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东生 马明深 马明潜
马克勤
1975年1月13日-17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于北京盛大召开。2月25日，公安部给中共中央、周总理呈上了《关于第七次特赦问题的报告》。这报告里的战犯总计293人，其中国军战犯219人、党政人员21人、特务50人；伪满战犯2人、伪蒙战犯1人。虽说列出了293名在押战犯，但报告里讲有13名战犯达不到特赦标准，得接着关押。
2月27号，报告被送到杭州，毛主席把这份特赦战犯的名单反复看了好几回，随后提笔写了个长篇批示：
“锦州、大虎山、沈阳、长春，那战犯咋没放呢？放战犯时得开个欢送会，让他们吃顿好的，多吃些鱼啊肉的，每人发一百元零花，还给他们公民权。别硬逼着人改造，都放了得了，强逼改造不好。”“咱气魄得大点儿。十五元太少，那十三人也别不放，欢送会也得开。有些人有本事，可以让他们做事。年纪大、有病的得给治病，跟咱干部一样待遇。人家都放下武器二十五年了。”
中共叛徒、军统少将袁晓轩就是此次特赦战犯之一，袁晓轩曾任八路军总部情报科长、洛阳八路军（国民革命军第18集团军）办事处主任/处长，1942年1月底叛变。
一、洛阳八路军办事处
洛阳位于中原腹地，是中国北部抗战指挥中心，战略位置极为重要。国共有许多重要机构设置于此。1938年6月6日，河南省会开封失守，河南省府迁至镇平，1939年秋由镇平迁至洛阳。国民党河南省党部和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也设在洛阳。根据毛泽东指示，1938年11月，刘向三等抵达洛阳，在南门外贴廓巷56号庄家大院以“第十八集团军驻洛通讯处”的名义对外办公。1939年1月，通讯处正式更名为“第十八集团军驻洛办事处”（又称洛阳八路军办事处）。办事处的主要任务：在日军过黄河后，准备在河南境内打游击；开展国民党上层的统战工作；为地方党组织开展工作提供方便。
中共豫西省委也设在洛阳，刘子久为豫西省委书记，曾担任第二任洛八办主任。1940年5月袁晓轩接任第三任洛八办主任。袁晓轩可通过电报与八路军总部和毛主席等中央领导相互联系（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转）。
洛八办旧址
毛主席发给西安董必武转洛阳袁晓轩的电报
袁晓轩，外号“袁胖子”。黑龙江省海伦县人（一说是辽宁开元人），东北讲武堂毕业，在黑龙江省边防军及东北军中任过中级军官，跟着马占山参加了黑龙江抗战。1936年2月，在天津加入中共。“西安事变”中表现积极，后到红军工作。抗战爆发后，担任八路军总部二科（情报科）科长。平型关战役期间，负责林彪与晋绥军的联络工作。1938年春，在山西垣曲与卫立煌相识，因工作关系与卫立煌来往较多。1940年5月，为协调第一、二战区国民党军队与八路军之间的关系，八路军总部派与卫立煌比较熟悉的袁晓轩到洛八办任主任。
袁晓轩是张学良亲信，曾受张指令护送高崇民从天津（张学良秘书，后任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来西安，在西安事变中袁奔走于东北军和红军之间。1936年7月，张学良赴南京，向蒋介石建议联共抗日，遭到蒋介石的训斥。为此，张学良、杨虎城随分别派袁晓轩、梁蔼然（时任西安绥靖公署交际处科长，处长是申伯纯，入党介绍人是申伯纯、袁晓轩）去天津接高崇民回西安商量对策。
12月4日，蒋介石又到西安，逼迫张学良剿共。9日，学生请愿，要求“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蒋介石让张学良对学生开枪，张学良忍无可忍。11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决定行动，并将此行动定为“兵谏”。西安事变后，张学良派飞机把周恩来接到西安，高崇民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蒋介石在各方的强大压力下，被迫做出了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承诺。
1940年5月，袁晓轩接替刘子久（曾任中共豫西省委书记、河南省委书记，建国后任劳动部副部长）担任洛八办主任。但袁却在1942年1月底叛变了。文献报道袁晓轩叛变是因为蒋鼎文继卫立煌后担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后，下令撤销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袁“去一战区司令部领取返回延安护照时被扣留，在蒋鼎文的逼迫下，叛变革命，并答应蒋鼎文扣留‘洛八办’译电员等条件，同时密报说：‘第十八集团军驻洛办事处的保卫人员与电台工作人员数人准备当天由办事处秘密出门。当夜，住在与组织有关系的人家里，第二天打算经过海资村离开洛阳。’蒋（鼎文）、郭（寄峤）二人听到这个消息后，命令周心万布置截留这些工作人员”。此过程看起来像是一个突然的行为，但根据目前所掌握的情况，早在这之前八路军总部和洛八办一些人已经感到袁晓轩的异常，认为他作风奢靡，资金来源不明，又与其他人员搞不好关系等，但是未等对他采取措施，袁已经选择投敌。
