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关宋
一、跟着走
在红军学校上干队学习的都是团以上的干部。主要学习政治和军事，学习生活紧张艰苦，出操、训练、学习、听课，一天到晚忙个不停。三个月学习结束之后，没有把我调回部队，而是留在学校担任政治教员。
这时，刘伯承同志调任红军总参谋长，叶剑英同志担任红军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那时候，我的思想很苦闷，觉得上级领导对我仍然不信任，成天寡言少语，很少和同志接触。苦闷时，到河边走走，那条河是从城外流进来的，河上有座石孔桥，河面上没有船。
1933年冬天，中央把这个学校分编扩大为四个学校，即红军大学、彭杨学校、公略学校、特科学校。我被分到彭杨学校（以彭湃、杨殷两烈士命名）又称红军第一步兵学校，校址在九堡。
我们住在一座大祠堂里。陈赓任校长，刘希平任书记，他原是我的下级，现在成了我的政委，领导我工作。
学校下设两个军事营，一个政治营，一个参谋营。训练的对象主要是连排级干部。我担任政治总教官，负责学校的政治教育工作，没有担任领导工作。重要的会议不让我参加，重要的文件我也看不到，那个时候我了解的事情很少。
教员中有一些原是俘虏，睡在我身边的是国民党某师师长叫陈士基，还有一个是国民党工兵营长叫何涤宙。他们懂得较多的战术技术，不仅懂得战术理论，而且还有实战经验。这些人不适合到前线当指战员才留在这里。我同他们在一起，大家心里都明白是怎么回事，只是不流露。国家保卫局派了特派员住进学校，监督、审查这里的干部。当时陈赓虽然担任校长，但也是被审查的对象。
这些特派员都是些年轻的娃娃，神气十足，胸前佩带着一种特别的标志，是一种三、四厘米宽的小牌子，黑、粉黄色的俄文字，成天神气活现地在学校里走来走去。许多同志都提心吊胆地过日子。我们见到他们也须提防三分。
那些俘虏见到他们更是害怕。他们可以越过所在单位的党组织和主管干部，直接向上级保卫部门反映情况，搞得同志们之间的关系很紧张。
学校里曾流行过这样的顺口溜：”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特派员来谈话。”陈赓同志很看不起他们，曾开玩笑地同我说过：”他们这些娃娃，我干这个工作时，他们还穿开裆裤呢！神气什么？”
我当时很苦闷，认为自己不顾一切、忠心耿耿地参加革命，现在被怀疑、审查，有些想不通。
但是，有情绪归有情绪，既然参加革命了，还是要革命到底的。
我在彭杨学校工作时（1933年9月到1934年10月），正值第五次反”围剿”战争，整整打了一年。当时，毛泽东同志已经完全被排除于中央军事领导之外。
而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和战略方针在红军中可以说得到了全面的贯彻。不顾敌我力量悬殊的实际，与敌人硬拼消耗战。使得历经八年之久，千辛万苦，惨淡经营，刚日渐强盛壮大起来的中央苏区走向困绝之境。中央苏区十几个县的根据地，最后只剩下瑞金、兴国两个县。在蒋介石大举进攻下，中央苏区这一红色根据地终于为烟尘蒙蔽，为血光掩盖了。
在这危在旦夕之时，毛泽东同志试图力挽危局，坚定地提出将红军主力转移到外线，调动敌人和歼灭敌人，用以保卫和扩大根据地。但这一正确主张又遭到拒绝，红军接连不断地失败，军无斗志，群情低落，无法保卫根据地，最后不得不突围逃跑。
1934年10月，是中国革命史上最严峻的一页。面对极其危急的形势，人心处于极不安定的状态。彭杨学校的干部、学员们都预感到将有大的行动，但会是什么样的行动，谁也说不清。又不敢问，特是那些俘虏来的军官，更是忧心忡忡。每个人的心里都是焦燥、烦闷、待、希望。
一天，中央军委突然来了指示：”命令红军大学、红军第一步兵学校，红军第二步兵学校（即公略学校），*
特科学校，合并组成红军干部团，委任陈赓为团长，宋任穷为政治委员，下设四个营和一个上级干部队，全团一千多人，随中央纵队行动。”
开始确定的名单里没有我，我想怕是要把我留下。倘若留下，一是要掉了脑袋，一是跟项英、陈毅打游击。后来又通知我跟着走，但往哪里去，干什么，我都不清楚。只通知我到干部团三营作政治委员工作，没有正式宣布，只有稀里糊涂地跟着三营走。
红军打湘江之后，才正式宣布我任干部团三营政治委员，营长是林芳英。干部团的主要任务是警卫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保卫中央领导同志的安全，并负责储备、培训和为部队输送干部，是中央纵队的一支主要战斗力量。
到湘南后，我们三营奉命跟随中央军委机关，直属总参谋部作战局指挥，实际上是中央军委机关警卫营。行军时，沿途担任警戒和保卫中央军委机关，并负责中央领导驻地四周的警戒。
遵义会议期间，负责遵义城内和会场外面的警戒任务。在抢渡金沙江时，三营是先遣队。三营随同干部团在长征中参加了土城战斗、遵义战斗、建安战斗。三营还担任过守乌江桥和在安顺场上游担任警戒任务，掩护红军全部通过泸定桥。
