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任穷简历
95岁的宋任穷是红一方面军健在的惟一一位开国上将。1909年生，湖南浏阳人。1926年加入共青团，同年转党。长征途中任干部团政委，是巧渡金沙江战役的指挥员之一。到达陕北后，任红二十八军政委、军长，抗战时任129师政治部副主任等。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野战军二纵政委、华野副政委等。1949年后，历任云南省委书记、西南局副书记、军委总干部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副秘书长，第二、第三、第七机械工业部部长、东北局第一书记、第四、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组织部部长等。是中共第八届政治局候补委员、第十一届中央书记处书记、第十二届政治局委员，中顾委副主任。
对宋老的采访，早在1996年就开始了。这些年，我们曾多次采访宋老，关于他的故事，我们可以说是知之甚详。
今年“八一”前夕，我们再一次走进宋老的人生，寻访他罕为人知的传奇故事。
敏锐地意识到，这一次行动事关整支红军的生死存亡；素以脚力见长的向导跟红军以如此的速度爬山越岭，累得上气不接下气
无论是作为一名开国上将，还是作为共和国的一名重要建设领导者，宋老传奇般的经历都太多太多。但是，最令宋老怀念的，当然是当年那名垂战史、使中央红军一举摆脱数十万国民党军追杀的一役。
在遵义会议恢复红军指挥权的毛泽东，刚刚完成四渡赤水的神来之笔后，又率军强渡乌江，昼夜兼程，佯攻贵阳，吓得坐镇贵阳的蒋介石急调邻近数省敌军驰援。红军又分兵一支，长驱入滇，直逼昆明。国民党因滇军主力都被调去增援贵阳，惊慌之下，只好以民团守城。
阴雨连绵，险峭的群山被隐入了茫茫云海之中。时隐时现的羊肠小道上，一支队伍在雨雾中艰难地前行。这是1935年暮春，红军主力正在冒雨向云南进军。
毛泽东对行军队列中的陈赓和宋任穷说，这几天雨下得不好啊！河水上涨，怕要影响我们渡江哩！
宋任穷是长征路上的干部团政委。此时，他才知道，毛泽东佯攻贵阳和昆明，目的却在于甩开紧追不舍的70个团的敌人，渡江北上。
5月2日，命令传来，总参谋长刘伯承率干部团一个营及工兵、电台人员，要赶于4日上午到皎平渡架桥。这一仗，事关红军的安危。当天，周恩来和刘伯承来到干部团驻地，非常详细地部署了抢渡皎平渡的计划。连在部队被切断后———这是最坏的情况———如何独立打游击都考虑到了。
显然，情况万分紧急。尽管离开赣南红色根据地以来，几乎每天都生活在紧张的战斗、行军中，但宋任穷敏锐地意识到，这一次行动，事关整支红军的生死存亡。
军委决定，由刘伯承和宋任穷率一个营伪装成国民党军队，强行军160里直扑皎平渡。
干部团成员都是红军骨干，是革命的种子。长征中，它的主要任务是保卫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宋任穷明白，不是十万火急，中央绝不会动用这支部队。
为了争取时间，出敌不意，先遣营一律去掉帽徽等红军标志，伪装国民党军，强度急行军。傍晚，在离江岸渡口约五六十里的地方，他们碰巧抓到了一个正准备去传达烧船命令的官员。
如果船被烧完，红军就可能要全军覆没在金沙江边了。刘伯承、宋任穷立即派三营八连轻装前进，猛扑江岸，不惜一切代价夺取船只，控制渡口，强行渡江。
红军急行军不要紧，可苦了当地向导。宋老回忆说，虽然这些向导生长在山地，素以脚力见长，但跟红军以如此的速度爬山越岭，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嘴里直嚷：“走慢点嘛！走慢点哟！”
为了不耽误赶路，红军只好走一段路换一个向导。最后红军找到了一个老头———宋老说，说是老头，其实只有40多岁。这个人对金沙江渡口的山路十分熟悉，但却是个鸦片烟鬼，瘾一上来，呵欠连连，鼻涕口水直流，连站也站不住。红军虽然缴获了一些大烟，但没有时间给他抽，只好给他一两块，让他自己一点一点地掰着吃，另外又用两个人轮流架着，就好像抬着他走一样，才勉强跟上队伍。
刘伯承赞叹说，这样难走的山路，又是黑夜，人一天怎么能走这样的一百六十里呢？9天9夜昼夜抢渡，七只船运过数万大军先遣连到了渡口，竟然还有2条木船在江边———那是送敌人便衣侦探的，探子们不知跑哪儿去抽大烟了。红军俘获了船夫，迅速组织偷渡。
一上岸，红军就以凌厉的行动，拿下了敌人的哨兵。接着，一排向右打正规军，二排向左打保安队。因为红军行动神速，先遣连渡过金沙江时，对岸敌人厘金局和保安队还在打麻将。
