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行英雄

王谦太行岁月

张宏伟

一、“当兵去,打日本鬼子”

(一)“我带头参加了游击队”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这是日本帝国主义经过长期准备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也是中国人民实行旷日持久的全国性抗日战争的起点。

在民族危亡的严重关头,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救国的大旗,于7月8日即发出了《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又在陕北洛川县冯家村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即“洛川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及《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提出了实行抗战的政治任务,规定了争取抗战胜利的具体道路,确立了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作出了深入敌后,放手发动人民群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重大部署。

七七事变后,日军在所谓“一个月拿下山西,三个月灭亡全中国”的狂妄计划下,即以强大的攻势,突破国民党军的一道道防线,把侵略的战火从平、津、冀、察烧到晋北,使山西已变成抗日前线。针对日军的疯狂进攻和国民党在华北正规战争的溃败局势,依据已经造成的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局面及其天时、地利、人和的优越条件,毛泽东在对敌、友、我三方面的情形和未来战争发展趋向进行科学分析的基础上,根据“洛川会议”的精神,代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于9月中下旬,就首先发动与开展山西和以山西为中心的山区抗日游击战争问题,向华北党组织和八路军作了具体指示和部署。据此,按照国共两党的协议,由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第一一五师、第一二O师、第一二九师,相继于9、10月间东渡黄河,开赴山西前线,先敌一步占据晋东北、晋西北、晋东南(开始主要在正太线南侧地区)等战略要地(稍后,八路军一部亦深入晋西南开辟工作),并在这些区域发动与开展了抗日游击战争。

为了配合八路军各部实施战略展开,先期移驻太原的中共中央北方局,奉命新组建了中共晋察冀省委、中共晋西北省委、中共冀豫晋省委,将中共山西工委改组为中共山西省委,并转至晋西南地区。新组建和改组的这四个省委,就成为各该战略区抗战工作的领导核心。

7月8日,七七事变的消息传到平定后,王谦、孙竹庭等同仇敌忾,义愤填膺,立即通过牺盟会,把日军进攻和第二十九军将士同敌展开血战的内容写成壁报,张贴在县城东门里、十字街等处,并且在平定中学操场召开了群众大会,动员和组织人民支援第二十九军,团结起来参加抗战。群情激愤、斗志昂扬,“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声,响彻整个平定山城的云霄。

7月12日,中共正太特委书记彭涛奉命到达平定后,召集孙竹庭、王谦、张鹤峰等开碰头会,宣布成立中共平定县工委,由孙竹庭任书记;原中共平定县支部解散,成立中共平定县牺盟分会党团,由王谦任书记。随后,当第一二九师进抵阳泉、平定地区时,即召开地方党的活动分子会议,确定了三项任务:(一)扩大八路军,建立游击队,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二)宣传实行合理负担政策,动员各界群众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支援抗战;(三)发动群众收集废铜烂铁,支持和开展军工建设事业。为了贯彻和实施这三项任务,中共平定县工委和牺盟分会党团密切配合,充分利用牺盟会的合法组织形式,不仅组织了宣传队,深入全县城乡广泛宣传抗日救国斗争,而且以共产党员和牺盟会员为骨干,组织起一支拥有140余人的平定抗日游击队。王谦带头参加了这支游击队。

1937年10月26日,日军突破娘子关防线后,一路西侵,与占领忻口的日军相呼应,对太原形成钳击之势。在这危急的形势下,平定党组织和抗日游击队根据中共正太特委的指示,于10月27 日晚向平定西南撤退。平定抗日游击队在上龙泉重新进行整编后,推举王谦担任队长,周璧任副队长。接着,在11月上旬,游击队开进到和顺县石拐镇。11月13日和14日,已经到达石拐镇的第一二九师,在这里召开了全师党员、干部会议,决定化整为零,分散到各地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创建以太行、太岳山脉为依托的晋冀豫抗日根据地。会议之后,师主力一部进至平汉路以西、正太路以南、同蒲路以东一线,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打击继续南犯之敌;同时抽调大批干部,组成工作团和游击支队,分散到晋冀豫广大地区,开辟工作,发动、组织和武装群众。