袁晓轩投敌，使洛阳周围包括孟津等地的组织和与共产党关系密切的人士遭到沉重打击，洛阳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在撤离时也有多人被截击俘虏。工合组织中的中共人员也有多人被捕（笔者岳父马克勤也在其中）。袁叛变后，在报纸上公开发表脱党宣言，戴笠对他非常赏识，不久提拔他为重庆军统局任特别工作组上校组长（马克勤在重庆工作时见过他）。抗战胜利后，袁晓轩从重庆到南京，后返回东北组织特务武装，官至军统局东北特种技术组的少将组长、保密局长春站军事组组长，组织了一支两万人的“吉黑人民义勇军总队”辅助国民党军作战。1948年10月中下旬，长春被围后袁和项乃光（项廼光，原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书记，1937年叛变，加入军统。1947年到长春，任保密局长春站站长）等化妆潜逃。直到1949年袁晓轩在北京被捕归案，项乃光逃去了台湾。
令人感到惊讶的是，在捕获袁晓轩后，并未对其直接镇压，只判了他无期徒刑，并将他和余乐醒等高级叛徒一样单独关押。
余乐醒：留法人员，叶挺独立团中共党总支书记，妻弟为沈醉；南昌起义后脱党，后加入军统，为军统上海特区区长；曾参与河内刺杀汪精卫；上海解放后，陈同生要求其写信与沈醉，促其起义。
袁晓轩一直被关了25年。1975年3月，随第七批（最后一批）国民党战犯特赦，回到妻子陈乔居住的陕西省泾阳县，后来居然成了泾阳县政协委员，1983年去世。袁很狡猾，在八办任上已多次悄悄向卫立煌提出自首，投向国民党，卫当然有打算，暂时未同意。但其为表示忠心，曾多次泄密于国民党，侯香山被杀（原新四军游击支队二总队第五团团长、抗大四分校训练部的副部长）案就是如此。即使被捕后在监狱又故计重施，多次告发谁是所谓国民党的“特务”，其两面嘴脸，在中共叛徒中实不下一二。
袁晓轩在1942年1月底公开叛变，但是他在叛变之前已经数次联系国民党，包括联系当时的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表达了愿意为国民党效忠的想法。为了彰显自己的价值，袁晓轩叛变之前数次给国民党高级官员写信，把自己掌握的很多机密透露给国民党。
袁为让共产党相信自己，又悄悄地为国民党做事，利用共产党之手杀共产党人，双面手法做到了极至。袁公开叛变后，中共组织严重破坏，多人被捕，马克勤也在其中。马在“西北青年劳动营”关了近一年多，后经组织营救和“旧识”徐复观（蒋介石侍从秘书）出面保释而出狱。
1940年5月洛阳谈判，卫时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河南省主席，
袁时任八路军总部情报科长，陪同朱总司令由山西到洛阳
其实，在袁未正式叛变之前，已有人发现其不可靠。如在国民党爱国将领、其后加入中共的赵寿山的印象里，这个人世故很深，流里流气。袁晓轩当了八路军洛阳办事处处长以后，多次要替赵寿山做与八路军前总联系的工作，赵都严词拒绝。赵寿山是耿介之士，看不惯袁的作为，于是致电八路军总部，说袁不可靠，希望另派专人与之联系。前总其后派了薛涛（后任1野15军43师政委）与赵联系，而薛涛同样对袁有不可靠的印象。赵、薛的判断在袁晓轩叛变后的声明中得到证实。中央军委关于洛阳办事处问题致彭德怀、左权的电报也看出了迹象。（见下）
1941年12月，随着国共关系的恶化，洛阳形势日趋紧张。蒋介石再次接到卫立煌有“通共嫌疑”的密报，决定由蒋鼎文接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一职。1942年1月，蒋鼎文上任后即通令，洛办于1月内撤销，否则就强行改编。同时，派特务对出入人员跟踪监视。由于形势不断恶化，洛办难以开展工作。洛办多次请示中央，中央答复应坚持斗争。1月13日，中共中央军委电示彭德怀、左权：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已易人，望令袁晓轩率洛阳办事处大部分工作人员回总部。随后，该办事处撤销。1月30日，总部授权袁晓轩，可以按照实际情况自行决定。袁晓轩决定自行撤退。
30日，袁晓轩到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办理回延安的护照时被扣留，在蒋鼎文软硬兼施的威逼下，袁叛变革命，答应蒋鼎文扣留洛办机要译电员的条件。
31日下午，已暗中叛变的袁晓轩召开全体人员大会，宣布撤退计划。之后，洛办开始了紧张的撤退准备。当晚袁晓轩蒙蔽妻子程乔（程侨，洛办报务员）和警卫员，到与特务约定的地点会面，第二天被送到第一战区长官部会报秘书处（特务机关）。洛办译电员等人当晚住在魏凤楼支队驻洛通讯处。第二天清晨，由魏部主任白树屏（中共党员）护送，按袁晓轩指定的路线，由城内出发前往黄河渡口，行至孟津县海资村时，遭到预先埋伏的特务袭击，机要译电员等6人除一人逃脱外，其余均被预先埋伏的特务逮捕。
