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好参谋长——李达同志

秦基伟

李达同志是我的老领导。我非常敬重他,对他怀有深厚的感情。1993年7月12日傍晩,传来了他与世长辞的噩耗,我急忙赶到病房,向其遗体告别,悲痛之情,难以言表。

李达同志戎马一生。他把自己毕生的精力和才智都奉献给了我军的司令部建设;他辅佐刘伯承、邓小平首长指挥作战,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任劳任怨、埋头苦干、联系群众、平易近人是大家公认的好参谋长。

李达同志自宁都起义参加红军后,主要担负我军高级领导机关的参谋长职务。几十年来,他把自己的心血倾注在参谋工作上,为我军的司令部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常说:“司令部是军队的首脑机关,是首长指挥军队和建设军队的机关,没有健全的司令部,要想建设军队、争取战斗任务的圆满完成是不可能的。

抗日战争时期,我在一二九师工作,耳闻目睹了李达同志对一二九师司令部工作和建设的重要建树。司令部的工作复杂、繁重,甚至琐碎,大到分析战争与战略形势、研究敌我态势、拟定作战计划,小至还床板、挖厕所、搞内务卫生、抓军人姿态等等,但是一二九师司令部的各项工作运转自如,有条不紊,这与李参谋长的精心组织是分不开的。他提出司令部工作要“三个面向”:一是面向部队,关心部队的生活,一切为着部队的扩大巩固特别是战斗力的提高;二是面向敌人,深刻地研究敌人,积极设想定出战胜敌人的对策;三是面向战争,学习研究战争,观察与掌握战场,一切为着战争的胜利。这“三个面向”,为司令部工作指明了方向,对加强司令部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在司令部建设方面,李达同志十分强调组织要精干,工作效率要高。他经常对大家说:“人多人少,各有利弊。人员过多,就有了依赖性,工作上你推我,我靠你,踢皮球,犯官僚主义,贻误工作;人少工作多,逼着大家勤奋、紧张地工作,连闹思想问题与闹矛盾的时间都没有了。从这方面说,人少点,工作紧张点,是好事。”因此,他对机关的增人卡得很严,任何部门都不得随意增加一个人。尽管如此,刘伯承师长仍然感到机关臃肿,曾幽默地说:“带着这样的机关,就像挑着一担子电灯泡子,总

担心碰破,但晚上又要用它来照明。”在刘师长的授意下,李达同志进一步紧缩机关组织,减少行政人员,改进工作方式,并加强机关人员的军事训练,严格军事纪律,使这些“电灯泡”变成了“手榴弹”,领率机关真正成了精干的战斗组织,在指挥作战中更好地发挥了效能。

加强司令部建设,最重要的是要有一支过硬的参谋队伍。李达同志非常重视参谋人员的选拔、培养和提高。他主张选拔参谋人员应坚持工农干部、知识分子、经过改造的外来军官三者相结合的方针。他认为,参谋人员必须经过作战锻炼,主要应从部队选调一些头脑清醒、有作战经验的干部充实各级司令部。为了提高参谋人员的业务素质,李达同志亲自组织参谋集训班,并请刘、邓首长讲课。他自己更是经常授课,手把手地教。平时,他也要求参谋人员每星期必须上两次军事课,同时必须认真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加强党性锻炼,培养忠于民族解放事业及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意志。李达同志对参谋人员的要求十分严格,规定了参谋工作的纪律:一是确保军事机密;二是遵守工作秩序;三是服从与尊重领导,不侵权,不冒功。在这方面,李达同志身体力行,为人表率,深受大家的尊敬与爱戴。

从抗战开始,李达同志一直在刘、邓首长手下工作。作为参谋长,他为刘、邓首长出谋划策,在作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是刘、邓首长的得力助手。

1937年11月,太原失守,八路军总部决定:一二九师到晋东南开展游击战争,创立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抗日根据地。为了使广大干部掌握游击作战的本领,李达同志根据刘伯承师长的旨意,在辽县(今左权县)西河头开办游击训练班。没有教材,他亲自组织编写;没有教员,他就亲自讲课。学员毕业后,深入到晋东南的广大农村发展游击队,协助地方党组织建党建政,建立健全民兵和自卫队。不到1年时间,各游击队如雨后春笋般不断壮大,仅在太行和冀南地区就发展到9万多人。