根据第一二九师师部和中共冀豫晋省委的要求,平定抗日游击队和榆次、太谷、寿阳等县抗日游击队,以及阳泉矿工游击队合并组成晋冀豫游击纵队,后改称八路军独立支队,也称“秦赖支队”,由秦基伟任司令员,赖际发任政委。这是太行区成立最早、规模较大的一支游击队。平定抗日游击队和阳泉矿工游击队合编组成晋冀豫游击纵队第一支队,下辖两个大队,王谦担任了第二大队指导员兼党支部书记。支队长是王凤山,政委是何英才。这支游击队组建起来后,就在榆次、太谷、寿阳交界地带宣传抗日,发展游击队,宣传、组织与武装民众,成立各村自卫队,改造村政权等。

抗日武装的蓬勃发展,极大地推动了群众性抗日游击战争在敌后的广泛开展,也引起了日本侵略军的恐慌。随于1937年12月下旬,驻防太原的日军第二十师团集中5000多人,发动了对晋东南抗日根据地的“六路围攻”。在反击日军“六路围攻”的战斗中,王谦所在的第二大队密切配合八路军,经受了第一次战火的考验。粉碎“六路围攻”后,第一二九师在石拐镇召开了祝捷大会。

会后,王谦所在的第二大队改编到第一二九师第三八五旅,王谦被调到和顺游击支队,也就是第五支队当了政委。这个支队活动在和顺西山与太谷、榆次、寿阳、平定一带,破击日军的交通线,发动与武装群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不久,第五支队又编入第一二九师第三八五旅第十四团,王谦在第十四团第四营,即特务营任教导员。这个营活动在昔阳、平定一带,继续破击敌人的交通线和开展发动群众工作。

1938年春,晋东南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得到了迅猛的发展,特别是第一二九师在正太铁路、邯长公路上连续取得长生口、神头岭、响堂铺伏击战的胜利,使得日军愈益惊恐不安。为解除其心腹之患,日军纠集3万余重兵,于4月初分九路向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发动了大规模的围攻。为粉碎日军的围攻,第一二九师和第一一五师第三四四旅之第六八九团,根据八路军总部制定的以一部兵力和地方游击队牵制其他各路敌军,集中主力击破其一路的作战方针,开始了反围攻作战。4月16日,第一二九师与第三四四旅第六八九团,将敌夹击于武乡以东的长乐村地区。经过激烈拼杀,歼敌2200余人,成为粉碎敌人“九路围攻”的具有决定意义的战斗。此后,各路敌军纷纷回窜,八路军乘胜追击。至4月27日,敌“九路围攻”被彻底粉碎。这次反围攻作战,先后歼敌4000余人,收复县城18座,把日军全部赶出了晋东南。从此,八路军在太行山站稳了脚跟,晋冀豫抗日根据地进入了全面巩固和发展的新时期。

在粉碎日军“九路围攻”的战斗中,王谦所在的部队,随第一二九师第三八五旅主力活动在平定、昔阳边界一带,又一次经受了战火的考验。

对于60多年前参加游击队,游击队又先后改编为地方武装、八路军正规部队,从而使自己在抗日游击战争的烽烟中锤炼成为一名具有初步战斗经验的普通的八路军指挥员的曲折、艰辛历程,90高龄的王谦谈起来,依然兴致物勃、精神抖擞:

抗日战争一开始,平定的党组织有三个摊摊:一是孙竹庭同志和我们两个支部这些人;二是彭涛同志来以后发展的,包括从太原回去的周璧、池必卿同志他们这些人;三是阳泉煤矿工人支部,即何英才同志他们那些人。但不管那一摊人,都是倾心尽力开展抗战工作的。第一二九师不是召开过一次地方党的活动分子会议,提出了三项任务吗?当这三项任务布置下来后,我们可积极了。通过牺盟会的合法形式,首先组织了宣传队,在平定城乡大张旗鼓地开展抗日救国斗争的宣传。那时在街上搞宣传,我不太会鼓动,而孙竹庭同志可会讲话鼓动哩!我记的,有一天在城隍庙唱大戏,戏开演前,我们就上台做宣传,由孙竹庭同志发表讲话,他讲什么叫合理负担,有钱的人不出钱该怎么办等,一下子就把戏台下面的群众给鼓动起来了,并一致喊出了“打倒地主”的口号。