据曾参与此次行动的原中统特务武宪周（后为起义人员）资料，在1942年1月底（30日）一个夜晚，袁和甘（舍棠，中统河南省调查统计室主任兼长官部会报秘书处情报组组长﹣原稿）见面后，袁向甘暴露：“明天下午‘洛阳八办处’干部男女数人，化装为普通商民，持西北工业合作社证书，暗中由‘八办处’东后门出去，路经洛宁县向陕北延安撤退。”
甘舍棠得到消息后，当天深夜通知全体中统特务，到魏家街12号调查统计室开紧急会议，有16人参加。甘通报了洛办撤退的情况后，决定参加会议的所有人，明天中午过后，对洛办四周所有街道暗中监视，一定要逮捕洛办男女干部。
据袁晓轩口供：“我到长官部办撤退护照时，蒋鼎文告诉我，总裁已下密令，要扣留我和洛办机要员，他讲我是走不掉的。”卫立煌秘书赵荣声（中共）回忆：“蒋介石下令扣留袁晓轩，主要是想从袁身上找出卫立煌通共的证据。袁公然叛变共产党，投入军统，有一笔很大的政治资本，就是出卖卫立煌。为与卫立煌联络，袁晓轩经常与卫立煌见面，常有特务跟踪，所以蒋介石了解这些情况。”
袁晓轩发给彭德怀转毛泽东的电报《卫近我被疑将去职》中道：“特务造谣报告他（卫立煌）对我们联系过密，关于我过去每次晤谈时间过长，列为重要可疑点。”袁与卫见面后，要向中央汇报与卫会谈的结果，袁撰写电稿，译电员译成密码由报务员发出。因此，洛办的所有机密以及卫立煌的情况只有袁晓轩和译电员最了解。这应该就是蒋鼎文要扣留袁晓轩和译电员的原因。
2月1日下午，洛办大部分人员由秘书罗之光带队，从洛阳乘火车公开向西安撤退，途中几经周折，2月4日到达西办，后转延安。
袁晓轩叛变后，当即供出前司令长官卫立煌和陈铁与中共秘密往来的情况。并同时供出了其在洛阳所知道的中共秘密党员的姓名、住址，以及他所知道的中共军队部署等，先后有嵇文甫、张振寰等80余名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被出卖，给中共组织系统造成巨大的损失。
1942年3月，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了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一则声明：“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驻洛办事处撤销，不再对外联系，一部分人员已归队，另一部分人员尚未归队。特此声明。”
二、袁晓轩叛变，马克勤被捕后关押于“西北青年劳动营”
1、西北劳动营
西北劳动营，全称是“国民政府军委会西北青年劳动营”，西北劳动营是国民党反动派为囚禁、残害青年所设的一个法西斯集中营。由蒋介石嫡系亲信胡宗南直接管理，其前身为“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部训练团特训总队”，成立于1939年，营本部设在咸阳，直辖两个独立大队，分设于洛阳、兰州。后来营本部迁到西安，改名为“军事委员会西北青年劳动营”，简称“西北劳动营”。坐落在古西关外约三华里，西咸公路起点一侧。营部大门正对西安西郊机场。因处于抗战时期，所以这里的人们经常可听到飞机起降的隆隆声。整个集中营占地六、七百亩，周围有3米多高的围墙，高墙上每隔50米左右设一岗亭，远远望去，岗亭林立，宛如一坐古代城堡。墙头上罩着铁刺网，墙外有又宽又深的壕沟，依围墙建有许多碉堡，昼夜有卫兵站岗巡逻，严密监视墙内寝室、课堂。这座营房始建于抗战前1935年，原属少帅张学良统率的东北军驻地，故又名“东北新邨”。全营分东西两部分。东西营房间，原有一道南北向的土墙相隔。集中营建立不久，土墙被推倒，东西营房被联成一片。
西北劳动营主要是监禁投奔抗日革命中心延安被截留的青年、从延安出来的我党政军人员、以及各地抓捕的中共人员和进步人士，其目的是通过对青年进行政治训练和强制劳役，残酷摧残他们身心，以阻止广大抗日爱国进步青年投奔延安，封锁和扼杀我陕甘宁边区。西北劳动营设主任1人，正副教育长各1人，下设总务、教务和调查等5个科，营本部设有总队部、辖3个学生大队，2个学兵大队和1个直属女生区队，共3000余人。
1940-1942年，集中营最高领导为教育长。首任教育长是蒋坚忍。据说，他是蒋介石亲侄，瘦小精干，衣着考究，早年毕业于杭州国民党菟桥航校。他常穿戎装，外披黑呢斗蓬，戴雪白手套，十分注重仪表。每天坐一辆崭新的人力包车到营办公。车后随二名骑自行车的护驾。1942年蒋坚忍调任。教育长一职，由国民党榆林区少将专员傅云接任。1942年下半年。营改制设“营主任”一职，任命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主任委员、闻名全国的谷氏三兄弟之一的谷正鼎担任（另二谷是：宪兵司令谷正伦，社会部长谷正纲）。并将原有科室改制六处二室。
该营另设一文化教育工作团，直属营本部。1941年前后，文化教育工作团编辑出版过一本《文化导报》。内容全系反共论调。因无人问津，出了二期，即关门大吉。集中营中所谓“学生”的来历，除极少数是经该营以招收失学失业青年献身抗战为幌子骗来的以外，绝大部分人，都是遭该营派驻河南、山西、陕西或驻防黄河渡口的特工人员在当地国民党军政机关密谋下，拘捕、劫持、绑架而来。
《人间地狱西北青年劳动营》 1941年4月13日，《新中华报》
