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行山上的传奇英雄左奎元

祖国杂志社

抗战时期,在晋东南漳河两岸广阔的土地上,曾活跃过一支英雄的民兵武装队伍——辽县游击队(后正式改名为辽县民兵独立营),这支队伍的领导人就是左奎元同志。“左奎元”这三个字,当时在辽县、武乡一带可以说是家喻户晓。


左奎元(1915-1978)


革命一生为人民

左奎元(1915-1978),山西辽县(今左权县)寺坪村人。幼时入本村开办的拳房学习武术,练就一身过硬武功。他生性刚直,爱打抱不平,保护贫弱乡亲。1936年在石楼、永和一带教习武术,适逢红军东征,接受进步思想。翌年返乡,在庙会上率拳房的师兄弟们仗义执言,痛打横行霸道勒索乡民的3名稽查队巡警,被当局以“共匪”通缉,险遭杀害。

七七事变后,左奎元积极参加抗日战争,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任村锄奸员、农救会主席。1938年夏,左奎元调任中共辽县六区区委书记。次年8月,在中共辽县第一次党员代表会上当选为县委委员。同年12月,带领群众将国民党阎锡山部在辽县破坏抗日搞摩擦的“精建会”、“视察团”等顽固派组织赶出根据地。接着,带领十几个村的3000余群众游行请愿,向驻拐儿镇的国民党河北民军控诉其部队不打日军、专搞摩擦、骚扰百姓等劣迹,包围国民党辽县党部。经过谈判,迫使不得人心的河北民军撤出县境。1941年后,任辽县独立营营长,积极参加反“扫荡”斗争,掩护群众生产,动员青壮年参军支前,配合主力作战。左奎元在根据地组织群众和民兵建立区、村联防网,创造用手榴弹传递敌出动情报的三种方法,让周围村庄和部队得以及时掌握日军动向和兵力大小,迅即组织转移或阻击,避免被动应敌,争取主动对敌,有效地减轻了根据地人员和财物的损失,多次受到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将军的表扬。



1945年,独立营编入八路军三八五旅七六九团,左奎元任四营营长。8月,与兄弟部队配合,在河南安阳县的北流寺战斗中歼俘日军教导队近百人。该部由第四营扩建为“左权团”,左奎元任团长,率部参加了上党战役。之后,“左权团”改编为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三纵队第七旅二十一团,随刘邓大军转战南北。在山东成武、单县两次战斗中,左奎元率部担任主攻,全歼守敌。挺进大别山后,环境恶劣,左奎元率部队与敌人长期周旋。于张家店全歼国民党第八十八师六十二旅的战斗中,俘敌700余人。后进军大西南,任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分校总队长,为部队培养输送青年干部数百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左奎元一直在云南工作,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边防区司令员、师长,昆明军区后勤部副部长等职。1978年8月27日,因患癌症医治无效,于北京逝世,终年63岁。

掩护群众威望高

左奎元在抗战时期的传奇经历,令开国少将、原广州军区副司令员欧致富同志印象深刻,抗战时期,欧致富同志曾任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团长。他回忆道,在百团大战第三阶段的一次战斗中。左奎元率领辽县游击队配合警卫团行动,作战勇敢,机智灵活。记得当时他二十七、八岁,高个子、黑脸膛、身体粗壮、性格豪爽。然而一双常爱沉思的眼睛,又说明了他思想的成熟。通过和他长时间的接触,大家感到他是个很好的同志,难得的人才。


欧致富将军


当时,辽县游击队划归八路军总部警卫团指挥,每次反扫荡,左奎元总是说:“让我们县支队打头阵吧!”抢着担负最艰巨最危险的任务,而欧致富团长也总是爽快地答应他,因为欧团长信赖他,他也确实每次都能胜利地完成任务。一次,辽县城的敌人奔袭驻在武军寺的八路军总部,情况非常紧急,左奎元率领队伍在隘口前面的山梁迎击和牵制敌人,争取时间掩护总部转移。面对强敌,他毫不畏惧,沉着指挥游击队,同超于自己几倍的敌人整整鏖战了几个小时,当敌人攻势越来越猛时,他果断地下令让队伍撤出阵地,大胆地猛插进敌后,咬住敌人的尾巴,配合警卫团有效地打击了敌人。有一次,扫荡的敌人妄想围歼辽县县委,左奎元率领辽县游击队孤军深入,巧妙地在东黄漳设伏打击敌人,英勇地掩护了县委安全转移,受到了表扬。


1936年辽县城全貌


除了打仗,左奎元还有相当强的组织能力,颇有口才,善于发动和宣传群众、展开工作。动员地方青年参军,在当时残酷的战争年代里,是件比较艰苦细致的工作,主要有两部分原因:一是日军所到之处实行残忍的“三光”政策,村村寨寨女的多,男的少,老人小孩多,青壮年少,因而劳动力更少,参军有后顾之忧;二是有些群众乡土观念较重,担心参加了正规部队会离乡背井。由于这些原因,给当时八路军的征兵工作带来一定的困难。针对这些实际问题,左奎元同志不怕麻烦,跑东村串西村,上上下下,大会小会,反复进行动员、做工作。他还亲自寻找个别青年聊家常,促膝谈心,从个人谈到家庭,从家庭谈到国家,谈到当前的抗日战争,然后讲清如何摆正个人、家庭和国家民族的关系,讲清先有国后有家的道理。启发到一定火候,他会突然把话锋一转,用起激将法来:“国家有难,匹夫有责,俺们五大三粗、血气方刚的青年,不扛枪上战场去杀敌人,谁去?能忍心让家中年迈的父老大娘去?让俺们的小弟弟、小妹妹去?让照看孩子的大嫂大婶、怀抱娃娃的媳妇们去?”几句话,就把青年人的心拨得火燎似的,浑身热血沸腾,痛痛快快、高高兴兴地非要报名参加八路军不可。在左奎元的积极努力下,辽县每次征兵工作都进行地很顺利。

