他们派人冒着危险深人敌占区购买,争取爱国人士和国际的支援,自力更生土法办药厂。为解决缺乏医务人员和医疗技术水平不高的问题,该院创建了卫生学校,祁开仁兼任校长,各科医生兼任教员。工作人员还腌咸菜、制粉条、做甜酱,饲养缴获的奶牛,用来改善伤病员的生活。医院旁的高地安葬着600余名革命烈士,竖立起“晋绥军区后方医院伤亡病亡烈士纪念塔”,晋绥军区政委林枫题写碑文。

晋绥的第六国际和平医院到兴县碧村时,一些晋绥军区的子女在这所医院出生。解放战争时期,该院大部分医务人员随部队南下到了四川。

第七、冀热辽的国际和平医院





1939年4月,24岁的德国医学博士汉斯.米勒远渡重洋到香港参加中国抗战。恰逢“保盟”急需将国际援助的600箱医疗用品和救护车送往延安,米勒主动请缨担当此任。同年9月,米勒押送物资、历经千难万险到达延安,并留在延安国际和平医院任外科医生。同年11月,米勒要求到敌后抗日根据地去工作,与柯棣华、爱德华等东渡黄河来到山西省武乡县八路军前方总部,受到朱德总司令的热烈欢迎。米勒担任了第十八集团军卫生部流动手术队队长兼129师医务顾问,在敌后工作了四年,治疗伤病员9000人以上,成为在敌后抗日根据地战斗最久的外国医生。抗战胜利后,米勒准备回德国看望父母,朱德亲自为他写了《证明书》。但因回程通道已被国军占领,未能成行。萧克司令员挽留米勒参加解放战争,任命他为冀热辽军区野战总医院(冀热辽国际和平医院)院长。

1945年底承德保卫战期间,国军进攻、土匪猖獗、战斗残酷,该院伤病员猛增到500余名。米勒带领大家克服困难救治伤员,他个子高大为做手术常弯着腰或者跪在地上。医院的条件极差,药品、器材、粮食缺乏,伤病员的意见很多。米勒一边向上级提出合理的改进意见,一边采取措施将各项工作治理得井井有条,医院各方面条件很快得到改善,伤病员的牢骚话就没有了。

1946年8月国军逼近,医院需北上转移到内蒙古赤峰市林西较安全的地方,但因战斗激烈、情况紧急、山路崎岖、伤病员多,转移工作困难重重。米勒果断地指挥医务人员带着药品设备,用牛车拉着重伤员,搀扶着轻伤员提前转移,同时还带领残废所、干部训练班、军区供应部一同转移。他们离开两天后,国军侵入医院驻地,可谓逃过一劫。米勒率领这支特殊的队伍翻山越岭行程400余公里,历时3个月胜利到达林西新林镇,虽多次遭遇敌机轰炸和土匪骚扰,但没有造成损失。为安全转移伤病员,米勒与医务人员多次来回奔跑,累得差点吐血。

辽沈战役后,冀热辽国际和平医院随部队挺进东北,在长春与其它医疗机构合并。

第八、中原的国际和平医院





位于河北省衡水市的哈励逊(又译夏理逊)国际和平医院是目前该市唯一的三甲医院,其前身是1946年4月在河北省邯郸市成立的晋冀鲁豫边区所属的邯郸国际和平医院。

与白求恩、柯棣华并列称为“三个志愿军”之一的夏理逊(又译哈励逊)是著名的加拿大外科医生,抛弃了舒适的工作环境与家庭生活,以国际红十字协会人员的身份来到中国。他抗战时在新四军从事医疗救济工作,抗战后任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简称“联总”)医务官。在华的十余年中,夏理逊与宋庆龄建立了深厚的友谊,非常崇敬她对解放区的救济工作。

1946年3月,已是65岁的夏理逊乘外国运输船,押送救援物资去解放区,同船还有80余位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他们行驶到渤海湾时,突遭国军巡逻艇检查,情况十分危急。夏理逊拿出100箱葡萄酒送给船长和大副,让他们与国军交涉说:“这些人都是‘联总’雇员,一个也不准带走!”夏理逊穿上美军军装、提着军棍面对国军官兵,国军巡逻艇只好灰溜溜地开走了。

同年8月,夏理逊再次押送医疗物资前往解放区,一路遭到国军的盘查刁难和围追堵截。他途经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驻地时,受到叶剑英的热情招待;将物资送抵邯郸时,受到邓小平的称赞。

同年12月,夏理逊从上海登上敞篷列车,将募集来的40吨药品和20吨纺织品运往邯郸解放区,途经南京时火车被扣押了4天。夏理逊没吃没喝,只能喝阴沟里的臭水;毯子和鞋子被偷走,他的双脚被冻烂。夏理逊忍无可忍,愤怒地对火车站长说:“我是宋美龄的老朋友!再不发车,我就给她打电话了!”站长只得乖乖地发车。到达开封时,夏理逊双脚溃烂、疲惫不堪、动弹不得。他不顾劝阻,率领被迫改为牛车的运输队,满载着物资翻山越岭向解放区前进。1947年1月9日,运输队到达山东省张秋镇的国际和平医院分院时,夏理逊已危在旦夕,临终前仍在喃喃地说:“快!那些病人等着药品救命呐!”

1947年2月7日,宋庆龄在上海出席了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中国福利基金会、“联总”隆重举行的夏理逊逝世纪念会。邯郸国际和平医院因此被命名为哈励逊(又译夏理逊)国际和平医院,后迁往衡水。

8个国际和平医院的历史是一部光辉的史书,记载着多少可歌可泣的故事。1945年9月6日,毛主席在重庆谈判期间专程拜访了宋庆龄,一进门就说:“孙夫人,边区人民让我转达他们对您的问候和谢意!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里,您为边区、为八路军和新四军提供了最急需的药品和物资。我无法告诉您,这一切对我们的帮助有多大。”的确,国际和平医院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做出了无比巨大的贡献,众多医务工作者和国际志愿者们将永垂青史。

此文刊登在2019年第一期《红色太行》和第二期《长治方志》《孙中山宋庆龄研究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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