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干部团同红军大学合并改称红军大学，三营也就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10月中旬，我们从九堡出发，过于都河，告别这块曾养育过我们的红色土地，走上长征之路。像许多红军指战员一样，我的心情非常激动，不断地回头，凝望中央根据地的山山水水，告别河边送行的乡亲。乡亲们伫立在土坡上，默默地为我们送行，脸上都挂着愁容，有的还暗暗地揩去眼角的泪痕，他们简单地重复着一句话：”你们要回来呀，你们要回来呀！”我在这里战斗了八年，亲眼看到苏区人民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的牺牲和贡献，他们向红军输送了大批优秀儿女，给红军最大限度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鼓励和支持。*（附：干部团，是由红军大学、红军第一（彭杨）、第二（公略）步兵学校、红军军政学校、特科学校，五所学校的教员和1934年的入校学员合并组成的。）
想到这些我不胜留恋，依依惜别，脚步放慢了。很快”紧跟上！紧跟上！”由前面传过来的低声呼唤，又使我迅速地走上新的征程。
出发时，中央纵队真说得上是在大搬家。一共几千人的中央军委机关，带着印票子的印刷机，兵工厂的机械，医院的医疗器械，大炮、小炮，辎重如山，骡马成群，如此辗转行进，使得红军的处境非常危险。
不仅干部团，几乎使所有的战斗部队都变成了掩护队。当庞大队伍一进入五岭山区，山深林密，路隘流急，更是拥挤不堪。有时每天只走十几里，一夜只翻一个山。为了隐蔽，经常夜行军，碰到沟壑、陡坡就要停下来，在半山上宿营。战士们身上裹着毯子，顺着山坡躺下，或靠一棵树坐下，眼睛一闭就睡着了。有些部队经常不能按时到达宿营地。
我们三营跟着中央军委机关走在前面，遇到部队交叉时，或者辎重阻路时，我们可以全权处理，命令其它部队暂时停止前进，让中央机关先通过。所以，我们是可以按时到达宿营地的。一般是拂晓出发，黄昏到达。常常是我们吃过早饭，干部团的其它营才到达。
宿营地四周，中央首长的屋前、房后，都由我们三营担负警戒。每天行军的路线，经过的村庄，到达的地点，沿途有关的敌情及我军的情况和我们应该注意的事项，统统由总参谋部作战局长彭雪枫、张云逸同志当面交待，几乎天天受理任务。
长征最初一段行军中，朱德和周恩来经常在一起，指挥五个军团的作战行动。朱德同志虽然是司令员，有一匹骡子，但他像普通战士一样，经常徒步行军，而且常常走在队伍的前头。经过一日奔波，十分疲劳了，而前面又遇陡坡，他才骑一阵骡子。
中央军委的领导同志工作紧张繁忙，很辛苦，几乎每天都要指挥部队同前、后、左、右、天空，五个方面的敌人作战，尤其是周恩来、刘伯承更是忙个不停，一到宿营地，就要处理电报、报告、文件，研究敌情，有时通霄达旦地工作。行军时，伯承同志坐在马背上，摇摇摆摆，似睡非睡。恩来同志身体不大好，但很少坐担架，只在他十分劳累时，才略微躺在担架上休息一会儿。
那时候，我们的译电员、报务员也很辛苦，到了宿营地，马上架电线，整天整夜地摇着马达。炊事员、饲养员、传令兵更辛苦，在别人行军时，他们照样行军，别人休息时，他们还在紧张地工作。
敌人百万大军，沿途围追堵截，我们处处挨打。战士们疲备、饥饿，连续不断地同敌人周旋，边走边打。
天上狂轰滥炸，地上炮声隆隆，战士们弹尽枪折，反复拼杀，浴血奋战，前仆后继，其勇猛，其壮烈，到了鬼哭神惊之地步。我们终于渡过湘江，冲破了蒋介石的第四道封锁线。
但红军却不得不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八万红军一下损失了五万之众。这就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所造成的惨剧。
1935年1月初，我军渡过乌江，1月7日凌晨，红军巧夺遵义。1月9日我们三营随着中央纵队，进入遵义城。
遵义是黔北重镇，是贵州第二大城市。这里是黔北各种土产的集聚地，是汉、苗、黎各族商旅云集之所，既是新城又是老城，市面十分繁华。当时，一块大洋可以买到五、六斤猪肉，或三、四斤盐巴，或两、三丈布匹，或一斗多米。
解放了的遵义城，爆竹震天，欢声动地，街头上到处在召开欢迎红军的群众大会。
在遵义，刘伯承兼任遵义警备司令。他告诉我们，要在这里召开重要会议，命令我们做好会场周围及遵义城的警备工作。
1月15日清晨，我们在会场的周围布满了岗哨，我和林芳英、霍海源分别带战士在各条街道和会场的四周巡逻警戒。
我看到，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朱德、刘少奇、陈云、博古、邓小平、刘伯承和各大军团的首长，及一些叫不上名字的中央领导同志，先后步入会场。最后，个子不高的李德戴着鸭舌帽也走了进去。会议开了三天。
这三天中，我们日夜巡逻警戒，任何人不准靠近会场。我们不知道开的是什么会，但从首长们严肃的神情看，知道是一次重要的会议。
会议结束那天，毛泽东同志第一个步出会场，他容光焕发，其他的首长脸上也洋溢着喜悦的笑容。只有博古脸色阴沉，李德好像同谁吵了一架似的，嘴上刁着烟斗，激动地走着。
由于当时处于军情紧急状态，遵义会议的内容没有及时传达。在第二次攻克遵义后，陈赓同志把干部团的干部们召集起来，正式传达了遵义会议的决议。那天，下着小雨，干部们都集中精力听，传达了几个小时，没有一个人走散避雨的。
