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行英雄

李雪峰回忆录–太行十年

五、部署创建太行抗根据地

李菁玉到冀南时,中央刚刚开完十二月政冶局会议。邓小平和彭真是在洪洞参加完北方局传达政治局会议精神的会后到太行山的。在西河头,我第一次认识了邓小平。为了传达中央十二月政治局会议精神,也为了总结省委成立以来的工作,在彭真的指导帮助下,于 1938 年春节时,召开了有各地特委、县委和部分区委负责人参加的中共冀豫晋省委活动分子会议。在这次会上,彭真代表北方局宣布调整省委领导班子的决定,并在会上传达了十二月会议精神。我代表省委作了目前抗战形势与争取抗战胜利方针和党的工作的报告。各特委负责人汇报了各自的工作,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经过3天小组会和1天大会发言,彭真作了结论。会议充分肯定了省委成立以来两个多月的工作成绩,指出,两个月来,动员组织了相当数量的农民和工人参加抗战,在部分乡村中已建立起群众抗日堡垒;太原失守后,组织了相当大的群众游击队、自卫队,建立起相当广泛的统一战线,配合主力部队击退了敌人多次进攻;初步实现了农民生活的改善,吸引了部分落后群众到抗日统一战线中来;帮助八路军及一部分友军补充了部队,建立并扩大了党的组织。会议在讨论前段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时指出,主要问题是巩固扩大统一战线工作做得不够,动员群众工作做得不够,对群众宣传不够等。根据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和晋冀豫区的实际,会议提出全区党的主要任务是:在敌人主力南移,形势比较有利的条件下,要加速领导并动员这一区域内的各阶级各阶层群众,建立广泛巩固的抗日统一战线,创建大批游击队、自卫队,组织各种抗日群众团体,彻底肃清汉奸,积极进行群众性的抗日游击战争,配合主力部队粉碎敌人的进攻,粉碎敌人的一切政治阴谋和伪军伪政权,树立坚固的抗日堡垒,建立模范的统一战线和巩固的抗日根据地,会议突出地讨论了围绕动员民众抗日和巩固扩大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两大问题,以及加强党的工作适应形势的要求,团结动员一切力量抗日问题。为此,决定大批吸收工人和贫农中的优秀分子入党,大力组织农救会、青救会、妇救会等群众抗日组织,大力发展游击队、自卫队。根据冀西、豫北会门较多的特点积极争取广大会门群众抗战,在会门中积极进行抗日动员工作,用各色各样的办法和关系,从上而下和从下而上地推动他们抗日。晋东南地区会门比较少,这同阎锡山统治较严有关。会上还讨论了如何争取地主、富农抗日的问题,指出绝大部分地主、富农是有抗日要求的,应把他们团结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对改善农民生活,不宜提过高的要求。会上批评了和顺县农会提出减租50%的要求。会上传达了中央十二月会议精神,其中王明提出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 战线”的提法,引起了争论。有的同志提出,既然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还要不要坚持中央过去提出的独立自主原则?对此,彭真在结论中指出:“中央过去指示我们的独立自主本身是没有错误的。它的正确应用是在保障党的政治和组织的独立性,要我们无论在任何情况,那怕同盟者张皇失措动摇逃跑的情况下,我们都必须坚持动员领导广大群众积极抗战,这是正确的。”为了统一党内思想,彭真还召集省委和各特委负责人开了一个小会,专门讲了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

辽县活动分子会议是省委成立后召开的第一次工作会议。通过这次会议,使晋冀豫区内的共产党组织从思想上、组织上走向统一,明确了党要围绕发动、组织群众进行抗日斗争开展工作。抗日是大局,要抗日就必须发动群众。因此省委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的同时,129师召开了干部会议,内容是传达中央十二月会议精神和讨论进一步分兵发动群众,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和开辟创建根据地的问题。会中,邓小平把我和129 师参谋长倪志亮找去,专门研究关于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问题。我对根据地问题一直不够明确,我问邓小平,什么叫根据地,怎样建立根据地?邓小平说,根据地首先是为抗日而建立的,要抗日就要有武装,因此根据地必须要有武装。根据地是一个地理区域,要使根据地在一个地区存在和发展,就要有政权,通过抗日政权来领导根据地的各项建设。根据地必须在群众发动起来,参加到抗日斗争中才能建立和巩固,因此必须要有群众,这是基础。我们党在敌后创建根据地,必须要有这三个条件:武装、政权和群众,缺一不可。会后,1 29 师师部和省委又开了一次联席会议,专门讨论建立根据地的三大问题:武装、政权、群众。这一次会议,师部的刘伯承、邓小平、倪志亮和省委的徐子荣、何英才、彭涛、杨秀峰、安子文和我等都参加了。会上提出要把发展游击队、自卫队放在突出地位,在每个县组织一个县基干支队(相当于营),在自卫队内要建立担架队、运输队和帮助抗日军人家属的耕地队。在政权建设上,要建立群众信任的、民主的抗日政权,要以各种名义扩大人民参政的范围,要使各种抗日进步分子经过训练后到区村政府中工作。联席会议在讨论群众工作时,强调要把一切抗日力量组织起来,不要隔离和疏远任何人。在实行合理负担时,不要使富户太吃苦,要真正合理。要扩大山西的牺盟会,农会会员可以全体参加牺盟会。要把妇女、儿童组织起来参加春耕。要随时召集抗日军人家属开会,征询意见解决困难。要组织群众识字、读报,成立夜校,进行宣传。根据地要利用山地的有利地势,把群众发动、组织和武装起来。

经过邓小平的讲解和这次联席会议,我对根据地开始有了认识。经过以上连续开会,我们对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和创建根据地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特别是明确了无论是在敌后发展抗日游击战争还是开辟创建根据地,都要把抗日放在第一位,尽最大努力发动、组织一切力量参加到抗日斗争中。为此,会后省委配合129 师在太行山上大规模地开展战略大展开的工作。太原失守后,129 师进入太行山区时,采取了分兵发动群众的办法,派出了许多支精干部队,在太行山区各地,一边开展游击战争,一边进行发动群众,开辟、创建根据地。为了培养、训练进行抗日游击战争的骨干、129 师在辽县西河头村师部所在地开办了游击训练班,培训准备分散派往各地发动、组织群众的干部。八路军采取化整为零的战略,使我们在各地开展的建党工作有了更为有利的条件。为了使地方党员干部学习抗日游击战争,学习红军发动、组织群众和创建根据地的经验,省委有计划地选调一些县委、区委以上党员干部到 129 师游击训练班接受训练。这些地方干部以前虽听过“游击战”这个名词,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经过学习, 大家对于什么是游击战,如何组织自卫队、游击队,以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和配合部队打击敌人,如何组织群众支前参战等工作,都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129 师分散到太行山各地的八路军,或以“八路军工作团”的名义,或以支队、大队等名义,同各地的共产党组织相配合,进行建党、建政、组游织击队的工作。这一段,省委和129 师配合非常密切,在八路军的护卫和帮助下,省委在晋冀豫区内建立和恢复党的组织,到1938年3月中旬,省委已建立起晋中、冀西、太南、冀豫晋和豫等5个特委和设在沁县的省委办事处,并建立了20 多个党的县委。这一时期,省委和129师还注意建立抗日政权,扶助了昔阳县政府,恢复和建立了平定、榆次、太谷、寿阳等县政权,保护和改善了和顺、辽县、榆社、黎城等县政府。在太行山上大力开展群众运动,组织了各县的农救会、工救会、青救会、妇救会、自卫队,大大发展牺盟会和决死一、三纵队。我们还创办了省委党校,各特委开办了短期训练班,大批培训干部。尽管条件困难,任务繁重,但大家的劲头很大。八路军在太行山区不断打击敌人,鼓舞群众抗日的信心。群众把共产党八路军看作是可依靠的亲人,拿出一切好东西供给我们的军队。八路军纪律严明,公买公卖,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更使群众相信八路军,依靠八路军。军民结合,党群结合,使党和八路军在太行山上站住了脚跟。当时,我党的一切政策、一切工作的出发点,都是为着抗日,为着群众的根本利益着想,这是能够在敌后站稳脚跟的主要原因。

