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研究
抗战初期，受地方党外来性格及统战大环境影响，太行根据地干部来源丰富，加之山西存在牺盟会这一特殊统战形式，造成干部队伍存在离散却普遍的“土客矛盾”。地方党以多种办法展开政治整合，小范围矛盾逐渐平抑。但因晋中特委强势融合牺盟会组织，引发代表“外来党”的晋中特委与代表本土力量的牺盟会的严重冲突。经八路军、北方局调处，冀豫晋省委以高调批判、低调处理方式较好解决此事件，并将“融合”趋势继续推进。
在政治力量发展、扩散过程中，外来者与本土势力的融合是关乎成败的关键之一。于是，“土客问题”一直是传统政治史研究中的重要议题。[1]现代革命自与中古政治有极大差异，但在中共党史研究领域，“外来干部”、“本地干部”及两群体间关系问题，仍是难以回避的论题，既往先行研究也常有涉及。[2]苏维埃革命时期，共产党人在总体上表现出了团结、坚忍的精神气质。但出现在革命阵营内部的冲突甚至残酷“肃反”仍多与土客问题有关。抗战初，作为外部力量挺进华北的共产党、八路军依旧面对类似问题。但此时期，中共从外部输入的新老干部与此地区的地下党老干部、本土生长起来的年轻干部较好、较快地熔汇一体，不仅为夺取革命胜利奠定基础，更打造出此后二、三十年干部队伍的主干力量。不过，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环境下，面对较苏维埃革命时期更为多样、复杂的干部来源，干部队伍的整合、锻造绝非一日之功。
应该说，对抗战时期中共干部队伍整合问题的实证研究，目前还较为缺乏。因故，笔者希望以抗战初中共太行根据地的情况为例，[3]综合未刊档案史料与各种已刊材料，对干部群体内的“土客问题”做一具体研究。[4]从局部之实态，对以下几个问题予以回答：抗战初太行根据地干部队伍来源状况如何？干部队伍中“土客问题”表现方式和严重程度如何？“土客矛盾”是如何初步化解的？
一、“外来党”：干部的输入状况与任用问题
太行根据地是抗战时中共在华北创建的一系列根据地中很重要的一块。[5]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部、129师师部均长期驻节太行，晋冀鲁豫边区也将首府设于此区。而在抗战初，具体负责领导此区工作的机构则为冀豫晋省委。冀豫晋省委前身为平汉线省委，是从原河北省委中分割出的新机构，最初省委书记为河北老地下党干部李菁玉，山西人李雪峰是李菁玉的副手。[6]其任务是“背靠太行山，开展游击战，打通正太路，截断平汉线”，即主要在河北活动。但因“七·七事变”后河北迅速沦陷，平汉线省委只能仓促西撤入晋，与八路军129师会合。在周恩来和北方局指示、帮助下，以八路军作为武装后盾，李菁玉、李雪峰等人终在晋中、晋东南站稳脚跟。由于李菁玉的老关系、老部下多滞留河北，他在省委班子中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李雪峰在根据地初建过程中逐步上升为省委实际负责人。因故，1938年初，北方局将平汉线省委改组为冀豫晋省委，任命李雪峰为省委书记，李菁玉则随八路军“东进纵队”赴冀南。[7]于是，一支“客居”晋中的外来地方党，转生为立足山西领导太行山区抗战、革命事业的党组织。
李雪峰等人初上太行之际，中共的工作基础甚为薄弱，再加上地下党组织在前几年屡遭重创能较早与上级党组织联系上的可靠干部只有三十几个。[8]因此，短时间内“生产”出一大批干部是不可能的，开局任务自仍须外部输入的干部完成。
总体上看，从外部输入的干部大致有六方面来源。
首先是北方局抗战前派到此地区的少量干部，事迹可考者不超十余人。他们多在北方局或山西省委领导下开展地方建党工作，除了徐子荣担任省委秘书长外，江西人彭涛、河北人刘建勋等都是在抗战前就已在晋中、晋东南一带分头行动。
第二部分是随李雪峰等人来山西的一批原在河北工作的干部，这批人多来自原正太铁路工委和石家庄地下党组织，其中以陶希晋为核心。李雪峰曾在回忆录中赞许这些人“是以后太行根据地的骨干力量”。[9]他们多迅速跻身省、地、县各级机构关键岗位，刚刚20岁的陶鲁笳（陶希晋弟弟）即出任省委组织部组织科长。[10]
第三部分是1936年后半年到1937年经各种渠道输入到牺盟会中的一批干部。这部分干部数量较多，根据笔者不完全统计，至少在三百人以上。他们中有老资格的党员，如杨献珍等人，来晋后在牺盟会中多担任领导职务；同时，大量青年学生通过组织渠道输送到牺盟会各级组织中，包括平津地下党挑选的一批党员、“民先”队员。[11]也有部分人是通过薄一波等个人荐引入会。[12]这些干部中只有少数在抗战初就在党务机构工作，晋西事变前多在牺盟会或政权机构工作，入党时间较晚。
第四部分是1937年9月、10月间到太行山区的一批进步学生，数量不多。[13]他们出身各异（东北籍较多），但基本是党员或民先队员，有些是“一二·九运动”后涌现出来的青年学生领袖（如赵德尊），此前就曾在北方局、地下党北平市委、地下党天津市委等党组织领导下做过一些地下工作。他们经李雪峰等人介绍，大多被安排到杨秀峰领导冀西民训处中任职，后参与冀西建党工作。
第五部分是1937年底到太行的一批东北流亡学生出身的干部，数量大约有80余人，最初多在大学读书，后随东北军到了西安。抗战爆发后，在周恩来鼓动下组织了主要由东北流亡学生组成的“东北抗日游击第一纵队”，他们原本希望通过招揽流散晋冀各地的东北军旧部，组织抗日武装，但目标未能实现，便留在太行干起地方工作来。[14]