当我们听到毛主席重新回到领导岗位，都抑制不住欣喜若狂的心情，有的同志站起来欢呼”毛主席又来领导我们打胜仗了！”这一使人兴奋的喜讯，犹如一轮红日冲破了满天的乌云，把耀眼的光华洒满大地。
从此以后的实践证明，在中国革命处于万分危难的关头，中央新的领导班子的诞生，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
遵义会议后，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中央军事领导小组，毛泽东又回到领导岗位，红军又恢复了英勇顽强，灵活善战的士气。
为了尽快摆脱几十万敌军从四面八方对我红军的围追堵截，毛泽东亲自率领红一方面军展开了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的运动战，我军避实就虚，声东击西，仗打得非常灵活，经常出奇制胜。为了打乱敌人的部署，调动敌人，我军四渡赤水，围贵阳，逼昆明，牵着敌人的鼻子走。敌人对红军的去向捉摸不定，被我们调遣得团团转。
这时，红军已经开始掌握了作战的主动权。在辗转急袭的日子里，长途跋涉，历尽艰辛。有时一走就是一二百里，天黑了、星亮了才宿营，待到凌晨一二点钟，便义开始新的一天的征程。记得3月中旬，我们离开遵义，再度大踏步西进，每个班都要用竹子做成一、两支火把，天一黑便点着，一个连十几支，一个团几百支，全军上下无数支火把，霎时间全亮了。火光，这闪烁的火光，宛如望不到尽头的火龙，这火龙蜿蜒曲折，越过山坡，穿过丛林，时起时伏，或明或暗。到处是火的奔腾，火的呼啸，这在茫茫的黑夜里是何等壮观啊！长征初期越过老山界时，也有这样的火把。那时因为辎重太多，山路狭窄，一时不能前进，便点起火把就地宿营。但是我总觉得那时的火光没有现在这样壮观。眼下，这条奔腾跳跃的火龙，仿佛要把这茫茫的黑夜吞食干净。
二、重架乌江浮桥
在长征途中，干部团通常不参加大的战斗，仅参加过一渡赤水之前的土城战斗和二渡赤水之后的再克遵义战斗。
这两次都是恶仗，打得很激烈。上干队政委余泽鸿同志在战斗中光荣牺牲，有五个连长在与敌人肉搏中献出了生命，有百十余名学员，把自己的鲜血洒在阵地上。这两次大的战斗，我们三营都参加了。
1935年3月中旬，渡乌江时，干部团走在全军的最后。当大队人马渡过乌江之后，我们三营奉总参谋部命令担任守护乌江浮桥的任务，并遵照指示等待殿后主力五军团过江后，将浮桥交给他们。接到命令时，林芳英正在执行其它任务。我让副营长霍海源带一个排守住浮桥，我带领其它几个连同军委机关到宿营地宿营。
太阳已经偏西，宿营地的警戒也已经布置好了，忽然，我看见五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长刘希平。老相识见面，总是要间讯几句的。
我问：”五军团几时过来的？”他说：”刚刚过来。”
我问：”是不是从浮桥过来的，我们还派一个排在那里等候你们呢！”
他挥了一下手说：”不是，我们是从另外一条路过来的，没有见到你那个排。”听了他的话，我感到情况紧迫，既然五军团已过来了，就没必要再守浮桥了。万一敌人从后面跟上来占领了浮桥怎么办？于是我命令通讯员火速赶到桥边，告诉霍海源立即拆掉浮桥，以免留给敌人。
太阳落了山，霍海源来到宿营地告诉我浮桥已经拆了。这时，我揪着的心也落到肚子里了。我们就忙着准备做饭，大家七手八脚地拾柴禾，架起锅灶，乌烟瘴气地吹着火。
我们正在忙乎的时候，总参谋部的通讯员找到我，让我立即到总参谋部去，说刘伯承总参谋长要见我。我不知道有什么事，擦了擦被烟熏黑的手，从皮包里掏出工作日记本准备走，宋任穷同志也来叫我去总参谋长那里。看来一定有什么紧急的事情，我不敢停留，虽然此时林芳英仍没有回来，我还是急急忙忙同宋任穷一块到了刘总参谋长那里。进屋一看，总参谋长和陈赓都在那里坐着，神情都非常严肃，我一时摸不清发生了什么事情，楞楞地站着。
长征途中，我同刘伯承同志时有接触，在办公室里，我有时见到他一手握着笔，斜倚着身体，伏在满是文件的桌子上打瞌睡。他太劳累了，行军途中要随时观察敌情，到了宿营地又要批阅各种文件、报告，一天到晚地工作，就是铁人也要累垮了。可是，他却很少休息，有时在朦胧中听见我们走进他的房间，就一下子从桌子上昂起头，揉揉熬红了的眼睛，歉意地向我们笑笑，然后就全神贯注地听我们汇报。有时，他真的伏在桌子上睡着了，我们不忍心把他叫醒，就找张云逸汇报工作。
可是，这一次我们走进他的办公室，却见他坐在那里一动不动，脸上没有丝毫笑容。他见我们没有说话，便从凳子上站了起来，反剪着双手，在狭小的房间里很快地踱了几步，突然转过身问我：”拆掉乌江浮桥，是不是你下的命令？”
我回答：”是。”
他提高了声音问道：”谁给你的命令？”我很平静地说：”谁也没给我命令，是自己下的命令。”我搞不清楚他为什么要发火。
他又用略微缓和的语气问：”你根据什么下这个命令，破坏掉浮桥？”
我说：”总参谋部交给我们看守浮桥任务时说，待五军团来后，将浮桥交给他们，接替我们任务。下午我见到五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长刘希平，他说，五军团没有经过浮桥，已经全过来了。我怕跟在我们后面的敌人抢夺了浮桥，给我军造成不利，所以下了命令。”
