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彤妍
今年12月4日是刘伯承元帅的130周年诞辰。每每想到刘帅，脑海里就浮现出他那既威严又和蔼的形象――那是我敬爱的刘伯伯！
从我记事起，就知道有个我的父、母亲都十分尊重的刘伯伯。
听母亲说，当年父亲担任八路军129师参谋长兼太行军区司令员时，由于战事紧张，他夜以继日地工作，晚上只能抱着电话机睡觉，同时又要照顾前妻留下的两个年幼的哥哥，忙得不可开交。129师的刘伯承司令员非常关心父亲，他与邓小平政委商量要托人给父亲找对象。在父母结婚前，我母亲是延安中央党校的教员，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母亲被抗日将士的精神鼓舞，就申请到太行山前方去。她人还没到，刘、邓首长就接到平杰三（晋察冀边区党委委员）的信，说从延安来了两个女同志，其中一个叫张乃一，是个大学生，长得不很漂亮，但人很老实；另一个如何如何……。刘司令员说给李达找老婆一定要有文化；邓政委说给李达找老婆要老实的。这时李雪峰（太行区党委书记兼太行军区政委）也专门写信介绍了我母亲的情况。事情就这麽定了。于是他们就策划了一场相亲大戏……
我母亲一到河北涉县，129师就安排刘司令的夫人汪荣华与母亲接洽，一路上汪阿姨向母亲介绍129师的领导时，特别强调了李达参谋长除了能打仗还是个如何如何的好人……后来母亲在等待分配工作期间，与薄一波（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副主席、晋冀鲁豫军区副政委）的夫人胡明阿姨住在同一宿舍。那时母亲有种很奇怪的感觉：同来的人都分配了工作，为什么迟迟没有她给安排，只是几次来人问：你自己有什么事情要办的？她很不满，急了，说我是来干革命的，不是来办私事的！来人说：你先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了才能安心工作呀！母亲想了想说，那就重新配个眼镜吧！一天母亲在胡明阿姨的办公室接到平杰三的电话，说明天有人接你去配眼镜。第二天，一个陌生人牵了一头牲口让母亲骑着，说带她去峰峰（属于邯郸下面矿区，在晋冀豫三省交界）配眼镜。人生地不熟，她有些担心，但想到配了眼镜就可以工作了，就还是跟着走了。走着走着，到了赤岸村，进了129师司令部的院子。母亲很奇怪，就问：不是去配眼镜吗，到这儿来干什么？那人说：先在这里休息一下。这时，过来几个人，打头的是太行区党委副书记王维纲，他先过来打招呼。见到熟人，母亲就放心了。王维纲向她介绍：这位是刘伯承司令员，这位是邓小平政委，母亲一一握手问好。王维纲又特别拉长声调说：这位嘛，啊—，这位是—李达参谋长。母亲握手问好，同时很纳闷，心想介绍参谋长为什么要拉长声调？
接下来刘司令员说我们忙，让李达同志领你先休息一下。母亲就跟着父亲进了他的办公室。
就这样，两人开始交谈……
结婚的日子，是父亲选的宁都起义的纪念日—12月14日。父亲说他1931年在旧军队参加宁都起义当了红军，这一天是他新生的日子。
婚后父母亲把在老乡家寄养的两个哥哥接回家。后来父亲上前线，母亲独自带着两个哥哥。次年夏天，细心的刘司令员说：张乃一是个大学生，丈夫上前线，她一人带着两个顽皮的娃娃，能不能吃得消哇？……一天夜里，母亲和哥哥都睡了，忽然有人敲门，说：乃一，乃一，开开门。原来是邓政委的夫人卓琳阿姨来了，说补衣服要借把剪子。可她说是借剪子吧，却在屋里东看西看，发现两个孩子睡在一张小蚊帐里，母亲自己睡在帐外，摇着蒲扇撵蚊子……。第二天，刘司令员见到母亲就说：嗯，李达找了个好老婆！
母亲告诉我，我一出生刘伯伯就带着家人来看望，嘘寒问暖。我是早产儿身体弱，经常生病，刘伯伯就让汪阿姨帮我们找药，关怀备至。他和蔼可亲，经常逗我笑，见面就让我叫他“刘伯伯”。
那时部队行军打仗非常艰苦。从太行山打到大别山，又从大别山挺进大西南。快解放时，条件稍好一点了，母亲想回漯河老家探亲。我姥爷是地主，母亲参加革命没时有跟家里说，只是后来给家里写了封信，说自己离开大学还结婚了，找了个丈夫叫杜希堂，是个教书的（为了爸爸和姥姥家人安全，不敢暴露爸爸的真实身份）。回老家时母亲带着两岁的我，刘伯伯不放心，要用他的车子送我们。母亲怕影响不好，也不想让别人知道父亲的真实身份，到了街口远远地就让司机回去，自己雇了辆人力车。进门寒暄后，家人问我叫什么名字，母亲说我叫李冬冬（我的曾用名）。家人很奇怪：杜希堂的孩子怎么叫李冬冬？母亲意识到说漏了嘴……。这时，一辆车子开到门口，陈赓（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司令员）身着军装，带着警卫员，拎着礼物，进院就大声喊：乃一！乃一！然后环顾四周对警卫员说：这就是5号首长（父亲的代号）的家呀!这下一切都暴露了：原来母亲嫁的是共产党的大官呀！
记得９岁那年夏天，我们和刘伯伯两家人乘同一列火车去北戴河。父母带我去刘伯伯的包厢看望，他们一家都很热情。汪阿姨给我削水果、递糖。我觉得他们的包厢比我们的大，又跟孩子们有得玩，就耍赖不想回去了。父亲叫不动我，有些不高兴，刘伯伯就说：小孩子不想走就留下吧！我觉得还是刘伯伯好，这一路我玩得很开心。