第六部分是1937年底、1938年初随刘少奇从延安来的一批干部，也多为青年学生，此前在抗日救国的浪潮中奔赴延安，地籍来源比较丰富，但数量无法查证。1937年底，刘少奇在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北方局前一阶段工作情况后二次入晋，这次他从抗大和陕北公学中带来了一批青年学生出身的干部，他们大多已是党员，来太行后被迅速分配到中层领导岗位上。
从任用状况来看，一、二两方面干部是冀豫晋省委最初的依靠。这些干部数量较少，他们有少量是游子返乡，更多是作为外来者扎根太行。但他们在初期地方党组织的恢复和建立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后来太行根据地的重要领导人多出于此两方面干部。
四、五、六三方面干部基本都是青年学生出身为主的干部，他们的党龄也普遍较短，有的甚至尚未入党，但普遍被看作是刘少奇主持北方局工作后发现、培养出来的一批年轻人，与刘少奇、彭真、李雪峰等人也多少有些渊源。此番他们又大都是上级党组织或领导人委派到太行党治下的，自然也得到李雪峰等人充分信任，迅速成为党内的骨干力量。其中，刘少奇从抗大带来的这批干部，尤其得到重用。例如来自抗大的温建平、傅子和这两位资历尚浅的青年人一到根据地就分别担任地委组织部长、中心县委书记。[15]
比较特殊的是输入到牺盟会的干部，他们中大多在牺盟会和政权机构内工作，普遍在各级牺盟会组织中担任重要职务，且作为中共有组织输送进牺盟会的一批青年干部，理应得到充分信任。但在抗战初期山西微妙的统战格局下，再加上输送规模较大、考察仓促，因此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未必被地方党看作是“自己人”。[16]到1940年时，李雪峰仍认为：“牺盟会出来的很多外地青年人大多是地富家庭出身，来头复杂，现在选来做党的工作要慎重。”[17]
除集中输入干部，还有干部自己“上了太行山”。由于他们是以零散方式进入根据地，缺少可靠组织介绍，最初也常遭怀疑。如河北籍老地下党冷楚越狱后，辗转到了太行根据地。冷在党内是老资格，担任过北平地下党主要领导，但因入狱期间与组织失联，所以未立即得到重用，而被留在党校搞了一段时间教育。[18]可以说，在党校学习或工作是对这类干部普遍的过渡性安排。
概言之，太行根据地党基本呈现外来性格，正如李雪峰后来的总结：“本区的党原是外来的。”[19]这首先是因为地方党组织主要由一批外来干部筹划、组建，无来自外部的组织推力，地方党体系绝无自发建立可能。而地方党领导层的构成也能说明此问题。以1938年春季省委会组成来说，省委书记为李雪峰、宣传部长为徐子荣、组织部长为何英才，军事部长宋任穷、秘书长吴作民、副秘书长关山复、冀西民训处主任杨秀峰四人担任省委委员，晋中特委书记陶希晋、冀西特委书记彭涛也常常列席省委会。[20]在这些人中，其实只有何英才算是资深的山西地下党干部。李雪峰虽是山西永济人，但仅有四年党龄的他在山西地下党中根基很浅。如扩大到26位特（地）委一级干部的构成情况，占据主导地位的也是外来干部（有17人），本地老干部只是领导班子里的“结合对象”。
二、“用而存疑”：本地老地下党员们的作为与遭际
仅凭前述外来干部，难令中共扎根于太行山区土壤之中。欲站稳脚跟、深耕精作，尚须依靠一批熟悉乡土环境的本地干部。
中共力量集中进入前，此区已有少量老地下党员。既往史述中虽会谈及太行之革命传统，但具体论述抗战初太行建党、建政、建军过程时，却常忽视本地老地下党干部发挥的独特作用。
冀西的基础是李雪峰任直中特委书记时的“老底子”。[21]在以赞皇县为中心的冀西地区（包括元氏、井陉等县），地下党组织一直坚持工作，积聚一批具有丰富斗争经验的老地下党干部，在抗战初发挥重要作用。[22]而在抗战前遭受重创的山西地下党中，上层组织虽趋瓦解，基层仍存留一些干部，他们成为中共不自觉间在太行山区布下的“闲棋冷子”，虽一度陷入沉寂，但抗战初迅速“回生”。曾被阎锡山视为晋东南头号“赤县”的武乡，在地下党县委两度被破坏，县委书记被捕情况下，在本地颇有影响的党员武三友、魏名扬等人仍维系了地下党组织基础，抗战前就有200余党员。待李雪峰等人南下建党时，利用地下党干部的“老关系”，迅速恢复周边地区党组织。[23]
应该说，这批老资格的本地干部能够在“白色恐怖”中扎根本乡，勉力“熬过来”已着实不易。在抗战爆发前夕，中共力量再度进入太行山区之时，他们当仁不让地担当了革命落地之“向导”角色。
但在信任层面，党组织对他们是有所保留的，认为“这部分人很复杂，包含着从监狱里出来的，自首过的，消沉过一时期的”。[24]在兵荒马乱的根据地初建期，认真审查干部历史，客观上无法做到。于是，对这批本地老干部，地方党最初采取了“用而存疑”的办法。此处，马芳庭是个比较典型的例子。
前述赞皇地下党能挺立于冀西山区，除了因为地理位置偏僻、经济凋敝、历史传统等造成类似于罗威廉笔下大别山中之“地方性暴力文化”外，[25]也得益于马芳庭本人的能力。上级对其能力是认同的，认为他“深沉老练，能和赞皇当地官员、缙绅、枪会头目打交道”，但又觉得曾经入狱的马芳庭“历史面貌不清楚，爱吹、心计多，有时不善团结同志”。[26]因此，县委建立后，马芳庭及与他亲近的干部被排除出县委班子。可新县委迟迟不能打开局面，令上级只能启用马芳庭担任赞皇中心县委书记。马到任后很快拉起一支抗日武装，为后来赞皇党组织的大发展奠定基础，马本人因成绩突出且又做过工人，被提拔为特委宣传部长。但他始终并未获得省委的充分信任，又与省委派来的地委副书记发生矛盾。不久，马芳庭被送去党校学习，马芳庭的亲信干部也多遭贬谪甚至被“洗刷”出党。