他听完这番辩词后，一字一顿地严厉地责问：”后面还有八军团、九军团没有过江，你知道吗？”
我感到问得没有来由，便不紧不慢地说：”不知道。给我的任务，没有说八军团、九军团。”
大概是因为我没有掌握分寸，回答问题时有明显的不服气，他火了，他的手掌重重地拍在桌子上，桌面的文件被震落在地，他冲着我大声地说：”有八、九军团还要告诉你吗？”
我虽然仍感到莫名其妙，从来见过刘伯承发这样大的火气，这才意识到事关重大。他目光炯炯地盯着我，气氛十分紧张。
总参谋长的严厉批评，惊动了正在办公的朱德同志。他走进屋里来，挥了一下手，严肃而又和霭地说：”不要再说了，赶快想办法把浮桥架起来。”朱德的到来使紧张的气氛缓和了许多。刘伯承怒气渐消，沉默片刻后说：”好吧，你们研究一下，争取拂晓以前把浮桥架好。我派一个工兵连归你们指挥。”
得到他的指示，我们立即同陈赓、宋任穷和作战局长张云逸一起研究，决定由宋任穷和我带领三营和工兵连去重架乌江浮桥。受命之后，宋任穷进行了简短的政治动员，讲明了重架乌江浮桥的重要性，让同志们发扬连续作战的顽强作风，坚决完成任务。随即我们带领部队以急行军的速度返向乌江边。当时，拆桥的战士们刚刚端起饭碗，可是谁也没顾得上吃，放下饭碗就出发了。
天黑了，没有月亮，只有满天闪烁不定的星星熠熠发光。从宿营地到乌江边，四十里路程，我们于晚上九点钟到达江边。
乌江真是天险，在耸天竖立的两岸高山之间，黑压压滚滚急流，就像乌云从天直泄而下。波涛汹涌，发出雷鸣般吼声，使你顿觉整个天地都在急速地旋转，强烈地震撼。激流飞速，若从上面丢下一块木片，会立即倏然漂逝。一百多公尺宽的江面上没有一星灯火，没有一只木船，只有狂嚎的风声和连天的浪涌。一到江边，我们就投入了紧张的劳动。我们的战士们忘却饥饿和疲劳，分头迅速行动，伐树木，砍竹子，采石头，做竹篓。
那时，我们没有更先进的架桥工具和器材，全凭随身携带的一把斧头、刀子、钳子、锤子等工具。手被竹皮勒破了，脚被尖石划破了，可是谁还能顾得上许多呢？大家只有一个信念：一定要赶在拂晓前完成任务。
宋任穷政委亲自参加劳动，给工兵们传递工具、木头、竹子等架桥器材和送水端茶。乌江水流湍急，河底石大光滑，战士们手拉手走下河，钉桥桩，粗大的树杆刚刚探到河底，一个波浪涌来倏地一下就漂走了，一根、二根．….．可是谁也没有泄气，继续同这桀骜不驯的乌江搏斗。还是工兵连有办法，他们用竹篓装上石头，两个竹篓上下扣住，中间用硬木架成十字，捆绑结实沉入河底以此代锚，这样就固定住了桥桩。然后把一百多米长的竹绳架在桥桩之上，在竹绳上又铺上一层原木，如此这般，战士们整整奋战了一个通宵。
当东方的第一束光线投射在咆哮奔腾的马江水面时，一座比较像样的浮架终于安然地枕在了乌江的腰上。
我们望着渐渐发白的天空，望着变成了紫灰色的江水，望着我们亲手架起来的乌江浮桥，每个人的脸上都露出了喜悦的笑容。在江边稍稍休息了一会儿，我们把浮桥交给了另一个部队看守。宋任穷和我带着部队回到了原地。这时，大部队已经先走了，我们当即大踏步追赶。很快就追上了后卫部队，同到中央军委纵队行军经过的路线，我们便根据沿途的路标和注有”红星”代号的标语追赶中央纵队。一路上，群众对我们非常好，热情地帮助我们。我们追了两天才赶上大部队。
回到部队后，我准备写检查，接受刘伯承和朱德的批评，承认自己下命令是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行动。总参谋部知道后，通知我不要写检查了。首长们这种体察下情的宽大胸怀，使我受到很深的教育。
四、跟着毛主席坚持北上抗日
渡过金沙江，在会理休整几日，红军又继续北上。
5月下旬，我们经过幌宁县进入彝族地区。这里的居民生活很贫困，我们常见到一些赤身露体的男人和女人在路上走着，有时，他们见到我们的少数战士，就蜂拥而到，强行扒去身上的衣服，抢去所带的东西。战士气得不行，可是不能还手。
因为我们一到少数民族地区，就规定了纪律，要执行民族政策，同少数民族搞好关系。所以，一般情况下，少数人不能出去行动。
我记得，遵义会议后，部队进行了整编，中央把董必武、徐特立、成仿吾、冯雪峰、李一氓、冯达飞、张如心、韩振纪等十名同志送到三营，命令我们照顾他们的生活，保证他们的安全。
这些老同志一路上同大家一样同甘共苦，很少骑马，经常把马让给伤病员骑。他们抽空就给我们干部、战士讲课。
我们对这些老同志都十分敬重和爱护，每次行军、宿营都要认真检查，看看有没有掉队的，问问他们身体状况。徐特立同志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五十多岁，个子不高，身材削瘦，面容清瘦，很有精神。他时常拄着用竹子削成的拐杖，挎着褪了色的背包，也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些什么。平时很少说话，也不同别人一块行走。他自己的那匹马常常让给病号和他的警卫员，总是一个人不停地走呀走．…..进入彝族地区后，他依然是单枪匹马地行走。
有一天，到了宿营地，我清点人数，发现他没有归队，心里焦灼不安，连忙命令战士返回去分头找。我担心他被彝族人抢去扒光，又担心这里的”打冤家”（两个大的部落，一个是咕基家，一个罗洪家正在械斗），常有冷枪从密林深处飞出。战士们顺着来路，踏进密林，呼唤着他。