辽县活动分子会后一个月,太行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工作已经有了明显的进展,晋东、冀西成为共产党、八路军控制掌握的根据地。为了及时指导建立根据地的工作, 省委1938年3月中旬在西河头村召开了建立太行山根据地会议,集中研究建立根据地的问题。参加会议的有晋东的辽县、和顺、昔阳、平定等4县和冀西的井陉、元氏、赞皇、临城、内丘、邢台等6县共10 个县县委、区委的负责人。这是省委单独召开的第一次专门研究根据地建设问题的会议。会议开了一个星期左右,主要讨论对建立根据地的基本认识,如何对付敌人进攻和我们的政治工作、群众工作、武装问题、统一战线工作与政权问题、党的组织工作和宣传教育工作问题。经过一个月的工作,大家对建立恨据地的工作已经有了一些经验,特别是在群众中打下了基础,因此对建立根据地很有信心。会上,省委提出在建立根据地的过程中,要充分利用自然山,建立“人造山”。利用自然山是指利用太行山复杂的山川道路及自然山脉的形势,建立基点、据点及前进阵地,利用自然地理环境的一切便利阻止敌人进攻,向敌人发动攻击, 打击敌人。建立“人造山”,主要是指发动、组织群众,做好群众工作,使党和抗日部队同群众紧密地结合起来。有了群众工作,把群众发动、组织起来,即使没有自然山的条件,在平原地区也可以建立根据地,开展游击战。在这次会上,把群众工作作为建立根据地的第一项任务。因为这时党组织已经建立,抗日武装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群众工作就突出出来。抗日战争是全面的全民族抗战,单凭政府、军队的片面抗战,而不把广大群众发动与组织到抗日阵线里来,是不能战胜敌人的。因此,会上省委提出:“在政治上,对群众进行广泛的宣传教育与揭破敌人的一切阴谋与欺骗,最后把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人们组织与武装起来,这已成为我们当前最严重的任务。”省委强调要在“抗日高于一切”的原则下,尽量启发群众的自动性和积极性,避免一切包办、命令以及代替群众的现象。为此,要采取民主的工作方式,依照统一战线与抗日高于一切的原则,解决民主民生问题。民生问题要顾全各方面的利益,通过适当的调解解决。民主问题要和抗日联系起来, 在抗日过程中实现民主。抗日群众组织要取得合法地位,采用公开合法的工作方式,在统一战线范围以内活动。在群众工作中,工人、衣民、青年、妇女和儿童要一起抓,特别要把占全区人口 90%以上的农民动员起来参加民族革命战争。同时要做好接敌区与敌占区的群众工作,采用公开与秘密两种方式,既要严密地划分工作范围,又要紧密地相互配合。会上还讨论了武装工作问题,指出:"领导与组织武装,是我党在目前阶段中唯一重要的任务。”在抗战中,游击战争必须成为普遍的群众运动,在抗日斗争中壮大、巩固游击队,使游击队取得群众的信任。游击队是群众自己的武装,它绝对不能脱离群众或违犯群众的利益。要强调游击队的铁的纪律,要养成自觉遵守纪律的习惯。在根据地内,自卫队、游击队、基干队是三位一体的。自卫队不脱产;游击队直接从群众中产生出来,熟悉本地地理、风俗、人情,和群众有天然的联系;基干队是以八路军为主组成的基干游击队。所有抗日武装都要在党的领导之下组织起来,必须保证党的绝对领导。在军事上,上述抗日武装要围绕在八路军基干游击队周围配合正规军作战。会议讨论了统一战线与政权问题,强调统一战线工作必须深入到除党的工作外的一切工作中去。要联合当地各阶层、各党派、各团体、各友军共同抗日。不能把统一战线同群众工作、政府工作、武装工作等分离和并列起来。在实际工作中,要使党成为统一战线的组织者、领导者,要坚持独立自主,防止国民党用统一战线约束、限制、妨碍党开展工作。要理直气壮地坚待合法地位,但也要避免不必要的磨擦,应坚持抗战与统一战线的立场。会议强调以上策略,我们没有跟着王明的投降主义错误走, 在统一战线中保持了清醒的认识,坚持了独立自主的原则。会议讨论了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问题,强调要经过统一战线,使旧政权走向新的抗日民主政权的方向,改造旧政权,使之适合抗战与民主的需要。会议还讨论了抗日政权的财政、经济、教育等问题。在这次会上,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提出了大量发展党组织,大量吸收并提拔工农分子的党的建设任务。通过这次会议,各级党的领导人对什么是根据地,怎样建立根据地,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会后,省委把这次会议讨论的问题整理成《建立太行山根据地会议报告》,发给全区区以上党委,指导建立根据地的工作。

从一月活动分子会议到三月建立太行根据地会议, 是省委对在敌后创建根据地认识上的飞跃。我们这些从白区城市来到敌后农村的党员干部,从发动组织衣民参加抗日斗争中.从老红军的言传身教中,对在敌后开辟创建抗日根据地有了信心和决心。

六、根据各地特点分区指导工作

建立太行根据地会议刚刚开完,省委就收到了中央发来的两封电报。一封是3月24日由洛甫(张闻天)、毛泽东、胡服(刘少奇)三人签名的给北方局驻省委代表朱瑞的电报,一封是4月5日由洛甫、胡服签名给彭德怀并转朱瑞和我的电报。两封电报主要强调要省委抓住时机展开创建根据地的工作,明确指出:"摆在冀豫晋全区面前的中心任务,是以最快的速度创造冀豫晋边区成为坚持抗战的巩固根据地。”中央设想,“为了建立晋冀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应推动行政主任薄一波等出面”,“以冀察晋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前例,请示阎成立晋冀豫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并在会议上推定筹备委员会,办理合法手续及准备召集大会”。这两封电报发来时,正值日军集中3万余大军向晋东南发动九路围攻之际,省委和129 师集中精力反九路围攻。4月8日,省委和师部在西河头联合召开全区各特委书记和各支队政委联席会议;讨论组织群众和地方武装配合主力进行反九路围攻作战的问题。这次会议由邓小平和我主持。这是根据地创立以来第一次大规模动员组织群众参战支前。联席会议后,各地县以村为单位,召开民众大会,揭露敌人的欺骗,解释粉碎敌人围攻的意义,宣传中国军队抗战的胜利、进行有力的鼓动,提高民众抗战的信心。各地动员民众组织担架队、运输队,替军队抬伤兵,运粮食子弹,号召民众不替敌人带路,替自己军队带路,侦探敌情,报告自己的军队和政府,肃清汉奸,捉拿敌人的奸细。同时,破坏道路桥梁, 破坏敌人交通。我们提出“清野空舍”口号,动员民众在必要时搬走一切粮食,不留一颗米粒给敌人,赶走牛羊骡马,搬走锅盆碗盏,拔出磨心,掩埋水井,饿死敌人,渴死敌人。在反围攻中,沁县”清野空舍"的工作做得非常好。 日军进城时,到处都是空洞洞静悄悄的,死一祥沉寂,结果日军不敢住在城里,退到城外野宿。经过反九路围攻作战,在晋东南的八路军歼敌4千余,收复了18 座县城,八路军在太行山上站稳了脚跟。广大民众在反围攻中表现出空前的抗战热情,和抗日军队密切结合,初步显示出人民战争的威力。此役奠定了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基础。

取得反九路围攻的胜利后,中共中央再次就在晋冀豫边区建立抗日根据地的问题发出指示。5 月4日,张闻天、刘少奇签发了给邓小平、朱瑞和我的电报,并同时发给朱德、彭德怀。电报强调:“在粉碎敌人九路进攻后,晋东南目前的中心工作,应是从事于抗日根据地的建设。” 中央要求朱瑞和省委机关、薄一波领导的山西第三行政主任公署与在沁县的八路军总部靠拢,分别召开党的、政府的、群众团体的、地方武装的会议,以推动根据地各方面的工作。这时,省委机关和刚刚成立的晋冀豫军区机关(倪志亮兼任军区司令员,黄镇任政委)住在辽县下庄一带。接到上述电报后,省委机关南下到沁县,和朱瑞住在南底水村,从此,朱瑞以北方局代表的身份直接指导省委的工作。这时,129 师主力遵照中共中央关于向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发展抗日游击战争的指示,由副师长徐向前率领一部主力于5月初进到冀南开辟创建冀南平原根据地。刘伯承、邓小平率一部主力从晋东南向东进入冀西,准备破袭平汉铁路,配合国民党军队进行徐州会战。129 师主力东进后,省委到沁县靠向八路军总部,在朱瑞指导下全面进行创建根据地的工作。

省委到沁县后,晋冀豫区的工作已走上发展的道路。 这时,山西的晋中和河北的冀西两个地区的工作搞得比较出色,各有其特点。129 师和省委开始创建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晋冀豫抗日根据地时,是从山西晋中地区最早开辟工作的。晋中工作的特点是特委成立后首先突出抓地方武装。开始,依靠阳泉矿工自卫队,紧接着又汇合了榆次、太谷两地的游击队。129 师进入太行山区后,首先在正太路以南的晋中地区开展工作,特委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取得八路军主力的配合与帮助,大刀阔斧地开展工作。秦基伟、赖际发将其带领的游击支队和特委领导的游击队合并改组为秦赖游击支队,成为晋中地区的地方基干抗日武装部队,同特委一起以和顺石拐镇为基点,开辟创建晋中抗日根据地。晋中特委抓住石拐镇所在的第三区,使第一区成为特委的典型实验区的各项工作,特别是发动农民群众的工作相当活跃。省委及时总结了和顺的经验,在《战斗》第二期和武汉版《新华日报》上介绍了和顺发动群众的经验 。4月初召开各特委书记和各游击支队政委参加的联席会议时,请特委书记陶希晋介绍了他们的工作经验。在根据地初创阶段,晋中特委的工作是全区最好的。

