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行英雄

刘伯承对军事参谋的谆谆教导

军事参谋是指在各级司令部机关参与部队指挥行动与作战行动的主要工作人员,按任务分为作战参谋、侦察参谋、通讯参谋等。[1]


刘伯承

从时任八路军129师师部侦察参谋起,我的父亲江涛军旅生涯中的一半时间跟随刘伯承元帅南征北战。与数以千计的参谋人员一样,父亲的战友柴成文、李新农、陈皓、沈少星等前辈都曾在刘伯承领导下担任过参谋,并由此走上了不同的领导岗位。刘伯承既是他们的首长,又是他们的恩师。我整理了父亲江涛的自传,阅读了《刘伯承军事文选》《刘伯承的哲学思想》《柴成文文集》《书生革命》《峥嵘岁月纪事》等书籍,聆听了前辈们的回忆,深感刘伯承对军事参谋的诲人不倦、循循善诱、谆谆教导至今仍具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注重参谋人才培养 不应单纯使用

刘伯承认为:司令部在我军具有首脑地位,参谋长是司令部的首长,建设司令部的基础是要造就一大批政治思想觉悟较高、军事技术素质较强、具有科学文化知识、善于思考又能干的参谋人才。[2]


刘伯承

刘伯承历来重视培养军事参谋,严厉批评对参谋人员只使用、不培养的领导干部;批评那种使用有才能的参谋顺手了,上级调动不放人,送学校深造不同意,下部队锻炼不批准的作风。[3]他说:“在部队对参谋工作是很轻视的,有旅、团长打参谋长的。故我们决定不经过参谋长不准当主官,考虑从政治上、组织上来解决这一问题。”[4]在1941年7月的参谋工作会议上,刘伯承倡导“所有指挥员都必须当参谋长”。[5]

半个世纪以来,刘伯承呕心沥血为我军培养了大批参谋人才。战争年代没有条件就创造条件,他领导办学校或参训队,组织在职学习,亲自授课、撰写教材、翻译资料,手把手地培养军事参谋。1932年他担任红军的总参谋长,决定在中央红军学校扩建为红军大学时,增设培养参谋人员的参谋系。抗战中刘伯承任129师师长时,分三期开办了参谋训练班并亲自授课,抽调大批政治坚定又有作战经验的营长、教导员、连长、指导员担任训练班工作。解放后,刘伯承自告奋勇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的院长兼政治委员,创办了我军第一座培养、造就军队高级指挥员和高级参谋人员的最高学府。[6]

无论后来刘伯承任司令员还是元帅,不少原八路军129师的老同志仍称他为“师长”。这不仅是因为抗战八年时养成的老习惯,还因为刘伯承在大家的心中永远是严谨的老师与和蔼的长辈。[7]

二、重视从知识分子中培养参谋

红军时期,我军工农出身的干部较多。抗战时期,我军参谋队伍中的知识分子成份迅速增加。刘伯承倡导工农干部与知识分子之间很好地融洽起来、取长补短,他说:“工农干部如不提高文化,既不能使实践经验透过文化与理论贯穿起来,只能停滞在低级朦胧的军事常识阶段。知识分子如不善于使用自己的文化工具去研究军事学理,或只在书本上打圈子,不愿与实际联系,只注意接收过去战争流血的经验,而不尊重今日流血的经验,则不是空洞无边的武盲,即是军事上的条文主义与形式主义。”[8]


江涛

我的父亲江涛从保定育德高中肄业参加八路军,从抗大学习毕业后到129师任参谋。他凭主观愿望想干好工作,但受青年学生清高思想的影响,对老干部虚心学习不够,对个别人“摆龙门阵”“谈老婆”颇感厌烦。1939年6月25日,他聆听了129师刘伯承师长的《目前部队工作报告》。刘伯承分析军内新老干部间不团结的原因,指出克服不团结的办法时说:“工农分子知识化,知识分子实际化、群众化,全体马列主义化。共同发扬革命的传统,向一个政治目标前进。”[9]我父亲批判了自己的错误认识,虚心向老干部学习,得到了组织上的信任与器重。


陈皓

为提高参谋人员的整体素质,刘伯承要求从知识分子中选拔干部,加以培养后进入参谋工作岗位,以提高各级指挥部门的能力。1942年在《军事工作实施纲要》中规定:“各团应选一个较有战斗及管理经验的知识分子干部当副营长,经过一定时间的锻炼后,准备提升团参谋长。”[10]父亲的战友陈皓就是其中一位。他曾是山西运城中学学生,在晋绥陆军军官教导团受过训,1940年2月任129师新1旅2团2营营长。1941年初,刘伯承指示在涉县开办“129师轮训大队参谋训练队”,陈皓被选派去学习了半年。同年7月训练队毕业后,陈皓调回新一旅二团任参谋长,屡建战功。[11]