上高小时，父亲为了教育我好好学习，就给我讲他和刘伯伯的故事。战争年代他和刘伯伯一起打仗，快解放的时候，一次敌机轰炸过后，他们在战壕里拍拍身上的土，彼此都问：将来解放了，你最想干什么？刘伯伯说，抓训练，父亲也说要搞训练。父亲说他和刘伯伯两人想到一块了，都要好好抓训练。因为解放前很多同志家里穷上不起学，参军后频繁打仗，没有那么多时间学习和训练，文化低、军事素质不够，所以造成一些不必要的伤亡，说起来就很痛心。解放初期，刘伯伯建议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并受命担任院长兼政治委员，创建了我军第一所正规化的军事院校。1954年，他又兼任解放军训练总监部部长一职。在他的努力下，我军的正规化建设初具规模。他在教育训练军事人才方面所做出的贡献，对国防和军队建设有着深远的影响。
五十年代汪阿姨来家里看母亲，她们各自说起自家的孩子，我在一旁玩耍。听到汪阿姨说：我们儿子太行19岁了，长得人高马大，像个大人了，这个孩子如何如何……，我就说：太行哥哥都是大人了，怎么还说是孩子呢？汪阿姨说：你看他像大人，可在我们眼里，孩子再大也是孩子。这时，刘伯伯开完会过来接汪阿姨回家，亲切地问我学习怎么样、调皮不调皮……他进门时一脸严肃，但跟我说话时又笑咪咪的非常和蔼可亲，以至于我都很放松地敢在他面前说笑话。后来母亲批评我不该嬉皮笑脸，在刘伯伯面前“不够严肃”……。
六十年代初母亲带我去刘伯伯家做客，他们一家非常热情，叫孩子们都来见个面，两家人在客厅拉家常，聊起战争年代一起相处的日子，非常融洽。吃饭时汪阿姨一再给我夹菜，我都吃不了啦，但又很不好意思浪费，刘伯伯看我很为难，就向汪阿姨使眼色，汪阿姨就说：吃不了就放下吧！我这才解了围。
刘伯伯的眼睛在战争年代受过重伤。1962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期间，他的眼疾已经很严重了，但还是忍着病痛研究形势和敌情，主动提出了作战的指导意见。因刘伯伯曾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对西南边陲的防务比较熟悉，他的指示非常具体可行，对参战部队取得作战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刘伯伯在1958年蒙受“反教条主义”批判之冤，我是直到1966年才知道八年前军队发生了错误的“反教条主义”运动。1958年高等军事学院和训练总监部都受到“反教条主义”波及，刘伯伯作为高等军事学院的院长兼政委、训练总监部的前任部长受到批判。我军第二大部的训练总监部，有两位副部长即萧克和我父亲作为教条主义错误的主要责任人被调离军队工作，父亲经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贺龙元帅提议，到国家体委任副主任，并兼任中国人民国防体育协会主任。文革期间，1967年夏天，我对父亲被关押受批斗很不理解，就去刘伯伯家请教。汪阿姨和我谈过之后，带我去见刘伯伯。看到原本威武的刘伯伯已病卧在床，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我向他诉说了当前令人不能理解的形势，说到体委有人从旧报纸中找出依据批判爸爸的事情，他气愤地说：现在有些人从国民党的故纸堆里挑毛病整共产党的干部，这种风气就不对，这是有人别有用心！……又说：你爸爸是个好人，任劳任怨、兢兢业业地为党工作，我绝不相信他有问题！过了一会儿，他忽然铿锵有力地说：“说我们教条主义，我死不瞑目！”临走，汪阿姨亲自把我这个晚辈送到门口，并语重心长地说：冬冬，以后你想来就来吧，有什么事情随时打电话啊！
1968年5月，父亲被关进秦城监狱“监护”，全家人都非常担心，陷入极度悲痛。母亲申诉了几年，每次都以失望告终……终于，刘伯伯出手相助。那一天，母亲和汪阿姨相约在沙滩附近的街边长椅上相邻而坐，汪阿姨接过母亲给周恩来总理写的信，回去刘伯伯又加上了他的意见，汪阿姨亲自把信送到周总理办公室。周总理派人调查情况后作了明确批示，不久，父亲得以重见天日！—1972年春天，是我们一家团聚的春天，那一刻真是悲喜交加！欢聚之时，我们忘不了刘伯伯、汪阿姨在困难时期的伸手相助！
父亲在刘伯伯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了13年，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他深深知道刘伯承军事思想的分量和价值，认为应该尽早把刘伯伯的军事论著编辑成书。他做了多年的努力，也得到许多老战友老部下的热心协助。终于，爸爸组织杨国宇（海军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等人编辑的《刘伯承军事文选》（征求意见本）于1982年在内部出版，获得军队相关部门的认可，反响很好。后来国防大学在此基础上增补了9篇论著，于1992年由解放军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这是十大元帅中的第一部军事论著。
刘伯伯虽然离开我们已经三十六年，但我们永远怀念为国家和人民立下丰功伟绩的刘伯承元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