冀西工作是从混乱的局面中逐步理顺的。开始,特委机关没有建立起来,但各地都有一些党员在积极地工作,如邢台有八路军第一游击纵队的一部分同志活动;临城、内邱有冀西民训处及冀西游击队开展工作;赞皇有一批老同志利用公开合法的身份进行工作。以后 129 师派出骑兵团到冀西开辟工作,使冀西的工作有了很大的转变。辽县西河头会议以后,冀西特委机关健全起来,冀西全面工作在4 月反九路围攻以后开展起来。5 月份是冀西工作自抗战以来最好的一段,当时我们叫“五月的赞皇”,省委、特委所以决定从赞皇抓起带动冀西全区的工作,是因为我党过去在赞皇有斗争历史,群众条件很好,抗战以后八路军进到赞皇,与那里的一批党的老同吉相配合开展工作,在群众中树立了党和八路军的威信,工作基础较好。赞皇在冀西中部,北边为井陉、获鹿、元氏,南边为高邑、临城、内丘、邢台、沙河。在这里创造新的工作局面,不仅有条件,而且便于向北向南发展。我们在赞皇集中力量抓了一个月发动群众,以农会为中心,掀起了广大的农民运动,从农民抗日运动中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使工作有了骨干,全县的抗日工作迅速开展起来。省委抓住赞皇工作经验,组织冀西各县学习赞皇经验,并在晋冀豫区普遍推广,对转变全区的工作起了积极作用。

1938年6月,省委在沁县南底水村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是在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指导下召开的。朱德、彭德怀等领导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朱瑞作了主报告。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根据反九路围攻以后晋冀豫区出现的新形势,研究如何进一步坚持与巩固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如何使党的工作适应新形势的问题。会议开了约半个月左右,最后通过了朱瑞起草的《新形势下省委工作的新任务》 , 当时我们叫“六月决定”。这个文件强调,要大力发展及健全各级党组织,真正在创建根据地各个工作部门中树立党的领导。文件指出,要反对关门主义,扩大统一战线,提出创造晋冀豫区为坚持巩固的抗日根据地的口号。会上针对各地出现的“左”的和右的倾向,提出要开展反“左"右倾向的两条战线的斗争,要求党员努力学习政治理论,提高理论水平。这是针对群众运动和统一战线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的。2月省委活动分子会议后,受中央十二月会议的影响,虽然纠正了过“左"的倾向,但形成另一极端,群众斗争相当沉寂,不敢大刀阔斧地开展发动群众的工作,只追求组织形式和发展数字,没有造成从下到上的热潮与运动。另一方面,一些地区在强调独立自主时,未能把握推进统一战线的建立,仍存在“左”倾关门主义倾向。对阎锡山的联合,对薄一波邻导的第三专署的工作,对牺盟会的活动,一些同志不能正确认识,“囿于一隅"的观点占支配了这些同志,在统一战线工作中注重防范和打击。会议确定今后要大大发展党,猛列扩大游击队,大力开展群众工作。省委强调“必须把群众工作作为建立根据地的最基本工作”,”把群众工作的重要性及地位提到应有的高度”,”纠正群众工作过`左'的倾向及过右、过高的空洞的斗争口号”。为确实发动群众,要在可能的范围内改善群众的生活,“减租五或四分之一,减息至二分以下,缓债至一季或半年以上"。会后,为了推动全区的工作,适应战争环境,便于省委领导,省委采取大特委制, 在全区作了新的划分:

辽县以北加上武乡,划为晋冀特委。包括原晋中特委、冀西特委和辽县直属县委及晋东特委的一半组合而成。晋冀特委是全区最大、工作最有基础的地区,过去省委工作大部分即在这个区域。这时,党员人数巳有7000 多人。

在辽县、黎城、襄垣东部与河北、河南交界处,建立冀豫特委,同原特委领导范围相同。这里受敌人打击较大,是太行根据地开创时期工作较为薄弱的地区。这时全区党员约千人。

在黎城、潞城至长治公路以东和豫北靠晋东南一带 , 组建晋东南特委。这一地区的党组织过去曾叫晋豫特委。这里的工作,很不平衡,晋东南一带工作基础较好,豫北的淇县、安阳一带还没有开辟。这时特委领导的党员有 800 多人。

在晋南和豫北交界地带建立了晋豫特委。这里的工作由唐天际领导的晋豫支队开辟,党的工作基础较为薄弱党的各级组织还没有健全起来。新特委组建时党员约有 800 名,

新组建了太岳特委,在沁县、沁源、屯留、长子、介休等县一带特委领导的党员有500 来人,是党员人数最少的,

以上 5 个特委 ,到 6 月底有党员1 万名以上。

六月会议后,群众团体经过整顿,太行区内在党领导下的农会会员达到 6 万多,工会会员 7000 多,自卫队 5 万多。地方武装有了较快的发展,在晋冀区活动的秦赖支队有 2000 人,梅花范支队有 1000 人,桂干生支队有1000 人;在冀豫区活动的张贤约支队有 1200 人,张国传支队有 800人;在晋东南区活动的赵基梅支队有 1200人;在晋豫区活动的唐天际支队有500 人;太岳特委领导的武装有200 人。这时,全区在我党领导下的基干支队巳发展到8000 多人,有2500 支枪,成为支撑根据地的骨干力量。

六月会议后,我起草了给中央和北方局的一个工作报告。省委成立后,在129 师张浩政委1月份回延安时, 曾带给中央一个工作报告,汇报进入太行山以来党和群众工作。这次的工作报告汇报2月至6月5个月来省委的领导和省委本身工作及各特委的工作发展特点,以便求得中央和北方局的指导。在报告中肯定了省委2月活动分子大会以来的成绩,主要表现在大大发展了党组织, 建立了几个比较强力的基点,领导了粉碎九路围攻的战争,使边区党有了比较大的基础,为创建根据地创造了条件;有计划地出版了党的文件和书报,训练和提拔了工农干部,组织了一批群众团体,领导和推动了各级政权,对全区的抗战起了重大作用,省委在工作中能够把握客观形势发展的特点,及时提出任务,加以执行。但是,这段工作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主要反映在省委的领导还有很大被动性,没有深刻了解一切服从战争和工作适合战争需要的积极意义,工作中显得忙乱;深入检查、适时总结、 及时指导不够,存在着手工业的工作方式;群众运动开展缓慢,发展不平衡,一些地区群众发动不充分;组织建设刚刚开始。

在发出以上总报告后,省委为贯彻落实六月会议决定,几个负责人分头到各个地区巡视工作,总结抗战以来的经验教训, 指导当前的工作。除彭涛已在晋冀地区外,何英才到晋豫,我到晋中,徐子荣到晋东南和太岳。

我是在 6 月下旬(大约在 25日以后,具体日期记不清了)到晋中的。为什么要去晋中?因为晋中是开辟根据地时期,党和八路军开展工作最早的地区,也是129 师在大原失守后进入太行山区最早开辟的根据地。我巡视的晋中主要指正太路以南、平辽公路以西、同蒲路以东地区。省委成立时也在这个地区,是省委直接指导工作的地区。2 月活动分子会议前,这里已有八路军主力和基干队,地方干部也较多。经过广阳战斗,粉碎敌人的六路围攻和九路围攻及其他接连不断的大小胜利后,扶植和建立起一批抗日政权,打击了汉奸维持会,提高了群众的抗日情绪和信心,党所领导与扶植的抗日力量成为团结群众与安定这一地区的核心力量。2 月活动分子会后,晋中在特委领导下大大发展了党,有计划地培养并提拔了党的及群众的干部,提拔了工农干部及部分产业工人到党的领导机关来,初步建立了组织制度和组织工作,出版了特委机关报《胜利报》,建立了群众组织,发展了抗日武装,支持与领导了人民战争,领导武装和群众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进攻,保卫了根据地。在这一段工作中,特委在成绩面前有些飘飘然,对自己的缺点、不足之处没有警觉,因此同省委的要求发生了矛盾。比较突出的是对统一战线的理解与贯彻上的偏差,特别是对山西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缺乏深入的理解,“左“倾关门主义在实际工作中已有表现,影响到党的工作、政权工作、群众工作。