三、要胸怀全局 善于领会上级意图

刘伯承说:“我们在受领合同命令时,首先要了解上级首长总的意图,了解上级首长给予自己的局部任务对整体任务的作用,才能在实际战斗中充分发挥这一作用,以保证整体任务的完成。”[12]

参谋做到“能参能谋”的依据是要胸怀全局,要善于领会上级的意图。胸怀全局是懂得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懂得本部所担负的任务对整体任务的作用。善于领会上级的意图是懂得首长下达决心的实质,懂得当前行动同下一步行动的联系。这需要深刻理解毛泽东的军事著作、党中央各时期的战略方针,理解全军、战区、所属部队在这一时期整体任务和局部任务,铭记一切局部战斗行动都要服从于整体战役的总目的。[13]


李新农

抗战时期,八路军129师辖区位于晋、冀、豫交界处,这是华北之战略要地,敌、我、友关系错综复杂,各种政治、军事力量角逐。处理好我军与国民党军之间的关系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局的关键,刘伯承师长将此任交给了时任129师总部的参议李新农。李新农毕业于上海东南医学院,按照刘师长的指示数次身临险境,智勇双全地与国军唇枪舌剑、斗智斗勇,不费一枪一弹,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39年,他受刘伯承委派三下太行山,促成了范子侠率部4000人起义,改编为八路军129师新编第10旅。1940年1月,他随刘伯承与国民党军鹿钟麟、朱怀冰等部谈判,劝告其停止摩擦、共同抗日,粉碎了国民党的第一次反共高潮。1941年初,他代表刘伯承与国军27军军长范汉杰谈判,终于与其达成共识,确认了双方地界、缓和了摩擦。1942年春,他奉命与国军第27军预备第8师陈孝强师长接洽,救助其部摆脱日军袭击,成为国共合作的一段佳话。[14]

四、善于调查研究分析 不能只接电话

刘伯承说:“司令部要有调查才能研究,要有研究才能参谋组织战斗。”[15]1962年他对总参谋部的参谋人员说:“你们的主要工作不是搞个图,画个表,专做那些技术性的工作(当然必须搞的还是要搞),而是调查、研究、分析、判断,及时向首长提供定下正确决心的材料。”[16]

参谋工作的伸缩性很大,挂挂图、画画表、接接电话是参谋,出谋划策、运筹决策也是参谋。做到后者就要充分获取有价值的情报,综合分析一切与战争有关的因素,善于研究敌人的战略思想、战役企图、作战方法,找出敌人的特点、弱点,从而获得取胜的方法。[17]

身经百战的刘伯承擅长调查分析、运筹帷幄的例子数不胜数。1942年“五一大扫荡”时,日军偷袭八路军总部和129师师部,实施残酷的“斩首行动”。刘伯承带领新1旅2团,保护师直属队和边区政府,越过邯长公路,向神头村的方向突围。6月8日,刘伯承在东岭山峰用望远镜观察,指着前进的方向对新1旅唐天际政委说:“你们看到那里的烟火没有?鬼子是在那里烧房子吗?……很明显是威胁我军,防止我军从这里突围,意欲压迫我军退入他的合围圈中,使我陷于被动。看来此路不通,要绕道前进,坚决向外转移。”刘伯承的仔细观察、准确分析令新1旅指战员们十分敬佩,他们研究决定迂回走一条牧羊人的小道,胜利地突围了。[18]

五、钻研精通专业 不能一问三不知

刘伯承说:“现在我们的战术、技术就是要研究、要发展、要创造,然而不专就不能精通,不熟练就不能生巧。”[19]参谋应具备的知识面很宽,组织战斗既需要具备战役、战术、武器、装备方面的军事知识,又需要具备政治、经济、地理、气象方面的基础知识,此外还应学习军事历史、运筹学、统计学、逻辑学方面的知识。参谋知识的掌握靠日积月累,靠养成好的学习习惯,不懂的就读书、查资料、请教人。[20]

1941年129师召开的参谋长会议上,刘伯承提出一条特别规定:各个时期下发的战术指示,要首先在参谋人员中进行讨论和学习。他经常向身边的参谋提出一些现实作战遇到的、以及未来作战可能遇到的学术问题,要大家讨论研究。从日军缴获一件新式的武器时,他就组织参谋们分析其技术性能,以便缴获后能立即使用,也可以利用其弱点研究对付其战法。[21]