谷正鼎（1903—1974），贵州安顺人，早年就读于德国柏林大学，苏联中山大学。历任中国国民党监察院监察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执行委员、制宪国民大会代表、立法院立法委员、中央评议委员会委员等职。抗战期间先后任国民党西北绥靖公署厅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天水外营政治部主任兼国民党特别党党部书记长、军事委员会委员西北青年劳动营主任、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主任委员。国民党中央党部中央党政军联席会报秘书处秘书长。1949年赴台湾，1957年10月，任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1974年11月1日，在台湾病逝。
1946年，马克勤在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中央党政军联席会报秘书处”执行潜伏任务时，主任正是谷正鼎。不得不说真是世界太小，谈起“西北青年劳动营”往事，谷主任还有印象，但大家均不愿多提此事了。
2、马克勤被捕及组织营救经过
马克勤回忆：“那是1942年的夏天（7月14日），由于叛徒袁晓轩出卖，我不幸在河南鲁山被捕，同年七月被遣送到西安“西北青年劳动营”关押，从此和联络员张树林（地下党，同事）中断了联系。
1943年春，组织开始了对我的营救，是由重庆陶育玉大姐通过国民党军政委员会少将徐复观先生出面的。以谷正鼎为首的劳动营几个头面人物，得悉我与国民党中央重要官员有密切关系，并出面保释我后，对我的关押也就放松了。从此，我有了外出活动的机会，并开始秘密通讯了。”
“第一封信就寄到洛阳“工合”工作的张树林，约他来西安某地相见。不久，他果真来了。亲人相见，倍感亲切，顿时使我感动得热泪盈眶。除向他叙述了被捕经过外，还向他介绍了劳动营和我有可能被保释的情况。以后他曾多次冒着风险来西安和我秘密约会。他的实际行动是对我的最大信任和鼓舞。我与党又开始了新的联系。
1944年的初春，一件不幸的事发生了。劳动营的警卫部队无故责打难友，为了维护难友们的正当权利，我挺身而出，阻止警卫部队对难友们的血腥镇压，遭到了严刑拷打，严重的脑震荡，使我当场失去了知觉；右手受电刑后双指致残。这件事情发生后，整个劳动营掀起了一次特大风暴，难友们公开发起了抗议和声援，不少下级军官也表示了同情和愤慨，公开向营方提出严惩为首分子的要求。当我苏醒过来时，室内已挤满了护理和慰问我的人群，并得悉全营发起了抗议警卫部队暴力镇压难友的行动时，我受到了极大的鼓舞。
这个哄动全营的事件，引起了谷正鼎的异常不安，他及时赶到现场来慰问我，以求平息了事。当他亲眼看到我遍体鳞伤，在床上不能动弹的时候，自知情况严重，加上周围群众的抗议声不绝，感到情况不妙，一时慌了手脚。面对这种紧张的局面，我想竭力挣扎起来和谷正鼎作面对面的说理斗争，但几经努力，却未成功，我只好忍痛抬起头来，高声向谷提出抗议，坚决要求惩处警卫部队的法西斯暴行。谷自知理亏，无言可对，只好答应了我的要求。当场下令逮捕了警卫部队的为首分子。并吩咐有关人员，把我送医院抢救。
进住医院后，神智仍模糊不清，偶尔清醒过来，自感嘴、已不听使唤，说话不能灵活自如，记忆力显著减退，提笔忘字，连自己的名字也写不出来了，右耳鼓被击破，脓血仍继续外溢，耳聋的程度有明显的增加。加上周身疼痛难忍，就产生了烦躁不安的情绪。虽是严冬季节，我却是满头大汗，这种异常状态，早为安排照顾我的马大娘（同事的母亲）所察觉，她以母亲般的温暖和亲切，一次又一次的为我揩去满脸的汗水，并耐心的劝慰和鼓励我，才使我逐渐平静下来。在这段最痛苦的日子里，正是大娘日夜陪伴着我，把我从病危中拯救过来。慈祥、善良的大娘所给予我的无微不至关怀，至今仍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我是永远不会忘怀的！”
特征一栏中注明：右手中食指各少一节（电刑所致）
“我的伤势有了好转，就离开了医院到郊区疗养。经过多次吃力的回想，终于写出了一份最简单的电稿，托大娘发给树林，因电稿中只说我病重，未说明情况，树林就急忙地赶到了西安。当他知道我是遭受警卫人员的重刑致伤的时候，完全出乎他的意料。虽说病情已有好转，但脑震荡带来的后遗症却还没有消失，按照受伤的严重程度，不仅需长期休养，而且还应积极治疗，但眼前，不论治疗条件，药品来源，经济能力等，各方面都有相当大的困难，何况事先并不了解情况，感到措手不及，使他处于无可奈何的困境。
树林的心情使我一眼就看穿了。他正为我的健康、前途而焦虑不安。但恰恰相反，我所响往的却是如何逃出“囚犯”生活的现实。自从有了被营救的可能后，我曾设想等待这一天的到来，可万万没有想到，会发生这次法西斯暴行，使我重伤致残，是极为不幸的。但却又为我创造了自由活动的条件，新的环境促使我产生一种新的念头，想尽早回到解放区去，等营救已认为是多余了，选择时机逃走，成为我急不可待的愿望。当我把这种想法如实告诉树林时，也许出乎他的预料，他呆住了，沉默许久才说：“当前，你应该安心养病，以后怎么办，我会通知你的。”