山西统一战线有其特殊的形式。

抗战开始时,在我党和国民党实现第二次合作,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在山西,阎锡山已同我党和八路军合作抗日,打开了山西全民抗战的局面。毛泽东直接领导了同阎锡山建立统一战线的工作,多次给阎锡山写信,争取阎与我党合作抗日。在我党推动下,阎锡山在山西公开动员群众抗日,并根据山西的特点,让一部分共产党员在其领导的牺盟会内工作,打着阎锡山公开合法的旗号,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使山西成为全国开展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的模范区。阎锡山还支持牺盟会内的共产党员组织建立新军的建议,建立起实际上由共产党领导的山西新军(包括决死队、工卫队、政卫队及后来由国共合作建立的战动总会领导的各游击队等)。这样,在山西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统一战线:由阎锡山任会长、属阎锡山系统但实际领导权在共产党员手中的牺盟会和新军两个组织、动员群众抗日的团体和军队,成为我党在抗战初期与阎锡山结成特殊形式统一战线的组织.牺盟会和新军在山西被称为“新派”,以区别于阎锡山系统的其他组织和军队, 其代表人物为阎锡山方面的梁化之和共产党方面的薄一波。对于阎锡山同我党、我军合作抗日,毛泽东给予充分肯定,曾指出:“山西将成为华北的特殊局面,这根本的是因为有八路军,其次是阎锡山与我们合作。由于这两个力量的结合,将造成数百万人民群众的游击战争。” (1937年9月29日致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的电报)抗战开始时,我党派了许多干部、青年到牺盟会、新军中去工作,帮助牺盟会、新军发展。在山西各县都有牺盟会组织,各县牺盟特派员大部分为共产党员。新军中的决死一纵队、决死三纵队在太行、太岳山活动.当时,党内一些同志对于戴阎锡山帽子开展抗日斗争的牺盟会、决死队不理解,有的甚至采取排斥的态度。在晋中区,这种排斥、不理解的现象一度较为严重,个别同志将搞特殊形式统一战线,叫做“一波路线”(薄一波路线),出现了新形势下的“左”倾关门主义倾向,影响到发动组织广大群众参加抗日斗争,影响到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在六月会议上,北方局代表朱瑞根据杨尚昆的意见,已指出晋中工作的这一问题,要求省委帮助特委提高认识。我到晋中巡视工作,其中一项任务,就是要使特委总结认识前段工作中的不足,以推动晋中工作大踏步前进。对于晋中工作,省委和129师师部向来十分重视。粉碎九路围攻,接到张闻天、刘少奇 5月4日给邓小平、朱瑞和我的电报后,邓小平亲自帮助省委把辽县以北地区组成了一个特委,帮助特委开展这一地区的工作。师部和省委对晋中工作寄予很大希望,要把这一地区搞成根据地的模范区,不仅成为巩固的抗战基地,而且成为统一战线的模范区。

我正在晋中巡视时,朱瑞转来毛泽东、张闻天、刘少奇于7月5日联名发给杨尚昆并朱德、彭德怀转朱瑞的电报,内容主要是关于巩固山西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我记得其中一个内容是在一切属阎锡山的团体及机关、部队的文件口号中,要多用阎锡山的术语,少用我党的术语。这就是"戴阎锡山的帽子”的意思。在和顺罕桥沟召开的晋冀特委扩大会议上,根据中央、北方局的指示,我代表省委在总结时强调了对统一战线的认识、加强群众工作、加强党的领导三个方面的问题。7 月14日写出《对晋中工作检查总结报告大纲》,报中央和北方局、八路军总部、129 师师部。报告大纲充分肯定了晋中工作的成绩,实事求是地指出其工作中的缺点,特别批评了“左"的"囿于一隅"的观点指出:现阶段晋中工作的主要缺陷表现在“统一战线没有深刻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左'倾关门主义已与工作有不少损害,一些同志对统一战线了解不够,有错误,政治及党的基本知识水平低下;党与群众工作不够深入与不够巩固,政权忽视下层与抗战建设;工作开展了,干部能力的提高则很慢,主观客观之间不能相适应"。报告大纲提出,晋中的工作基础较好,要经过努力“使晋中成为有力的根据地与模范区”,”迅速争取工作的大步转变”。为了加强晋冀特委的领导力批,省委派彭涛、王孝慈到特委担任副书记,同书记陶希晋一起领导该地区的工作。

经过一个多月的巡视,省委领导对全区的工作有了深入的了解,为了进一步研究讨论全区的工作,省委决定召开省委委员会议,会议主要讨论领导方法,着重研究在深入创造根据地的工作时,如何把党的水平提高一步,以及转变作风和深入下去的问题。会议召开期间,于 8 月19 日接到北方局通知,根据中央指示,将中国共产党冀豫晋省委改名为中国共产党晋冀豫区委员会,简称中共晋冀豫区委,原县委以下的区委改称分区委。因此,这次省委会议改称为中共晋冀豫区委会议。

区委会议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8从月1 5 日至18 日,开了 4 天,由宣传部长徐子荣主持,参加人包括我、组织部长何英才、党校校长王卓如、秘书长吴作民,组织科长顾卓新列席。会上主要讨论了形势、区委领导方式、区委工作及区委各部门工作、各特委的工作等。在讨论形势时.传达了彭德怀副总司令关于张高峰事件及目前形势的报告,周恩来副主席《保卫武汉及发展前途》一文。经过讨论形势,区委对敌人将在占领武汉后(当时武汉还没有失守,日军正在大规模进攻武汉),抽调兵力进攻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争趋势,有了清醒的认识,提出“变敌后方为前线”的口号,决定赶在敌人回师华北前争取时间,深入和巩固建设根据地。针对前段工作号召多、落实少,分散多、集中少的问题,区委提出,为使全区工作走上更坚实巩固发展的阶段,政权、武装及民运工作的统一与集中领导已成为重点课题。为此,区决定把工作重心放在下面,首先是加强对特委工作的领导,通过组织高级巡视团到各特区,指导各地工作。在第一阶段会议结束时,省委正式改为区委。第二阶段会议以区委名义,于8 月 20 日在屯留县寺底村召开。

第二阶段会议参加人员比第一阶段增多,增加了北方局代表朱瑞、太岳特委书记安子文,列席人员增加了侯振亚和关山复。会议改由我主持。

会议一开始,我作了报告,主要讲了议定的第二项议程,即关于政权群众武装等问题,讨论党团领导、经济、建设、民运领导的统一、工人运动、敌军工作等。党团问题是我在晋中巡视中发现的问题。过去的政权、武装和群众团体中曾建立了党团,但发挥作用不大,党团领导中强有力的干部很少,甚至有些动摇分子也在党团内。要加强对政权武装和群众运动的统一领导,就必须健全和加强对党团组织的领导,使其在特委、县委领导下独立地工作。关于经济建设问题,我主要强调不能单纯地从改善群众生活的角度看待,而要把改善群众生活和经济建设联系起来,注重生产问题。要通过减租减息、实行合理负担,减轻根据地人民负担,保证群众既得利益,以促进全区的经济建设。我在报告中强调了银行工作的重要性,指出银行是建立根据地经济工作的核心和心脏,要通过银行保证八路军和决死队的粮食不发生问题,使银行和工商业有机地结合起来。对于群众运动的统一问题,我主要提出要健全、充实和改进各群众团体领导机关,首先是县一级,然后以特区建立统一领导机关。群众工作,在当时主要是动员群众参战支前。包括人力和物力两方面的动员,这是有头等重要意义的工作。关于工人运动,主要强调加强对党对工救会的领导,要组织产业工人参加根据地生产,参加抗战。敌军工作,主要是瓦解肃清敌人,刺探收集情报,铲除汉奸。

我报告后,各个委员就我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讨论,最后由朱瑞作总结。他在总结中突出地讲了同国民党的关系问题及同阎锡山的关系问题。抗战开始时,在日军大举进攻面前,国民党军队节节溃退,国民党地方党部也随之退往南面。一时,在华北几乎看不到国民党地方党部的活动。我党和八路军在华北敌后领导人民进行抗战,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党和八路军迅速发展壮大,成为华北最大的党、最大的军队。抗战一年后,国民党才看到丢失放弃在华北的工作是一个战略上的失误,因此在1938年夏,开始在华北恢复地方组织,排斥共产党,限制共产党及其他实力派(如阎锡山)的既有地位。朱瑞指出,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国民党对我们的排挤、限制、调查、破坏,要以统一战线的诚恳态度,光明磊落、仁至义尽地对待他们。同时,要警惕,要做阎锡山的工作,要帮助阎锡系统的进步力量牺盟会、决死队。

区委会议刚刚开完,我们收到了刘少奇8月18日给朱瑞转省委诸同志的信。这封信是刘少奇在收到省委6月22日给中央和北方局的报告及省委给中央的大批材料后写的。刘少奇在信中肯定了省委“方针一般都对,一般的工作也很好”,“在工作中获得了很大的成绩”。同时,指出省委在前段工作中存在着“不巩固”、“不平衡"的问题,要求在工作中注意“党内团结,同志的团结”;要“扩大党内民主,实行民主集中制”;要“注意吸收工人、雇农,只要他们愿意入党,愿意为党工作,即可吸收他们,在党内再给他们以特殊的教育”;要“集中最大的注意力来反对敌探”;要“推动各群众团体召集晋冀豫全区或分区的群众代表会议”等.

