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的母亲黄杰

徐小岩

编者按:今天是五四青年节。也是徐向前元帅和黄杰妈妈结婚78周年纪念日。特择他们的儿子徐小岩将军写的“回忆我的母亲黄杰”以志纪念。小岩将军的文章写得情真意切、感人肺腑。从中我们看到黄杰妈妈既是一个冲破封建桎梏,投身革命,考取黄埔军校的女中豪杰,又是隐蔽战线的巾帼英雄。徐向前元帅夫妇同为黄埔生在我们的开国将帅中寥若星辰。他们相濡以沫走过了一生。他们的革命精神永远值得我们特别是青年一代学习和继承。

徐向前元帅夫人黄杰

回忆我的母亲黄杰

徐小岩

1909年11月16日,母亲出生在湖北省江陵县郝穴镇。黄家早先是郝穴镇上的大户人家,有几进深的院子,在那一带还有些名气。

母亲的祖父读过一些书,但仕途不就,家境也就开始衰落了。祖父去世后,家业由伯父掌管,他是镇上的地主豪绅。

母亲的父亲为人正直,反对伯父那种鱼肉乡里,欺压百姓的行为,就自己开了一个油坊维持生计。在母亲两岁那年父亲不幸病逝,留下了母亲和一个7岁的哥哥,我的姥姥独自含辛茹苦地抚养着这两个孩子。

母亲出生的年代,正值辛亥革命爆发,腐朽的满清政府被推翻了,但是社会动荡,军阀混战,中华民族仍在苦难之中。

新一代先进的知识分子已经觉醒,爆发了伟大的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争取妇女解放的思潮强烈震撼了母亲幼小的心灵。

母亲走上革命的道路是从反对封建包办婚姻开始的。当时,伯父在家族中非常霸道,为了自己的利益,常欺负孤儿寡母。在母亲很小的时候,他就自作主张把她许配给镇上的商务会长齐家。

齐家的公子是个不学无术、游手好闲的纨绔子弟,母亲从心里瞧不起他,坚决反对这桩包办婚姻。母亲从小就是一个能为理想执着追求、大胆有主见的孩子。家里的事都是她做主,平时谁要想欺负她的母亲和哥哥,都是她出面理论。这时候她和她的母亲商量,坚决不去齐家,为了不被封建礼教所吞噬,她决定出逃。

在1924年夏天的一个傍晚,不满15岁的母亲独自坐船离开江陵,到武汉求学,立志要做一个独立的新女性。

母亲到武汉后,先在武昌第一女子中学附属小学读书,后考取了湖北省女子师范。1926年北伐军攻克武昌后,武汉成了全国革命的中心,国民政府迁到了武汉。

11月,黄埔军校的政治科也迁到武汉,为了培养妇女运动的骨干力量,张榜招收女学生。正在女子师范上学的母亲看到招生的消息,欣喜若狂,认为这正是她追求的目标,就和七八个老乡结伴报了名。母亲对那次考试的经过始终记忆犹新。母亲的回忆文章中讲述了这个故事:

考试时,语文试题是《革命与社会进化之区别》。我写到:“革命是人为的,社会进化是自然的…”,这是我对革命的粗浅认识,仅仅写了大约108个字。考数学时,代数几何我没学过,只做出两道应用题。

坐在我后面的一位考生见我不会做,就把他的答案抄了一个纸条扔过来,我没捡,我要凭自己的本事去考。谁知监考老师早已发现,取消了他的考试资格。我一直不敢回头,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他是男生还是女生,说实在的,对他我始终有一种深深的歉意。

揭榜那天,我鼓起勇气去看榜,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被录取了!和我同桌考试的一个女生是大学生,她的语文试卷写了好几张纸,却没有录取,她不服气,认为老师把试卷搞错了,我也感觉不对。复试那天,我小声问老师会不会搞错了,老师微笑地看着我,拿出试卷。我看到在我的试卷上用红笔写着4个大字“孺子可教”。可见黄埔军校录取学生的标准并不只是考文化水平,还是以政治态度为先。