胜利的消息传来时，刘伯承和宋任穷正在马上。宋老说，当时刘伯承极其兴奋，赞叹说：同志们今天走的这个路程是一百六十里。这样难走的山路，又是黑夜，人一天怎么能走这样的一百六十里呢？可是，我们走到了，不仅走到了，还过了一条江，打了一个胜仗，消灭了敌人！
部队先后找到7只船———这7只船，成了维系中国革命命运的方舟。近三万人的中央红军，几乎全部依靠这七条船渡过了金沙江。
宋老说，金沙江两岸都是崇山峻岭，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渡口可以通过。最初，军委的计划是，军委纵队经皎平渡口渡江，左翼一军团经龙街渡口渡江，右翼三军团经洪门渡口渡江。但是，一军团在龙街渡口架设浮桥失败，被敌机发现；红三军团也因水流太急，未能架设浮桥，找到了一只小船，只将一个团送过了江。
这样，红军只能集中在皎平渡过江了。
本来军委纵队一天就可以完成渡江，现在，变成了千军万马都要从此渡江———疲劳已极的干部团先头部队还没来得及休息，就传来了进一步扩大纵深、攻占通安州的命令。北面40里的小镇通安州居高临下，地势极险，敌军一个旅正从西昌、会理星夜赶来，企图夺占这一战略要地。红军能否夺取通安州，成了保证全军安全渡江的关键一战。
干部团不顾一天行军160里的极度疲劳，由团长陈赓率两个营为先导，宋任穷率一个营跟进，向通安州强行军。
从江边到通安州，只有一条盘旋在悬崖峭壁上的羊肠小道，有些路段仅容一人通过，敌人的小股部队不断从山头上向红军射击，并推石头往下砸……不断有红军战士牺牲，但部队终于冲了上去……
在通安州的山顶小镇上，一场极其激烈的遭遇战打响了。能征善战的干部团拼死血战，以一个团的兵力，打垮了敌人一个旅，使红军转危为安。
接下来的9天9夜中，红军昼夜抢渡，7只船在湍急翻滚的江水中穿梭往来，红一方面军数万大军，被这几只木船搬到了对岸。次日，国民党军队赶到渡口，看到的，只有红军留给他们的一只烂草鞋。
在袁文才、王佐绿林军中任连党代表，毛泽东特别叮嘱：“不要想不通。”宋老重返井冈山时，还专门看望了袁文才、王佐的后代“三湾改编，是我党、我军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件大事，它从组织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是把工农革命军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开端。”数十年弹指一挥，抚今追昔，亲身经历了三湾改编的宋老更觉得当时毛泽东这一举动有着重大战略意义。
参加秋收起义的部队经三湾改编后，在毛泽东率领下向井冈山挺进。
在井冈山，各种大小不等的武装林立，其中最有影响的就是袁文才部和王佐部两支“绿林”武装。毛泽东成功地收编了袁文才和王佐的两支农民武装，并于1928年2月，把袁、王两部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不久，宋任穷被调至这支部队的四连当党代表。临上任前，毛泽东召集他们这些党代表们开会，特别叮嘱：“给山大王当党代表，当连排长，不要想不通，这是革命的需要。”
党代表的主要任务是发展党员和进行政治工作。宋老说，当时，党员身份不公开。在这支绿林气息很重的部队里，他们开设政治课和文化课，提高战士的文化水平。同时组织士兵委员会，实行官兵平等、军事民主和经济民主，禁止打骂士兵，慢慢地改变了这支部队原来的一些绿林习气。
对于王佐、袁文才被错杀一事，宋老一直感到十分痛惜。“他们帮助红军在井冈山落脚，并主动要求红军派干部去帮助他们进行军事政治训练，也很尊重派去的干部。我们在其部队发展党员，进行党的政治工作，建立士兵委员会，都得到了他们的积极支持。”宋老认为，袁文才、王佐不失为优秀的共产党员、杰出的红军指挥员。1988年5月，宋老重返井冈山时，还专门看望了袁文才、王佐的后代。
亲历我军首次授衔，毛泽东坚决不要大元帅衔；任二机部部长，主持中国原子弹研制，走遍所有搞铀矿的地方。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一直等着听广播。
1954年，中央军委任命宋任穷为总干部部副部长，部长是长征名将罗荣桓。
“那时，为了落实中央军委把我军建成革命化、正规化、现代化国防军的总方针，我军正处于大转变时期，部队由分散到全国统一，由单一兵种到诸军兵种，由游击队到建立正规化、现代化国防军。”宋老说，至今为止，印象最深、耗费精力最多的，就是授衔和颁发勋章奖章的工作。
