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前总第一次情报工作会议

2013年10月7日,我陪同原第18集团军前方总指挥部(以下简称前总)参谋长兼情报处长滕代远和原前总情报处派遣科科长林一之子滕久昕夫妇参观了八路军太行情报纪念馆。回京后,滕久昕整理了一批父母留存的在抗战时期情报工作的史料和文物,12月7日再次来到该馆无偿地捐献给了“八路军太行情报纪念馆”。


八路军前总参谋长兼情报处长滕代远

我作为八路军情报系统的后代,热心学习与研究八路军情报工作的历史,仔细地阅读了滕久昕捐献的资料。其中58页的《滕兼处长在1942年12月8日情报工作总结会议上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引起我关注。咨询滕久昕后,我得知这份《报告》是1990年解放军出版社出版《滕代远传》前,写作者从国家档案馆收集史料时誊写的手迹原件。我除了仔细地阅读了这份75年前的史料外,又查阅了相关资料(如下),深切地感到“八路军前总第一次情报工作会议”(以下简称会议)对八路军情报工作具有极为重大的历史意义。

1、1968年10月滕代远亲笔书写的6万余字回忆材料

2、1995年12月成都军区情报工作史编辑委员会编辑的《八路军第129师暨晋冀鲁豫军区等情报工作大事记、组织沿革、领导成员名录》

3、1982年6月林一、席一、李振远、张云、李成、张箴、赵勇田等编辑的《抗日战争时期前总情报工作史综合资料》

4、林一、席一撰写的《八路军前总情报处工作史实》

5、1994年军事科学出版社发行的赵勇田著《虎穴英雄传》


滕兼处长在1942年12月8日情报工作总结会议上的报告

会议召开的背景与主要流程

为贯彻1941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中央军委决定在各战略单位成立情报组织。在前总彭德怀、左权、刘伯承、邓小平等首长亲自领导下,八路军前总情报处于同年10月在山西辽县(现左权县)武军寺成立,左权副总参谋长兼任情报处长,项本立(原129师敌工部部长)任副处长。年底,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军区及下属各军分区先后建立了情报处或情报站。

1941年、1942年是侵华日军最猖獗,也是共产党领导的太行山根据地最艰苦、最困难的时期,根据地、八路军缩小了,财政经济极端困难,干部损失很多,左权在1942年5月25日的日军大扫荡中不幸牺牲。原抗大总校副校长兼军政委员会书记滕代远8月25日临危受命,接替左权任前总参谋长兼情报处长。他到任后立即展开调查研究,于情报处建立一年之时,主持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前总第一次情报工作会议”。

1942年12月5日,会议在辽县上麻田村前总情报处第1科办公室召开,会期8天。会议室悬挂着的标语是:“要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革命气节!”参加会议的除滕参谋长和前总情报处机关林一、魏国运、钱江几位科长外,还有129师参议室的申伯纯,太行各军分区情报站和太岳军区情报处的负责同志约20人:其中太行第1军分区刘健民、第2军分区沈少星、第4军分区李新农、第5军分区王伯评和刘岱、第6军分区李荒,太岳军区刘桂衡。

会议首先听取了各情报站负责人的工作汇报,特别是在摸索中开展的工作和创造的经验。滕参谋长在会上特别表扬了太行第4军分区情报站(主任李新农)和太行第5军分区情报站(主任王百评):他们担负着搜集情报与对友军进行统一战线工作的双重任务,取得了较大的成绩。

会议汇总了各情报站整理的敌伪情报材料,第4、5军分区情报站还提供了调查和搜集到的友军和友政权的材料,如第4军分区情报站重新打通了与国军27军的联系,第5军分区情报站在安阳方面打通了地下交通线等。
12月8日,滕参谋长做了总结《报告》,为八路军情报工作指明了方向、奠定了今后情报工作发展的基础。《报告》共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一年来情报工作的检讨和估计”,第二部分是“今后情报机关的组织工作任务、方法与各有关部门的关系,以及干部和几个工作守则诸问题”。

会议为情报工作指明方向与作法

一、组织机构调整与分工

会议依据中共中央情报部的指示精神,对八路军前总情报的组织机构进行了调整。

1、之前因八路军129师与前总同在一个战略区,为节省人力,故未成立情报处,该师的情报工作由师部参议室负责。此次会议决定在129师师部设立情报处,处长申伯纯,副处长孔祥祯。原由前总情报处直接领导的太行各军分区情报站,除地处豫北的太行第5军分区仍直属前总外,太行其他军分区和太岳、冀南军区的情报处(站)统一交由新成立的129师情报处领导。

2、在各战略区设立情报委员会,为该区情报工作的最高领导机关,协调各部门的关系。情报委员会由军事首长、政治委员、参谋长、情报处长和地方党委书记组成。党、政、军各级首长要给予帮助与协力,拨给一定数量的经费,配备有能力的干部。

