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在石头上的抗战故事(3)

漳南大渠命名背后

——一封来自抗战时期的信件

张献伟

(一)

这期故事,来自一封抗战时期所写的信件。虽然不是来自石头上,但又确实与石头有关。确切讲,也是符合“刻在石头上的抗战故事”一说的。

因为在这封信里记述着:“立小碑记载修渠,由修渠委员会出名搞”。石碑虽小,但刻于其上的修渠经过,肯定记录了那个时期修渠的艰辛与付出。

信件,是1944年7月25日,由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二厅(财政、建设、粮食)副厅长刘岱峰,写给时任涉县县长胡广恩的回信。开头写道:“王堡渠名,我们最后商量意见,就叫‘漳南大渠’,不另起名字了。”可知,这封信,是关于漳南大渠起名的问题。

漳南大渠,是一条著名的抗战渠、红色渠。谋划于1942年,动工于1943年,通水于1944年。长27华里,流经王堡、赤岸等8个村庄,可浇地3500余亩,年增产粮食70万斤。由刘伯承、邓小平亲自领导安排并亲手搬石垒堰而成,是抗战时期共产党修建的华北最大水利工程,是党、政府和刘邓大军与根据地人民血肉情深的历史见证。

信件,最近发现于河北省档案馆。

(二)

80年前,领导晋冀鲁豫边区抗日斗争的先辈们,于战争间隙,腾出宝贵的时间和精力,专为涉县一条大渠的名字反复商讨,煞费苦心,个中原因何在?

漳南大渠的命名,非但没有在竣工通水时的1944年4月5日,或者更前一些时间,反而是延后至7月25日,整整推迟了3个月零20天。一般情况下,涉及一定区域、有着重要价值的民生工程,竣工前,至少竣工时,是要起好名字的。旧时,习惯上还要树碑立传。就像这封回信中提到的“小碑”一样。历史往往是云雾重重,扑朔迷离。

好在,今天,一堆泛黄的档案卷宗,隐隐透出了一点答案。

(三)

清漳河,属海河流域南运河水系,东源出自山西昔阳,西源出自山西和顺。从北至南贯穿涉县全境,长约120多华里。不仅是涉县的母亲河,而且是滋养太行革命根据地的母亲河。

1937年11月,八路军一二九师挺进太行,在清漳河两岸实施战略展开,开展广泛的群众性游击战争。1940年5月,刘伯承、邓小平率领一二九师司令部、政治部,顺着清漳河进驻涉县常乐村,半年后又顺河而下驻扎赤岸村。之后,冀太联办、晋冀鲁豫边区政府、边区临参会、中共太行分局等130多个党政军机关,如春风拂柳一般,郁郁葱葱地沿河扎根,迎风招展,开启了太行抗战最辉煌的篇章。

清漳河自纳入刘邓的视野之后,两岸迅速成为一二九师大军的粮草基地,抗日民主政权的兴旺高地,也成为太行人民的幸福之地。

“发展农业,防止新荒,奖励开荒开滩,提倡水利、牧畜、造林,改良耕种方法”,于冀太联办施政纲领中一经提出,各级抗日政府积极响应,纷纷组织民众修滩开渠,大兴水利,极大地唤醒了两岸人民“靠河吃河”、改善生活的意识。1940-1941年修筑的新惠渠,1941-1942年修筑的南五村街渠,是其中先于漳南大渠而修的水渠。

(四)

流经一二九师司令部驻地赤岸、政治部驻地王堡的漳南大渠,作为全边区最大的水利工程,自然列入了刘邓和中共太行分局、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

在敌人频繁“扫荡”的战争环境下,漳南大渠开工兴建。《新华日报》作了适时的跟踪报道,各级政府列为工作报告内容。自此,这条大渠的名字被时常“曝光”,但每次“曝光”,均有所不同。

1942年秋季,大渠酝酿时期,因工程浩大,困难较多,仅在少数干部中加以宣传,笼统称为“漳南八村大渠”。

1942年12月11日:《新华日报》报道:“决定从涉县上温村至河南店,沿清漳河开一条长廿余里之大水渠,政府正拟贷款三十万元相助。”修渠前,漳南大渠是没有确定的名字的。

1943年2月5日,《新华日报》报道:“涉县县政府、边府农林局及一二九师代表在河南店召开王堡、河南店等七村村长、生产主任、农会主席及对水利有经验人士二十八人会议,讨论修筑水渠事宜……会商结果,一致同意元宵节后正式开工……”此时,大渠仍然没有名字。

1943年6月13日,《新华日报》报道:“全长二十六里,贯通八村的漳南大渠,工程已入最后紧张阶段,现在土工与渠身已大部完成,现正赶修石桥和温村、王堡间的石岩工程……”这是“漳南大渠”一名首次于见诸文字,系大渠开工之后近4个月。

1943年7月21日,《新华日报》报道:“兴修漳南河南店二十六里大水渠石、木、土工人八百七十八人,得悉敌寇第五纵队调集大军准备进攻模范抗日根据地陕甘宁边区的消息,他们自动的在十三日的月夜里集会于清漳河岸的草坪上”。此时,又不再提漳南大渠的名字。