这样,母亲考取了黄埔军校,成为了第六期女生队的学员,女生队一共有183名学员,负责人有邓演达、恽代英、谭延闯等著名的革命家。

女生队是中国现代革命史上的第一支妇女武装,那时女生一律剪短发,穿灰军装,扎皮带,打绑腿.胸前佩戴军校校徽,每人一支步枪,个个英姿飒爽,神气十足。女生队成立的消息传到苏联,斯大林很高兴,特意让女生队全体学员照了一张合影寄给他。

八十年代,母亲得到了这张合影,非常高兴,一直珍藏着。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叛变革命,蒋汪合流,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革命进入了低潮。

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军校决定,女生队立即疏散。恽代英老师在军校最后一次大会的临别赠言中说:“希望每一个同志都是一粒革命种子,不论撒到什么地方,就让它在那里发芽、开花、结实。

”人生有许多选择,但紧要关头也只有那么几次!面对严酷的考验,一些人消极了,成为了革命运动的旁观者,但是母亲毫不退缩,勇敢地选择了继续革命的道路。

正当共产党人遭到迫害、镇压和屠杀的时候,母亲却毅然加入了共青团,而后由王典章、邓述诗同志介绍转为共产党员。

母亲一直记得那一天:1928年初的一个北风呼啸的夜晚,在家乡,由支部书记彭之任同志带领她宣誓,面对党旗,母亲举起右手,握紧拳头,说出了共产党人的铮铮誓言:“服从组织,遵守纪律,保守机密,努力工作,牺牲个人,誓不叛党。”

在沙市,母亲坚决反对土豪劣绅,与民团团总的伯父势不两立,遭到了反动势力的迫害,也不便于开展党的活动。于是特委决定将母亲派到松滋开展工作。母亲到松滋县后,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松滋县特别支部,任支部书记。阴历二月,鄂西特委又决定把特别支部改为中心县委,母亲任县委书记。当时她只有18岁,是松滋县委的创始人和第一任书记。

这时,党中央在武汉召开紧急会议,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屠杀政策的总方针,并决定在湘、鄂、粤、赣4省举行秋收起义。这次紧急会议于1927年8月7日召开,被称为八七会议。

为贯彻八七会议精神,母亲和县委的同志们分析了形势,认为松滋县比较偏僻,国民党没有驻军,只有一些地方民团,虽然民团的武器不错,但战斗力不强,于是决定秘密开展农民运动,准备武装起义。

母亲和她的战友们广泛发动群众,发展党的组织,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就建立了金鸡山等10多个党支部,发展党员近500人,同时农民协会也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了,并成立了松滋县工农自卫大队,松滋的农民运动蓬勃发展。

准备武装起义期间,形势发生突变,鄂西特委遭到破坏,特委书记张继枢、团委书记张光杰被捕,英勇牺牲。敌人把他们的头割下来悬在城门示众,残酷之极。松滋这里的起义队伍正在组织,工农自卫大队尚未进行训练,就被西斋区的土豪劣绅发现了,他们派一个民团中队进山搜剿。

在这种危急的情况下,县委来不及开会研究,母亲当机立断,决定提前起义。起义队伍打出的红旗就是仓促中准备的一块红布,靠放鞭炮向乡亲们发出了起义的信号。

九岭岗农民协会的农友们,听到鞭炮声,见到红旗,就手持菜刀、镰刀、斧头、锄头涌向敌人,喊杀声,鞭炮声漫山遍野。民团的团丁被突然袭击吓得惊慌失措,四处逃窜。

进剿的民团被全部消灭了,起义的队伍中只有一人受伤。起义成功了,这支革命武装一下子就有了20多支枪,大家非常兴奋,从山上一路杀下,很多农友加入,队伍不断扩大。

九岭岗起义后,县委立即宣布成立苏维埃政府。并用缴获的27支步枪,加上土武器,大刀、长矛等组织了一支革命武装队伍,向西斋、石牌进军。一路上,杀了老土豪原任区长雷敬之,烧了国民党区长雷新民、土豪田向芳、罗经伍的房子,开仓放粮,杀富济贫,宣传革命。起义队伍所到之处老百姓欢欣鼓舞,敲锣打鼓,热烈欢迎。