还好，终于在一片荒林的拐弯处找到了，他正在那里眺望。原来是迷了路，一个人误入歧途。彝族的房子大部分是就地取材，用竹子、木头搭成的上下两层的”楼房”，很粗糙。门窗没有玻璃也不糊纸，中间留下一个洞。上面住人，下面喂家禽、家畜。上楼的梯子是用一根粗原木，砍成锯齿形，搭在楼上的洞口。没有受过训练是不易爬上去的。
我们宿营很少住在群众家里，偶尔遇到下大雨住进一次，但是很不习惯。楼上又赃又潮，楼下家畜、家禽粪便的臭味都涌到楼上，使人不能张大口呼吸。早晨天不亮，那些畜牲就嗷嗷地叫起来了，扰人不宁。所以，大家宁可在外面宿营。
在外面，不能睡在树下，那里的乌鸦体态肥胖，数量又多，十分怕人，成百成千地在树上栖息，专门等候在那里，吃食死人的肉。因为当地风俗习惯是实行天葬，人死了就放在大树下，任乌鸦刁食精光，乌鸦都被喂馋了，谁还敢在树下睡觉呢？这里老百姓的主食是青稞磨成的面，吃炒面。有时也吃糟粑，里面加些黄油和盐，可好吃了，不过一般穷困人家吃不起这种楷粑。彝族文化落后，也不开化，不如苗族。我们初入贵州云南时，见到的多是苗族，我们帮助他们打土豪，他们对我们很热情，有些语言也能听得懂。知道我们是穷人的队伍，是为穷人谋福利的，有些苗族青年踊跃报名参军。也有的主动给我们当向导，一个连里有四、五个向导。他们吃的主要是玉米，很少有青稞。住的房子大体同彝族一样，只是楼里多一盆火，做饭、取暖、防潮逐蚊。我们通过彝族区时，比较顺利。刘伯承同志先到那里，打通道路，同咕基家首领小叶丹结为金兰之盟，那里的土司就不为难我们了。
5月24日，我们随同中央军委到达安顺场。一条泻空而下的大渡河挡在我们面前。总参谋部命令我们三营在半山上担任警戒。此时，中央首长正召开紧急会议。曾几次看见派渡船过河都未成功，水太急了，木船刚放入水中，一个波浪袭来，一下便将木船打出一、二里地，先后放下几条船都沉没了。中央首长走后，总参谋部又命令我们：三天之内警戒安顺场下游三十里的地方，防止河对岸敌人的偷袭，掩护大部队安全渡过大渡河。
安顺场处在一个河谷地带，距大渡河渡口仅有二百米距离，两侧是高插入云险峻峥嵘的高山，在这样的深沟里，极易被敌人伏击消灭。据说当年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就是在这里全军覆没的。
我们三营在安顺场的山上警戒，一队队红军战士昼夜不停地从我们眼前通过。这里的天气很坏，风大，雨多，山上没有房屋，只有用树枝编成的低矮的茅棚，里面仅能挤下二、三个人，那是老百姓避雨的场所。
晚上我们就轮流挤在里面休息。衣服从早到晚一直是湿漉漉的。我们在那里坚守了两天两夜，没有发现敌情，只见河对岸不时闪着灯光。风静时，依稀听得见枪声。29日，红二师四团的战士们急驰猛进，在强敌固守，大火熊熊中飞夺泸定桥，攀踏着横空悬吊的铁锁链，占领了泸定城。
红一师、干部团在大渡河右岸，日夜兼程斩关夺隘，且战且进，有力地配合了左翼部队的行动。红五军团是最后通过安顺场的。我们跟在九军团的后面向泸定桥方向前进。道路十分艰险，右面临河，有时路在水里。左面靠山，有时路在峭壁中。水声震耳听不见说话。天上不断地下雨，死尸暴露在雨地，地上流淌着一片片血红的雨水。
30日下午，终于通过了泸定桥。
6月初，红军在汉源击溃四川军阀四个团，占领了天全、芦山，向宝兴挺进，只要翻过山脉的金山就可以同四方军会师了。大军行至宝兴，地势越来越高，峡谷越来越多，小的铁索桥也不断出现，抬头远望，千奇百怪的巍巍峰峦，迤逦伸延，无边无际。白皑皑的雪峰，利剑一般直插云霄。山中渺茫无路，时而跳崖直下，时而攀缘上行。尤其是过栈道更是艰险无比。在斧劈刀削般的悬壁之下，插着几根短木，上面铺着一米多宽的木板，蛇盘在山腰上形成一条仅能通过一个人的小道。
栈道上是望不到边际的石崖，栈道下是吼声如雷、深不可测的河水。站在栈道上，使人头晕目眩，胆颤心惊，没有胆量和决心是绝对过不去的。过的时候全凭双手扶着石壁，一步一步挪动。有的栈道被敌人烧毁，我们就现伐木头临时架设。过这样的栈道，真是苦了那些骡马，长征途中的骡马，也是锻炼出来的，过栈道时，”的达的达”走得很稳。可有时也会陷住蹄子，阻住道路，我们只好忍痛把它们推下深涧。
我很佩服十个老同志，年纪都是五、六十岁，他们也迈着坚定稳健的步伐走过来了。
过栈道是我们长征中最艰难的行军之一。
过了宝兴就到了夹金山。海拔四千公尺的大雪山横空而起，山峰高耸入云，白雪皑皑。红军不得不在这里同大自然进行一场残酷的搏斗。
出发前的一天晚上，我们三营在雪山下露宿。夜晚，风卷着雪雾，天气寒冷异常。战士们身上没有一点棉絮，冻得睡不着。便以连为单位坐成一圈，你靠我，我靠你，互相依偎，用体温取暖，露宿在冰天雪地里。
炊事班的战士们更是辛苦，天不亮就起来做饭。因为我要求这顿早饭要尽力做好，让战士们愿意吃，吃得饱，不然下顿饭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吃上。
因此，一大早他们就趴在地上吹风点火，火熏烟呛，直淌眼泪。木柴湿，引火难，气压低，好不容易才吃上这顿早饭。