从上级党组织角度看，对长期在本地活动的老地下党干部有所抑制，并不难理解。首先，这些干部的历史确实普遍较复杂。很多人曾被捕入狱，是否有变节行为，确实无法轻易下结论。刚刚从“绝境”中找到生机的中共，自然本能地希望保持组织严密。同时，老党员多出身地富，要想在内外挤迫下实现“政治生存”，往往须周旋于官绅、帮会、土匪间，长期形成的工作作风、思想特质不大符合党组织的标准。另外，这些干部原本与早期地下党上级组织有些关联，与刘少奇入主后的北方局、冀豫晋省委缺乏渊源，新的上级原本就对他们有成见。[27]
这种有限度的抑制对巩固“外来党”权威、做好工作确有好处。冀豫晋省委在太行山区仍然缺乏政治基础，分散各地担任特委、县委负责人的外来干部，党龄很多还不及本地老干部长，在具体工作中与本土政治、社会环境相当隔膜，培养新干部尚需时日，所以他们既要仰赖本地老干部，又要加以控制。而且本地老干部乡土观念远强于外来干部，无论是抗战伊始仓促撤退时的“抓一把”，还是有计划地建军、建政活动往往要牺牲局部利益、支援上级党组织和八路军，适当地将本地老干部“压一压”而不大面积洗刷也有利于各项目标顺利实现。
三、“点”、“线”、“面”：本地新干部的选拔与培养
解决“干部短缺”问题，不能全指望外部输入。由于冀豫晋省委和地方党组织不断向上级诉说干部不敷用、希望派干部之类想法，北方局代表彭真曾回应：“干部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单靠上级组织来供，干部的来源，只有靠各级组织自己定出一定的干部政策来培养和提拔。”[28]这要求冀豫晋省委在本地大量选拔、培养新干部。从实际情况来看，迅速扩展的治辖区域、繁冗复杂的地方工作使得选拔本地干部也成当务之急。
早在太行根据地之孕育期，已有两类本地干部得到提拔、重用。
一类是李雪峰等人刚入晋时发现的一批干部。这类干部数量不多，但大多在改组为冀豫晋省委前即参加工作，是根据地领导人自己提起来的干部，如平定县的王谦、周璧、池必卿、张慧如等。他们大多是年轻知识分子，历史也不复杂。因此，在政治上得到更多信任。应该说，他们被纳入到根据地党的“元从集团”里，获得较快提拔，成为太行本地干部的代表人物。[29]
另一类是地方老干部在与上级组织接上关系后，自行提拔的一些新干部，冀西、晋东南较多。如在晋东南武乡县，本地著名的“红色家族”（武氏家族），有十几个家族成员被提拔作县、区党政机关干部。这类干部阶级成分多样，经历普遍复杂，加入过帮会甚至国民党的数量不少，虽较早担任县、区干部，但和党组织关系较松散，与本地老地下党干部有亲缘、业缘纽带。这些干部在后来的各种整党整风运动中往往成为严查个人历史的对象，较难获得提升。
到1938年春季前，提拔新干部的力度始终比较有限。干部短缺问题愈演愈烈。晋中地区是巩固最早的区域，但实际上在晋中榆次县，也还有不少区委是空架子，没有一个干部。[30]造成此状况的原因，除了日军入侵时局动荡，首先是因为抗战初中共力量发展太快，干部数量赶不上治辖区域、工作任务的增量。同时，初上太行的共产党人，受过去秘密工作思维影响，在党员发展、干部提拔上仍存在“关门”思想，担心“没那么多工作给他们，也教育不过来，工作就不能保密”。[31]
1938年3月15日，中共中央做出了《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提出“大量、十百倍的发展党员，成为党目前迫切与严重的任务”。[32]张闻天、毛泽东和刘少奇在3月24日给北方局、八路军等领导人的电报中强调要“大大发展党，建立与健全各级党的领导机关”。[33]冀豫晋省委随即召开会议专门布置此事。嗣后，太行根据地党组织进入组织大发展时期。到1938年夏，设5个特委（晋冀、晋东南、冀豫、太岳、晋豫）[34]、近30个县委[35]，党员人数激增至一万人。[36]
在此基础上，各级党组织自然需要从中选拔一批干部。这批本地新干部有两个比较集中的来源：一是“训练班干部”，二是“牺盟会干部”。[37]
“训练班干部”大多是各级党组织通过举办干部训练班从中择优选拔出来的干部，大多是工农干部（农民居多）。
抗战初太行根据地办的干部训练班多是短期的，有时直接从民众中挑选积极分子，组成训练班，在介绍入党后很快安排其走上干部岗位；有时是在党员中举办训练班，根据表现发现、提拔部分人；有时则是将一些中、下级干部集中起来进行教育、训练，之后分派到更为重要的岗位上，从中寻找重点培养对象。
其实，训练班本该是干部教育的一个载体。但因急需干部，党组织常通过训练班即实现教育、培养、选拔等多项目标，堪称“一站式”解决办法。冀西沙河县的农民党员王占国，在入党三四天就参加了训练班，因表现好又是小学毕业，结束后直接当了刚成立的县自卫队大队长，成了县级干部。[38]在1938年春夏后一段时间，大批“训练班干部”从太行山区的乡村中脱颖而出，李雪峰等人后来在分析干部来源时即指出太行干部“主要的部分是从训练班出来的，他们一般都是新的、纯洁的干部。”[39]
“牺盟会干部”多是从牺盟会等组织内被拣选出来的，学历要高些。抗战爆发前后，牺盟会作为一支根植于山西本土又具有开放性的统战组织，吸引数十万青年人投入其间。[40]其中，自然山西本地人占大多数，他们分布于各个层级的牺盟会组织。如前，由于大量共产党员通过不同渠道进入牺盟会，牺盟会被打上深深的“红色烙印”，薄一波等人以此为载体，极大促进了共产党力量的发展。就上层来说，牺盟会与中共组织的界限是比较分明的，但到基层则界限模糊。在晋中、晋东南，许多干部均是最早受抗日救亡热潮感召，在乡加入牺盟会，后来才入党。中共地方党组织也有意识地从基层牺盟会组织中挑选积极分子，介绍入党或选调为干部。
