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行英雄

抗战女兵冯健:从童工到抗大四分校,再到中国人民大学

来源:祖国网

本文系冯健老人口述,陈冰郎、陈巧巧、陈海蓝整理。


抗战女兵冯健
抗战女兵冯健

1923年10月,我出生于安徽蒙城。我的爸爸在冯玉祥部队当过兵,遣散后回来,外公是地主家的长工,妈妈生下我时怕养不活,扔在乱石岗,后来家里4姐妹一起哭,又把我抱了回来,这是我出生后的第一个劫难。

苦难的童年

年底爸爸妈妈带我来到上海,妈妈在上海申新七厂当摇纱工,爸爸替人送煤球。当时我每次路过学校,学校的大门都是花铁镂空的,好看极了,所以就想上学,想要书包,但是家里穷,我就想做工攒钱做学费。

9岁那年,我进了日本人开的棉花厂,靠近黄浦江。每天我们几个小孩跟着一个年长的师傅拍棉花。人家是机器弹棉花,我们是用手拍,一个铁皮打包的棉花包拆开后,我们的工作是拍松它,接着向棉花浇水,之后日本人再把这些棉花重新打包运走。在棉花厂每天回来手和手臂都是肿的,每天大概工钱是二毛钱,有时三毛钱。后来棉花厂失火,我从楼梯上滚下来,虽然逃出火海,但摔伤了腰,至今还有疤痕。

我在家养好伤后,还是渴望读书。妈妈心疼我,拿出自己的一件夹袄和小姨绣的肚兜去当铺当了几块大洋,高高兴兴读了一年书。这时候哥哥得了猩红热,住在仁济医院很阴冷的隔离区,由于没钱医治,就这么死了。哥哥死后,我辍学了。那时,我心里许的第一个愿望就是当医生。

当时家里住在杨浦区一大片弄堂里,我睡的地方是楼梯底下,被窝里永远会挤着一窝猫,很暖和,似乎也觉得有了陪伴。

11岁我进了美国人开的美安公司"小囡囡牌"毛线厂当童工。机器很长,刚进厂就听说有个小姑娘4个手指被轧掉了,心里很害怕。我的工作是细纱间,要上机器的,是挡车工。当时在机器上手臂要架7桶棉纱,有时架不动,用围兜兜着。老工人则尽力帮助我们小孩,让我们偷偷休息,瞒着“拿摩温(工头)"。每天工作12小时,就吃自来水泡饭,偶尔妈妈会给我饭盒放一块咸鱼,真的高兴死了。

所以1950年我去中国人民大学读书,选的就是工厂管理学,我就是想起自己的童年遭遇,那时就是"机器吃我们的肉",我忘不了没有那些老工人的保护,或者我们这些小姑娘不死也残了。那是一茬茬的童工啊!

"八·一三"事变,日本飞机轰炸上海市区,我们随难民从杨树浦逃到现在西藏路福州路那里,爸爸妈妈没来得及撤退,我带着弟弟被安排住在现在云南路上的临时房子,周围都是逃难的人群。当时福州路叫四马路,那时候的上海,一边是日本人的飞机大炮,一边是灯红酒绿,真的很离奇。等到爸爸和妈妈后,他们一批是被一辆运狗的车送出来的,过了外白渡桥就扔下了。我们再次汇入逃难的人群,做小船到的苏州,再从苏州坐闷罐车到的安徽。

回到蒙城后,我就住在县城姨娘家,暂时在县里的一所小学读书,这段时间大致是1937年到1938年间。随着战事发展,这时蒙城也不安全了,我们就继续往乡下疏散,住在叫"邵先生"的远房亲戚家,就睡在铺板上。

投身抗日

日本人经过蒙城县后,我一个人跑回蒙城参加当时蒙城地区的"青抗会",仍旧住在姨娘家,参与宣传抗日的活动。加入安徽省抗敌协会第16工作团,当时一起在街上刷标语,散发抗日宣传品,当时领导蒙城地区的地下党工作的书记是邵光同志,我们在16工作团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和培训,掌握了一些基本的工作方法。同时在一起工作的同志记得还有梦元、陈光等。