6月12日清晨，我们在小村落里集合，每人手中拿着一根木棍，不时地举上举下，9时许，我们随着中央领导机关，沿着溪边的小路，浩浩荡荡地向山麓。人们傍着雪壁，攀着冰岩，踏着深深的积雪，互相搀扶，不停地前进。有的战士实在坚持不住了，身体一软倒在雪地上就再也起不来了。
过了雪山，一、四方面军在懋功胜利会师后。干部团与四方面军的红军大学合并，改为红军大学。下辖上级指挥科、上级政治科、步兵团、特科团。此时，我调任上级指挥科政委，周士第任队长。董必武、徐特立、成仿吾等几位老同志都到红军大学工作了。
离开懋功继续北进，就深入到藏族地区了。
6月26日，中央在两河口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决定：为了创造川陕甘革命根据地，迎接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高潮，红军必须战胜一切困难继续北上。这次会议由我们担任警卫。
我第一次见到张国焘。这人高大肥胖，总是一付软绵绵的样子。他的声音、笑貌、动作，看起来不大舒服。
他讲话时，微微弯一点腰，拿腔拿调，两手合在胸前，不笑强笑，每句话拖着长长的尾音，显得很傲慢。会议的空隙，我见朱德同志一个人在空地上走来走去，和往日相反，表现极不愉快。我预感到这次会议可能不很顺利。
我们深入藏区，像走进无人区一样，找不到人，吃粮成了问题。藏民受了川军及本地反动派的欺骗宣传和强迫命令，都躲藏起来。地里的麦子正在灌浆，还没成熟，一人只能吃二三两青稞。食盐也逐渐断绝了，每天主要靠豌豆尖和野菜充饥。
朱德最善于找野菜，他组织了一个”野菜调查小组”，亲自带领到山上或原野找出一些可以吃的野菜，带回来分类洗干净，煮着吃。
我们每天轮流派一些人去找野菜，炊事班在一大锅野菜里面按每人每天二、三两青稞的比例，抓几把青稞麦放进去搅一搅。有时我们打一桶”饭”回来，尽是野菜叶，若想再弄到几粒麦子，就像河里捞鱼那样很不容易。
过了两河口，继续北上，翻过了长征中的第二座雪山﹣﹣梦笔山。经卓克基，便来到了大草原的边缘﹣﹣毛儿盖。这时，上级指示我们在这一带筹粮，准备过草地。这里的喇嘛庙、土司宫建筑得富丽堂皇，很有气魄。可是因为人烟稀少，一片荒凉。这里土地肥沃，种着不少青稞、小麦等农作物。
根据上级指示，每人必须准备五天到七天的粮食。我们以连为单位组成了筹粮队。
一开始筹粮就遇到了麻烦。
这里的土司、头人和国民党反动派早在我们到达之前就逃跑了，还在这里埋伏了一些武装小部队。这些小股武装靠着地理情况熟，不时对我们进行偷袭。
由于我们入藏前专门进行了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执行民族政策的教育，特别提出不准乱开枪，因此在这里我们经常吃亏。
我同周士第同志经常下去检查筹粮工作。一天，周士第夹着一把雨伞同我沿着一条大河，边走边谈。这条河从两山之间穿过，河岸两旁都是些圆滑的巨石，河面不宽，但水流得很急。突然听见山林中响起枪声，我们赶快躲在河边的巨石后面隐蔽。因为石面太滑，周士第一下子摔到河里。
当我站起身时，他已被翻滚的河水卷了很远。我想这下完了，没有过草地，他就见马克思了。
我不顾一切地沿河边追赶，只见他在水中不停地挥动双臂，手里还紧紧握着那把伞，拼命地向岸边游着。一会儿竟游上岸来。
我赶到时，他已从岸边站起来，甩着伞上的水珠，笑着对我说：”马克思现在还不让我去报到呢！”我看他这副样子，也高兴地笑了。后来我才知道，他是海南人，小时候常在海边弄潮戏浪。
周士第原是十九路军的军官，后来参加了红军，没有一点旧军官的习气，很能吃苦耐劳。我们边走边谈，谈得很投机。转过山弯，是开阔的草地，6月的原野到处是一片葱绿，几只小狗，不知从什么地方窜出来，昂着头朝我们”汪汪”地叫着。
我环视周围，没看到有什么人，才知道这是几条野狗。小狗叫了几声，见我们没有理睬，又撒欢地跑向原野。
周士第用肘撞了我一下，问：”你吃过狗肉吗？”我摇了摇头。
他又说：”在广东狗肉是上乘菜肴，可好吃了，现在要是有条狗，咱们指挥科就能过年了。”随后，他又告我炮制狗肉的方法。我听得都入迷了。
他下意识地用手摸着枪，问我：”这大概是几条野狗吧！”我说：”大概是。”我见他那副贪婪的样子，提醒他说：”这里可不能放枪。”
他突然醒悟了，连忙说：”是的，是的。”随后捡起一块石头狠狠地向那狗掷去。
筹粮虽然遇到很多麻烦，可还有许多藏族同胞冒着生命危险帮助我们，所以，按期完成了上级交给的筹粮任务。
我们在毛儿盖停留了一个时期，中央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从毛儿盖出发，穿过一片森林，往前走多半天的路程便进入茫茫无际、荒无人烟的草地。在草地上走了三、四天，还看不到边缘。战士们肩上的粮袋渐渐瘪了，不得不挖野菜煮菜汤吃。
那时候洗脸盆可起了大作用，一班一个脸盆，用它烧水，煮饭，洗脸。拾一些草，架上堆火，煮上一盆野菜，放上几把炒面，大家围在一起暖和和地喝上一顿。可是，那一碗野菜汤能起多大作用，没有一会儿，又是饥肠辘辘。