走马观花地考察本地干部来源，容易看到1940年前参加革命的山西籍干部十有七八有牺盟会背景，均可看作“牺盟会干部”。若具体分析，晋中和晋东南两地“牺盟会干部”内涵则有明显区别。冀豫晋省委与牺盟会大致以辽县为界，以北由省委领导各级党组织专意经营，往南以牺盟会为主。在晋中，外来干部为主的晋中特委力量强固，便将牺盟会纳入到自己领导之下，规模吸纳牺盟会骨干参与党的工作。比如，晋中特委在和顺县发现的群运领袖陈敬贤就先在牺盟会工作，后被选拔做了县委副书记。在区乡一级，跨组织选调更加频繁，1938年春，平定县新提的区委书记、区长已全是从原来牺盟会中遴选出来的。[41]因此，晋中很多干部看似有牺盟会背景，实则牺盟会经历短暂，且很早受地方党统领。但在晋东南，地方党多由原牺盟会组织孕育、分化出来，牺盟会部分负责人被安排做地方党的领导，牺盟会工作人员随之转岗到地方党组织中。[42]两相对照，虽然结果貌似一致，即大量牺盟会骨干被选拔为党的干部，但内质有较大差异。这种差异，也成为意欲反客为主的晋中特委与深植本土的牺盟会间产生冲突的诱因之一。
要言之，本地新干部的提拔最初是由上、中层领导人在周边点状拔擢；随后逐渐发展为由接上关系的老地下党干部凭借私人关系发展、提拔起来的一些干部，先是以某个老党员为起点接引出一条条线，随后又交错成网，因此这些新干部群体往往也依托于本地既有的社会网络。“训练班干部”与“牺盟会干部”则是规模化的、组织化的对干部的吸纳，是更大面积的组织吸纳。
四、常态与异态：“土客矛盾”及其化解
在陈耀煌笔下的鄂豫皖根据地，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尽管存在合作，但矛盾与斗争却是主流。[43]在太行根据地，党内始终未出现过总体性的本地干部与外地干部的对抗，领导机构总体上保持了团结。但这并不是说，来源多样的太行干部群体内不存在地籍因素导致的“土客矛盾”。
太行根据地的“土客矛盾”通常表现为离散分布于各地的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间的龃龉，这类矛盾在局部普遍存在，却无过多横向关联，此情形与其他根据地类似，为“土客矛盾”之常态。
在抗战爆发伊始地方建党过程中，围绕组建主体由谁担当等问题，本地老党员即与外来干部有不同程度矛盾。在晋中太谷县，先后组建由老地下党员与来自北平“民先队”的外来干部分别担任书记的两个县委，双方互不买账。但后者得到八路军地方武装支持，终被上级党组织认可。[44]更多地方，是在建党初步完成后，围绕权力分配，形成干部间争端。例如，晋东南夏县曾因“土客矛盾”出现流血事件。夏县中心县委书记傅子和是随刘少奇来晋的抗大学员，结伴而来的还有特委组织部长温建平等人。同期，在夏县有一批本地知识分子干部，有较多地下工作经验，对傅并不服气。他们多与同为老地下党干部的特委书记阎子祥亲近，双方在工作中常有矛盾。结果，傅子和认定这些本地干部是“托派”，派人抓捕并处决个别骨干。阎子祥得知后赶来制止，与温建平、傅子和等人发生争执，温、傅竟又派兵软禁阎子祥。[45]后经省委调停方才缓和。未几，阎子祥还是被扣上“闹地方主义”帽子，去延安党校学习。[46]
当然，冀豫晋省委并没一味压制本土势力，他们在处理干部问题上是具有灵活性的，这在两方面体现出来。
一是在不关涉挑战根据地党权威等原则问题前提下，多采取承认既成事实、强势干部群体地位的办法，对工作能力较弱的干部则“选择性忽略”，不拘泥土客、新旧条框。在黎城县，县委和县牺盟会干部为代表的一批本地干部与县政府、游击队的外来干部发生多次冲突，最终本地干部掌握了黎城军政权力，省委虽有意见，但也承认现状将本地干部予以提升。[47]
二是提拔、培养一批本地新干部，让外来干部与本地新干部团结起来，逐步将历史复杂的老地下党干部边缘化。如冀西元氏县，原有一些老地下党员，在建党初期出任各级干部职务，但上级党组织对他们并不认可，而对上过训练班的、成分更好的农会干部信赖有加，工作常通过群运方式具体开展，渐渐，很多老干部变得消沉起来，不少人离职回家，一批年轻人被推上重要岗位。[48]
如果说，前述离散存在之“土客矛盾”较符合我们的一般认知，与其他抗日根据地情况差异不大。[49]那么，地方党与牺盟会的分歧，则属“土客矛盾”在太行根据地的异态呈现。
在统战环境下，牺盟会是共产党人在太行山涧中发展壮大的组织基础，但自身具有较强独立性。更重要的是，牺盟会及决死队主要是容纳山西本地干部的中介性载体，是众多本地干部的“娘家”。如前所述，地方党与牺盟会曾议定“辽县以北由共产党独立自主、大刀阔斧的做，与牺盟会有联系但以我为主，以南一切经过阎的左派，靠牺盟会开展工作”。[50]因故，牺盟会领导人薄一波扎根沁州，在晋东南一带比地方党组织更具权威。
与牺盟会势力接壤的则是晋中特委，他们是冀豫晋省委的嫡系人马，特委书记陶希晋是李雪峰的老部下，得到129师有力支持。到1938年春，晋中特委在武装、组织、群运等方面均有跨越式发展。[51]此间，地方党与牺盟会大体呈平行发展态势，能够相互配合、支持，但在具体问题上也有不愉快。以武装指挥权问题为例，1937年底，特委原准备对太谷县游击队加以整编，但负责人杨某竟在牺盟会指示下将部分人拉到牺盟会大本营沁县去了。[52]加之陶希晋、王孝慈（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均是外来老地下党干部，长期的残酷斗争经历让他们在统战问题上思想难以转弯，总觉得牺盟会与阎锡山关系太近，认为牺盟会的本地干部“靠不住”。[53]