3、军区情报机构由原各司令部的部队侦察机构与现有情报机构合并,并加以补充健全。例如太行第4军分区情报处由原第4军分区情报站(对外称太南办事处,主任李新农)和原太行第4军分区侦察股(股长李景良)、原新1旅侦察股(股长江涛)组成。

4、前总和军区情报处下设谍报派遣、部队侦察、材料整理3个科,如有技术侦察条件时,可设技术侦查科,下设密码破译、译电校对、侦收3个股。例如129师情报处下设的3个科:1、谍报派遣科科长孔祥桢(兼), 2、部队侦察科长梁军,3、材料整理科科长敖纪民。

5、情报处(分处)为保密和利于工作起见,对内、对外均不公开,应根据具体情况以其他名义,如参议室、秘书处、办事处等代替。例如太行第4军分区情报处对外称“太南办事处”,太行第5军分区情报处对外称“豫北办事处”。

6、太行各军分区情报处工作重点区域是:1分区在石家庄、阳泉,2分区在榆次、太谷、太原,3分区在沁州、祁县,4分区在长治、潞城,5分区在安阳、新乡,6分区在邢台、邯郸。对友军工作的重心是:4分区负责友军27军,5分区负责友军新5军和40军。

二、今后情报工作的任务与方法

1、情报工作重心是以军事调查为主,以敌占区为主,尤以敌伪高级指挥机关、敌占区大城市、交通要道为主。在情报要求上,前总情报处主要任务是负责搜集战略情报,地域以全华北为主,兼顾东北和华东。129师情报处主要任务是负责战役与战术情报,地域为晋冀鲁豫本战区与周边地区。

2、搜集敌、伪、友各方面的军政情报,调查和研究其军政动向,了解其各方面的具体情况。特别是对日军尤须进行长期有系统的调查工作,达到清楚地了解日军的一切和具体情报,要求及时查清敌伪番号、兵种、兵力、行动企图、作战区域、以及地形、政治情况等。进行战场侦察时,利用侦察部队、各兵种瞭望、审问俘虏、夺取文件等收集情报。将情报加以整理、供给军政首长,作为下决心的根据,并将必要的情况通报有关各部队,将所得的全部情况迅速地报告上级情报机关。

3、加紧对伪军、伪组织的上层进行情报联络工作,要利用伪军、伪组织在太平洋战争中所发生的动摇情绪,积极地在其上层分子和高级军官的动摇分子中进行联络。如有愿为抗日效劳者,保证他们生命财产安全,并替他们严格保密,以求他们积极地为我们工作,供给我们各种军政情报、物质帮助,居住掩护等。

4、各地要有决心抽调得力干部,派遣到敌占区去进行情报调查工作。各分区有许多这样的人,应设法物色,大胆放手地使用他们。派遣得力人员以其社会地位及上层联络的方式搜集情报,派遣间谍深入敌军、敌伪内部窃取机密情报。

三、情报干部的选拔与使用

会议对情报干部的选拔和使用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各地区党委领导及情报单位派遣到敌占区开展情报工作的干部需领导亲自谈话,严格政审,要有才干、有活动能力,能够自力更生谋取职业,善于开展秘密工作。情报干部忠实可靠、而非仅仅老实,目光远大、而非心胸狭窄,埋头苦干、而非锋芒毕露,胆大心细、而非粗心鲁莽。

1、选拔与上层社会有联络的情报干部,须是有战略眼光、有社会经验、有调查研究能力、有各种知识,有人脉关系,在敌占区可以立足生根的忠实同志或非党人才。

2、选拔打入当地敌伪内部的情报干部,最好在地方党中寻找,需配备面目未暴露,熟悉地方语言、生活习惯、人情地理的同志。他们深入敌后须准备好口供,在不损坏工作与革命利益的原则下,为了应付敌人、掩护工作,可以说些公开的实话。他们可以先打入国民党,再转到敌伪内部,可由敌方的下层到上层,由小的关系到大的关系,由政治、经济、文化机构到军事机构,由伪军到日军逐步进展。

3、前总情报处1941年曾对情报干部连续举办了三期训练班,彭德怀、左权、刘锡五、杨奇清等都亲自授课。会议进一步明确:选拔部队侦察的情报干部必须进行培训,除政治、时局教育外,还有军事知识、日文日语、通讯、照相、爆破、骑术等方面的培训,以便于在地方党和群众组织的配合下,利用侦察技术、审问俘虏等技能获取情报。

4、派入敌占区人员应先输送到交通线,然后到达远处目的地,再由外边打入敌内部;先取得敌人信任,谋取地位,逐步发展。交通员与派入敌内人员要分开,不可合二为一。传递情报人员要善于伪装,例如可采取将文件用双层油纸包裹放在酒罐里,放在鱼肚内再冻成冻鱼,缝在衣服或鞋袜中等土办法传送情报。

