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大学医学院的故事

江和平

我在老八路骆行阿姨珍藏的纪念章中，看到一枚“北大”纪念章。这枚铜质纪念章通体呈银灰色，边长两厘米的正方形，自右向左两行六个宋体繁体字，上面是“北大”两字，下面是“毕业纪念”，中间一颗瘦体五角星。虽然这枚纪念章略显粗糙，但它承载了我军教育战线的一段光荣历史。

一、此“北大”非彼“北大”

我第一次看着这枚纪念章时疑惑不解，在我的印象中“北大徽章”出自鲁迅先生的作品，呈圆形，中间好似三位人像的“北大”篆书二字，周边是北京大学的英文。骆行阿姨告诉我：这个“北大”不是位于北平的“北京大学”，是她在山西长治学习的“北方大学”。

骆行阿姨1942年开始在延安中央医院工作，并担任护士长兼支部书记。1947年，她被调干到北方大学医学院学习，担任三班班长和兼管学校的药库，并在这期间与李新农喜结连理。阿姨给我讲述了在医学院学习的三年经历，还送给我了李新农伯伯的专著《书生革命》。因此，我得知了一些北方大学、尤其是北方大学医学院的故事。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内出现了暂短的和平时期，经历八年抗战的晋冀鲁豫边区军民渴望重建家园，但建设人才非常匮乏。为了解放、建设新中国而培养干部与人才，1945年12月边区政府决定创办一所综合性大学，最初校名为“新华大学”，不久更名为“北方大学”。办学地址选定在晋冀鲁豫边区当时地理位置比较便利、经济条件比较好的河北省邢台市。

1946年1月5日，北方大学在邢台市北关成立。该校是我党在解放战争时期组建的第一所综合性大学，陆续开设了文教学院、医学院、工学院、财经学院、农学院、艺术学院共计六个学院。

北方大学的师资力量强大，著名的史学家、教育家范文澜担任校长，一批享誉中外的史学家、教育家、科学家在北方大学任教。教职员工有的来自党中央所在地延安，有的来自晋冀鲁豫边区，有的来自八路军野战部队，还有的来自国统区。

北方大学的成立，在全国进步青年中引起强烈反响，除解放区有大批学员报名外，国统区的不少青年学子也纷纷到北方大学求学。大批热血青年经过北方大学培养，成为新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建设方面的专业人才。

1946年10月，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邢台已不安全，北方大学被迫迁往上党战役后我军牢牢掌握的山西长治。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1947年夏至1948年春，北方大学各个学院陆续迁到河北石家庄。

1948年5月，北方大学与晋察冀边区的华北联合大学合并为华北大学。历经两年零八个月，北方大学成为后来的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等一大批中国高等学府的前身。

二、北方大学医学院的沿革

北方大学在长治办校的一年零八个月是该校驻地时间最长、最辉煌的时期，其中北方大学医学院在我党、我军医学教育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该校副教务主任李新农说：“这段历史是最使人难以忘怀的，最值得纪念的。每当我回忆这段往事时，那动人心魄的生活便一幕幕地浮现在眼前。”

北方大学医学院又称晋冀鲁豫军区医学院，是一所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军队院校。1938年夏，八路军129师卫生部为培养抗战急需的卫生干部，开始组建医生训练队。1940年6月，在医训队基础上建立了129师卫生学校。同年冬，129师卫生学校与第18集团军前方总部卫生学校在山西辽县合并，定名为第18集团军野战卫生部卫生学校。1945年8月，卫生学校奉命迁到山西长治，改名为晋冀鲁豫军区医科专门学校。

1946年4月，该军区医专迁到河北邢台北门外牛尾河畔，扩建为北方大学医学院。同年10月，医学院迁到山西长治，校部设在高庄，医学院位于潞城县的安阳村和安昌村。

医学院隶属北方大学和晋冀鲁豫军区卫生部的双重领导，仍属部队建制。医学院在校学员500人，按军队传统以连为单位组成区队，分为3个大队，下属9个区队。

北方大学医学院由钱信忠任名誉院长，刘和乙、李新农任正副教务主任，具体负责医学院的行政管理和教学工作。院领导的业务能力和医学水平很高，钱信忠时任晋冀鲁豫军区卫生部部长，刘和乙曾任晋冀鲁豫军区医科专门学校校长，李新农是毕业于日本东京医科大学的高材生、从晋冀鲁豫军区交际处长的岗位调到医学院。

1948年5月，北方大学医学院迁到石家庄。同年7月与原晋冀鲁豫军区的白求恩医科大学合并，改名为华北医科大学。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改编为军委天津军医大学、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军医大学、长春医学院、吉林医科大学、白求恩医科大学。

三、因地制宜的高水平教学

北方大学医学院的任务是为部队培养政治立场坚定，理论联系实际，专业技术优良的医务人员。但来自四面八方的学员们不仅年龄大小不一，此前经历和身份不同，特别是文化程度参差不齐；按照上级的要求，培养的方向与教学的方式也相应地有所不同。

大部分学员的文化水平不高，一部分是初中生或小学毕业，还有一部分是部队扫盲刚脱掉文盲的帽子。学院为这部分学员制定了两年学业的速成训练，使他们在原有基础上大步提高，毕业后在部队担任助理军医或初级军医。