双方平行发展时，尚可大体相安。但随着1938年春夏间的组织大发展，双方力量均迅猛扩张，力量交叠现象越来越突出，靠起初那条界线划分活动范围已不太实际。
晋中特委力图以党组织融合下属县域内的牺盟会组织。他们在牺盟会中大量发展党员，并要求牺盟会负责人列席县委会，接受县委领导，这使不少牺盟会干部感觉不能做主、地位变低，而跑去党组织或政权机构任职，晋中地区牺盟会组织已逐渐开始“空心化”。[54]在牺盟会方面看来，晋中特委对晋中牺盟会的“同化”政策，无疑是“抢干部”。[55]当然，牺盟会方面也屡屡出现抢夺晋中特委物资情况。[56]
冀豫晋省委对牺盟会方面其实也不满意，认为应加强对牺盟会的领导，纠正某些负责人“个人领导的方式”，但也要求晋中特委重视统一战线，不能过“左”。[57]这种模糊的态度自然无法消弭双方矛盾，政权问题上的争端终导致晋中特委与牺盟会矛盾激化。
抗战初，牺盟会一度主导晋中、晋东南地区政权工作，县长多是牺盟会推荐的社会名流。尽管多是中共秘密党员，但陶希晋等人当时并不了解。[58]晋中特委则积极介入政权工作，多次利用群众运动驱逐牺盟会推荐的县长。[59]这种人事问题上的过激举动无疑令薄一波等不满，也对阎锡山产生强烈刺激。
最终，榆社县长撤换问题引发晋中特委与牺盟会、决死队的武装冲突，造成八路军地方部队伤亡。当时，晋中特委势力已扩展到原属牺盟会统辖的榆社县，他们认为县长（秘密党员）“压制当地党组织，阻碍群运”，[60]直接予以撤换，安排来自外地的共产党员任县长。这一做法直接侵犯了牺盟会的权威，导致牺盟会总部调动决死队，实行“武装反‘左’”，与晋中特委领导的八路军地方武装交火，酿成流血冲突。最终，晋中特委力量被赶出榆社，在牺盟会主导下，不仅重新任命县长，原县委书记也换成牺盟会干部。[61]
冀豫晋省委最初明显站在晋中特委一边。冲突发生不久，在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指导下，省委在6月中开会研究对策，朱德、彭德怀等人也出席会议。北方局驻省委代表朱瑞在会上说：“牺盟会，它是一个很混杂的团体，我们的策略路线不能在里面起作用，这是很危险的。”省委宣传部长徐子荣提出：“对波（指薄一波）要严格的给他一个批评警告。”李雪峰也觉得地方党“吃了牺盟会的亏”。129师某指挥员甚至认为“再不管，牺盟就成了阎的武器”。[62]尽管会议仍强调缓和双方关系，但发言者的立场普遍与晋中特委大体一致，八路军也给予背书。
这次会议使矛盾继续加剧。晋中12县县委书记全换成非牺盟会出身的干部，许多原在晋中党政组织工作的牺盟会出身干部离开晋中去了晋东南。同时，阎锡山对中共对牺盟会的渗透异常不满，意图在晋中动武。[63]
中共中央此时绝不希望山西统一战线全面破裂。1938年7月5日，毛泽东、张闻天、刘少奇致电杨尚昆、朱德、彭德怀、朱瑞等人，要求巩固统战工作，特别强调暂停在牺盟会系统发展党员。[64]中央的如此态度使北方局、冀豫晋省委对晋中问题的认识发生很大变化，而李雪峰等人在常规巡视过程中，也发现晋中特委在寿阳县枪毙几位牺盟会出身本地干部等过激举动。同时，八路军方面态度也出现转变。邓小平在参与晋中巡视工作后，对特委的做法也持否定意见。[65]薄一波处境也颇为不易，他在内部会议上“提出山西第三行政区主任公署和新军是否去掉‘山西’这顶帽子，脱离阎锡山”。[66]薄一波的提议促使党中央、北方局以及八路军总部必须得在此问题上表态。最终，他们选择支持薄一波。
7月14日晚，李雪峰等人在巡视结束后，组织召开针对晋中问题的专题会议，与会者有来自特委、县委、部分区委及地方部队干部共六、七十人，还包括一批来自冀西的干部。会议上，李雪峰等人发动广大干部对陶希晋、王孝慈等人进行了严厉的“群众性”批判，不仅由冀西干部打头阵，还鼓动一批晋中的工农干部向陶希晋“开火”，揭发陶的“左”倾错误。陶希晋、王孝慈等人最终低头认错。[67]
7月30日，北方局和省委再次开会对晋中问题进行总结，批判继续升级。与六月的会议相比，领导人态度普遍大转弯。如朱瑞批评晋中“左”倾错误“登峰造极”，徐子荣也谈道“晋中的错误是相当深的”，李雪峰更提出陶希晋是“像外来钦差身份压山西牺盟会干部”。[68]会后，陶希晋未被马上撤换，但不再履行特委书记职责。特委方针政策由李雪峰指导，具体工作由彭涛负责。[69]
至此，晋中的争端算是告一段落。就“薄、陶之争”而言，确实是薄一波得到上峰认可[70]陶希晋还登门向薄一波等人道歉。[71]但在大会小会上对陶希晋等予以高调批评同时，省委乃及北方局在实际工作中却采取“冷处理”办法，未对中层干部进行调整，基本维持陶希晋时期特委、县委干部班底，[72]甚至除了榆社县，特委任命那批新县长也继续留任。离开晋中的那批牺盟会干部并未回归，而留在晋中的牺盟会出身的干部，他们身上的“牺盟会”色彩也逐渐褪去，因为前期“空心化”的牺盟会组织并未重获充实，县区级牺盟会干部已普遍只是挂名。[73]
冀豫晋省委实际上延续了晋中特委在干部融合方面的政策方向。他们重建并扩大牺盟会内党团组织以增强党对牺盟会的领导，表面上减少外部干预纠正先前晋中特委“左”倾错误，实际上则加强党对牺盟会的思想领导。另一方面，在八路军总部建议下，省委在七月搬到八路军总部所在地沁县，这里恰是牺盟会大本营。在沁县，冀豫晋省委与牺盟会方面可随时沟通，薄一波开始列席省委会，双方关系大大改善。也正是以这种方式冀豫晋省委的力量平静地跨过了在辽县划出的那条“界线”。