前总首长对情报干部的选拔非常重视,彭德怀副总司令要求各单位对前总情报处看上的干部:“做什么工作都要放下来,是什么干部都要让出来。”前总情报处成立时,林一任派遣科科长,魏国运任情报科科长,钱江任技侦科科长。从抗大和各部队调来做情报工作的优秀干部还有:原抗大六分校教育长姚继鸣、原抗大政治部干部股长柴成文、原冀南军区770团副团长贾建国、原决死四纵队司令员雷任民、原冀中军区敌工科科长后任129师作战科科长王岳石,以及马溪山、郭有义、王文治、孙明远、席一、李成、刘建民、李平、张衍、梁军、王毓淮、王百评、李新农、刘岱、康复申、张鸿烈、徐祖芳、沈少星、曾洁光、张箴、李璜、路展、刘佩成等。

四、颁发情报工作条例与守则

这次情报工作会议还颁布了《情报处秘密工作条例》、《情报处外出工作人员守则》、《情报处外出人员在途中之守则》、《情报分处特费开支条例》等重要文件,为规范和保障八路军的情报工作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会议强调情报工作是极为细密的工作,如果情报不可靠,粗枝大叶、仅凭主观和一时热情,将会使首长的决策失误,造成巨大的损失。

会议强调必须严守情报工作纪律,内勤外勤要明确分清,不能发生横向关系;未经组织允许,不准随意行动。如果情报纪律不严明,就会断送同志的生命,以致全部组织的破坏。

会议强调各情报机构的党组织生活方面,要单独成立党支部或党小组,并对派出人员的党组织关系和缴纳党费等事宜做了具体规定。

滕参谋长在会上深切缅怀了在情报战线上牺牲的同志:第4军分区情报站张宏毅、杨克恭两位爆破干部牺牲,第2军分区情报站长刘文华因辛劳工作而病故,接任第2军分区情报站长的张箴不幸被捕、下落不明(后查明已脱险),特别是领导我们情报工作的左权副总参谋长壮烈牺牲,这是我情报工作的巨大损失。我们应继承他们未竟之业,不屈不挠去完成。

会议后情报工作的主要成就

前总第一次情报工作会议后,八路军情报组织的建设进一步完善,情报工作全面展开,形势迅速好转。自上而下完善了八路军的五级情报组织:1、前总情报处,2、师部情报处,3、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各军区情报处,4、各军区下属的各军分区情报处,5、县一级情报站。

挑选、训练、派遣干部在敌占区大城市建立情报站、情报点,建成了以北平、开封为重点,东北至哈尔滨、南至南京的有相当规模的战略情报网。例如在北平建立了三个情报站:王岳石情报站打进北平警察第七大队任大队长,姚继鸣情报站开展对华北政务委员会外务局局长李岐山的工作,贾建国情报站开展对华北伪治安军总司令齐燮元的工作。在开封的郭有义情报站开展中原地区战略与城工工作,在天津的情报站负责打通太行山根据地与东北的联系,在邢台的情报站搜集华北治安军的情报,以及在邯郸、安阳等地均建立了情报站,开展情报工作并掌握武装力量。

开展部队侦察、收集、传递军事情报,配合部队打击日伪军事力量。例如太行第4军分区情报处派特工深入日军内部侦察,配合部队里应外合地智取日军盘踞的老顶山,解放日军占领的石圪节煤矿等。

开展统一战线,争取抗日力量、对国军、伪军的上层进行有效的联络,促成其率部起义投诚。例如在刘伯承、邓小平直接领导下,前总情报处申伯纯副处长率靖任秋、李新农、朱穆之、席一同志等争取国军新八军军长、第11战区副司令长官高树勋起义。又如争取献县伪保安联队、安东市伪保安大队、南京汪伪警卫第三师的起义工作,以及对伪治安军遵化六团、伪第二集团军张岚峰部、豫北、晋南国民党军的情报工作等。

开辟地下交通线、购买、转运军用物资。例如太行第5军分区情报处为打破敌伪对我根据地的封锁,在冀南、冀鲁豫两大抗日根据地的广阔地域打通了五条秘密交通线,分别护送我党、政、军高级干部、团以下干部以及交通员通过封锁线,利用关系、开办企业、收购土特产等办法,换回武器弹药、药品、纸张、钢材、食盐、电池等我根据地急需物品。

抗战胜利后,中共中央1945年12月指示:八路军前总情报处撤销,相继成立“国军工作部”、“城工部”和“晋冀鲁豫军区司令部情报处”。同月,新成立的晋冀鲁豫军区司令部情报处在河南省武安县伯延村召开了“晋冀鲁豫军区第一次情报工作会议”,我父亲时任太行军区情报处长的江涛和太岳军区情报处处长刘桂衡、冀鲁豫军区情报处处长黄友若以及各军区情报处一科科长参加了此次会议。


沈少星在观看此文

据我所知,1942年12月参加“前总第一次情报工作会议”的20余位前辈中,仅有我多次拜访过的沈少星叔叔仍健在,其他前辈都已不在人世了。但是,这次会议作为八路军情报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将永垂青史。

此文刊登在2017年第五期《长治方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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