1939春的一天晚上,邵光同志通知我到城东土地庙,正式向我介绍毛泽东和共产主义,介绍延安有抗大,有女子大学,问我愿不愿意去延安工作?我当即答应了。邵光同志嘱咐马上回去与父母商量,准备路费。父亲同意我去延安,因为没有钱,父亲将我爷爷和奶奶的祖坟卖了,给了我三块钱。

三天后,我参加了第一批赴涡阳新四军游击支队联络站的队伍,同行的有周波、戴非南、丁演礼、岳翠荣、刘×云共6人。到达涡阳联络站后,接见我们的是任泊生(后任新四军联络部长)与徐今强同志,任部长告诉我们去延安的路被国民党封锁了,目前难以通过。他让我们选择两个方案:一、马上返回蒙城继续做地下抗日工作。二、附近有共产党领导的部队,愿意去可以报名。我们一致决定:去部队打游击。

听彭雪枫同志的报告

涡阳附近麻冢集,是彭雪枫将军指挥的新四军游击支队,我们带着任泊生写的介绍信,在麻冢集见到了彭雪枫将军。

我们在部队受到了热情的接待,任泊生同志曾开玩笑地说我年龄太小,不适合去部队。我那时候才十五六岁,可是我爸爸卖了祖坟送我找共产党,我不能给父亲丢脸,因此,我是抱定主意坚决要求打鬼子上前线的。彭雪枫将军在欢迎会上说:你们蒙城来了个自称希特勒的县长,是顽固派,是反动派,我们就是要消灭他,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你们要学习文化,有文化教员为你们补习。到连队后,要学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你们没有书我可以送给你们。

欢迎会结束后,我们就算是入伍了。真没想到会那么快找到部队,也没想到会这么快见到彭师长,我们高兴得不得了。

我穿着参军前在蒙城做的"列宁装"双排钮棉袄,先后分配去了"海燕剧团"、"拂晓剧团"参加演出工作,我记得俱乐部主任是阿乐,拉得好胡琴,团长陈守川,导演是苏理同志。

入党仪式

1940年4月20日早上,部队举行纪念新四军游击支队1总队总队长鲁雨亭牺牲追悼会,我们总支书记吴宪同志(解放后任浙江省委书记)带着我、周波、戴非南、丁演礼、岳翠荣等几个同志,在女生宿舍对面一间屋内,举行了入党宣誓仪式,领誓人是指导员王英。我的入党介绍人也是王英同志。

那一年,我17岁。


冯健与战友们在一起。左起:冯健、周波、杨瑾、朱慈慧、王静溪。
冯健与战友们在一起。左起:冯健、周波、杨瑾、朱慈慧、王静溪。

战火中的演剧

我自1939年入伍开始,就投入了部队的宣传、演出工作,主要从事的是话剧表演,还兼演唱战地歌曲、活报剧,很多剧目都是抗日根据地流行的作品,还有我们部队自己创作的作品,例如《农村曲》、《放下你的鞭子》、《丁赞亭》、《大红鞋》、《流寇队长》等,也演出苏联的剧作如《棺中女郎》等,冼星海同志创作的《黄河大合唱》我也参加了排练,下部队慰问和去地方演出时还担任过合唱指挥。

新四军4师在兴新集召开"纪念五四青年节"大会上,彭雪枫师长、张震参谋长、邓子恢政委当时都在,我很幸运被选到台上去指挥合唱队演唱"五四是我们中国的青年节"。

解放区首次上演剧作家曹禺的作品《原野》,是很轰动的事。导演苏理同志要我演“金子”,结果对角色体验太深,吓得发高烧。但这部大戏也彻底锻炼了我,使我对戏剧表演有了真正专业的认识。

在抗大四分校

在剧团工作期间,我又得到了去抗大四分校学习的机会。我是幸运的,在未满16岁就投身革命于彭雪枫将军麾下。彭雪枫将军是我军文武双全的指挥员。我渴求学习文化知识的愿望也开始步步实现。直至晚年,我仍认为:无论在哪里念书,我都是优秀学生!