起义3天后,敌人集结各区民团和当地驻军43军,向起义队伍疯狂反扑。由于寡不敌众,只好把队伍撤退到九岭岗,与敌人周旋。敌人把九岭岗层层包围,集中火力强攻。农民自卫队内无弹药,外无援兵。母亲和县委的同志们分析了局势,认为敌我力量悬殊太大,只能暂时转入隐蔽,保存力量,以利今后长期斗争。于是,他们集中力量守住山口,掩护已经暴露的党、团员和革命群众疏散隐蔽,把枪支和油印机等埋在九岭岗对面的猫儿盖山下,队伍平安转移了,保住了这些革命力量。后来,这些同志参加了贺龙领导的部队,成为红二方面军的一部分。九岭岗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是,它点燃了革命的星星之火。九岭岗起义是湘鄂西早期革命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震动了松滋,震动了鄂西,在松滋人民的心中撒下了革命的种子。

在九岭岗起义失败后,母亲成了松滋反动政府通缉的“要犯”,在群众的掩护下撤退到刘家坪、王家大湖一带。敌人的“清乡”步步紧逼,母亲是外乡人,又剪了发,放了足,不易隐蔽,无法在当地坚持斗争。

党组织决定母亲回到家乡郝穴镇暂避。回到家中后,当了民团团总的伯父对母亲一直怀恨在心,要置她于死地。

当时军阀割据,交通和通信都十分落后,当地驻军和民团并不了解母亲在松滋的革命活动,只能将她软禁在家中。在软禁中,特委来人传达周逸群同志的指示:“黄杰在当地目标太大,出来活动容易暴露党的组织,决定派她到上海去工作。”从此,母亲离开了生她、养她、并为之战斗过的故乡,踏上了新的征途。

黄杰故居

1929年4月,母亲辗转到达上海,由轰轰烈烈的群众斗争第一线转到秘密工作战线上。母亲在上海法南区委工作。在上海没有掩护身份是不行的,当时党的经费很困难,生活都靠自己想办法解决。

母亲在夜校学习了英语,并考取了电话接线生。母亲很有学语言的天分,尽管学习英文的时间不长,但到老年时还记得一些单词,而且发音都很纯正。我学了许多年英语,发音就是不如母亲。

1930年5月,江苏省委需要妇女干部,将母亲要去。同年7月,中央派曾中生同志去南京组织领导兵运工作,调母亲协助他。母亲在她的回忆文章中讲述了在南京工作期间的一段有趣的经历:

一天,曾中生叫我跟他到玄武湖公园的一个凉亭去接头,有重要事情研究。他让我里面穿一套衣服,外边套一件旗袍。

我们一进公园就碰到一个黄埔军校孙文主义学会的成员,中生和他招呼了一下,就应付过去了。那人走后,中生警惕地对我说:“见鬼了,不能去凉亭了。

”凉亭里接头的人已经到了,中生向他们使了一个眼色,就拉着我跳上了一艘湖里的游船,让船工往芦苇丛里划。戈4到芦苇深处的鹦鹉洲,中生给了那个船工一块钱(其实只需两角),他让我脱掉外衣坐船回去,然后,他跳下船向鹦鹉洲上的喇嘛庙走去。我把外面的旗袍脱掉往芦苇里一塞,就让船工往回划。果然不出中生所料,我回到岸上发现很多人,亭子里也有很多人,说要封船,抓一男一女,女的穿花旗袍。

我赶快出了公园,叫了一辆黄包车回家。过了两天,有一个人拿着中生的条子来找我。条子上说:“我因事不能来,特托南兄接你,马上离开南京去上海,票已买好,南兄送你上火车,到上海后住其昌旅馆。

”我到了上海,中生到旅馆来找我,他对我说:“南京已经暴露,不能回去了,南兄是南区的区委书记,你就留在上海工作。”就这样,1930年9月,母亲调到了中央军委作秘密交通工作。

从党的“五大”起,中央就在上海设立了军事部,领导全国武装斗争,由周恩来任军事部长。

1930年春,各革命根据地的武装斗争蓬勃发展,为了加强对全国红军的统一领导,军事部改为“中央军事委员会”。由周恩来任书记,刘伯承、聂荣臻、傅钟、曾中生、朱瑞等同志是军委委员,欧阳钦同志是秘书长。