树林回到洛阳不久，来信通知我去洛阳相会，我借口去宝鸡看病，却偷偷地赶到洛阳与树林秘密相会了。他极其严肃的回答了我曾提出的问题。他说：“我曾和有关同志研究过，你不能逃走，一定以合法的手续公开离开劳动营，当前的任务，是积极与陶大姐取得联系，争取徐复观先生的同情和支持，把你保释出来。”他说话的语气是那么果断，使我已知没有商量的余地，但为什么要这样做，我却百思不解，我是带着一个闷葫芦及时赶回西安的。
陶育玉是我比较知己的同志，1939年5月我到达重庆后，经组织介绍，暂时参加了“华北同学工作队”的工作，当时陶是这个队的队长，她是湖北武昌人，出身一个富有的家庭，她的父亲陶钧原是“桂系”李宗仁部下第十八军军长。她于抗战初期接受进步思想的影响，积极从事抗日救亡活动。为人和蔼，善于接近进步青年，华北同学工作队的发现成立，她是主要人物之一。
徐复观是陶育玉父亲陶钧的亲戚，名秉常、字佛观，后经熊十力先生更名为复观。湖北浠水县人，出身一个贫农的家庭。毕业于武昌第一师范学校，后以第一名考取省立武昌国学馆（武汉大学前身）。”1943年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驻延安少将联络参谋，与中共领导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相识。回重庆后，写了一份《中共之近况》给蒋介石，深得蒋介石青睐和信任，成为蒋介石侍从秘书、随从秘书，入侍从室六组（情报组，组长唐纵）等，参加蒋介石“官邸军事会议”，成为蒋氏身边人，参与机要。
3、重返组织，受命再赴重庆
马克勤回忆：“1944年的新春，我终于得到党的营救，结束了辛酸的劳动营生活，恢复自由了。尽管最后一次严刑使我受到严重摧残，但坚强的革命意志未被摧毁，仍充满了革命斗志和信心，决心再奔向革命的洪流，奔向战斗的生涯。”
“我踏着积雪，急促地奔向西安车站，搭上了开往洛阳的列车。离开近两年的劳动营生活后，感到什么都新鲜。列车在急速前进，气笛咆啸和列车的运转声，似乎为我演奏着胜利进行曲；原野到处盖满了积雪，构成了一片雪海；远处的华山披上了一层薄雾，如同少女带上了面纱，隐约可见。虽说是在腥风血雨的年代，但大自然的美，却丝毫没有减退。一时，我为眼前引人入胜的大自然所陶醉，把我引向一个新的境域，开始憧憬着未来的新生活，使多年积累起来的痛苦，都烟消云散了。夜幕已经吞没了整个大自然，四处是漆黑一团。奔驰的列车逐步减速，几乎到了蠕动的程度；车厢内虽挤满了旅客，但除了个别人的私语和偶尔有婴儿的啼哭外，到处是死气沉沉，鸦雀无声。这种使人感到窒息的气氛，是一种无声的信号：潼关快到了！
抗日战争最危机的年代里，人们曾把潼关称作“鬼门关。”由于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敌人的疯狂进攻真可称是“势如破竹，所向无敌”了，祖国的大好河山，到处遭到敌人的蹂躏、践踏和占领，黄河彼岸的风陵渡，与潼关遥遥相对，但却成了敌人的重要据点。那里居高临下，敌人把陇海路的咽喉：潼关，牢牢地控制在它的射程之内，随心所欲地把数以千计的炮弹倾泻在潼关洞的两侧，经常使列车被炸毁，旅客遭伤亡，交通受堵塞。此情此景，人们把潼关说成是“鬼门关”就不言而喻了。”
“我们算是幸运者，当东方出现鱼肚白的时候，列车已离开了险区，滚滚的车轮又加速了运转，汽笛也发出了怒吼，沉寂大半夜的旅客，开始苏醒过来，脸上布满惊恐，紧张而忧虑的愁云已被冲散，车厢内又恢复了人们的喧哗声和售货员的叫卖声，战争的恐怖暂时又是被掩盖了。
中午时分，列车平安到达洛阳，我随着熙熙嚷嚷的人群走出车站。迎面看到张树林正在等候我，使我喜出望外。但谁也没有多说什么，就急忙的离开了喧嚷的人群，赶到秦大姐家里。看到我们到来，就同树林忙碌起来，积极安排我的生活。一切就绪后，树林向我告别，他一再叮嘱我说：“要好好休息，有什么困难就告诉秦大姐，以后的安排，我会来通知你的。”话虽不多，但一种亲切、温暖感使我由然而生，我好像又回到了自己的家里。
树林是个较稳重的青年，平素话不多，举止文雅。但他的内心是充满活力的。他有一定的社交能力，和群众的关系都很融洽，是个很活跃的青年小伙子，我们曾在一道工作过，参加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工作后，他留在洛阳（洛阳工合制革厂），我分派到河南工合鲁山事务所（主任）工作，但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特别在1942年洛八办主任袁晓叛变前后，洛阳“工合”所属单位的党组织，先后遭到破坏。在这种恶劣环境里，他仍不顾个人安危，继续与我和有关同志保持秘密联系。洛阳相会是非同一般的，勾起了我对一些往事的怀念，使我陷入了深深的回忆中。”
“1943春天，徐复观受蒋介石的指令，亲赴延安会见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并担任军令部驻延安八路军少将联络参谋。他受陶育玉的委托，途经西安时，以参观“西北青年劳动营”为名，和我在该营相见了。当我向他介绍了被捕及在营的情况后，向他提出营救的要求，他一口答应了，并及时找了谷正鼎洽谈。不料谷得知我从事过纺织、造纸经营管理工作多年，一定要留我在该营织布厂从事管理工作，徐无奈，回来把洽谈的情况告诉了我，并劝我说：“不要把事情弄僵，暂时留下来工作一段时期，以后我一定再想办法就是了。”鉴于他的意见很恳切，也怕把事情弄翻，会给他为难，就答应留该营织厂工作了。”
