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2月22日晚上，正在上海组织“第一篇真正有分量”的批判文章的“女客人”，待大幕拉开之后，悄然步入上海愚园路二一八号的红都剧场。
她只是来看戏的，不想惊动剧团。那是上海爱华沪剧团在演出沪剧《红灯记》。她借口身体不好，没有接见演员，但在中场休息时说了一句：“这个戏很不错。”
江青很早就注意这个戏。那是1958年，哈尔滨京剧院新编了一出现代题材京剧《革命自有后来人》。江青看了沪剧《红灯记》，觉得比《革命自有后来人》好。
这时的江青，要一手抓“批判”，一手抓“创作”，用她的话来说，叫做“大破大立”。她要“立”的第一个戏，便是《红灯记》。她从十二个同类剧本中，选中了爱华沪剧团的本子，决定改编为京剧。
须知，早在1931年1月22日北平的《晨报》上，便登载过这样的广告：“山东王泊生昆剧团来平，李云鹤演出《玉堂春》。”十七岁的李云鹤，后来成为蓝苹，后来又成为江青。她自幼在山东省立实验剧院学平剧、昆剧。对于戏剧的爱好，尤其是对于京剧的爱好，使江青着手发动“京剧革命”。
不过，江青最初还不能最直接给剧团下达任务，不能不借助于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
林默涵曾如此回忆：
在上海休养的江青看了上海爱华沪剧团演出的《红灯记》，她向我推荐这个本子，建议改编成京剧。我看了觉得不错，便交给了阿甲。阿甲同志是精通京剧艺术的，他不仅写过剧本，擅长导演，而且自己的表演也很精彩。在他和翁偶虹同志的合作下，剧本很快改编成了，即由阿甲执导排演。全戏排完后，请总理看，总理加以肯定。后来，江青也看了。在《红灯记》的修改过程中，江青横加干预，给阿甲等同志造成了很大困难。一天晚上，江青忽然跑到总理那里发脾气，说京剧院不尊重她，不听她的意见，纠缠到快天亮。总理无奈，只好对她说：“你先回去休息，我叫林默涵抓，如果他抓不好，我亲自抓！”第二天，总理的秘书许明同志（在文革期间，她被“四人帮”迫害死了）打电话告诉我这些情况，她说：“总理说要你抓，你若抓不好，他亲自抓。”我说：“这样的事情怎么好麻烦总理呢？我一定努力抓，请总理放心！”
为了提高《红灯记》的演出水平，我建议《红灯记》剧组的同志到上海学习、观摩爱华沪剧团的演出（引者注：这是在1964年8月），由我带领。还有哈尔滨《革命自有后来人》剧组的同志也一块去。爱华沪剧团为我们演出了两次。为了答谢上海爱华沪剧团的同志，我们邀请了沪剧团的导演和几位主要演员来京观看京剧《红灯记》的演出（引者注；这是在1964年11月）。那天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给毛主席及其他领导同志演出，主席同爱华沪剧团的同志们亲切握手，他们非常高兴。①（① 《林默涵谈〈红灯记〉创作经过》，1988年4月27日《中国文化报》。）
阿甲，亦即符律衡，在延安曾与江青同台演出过京剧《打渔杀家》。在京剧方面，阿甲兼演员、编剧、导演于一身，富有经验。接到江青推荐的沪剧《红灯记》剧本，就仔仔细细地进行改编。
关于《红灯记》的改编，江青曾这样讲述过：
为《红灯记》我是花了不少心血的。我为了想查明这个故事是虚构还是写实，曾到处打听作者的地址。想和他谈谈，就是找不到，我真怕作者用了真姓名而又未搞清事实。假如这个剧本竟为叛徒立了传，那可怎么办？单是这件工作，就占去了我很多时间。其它关于剧本处理方面的，就不说它了。
对这个剧本（爱华沪剧团的演出本），我是既喜欢，又不喜欢。喜欢它，是因为它写好了几个革命的英雄人物；不喜欢它，是因为它还不是从生活出发的，没有写清楚当时的典型环境。可是，我看了很多同一题材的不同剧本之后，感到还是爱华沪剧团的本子好。其它有的剧本对人物简直有很大的歪曲，使我看了一半就想走开。所以，决心把这个戏介绍给中国京剧院……
京剧《红灯记》中，李玉和一角最初由李少春扮演；李铁梅一角本来选定唱功极佳的杜近芳，但是杜近芳毕竟年岁偏大，改用刘长瑜；李奶奶一角由高玉倩扮演；鸠山一角，自然非袁世海莫属。演员阵营颇强，加上阿甲编导功力深，京剧《红灯记》波澜起伏，谱成一台嘹亮的崭新的“国戏”。
面对如此阵营强大的剧组，江青却如一个唠叨不已的老太婆，絮絮叨叨地发“指示”。她在1964年5月23日、5月31日、6月20日、7月1日、7月13日（这天两次）、11月5日，七次接见剧组，随口而说，说了一大堆琐琐碎碎的意见。她的每一句话，每一条意见，都成了“指示”，导演必须遵命。