还有一部分学员的文化程度较高，有的是来自大城市的高中生，有的在原部队担任过卫生员、护士、医助，具有一定的基础知识或医疗经验。学院将这部分学员单独组成“三区队”，制定了三年的学业，以培养师资力量或水平较高的医务人员。
要完成两种不同水平的教学任务，就需要准备两套教学方案、两套师资力量、两套讲义教材。由于那时的条件有限，完成如此艰巨的任务困难重重，主要问题是教员极少、没有现成教案、教材教具短缺等。

最初医学院包括正、副教务主任在内，仅有6位教员，分头授课相当紧张。医学院一方面向上级汇报申请调干，另一方面通过各种渠道配齐教员，有从敌占区动员来的医务人员，也有俘虏过来的国民党军医，各科教员慢慢增加至22人。但有些新来的教员看不起这个因陋就简、白手起家的医学院，院领导与他们谈心，帮助他们提高觉悟，鼓励他们钻研业务，提高他们教学水平，受到了学员的欢迎。

医学院坚持为部队培养合格军医的办学方针，组织教员到野战医院和后方医院调查研究，了解医院和部队急需的医疗知识和技能，听取参加过实战的学员提供战例，归纳整理后有的放矢地安排教学内容，制定了以外科为主、内科为辅、涵盖防疫的教学方案。教学方式灵活多样、不拘一格，不仅有教员授课，还鼓励学员自学、讨论、总结。

讲义和教材的印刷困难，教员们依靠师生自写、自刻、油印解决。设备简陋、药品不足、器材短缺，学员们就学会自制镊子、手术刀和血管钳等器械，掌握针灸、中草药等行之有效的土办法，学到了行之有效的技能。

在师生们的共同努力下，学院逐渐发展壮大，医学参考书、各类药品、包括显微镜在内的医疗设备也逐渐配备完善。1948年春，医学院从长治迁往石家庄时，学员队已发展为11个区队。

四、师生都是现役军人

整个北方大学共有六个学院，只有医学院的教职工和学员是现役军人，整齐划一身穿解放军军装。不仅编制按照部队建制，而且政治风气、组织纪律性也最强。医学院在院党委领导下开展工作，院党委和各区队党支部由领导、教员和学员中的共产党员选举产生，重要的事情要经党组织集体决定。

医学院注重政治思想教育，发扬我军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培养大家不怕苦、不怕难的顽强精神。为使学员适应艰苦生活，自力更生改建教室、宿舍，自己背粮、运煤、种菜。学员中不乏高级首长的亲属或者来自大城市家境殷实的青年，但他们并没有表现出“优越感”，从不炫耀家世、生活朴素、平易近人，例如刘伯承的亲属刘鉴太、陈锡联的夫人王璇梅等。

服从命令听指挥是医学院全体军人的特点之一。北方大学的校部位于长治北郊的高家庄，有一次文教学院在校部礼堂演出剧目《升官图》，因有的学院没有遵守分批观看的纪律蜂拥而来，使只能容纳1100人的礼堂被挤得水泄不通、一片混乱，范文澜校长非常着急。此时李新农副教务主任跳上台，命令医学院师生立即列队离开礼堂，下次再看演出。一声哨响，医学院400多军人立即起立走出礼堂。范校长感慨地说：“大家要学习医学院的纪律性，只有医学院一声令下，全体一起行动。”

医学院贯彻我军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光荣传统，条令条例有条不紊，生活秩序朝气蓬勃。在潞城安阳村和安昌村的广场上，每天都能听到学员们的歌声嘹亮，早操唱歌、会前唱歌、饭前唱歌。每季度医学院组织一次歌咏比赛，原为女文工团员的武忱歌唱得尤其好，护士长邹德馨和李新农合作创作了医学院的院歌：“我们的革命家，烈火一样红，照遍了世界的原野……”从北京来的学员傅桂臣教大家扭秧歌，早操后校领导刘和乙、李新农与几百名学员一起兴高采烈地扭秧歌。各区队每月都组织文艺晚会，三区队演的是李季的名著《王贵与李香香》，四区队演的是自编自演的话剧《伙夫老张》，七、八、九区队演的是歌剧《赤叶河》、《王秀鸾》等。

五、军民团结亲如一家

医学院教育学员们树立群众观点，为群众做好事，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住在长治潞城老乡家时，七、八位学员睡在房东老乡家的一条大炕上。他们许多人来自农村，对老乡们自然情感深厚，习惯地为房东担水、砍柴、春耕、秋收，与乡亲们建立起密切的联系。师生们用掌握的医学技能，义务为老乡治疗疾病、排忧解难、深受欢迎。学员们调查当地的多发病、常见病，传授预防疾病的知识，帮助妇女们科学接生，成了群众的卫生顾问，这不仅加强了军民团结，也利于学员们的专业学习。

乡亲们把学员们看成自己的亲人，村政府给医学院送来了“人民功臣”的锦旗，老乡从很远的地方拉来许多碳给学员们取暖。安昌村一位房东大妈心疼住在自家的学员，秋后特地打了两领草席给学员们铺着炕上，又托人做了一个桶给他们作尿桶用。从北京来的女生申小丛的毛衣上有两个雪白绒线球，不小心掉到厕所里，舍不得丢，又嫌脏不想捞。她下课后看见老乡大嫂已把绒线球洗净烤干，摆在灶台上了，申小丛和同学们深受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