当然，太行党在干部政策上并非没变化。他们对本地干部任用标准继续放宽，更多知识分子、地富出身的人被介绍入党乃及提拔为领导干部。李雪峰后来在总结抗战初工作时也指出：“纠正晋中过左问题后，省委认识到干部政策也有失误，过去对地方干部严，不肯提拔，这时候才将更多优秀分子提到重要岗位，从组织大发展过度到干部队伍大发展。”[74]
五、小结
总之，外力建党与统战环境造成了太行根据地干部来源的极大丰富，土客问题由此肇始。太行根据地地方党是以北方局、八路军为依托，再靠几批从外部输入的干部完成“播火”任务的。与苏维埃时期诸根据地乃及抗战初期华北其他几个根据地相比，太行干部核心是平津地下党出身的一批干部，早成体系且体量较大，这是避免党内出现“轻重倒悬”的关键。但但复杂的干部来源，造成干部群体内通常呈现离散状态之“土客矛盾”。面对这种境况，自身尚不强固的地方党，采取灵活的处理办法，不过多介入地方的“土客争端”，避免党组织“过度地方化”，[75]配合以加速自然代谢的“扶新”策略，是稳妥且智慧的。
与“土客矛盾”常态相对照，地方党干部与牺盟会干部的协作与分歧是太行根据地“土客问题”的异态，与山西统战形式的特殊性有关，也与干部对统战问题认识模糊有关，但根本上仍反映外来党与本土政治力量在融合过程中的矛盾。但八路军的外来性质与仲裁作用决定了矛盾烈度与范围的有限性。无论是鄂豫皖“肃反”，还是抗战中山东根据地的“政争”，形成冲突之外来与本土双方均有建军经历，均有较强的武力依靠。但在太行根据地，军事存在几乎只有八路军129师，他们原本即属“客军”，与本土力量毫无关联。由八路军一手扶持起来的冀豫晋省委，则一直受到军方“偏爱”。[76]而本地老干部基本没有武力依托，甚至没有武装斗争经验，即便是牺盟会掌握之决死队一部，实力也与八路军无可比性，土客双方的“硬实力”是完全不平衡的，绝难形成全局性矛盾。
山西之特殊统战状况虽是造成土客问题的原因之一，但“统一战线”的理论张力，也给了地方党处理“土客问题”时更大政策腾挪空间，干部政策上比以往有了更大发挥空间，使得“土客矛盾”一般不会被上纲上线到“敌我矛盾”层面，[77]基本消除了苏维埃革命时期那样扩展为大规模内部肃反的可能性。地方党反而以解决晋中特委与牺盟会冲突为契机，以组织手段大体化解了抗战初本区特殊却关键的一类“土客矛盾”。
赵诺，历史学博士，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原文刊载于《近代史研究》2017年第3期，感谢作者对本平台的支持。
注释
[1]参见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合订本），三联书店2002年版；田余庆：《李严兴废与诸葛用人》、《孙吴的建国道路：孙吴政权的江东化》，见于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96—207页、第264—297页。
[2]如戴向青、罗惠兰：《AB团与富田事变始末》，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中文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黄道炫：《张力与限界》，社科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何友良：《农村革命展开中的地方领导群体》，《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2期；应星：《苏区地方干部、红色武装与组织形态：东固根据地与延福根据地的对比研究》，《开放时代》2015年第6期。海外学界如陈耀煌：《共产党·地方精英·农民：鄂豫皖苏区的共产革命》，政治大学2003年版；陈耀煌：《统合与分化：河北地区的共产革命》，中央研究院2012年版；Yung-fa Chen, MakingRevolution: 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Eastern and Central China, 1937-1945,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 Benton Gregor,Conclusio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North and Central China in theAnti-Japanese Resistance, in Chongyi Feng and David Goodman eds. NorthChina at War: The Social Ecology of Revolution, 1937-1945. Lanham: Rowman ＆LittlefieldPublishers,2000,pp.189-223.）等。
[3]本文的时间断限大约为1937年7月到1938年底。
[4]受史料、论题所限，本文的讨论对象为地方干部，而不涉及此区的八路军主力部队干部。
[5]在地理上，狭义的太行根据地大体定位于正太路以南，平汉路以西，白晋路以东，黄河以北，太行山则纵贯根据地南北。广义地讲，太行、太岳、冀南三区均属太行根据地范畴。
