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行英雄

支援抗战随笔:苏联元帅崔可夫眼中的国民党军队

来源:微薄@近卫步兵师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崔可夫(Василий Иванович Чуйков)(1900-1982),1917年在俄波罗的海舰队当水兵。十月革命后加入红军。1919年加入苏共。苏俄国内战争期间,历任连长、团长,并获得两枚红旗勋章。1922年8月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第五期学习,1925年8月毕业后继续在伏龙芝军事学院东方系中国部深造,在此期间学会了汉语,1927年毕业后被派往中国担任军事顾问。1929年参加了因中东路事件而爆发的中苏冲突。


七年时代的崔可夫
七年时代的崔可夫

​1939年9月,崔可夫指挥第4集团军参加了进军波兰的行动(根据苏德秘密协定,苏军占领波兰东部部分领土)。苏芬战争中,崔可夫担任第9集团军司令,但因作战不利被解职。

1940年,崔可夫因有出使中国的经历,且通晓汉语,他被斯大林选中再次出使中国,担任苏联军事顾问团团长,成为蒋介石的军事顾问。

崔可夫回忆道:研究关于中国局势的文件和材料要占用很长时间。但是, 已经催我上任了,定于1940年12月动身。我的前任,驻华武官雷巴尔科已被召回莫斯科。

 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将军在兰州机场迎接苏联顾问,就此,崔可夫有机会近距离观察国民党军队。


朱绍良
朱绍良

朱绍良(1891年—1963年),字一民。祖籍江苏武进,生于福建福州。同盟会会员,国民党陆军一级上将,1940年任第八战区司令长官和陕甘宁边区总司令,网上称之为“抗日名将”,其抗战经历为参与了淞沪战役,指挥了绥西战役,长期监视陕甘宁边区,大概只要和日军打过仗,都可以冠以“抗日英雄”或“抗日名将”吧,“抗日名将”果然已经被重新定义了。

崔可夫做过这位将军的功课,知道他的进身之阶: 黄埔系军官,在四一二事变中支持蒋介石而得势。

 崔可夫曾向朱绍良打听中国抗战局势如何,这个中国内地的战区如何对付日军的威胁,不过朱绍良在崔可夫看来, 虽然很客气,但并不友好,也不坦率,他不是外交官, 但他善于隐瞒自己的意图远远胜过最精明的欧洲外交官,口若悬河, 笑容可拘, 极尽殷勤, 频频斟酒一一中国的烈性白酒,对实际问题避而不谈,却想和崔可夫套取情报,当然,双方都想,不过似乎两人都没有什么收获。

 虽然苏联为支援抗战,援助了国民党大批武器,包括当时中国急需的大炮、坦克和飞机。不过,崔可夫感觉到蒋介石借口天气不好,将苏联顾问团滞留在兰州。此时,苏联领事获悉, 蒋介石正在共产党控制的特区附近进行可疑的军事调动,对蒋介石司令部调动军队的意图尚未摸清。领事甚至表示耽心,蒋介石是不是在准备重新激化内战。在苏联方面的施压下,蒋终于安排顾问团乘坐飞机前往重庆。

 1941年元旦前夕,苏联顾问一行抵达重庆的。当天晚上,崔可夫出席了蒋介石举行的新年宴会。崔可夫回忆:和中国最高统治者的第一次会晤和交谈是短暂的, 主要是礼节性的, 但毕竟对蒋介石本人的首次印象是深刻的。他是个个子不高而又瘦小的将军,穿一身没有肩章但有能区别军衔的领章的普通军装。他有一对黑眼睛, 目光狡诈, 还有两排十分显眼的假牙……他禀性凶狠, 不惜踩着别人的尸体,用讹诈和欺骗的手段去追求既定目标。老百姓中间传说, 蒋介石把“老虎牙”放在枕头底下睡觉。他经常大声说“好!”‘ “好!” ‘ 闻之刺耳。

可能因为崔可夫写回忆录时年事已高,当时苏军穿的也是只有领章的军装,寓意是沙皇军队的宽边肩章军服有所不同。当然国民党军队当时的这种军服是模仿德国的。


抗战时代的中国国民党军队军服
抗战时代的中国国民党军队军服

​崔可夫对第一次正式拜会蒋介石的印象是: 他最关心的是欧洲的形势和苏联的军火供应。他言谈中流露这样的意思: 苏联不要以为自己是行善的施主, 国民党政府的友谊,至少,蒋的中立, 在希特勒军队扑向东方时, 对苏联是很有用的。蒋提到法国战役的悲剧。

两人发生了如下这种并不是那么一团和气的对话:

“日本不可能战胜中国!” 蒋介石停了一会儿, 补充说道: “中国根本不可能战败。战争对中国只不过是生病。而一切病都会好的…… ”

“但是疾病会导致死亡。”崔可夫反驳他说。

“不, 我们不认为疾病会导致死亡。死亡并不是疾病。没有病也会死。”蒋回答道。

       崔可夫很快就着手开始帮助中国参谋总部制定作战计划,很快,他就意识到这是一支和苏联红军截然不同的部队,比如,国军的准确兵力难以统计,国军参谋总部压根儿就没有这样准确的材料。每个将军都按惯例设法大发横财,把自己的职务首先看作是享福发财的职位。怎样发财呢?最简单的方法是: 向上级假报士兵花名册。死者的军饷装进将军的腰包。所有下级军官也效仿将军, 如法炮制。后来, 当他制定抵抗侵略者的行动计划时, 总是要打折扣。崔可夫认为,改变这种欺上瞒下的制度是不可能的。