记得有一天，开饭了，我同周士第和战士们围在一起，端着碗喝菜汤。周士第问：”谁是广东人哪？”见没人吱声，他就给大伙讲：”我们广东有一道名菜叫烤小猪。可真香哪。刚刚生下的小猪又白又胖，抓住四个小蹄子，吊在火上烤，烤得小猪嗷嗷乱叫，一会就不动了。先是烤得猪身浸出油来，再过一会儿，就成了焦黄黄的，几十里外都能嗅见香味。切下一块，皮焦脆，肉鲜嫩，没牙的老太太也能吃，那可真香哪。那一只小猪，够咱们一班吃了。”说着，他好像就真的吃到了烤小猪，末了还用舌头舔舔嘴唇。战士们都听得入了迷，跟着他舔嘴唇，咽口水。我只是暗自好笑。
饥饿的煎熬，风雨、泥泞、寒冷的折磨，使同志们的身体明显地衰弱下去了。走起路两脚瘫软无力，像拖着几百斤重的铁块。病号越来越多。因此，不得不成立收容队，把队伍里所有的牲口抽来，轮流驮运病号。但还是有不少同志躺下了。
当我们熬过一个夜晚，离开宿营地继续前进时，有的战友就长眠在我们共同躺过的营地上。我们一路走一路发现这样的战友静静地躺在草地上，我们默默地从他们身边走过，谁也不说一句话。
有个诗人说，军人不流眼泪。我看他说得不对！这个时候我们哭了，一些铁铮铮的汉子掉下了眼泪。茫茫的草原啊，你吞食了我们多少战友的生命。
草地上第五天行军走了不多久，远处隐约显出山峰，渐渐地望见了岷山山脉，终于过完了草地，又走上了漫长的山坡。
我们进驻巴西、阿西，等候与左路军的汇合。在那里，我们休息整理补充粮林，进一步作北上抗日的政治动员。这几天吃得饱了，赃衣服洗干净了，头发也剃光了，面目一新，精神十分饱满。每人炒好了几斤麦子作干粮，打了草鞋，做好了出发的准备。
一天，何畏派人来请我和周士第，去他那里吃饭。我同何畏很少见面，没有什么接触，是在懋功合并时认识的。他原是红四方面军九军军长，时任红军大学政治委员。我对他的邀请感到很突然，也很奇怪。我知道从一、四方面军合并以来，张国焘就搞分裂，反对北上抗日。这次何畏请我们吃饭，必然有文章。我同周士第商量，需要向少奇同志请示，他那时担任红军大学政治部主任。
这是我第一次见少奇同志。他高高的个子，身体很瘦弱，可是精神很好，两眼炯炯有神，看上去是那么和善、安详、机警。我们向他汇报了情况，他沉思了一会儿说：”可以去，看他讲些什么，说话时要注意分寸”。
我俩去了。何畏显得很热情，笑迷迷地拉着我们的手坐下，然后摆上饭菜。
嗬？有牛肉，有面饼，还真不错。在长征途中我们可是从来也没有见过。一边吃，他一边给我们讲，川西北这个地区有优越的地势和有利的条件，有着广大的少数民族需要我们去帮助他们，解救们，在那里创造根据地是再好不过了。
他讲的跟张国焘讲的是一个腔调，总的意思是想拉我们跟他走，去找张国焘。我们当时没有表态，吃完饭，我们拱手道谢后就走了。回来后，我们立即向少奇同志作了汇报。
我们在巴西等了将近十天，仍不见张国焘来巴西汇合。明摆着，他呆在阿坝已经与中央较上劲了。中央几次电令他实行预定计划，但是，张国焘不仅不服从中央命令，竟电陈昌浩，要他们”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这份电报为叶剑英所得，他连夜骑马到巴西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获悉张国焘的阴谋后，立即召开紧
急会议，决定夜半出发，脱离危险地带。
会议刚一结束，少奇同志就把我、周士第、董必武和卢寿椿叫到他那里，传达会议情况，让我们回去做好出发准备，动员四方面军的同志一起北上。回去后，我们按照少奇同志的指示，劝说四方面军的同志。结果，他们大多数拥护北上，也有个别人不得已同意北上。
夜半，大队人马在巴西集合。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及军委纵队，红军大学一部分（除掉原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临时组织北上先遣支队，从巴西出发北上。
我们红军大学也做好了出发准备，在路旁待命。这时，周恩来副主席走过来，挥着手向我们高声喊：”走！”大家立刻背上包跟着往前走。
第二天，部队行进在一个小山坡上，忽然从后面赶来三个骑兵通讯员，边跑边喊”前面停止前进！没有政治部主任陈昌浩的命令，不准前进！”
红军大学的教育长李特跑出来喊”停止前进！”
大家停了下来，莫名其妙。队伍里有人怒不可遏地吼道：”他陈昌浩算什么东西！中央领导的队伍，你敢不准前进？”
原来何畏得知红军要跟毛泽东北上，就立即给张国焘报信，以致张国焘有了准备。
情况十分紧急，气氛非常紧张。四方面军已经有一支队伍在山坡上埋伏，十几挺机关枪的枪口正冲着大队人马。这时，彭德怀大步流星迎上去，截住李特，非常威严地对他进行了批评和指责。
中等个子胖墩墩的李特很蛮横，居然扬着头指着彭德怀的鼻子争吵，彭德怀同志的嗓门也越来越大，显然火气很大。
这时候，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走上山坡的一块平地上停下，王稼祥、张闻天、杨尚昆等也跟过去了，我们也赶到了毛泽东同志跟前。
李特戴着大脑壳帽子，提着手枪，气势凶凶地跑到毛泽东同志跟前，身后带着几个持枪的战士。
他问：”总部政治委员张国焘同志命令南下，你们为什么不执行？”
只见毛泽东同志双手叉在腰上，措置裕如，不紧不慢地说出了一席话：”北上好，还是南下好，这件事大家可以商量。从目前形势来分析，南边集中了国民党的主要兵力，而陕西、甘肃，敌人的力量比较薄弱，这是一。第二，北上，我们可以树起抗日的旗帜。而南下是没有出路的，是得不到全国人民拥护的！”