“在洛阳听了树林的意见后，尽管不了解他的用意和目的，但我没有犹豫，回到西安后就果断的写信给重庆的陶大姐，陈述了我的不幸遭遇和伤后的情况，要求她及时转告徐先生，把我们从危境中营救出来，不久便收到了她的回信，她对我的不幸遭遇感到意外，极其关怀我的伤势，信中一再嘱咐我要安心休养，并说她已把情况如实转告了徐复观先生，他已决定亲自出面营救，嘱我安心等待。她的深情厚意，使我得到极大的快慰。事隔不久，我意外的收到了营方的离营通知。一时真使我兴奋若狂，难友们也一齐围上来为我得到营救而欢呼、祝贺。这一激动人心的场面，至今仍记忆犹新。
到达洛阳没有几天，树林把我带到洛阳东门里一个工合制革合作社里。这是一个设备简陋，和私人作坊没有多大区别的制革社，厂房、办公室都是原来的民房，露天浸泡的牛、羊皮，发出了使人感到窒息的臭味。树林把我引进一间办公室坐下，不久，赵鼎同志来了，他是我熟悉的一位老战友（当年马被抓时，还通知他和其他同志尽快逃走），因为在监狱待了较长时间，对他后来的情况不是很了解，只知道他曾在“工合”晋东南事务所工作过，为何离开那里而来洛阳“工合”工作，也是不清楚的。
后来知道，1941年5月，中条山战役期间，工合晋东南事务所为恢复根据地，发挥“战地工合”作用，成立了工合游击队。鞠抗捷任队长，董昆一任指导员，下设3个分队，共70余人，其中中共党员17人（孟用潜、鞠抗捷、赵鼎等）。游击队成立后，在阳城南山一带开展工作。1942年，晋东南事务所在太岳区开展工作时，根据晋豫边区党委决定，成立了阳城工合自卫队，鞠抗捷任政治部主任，李茂林任大队长，人数200余人。不久，工合自卫队编入八路军386旅17团，在太岳军区陈赓司令员（386旅旅长）的指挥下参加了开辟抗日根据地的斗争。1942年底晋东南事务所工作结束。赵鼎在太岳军区情报处工作。”
“赵鼎朴实厚道、平易近人，他对穿着不甚讲究，常是一身农民打扮，夏季常穿草鞋，头带山东人用高粱楷编织的尖顶凉帽，嘴里总是唅着小旱烟袋，言行庄重、老练，由于年龄大了些，青年同志都比较尊重他，一般不叫他名字，总是称他赵大哥。平素话不多，但说起话来总是文质彬彬的，很有风趣，也很幽默。
和往常一样，赵大哥习惯的燃起了他的旱烟袋，用力地吸了几口烟后，便关切的谈起了我的健康。他说：“你的不幸遭遇，树林早已介绍过了，同志们都很关心这件事，现在能平安的回来，大家都很高兴。”这发自肺腑的谈话虽是平淡的，但却充满了同志间的温暖和亲切，我很受感动。接着他又说：“你想回解放区学习的问题，树林也谈过，并作过研究，大家认为，在当前是很不适宜的。”我听到最后这句结论性的话后，如头上浇了冷水，使我万分失望，也许赵鼎的话并没有讲完，但我却急不可待的争着说：“我两次来到白区工作，都是意外的情况造成的，何况多年来，一直没有安定的工作和学习，而形势的发展是如此的快，特别是我被捕后，中断了党的关系，与世隔绝了。因此迫切希望组织的协助支持，让我早回到解放区，得到学习的机会，接受党的审查和考验。”我的话是有点激动了，赵大哥和树林已觉察到这一点，但他们都没有说什么，只是面面相对的笑起来了。
赵大哥站起来，在脚底板上狠狠地叩了烟灰后，开始在室内踱来踱去，显然是在思考什么，室内一片寂静。猛的他在我面前站住，微笑的向我解释说：“你的心情同志们是能够理解的。也正如你自己说的那样，你确实是与世隔绝了，对当前敌我斗争形势是不够清楚的。这几年来，蒋介石不仅停止了对解放区的供应，封锁了交通要道，他还集结了数百万大军，联合敌伪军，向解放区大举进攻，解放区的军民正处在最艰苦的时刻，而你的健康情况是如此之差，在这种情况下，把你送到解放区去，无疑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这一点你是考虑不到的。”他说话的语气是那么真诚而严肃，我开始感到有些不安了。
他又继续说：“这场斗争是非常残酷的，既有公开的，也有隐蔽的。解放区是一个公开的战场，我们正与蒋介石的数百万大军较量，要付出血的代价，才能粉碎敌人的进攻，保卫我们的胜利果实；另外还有个隐蔽战场，就是蒋介石的老巢，敌人的阴谋诡计，调兵遣将，都发自这个老巢，这里的斗争更加残酷，需要数以万计的无名英雄深入敌穴，作为党的耳目，坚持这一阵地，开展最隐蔽、最艰险的斗争。而这场斗争的成败，又是与争取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密切相联的。”
赵大哥的一番话，使我听得入了神，我开始认识到斗争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使我受到一次形势教育，但究竟要我干什么，仍是一个闷葫芦。
赵大哥继续吸着旱烟，室内烟雾弥漫，他忽然把话一转说：“组织上考虑，你还是留在后方工作为好，这里物质条件较好，对你的健康有利；何况你与徐复观先生、陶大姐有如此密切的关系，找到合适的工作是容易的；而从当前的斗争形势和党的需要来说，有这样一个重要关系，也是难得的。因此组织上希望你能借用这一关系，争取潜入敌人要害部门，收集重要军事情报，为解放战争作贡献，不知你的意见如何？”