宋老特别回忆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不要元帅军衔、不要勋章的情况。“在初步方案中，毛泽东主席为大元帅，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为元帅，李先念、谭震林、邓子恢、张鼎丞等为大将。”
但毛泽东坚持不要大元帅衔，不要勋章。
宋老说，毛泽东不要大元帅衔，在人大常委会上还引起了热烈讨论，包括不少民主人士在内的常委会委员都认为，应该给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授衔。主持人大常委会的刘少奇委员长知道毛泽东的态度，在会上表示，他也不能作结论。
“当时，有一位民主人士说，人大做出的决定，毛主席也要执行。刘少奇说，人大可以作决定，但他是国家主席，还需要他下命令才行呀，他不下命令怎么办？”
至今，宋老也忘不了那次随彭德怀、罗荣桓向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汇报初步的授衔方案的情景。“毛主席听完汇报后说，你们搞评衔，是很大的工作，也是很不好搞的工作，我这个大元帅就不要了，让我穿上大元帅的制服，多不舒服啊！到群众中去讲话、活动，多不方便啊！依我看，现在在地方工作的，都不评军衔好！”
“毛主席问少奇同志：你在部队里搞过，你也是元帅。少奇同志当即表示：不要评了。毛主席又问周恩来、邓小平同志，你们的元帅衔，还要不要评啊？周、邓都摆手说：不要评了，不要评了。毛主席又转身问几位过去长期在军队担任领导工作、后来到地方工作的邓子恢、张鼎丞等同志，你们几位的大将军衔还要不要评啊？他们也都表示不要评了。”
宋老说，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主动提出不要军衔，对全军指战员特别是到地方工作的原人民解放军高级指挥员是一个很大的教育，解决了评衔工作中的许多矛盾。
1955年国庆前夕，在中南海举行了隆重的授衔仪式。毛泽东为元帅授衔，周恩来为将军授衔。元帅和将军的勋章，都是由毛泽东授予的。
宋老自己，也是那天佩戴上了金光闪闪的上将军衔。
1956年，周恩来对宋任穷说，要从军队里调个中央委员出来加强地质战线。刚戴上上将军衔不久的宋任穷就向总理毛遂自荐。
不久，第三机械工业部（1958年改为第二机械工业部）成立，宋任穷被任命为部长，负责搞原子弹。
搞原子弹首先要找矿。宋老说，当时先后建立了6个区域性地质勘察队，覆盖了全国大部分地区。自己任部长后，用很大精力抓地质找矿，几乎所有搞铀矿地质勘察的地方都去了。
同时，科研工作方面，则紧抓着苏联援助的一堆（反应堆）一器（加速器）建设。1958年9月，一堆一器正式移交使用，这是中国第一个原子能科学技术研究基地。
当时，受“大跃进”的影响，核战线上也提出了“大家办原子能科学”、“全民办铀矿”的口号。有的人坚持要对苏联提供的设计和设备进行革新改造。宋老说，为此，自己曾专门到中南海游泳池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说，你们的意见是对的。这个原子堆、铀235工厂，你们还没有掌握好，怎么就动手改了呢？比如，写字，先得学写正楷，再学写行书，然后再练草书。
“1960年初，周总理领着一些部长在广州学习政治经济学。学习结束后，毛主席约见我们几个部长。康生也去了。康生一见我就谈起了什么时候能够爆炸原子弹的问题。我说，苏联原来答应给我们的原子弹样品和资料现在不给了，要靠自力更生，即使尽最大努力，爆炸时间也得推迟到1964年。康生摆出一副‘最革命’的架式，说1964年爆炸迟了，还是应该在1962年爆炸，并讲了许多冠冕堂皇的话。毛主席一直没有表示，最后只讲了一句话，康生，你去当二机部部长吧。”
宋老回忆说，有些苏联专家在撤走时，把该给我们的资料也带走了，还说“这是对你们的毁灭性打击”、“从此你们将处于技术真空的状态，估计20年你们也搞不成原子弹。”然而，4年后，从中国西部沙漠中升起的蘑菇云，宣告了他们预言的破产。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宋老已调离了二机部，到了东北局任第一书记。“当时，我一直等着听广播，等到晚上新闻联播仍然没有听到报道。后来才知道，是毛主席说不忙着发消息，一再要求核实是否真是核爆炸，并要求注意外国的反应，等完全证实后再正式公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