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参加党的白区工作会议
卢沟桥事变爆发前，我在河北石家庄担任中共直中特委书记，当时 30 岁。1937 年 5 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党的苏区代表会议和白区工作会议。北方局组织部长彭真任白区工作代表团团长，团员由各地党的负责人组成，我是作为直中持委代表参加代表团出席会议的。我记得代表团中包括北方局的高文华，铁总书记吴德， 北平市委的黄敬、杨学成、李昌、林一山，天津市委的李启华、李铁夫，冀东特委的李运昌、李一夫，保属特委（即保定特委）的李菁玉，冀南特委的张霖之，津南特委的赵鎛， 冀鲁豫边特委的陈少敏、纪德贵，山东工委的黎玉、郭子化，河南工委的刘子久、周骏鸣；山西工委的张友清，绥远工委的李衡等。此外还有广东的方方，上海的刘晓、张毅。这时，华北的局势已经很紧张，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准备大规模进攻华北。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民党停止进攻红军，国共正在进行合作抗日谈判，中国革命和国共关系正处在即将发生重大变化的转折关头。中央召开苏区代表会议和白区工作会议就是为了使全党明确认识当前的形势、任务以及党的政策、策略，做好迎接大转变的思想准备。
会议开始后，首先召开的是苏区代表会议（后来把它称作全国代表会议），苏区、白区和红军的代表都参加了。张闻天到会致开幕词，毛泽东作了《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报告，会议结束时作了结论。博古作了《组织问题》的报告。刘少奇、朱德等都作了专题发言。毛泽东在会上提出要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要积极地去宣传、鼓动和组织无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广大群众，同时要和资产阶级抗日派建立同盟。毛泽东强调指出，要经过长期坚持的、百折不挠的、艰苦卓绝的、耐心而不怕麻烦的努力，把党的方针变为群众的方针。他说：“没有这样一种努力，一切都不成功的。”这是我第一次听毛泽东作报告，对毛泽东的伟大战略眼光和透彻的分析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从内心佩服和拥护毛泽东对全党的领导。在报告中，毛泽东还讲了哲学问题，讲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批判了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他的讲话，启示我初步树立了凡事从实际出发这种正确观念。这对我以后到抗战前线太行山，在建设根据地的工作中能从实际出发，起了打基础的作用。苏区会议从5月2日开始到 14日结束，共开了13 天。
苏区会议后，5月17日至 6月10日开了白区工作会议。白区工作会议由刘少奇主持。他在会议第一天作了《关于白区的党与群众工作》的报告，着重指出，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和党的政策的变化，我们斗争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方式也必须改变；在党和群众工作中还存在着严重的关门主义、宗派主义、冒险主义的“历史传统”，必须加以彻底的揭发和批判，以免妨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党应争取一切爱国力量走上抗日的道路，争取一切武装部队成为抗日军队。刘少奇认为，为了争取千百万群众在党的领导之下进入民族革命的战场，必须正确建立党与群众的关系，必须采取正确的斗争策略。