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霖:重返太行山,我们的第二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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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朱霖

作者简介:朱霖(1920.2-2021.4.12)原名文佩卿,山西省孝义市司马村人,抗日女战士,黄镇同志夫人;曾任外交部政治部原副主任、部纪委副书记,新中国第一代大使夫人。


1988年10月,黄镇同志与朱霖同志三上太行山,重访老革命根据地山西省武乡县东堡村。


在国外工作期间,我们对祖国的情况可以说非常关心和记挂。而且,长期在国外工作,特别需要了解国内的情况。因此,我们决定利用赴美前十来天的休息时间重返我们的第二故乡——太行山革命根据地,离开那里已经25年了,想去看看那里的山山水水有没有什么变化,也想去看看曾经与我们同生死共患难的乡亲们,不知他们这些年生活得怎么样。

我们离开北京先到达安阳,由地委同志陪同往西进入晋冀鲁豫革命根据地太行军区第七军分区。先看河南林县红旗渠水利工程,真是人民用双手修建的“人工天河”啊!漳河水已绕过许多高山绝壁,通过挖掘的山洞、石垒的水渠,全长828公里,就像是从天而降的一条河流,浇灌54万亩耕地,解决了全县50多万人口的吃水问题。地里麦子长得旺盛喜人,到处建了梯田、小水电站、电磨房,农民用上了电灯,碾米磨面也不用人力了,大家有了时间,文化娱乐也活跃起来。

我们还看到一个养鱼的池塘,鱼儿在水里活蹦乱跳。黄镇同志高兴地说:“大变样,真是大变样啊!我们太行山人民今后也可以吃到鱼了。”旁边有一个小青年说:“吃鱼卡死怎么办?”大家都笑起来。黄镇同志又说:“我们太行山人民以后慢慢地也会习惯吃鱼和吃鸡的,这对身体健康该有多好啊!”群众美滋滋地都笑了起来。

黄镇同志说,想要看看当年开辟工作和打仗的地方,1943年和1947年都是在这一带。当地干部就领我们步行到合涧村,河岸边敌伪军挖的工事还隐约可见。

在村里,见到一位老民兵队长,他说:“1943年,太行五分区司令员皮定均,还有一位八路军129师师部来的首长,就是你吧!你们在这一带打走顽伪军,才把我们解放出来。”


抗战时期的黄镇和夫人朱霖(图源:红色129)


黄镇同志说:“1943年春夏,师部临时决定我为豫北工委负责人,带领一大批干部和皮定均同志一起来开辟这一带的工作,后来才成立了太行第七、八军分区。”大家都说,当时这一带的人民在顽伪统治下,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初解放时要饭的很多,军队在新区生活也很困难。我马上想起,当时收到黄镇同志一封信,信中谈到开辟新区军民欢腾的情景,也说到他胃病发作希望我带点干粮给他。他没想到我们师部所在地也是大灾荒,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向老百姓买了三斤白面,做成馒头后又烤成馒头干,装在干粮袋里捎到七分区。事后,听警卫员说,黄镇同志收到干粮后,看到新区那么多要饭的,就将米袋里的干粮统统拿出来,发给要饭的老乡了。

当我们一行走到合涧南岸的河南园村庄时,黄镇同志说,他在这个村住过。一个村干部说:“你是不是救过难产的母子俩?他们家的院子就在这里。”黄镇同志走进去一看说:“就是这里!”他说:“那天刚打完仗,我和参谋长、警卫员被安排住在上屋,房东家的人住在东西厢房,一觉睡到半夜,听到房门、院门直响,有人出出进进,我怕有敌情,警卫员也来报告,我连忙起来,只见房东老太太在院子里团团转,儿子王中伏也直跺脚。问她怎么回事?她说:‘儿媳妇难产,眼看大人孩子都不行了。’我立即叫警卫员去把军医请来,到天亮,孩子出生,原来是个怪胎,母亲算是平安,军民都很高兴。”

黄镇同志问到这一家人的情况,村干部说:“老大爷和老太太已经去世了,产妇和她后来生的儿子早已搬到村东头去了,这房子分给了贫下中农。”黄镇同志说:“那我们去看看这个房东吧!”村干部说:“他家成分不好,首长还是不要去看了。”黄镇同志也不好再说什么,但看起来是很不高兴的,他只说:“我看这家人家连富农也划不上,怎么能扫地出门呢?”

当1980年我们从美国回来,也就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这家房东媳妇郭秀琴写了一封信,还附了两双亲手做的布鞋寄到北京,送给黄镇同志,对33年前八路军救他们的事表示感谢。看来情况有了变化,信的内容是欢乐的。

到红旗渠引水的漳河边上一看,才知道为了树立这个典型,上游许多地方得不到水,过去漳河水很大,现在水很小了,太行山的水资源有限,为争水正闹矛盾呢!沿途也看到不靠清漳河的山区人民在排队从沟渠里淘水,用小勺往桶里倒的都是黄泥水,我马上想到战争中缺水的情况。黄镇同志让车停下来,皱着眉头说:“我们是社会主义了,难道我们的人民连水都没有喝的?”这句话不知怎么传到太行山的干部和群众中去了,之后听老同志说,太行山打了不少井,黄政委的这句话起了点作用。

我们从林县坐吉普车出发,走山道路过山西黎城,绕到河北省的涉县,反扫荡时这条只能步行和赶牲畜的小路,现在已变成可通汽车的山区公路了。

走近涉县城,那熟悉的山水依旧,建了一些新房屋,周围的山上居然有了不少烟囱,树木也比以前多了,真是令人高兴。


1988年11月20日,黄镇回访涉县(图源:红色129)


当晚住在县委招待所,第二天一早,我们就出发去129师和太行军区驻扎过的村庄,先到赤岸村——129师师部所在地,师长刘伯承、政委邓小平、参谋长李达等都曾住在这里,后来也是太行军区司令部所在地。全村男女老少出来迎接我们,黄镇同志见人就说:“我代表刘师长、邓政委、李参谋长来看望你们,乡亲们好!”