军委机关在成都路,是一栋三层的楼房。大家住在一起,生活上互相照顾,女同志当“家庭”主妇,轮流买菜做饭,他们不分职务高低,常常说说笑笑,像一家人一样。

周恩来化名伍豪,对外身份是复旦大学的教授,身穿长袍,一副学者风度。刘伯承到苏联留过学,懂俄语,常在机关三楼翻译有关的军事著作。母亲把他们当成长者和老师。白区工作是在敌人虎口里的工作,随时都可能遇到盘问、搜查和跟踪,因此必须随机应变。

一次周恩来作报告回来,手里还拿着报告提纲就遇到搜查。他是教授,不能躲,于是非常镇静的把胳膊一伸,任凭检查,泰然自若。

搜查的人看到他大学教授的派头,没敢多问,手上的稿件也没看就放过去了。这样的情况,对母亲来讲也是家常便饭。

一次,母亲去送文件,把文件藏在点心盒中,走到半路看到前面有一堆人,知道遇上搜查的了。她机警地转身进了一家杂货店,买了一点盐和卫生纸,又问老板娘厕所在那里,就把东西放在柜台上,假装去了厕所,躲过了敌人的盘查。

还有一次,母亲给何香凝送信,门房看她的装束很平常,怎么也不让她进去。后来母亲到旧货店买了一件假貂皮大衣,雇了一辆黄包车,趾高气扬地到何府门口,没等下车,门房就恭恭敬敬的跑过来,请她进去了。

还有一次,周恩来让母亲给刘伯承同志送一份重要密件并请他来议事。母亲将文件放在一个茶叶筒里,到了刘伯承的住处,发现暗号没有了。秘密工作机关都有自己的暗号,或是一盆花,或是挂一个什么东西,或是其它的一些办法。刘伯承家里的暗号是在窗户上挂一条红绳,当时红绳没有了,表示有情况。

母亲看了看周围不像有情况的样子,又在弄堂里和房子周围转了好几转,也没发现异常,但是仍然不敢贸然闯入,为了安全起见只好回到机关。周恩来正等得着急,见文件没送到,很生气,认为误了事。

母亲感觉很委屈,刚要辩解,正好这时候刘伯承不慌不忙地走了进来。母亲立刻迎了上去,焦急地问:“你到哪里去了?”他说:“没有去哪里呀。”“那为什么暗号没有了?”母亲赶紧追问一句,更加着急。

刘伯承开始一愣,想了想,一拍脑门笑起来,用他那特有的四川腔调说:“莫要急,可能是我家里的那位拿去拴鸡了,她刚从老家过来,不了解这些嘛。”大家哄堂大笑,虚惊一场。

1932年春,母亲调到江苏省妇委,在我党著名女革命家钱瑛、帅孟奇领导下工作。妇女工作是工人运动整体的一部分,通过工作,母亲与刘少奇、杨尚昆等同志都比较熟悉。刘少奇见了她不叫名字,叫梳小辫的姑娘,大家相处得非常融洽。

不久,母亲又被调到闸北区和沪东区任女工部长。1933年5月1日,在“盲动主义”方针的指导下,上海地下党组织全市大游行,母亲带领工人队伍到中国地界集合。

游行还没有开始,巡捕就得到消息,他们挥舞着警棍驱赶群众,群众和警察发生了冲突。队伍一下就乱了,母亲为了保护群众被巡捕抓捕。做秘密工作的人,对被捕、坐牢早有思想准备。

当时一起被捕的还有一个叫陈一福的同志,她在宋庆龄组织的国民御侮自救会做秘书工作。为了对付敌人,母亲和陈一福共同商定:黄杰叫赵映华,陈一福叫张俊华,她们是表姐妹,就住在国民御侮自救会沪东分会主席的楼上。在审讯中,她们从容应对,坚持一致口径,敌人始终没有发现她们共产党员的身份,宋庆龄又请了律师,为她们做了有力的辩护。

法院最终以违反民国紧急治安法治罪,判刑5年,念其是年幼无知的妇女,减半执行。母亲在敌人的牢狱中度过了两年7个月的铁窗生活,敌人剥夺了她的自由,可是征服不了她的革命意志,母亲团结狱中的难友,与敌人作坚决的斗争,到1935年底出狱。