所谓建立党与群众的正确关系，就是要相信群众、尊重群众、领导群众前进。所谓正确的斗争策略，就是要善于把政治斗争与经济斗争密切配合起来，把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密切配合起来．把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密切配合起来，在斗争中善于分清主要敌人和次要敌人，善于利用矛盾，逐步取得胜利。刘少奇的这些意见在会上引起了争论，一些还没有从严重的“左”倾错误中解脱出来的同志不同意刘少奇的观点，有的甚至联名给中央写信提出反对意见。为此，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这些分歧意见。6月3日，毛泽东在政冶局会上作长篇发言，肯定刘少奇的报告基本上是正确的，阐述了白区工作的方针、策略和原则，提出党的工作要在新的形势下有个转变。根据政治局讨论的意见，张闻天 6月6日在会上代表中央作了总结报告，从总的方面肯定了刘少奇的报告，批判了“左”倾关门主义，要求党在白区的实际工作中贯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张闻天总结后，反对刘少奇意见的同志转变了认识，在会上进行了检讨。通过这次会议，与会同志对白区工作怎样适应形势的发展、变化，肃清“左”倾关门主义、冒险主义，创造新的工作方式、组织方式、斗争方式，有了新的认识，对党在即将到来的全民族抗战中放手发动群众，大刀阔斧地开展白区工作，创建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起了积极的作用。
会议期间，毛泽东和总书记张闻天、军委副主席朱德、周恩来等看望了与会代表。毛泽东非常平易近人。记得在这次会议期间，一次我因有病披着一件大衣进入会场，突然感到有人在我背上拍了一巴掌，我回头一看，原来是毛泽东主席。他笑着问我，“你病了？“我顿时感到他对我这样一个参加会议的一般同志如此亲切，非常高兴， 一时竟感动得答不出话来。他接着说，“刚到延安不适应， 你很快就会适应的。”毛泽东当时的微笑和关怀，使我长期难以忘怀。
三、从石家庄到阳泉
白区工作会议后，中共中央决定调整华北地区的党组织，以加强党的领导。中央决定把河北省委一分为二， 一为河北省委，另成立中共平汉线省委，领导平汉沿线北平以南到安阳—线的工作。平汉线省委由李菁玉任书记， 原保属特委组织部长刘秀峰任组织部长，我任宣传部长， 省委委员还有著名的“红色教授”杨秀峰和原保属特委委 员薛振彦和朱泽民，秘书长是李德中。省委领导 4个特委：保定特委、直中特委、直南特委和直鲁豫特委。平汉线省委参加苏区和白区会议的只有李菁玉和我两人。会议一结束，我们就从延安经西安回石家庄。我先动身，走到富平县庄里镇贺龙的司令部，得到卢沟桥事变爆发的消息。我们拼命往回赶，在 7 月中旬赶到石家庄。这时，李菁玉还没有回来，我立即布置直中中特委的工作。8 月下旬，我到了太原。这时，刘少奇和北方局的杨尚昆、彭真、李大章等已经汇集在太原，布置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党在北方地区的工作。我从太原回到石家庄，李菁玉、薛振彦也到了石家庄，正式建立起平汉线省委，开展工作。刘秀峰兼保定特委书记。他实际没到平汉线省委工作。我兼直中特委书记。杨秀峰从国民党河北民军张荫梧处得到“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保定行营民训处冀西民训指导特派员办事处”（简称＂冀西民训处”)主任的职务，公开在平汉路西侧发动群众抗日，组建冀西游击队。冀西民训处负责13 个县的抗日动员工作。省委的一切工作，围绕发动、组织民众参加抗日斗争进行。大约在9月中旬，周恩来副主席和彭德怀副总司令在保定会见了国民党的徐永昌、 刘峙等军政领导后，到石家庄短暂停留，接见了李菁玉和我，要我们抓紧时间发动民众抗日。周恩来要我们到太行山中的阳泉，他说，刘伯承和张浩很快要到阳泉，要我们和129 师师部一起发动群众抗日。周恩来给刘伯承写了一封介绍我们去的信。