随后,我们又组织了一个有一两百人的抗日游击队,由孙竹庭同志担任队长。我带头参加了游击队,并且给我发了一支三八式步枪。上级还派了几个老红军作军事指导,其中一个叫艾力全的同志,一个叫丁宝珍的同志。游击队成立后,集中半个月进行训练,接着暂时休整解散,解散后还没有集中,平定城就被日本人占领了。队员们跑了个一塌糊涂,连党员也没有通知到。我是和那个老红军丁宝珍同志带着一个班的游击队员出去,准备配合第一二九师开展地方工作,结果还没有找到八路军,日本人就快要打到平定城来了。当时,平定工委和牺盟分会的同志都集中在平定中学,一听说日本人快要来了,老百姓就都跑了个乱七八糟,县政府、公安局、牺盟会、公道团、工委的人员也都跑了。我们在乡下,他们也没有通知我们就都跑了。后来,情况越来越紧,我们住的那个村子的对面山头上,日本人打过来的子弹“叭、叭”地都把土给打起来了。我对丁宝珍同志说:“不行,咱们得赶快走,这城里头也没有个消息,我们究竟该怎么办呢?也不清楚。咱们得先回城里看看去,看组织上有什么决定。”

我们从那个村出来下了山,沿着往平定城的路上走。等我们走到东关的时候,日本人的炮弹已经打到东关出去的那个山头上了。当我们正进东门时,日本人的飞机已在上空盘旋着。顿时,我们带的那个班的人都跑散了,光留下我和姓丁的老红军,还有个牺盟会员叫于磊的同志。我有一支步枪,他有一支冲锋枪,老红军没有枪。我们进了城就朝平定中学走去,结果什么人也没有,到县政府,县政府的人也跑光了,只看见那个文件、资料什么飞得满院都是。走出县政府,我们正商量着怎么办,突然碰见一个正在跑的警察,我就问他:“你跑什么呢?”他说:“县政府的人都跑了,留下让我看门,现在日本人的飞机都来了,我也得赶快跑。”我又问他:“县政府的人朝哪里走了?”他说:“出了南门,朝东南方向走了。”听他这一说,那个老红军就拿出地图看起来,我问他:“你看啥哩?”他说:“我看一下广阳在哪里。”我说:“那我知道,我给你找。看,就在这个地方。”我在地图上给他指点了一下,并说:“这个地方我去过,就在县城的南面,离这里有六七十里路,估计县里的人都往这个地方跑了。”那个老红军说:“是啊,我出来的时候,首长告诉我,根据地就在这里。”我说:“我也听县工委孙竹庭同志他们说过,要在这里建立根据地,咱们就到这里去找他们吧。”我们3个人又从城里出来。从城里出来走了没有多远,翻过一座山,我们就饿得不行了。看到不远处有个小村子,大约有六七十户人家,我们决定进村去找点水喝。一进村子,看到有一户人家门开着,我们走进去,屋子里只有一位老大娘坐在炕上,看到我们进去,她有一点吃惊,我就对她说:“大娘,日本人快来了,你怎么不跑呀?”她说:“哎,这么大年岁了,怎死不行哩,我不想跑,也跑不动了!”我又问她:“你的家人呢?”她说:“都跑了,光留下我了。”我看了看瓮里头有水,满满的,就说:“大娘,我们渴得不行,喝你点水吧?”她说:“行,你们喝吧,一瓮哩。”我们3个人一人喝了一瓢。这个老大娘挺好的,看见我们个个疲惫不堪,估计我们也没有吃饭,就慈祥地对我们说:“孩子们,看见你们挺累的,大概你们没吃饭吧?”我说:“我们一天没有吃饭,现在饿得都快走不动了。”大娘说:“哎,我锅里还有几个窝窝头,你们饿了就吃吧!”我揭开锅一看,里面还有4个窝窝头,是豆叶菜和玉米面做的。我说:“大娘,我买你一个,给你两毛钱。”大娘说:“你们就吃吧,现在还要那个钱干甚哩,我不要你们的钱。”她执意不收钱,我们也就没有留钱。我拿了一个窝窝头,3个人边走边分开吃了。

大概又走了40多里路,到了一个叫马家庄的村里头,看到街上坐的都是从平定城跑出来的人,并发现人群里还有我们那个县公道团的团长。我就问他:“你怎么在这儿?”他说:“跑出来的。”我又问他:“你怎么不和县政府的人在一起?”他说:“找不到他们,我是最后才跑出来的。”我还问他:“你打算怎么办呀?”他反问我:“你怎么办呀?”我说:“我当兵去,打日本鬼子,你和我一块走吧。”他说:“哎呀,不行,我还得回太原述职去。完了,先回定襄安顿好我老婆和孩子,然后才能想我怎么办呀!”我听他这么一说,也就不再劝他和我们一起走,我们就又出发了。