听完赵大哥这段话后，我恍然大悟，连想起树林多次冒险来探望我，并通知我以合法的手续公开离开劳动营，原以为是同志间的关怀，其实是组织上的安排。但要我从事情报工作，是出乎意料的，而能否担负起这一艰险的任务，更是心中无底，然而这是党的需要，是党对我最大的信任，更是对我最严峻的考验，作为一个共产党员，难道还要作出其他选择？不。应当服从组织决定，因此我果断的回答说：“就请党下达命令吧！”赵大哥满面笑容的和我紧紧握手，室内气氛顿时活跃起来了！最后他说：“就这样吧！我立刻请示组织，明天见！”
“第二天一早，我和赵鼎又在原地会面了。他当即代表太岳军区情报处宣布了派遣决定，他说：“重庆是国民党的军事、政治、经济中心，是蒋介石的总指挥部和参谋部，深入内部开展情报工作，是项艰巨的任务。这一决定，组织上是经过充分考虑的，认为有利于条件较多，只要你能搞好与徐复观先生的关系，并充分利用这一关系，是完全有可能达到我们的目的，因此组织上对你寄托了很大的希望，要求你坚持下去，完成组织的委托。”他把任务、要求，作了简明扼要的传达后，又讲了工作的原则，联络方法、工作纪律、以及派遣关系等，他说：“昨天说过，主要是收集重要军事情报，但不等于说其他重要情报不收集，应按军事重于政治，政治重于经济的原则来掌握。你是单线作战的，一定要灵活机智，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组织决定指派王雨农为你的助手，张树林为你的单线联络员，一些具体的事，就和树林商量吧。”
“任务就是这样确定了。我带着紧张而又愉快的心情，接受了这一新的使命，开始踏上艰险的征途。”
1944年3月，太岳军区情报处情报员马克勤奔赴重庆执行任务，1945年打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办公室/中央党政军联席会报秘书处，担任蒋介石侍从秘书徐复观的少校副官，徐复观时任中央党政军联席会报秘书处副秘书长，负责常务，马克勤负责机要。从此马进入国民党党政军高层，在极危险的情况下秘密为党和军队进行情报工作近10年之久。
三、长春解放时，袁晓轩逃跑和落网过程
袁晓轩是十分狡滑之人，捕获不易。据国民党长春警备司令部督察处督察长关梦龄上校所述：“1948年9月，长春已被困多时，我离开了督察长的职务，保密局长春站站长项乃光保我为军事联络组组长，这个军事联络组是为控制袁晓轩一支二万人的“吉黑地区人民义勇队”的特务武装而成立的。9月中旬以后，各地战况非常不好，南京保密局给长春站来了电报，指示能潜伏的立即潜伏，不能潜伏的向沈阳疏散，或者到北京集中，9月底，我与项乃光商量，我要化妆进四平去沈阳。
项乃光说先向南京局本部请示，但不能同意你经四平，因为各处均有解放军卡点，你是名单中之人。”
“我（关梦龄）说如果这个计划不能实现，第二步就是化装潜逃。这虽然是下策，但也不能不准备。项乃光同意并准备逃跑的东西：先在市内照了二寸便衣小像片，我、项乃光、张国卿（督察处处长）、袁士举（保密局长春站副站长）、马绍周（市政府政工大队长）、袁晓轩等人都在督察处院内照的。像片照好之后，派人到长春市各区公所起了国民身份证，都用化名，我化名‘吴国栋’，商人。又派上尉参谋孙万斌弄来六张路条，我给了他一两黄金。”
进入10月，形势恶化，项乃光找我去商谈随军队突围的事情，他说：“为了将来行动便利，把站上的人编成组，你、我、袁士举、袁晓轩、马绍周、李友濂编在一个组，其余的人编五个组，每组十个或十五个人。这样行动起来不致紊乱。”
“10月18日，天刚见鱼肚白，我们就起床向兴安桥行进。到了兴安桥，项乃光把我叫到一边说：‘突不出去了，自己想法子吧，咱们谁先到了北京，谁就给局本部发电报，报告今晚突围的经过。本来今年三月我可以叫你回北京，但是我没叫你上飞机，认为局势不致于坏到这种地步。我太相信政府了，结果把你拖住了。好吧，再见，珍重！’他哭我也哭了。大家都在兴安桥作鸟兽散。”
关梦龄回忆：逃到吉林后，经过反复考虑，“10月26日我决定向吉林公安处自首。10月30日，夜里陈处长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说：‘今晚找你来，研究项乃光的下落问题，如何能把项乃光找着，是特别重要的一件事。这么些天没有一点线索。你们那晚上突围的情况，你写了两页，从那上面也找不到什么线索。’”
我（关梦龄）沉思了一会儿说：“项乃光是共产党的叛徒，这就决定他不会自首投案。有一件事可以顺便谈一下，1947年保密局局长毛人凤派袁晓轩为东北特技组少将组长，袁晓轩也是叛徒，曾给朱德总司令当过洛阳的办事处处长。派袁晓轩到吉林的目的是策反张学思、吕正操、万毅等人。解放区知道这件事，就由周保中将军给袁晓轩写了一封信，劝说他回到人民方面来，并且可以保证袁晓轩的生命安全并予以适当工作。这封信送到了袁晓轩手里，他找项乃光研究，结果两人把这个情况呈报给了南京保密局，并以袁晓轩个人名义给周保中将军回了一封信，大意是：你很关心我，我很感激。但是我不能到你那里去，你如果能过来，我可以向中央保举，仍任吉林省主席并兼兵团司令等职。这件事可以证明，他们两人不会回心转意的。因此项乃光不会到吉林，他一定在长春，这是一；另，我要从长春到沈阳，化装通过解放区，项乃光不同意，他说中途有许多共军的卡哨在打听我。同时项乃光说：‘你与我不一样，认识我的人少。’那就是说他可以通过解放区了。所以我判断他必从长春经过公主岭和四平到沈阳；再有，解放前几天我给搞的路条，是从长春到沈阳的，如果拿这样的路条拐到吉林，就不合适了。因此现在叫四平卡哨特别注意项乃光还来得及。不过距长春解放已经有十多天了。”