9月下旬，日军占领保定，石家庄受到敌人的轰炸。北方局指示我们立即撤退到阳泉。和我同行的有杨秀峰夫妇、李菁玉、吴作民、陶鲁笳、贾庭秀、陈舜英等同志。我们是在敌人连续三次大轰炸前后从石家庄撤出的，我是在敌人第三次大轰炸后最后一批撤退的。我们撒退时，石家庄已被敌人的飞机轰炸得一塌糊涂。这时火车已经不通，我们只好步行到井陉。在这里我们以平汉线省委名义和当地的党组织接上了关系，拉起了一支游击队，通过做井陉县县长、公安局长、警备队长的工作，从县里拉了一 些人，筹集了—些钱，在井陉一带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后来，这支游击队编入129 师。在井陉，我们派了一批人到直南、保定地区活动，建立抗日武装。我记得当时省委曾派一个年轻人到保定，把一个地主武装拉上来。这支武装叫联庄会．是抗日的。这个年轻人后来牺牲了。我们还派人到阜平和聂荣臻、罗荣桓联系，但没有联系上。10月中旬我们撤到阳泉时，阳泉很小．分为大、小阳泉，我们住在大阳泉。
我们在阳泉时，还是以平汉线省委的名义活动。这里的党组织有陶希晋领导的正太铁路沿线特委、彭涛领导的正太特委和何英才领导的阳泉矿区委等党组织。我们和他们接上关系后，在铁路和矿区发动工人进行抗日活动，组织起工人抗日游击 队。10月上旬 129 师师部在政委张浩率领下来到阳泉，师部驻在平定义井村，我和李菁玉去见张浩，把周恩来副主席的信交给他,10 月12 日师部在义井召开十部大会，我们住在阳泉的地方干部都参加了，听了张浩政委的政治报告和刘伯承师长关于军事形势的讲话。师部派了两位老红军干部．一个叫张广才，一个叫杨树根，到阳泉教我们游击战争。时间虽然不长，但是他们的言传身教。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四、成立中共冀豫晋省委
129师到平定时，日军正猛攻娘子关，国民党军队有的溃退，有的被围困，晋东形势危急。为了配合国民党友军部队作战，129 师在正太路沿线长生口、七亘村等地连续袭击、伏击、阻击敌人，打乱了敌军迂回部署，解救了被围困的国民党军，掩护了大批国民党军撤退。在平定，我们和李一清领导的山西国民兵军官教导团第5团取得联系。这时，八路军三支战略部队已全部开上山西抗日前线。中央根据在华北创建抗日根据地的需要，决定重新调整华北地区的党组织。根据日军很快将南下、西进的紧迫形势，中央确定华北地区党组织的任务是和八路军主力部队配合，在敌人占领区域内坚持抗日斗争，重点是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和到山区农村创建抗日根据地。为此，决定在正太路以北成立中共冀察晋省委，在正太路以南成立中共冀豫晋省委，撤销平汉线省委。新组建的冀豫晋省委活动范围是正太路以南、平汉路以西、同蒲路以东、 黄河以北的山西、河北、河南交界的广大地区。在这里，和 129 师配合，依托纵横南北的太行山、太岳山，创建晋冀豫抗日根据地，10 月下旬，我们接到北方局通知，我和李菁玉从平定先到和顺县，与129师随营学校（教导团）的袁鸿化、张贤约联系，11月中旬到辽县（今左权县）西河头村同师部住在一起，正式成立了中共冀豫晋省委，对外称129师编辑部。北方局确定李菁玉任冀豫晋省委书记，我任组织部长 ，从山西省工委调秘书长徐子荣任宣传部长，安子文、彭涛、何英才、杨秀峰为省委委员，张子衡为省委秘书长。省委成立时，在省委机关的只有我和李菁玉两人，组织并不健全。在阳泉，张浩向我们传达了洛川会议的精神，对抗日战争中的两条抗战路线有了较为明确的认识。我们都是多年从事党的工作的党员，深知发动、组织群众的重要性。当即，李菁玉和我商量决定：李菁玉留省委机关联络各地方党组织，使新省委和所领导的各个地区党组织取得联系，并创办省委机关刊物《战斗》，由陶鲁笳负责；我到辽县以南去联络各个县的党的关系，布置各县工作。这样分工是吸取了平汉线省委在石家庄时，工作被动，没有能够深入各县，没有建立起工作阵地，结果节节”后退＂的教训。省委当时的内部动员口号是“争取时间、争取空隙、先行建立阵地”。省委成立时直接依靠的党员仅30来人，加上原属平汉线省委的元氏、赞皇、磁县等县以及中条山、豫北的一些关系，党员有100 多人。这些同志都是经过严酷环境的考验，在复杂艰苦的斗争中幸存下来的，是以后太行根据地的骨干力量。