1943年9月《一年来太行区生产建设——在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太行区会议上边区政府的工作报告》指出:“如涉县大渠如移至秋季开工,即需款六百万元,而非今春一百七十万元可办了。”“涉县大渠”,可能是为漳南大渠所起的名字,虽然也可能是对这条大渠的泛指。不论何种可能,边区政府的工作报告里,并没有确定叫漳南大渠。

1944年2月11日,《新华日报》报道:“主要是把漳南大渠的支渠修好,水利管理也要搞好,省得上水头和下水头闹麻烦,今年就要解决灌溉制度、组织领导用工管理、渠道交通等问题。”时隔半年多,漳南大渠的名字再次见诸报端。

1944年7月20日,边区政府农林局在《太行区生产建设中的三道大水渠》一文中指出:“第一道大渠是在涉县清漳河两岸,叫漳南渠。”就在刘岱峰厅长回信前五天,边区政府水利部门确定这条渠叫漳南渠。

1944年7月25日,刘岱峰厅长给胡广恩县长回信提及:“王堡渠名”“王堡渠公粮部份”。可知,“王堡渠”的名字同样是被认可的。王堡,位于渠首之下,赤岸之上,是漳南大渠流经的第一个村庄,也是第一个受益村。

(五)

大渠还有没有别的名字?特别是当地老百姓所起的名字,平日里习惯称呼的名字?岁月沧桑,无从查考,但有“救命渠”传诵至今(幸福渠、将军渠的称谓,为新中国成立后)。

千百年来,有谁能把清漳河水引上太行山上?没有。连神仙、龙王也做不到。而共产党、八路军竟然做到了,刘邓、边区政府做到了。日日靠天吃饭的老百姓就此感觉不一样了,连眼睛都笑开了花。

在1942-1944年间,漳南大渠是涉县乃至太行根据地关注度最高的大事之一。自策划修建大渠开始,沿渠8个村庄,包括享受到边区几年来开渠成果的涉县人民,得知又有更大的水利工程将要建设,无不兴奋地关注着、议论着、支持着,盼望着早日渠成水到的那一天。开工前,《新华日报》报道:“现已分头开始测量水位及向各沿渠村动员。群众闻知,欣喜若狂……”

通水时,现场氛围之热烈,老百姓心情之激动,虽然没有即时的报道和记录,但边区政府农林局在《太行区生产建设中的三道大水渠》一文中讲到:“涉县漳南渠通水时,老百姓黑夜点着火把到渠壕看水……”第一区区长李庆于1944年6月17日撰写的《漳南大渠总结》,以《漳南大渠浇地后的反映》为题进行了详实记录:“在河南店三月十八的集会上,是很热闹的,往年老百姓丢了什么生活,都要去赶会,可是今年三月十八,都跑到大渠上去了,满地里都是人,唧唧吵吵忙着浇地。外村赶会的人也都去看水……”“有的说:‘没有共产党八路军和抗日政府,就没有这条大渠。’”

此次采访中,赤岸村老人回忆,当时村里像过年,十里八乡的人也来了,人山人海,热闹不凡。人们敲锣打鼓,尽情表达着心中的高兴,高喊着感恩共产党、八路军和刘邓的口号。有的小伙子爬在渠边,双手捧起甘甜的渠水,或用水瓢舀起,边喝边笑,喝个不够。老人们让儿孙端来半碗渠水,满眼噙泪,舍不得喝一口。为庆贺大渠,还来了剧团,唱了一个月戏。村民们没有多高的文化,但有最真挚的情感和最朴素的语言。他们情不自禁地喊出“救命渠”这三个字,是可以肯定的。喊出其他更带感情色彩的名字,也是情理当中的。

随着大渠的开通,民间传唱起一首歌谣:“水流南山头,吃饭不用愁。没有八路军,这水怎能流?”民谣即是民心。现在,赤岸村的老人还有会哼唱的。歌词简洁,旋律明快,朗朗上口。典型的太行山区的民歌风格,把一渠水涌动的颂党和政府恩、人民军队恩,作了准确传神的演绎。这也从另外一个方面,说明老百姓对大渠的情感所在。

而漳南八村大渠、漳南大渠、漳南渠、王堡渠、涉县大渠、救命渠等名字,远不能满足人们情感上的需求。

(六)

有没有其他不可抗拒的原因,影响到了漳南大渠的命名问题,直至通水后几个月再由边区政府定名呢?