在根据苏联顾问所拥有的材料研究中国军队时,崔可夫发现,国民党部队的配备、战斗素质及土气都非常低。大多数士兵是为混碗饭吃、混几个铜板花。每个国民党士兵平均月饷12元,一天可吃到差不多一斤米饭。但是, 除了极个别的情况以外, 士兵们任何时候都享受不到足标准的物质给养, 或者被偷光, 或者因运输困难,粮食缺乏而减少口粮。他们全凭自己养活自己。例如, 不时看到这样的场面: 一群士兵在水田里捉小鱼和蛇, 用这些东西来改善他们极差的伙食。低水平的卫生条件, 经常挨饿导致疾病和大量死亡, 士兵有气无力, 对所发生的一切都淡然处之。例如在102 步兵师,有百分之五十的人患了症疾。在给蒋介石的一份报告中供认: “部队的伙食很差, 穿得也不好,军队部署经常不是出于战略需要, 而是出于给养条件。士兵们忙于搬运稻米, 到工厂干粗活, 而不是从事军事训练。

除了极差的物质保障外, 士兵还受军官和下级指挥员的粗暴对待, 经常遭体罚, 伤员受虐待。士兵稍有过失, 便遭棍棒毒打。吃苦耐劳、忍饥挨饿、行军的折磨、军官的粗暴态度, 有时甚至是惨无人道的虐待一中国士兵这种逆来颠受、忍气吞声的精神只能令人吃惊。营以下的军官物质生活也得不到保障, 穿得不好, 四年左右不与家人见面, 生活极端贫寒。

经常发生对国民党的政策表示不满的事件。因此, 以清洗“不良分子”为借口进行逮捕成了家常便饭。国民党军队里营私舞弊盛行, 侵吞公款成风。团长和师长根据花名册领取军饷, 而花名册同部队和连队的实际人数相距甚远。他们甚至利用安葬发财。埋葬一个死去的或者阵亡的士兵上级要发相应的丧葬费,例如, 买一口棺材要用十元左右。军官们想出了这样的办法—一不立即把死者埋掉,而待有了十至十五个死人的时候集体埋葬。这样,军官领取购买十至十五口棺材的钱, 而花去的只是一口棺材的费用。这口棺材的底又是活动的。把每一具尸体单独运到公墓,抽出棺材底板、尸体便掉进墓穴。空棺材又被运回去装下一个死人. 只有最后一具尸体才和棺材一起安放到墓穴里去。就这样,军官们既勒索棺材钱, 又顺便克扣死者的抚恤金, 并且把死人继续当活人充数。


抗战时的苏联援华航空队,然而他们和飞虎队不同,不是高价奖赏的雇佣兵
抗战时的苏联援华航空队,然而他们和飞虎队不同,不是高价奖赏的雇佣兵

​关于地方军队,崔可夫认为:许多军阀的师团表面上归属中央政府,但没有任何作战价值。

苏联军事顾间徒劳地制定和提出了粉碎这一支或那一支日本军团的计划。蒋介石和他的亲信都赞同这些计划, 但从不想将这些计划付诸实拖, 而忙于准备对付中国共产党及其武装部队。

国民党政府坚持消极抗日策略, 同时又要装出自己的军队在前线积极行动的样子。蒋介石及其参谋总部和各战区司令部都需要采取点军事行动以向人民交待。他们竭力向中国和国际舆论表明,归他们统率的三百个师正在积极抗日并和日本愧偏军作战。为此, 中国司令部无耻地进行欺骗。各个军团和战区按时把前线各地的战报发往参谋总部。经过参谋总部作战部整理的这些战报按时报给军委会, 有时配上符合形势的照片登在报上。军委会按时听取这些战报, 但极少就此作出决定。这些战报归入各地司令官采取的档案便束之高阁。经过战区和军团的军事顾问一核实, 这些战报差不多总是被推翻。其实,任何军事行动都没有采取。掌握的这些情报,我不想在军委会上公开谈, 心想这样与事无补, 无助于顾间们执行任务。中国司令部还会进一步对我们隐瞒悄况。

中国的各司令部, 如常言所说, 善于往别人眼里掺沙子——连蒙带骗。


联援助国军的T-26坦克,甚至被“保存实力”到了台湾
联援助国军的T-26坦克,甚至被“保存实力”到了台湾

​中国的将军们是怎样散布关于“ 大战”的决议和战报的?有些做做样子的军事行动的奥秘如下:

为了显示中国军队以大量兵力抗日,参谋总部向某个战区下达用一半兵力投入战役的命令,余下的兵力用作后备。战区司令官也向军团下达用一半兵力转入进攻的命令(例如, 从四个师中抽出两个师投入进攻)。各军军长又下达把他拥有的师的一半投入进攻的命令。结果, 参加战役的军队数量只有几个连或者几个营。显然,它们不可能发动什么重要的战役。但是, 却造成了一种假象: 命令在执行中。时间在走, 战报在写, 军委会里参谋总部的工作人员在报告前线战况, 而事实上并没有打仗。

关于与八路军,新四军,崔可夫回忆:由于没有和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保持经常性联系,我只能根据国民党的反应和在重庆的周恩来的活动来判断毛泽东的政策,但周恩来及其周围的人都守口如瓶。

1941年底,美国因为“珍珠港事件”对日宣战,派出了史迪威到中国任蒋介石的顾问,并开始援助中国抗战,由于苏德战争愈演愈烈,崔可夫被召回国,由此开始了从斯大林格勒到柏林的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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