刘少奇在信中特别强调了在山西工作.要十分注意统一战线的特殊形式问题。他指出:”在山西,我们工作环境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在山西已经有了我们的武装, 参加了一些地方的政府,并参加了统一的救亡运动,而这种参加是采用一种特殊的方式。你们在山西已经不是完全的在野党,军事、政治、民众运动以及各种政策法令等, 你们都要过问,而且都应该负责;然而,你们在形式上和法律上都还是一个完全的在野党,在法律上正式的、公开的政治地位,你们还没有取得(这种情形,古今中外都没有前例)。你们必须充分地认识这一个特点,并且根据这种特点而采用恰当的特殊的工作方式,然后你们的工作才能顺利地进行,否则是要在许多地方碰壁的。“刘少奇批评了晋中特委 4 月 23 日以“经字1 号通知“直接统筹统支物资的做法”指出:“是八路军的队伍,是正式公开共产党的官吏和团体,党是可以公开正式地去指导他们的, 除此以外党只能采用特殊秘密的方式去指导他们。这是在山西工作,尤其在发表党的文件时应特别注意的。”

接到刘少奇的上述指示信后,区委对如何根据山西的特殊情况,展开创建根据地,发动组织群众参加抗日斗争的问题,进行了研究,改变了过去党公开出面领导群众运动的作法,采用通过群众团体中的党团秘密领导的方式,让群众团体公开打出自己的旗号,进行动员、组织抗日斗争。为此,区委在9 月30 日发出机密通知第二号《关于党团的决定》,提出“为了加强群众工作及党的领导,必须建立与健全党团,充实党团工作。”决定规定,要“派最好的同志参加党团”,使“党的主张和决定首先和有力地经过党团取得在群众中的实现和群众的拥护”;要“健全党团生活,定期开会,充实会议内容,讨论党的主张、决定、指示和群众团体中的各种间题”;“党团同志过党与群众团体的两重组织生活,有两重组织关系”;各级党委要“加强对党团的领导”、“密切同党团的关系”;要在党团中“组织特别小组,加强党团同志的组织生活及学习"。区委采取的这一措施,一方面使群众团体在党的领导下工作, 另一方面又使群众团体有自己工作的独立性,更便于公开活动,提高群众团体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在群众中的威信。

太行根据地开辟阶段,党的工作一直围绕发动、组织群众自觉参加抗日斗争进行。日军大举侵入华北后,我党我军在国民党军队及政权领导人仓皇溃退的情况下,向敌后挺进,提出坚持华北抗战,保卫家乡与华北人民共存亡的口号及主张,赢得了华北民众的拥护。我军在太行区抓住时机,寻机打击敌人,树立了威信,为分兵发动群众,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开辟创建根据地打下了基础。广大民众在残暴的敌人打到自己家乡,残酷地奸淫烧杀抢掠中,激起了抗日热情,很容易接受共产党、八路军的抗日宣传和抗日主张。当时,谁能坚持在敌后抗日,谁能保护人民群众,谁就会得到民众的拥护和支持。抗日是凝聚、发动、组织民众的旗帜。正是由于我党我军在宣传上和在实际工作中把抗日的大旗高高举起,因此,仅在1937 年 10 月进入太行山到 1938 年 10 月武汉失守前的一年中,我们就在太行区创建起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当然,开辟创建根据地主要的是依靠我们的武装力量,打击日军和汉奸.肃清骚扰民众的散兵游勇和土匪。但是,在战争爆发、社会秩序大乱的情况下,要很快安定社会秩序,大量补充抗日武装,保证军需供应,初步建立抗日政权和彻底改造旧政权以适应抗日的要求,没有广大人民群众自觉的、积极的参加抗日战争,是无法实现的。在发动、组织群众进行抗日斗争中,我们省委、区委逐步学会了做群众工作,并在开辟、创建根据地过程中,使太行区的共产党组织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成为全区最有影响、最重要的政党。党的力量的壮大是同群众发动的程度紧密相联的。离开了群众、离开了群众参加抗日斗争的积极性,就没有党的发展壮大,也不会很快在敌后建立起巩固的抗日根据地。

七、传达六中全会精神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全国的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在这转折时期,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总结全国抗战以来的经验教训,确定党在抗战新阶段的基本方针任务,统一全党的认识和步调。太行区回延安参加全会的3人有朱德、彭德怀、邓小平。他们在会上分别介绍了八路军在华北的工作、党在根据地的工作等。

全会召开时,正是日军大举进攻武汉的紧张战斗时期。10 月12 日,朱德、彭德怀,王稼祥、刘少奇就准备迎击日军对华北的“扫荡”向敌后各地负责人发出电示,指出华北将转向严重与艰苦的战斗环境,要求各地做好迎击敌人进攻的准备,进行紧急战备动员。接到电报后,10月19日到20日在潞城故漳村南大庙中,左权副参谋长主持召开了有八路军总部、129 师师部和晋冀豫区委负责人参加的主要干部会议。左权传达中央来电,八路军总部政治部副主任傅钟作主报告,刘伯承师长讲军区工作,我讲党的工作。会议结束的当天(lO月20日),以十八集团军政治部和中共晋冀豫区委名义,联合发出《关于紧急动员准备粉碎敌人新的进攻的指示》。该指示强调全党全军全民紧急动员,全晋冀豫区800 万军民团结一致,坚持抗战,粉碎日寇新的进攻。指示指出;“坚持抗战的主要力量广大的群众,已经发动起来,组织起来,并开始取得政治上的自由与经济生活的改善。群众的切身利益,是与抗战的利益一致的,群众利益的迅速实现,将更加加强坚持抗战的力量。”为进一步发动组织群众参加抗日,指示要求大力发展群众抗日救国组织,使之成为抗日政府执行一切抗日政策与法令的有力助手。为增强抗战力量,动员群众,要迅速公布改善民生、发展民主的各种新法令;加强政治机构,肃清贪官污吏,建立国民参政会,实行村政民选;切实实现五一减租,分半减息,低利借贷;优待抗日军人家属,救济难民等。

武汉在10月25日失守后,回师华北的日军把进攻的重点放在华北平原上,太行山中相对平静,没有大的战争。为进一步发动组织群众,我们在1938年10月至12月,把统一全区群众组织作为群众工作的一个重点。首先,在特委一级,成立了各个救国总会,如晋东青年救国总会,正太路工人联合救国会、晋南总工会;山西第三、第五行政区工救总会、农救总会、青救总会、妇救总会、冀西农民联合会等。

六中全会结束后,中央调整了中共北方局领导,由朱德、彭德怀、杨尚昆、聂荣臻、关向应、邓小平、彭真、程子华、郭洪涛等 9人组成北方局,朱德、彭德怀、杨尚昆为常委,杨尚昆任书记。北方局机关从晋西转移到太行山中,与八路军总部靠拢.。11月下旬,杨尚昆率北方局机关到达太行山中。此后,北方局机关一直住在太行根据地内。

为传达贯彻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在杨尚昆指导下,我们于12月3日至25日召开了中共晋冀豫区委扩大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各特委和主要县委的负责人。这是继年初全区党的活动分子会后召开的一次规模较大的党的工作会议,也是北方局机关进入太行山后直接指导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会议由我主持。杨尚昆在开始时传达了六中全会精神,会议结束时作了《六中全会的总结与我们的任务》的报告。

对区委来说,这次扩大会议既是一次集中学习中央精神的会议,又是一次总结抗战以来党在太行区工作的会议,也是一次研究党怎祥巩固建设根据地的会议。

六中全会是抗战开始后,在没有条件召开党的七大的情况下召开的具有重大历史作用的会议。会议经过讨论抗战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批准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正确分析了抗战形势,规定了党在抗战新阶段的任务,为实现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进行了全面的战略规划,基本上克服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统一了全党的步调,推动了各项工作的迅速发展。对我们在敌后坚持抗战的党员干部来说,对中央的声音感到十分亲切,特别想知道全国形势的发展、中央的方针政策。尤其是武汉、广州相继失守后,人们思想上对形势的发展。