说着，他又用手指了指身后，严肃地正告说：”彭德怀同志率领的三军团就走在后面，彭德怀同志是主张北上的，是坚决反对南下的，他对张国焘同志要南下，火气大得很哩！你们考虑考虑吧！大家要团结，不要红军打红军嘛！”
李特理屈词穷，同时也现出了惊恐不安的神色。
最后，毛泽东恳切地对李特说：”请你向国焘同志转达我的意见。根据对当前政治、军事形势的分析，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再过一次草地，在天全、甘孜、芦山建立革命根据地是很困难的。我相信，只有北上才是真正的出路，才是唯一正确的。当然，你们一定要南下，我们欢送。我们前面走，欢迎你们后面来。我们前面走，欢迎你们后面来。我们前面走，欢迎你们后面来。”这句话连说三遍，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李特见威胁右路军南下无望，便对毛泽东说：”根据张国焘同志的命令，红军大学的学员要南下。”
毛泽东说：”可以！红军大学的学员回去跟四方面军南下吧。我们一方面军的干部是要北上的。”当场命令红军大学全体学员列队，清点人数。
四方面军大都是湖北、安徽、河南人，八角军帽大。一方面军大都是江西、湖南、福建、广东人，八角军帽小。所以很好识别。李特来到队伍前面将四方面军学员拉出行列。
毛泽东对他们讲了话，内容同前面讲的大体相同。最后反复强调：”你们将来一定要北上的！现在回去不要紧，将来还要回来的。你们现在回去，我们欢送，将来回来，我们欢迎。”
毛泽东同志的讲话，使在场的每个学员很受感动。他高瞻远瞩，顾全大局，坚持团结，坚持原则，坚持党内斗争的正确方针，粉碎了张国焘妄图挑起红军打红军的一次大阴谋。
五、不到长城非好汉
毛泽东带领北上先遣队走出草地后，在俄界休息了几天，就向甘南前进。进入甘南的关键性一仗，是打天险腊子口。
我们在麻牙寺休息了一天就出发了。走到半路，司令部命令休息一下，烧点水喝。这时，前面腊子口一军团传来捷报，大家连水也顾不上喝，背起行装，连走带跑地向腊子口行进。军委给我们的任务是，督促全队迅速通过腊子口。走了五十多里路，腊子口在望。
腊子口确是名副其实的天险，山口只有三十来米宽，两边都是悬崖峭壁，仿佛神刀鬼斧把一座大石山劈开了似的。中间还有一条咆哮奔腾的河流，称为腊子沟，水深流急。河上有一座木桥，桥间筑有碉堡，山坡上还修了不少碉堡。这是进入腊子口的唯一通道。而这腊子口又是通往岷县，北上的必经之路。我们走到离腊子口五六里的地方，就已经明显看出，这里刚刚经历了一场残酷壮烈的激战。路边的树木被拦腰劈断，地上的青草被踩踏无余。
在桥头五十公尺以内的崖路上，炸裂的弹片和手榴弹柄满地都是，废墟成堆，血迹斑斑。我们指挥科首先赶到腊子口，守候在那里，督促后面的队伍赶快通过。我发现队伍稀稀拉拉，只有几千人，不多一会儿就过完了，我不由得一怔，意识到了队伍减员的严重。
打开腊子口，进入甘南重镇岷县，翻过岷山，到了哈达铺。在这里，毛泽东获悉，陕北有刘志丹的红军。9月22日，在哈达铺一座关帝庙里，召开了一、三军团和中央军委纵队的团以上干部会议，传达9月20日哈达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的决定。
毛泽东同志在会上说：”我们要北上，张国焘要南下，张国焘说我们是机会主义，究竟哪个是机会主义！我们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我们路线是正确的。现在我们北上先遣队人数是少一点，但是目标也就小一点，不张扬，大家用不着悲观。我们现在改称陕甘支队，由彭德怀同志任司令员，我兼政委。”
支队下编了三个纵队，一纵队由林彪兼司令员，聂荣臻任政委；二纵队司令员彭德怀兼（后为彭雪枫），政委李富春；三纵队即中央军委纵队，叶剑英任司令员，邓发任政委。全支队由七千多人组成。我们上级指挥科、特科团等红军大学一方面军的干部，改为上干队。
途中周士第同志调走，我任队长兼政委，直属三纵队。
从哈达铺开始，仗打得不多了，但在西北高原上经常遭到敌人骑兵的骚扰。一路上，毛泽东和彭德怀骑在马上，有说有笑。因为过了秦岭和渭河，就摆脱了敌人的追击。我们有时走在他们前面，有时走在他们的后面，相隔只有三、五十米远。他们神态自若，也给了我们很大鼓舞。
10月19日下午，我们在距离吴起镇约二十里的一些村庄宿营。刚吃过晚饭，司令部命令各纵队都进驻吴起镇及附近村落，大家听了都十分高兴，就要回到红区了！很多人忘记了几天行军的疲劳，像小孩子一样欢呼雀跃，直往吴起镇跑去。
但是，当我们进入吴起镇时，群众误以为匪军又来骚扰，仓皇逃避一空。我们在街上和窑洞的墙壁上发现，到处写着”中国共产党万岁！””拥护刘志丹！”的标语。
确信是陕北红区了。大家兴奋地说：”我们真的回到自己家了！”于是，出去找群众，半天找来几个老头和老太太，却语言不通，讲什么都说”解不下”。我们知道，群众对我们不了解，便沿街张贴标语”北上抗日，收复失地””与二十五、六、七军会合，一致抗日救国！”战士们找来笤帚，把街道打扫得干干净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