[6]参见杨秀峰：《关于我在冀西民训处和冀西游击队的工作情况》，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总编委会编：《地方武装斗争》，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06页。
[7]李雪峰：《李雪峰回忆录上：太行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25—26页。
[8]李雪峰：《李雪峰回忆录上：太行十年》，第25页。
[9]李雪峰：《李雪峰回忆录上：太行十年》，第31页。
[10]《晋冀豫省委会议记录》，1938年2月—3月，山西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后简称晋档），A01-01-032-001。
[11]陈野苹、韩劲草主编：《安子文传略》，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4-25页。
[12]参见安岗：《办报，一路不停地办报》，钱江主编：《战火染红青春岁月第1卷》，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 2012，第1—15页。
[13]赵德尊：《赵德尊回忆录》，中央文献研究室1998年版，第28—31页。
[14]高扬自述：《大时代的小人物，无足称道的一生》，韩立成等编：《世纪老人高扬》，河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21页。
[15]参见温建平：《峥嵘岁月的怀念》，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第204—206页。
[16]《晋冀豫区党委会议记录》，1940年3月21日，晋档，A01-01-042-001。
[17]《晋冀豫区党委会议记录》，1940年3月21日，晋档，A01-01-042-001。
[18]申春、冷允澈：《冷楚纪念集》，非正式出版物，1993年版，第16—17页
[19]《晋冀豫区党委两年来工作总结》，具体时间不详，李雪峰手写稿，晋档，A01-01-068-002。
[20]《晋冀豫省委会议记录》，1938年2月—3月，晋档，A01-01-032-001。
[21]李雪峰：《初上太行》，《平定文史资料》第11辑，1995年，第360页。
[22]智世昌：《在抗日战争的沧桑岁月里》，《中国共产党元氏县党史资料》，第二卷，内部资料1993年版，第149页。
[23]李友九：《武乡建党十年史稿》，武乡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武乡文史资料》，第4辑，内部资料1991年版。
[24]《晋冀豫区党委关于两年来区委领导的总结》，1940年夏，晋档，A01-01-068-001。
[25]参见罗威廉：《红雨：一个中国县域七个世纪的暴力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26]《晋冀豫区主干会议记录》，1938年10月，晋档，A01-01-034-002。
[27]同上。
[28]彭真：《中共冀豫晋省委建立太行根据地会议报告》，1938年3月20日，山西省档案馆：《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一卷，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56页。
[29]以上提到的这四个人中，周壁、王谦、张慧如在1947年时已分别担任太行区一、二、三地委书记，池必卿任二地委副书记，而当时地域不小的太行区一共才设有五个地委。到年底区划调整为八个地委时，池必卿也升任地委书记。
[30]《晋中特委组织联席会议》，1938年4月，晋档，A03-01-003-001。当时很多干部更愿意从事政权工作，而不愿做党务工作，因为政权工作不仅更显眼，且有财政支持而可获得些薪资，而党务工作人员则只有极少的贴补。
[31]《晋冀豫省委会议记录》，1938年3月，晋档，A01-01-032-001。
[32]陕西师大政教系中共党史教研室资料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3集上册，内部资料，1979年版，第73页。
[33]《张闻天、毛泽东、刘少奇关于目前晋冀豫党与八路军的任务的指示》，1938年3月24日，《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一卷，第168—169页。
[34]1939年1月，晋冀豫区委所属备特委一律改称地委。
[35]此时，县委的建制尚不够稳定。
[36]参见太行革命根据地史编委会：《太行革命根据地史稿》，第44页。
[37]此处两个提法为太行整风时太行区党委宣传部长冷楚所说。参见佚名：《整风班笔记》，1945年7月。
[38]《王占国个人材料》，1946年9月25日。
[39]《晋冀豫区党委关于两年来区委领导的总结》，1940年夏，晋档，A01-01-068-001。