更加关心。通过传达六中全会精神,对于抗战是长期的,不是短期的,对于当前敌人由进攻到相持,而我们由退却到相持的发展形势,有了明确的认识。全会指出,要不为若干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丧失所震惊,要有计划地部署正面战场的防御抵抗和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抓住敌人兵力不足和兵力分散的弱点,给以更多的消耗,促使其更大地分散,使战争转入敌我相持的新阶段。毛泽东主席在会上说,熬过这一段艰难路程,胜利的坦途就到来了。这些分析对我们鼓舞很大。在讨论中,我们结合太行的实际,分析了本区面临的形势。这时区委领导的范围已包括晋东南、冀西、豫北毗连区域的70余县,东西宽约300公里,南北长约340公里,幅员约10余万平方公里。这里是天然的便于建立根据地的地区。全区内东障太行、西峙太岳,山脉连绵,在战略上十分有利于发展抗日游击战争。全区东西北被平汉、正太、同蒲铁路包围,南面终止于黄河,四面任何一方的出击,都会对敌人形成极大的威胁。本区物产丰富,不仅粮食土产可基本自给自足,而且有丰富的煤铁和硝磺等战略物资,对支持长期抗战极为有利。抗战开始后,我党已在这里建立起根据地,党、武装、政权、群众团体团结一致,带领广大民众开展抗日斗争,为坚持持久抗战打下了坚定的基础。大家非常有信心把太行区建成坚强巩固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扩大会议讨论的另一个重点是关于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十二月会议上,受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错误主张的影响,在一些同志的思想上产生过糊涂认识,似乎在开展工作时,要一切经过蒋介石、阎锡山,使一些地区的工作受到束缚,没有能够大刀阔斧地开展工作,群众没有充分发动起来。会上大家对全会确定的要不断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用长期合作来支持长期战争;对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进行了十分热烈的讨论。通过讨论,认识到在统一战线工作中正确的方针是既统一,又独立。统一战线中的合作和让步都是以承认对方为前提,不能因合作和统一而抹杀党派和阶级的独立性及其必要的权利。没有独立就没有统一,统一和独立应当一致起来。在民族敌人深入国土,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国内阶级矛盾降到次要的服从的地位时,抗日的民族斗争是第一位的、最紧迫的任务。但是,阶级矛盾仍然存在,并没有减少或消亡。因此,属于阶级斗争范围的民主、民生问题同时要适当解决,否则就不能实行广泛的人民的动员,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在太行区,统一战线中的问题突出地表现在如何处理与阎锡山的关系问题上,也就是特殊形式的问题。-方面,要拥护阎锡山抗日,拥护和协助山西的法令与进步的措施;另一方面要保持我党、我军的独立性,发动组织广大群众参加到抗日斗争中,逐步树立农民在农村中的政治优势。能不能在敌后站稳脚跟,坚持持久抗战,巩固和发展根据地,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我们坚持、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六中全会确定大力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重申抗战开始时确定的全党应把党的主要工作方面放在战区和敌后,独立自主地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其中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党和国民党建立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可以合法地、公开地在战区和敌后开展抗日斗争,创建抗日根据地,用以支持长期抗战。

扩大会议根据六中全会精神,总结了全区抗战以来党的工作、政权工作、敌区工作、民主民生斗争、民运工作等方面的经验教训,何英才、徐子荣、顾卓新等分别作了《全区党的建设问题》、《民族化通俗化问题与宣传工作》、《争取全区工作平衡发展问题》等专题发言。根据会议讨论的精神,区委作出《中共晋冀豫区委关于目前工作任务的决定》,于1939 年1月正式发出。决定提出:“目前晋冀豫边区的任务是,要在坚持抗战、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之下,从巩固中求得全区工作的全面与平衡的发展, 保卫与建立模范的抗日根据地,迅速完成紧急动员工作, 动员一切生动力量,准备应付严重局面的到来,准备粉碎敌人的新进攻,配合华中,保卫大西北。”决定对坚待巩固与扩大统一战线、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工作、扩大与统一群众运动、武装建设工作、敌区工作与锄奸工作、根据地中党的工作等问题提出了具体的要求,把六中全会精神贯穿到了本区工作的各个方面。

八、统一全区群众抗日组织

我们在开辟、创建太行根据地时,一直把动员组织广 大民众参加抗日斗争作为头等重要的工作,用很大的精力去组织工人、农民、青年、妇女、儿童等群众抗日救亡团体。党和八路军进入太行区后,通过八路军民运工作团、动委会、牺盟会等合法组织,开办了各种训练班,如青年学生训练班、小学教师训练班、牺盟秘书训练班、农民训练班、工人训练班、青年训练班、妇女训练班等等,培训群众中的抗日积极分子,通过他们发动、建立群众抗日团体。区委扩大会前,全区已在专区、县建立起农救会、工救会、青救会等群众团体。扩大会上,根据六中全会提出的扩大民众运动和发展民众团体,动员广大民众积极参加抗日战争的要求,提出本区群运的任务“主要为动员参战与支待战争。为此,提高群众政治地位与经济地位,争取民主是中心一环。动员群众参政,改善群众生活(必须联系到参战),提高文化与政治教育,造成参战热潮。”

在这里,特别提出在动员组织群众中.“争取民主是中心一环"。我们建立的敌后抗日根地,加上“民主”两字,叫做“抗日民主根据地”。为什么要特别强调“民主”两字呢?这是因为抗日根据地内实行的是抗日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制度。在根据地内,把抗日战争和民主制度结合起来,以民主制度的普遍实行去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中国共产党动员组织群众参战与支持战争,首要的是为了争取抗战胜利,获得中华民族的解放。同时,在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后,建立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共和国。敌后根据地建立在农村,敌后抗战依靠的主力是农民,因此,发动组织群众抗战,最主要是发动组织农民抗战。但是,农民长期在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之下,尤其是在封建地主压迫统治之下,没有政治地位,没有文化,生活得不到保障,自己对自己的力量没有认识,很难形成一股有组织的战斗力量。党的群众工作的根本任务,就是要把分散的民众,主要是农民组织起来,通过教育和实际参战、支前、参政、议政、改善生活等的锻炼,给群众以民主的知识和实践,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力量,有机会发表自己的意见,自觉地主动地积极地参加到抗日斗争和根据地建设中来。因此,在这次扩大会上提出,“提高群众政治地位与经济地位,争取民主是中心”的口号。为了加强党对群众工作的领导,在这次会上确定组织各种党的专门工作机关,如工人工作委员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妇女工作委员会。

扩大会后,晋冀豫区的群众运动以建立全区统一的群众组织为中心,出现了一个高潮。1939年元旦,在太行山中的山西沁县召开了有 4万人参加的"晋冀豫各界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到底大会”。参加大会的有各专区各个救国会的代表、八路军、山西新军、国民党军的代表,各抗日政府的代表等。朱德总司令亲自到会作抗战形势报告。会中,各界代表酝酿协商成立了全区工、农、青、妇4个救国总会和各界救国联合会的筹备委员会。会后,各救会筹委会加紧工作,很快在二七京汉工人大罢工纪念日建立起晋东南工人救国总会,杨珏任主席,在三八妇女节成立了晋东南妇女救国总会,康克清为名誉主席,刘亚雄任主席;在3月12日植树节宣布晋东南农民救国总会成立,池必卿任主席;在三一八惨案纪念日组建起晋东南青年救国联合总会,石西民任主席。以上各总会成立后,在三二九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殉难纪念日,联合成立了晋东南各界救国联合总会,共推袁致和为主席,杨珏、池必卿、石西民、刘亚雄为副主席。这些群众抗日团体都在区委统一领导下。区委确定,工救、农救两会属工人、农民自己的阶级组织,青救、妇救两会和各救总会为统一战线组织。当时各组织都冠以“晋东南”,而不用“晋冀豫",是为了利用山西的合法形式,便于开展工作,实际是晋冀豫区全区的组织。到1941年9月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成立后,各救国会都将“晋东南”改为"晋冀豫"。此后,各群众团体的工作有了专门的机构。根据地内群众组织的建立和统一,为进一步深入开展群众运动准备了条件。

全区群众抗日救国组织建立和统一后,如何进一步深入开展群众运动,成为区委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为此,区委在1939年3月开始对全区的群众运动工作进行全面检查,并着手研究群众运动的发展规模和特点。负责全区群众运动工作的区委民运部,在彭涛部长主持下,于3月16日向区委写出《晋冀豫区群运工作总结报告》,初步总结了全区的群众运动工作。该报告将抗战以来全区的群众运动分为3个阶段,即:从卢沟桥事变到1938年2月临汾失守是群众由自发地参加抗战到有组织地参加抗战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对不适合抗战要求的政治机构部分地进行了改革;武装了大批群众,开展群众性的抗日游击战争,并动员大批群众参加到抗日军队中;开始在县一级建立群众抗日团体。第二个阶段从粉碎敌人九路围攻到8月区委召开会议,9月作出“九月决定”,这是全区群众广泛普遍地建立自己的组织,并走向统一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中,群众普遍地组织起来,各县建立了农救会、工救会和自卫队,开展了改善群众生活、反对贪污的斗争。第三个阶段从区委“九月决定”后开始,进入了全区群众运动走上统一,争取民主,开展生产建设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先是以专区,而后以全区统一了各个群众抗日团体,在全区发动了民选村长、反对摊派不公以及反贪污的运动;执行五一减租、分半减息,开始发动减租减息运动;普遍实行合理负担;在各县推动农救会开办合作社、工救会与富绅合办工厂。据区委民运部统计 ,这时( 3月中旬)全区有组织的群众有130多万人,其中工救会员17万,农救会员82. 3 万,青救会员 11. 2 万,妇救会员10万。按地区统计,山西三专区3.35万,五专区47. 42 万,七专区 17万;豫北 2万;冀西17万。