当年的老村长这时已70多岁,他高兴地说:“你们可回来了!”一个50多岁的农民连跑带喊从人群中挤进来,他手中拿着一顶大草帽说:“黄主任,你看,这顶草帽是刘司令员送给我的。南下时我跟着司令部当民工,一直跟到大别山,临回来时,刘司令员把他头上的草帽摘下来给我戴上,让我平安回家,并向全村人问好,还亲自把我送走。当时我激动得要掉眼泪了,我把它留作纪念,一直保存到现在。”许多群众说起当年司令部驻扎在这里时的好作风,都无限怀念。

妇女们更是问个不停:“汪荣华、卓琳怎么样了?她们怎么不来?她们的孩子怎么样?我们真想她们,那时在穷地方,她们受苦了。”


1988年,黄镇朱霖夫妇在涉县王堡村看望老房东(图片来自网络)


接着,我们又走了三里路,到了129师和以后的太行区政治部所在地王堡村,村子依旧,连原先的那两个泡麻池也照样在那儿。我们129师帮助修的漳河渠,水还在流淌,水浇地面积扩大了;我们盖的大礼堂完好无损,村里开会还在使用;我们挖的土窑洞大部分还可以,因年久失修,有好几孔窑已倒塌。群众养了羊群,窑洞的对面山上盖了一片新房子,老百姓吃糠比过去是少了,村里人口增加了许多。

刚进村,一眼就看到,走来接我们的是拄着拐杖的樊六子,他在解放战争中失去一条腿,现在是一等残废军人,本村的党支部书记。那时,他还是不到20岁的青年,现在已是40多岁的人了。

接着走过来的是张进财,他参军后跟随刘邓大军打到大别山,解放后才退伍回家,当时和他一起从本村参军过黄河的只回来了他一个人。

这个不大的村子参加八路军和解放军的就有60多人,民兵有40多人,牺牲残废的就有30多人,孤儿寡妇不少。特等杀敌英雄樊四得已50多岁,还很健康,当时是民兵队长,打了很多漂亮仗,有一次用巧计就打死、俘虏国民党军100多人。杨庆功参军后立过一等功,退伍后积劳成疾,现已去世。为了中国人民的胜利解放,这个村子付出了多大的代价!我们活着的人怎么能不努力继续革命、建设呢?

我们刚走到街上,村里的群众就都跑出来了,把我们团团围住,有的说:“你们可回来了!”有的说:“朱霖,你可胖啦!”有的叫黄副主任,有的叫黄副政委,并说:“你也胖多了,头发都白了。”老二婆一下子就把我抱住哭着说:“可见到你们了。那年大灾荒,要不是政治部拿出自己吃的粮来救济我们,今天我们都见不到了。我的儿子那时刚生下,眼看大人没奶,他要饿死了,后来用军队给的小米弄成糊糊喂,才算活下来,现在儿子的儿子都大了。”不少妇女都眼泪汪汪地诉说着离别后的思念,也都提到1943年的大灾荒,她们说:“那时我们全村没死一个人,全靠政治部的救济,你们却吃的是野菜。”

县委陪同的同志说到1958年“大跃进”吃大锅饭时也困难了一阵,幸好1962年5月周总理来到涉县,去沿头村参观食堂,发现问题,开了现场会,第二天即下令解散食堂,各家回去做饭,否则也快要死人了。提到周总理,大家表现出无限的怀念和尊敬。

许多人把我们拉进家去,让坐在炕上,要给我们做饭吃。村里人口增加,住得很挤,家中还是老样子,有些人家还在吃糠,劳动一天,工分值只有三毛钱,生活还是很苦的。

我们来到129师蔡树藩主任和我们的房东杨双保家,他们对蔡主任1958年飞机失事牺牲表示悲痛,问到蔡主任的妻子陈书涟同志的近况。

我们点名问到全村老一辈的人,差不多都已去世了,但我一闭眼就可以想到他们的形象。有些年轻一辈的人进进出出,看看都不认识,他们说:“老人们常常谈起你们。”这使我们百感交集,也不知是高兴还是悲伤。

我们去时带了大包的烟和糖果,分给他们表示一点心意。最后到了村长办公室,原来县委已通知我们孩子们的奶娘都来了,在这里会面。这些奶娘你一言我一语告诉地委同志,我们一进城就给她们寄日用品,以后还接她们到北京游玩。奶儿奶女参加工作第一个月的工资全部寄给她们,之后每年还给她们寄钱和衣料,的确良的布衫穿不完,有了病还给她们治疗,奶娘去世的给安葬费等等。我们之间的确是建立了血肉之情,在战争的困难年代,她们冒着生命危险为八路军抚养孩子,进城后我们怎么可以忘记她们呢,我们只觉得做得还很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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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朱霖 图文来源 :《大使夫人回忆录》 编辑:《外交官说事儿》 青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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