走了一段路,碰上了原平定县第二个党支部的两个党员,一个是石广平同志,另一个是窦治中同志,他们一人扛着一支三八式步枪。我问他们:“你们俩怎么在这个地方?”他们说:“组织上也没有通知我们,听见日本人炮响,人们都跑,我们也就随上这股人流出南门,跑到这里来了。”我对他们说:“我知道,你们俩都是共产党党员,这么一跑,不是就把组织关系跑掉了?你们看这样好不好,跟上我们一起走,去找县工委的人。你们知道不知道,我也是个共产党员?”他们一起说:“知道,知道,听老孙(孙竹庭)讲的。”这样,他们俩就和我们一起出发了。我们成了5个人了。

走了估计有十几里路,天已经黑了,我们也都饿得不能走了。将就了一阵后,正好到了一个村子里。这个村的小学教员我认识,我就带着他们去找那个小学教员。一进学校后,看见院里和所有的窑洞里都坐着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哭的,叫的,黑压压的一片,都是从平定城附近跑到这里来的老乡。找到那个小学教员后,我就对他说:“我们一天没有吃东西了,你能不能给弄点吃的,什么都可以,稀饭也行,南瓜、山药蛋也行,有口吃的就行。”他说:“好,我给你们去弄点去,不过,没有菜。”我说:“怎办都行。”他就给做了一锅小米焖饭,我们几个人蹲在地下吃了后,我吩咐大伙说:“咱们就坐在这里休息休息吧。”这一歇,大伙就熬不住了,不一会儿就都睡着了。等我醒来时,天已经快亮了,我决定赶快走,因为怕前面机关的人们又走远了,找不到他们。我把大家叫醒后,继续往前走。

走了有20多里路,天已经大亮了。我们爬上一座大山,就到了我们县那个上龙泉(现归寿阳县管辖)。啊呀,在这里总算找到了县工委、游击队、牺盟会的人,还有正太特委、第一二九师民运部派来的人,以及阳泉矿工游击队的人。这时,太阳已经出来了,他们也正准备要出发呀。毛铎同志看见我们的到来非常高兴。他是协助孙竹庭同志搞县工委工作的,就对我说:“你来了,好!你赶快把这个游击队给整顿一下吧。”我说:“可以。”我就当下把那些游击队员召集到一起,总共有70来个人。我给大家讲了一些关于游击队的性质和任务什么的,特别强调了在转移行动中应遵守的纪律等。结果,大家选举我当队长,周璧同志当副队长,下编两个分队,还选出分队长和班长等。这样,从此开始我就和大伙又走到一块了,中间虽然也有一些失散的情况,但最后还是都到了石拐根据地。石拐,是和顺县的一个集镇。在这里,有晋冀豫游击纵队,就是秦基伟、赖际发(即秦赖支队)同志他们,他们随后成了我们的顶头上司。还有正太特委、平定县工委来的一些人。加上我们这个游击队,一下就把那个小镇子都占满了。在第一二九师大部队去的时候,都没有住处了。最后,我们这个游击队才到了离石拐八里路的一个村子住下。

在石拐,我们平定游击队和阳泉矿工游击队合编成晋冀豫游击纵队第一支队。这个支队共有两个大队,我是二大队的指导员和党支部书记。当支队长的同志叫王凤山,政委是何英才同志,晋中特委组织部长王孝慈同志随第一支队进行工作指导。分配我当指导员,是王孝慈同志找我谈的话。我记得是在那个老百姓的窑洞里,坐在地上谈的。他一开始就说:“咱俩谈谈历史吧!”哎呀,我一下被唬住了,谈啥历史呢?我说怎么谈,他问我:“你什么时候入党的?”我告诉他我是1936年入党的。他说:“时间不长嘛,我还以为你是个老党员呢!”他是大革命时期入党的,我在他面前是个年轻的党员。他又说:“分配你到二大队当指导员,毛铎同志和你讲了没有?”我说:“讲了,我同意。”他说:“你们出去就在榆次、太谷、寿阳边界一带开展活动。”我问他:“具体工作是干啥哩?”他说:“宣传抗日,组织民众,成立自卫队,改造村政权,还要注意打垮维持会。”那时候我不知道这维持会是个啥东西,我就问他:“孝慈同志,什么叫维持会呀?”他哈哈一笑,说:“你连个维持会也不知道,那就是汉奸政权嘛。”我这才知道汉奸政权就叫维持会。我又问:“那是干什么的?”他说:“嘿,就是伪村政权。”