1945年8月,日寇投降,抗战胜利。蒋介石为抢夺人民抗战果实,调集大军向我华北、华东、华南解放区开进。盘踞在晋西南的阎锡山,以其主力抢占太原,并以其十九军军长史泽波率领1万6千人马,气势汹汹地从四面八方向我解放区扑来,眼看大战即将来临。在这危急关头,李达同志一面电告正在延安的刘、邓首长,一面抓紧战前的各项准备工作。8月25日,刘邓首长回到太行,一下飞机就与李达同志通话。李达同志详详细细地把当时的敌人动态及我军作战设想做了汇报。刘、邓首长当即拍板同意,命令拿下襄垣,作为太行部队屯兵之地,再会合太岳、冀南部队举行上党战役。

上党战役后,国民党以14个军分3路沿平汉、同蒲、津浦铁路向华北解放区逼来。李达同志根据刘、邓首长的作战意图和进犯军善于阵地战、长于构筑工事和固守的特点,动员10多万民兵大举破路、平沟、拆堡,使敌无坚可守。他还建议把预设战场放在平汉路东侧、滏阳河以南与漳河以北河套的多沙地带。刘、邓首长立即采纳了这个建议。10月下旬,敌人组成几个纵队向我扑来,我军采取放、堵、迟滞的方法,把敌人赶进了多沙地带,搞得他们疲惫不堪,进退不得。我军以极小的代价取得了较大的胜利。

平汉战役中,为了争取高树勋将军起义,刘、邓首长派李达同志与高将军会晤,做高的工作。当时在新八军中还有不少蒋介石的特务,这次会晤随时可能发生意外,但李达同志不顾个人安危,毅然担起此项任务。他携带刘伯承的亲笔信,步行越过火线,来到新八军司令部驻地马头镇会见高树勋。宁都暴动时,高树勋是二十六路军二十七师师长,当时他因事在外,未能参加暴动。李达同志根据这一情况,便从二十六路军谈起,讲到宁都起义在全国的影响,从蒋介石的内战阴谋,讲到搞内战必然失败的道理,并对起义中的一些具体问题一一做了明确答复。高树勋感于刘、邓首长派参谋长前来会晤,又听了李达同志这一番语重心长的谈话,更加坚定了起义的决心,当即决定10月30日起义。

经过上党战役、平汉战役,国民党军队虽然遭受一定损失,但数量上裝备上仍大大占优势。蒋介石继续调集力量,加强了陕北、山东两个战场的重点攻势,形成所谓两头重的“哑铃战术”。党中央、毛主席看透了这一形势,决定实行中间突破、把战争引向蒋管区,以有效的行动调动敌人,协助陕北、山东打开局面。李达同志及时领会党中央、毛主席的意图,在刘、邓首长的领导下,克服重重困难,千方百计地做好进军大别山的各项准备工作,为实现这一伟大战略行动做出了重要贡献。

进军大别山,直插国民党军队纵深,困难是很多的,首先是要对付敌军的前堵后追和黄泛区、沙河、汝河、淮河这四道恶水。面对这些困难,李达参谋长带领参谋人员深入实地调查研究,设计出种种方案,供刘、邓首长决策。他还不顾连日行军的劳累,亲自到河边测试,有时还冒着敌人的炮火和敌机的滥炸,组织小分队泅水先行,为大部队开进提供经验。李参谋长的这种工作精神和工作作风,使大家都深受感动。

淮海战役,是解放战争三大战役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能否解决近200万参战军民的后勤保障问题,是淮海战役能否取得最后胜利的关键。刘伯承、邓小平、陈毅首长都认为,淮海战役的支前工作是至关重要的,必须委派最得力的干部,协助地方共同完成这一艰巨任务。经过反复考虑,决定派李达参谋长去挑这副重担。李达同志欣然从命,率领中原军区的一批干部,与中南局邓子恢等地方党政干部一起,组建了各级支前司令部或指挥部。李达同志指挥部队,迅速修复了从郑州到商丘的铁路、公路,建立了由魏岗分别到达桃园集、临涣集、龙山集的三条运输干线,组织群众用人抬、肩挑、小车、大车与汽车、火车、船只相结合的运输方法,把作战物资、粮草及时送到前方,把伤员护送到后方。由于李达等同志的努力,淮海战役的支前工作搞得有声有色。部队指战员把中野首长在准海战役中让参谋长搞支前工作的事传为佳话。