区委在研究了民运部的工作总结后认为,晋冀豫区的群众运动工作虽然已经打开局面,取得了许多成就,但是,群众运动的发展还没有做到普遍、统一、平衡和深入, 群众工作方法方式一般化,对本区的历史传统和地区性特点估计不足,社会统一战线工作做得不够,群众团体有些官办性,从群众斗争中培养群众领袖与地方干部不够。为使全区群众运动工作更深入地开展下去,区委决定于1939年4月召开党内的晋冀豫区民运干部联系会议。

这是抗战以来区委专门研究全区群众工作的第一次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县以上民运干部。彭涛在会上作了《十七个月群众工作的基本总结》的报告,朱瑞作了《开展巩固深入统一的群众运动,粉碎敌人的新进攻》的报告,朱德总司令到会讲了话,最后我代表区委作了会议结论。会议从4月10日开到15日,共开了6天。会议总结了抗战以来晋冀豫区的群众工作,指出其主要成绩是:开展了广泛的群众参战工作,全区有6000 余人参加了抗日部队,扩大了八路军、山西新军,普遍组织了游击队;开展了广泛的群众组织工作,全区有250万群众参加到各种群众组织中,占全区总人口800万的31% , 群众从村到区、到县、到专区直到全区,都有了组织,成为战胜敌人的强大力量;广泛开展了民主运动,开始进行民主选举村长、区长、县长,群众获得了参政权利;争取了民主的改善,减轻了苛捐杂税、实行了合理负担,救济灾难民,提出减租减息;培养大批群众工作干部。会议检讨了群众工作的缺点,认为主要是群众运动的发展没能做到统一、平衡和深入,群众工作方法一般化,没有能够根据不同地区的传统和特点开展工作,社会统一战线工作做得不够,忽视群众领袖与地方干部的培养。针对以上情况,我在会上的总结分三部分,第一部分讲关于群众工作的几个基本问题,着重讲了会议讨论中提出的最重要的问题和发言中没有讲到的问题,包括必须依据不同情况进行工作的问题,民主、民生与参战问题,战争、群众运动与统一战线问题,战争改变一切、战争创造一切的问题等。第二部分讲目前的中心任务,强调了迎接与粉碎敌人进攻的战略意义、战争动员与动员武装、对敌经济斗争及经济建设、对敌政冶斗争与文化建设问题,克服工作上的弱点问题等。第三部分讲如何加强党的群众工作领导的问题,提出党在战时要配合军队开展动员群众参战支前,要主动做好配合工作;党在领导群众工作时要依据敌人进攻的特点来领导群众,要依靠群众,武装群众,战胜敌人;要保证100%地完成党所决定的任务;要发扬民主作风,加强党内团结,要宣传、教育群众;要发挥群众组织的作用,大胆培养提拔群众领袖当干部等等。

这次民运干部会议实际是全区群众组织统一后的培训会议。各群众团体的领导干部通过参加会议,对于群众团体的性质、任务,对于工作重点和工作方法,对于党的群众工作的政策方针,都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思想觉悟和业务水平有不同程度的提高,把全区的群众运动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民运干部会后,区党委(根据六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中国共产党晋冀豫区委员会的简称由区委改为区党委,县以下分区委简称改为区委)利用形成的新的群众运动的高潮,及时引导群众解决民生、民主问题。民生问题,主要通过进一步实施合理负担政策来解决;民主问题,主要通过开展改造旧区村政权的斗争来解决。

合理负担的口号,在抗战初期国民党当局和阎锡山都提出过,其内容是有钱出钱,有粮出粮,有力出力。我党在开辟创建根据地时接过这一口号,在群众中广泛宣传, 认真实行。我们把合理负担作为一项动员抗日和改善民生的政策,是针对农村中不合理的摊派制度的。在封建地主把持村政权的农村,官府征收田赋和各种附加税时,采用按户摊派和按亩摊派两种办法。按户摊派,不管财产收入多少,地主、富衣和农民出一样的负担;按亩摊派,使租种土地的农民承担了替地主、富农出粮款的重负。再加上把持村政权的地主、富农多征少交、贪污中饱,使大部分负担加在农民身上,形成不合理的摊派制度。如果继续实行这种摊派制度,由于战争而增加的军需民用,必然大部分仍要由农民负担。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在 1938 年宣布废除了旧时期的苛捐杂税,实行合理负担,动员富户多出。当时一般采用的办法是:召开群众大会,根据分派给全村的粮款总数,自报公议,按每户土地财产多少评议, 一般由地主、富农负担大部,中农负担少部,贫苦农民主要负担勤务。在抗日的大形势下,不少地主、富农主动出钱出粮,只有少数顽固分子抗拒。为了坚持持久抗战,这一年还开展了“囤积救国公粮”运动,动员富户拿出更多的粮款,支援军队和贫苦农民。这时虽然提出过减租减息,并发布过法令,但并没有在根据地内真正实行,只停留在宣传上。但是,由于农民运动的开展和广泛宣传减租减息、合理负担,在一部分地区实际上已经形成了停租停息。合理负担所解决的是政权、军队和农民的关系,实施这一政策把战时财物重负加在富户身上,贫苦农民减轻了负担,恢复了生机,促使了广大农民积极参加到抗日斗争中来。

改造旧区村政权的斗争,同实行合理负担、改善民生紧密结合进行。在1938年实行合理负担的过程中,我们已经看到把持区村政权的地主、豪绅对抗日政策的抵制。抗战开始时,我们重点抓了县以上政权,到1938 年底,专县一级政权基本上掌握在我党和抗日积极分子手中,对区、村两级政权,还没有来得及进行重建或改造。日本侵略军进攻太行区时,在保命、保财产的抗日斗争中,地主豪绅的大部分和衣民一道支援抗日。打退敌人进攻后,把持区村政权的地主、豪绅照旧盘剥农民。因此,对农民来说,根据地建立后影响其积极性的,一是仍受剥削的困苦生活,二是仍被压迫的专制统治。因此,改造区村旧政权, 让农民掌握区村政权,成为势在必行大事。1939 年春,改造旧区村政权的斗争结合反贪污、反摊派、实行合理负担展开。各地由力量已经壮大的农会出面,在抗日县政府的支持下,从检查和清算区村粮款账目开始,召开群众大会,公布清查结果,罢免贪污、中饱、受贿者,选举或任命新的区村领导。贯彻实行这种办法,把大部分区村政权掌握在农民手中。随着反顽斗争在根据地内的发动,与农民做对、欺压农民的地主豪绅受到规模更大的群众斗争的冲击,加快了改造区村政权的速度。到1939 年底,太行根据地内区村政权的改造工作基本完成。这一年,全区各级群众团体一直站在广大民众一边,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九、中共晋冀豫区第一次党代会

中国共产党晋冀豫区第一次代表大会是太行根据地中唯一的一次党代会。这次党代会于1939年9月10日至28日在武乡县东堡村召开,对外名义是“民运工作会议”。这时全区已有 30150 名共产党员,遍布在根据地、游击区、敌占区的党、政、军、群团及广大农村、工厂、学校中,会上总结了抗战以来全区党的工作,提出了会后党的工作任务,选举了出席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对于太行党的工作和恨据地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次党代会是根据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关于召开党的七大的精神召开的。最早提出召开党的七大,是1937年12月中央政冶局会议。12月23日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召集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成立了“准备召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委员会”。六中全会批准了以上决议,作出《关于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规定各地代表由各地的代表大会选出。

1938年12月我们召开区委扩大会议时,北方局书记杨尚昆在传达六中全会精神时,提出准备召开晋冀豫区党代会,总结抗战以来的工作,选举出席七大的代表。会上还决定把抗战以来的工作进行总结,写成报告,报北方局和中央。为了总结工作,区委先后在12月召开了宣传教育会议,1939年3月召开了第一次组织工作联席会议(简称组联会议,)区委宣传部于3月16日写出《中共晋冀豫区委宣传部工作报告》,民运部于3月17日写出《晋冀豫区群众工作总结报告》,组织部于3月写出《中共晋冀豫区第一次组联会议总结》,区委党校于3 月17日写出《十个月来的党校工作》。在各部门总结工作的基础上,3月中、下旬,我主持区委委员会议,研究总结区委抗战以来的工作。朱瑞代表北方局参加了区委的总结会。经过讨论,最后由我执笔,写出《十七个月来的晋冀豫区委工作–从一九三七年十月至一九三九年三月晋冀豫全区工作发展概况及基本总结》。

《发展概况及基本总结》是我们区委第一次就全区工作发展总体情况向北方局和中央的报告。报告分两部分, 第一部分从工作过程上讲党在各个阶段的工作。报告把17个月的工作分为太原失陷前后至九路围攻、粉碎九路围攻至1939年元旦、元旦拥蒋反汉奸运动至3月。第二部分从党的领导工作角度总结区委及各地委工作的经验教训。在这一部分中,首先总结了区委前期的工作,指出在辽县活动分子会议前,省委刚刚组建,工作上争取主动,力求迅速打开局面。但这时我们还不懂得怎样创造抗日根据地,不懂得建立基点的作用,存在着把工作重点放在接敌区域,便于敌进我退时能够“抓一把在手”的被动观念。