1948年10月19日，在长春宣告解放的当日，长春特别市首任公安局长于克带领一批公安干部立即入城，迅速接管了曾被国民党占据的长春市各级警察机关。长期战斗在隐蔽战线的于克从幕后走到了前台，公开履行保卫长春的神圣使命。根据周恩来下达务必追拿项乃光、袁晓轩的命令，赵鼎等在于克（吉林省首任公安厅长、吉林省委书记）带领下，奋力追杀这两个特务头子。
长春解放后不久，于克得知军统特务、叛徒袁晓轩在长春活动的线索，就与公安局副局长薛焰、公安局政保科长赵鼎（马克勤在洛阳工合和太岳军区战友，认识袁晓轩）研究部署搜捕方案。他们从俘虏和逮捕人员以及袁晓轩的社会关系中寻找线索，并对他有可能藏匿的地方加强监视侦察工作。通过大量细致的侦察工作，终于发现了袁晓轩的踪迹。
早在1946年3月，国民党在东北的军统特工领导机关东北行营督察处成立。为加强东北特工的力量，军统局将袁晓轩从南京派到长春，任北满少将站长和东北特种技术组少将组长，向解放区派遣小组，进行策反、突击及情报活动。1948年5月，东北特技组撤销，改建为东北“吉黑地区人民义勇总队”，袁晓轩为总队长。下属6个室、19个支队、2个大队和1个直属团。这是一支武装的特务组织，主要任务是偷袭、阻击人民军队及破坏军工、铁路、桥梁等设施。主要活动区域是长春外围。在长春解放前夕，基本被长春周围各县公安队和县区大队剿灭或驱散。1948年10月19日长春解放，国民党散兵游勇、军警要员混在市民中趁机逃窜。袁晓轩就是其中之一。
1949年春，长春市公安局侦察员在九台镇卖破烂的市场上发现一件国民党军官大衣，拿起翻看时发现大衣里绣着袁晓轩的名字。侦察员马上向于克和薛焰报告。于克立即指派政保科长赵鼎和侦察员王成前往九台调查。经向卖大衣的妇女反复做工作，得知袁晓轩来过九台，从九台迁出假户口到海龙去了。侦察员马上赶到海龙，从海龙追到天津，从天津追到北京。在北京调查得知，确有此人从天津迁到北京，从而找到了袁晓轩的住所。公安人员在他的住所昼夜监守，直到第三天发现袁晓轩回到住所，立即将其逮捕。长春市公安局将抓到袁晓轩的情况报告了东北公安部，受到了东北局领导的表扬。唯项乃光逃脱，是一大遗憾。
在长春、北平等地解放后，项乃光逃到了台湾，继续在国民党情治机关工作，其间，曾被派往香港从事对大陆的渗透活动，主持所谓“匪情”研究工作多年，在几次“反攻大陆”的阴谋活动中，他都扮演了主要设计人的角色。
袁晓轩、赵鼎、马克勤等在洛阳时曾是领导和同事。1942年袁叛变致马被捕，关押在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西安青年劳动营”，由于父亲提前通知了赵鼎和其他同志，赵等诸同志幸免遇险。此次是冤家路窄，双方又同时出现在长春，但已经是敌我了。
赵鼎到长春前，在太岳军区情报处做情报工作，1944年父亲经组织营救和徐复观帮助后出狱。出狱后，组织根据马克勤在重庆的人事关系，决定由马执行敌营潜伏任务，争取打入敌人高层，潜伏命令就是由赵鼎代表太岳军区情报处宣布的。
1944年马克勤到重庆后，由徐复观安排进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办公室/中央党政军联席会报秘书处担任少校机要秘书。袁晓轩叛变后也到了重庆，被戴笠任命为军统重庆特区特别小组上校组长、国民党特种问题研究室副主任，主任则是中共大叛徒张国焘。岳父回忆：在国民党高层机关任职，经常可以见到国民党党政军警特等各类高级官员，也能见到中共的叛徒。有次竟然遇到了袁晓轩，袁是极为狡猾之人，他未料在重庆见到了马克勤，看的出来袁是心存狐疑，但也说不出来。加之马所在机关来头太大，袁也不敢有所造次；也或许他觉得马和他一样是同路人。马心里有底，因此很自然地和袁晓轩谈天说地，袁当然也随便打打哈哈了。此事给马克勤提了个醒，从此更加谨慎地周旋于重庆各方。不过，这事看来没完。
果然，1949年袁晓轩被捕后，在监狱里故计重演，把过去的看家本领又拿了出来，多次向监狱长汇报谁谁是特务，等等。袁的记忆力应该很强，居然没忘了马克勤。袁向监狱方报告说“马克勤被捕后参加了国民党中统。1945年在重庆和马见面谈过此事”。为此，组织上竟然对父亲产生了怀疑，1952年马克勤从台港完成任务脱险归来后，相关部门对马多次进行查问，并向哈尔滨公安局在押的袁晓轩妻子陈乔进行质证，结果表明，袁报告的情况全是不存在的。为此，一次监狱处长训话时，点了他的名说：“袁晓轩，你来改造的还是来做情报的？每天你给我打报告说某人某事，一核对，都是假的，好好改造你自己吧！”
上世纪80年代末，两岸三通。经和中央统战部联系，徐复观（82年去世）夫人王世高来宁寻旧，她对陪同的领导说：“我在南京只认识一位马副官（马克勤），在药学院工作，是共产党。”得知此话，笔者真是惊讶，几十年所谓的“特嫌”问题，却被其一语道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