刘伯承要求参谋刻苦学习、研究掌握主管的专业,精通到熟能生巧的程度,要成为本专业的“活字典”,不能“一问三不知”。[23]我的父亲江涛在129 师时任侦察参谋时,被称为“活地图”。他对管内的地形、地貌了解得非常清楚,每当首长问时都对答如流。他说:“我跟陈再道当情报参谋时,他骑在马上,用马鞭一指问:前面走到什么地方?那座山的标高多少?距离多远?路况如何?我得一口答上来。如果答不上来,首长可要发火了。所以部队行军一停下来,别人都休息了,我就站在墙边背军用地图。”

六、要胆大包天 反对马弁作风

刘伯承强调参谋要有胆大包天的气慨,这不是“傻大胆”,而是对外要有战胜强敌的决心与勇气,对内要敢于提出不同于指挥员的见解。“‘狭路相逢勇者胜’!只要我们坚决、勇敢不怕牺牲,就一定能够打过去。”[23]

军事参谋在旧中国军队里并不被重视,被当作长官“豢养的谋士”或“忠实的奴仆”。[24]参谋要敢于打破陈规旧习,敢于向指挥员提出克敌制胜的提议,提议如果错了要勇于改正,如果正确即使未被采用也不要气馁。对待每一位参谋提出的独道见解,刘伯承总是认真地听取,对好的提议必定给予鼓励,错误的提议耐心讲道理、从不简单对顶回去。[25]

刘伯承厌恶参谋人员中的“马弁”作风,认为这种人缺乏出谋划策的能力与知识,却只会不务正业,搞歪门邪道,依仗靠近首长之便,对下级耍威风,对上级看脸色行事、唯唯诺诺、顺竿爬、出馊主意,危害很大。[26]

刘伯承的一生坚持原则、胆大包天,为参谋人员做出了榜样。1932年,他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参谋长,参与指挥红军取得了四次反“围剿”作战的胜利。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时,他敢于反对军事顾问李德在作战指挥上的教条主义和专横作风,被撤销了总参谋长的职务,直到李德军事路线破产后才得以复职。[27]

七、要心细如发 杜绝粗心大意

刘伯承说:“我们打仗是一件胆大心细的工作。”[28]“在侦察研究敌情时,虽片纸只字也不放松,这是好干部。”[29]他要求参谋做到:研究上级指示要细,研究敌情要细,军事组织要细,检查工作要细,草拟军事文书要细,下达任务、传达指示要细,不可含糊其辞。[30]在一次总结中,刘伯承表扬某部队:在反日军“大扫荡”中重视夺取敌人文件,特别是在厕所中搜取到重要文件,号召各部学习他们细致的好作风。[31]

刘伯承倡导精细周密,反对粗枝大叶,对于虽属一字之差、几分钟之迟就可能关系到千百人的性命。他说:“粗心大意的军事家……把军事计划建立在一厢情愿的基础上,这种计划是空想的,不符合实际的。鲁莽的专凭热情的军事家之所以不免于敌人的欺骗,受敌人表面的片面的情况的引诱,受自己部下不负责任的无真知灼见的鼓动,因而不免于碰壁,就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或不愿意知道任何军事计划,是应该建立于必要的侦察和敌我情况及其相互关系的周密思索的基础之上的缘故。”[32]

抗战期间白晋路大破击作战时,有位参谋拟订作战命令,由于没有细致查看地图,把白晋路上的“来源”写成了“涞源”。刘伯承发现后教导这位参谋工作要细致,粗枝大叶是会误事的,他风趣地说:“你把晋察冀的一个县城,一下就搬到太行山来了。要是聂司令知道了,一定会问你:你为什么把我们的涞源搬跑了呢?”[33]

八、要守口如瓶 不可放松警惕

刘伯承说:“保守军事机密为制胜与失败的重要关键……特别是我们的参谋人员更应守口如瓶。”参谋从始至终参与战斗计划的策划、组织、实施,知晓与掌握的机密最多,容易失密的机会也多,这就必然成为敌人特务策反与攻击的重要目标。一人失密、一处失密、一时失密就等于整个计划失密。[34]

1946年11月,刘伯承在团以上干部会上指出:“在大杨湖战斗的时候,我们一位负责干部,竟把最机密的东西指给俘虏看,对这个俘虏又看守不严,让他跑了。这真是愚蠢之极的自杀行为,倘不立即纠正,确会招致亡国亡家之祸,深望大家警惕,并对部署进行深入的教育。特别是我们的参谋人员,更应守口如瓶……很好地保守秘密,使敌人耳聋眼瞎。”[35]

保守机密要慎之又慎,刘伯承指出:“规定保守秘密法:袭击目标与部署应适时分别职务等级次序分段传达;其次就是迷惑敌人,严守秘密,封锁消息;再其次是对民众,特别是找向导,不要使他知道袭击企图,必要时先向假方向走一段,然后转向真方向走。”[36]