报告接着总结了活动分子会后分区指导各地区工作的经验教训。1938年5月前,省委重点抓了晋中、晋豫两个特委的工作。晋中这一时期工作比较全面,是全区最好的单位,各种工作配合比较好,并注意了提拔工农干部。晋中特委领导的特点是大刀阔斧、泼辣敢干。但也存在一些缺点,主要是在统一战线工作中没有把握好山西特点, 出现了一些“左”的问题。

5月开始,省委重点抓冀西工作,帮助特委从混乱局面中理出头绪来。先从赞皇县的工作开始,以农会为中心,发动农民运动,推动全区工作。

6月,省委召开工作会议,作出“六月决定”,会后在6、7 两月组织领导干部到晋豫、晋冀两区巡视,主要纠正晋豫偏重武装忽视群众工作及晋中“左”的错误,这对全区工作影响较大。经过巡视,两区工作进步都较大。

8月区委组织巡视团到冀豫地区检查工作,根据该区地跨河北、河南、山西三省的实际,确定不同地区采取不同的工作办法,工作突飞猛进获得发展。特别是邢台解决红枪会、磁县选举县政府、黎城整顿党组织,都有典型意义。冀豫工作在这时的缺点,主要是工作发展不平衡, 群众运动没有广泛发动起来。

9月,区委派出巡视团到太南地区工作。太南开始时未能转变白区工作作风,表现得比较消沉。但优点是工作稳建。巡视中,指出了工作弱点和优点。使该区工作迎头赶上。

太岳区是一块重要的抗日根据地,12个县党的工作都已开展,特别是沁县、沁源,工作都很扎实。该区的弱点是发展不平衡,安泽、浮山党的工作较弱。

以上总结仅是区委初步调查研究的结果。通过研究和写总结报告,对全区工作的经验教训有了初步的认识。

1939年5月,北方局根据中央指示,发出要求各地在年内召开党代会选举七大代表的通知。根据通知精神, 我在5月20日主持召开区党委常委扩大会,讨论通过了《关于迎接与准备七次大会的问题》的决议和《选举条例》。会议决定在 8月召开全区党代会,要求各县委在7月20日左右,地委在7月25日左右分别召开党代会 ,选举出席全区党代会代表;确定在党代会上的主报告为两个,一是我代表区党委作工作报告;二是组织部长何英才代表区党委作党的建设报告。同时确定宣传部、统战部、军事部、民运部等在会上作专题发言。会议决定组成区代表大会准备委员会,由何英才、徐子荣、陶鲁笳、赖若愚、吴作民5人组成,负责筹备。6月4日,区党委正式发出《关于召集全区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各地根据决议开始着手进行准备。7月5日,我再次召开会议,检查各项准备工作,确定代表名额分配方案。8月7日,中共晋冀豫区第一次党代会准备委员会发出开会通知,确定 9月1日召开大会。各地区在 7、8 月分别选出代表。

大会筹备时,由于反顽斗争形势已经紧张,日本侵略军于 7月发动了对晋东南的第二次大规模围攻(史称第二次九路围攻),使一些地区未能按规定召开党代会选举党代表。全区5个地委中,晋东、冀西两区代表由选举产生;太南地区一部分选举、一部分指定;太岳因战事紧张未能选举;晋豫选出少部分。

1939 年9月10日,代表大会在武乡县东堡村正式召开。东堡村在根据地腹心区,距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机关驻地砖壁不远,比较安全。大会召开时,有各地选出的正式代表135名,另有列席代表137名,总共272名。经过审查,有6名代表不符合条件被取消资格。审查合格的正式代表为:晋东36名、冀西31名、太南21名、太岳14名、晋豫9名、区党委各机关单位14名、北方局机关2名,新华日报社2名,共129名。正式代表中有16名妇女代表。从党龄看,1年以下的6名(规定10 个月以上党龄可当选),1年至1年半的41名,1年半至2年的37名,2年至3年的14名,3年至4年的7名,4年至5年的3名,5年以上的14 名(不包括区党委的 8 名负责人)。大部分代表是在创建根据地后入党的。从文化程度看,中小学程度21名,中学以上程度56名,大学3名,其余49 名为文盲或初小以下文化程度。从职业上看73名是脱产干部,53名为不脱产党员。从年龄肴,20 岁以下的19名,21至25岁的68名,26至30岁的16名,31至40岁的16名,40岁以上的仅有3名,绝大多数是青年人。

9月10日大会正式开幕,由徐子荣致开幕词。开幕式上通过了区党委负责人的代表资格,共8人:李雪峰、何英才、徐子荣、彭涛、安子文、王卓如、王树声、黄镇。这8人没有参加各地选举。开幕式上还通过了13人的名誉主席团和14人的大会主席团。名誉主席团为: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台尔曼、爱尔克里、狄亚斯、刚野、毛泽东、洛甫(张闻天)、王明、朱德、彭德怀、胡服(刘少奇)、朱瑞。主席团为:杨尚昆、李大章、李雪峰、何英才、徐子荣、黄镇、彭涛、王卓如、张玺、王孝慈、张晔、刘建勋、程式兰等。大会秘书长为徐子荣。大会向中共中央、朱德、彭德怀发出贺电,向八路军、新四军发出慰问电。张玺在开幕式上作了代表资格审查报告。会上,代表们向遭受水灾的冀南灾区捐了款。向大会发贺电的有八路军总直属队党代会和八路军总直属队党支部。朱德到会祝贺,受到热烈欢迎。

从 9 月11 日起,大会进入报告阶段。11 日至13 日, 杨尚昆作了长篇政治报告。报告分7部分,两年来敌后抗战的基本总结;二次世界大战的新阶段与抗日战争的新阶段;华北战局的现势;新阶段中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根据地准备反攻力量;新阶段中党的任务;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杨尚昆在报告中提出了实现民主政治、改革政治机构;加强农村中的阶级团结,适当改善民生;武装民兵,开展普遍的群众游击战;开展敌占区工作;加强党的建设等5项任务。

在14日大会上,我代表区党委作了工作报告。我的报告分三部分:全区工作的建立与发展;过去工作基本总结;目前全区党的战斗任务。15日,何英才作了关于党的建设的报告。报告也分三部分:本区党的历史的发展;两年来党的组织工作的基本总结;新形势下党的组织工作。对以上三个主报告,会议分组进行了热烈的讨论。20日彭德怀到会作了一次形势报告。形势报告后,大会进行专题发言。陈克寒讲新华日报华北版工作,刘长清讲壶关县农村支部建设,于林讲赞皇反磨擦,宋子杰讲交通发行工作,张晔讲太南区工作,马更青讲敌区工作,高宗智讲晋豫区工作,王继均讲沁博地区做土匪工作的经验,刘有年讲陵川反磨擦工作,王卓如讲农民运动,李敏唐介绍一个模范党支部,赵国强讲职工运动,申芝兰讲青年工作,秦武山讲党的工作作风,李哲人介绍敌区工作经验,李伯钊讲文化工作。大会专题发言一直进行到 26 日。

27日,大会进入选举阶段。先选出席七大的代表,后选区党委委员。经过选举,出席七大的代表为:李雪峰、何英才、王孝慈、王维纲、王树声、关山复,陈敬贤、赵武成等,新选出的中共晋冀豫区党委委员有:李雪峰,何英才、徐子荣、黄镇、彭涛、安子文、王维纲、玉卓如、张玺、工孝慈,赖若愚、李哲人、张晔、王树声、程式兰、刘建勋、冷楚、 陶鲁笳、吴作民、唐天际、嘉康杰等。

28日上午,杨尚昆作大会总结,下午我致闭幕词后宣布大会胜利结束。

全区第一次党代会开得很成功。大会显示,我们党已成为晋冀豫区最大的政党,是晋冀豫区的执政党。会议确定,全区党的任务是巩固根据地,粉碎敌人围攻,准备反攻力量。党代会召开时,太行区的妥协投降逆流已相当严重,特别是山西局势的逆转,使反对顽固派的斗争日益突出。会中收到中共中央于9月21日发出的《关于在山西开展反逆流斗争的指示》,指出山西“逆流继续发展,而反逆流的斗争收效不大”。要求“在山西开展反对投降妥协的斗争”;’坚持山西的团结进步与抗战”。因此,大会后期,研究部署了开展反顽斗争的问题,并在东堡召开了士绅座谈会,指出投降妥协危险,号召各界团结起来制止反共投降妥协逆流,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我在闭幕词中特别强调全区党组织要“反对投降妥协危险,反对防共限共,运用群众的直接力量打击与粉碎山西顽固势力,打破其反共与反进步的行为,停止其逆转,使其继续进步。要准备舆论、准备群众、准备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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