“文革”期间,有人指使造反派诬蔑母亲是叛徒,纺织I业部专门派人到上海公安局调查,找到了当时提篮桥监狱的原始档案。档案里的审讯记录十分完整,既没有自首,也没有叛变。

母亲是怎样由宋庆龄保释出狱的,都有清楚详细的记载。这样,造反派的诬蔑、栽赃就被彻底揭穿了。“文革”后,纺织工业部的黄永芳同志向母亲}[报了这件事,母亲感谢当时去调查的同志能够顶住压力实事求是。

母亲出狱后,上海党的机关已经遭到几次严重的破坏,找党非常困难。为了找到党组织,母亲辗转来到了香港,1936年4月与潘汉年同志取得了联系,又重新回到党的怀抱。在暴风骤雨的革命斗争中,母亲由一个反对封建礼教,追求独立的女孩子成长为一个成熟的革命者。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占领中国,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处于危难之中。母亲又投入了抗日救亡运动中,她在八路军上海办事处何香凝组织的妇女慰劳会中做党的工作,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慰劳抗日爱国将士。

1938年2月,母亲被调到新四军军部服务团,任女生队队长,学员们都是来参加抗日的热血女青年,大部分是刚出校门的学生,陈毅元帅的夫人张茜阿姨就是其中的一员。

1938年7月,母亲到中共鄂西中心县委及施巴七县工作委员会任常委。

1939年5月,母亲到重庆办事处合川战时重庆第一保育院任工场主任。在国民党统治区做抗日工作,既要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又要与国民党的特务作巧妙的周旋。

黄杰故居

1940年春,母亲终于来到了日夜向往的革命圣地延安。巍巍宝塔山,清清延河水,使母亲感到无比的兴奋,在延安中央党校开始了学习生活。1942年,学习结束后分配到陕甘宁边区妇联任组织部部长。

1945年,母亲被调任陕甘宁边区第一保育院院长。这还有一段有趣的对话,当时管组织工作的安子文同志请母亲到他的办公室讲:“你已经是我找的第九位了,希望我提的要求你不要拒绝。”停了一下,安部长接着讲:“就是延安保育院院长,找了好几个人都不愿意当,才想到你。

”母亲二话没说就干起保育院长的工作。保育院孩子多,经费短缺,她想办法与宋庆龄国际红十字会联系,取得一部分资金。

在那个艰苦年代,延安战事频繁,这些孩子都是前方将士和烈士们的子女,要保证每个孩子的安全,转移、疏散,任务相当繁重。孩子们年龄不一,大大小小的都有,又要照顾生活,又要教他们学习,她带领着保育院的老师、阿姨们不辞劳苦地尽最大努力把孩子们照顾好,教育好,让前方将士放心。母亲就是这样,党让干啥就干啥,从来不计较职务高低、个人得失。

1946年春,父亲因患肋膜炎大病刚愈,住在延安柳树店休养。张琴秋同志是红四方面军队伍中杰出的女同志,在红军时期因反对张国焘而受过排挤、打击。在红西路军的征途上与父亲共同战斗,都是九死一生才返回延安的,因而与父亲很熟悉,了解父亲的情况。张琴秋是中央妇委的委员自然了解在陕甘宁边区妇联工作的母亲,经过她和苏井观叔叔的介绍,父亲与母亲逐渐熟悉了。

说起结婚的经过,父亲当年的警卫班长张双优记忆犹新,他回忆道:有一天,卫生部长苏井观约首长去打扑克,有几位女同志也在那里,正和苏部长的爱人张琴秋说话,他们一起打了一会儿牌。回去的路上,我发现首长非常高兴。再去打扑克儿,我就看出门道来了。

这时,苏部长的警卫员小王问我知不知道首长来这儿有什么事儿,我说不就是休息休息,玩玩儿呗。他噗嗤一声笑出来,说:“你们首长今天结婚!”我一听不得了,赶紧给家里报信儿,让他们快做准备,心里还一直埋怨首长,这么大的事儿,也不言语一声。

当我随首长他们步行回到家里的时候,首长见大伙儿正在打扫屋子,笑着说了一声:“嗨,小鬼,精得很呐!今天我结婚,请你们吃糖!”苏部长拎来一只鸭子,几个战友吃了一顿。他们把两个人的铺盖卷儿一合,就算结婚了。那天正好是五四青年节。