[40]据不完全统计，到1939年中，牺盟会会员人数有83万。参见牛荫冠：《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纪略》，《山西文史资料》第15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41]《晋中特委组织联席会议》，1938年4月，晋档，A03-01-003-001。
[42]刘岳峰：《五十年征程回顾》，1988年，《刘岳峰传记、回忆材料》，阳泉市委党史研究室收藏资料。
[43]参见陈耀煌：《共产党·地方精英·农民：鄂豫皖苏区的共产革命》，台湾政治大学2003年版。
[44]《晋冀豫区主干会议记录》，1938年10月，晋档，A01-01-034-002。
[45]孙雨亭：《历史的选择：我的回忆》，云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97页。
[46]阎子祥：《我的革命回忆》，袁镜身等编著：《阎子祥传记》，非正式出版物，2000年版，第41—43页。
[47]佳地编著、政协黎城县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黎城文史资料》第9辑《黎城八年抗战史话》，内部资料，2005年版，第75-88页。
[48]《冀豫晋省委7月会议记录》，1938年7月14日，晋档，A01-01-032-003。
[49]参见刘少奇：《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后易名为《论党》），1945年5月14日，刘少奇：《论党》，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1—88页。
[50]《李雪峰在冀豫晋省委会议上的发言》，1938年6月，晋档，01-01-032-004。
[51]《王书良在冀豫晋省委会议上的工作汇报》，1938年6月，晋档，01-01-032-004。
[52]《阴杰个人材料》，1938年4月。
[53]《陶希晋对自己工作的检讨》，1938年7月，晋档，A01-01-032-001。
[54]《晋中特委组织联席会议》，1938年4月，晋档，A03-01-003-001。
[55]《冀豫晋省委七月会议记录》，1938年7月，晋档，A01-01-032-003。
[56]《王书良在冀豫晋省委会议上的工作汇报》，1938年6月，晋档，A01-01-032-004。
[57]《晋冀豫省委特委书记与军分区负责同志、各支队政委联席会议记录》，1938年4月，晋档，A01-01-032-002
[58]《晋中特委组织工作报告》，1938年4月，晋档，A03-01-003-003。
[59]参见内田知行著、田酉如译：《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民众动员》，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7页。
[60]《晋冀豫省委会议记录和几个地区县情况汇报与讨论》，晋档，A01-01-032-004。
[61]《冀豫晋省委七月会议记录》，1938年7月，晋档，A01-01-032-003。
[62]《冀豫晋省委会议记录》，1938年6月4日，晋档，A01-01-032-004。
[63]《冀豫晋省委七月会议记录》，1938年7月，晋档，A01-01-032-003。
[64]《毛泽东、张闻天、刘少奇关于巩固山西统战工作的指示》，1938年7月5日，《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一卷，第278—279页。
[65]《冀豫晋省委七月会议记录》，1938年7月，晋档，A01-01-032-003。
[66]薄一波：《领袖·元帅·战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79页。
[67]《晋冀特委扩大会议之精神与经过》，1938年7月，晋档，A01-01-066-009。
[68]《冀豫晋省委七月会议记录》，1938年7月，晋档，A01-01-032-003。
[69]《太行整风小广播材料》，1945年1月。
[70]《薄一波谈抗战时期沁县的斗争形势》，马留堂等编：《沁县志》附录，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792页。
[71]《冀豫晋省委七月会议记录》，1938年7月，晋档，A01-01-032-003。
[72]邢晓寿：《大杨大姐访谈录》，师德清主编：《太行烽火半边天》，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60页。
[73]《平定县区级干部联席会议记录》，1938年4月，平档，革命历史档案，案卷号139。
[74]《晋冀豫抗日根据地与晋冀豫党》，根据内容形成时间为1940年6、7月间，晋档，A01-01-068-001。
[75]“过度地方化”的提法参见陈耀煌：《北方地区的共产革命（1920—1927）——一个组织史的考察》，（《新史学》二十六卷第一期，2015年3月。
[76]《太行党校整风第四期学员对各级领导的意见》，1945年4月。
[77]局部依然有这样的情况，如“湖西肃托”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