以下摘录她的原话，可见她的种种“指示”之一斑：
铁梅举红灯跑回场，可缩短些。
奶奶的服装补的不是地方！七场（指监狱）景太堵心。
李玉和一家人进、出门，要随手关门，要给群众一个安全感。
铁梅上场（第一场）不要戴围巾，见爹爹递纸条后，临走时玉和把自己的围巾给她围上。
铁梅叫奶奶的声音太刺耳，不要那么高。
这个戏不适合用“南梆子”。
李玉和受刑后上场，可以扶住椅子
刑场上的石头，要靠前些。
粥棚场，磨刀人不要吃粥。
演李玉和一角的李少春，为人耿直，对江青的“指示”不愿句句照办，后来由B角钱浩梁所代替。
编导阿甲由于“不听话”，在“文革”中受够批斗，幸存于世。1987年，八十高龄的他，是他从事戏剧工作五十周年纪念。他复排《红灯记》，在北京公演。他曾感慨万千，说了这么一番话：
有的人把《红灯记》看作是江青搞的，其实这出戏的创作与江青没关系，是她剽窃了我们的创作成果…… ①（① 唐斯复：《看阿甲老人复排（红灯记）》，1987年12月25日《文汇报》。）
《沙家浜》与《智取威虎山》的“样板化”
1964年7月，毛泽东看了京剧《芦荡火种》。毛泽东说：“要突出武装斗争的作用，强调武装的革命消灭武装的******，戏的结尾要正面打进去。加强军民关系的戏，加强正面人物的音乐形象。”
“要改《沙家浜》。”
按照毛泽东的意见作了修改之后，京剧《沙家浜》的名声就更响亮了，成了全国文艺界学习的“样板”。
江青在上海“抓”走了两出戏，得力于柯庆施的支持。江青在1965年4月27日，曾这样谈及柯庆施：
“柯庆施同志应该永远纪念他。他始终是站在第一线的。柯庆施同志曾经说：‘我喜欢京剧，可是现在不看了。’我说还是要看，我们要把它救活。”
柯庆施跟“女客人”配合默契。1963年12月25日至次年1月22日，在柯庆施的倡导下，华东区话剧观摩演出在上海举行。贯穿这次观摩演出的，便是柯庆施在1963年初提出的“大写十三年”。
江青在来沪观摩华东区话剧演出时，又抓了一出新的京剧“样板”——《智取威虎山》。这一回与前两次不同，这块“样板”由上海京剧院排演。
江青一次次对《智取威虎山》剧组下“指示”。她曾说：“《智取威虎山》的问题是一平，二散，三乱。”
然而，当她听见别人对《智取威虎山》颇有微词时，她勃然变色，说了一番声色俱厉的话：
“有人说《智取威虎山》是‘话剧加唱’，是‘白开水’。当然，这个戏有缺点，我心里有本账。但是，这个戏是革命的。现代戏有革命的，不革命的，甚至******的。他们说这些话，不是反对我们的缺点，而是有意无意地来反对革命，至少给我们泄气。白开水，有什么不好呢？有白开水比没有好。因为有了白开水，就可以泡茶，酿酒。我们把他们的这些意见顶回去了。” ①（① 江青，1965年4月27日对《智取威虎山》剧组的讲话。）
《智取威虎山》的主角、杨子荣的饰演者童祥苓，经历了类似于赵燕侠的命运。
童祥苓当年二十九岁，进入《智取威虎山》剧组，他那一双虎虎有神的大眼睛，他的纯熟的演技，把杨子荣演活了，演绝了。
随着《智取威虎山》成为“样板戏”，童祥苓曾“风光”了两年多，名震全国。
1966年底，童祥苓忽地从舞台上消失！
他万万没有想到，他写给姐姐童芷苓的一封信，落入造反派手中，一下子把他“揪”了出来。
他是姐姐一手扶植成长，步入京剧艺术殿堂的。可是，由于沈醉回忆录中提及一笔，使童芷苓遭殃。沈醉写及，在军统头子戴笠过生日那天，曾叫童芷苓去唱堂会。在那样的年月，戴笠有召，作为一个艺人，童芷苓安敢不去？在“文革”中，这件事被上了“阶级斗争”的纲，童芷苓被打成“文化特务”。
童祥苓怎么也想不通，姐姐会是“文化特务”？他给“牛棚”中的姐姐去信安慰，这信被造反派抄走，他也就遭殃了。
于是，他“下台”了。整整两年多没上过舞台。据他回忆，为了姐姐的问题，他写了八十多份检查，还过不了关！
1969年，他忽地被起用，重演杨子荣！
他怎么会突然“走运”的呢？那是因为京剧《智取威虎山》要拍成电影。虽然全国各地许多个剧团在排演这出戏，却没有一个演员能像他那样把杨子荣演得出色。江青左思右想，为了保证电影的质量，为了使杨子荣形象生辉，不得已起用童祥苓。
电影拍完了，传来江青的指示：“养养身体，不要再上舞台演戏了，搞点技术工作。” ①（① 潘真、徐平：《今日“杨子荣”追踪》，《上海滩》1990年2期。）
从此，童祥苓又“下台”。直至江青成了“阶下囚”，他这才重新活跃于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