在黄崖洞保卫战前夕,八路军总部特务团从辽县、襄垣、武乡、故城等县游击队民兵中,抽调以党团员为主的武装骨干五百人,及时组成了警卫团三营,后来成为守卫黄崖洞兵工厂的中坚力量,而这五百人当中,其中辽县的就有二百多人。黄崖洞保卫战后不久,又从辽县、武乡两县补充了三百名新兵,其中辽县占一半以上。日本投降前,总部为组成南下支队,从卫团抽调了一部分骨干,辽县、武乡、襄垣各地又及时动员了五、六百青年补充进警卫团,而且辽县的独立营也被完整编入其中。这些,都有左奎元的一份功劳。



据欧致富将军回忆,左奎元在武、辽一带是个传奇式的人物,享有极高的威信,处处受到当地农民群众的尊敬和拥护。用“天下谁人不识君”这句话来形容他在武、辽一带的影响,一点也不过分。假如一个初来到辽县的同志,问起辽县民兵独立营在哪里,本地的老熟人倒不一定能答上来,但如果改问:“左奎元的队伍在哪里”,连七、八岁的儿童也知道得清清楚楚,马上会指点给你看,或给你领路。就是说,“左奎元”已经成了辽县地方革命武装的代名词,已经深入民心,无人不晓。但即使这样,他本人以及他的队伍的行踪,也从来没有被敌人发现过,没有出过任何危险。因为他和他的队伍根植在老百姓之中,经常和群众打成一片,住在一起、吃在一起、睡在一起,而群众是最好的保护伞,最保险的隐蔽所。有时敌人来扫荡,他或者他的队伍可以随时混在老百姓里面,任由敌人逐个询问和捜查,都会一点事也没有,平安无恙。他也往往利用群众的掩护与敌人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掩护群众,因而威信也就越来越高。平时,民兵独立营分散在千亩川、桐峪、松树坪、麻田等处活动,但只要一听到枪炮响,大家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会自动赶到预定地点集合好,听候命令。这一点,与左奎元以身作则的模范作用和极高的威望有很大关系。

“情报专家”获称赞

善于猎取敌人情报,也是左奎元同志的一大特点。他经常化装成打柴的、做短工的,或者小商小贩、占卦算命的先生等等,孤身出入于敌人层层封锁线,深入敌后,摸清敌人活动规律。为了力求情报的准确无误,他曾不止一次地冒险打进敌人内部,探看虚实。他还利用我军的强大的政治思想工作威力,向一些较有觉悟的伪军人员积极宣传抗日道理,晓以大义,争取他们为我军暗中传送情报。由于得来的情报既快捷又准确,在这方面他也成了知名人物,被很多同志戏称为“情报专家”,“消息灵通人士”,还有些同志则誉他为“出色的秘密交通员”。确实,在长期与敌人展开针锋相对的反扫荡斗争中,左奎元同志的情报工作是干得相当漂亮的,他曾多次使八路军总部和革命群众避免了不必要的损失和伤亡,又多次使扫荡的敌人陷入被动挨打的困境。

谈到左奎元善于搞情报的工作,还有一件有趣的事,那时,敌人每次出来扫荡,警卫团都是通过他来通风报信的。由于当时通讯联络技术落后,交通不便,全靠两条腿走路送信,所以有时情况来不及通知,往往使部队吃了亏。针对这种情况,左奎元发明了用手榴弹来传送信号:三个手榴弹炸响,表明敌人大扫荡倾巢出城;两个炸响表明中等规模扫荡或小股敌人;一个表明敌人在城外附近抢东西。这个通风报信办法很好,既快又方便,又准确。正是他用这个办法,使欧团长正在举行婚礼的“宴席”上得知了敌人来扫荡黄崖洞工厂的消息,立即布置好兵力,严阵以待,狠狠地打击了进犯的敌人。当时正在参加婚礼的左权参谋长听说了左奎元同志的“发明创造”后,风趣地背后夸奖他说:“真不愧是我们左家的好后代!”


左权将军


欧致富将军曾回忆说:“在1942年5月的一次反扫荡中,左奎元出了一个小小的差错。一股全由日军人员组成的侦察挺进支队,偷偷越过我军警戒线,深入到上下交漳口南面高上腹地,被我警卫团赶跑了,而左奎元率领民兵独立营在前沿阵地担任警戒却没有发现。事后,他像个孩子似的痛哭流涕地说:‘欧团长,我没有完成好任务,处分我吧!’我半批评半安慰他说:‘吃一堑,长一智,以后改正就好了。’通过这件事,我从另一面强烈地感觉到左奎元同志的又一个可贵的优点——勇于承认错误,勇敢承担责任。多么好的一位同志啊!”


原广州军区副司令员欧致富少将


“我是在1945年初奉命南下时和左奎元分手告别的。解放后,听说他在昆明军区任后勤部副部长,彼此一直没有见过面。大概是1969年或1970年,他因病来广州治疗,我曾去看望过他。不久即病逝。”对于左奎元同志的去世,欧致富将军说:“我一直怀着深深的悼念之情。”(本文作者赵国庆系原陆军十二军政治部宣传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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