我正准备南下到各县时，徐子荣和我们接上了关系。他是山西省工委的秘书长，对各地党组织较为熟悉。特别是他直接选派了一批共产党员到各县公开担任牺盟会特派员，每个县的共产党员特派员赴任前，都由他代表省工委谈话、分配任务。牺盟会是山西当权者阎锡山批准成立的以组织动员民众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力宗旨的群众抗日团体，全称叫“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在牺盟会里，实际领导权掌握在薄一波、牛荫冠、戎子和（当时叫戎伍胜）等共产党员手中，许多共产党员在其中担任各级领导职务。各县的牺盟特派员都有一定权力，有活动经费，为我们联络各县提供了许多方便。省工委给是共产党员的特派员的任务，一是秘密发展党员，同时公开发动、组织群众进行抗日活动。我和徐子荣从辽县开始南下到晋东南各县联接关系、布置工作。一路上，依靠徐子荣和各个县的共产党组织建立了联系，并利用牺盟会的公开合法名义随处开办两三日的短期训练班，培训党员和积极分子。
省委在 1937 年秋冬季开辟太行区工作时，指导思想上一直把发动民众、武装民众参加抗日斗争放在第一位。 一切工作围绕抗日进行。这一指导思想反映在省委11月15日给晋中特委的信中。省委明确指出，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一）组织民众武装民众，发动广泛的抗日的游击战。（二）迅速猛烈地扩大八路军，拥护八路军。全党同志动员起来，进行扩红运动。（注：指扩大八路军。“扩 红”是沿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扩大红军的用语。）（三）发展游击区，创造根据地，建立彻底抗战的人民抗日政权， 实行动员人民抗战、改善民生的政策。这三项任务中，主要做的是第一项和第二项。对于创造根据地的工作，当时我们思想上还不很清楚。对于什么是根据地，怎样去创造根据地，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认识。但是，这时有一个思想是十分明确的：党的工作的重点必须从城市转向农村，从以发动工人力主轧向以发动农民为主。刘少奇形象地说：“共产党员要脱下长袍，穿起短衫，到农村去开展工作。” 我们这些习惯于在城市发动工人搞革命的党员，转到面向农村，面向农民，确实是一个战略上的大转变，思想上的大转变，工作方式方法上的大转变。这种转变，在1937 年秋冬季还处在被动的过程中。因此，我们虽然尽了很大努力发动组织民众，但效果并不突出。发动农民群众的工作落后千抗战形势的发展，落后于党在全国抗战中政治影响的发展。
我和徐子荣从辽县、武乡一直走到南面的晋城，然后又从晋城转回来，检查南下时布置的工作落实情况，主要检查党组织建立、恢复情况，游击队、自卫队组织情况和发动组织群众抗日情况。到12月底回到辽县西河头村129 师师部时，正值部队进行反六路围攻作战准备，我们看到刘伯承一手拿蜡烛，一手拿放大镜正看着地图，和参谋处长李达研究作战部署。这一仗打得很漂亮，仅五六天时间就粉碎了敌人的围攻，从此八路军在太行山中站稳了脚跟。这时，李菁玉已经和各地党组织建立了联系。我们回到西河头不久，邓小平和彭真也到了西河头。邓小平是接替张浩任 129 师政委的，彭真是作为北方局代表到省委检查指导工作的。彭真到后，找我谈话，告诉我北方局决定派李菁玉和129师东进纵队一起到冀南去开辟工作，李菁玉走后由我担任冀豫晋省委书记。省委秘书长张子衡已经到了冀南。省委由我和徐子荣（宣传部长）、何英 才（组织部长）以及杨秀峰、彭涛、安子文组成。1938年初，李菁王随东进纵队下山到冀南，改组后的省委开始工作。直到这时，省委机关才健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