1950年2月,西南军区成立,李达同志出任副司今员兼参谋长,受贺龙、邓小平之托,主持军区的目常工作。他认真黄彻上级指示,带领部队出色地完成了剿匪、改造旧军队和解放西藏的光荣任务。在进军西藏过程中,邓小平政委说:“解放西藏间题,要靠军事政治协同解决,但必须解决补给问题。我们决定李达同志负责解决西藏的后勤工作。”李达同志以高度的责任感,精心地组织支援进藏部队的各项工作。他在成都成立了支援司令部,并在雅安、康定、甘孜等地设立了支援委员会。他不仅在各种会议上强调支援解放西藏后勤工作的重要性,同时还亲自参加了修路等工作,使全体支援部队深受鼓舞,进一步激发了做好工作的积极性。

从以上挂一漏万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李达参谋长的踪迹,看到他对建立新中国所作的卓越贡献。无论是大战进行之中,还是战争转折的关键时刻,他总是全神贯注地领会党中央、毛主席和刘、邓首长的作战意图,作好种种必要的准备,设计出各种各样的作战方案,供首长采用。他勤奋工作、任劳任怨,千方百计去实现刘、邓首长的决心,并不顾个人安危,亲临前线,细致周密地解决作战中的问题,确保战争的胜利。李达同志不愧是刘、邓首长的得力助手。他的历史功绩是永远不可磨灭的。

李达同志令我敬重的还有他的为人处事,处处闪耀着共产党人的光辉。在战争年代,他总是把危险留给自己,把安全让给别人。记得在1942年日军进行6月大“扫荡”的时候,刘伯承师长(当时邓小平政委正在太岳检查工作)与新一旅一部在王家庄与敌人“转山头”,师政治部主任蔡树藩带领师直属队和边区党政机关在行动中被日军拦在杨家庄。几次派人去寻找,都没有找到。刘师长一直在王家庄山头上等候他们。李达同志不忍心让刘师长再等下去,便建议说:“请师长和二团先突出去,我去找直属队。”于是,他就带了一个排下山。到第3天上午,李达同志终于把师直属队和边区党政机关人员安全地带了回来。李达同志这种在危急时刻对战友生死与共的关切,深深地感动着每一个人。

李达同志一贯是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行军打仗,他总是与战斗部队一起走在最前面。每到一地,他首先安排好作战室,布置好地图,向刘、邓首长汇报情况后就劝刘、邓首长去休息,而自己却对着地图,盘算着下一步的行动。他经常告诫参谋人员,连续作战,不能大事小事都去打扰首长,要保证首长的休息,但如果战争出现了大的转折和重要变化,就是首长睡着了也要叫醒,以便及时报告情况,听取指示。

李达同志对工作一贯埋头苦干、任劳任怨,从不计较名利地位和个人得失。一些他过去的下级,后来提升了,职务比他高。他从内心里为他们高兴,见到他们时,总是勉励他们好好为党工作,保持革命的本色。他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有了成绩不争功,出了问题不推诿。每次总结作战经验,他总是把功绩归于党、归于大家,而把缺点和错误当作自己改进工作的动力。

初次接触李达同志的人,容易感觉他很严肃。其实,他是非常于易近人的,善于联系群众,团结同志,没有任何架子,被大家深情地称为“李菩萨”。我们这些老下级在他面前毫不拘谨,说话轻一句,重一句,很随便。有时说错了,他最多说你“乱弹

琴”。但在工作上,他对下级是极其严格,谁要是马马虎虎,在他那里是过不了关的。他要求参谋办事丁是丁,卯是卯,汇报情况绝不允许模棱两可。同志们普遍反映,在李参谋长领导下工作再苦再累,心里也很痛快。大家都很尊敬他。

如今,李达同志辞世而去了,缅怀他一生的光辉业绩和他的崇高品德,使我更增加了对他的崇敬和怀念。安息吧,我的好领导。

注:作者曾任第二野战军第十五军军长、北京军区司令员、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现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88年被授子上将军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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