1942年后,通过减租减息、精兵简政、渡荒自救、大生产运动、整风运动、党的一元化领导等,根据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1942年5月,彻底扭转了面积减少的颓势。1943年初温村会议之后,迈入了恢复与再发展的阶段。8月份的林南战役,又为根据地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1944年,华北战场转入了对日军的局部反攻。

刘厅长在信中写到:“因我今年麦收很好”,可见这一年也如历史资料记载一样,虽然仍有春旱,蝗灾也未除尽,但显然没有前两年的灾害严重。所以,大渠于春花烂漫的时节胜利竣工。

抗战时期,单纯命名一条水渠,也不会复杂到因为时有战事、灾情影响,而持续两年没有结果,直至通水后又贻误几个月。战事和灾情,可以影响修渠,但不大可能影响命名。

(七)

从1942年的策划勘查阶段,到1943年的组织推进阶段,再到1944年的竣工通水阶段,大渠始终没有一个确定的名字,只能说明一种情况:政府和民间,对渠名没有一个统一的意见,而对大渠命名又都十分看重,因此需要一个权威的机构,在广泛听取民意的基础上,最后对渠名进行“一锤定音”。

这条承载着边区军民“水利梦”“翻身梦”“幸福梦”的大渠,她的名字,最看重的首先要数老百姓。叫什么名字更好,老百姓有自己的意愿,但不一定能够总结出来,即使总结出来了,竣工通水时边区政府没有采纳。而这种情绪,在民间一直持续发酵着。最后一定是通过相应渠道,经过些许过程,逐级呼吁,层层反馈,最后传到了涉县抗日县政府那里,传给了时任县长胡广恩。

胡县长几经斟酌,没有定论,无法回复民众的恳求。同时,作为一县之长,对一二九师、边区政府和太行分局帮助涉县修建的开天辟地的水利工程,心里也有着特殊的感情,也想有一个更能反映全县民意的名字,让这条大渠永垂后世,成为激励全县人民战胜敌人、建设家园的精神动力。之后,向边区政府作了汇报,既反映民意,又可能作出新的请示。为郑重起见,汇报通过信件的形式,报告的形式。

民意无小事。对共产党的政权来讲,民意更是大于天。胡县长的做法无疑是正确的。4月5日通水后,胡县长写信,刘厅长回信,加上边区政府有关领导和部门讨论议定,需要一段时间。这个过程,三个多月是可能的。

特别是“我们最后商量意见,就叫‘漳南大渠’,不另起名字了”一句中,“最后商量”,完全讲明了边区政府在确定漳南大渠名字时,是非常严肃认真的;“不另起名字了”,反而说明有不同的命名方案,其中包括胡县长代表涉县人民提出的另起名字的方案。

(八)

边区政府这样反复和慎重,原因可能有三:

一是对民意的尊崇。边区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民主的政府,这从回信包含明显的商量口吻中,能够深刻体会到。何况,大渠修建正好处于根据地的整风时期。老百姓对党、对刘邓、对边区政府和一二九师的爱戴、感恩之情,是边区政府考量的重要因素。尽管不会采纳直白的感恩共产党、八路军及首长个人的方案,但也绝不会忽视对民意的呼应。

二是对漳南大渠的重视。这条水渠对根据地和边区政府而言,其意义不仅是渡荒、生产的一项工程,而且有着重大的政治意义和军事价值。她向世人证明,共产党、八路军不仅在军事斗争上行,而且在发展经济上行,领导新政权上行。这也就有了政府机构所起的漳南八村大渠、漳南大渠、漳南渠、王堡渠、涉县大渠等名字。

三是对军民鱼水情的考虑。兴建大渠,初心为民。修建过程,军民同心。工程采用以工代赈方法,边区政府拨款160万元。施工进入最紧张阶段时,每天上工达3000多人。刘伯承、邓小平和一二九师、边区政府的干部战士纷纷到工地参加劳动。刘计来在崩山洞中光荣牺牲。大渠是边区建设发展的旗帜性工程,党群兵民关系的标志性工程,需要载入史册,让人永远铭记。

然而,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政权,只有公利,没有私心。岂能将修建大渠的功劳归于自己?又怎会同意老百姓把大渠叫作“救命渠”之类的感恩名字?边区政府的领导和部门,在反复商议之后,决定“就叫‘漳南大渠’”。虽然简洁,但明白、准确、朴实、易记,而且叫过一段时间,民间也有一定认可。一渠之名,大道有痕。

细细品味这个名字,既有工程命名的地理规则,也有实干为民的时代烙印,同时有彰显地位的非凡气度。无疑是最好的选择。这是太行的象征,涉县的标识。

(九)

唯一令人遗憾的是,记载这段历史的“小碑”,从不为自己树碑立传的共产党人,勉于民意恳求,“立小碑记载修渠”之碑,立于何地,无从查找;现在哪里,无人知道。立碑之事,几乎没人说起过。

岁月更迭,尘封了多少可歌可泣的故事;山河无声,掩埋了多少壮怀激烈的印迹。盘绕在太行山间的漳南大渠,却深深融入了高耸云端的太行山,镌刻在涉县人民心中!

站在赤岸将军岭上,眺望远方逶迤的群山,只见一渠清粼粼的清漳河水,从80年前的战火硝烟中奔涌而来,穿越时空,哗哗作响,一直流淌到现在,流淌在涉县大地上,流淌在阳光照耀下的太行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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