1942年,我与时任新四军四师宣教部长的陈其五同志结婚,因此也有更多机会与首长接触,司令员彭雪枫、政委邓子恢、参谋长张震也都分外关照我。


冯健与陈其五
冯健与陈其五

在四分校,我还得到了彭师长送的最珍贵的礼物——一本小日记本。日记本上有彭师长的题词“自强不息,冯健同学自勉,彭雪枫”。这是彭师长为奖励优秀学生的礼物,而且是彭师长当场写的,最不可思议的是,彭师长把他那支随身带的题词用的钢笔也随即赠送给了我,这可是一支名牌金笔啊!它一直伴随着我,后来钢笔的吸水胶管老化了,我还是一直用着,把它做蘸水笔使用。可惜的是,那本小日记本在动乱年代丢失了!


彭雪枫同志赠送的钢笔
彭雪枫同志赠送的钢笔

在抗大四分校短暂的学习,提高了我的文化基础,也奠定了我更远大的革命理想。在彭师长题词的鼓舞下,我一辈子都在做好学生,好干部,好老师!


冯健与战友们在彭雪枫同志墓前。左二起:俞剑琴、冯健、邱一涵、路慧明、林颖(彭雪枫夫人)。
冯健与战友们在彭雪枫同志墓前。左二起:俞剑琴、冯健、邱一涵、路慧明、林颖(彭雪枫夫人)。

陈毅同志谆谆教导

1950年第三野战军保送我、王效平和黄石文三人去中国人民大学读书,在南京火车站,碰巧看到了陈毅同志,陈毅同志看到我就叫我:"大红鞋,你上哪里去啊?"大红鞋是我演过的角色,陈老总喜欢开玩笑,总是特别幽默。当他听说我们是去人大读书,高兴得把手一挥:"你们跟我走!"这样,在陈老总的热情邀请下,我们三人乘上了他的专列,大家兴奋异常。车过山东时,陈老总开始跟我们讲水浒,接着讲到读书,他特别严肃而深沉:"你们读书是幸福,不是去清华,那是美国人建的,你们是读我们新中国自己的学校,教你们的苏联老师,他们在卫国战争中都牺牲了自己的亲人,你们要认真好好学习!"

我们学校的校长是吴玉章,我毅然选择的专业是工厂管理系。记得周而复同志问我:“你怎么不去读电影学校?”我当时脱口而出:"就是想参加社会主义生产建设!"其实,我脑子里想的就是,自己是童工出身,见过机器对工人的伤害,学会新的工厂管理知识,是我新的目标。我就是“想让机器不再吃人!”既然选择工厂管理系,数理化,外语等一门都跑不掉!


冯健(右)在人大读书期间与曾菲同志(赖少其夫人)
冯健(右)在人大读书期间与曾菲同志(赖少其夫人)

我是基础课俄语的课代表,我的老师叫保尔达妮娅,记忆里她永远穿一件黑色上装。正是有一批这样了不起的老师,撑起了中国人民大学第一届学员的知识与理想的天空,我至今怀念他们。

我是一个童工出生的苦孩子,一个只念过一年小学,经过抗大四分校再培养,文化程度依然很低的青年,进入高等学府,全部由苏联专家讲课,数理化、微积分,对我来讲简直就是天书!可我硬是靠着彭师长“自强不息”4个字的激励,靠着抗大精神,以全优的成绩完成4年学业。期间,我还曾以优秀学生代表出席世界青年大会,后因我爱人突发大吐血,没有成行。


亲爱的银杏树,我聆听,我诉说,我们永远没有秘密——冯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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