看似简短的相识,如此简单的婚礼,其实并不简单。当时在延安,红四方面军的干部不太吃香,许多进步女青年来延安参加抗日,择偶时,都首先选择红一方面军的干部。

经过长期革命风浪磨炼的母亲对人对事都有更成熟的看法。1930年她在中央军委工作时,就了解一些各根据地军事斗争的情况,因为曾中生在鄂豫皖苏区,她也就更加关心那里发生的事情。

后来曾中生牺牲了,母亲依旧一直关注着红四方面军的发展,对这支部队的坎坎坷坷她有自己的分析和看法,对徐向前的人品、性格、指挥才能由衷钦佩。父亲敬重母亲的独立坚韧,聪慧大度。

母亲佩服父亲刚毅、果敢、运筹帷幄的军事才能和刚正不阿、荣辱不惊的人格。共同的革命信念,共同的人生价值取向是父亲和母亲婚姻的基础。他们刚柔相济、互相信任、互相体贴、相濡以沫共同度过了44年的岁月。

我出生于1947年初。当时,父亲正率新组建的部队与敌人苦战,母亲做地方工作。一次,母亲组织地方的支|前工作,忙了整整一天,很晚才回家。抱起我来喂奶,可是一抱,我就大哭,在昏暗的油灯下看了半天,发现我额头有一个大肿包。原来是母亲出去工作,留下了16岁的小警卫员带我。

小警卫员把我放在转椅上面转,一转我就哈哈大笑,他就使劲地转,一不小心把我甩了出去,额头撞在地上,我昏迷了好久才醒过来,险些被摔死。

这样的险事还遇到过几次。一次是敌机来轰炸,当时我还未满月,刚被人抱走,房子就炸塌了;另一次是我得了肺炎,因为缺医少药,高烧了好几天,已经奄奄一息了,薄一波叔叔派人骑马跑了一整天,追到了一瓶“盘尼西林”,才救了命。我一生下来就给母亲添了不少麻烦。

黄杰故居

建国后,母亲一直工作在纺织工业战线。

刚解放时,国家一穷二白,纺织工业的基础十分薄弱。当时,纺织业有“上青天”之说,就是只有上海、青岛、天津有一点纺织厂。

可是全国人民都要穿衣服呀,纺织工业需要新的布局,建设新厂需要大批的干部、大批的业务人员和高级技工。既要从老厂抽调人员支援,又要组织培训新生力量,母亲为建设纺织工业的队伍付出了极大的心血。

建国以来,在纺织工业战线上培养出一大批杰出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涌现出了郝建秀、赵梦桃等全国著名的劳动模范。

在采访当年与母亲一起工作的老同志时,大家都为那个辉煌的时代而自豪,还特别讲到母亲严于律己的高尚品格。纺织部刚组建,首次为干部评级、定级是很复杂的,母亲在人事司主持这次定级工作。

上报定级方案后,中组部领导找母亲谈话:“黄杰同志,你是28年的党员,大革命时期的干部,你把自己定得这么低,让我们怎么平衡。”尽管主管部门领导如此讲,母亲还是坚持把自己的级别压低了一级。

母亲高尚的品格与谦和待人的态度得到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爱戴。黄永芳同志是54年从军队转业到纺织部的,长期在部机关工作,她回忆:“黄杰首长艰苦朴素,平易近人,与群众同甘共苦,不计个人得失。

当时在纺织部机关和下属单位中任职的部队将军夫人,地方市长夫人不少,论官衔元帅夫人是最高的,可是就数黄司长没有架子,和蔼可亲,这是上下公认的。”

在那种动辄讲“阶级斗争”的年代中,主管人事工作的母亲不计个人得失,勇于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保护了不少干部。

在极“左”路线影响下的“肃反”运动中,纺织部人事司一个处长的爱人自杀了,这在当时是很严重的问题,本来会被立刻调离工作岗位。母亲顶住了压力,讲:“问题尚未弄清,再说这个同志本人没有问题,不应受到株连。”经过母亲的努力,不仅保护了干部本人,使她继续在原岗位上工作,而且妥善照顾了她的家庭。