那种不遵守保密制度,到处打听机密,喜欢炫耀自己知道的机密多的人是很危险的。那种资料管理混乱、文件乱放、带着密件乱走的作风,同样也是很危险的。1942年是抗战相持阶段最艰苦的一年,日军为报复“百团大战”的挫折,发动了108天的春、夏、秋三次大规模“扫荡”。由于我方的疏漏,日军获取了八路军总部和129师首长的相片,冈村宁次命令将肖像印成折子,除罗瑞卿主任的相片错印成卢仁灿主任外,其余的都没印错。日军“大扫荡”时随身携带着折子,用于识别与打击我军首长,危害很大。[37]

九、每战必应总结经验教训

刘伯承任129师师长时规定部队:“每次战斗后必做军事与政治总结的制度”。[38]他亲自做到“每战必有总结”,教育各级指挥员和参谋人员坚持“实践——总结——再实践——在总结”的良性循环。[39]在《刘伯承军事文选》中就收集了刘伯承撰著的南昌暴动、白晋铁路破击战、反“扫荡”战斗、上党战役、平汉战役、陇海战役、定陶战役、鄄城战役、钜金鱼战役、襄樊战役、淮海战役等战役或战斗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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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伯承要求重视战役或战斗后,从兵团至营连以及战斗英雄的总结,既总结我军的经验教训,又分析敌人的强点弱点。

总结我军的经验教训,刘伯承指出:“我军自己作战经验的总结乃是极为珍贵的教材。各级干部应根据毛泽东军事原则,在实战经验的切实整理中加以发挥,使我军能打一仗进一步,以不断的进步,争取不断的胜利。”[40]“每次战斗后,我们都要检讨到战斗队形,火力组织,移动防御,工事构筑,战斗指挥,尤其是各部队各兵种协同动作等。”[41]

分析敌人的强点弱点,刘伯承指出“我们善于总结经验,研究敌情,提出新的对策;敌人也善于研究我们,接受经验,不断研究其方略,尤其是里应外合的谋略。所以敌我斗争,不仅是军事力量的比赛,而且是政治、经济、文化全部力量的决斗。不仅斗力,更主要的是斗智。”[42]

刘伯承是我军参谋人员的光辉典范,从北伐军的排长到红军的总参谋长,从野战军的司令员到共和国的元帅,从伏龙芝军事学院的学生到解放军军事学院的院长,从指挥局部战斗到指挥大的战役,将古今中外的军事学术精华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相结合,不愧为足智多谋、神机妙算的“军神”。他对军事参谋的谆谆教导不仅是我军的宝贵财富,也是我们的人生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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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刘伯承军事文选》     刘伯承著   战士出版社         1982年版

《刘伯承的哲学思想》   刘备耕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5年版


dav

《柴成文文集》         柴成文著   国防部外事办公室   2011年版



《书生革命》           李新农著   解放军出版社       2003年版



《峥嵘岁月纪事》       陈皓著                        2006年版


《辞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79年版

[1]《辞海》478页

[2]《柴成文文集》93页


[3]《柴成文文集》94页

[4]《刘伯承军事文选》577页

[5]《柴成文文集》134页

[6]《柴成文文集》94页

[7]《刘伯承的哲学思想》4页

[8]《柴成文文集》97页

[9]《刘伯承军事文选》96页

[10]《柴成文文集》97页

[11]《峥嵘岁月纪事》61页

[12]《柴成文文集》122页

[13]《柴成文文集》85页

[14]《书生革命》38页

[15]《刘伯承军事文选》283页

[16]《柴成文文集》83页

[17]《柴成文文集》115页

[18]《峥嵘岁月纪事》75页

[19]《刘伯承军事文选》284页

[20]《柴成文文集》123页

[21]《柴成文文集》99页

[22]《柴成文文集》98页

[23]《刘伯承军事文选》770页

[24]《柴成文文集》81页

[25]《柴成文文集》127页

[26]《柴成文文集》133页

[27]《柴成文文集》92页

[28]《刘伯承军事文选》335页

[29]《刘伯承军事文选》323页

[30]《柴成文文集》129页

[31]《刘伯承的哲学思想》57页

[32]《刘伯承军事文选》506页

[33]《刘伯承的哲学思想》61页

[34]《刘伯承军事文选》131页

[35]《刘伯承军事文选》464页

[36]《刘伯承军事文选》141页

[37]《刘伯承的哲学思想》71页

[38]《刘伯承的哲学思想》66页

[39]《刘伯承的哲学思想》149页

[40]《刘伯承军事文选》564页

[41]《刘伯承军事文选》503页

[42]《刘伯承军事文选》387页

注:文中使用引号者是参考文献中的原文,未使用引号者是以参考文献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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