母亲不仅关心广大干部、职工的工作和生活,还特别挂念那些为建立新中国而献身的烈士们的亲属。

彭雪枫同志的遗孀林颖阿姨在纺织部工作,母亲尽力给与照顾,还特别关心她的儿子小枫的成长。彭小枫同志参加工作后,仍念念不忘母亲当年对他的关心和培养,每逢春节他都要代表林阿姨来看望母亲,在母亲病重期间多次到病床前探望。

母亲好静,很少串门走动,但是很怀念和她共同战斗过的战友们。一次我回到家中,母亲很高兴地告诉我,她和“帅大姐”通电话了。

当时,帅孟奇同志患病住院,母亲很担心,突然接到她的电话,尽管只是聊了一下家常,但是让母亲兴奋了很久,她对老大姐的敬重和思念之情令我至今难忘。赵峰阿姨是母亲最亲密的朋友,她们同在延安党校学习,之后同在陕甘宁边区妇联工作,母亲办公桌的玻璃板下一直放着她们的合影。

1985年在母亲寿诞之际,赵峰阿姨以她秀逸潇洒、跌宕多姿的书法写了一首长诗,表达了她对母亲的敬重与友情,这幅长诗一直悬挂在母亲会客室的墙壁上。

从1962年我家搬到后海南沿的柳荫街之后,母亲在这里生活了45年,与街坊邻里建立了十分和睦的关系,逢年过节母亲都要给柳荫街居委会的“高大妈”等老邻居们送点水果、点心,并让秘书向老邻居表达节日问候。

华国锋同志和父亲是山西老乡,在90年父亲去世后,他每年春节前都要来看望母亲,他以一个退休了的政治家的从容和淡定与母亲谈天说地,聊家常,聊百姓生活,聊社会新闻,每次都要谈很长时间。一年春节,华国锋同志向母亲赠送了他的书法作品“澹泊慈贤”,表达了他对母亲的尊敬与赞誉。

解放初,父亲将几十年来烽火年代中未能团聚的亲人接到北京,母亲也把姥姥接来照顾我和妹妹小涛。到吃饭的时候一个大长条桌坐得满满的,真热闹呀!母亲每天一大早就去上班,很晚才回家,一边忙于工作,一边周到地照顾着这个和睦的大家庭。

在家中,父亲一直保持山西人的生活特点而母亲生于鱼米之乡,所以口味和生活习惯都不尽相同,母亲基本上随父亲的饮食习惯,不过有时也向父亲提一点要求。

一年,在母亲的生日时,父亲开玩笑地问母亲:“你想要什么生日礼物呀?”母亲想了想说:“我从来没有看过你穿元帅服的样子,你穿上让我看一看,就算生日礼物。”父亲从箱子里拿出了元帅服,穿上展示了一下。这样,母亲收到了一个特别的“生日礼物”。

父亲平时说话不多,可是在生活中很体贴母亲。父亲是军人,走起路来总是大步流星,同母亲出去散步时父亲就注意放慢步速,使母亲走起来不吃力。父亲喜欢摄影,在五、六十年代,为母亲和孩子们照了不少像。

画册上母亲的许多照片都是父亲的作品,这些生动的黑白老照片充满了家庭气息,给我们带来了多少美好的回忆呀!父亲有一个专用的工具箱,喜欢自己动手做木工,母亲用的拐杖就是父亲亲手做的,做得很精美,也非常耐用,父亲去世后母亲还一直使用着这根拐杖。在病重住院期间,母亲将拐杖放在病床边,不许任何人拿走,照顾她的小护士们很奇怪,彦彦对她们解释:“这是老头为她做的呀!”

2007年6月18日,这一天母亲永远离开了我们。7月初,我们来到了母亲的家乡——湖北荆州,在浩渺的长江上,母亲的骨灰伴随鲜花缓缓地随江水飘向天边。80年前,母亲从这里走上了革命的道路,98岁的她走完了轰轰烈烈的一生。现在她又回到了故乡,再次从长江走向大海,走向世界。

【作者:徐小岩 来源:《太阳寨》】

(浏览 47 次, 今日访问 1人 )

发表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