(二)“我两次经受了战火的锻炼和考验”

任何事物总是不断向前发展的,但究竟发展成个什么样子,人们往往是难以预料的。当年在王谦的心里,并没有想到平定抗日游击队要改编的事。那么,他在下一步的归宿到底又是什么呢?王谦这样回忆说:

我们二大队在榆次、太谷、寿阳边界一带进行活动的时候,敌人发动了对晋东南抗日根据地的“六路围攻”,那是1937年12月下旬。当时,我带着二大队两个排和一大队在一块。敌人从平定出来到寿阳发动袭击,把一大队也是我们这个支队的党总支书记给打死了,这个同志姓王,是个矿工。我们离那个地方还有20来里路,听见枪炮声响了,反正知道前面有八路军,陈赓同志在那里指挥,大家都不怕。最后,看见日本人快上我们这个地方了,我就带着我们的战士边跑边阻击。在粉碎敌人的“六路围攻”作战中,我们虽然不起什么作用,但总算参加战斗了,头一次经受了战火的锻炼和考验。再加上后来粉碎敌人“九路围攻”那一次,一共就是两次的战火考验了。

粉碎敌人“六路围攻”后,在石拐召开了庆祝大会。在这个大会上,我第一次见到了陈赓同志。那天,我正在看从太谷出来的一些女学生表演舞蹈的时候,晋中特委(正太特委已撤销)派人找我来了。我去了以后,特委书记陶希晋同志让我去找王孝慈同志。我见到孝慈同志后,他就对我说:“你那个部队要编到第一二九师第三八五旅去了,你调到第五支队去当政委。”第五支队,也就是和顺游击支队。这样,我就从第一支队又调到了和顺支队了。这个支队只有一个半连,百把支枪,团的建制。去的时候,支队长是一个老红军,江西人,他在红军时代曾经当过团长。后来又派了个副支队长,这个同志很会打仗,原来也是红四方面军的。我们打游击,就在和顺西山与太谷、榆次、寿阳、平定那一带同敌人周旋,割过电线,破过公路,还在宣传、发动群众中扩大了部队。我们还没收过从绥远过来的大烟贩子,并动员他们参加了游击队,我记的有10几个人都参加了我们的游击队。

我们活动了一段时间后,晋中特委又把我叫去,还是王孝慈同志谈的话。他说:“你这个部队又要编到第一二九师第三八五旅去了,你赶快带上他们去和顺县城找谢富治同志,他是第三八五旅的政委。出发前你不要宣布,等去了以后再告诉大家。”到了和顺县城见到谢富治政委后,他就问我:“部队带来了?”我说:“带来了。”他又说:“你们这个部队要编到第三八五旅第十四团,也叫汪支队。”我说:“编吧,特委已经对我讲了,我同意!”

编到正规部队以后,我担任第十四团第四营,也就是特务营的教导员。第十四团由汪乃贵同志任团长,他是四方面军的一个老红军,没有文化,贫农出身,很善于作战。政委姓李,政治部主任姓赵,后来这两个同志到冀南后都不幸牺牲了。副团长也是红四方面军的,侦察员出身,打仗很勇敢。

我们这支部队就在昔阳和平定一带开展游击活动,主要是破击公路、切割电线、组织群众、锻炼部队。那个时候,生活苦得很。由于粮食缺乏,我们还把昔阳县一个老财存放的据说是明朝时候的小米给吃了。小米在麻袋里装着,结成一块一块,硬得像矿石一样,颜色是发绿的。吃的时候,先用清水泡开,泡开以后洗干净,把绿颜色都洗下来,变成白的,煮到锅里也不开花,焖成焖饭如一个个小球似的,掉到地上还往起蹦呢,吃起来味道是酸的。就吃这个,到最后连这个也吃完了,开始吃玉米轴。玉米轴先在磨上磨出来,然后焖成焖饭吃,一咬里边净是白渣子,也没有菜,向老百姓要点辣椒,放在里边拨拉拨拉吃,

那可是受了一段罪啊!

当我们在昔阳和平定一带开展游击活动的时候,又碰上敌人向晋东南根据地发动“九路围攻”,我有幸再一次参加了反围攻作战 那是1938年4月初的一天,我们营住在平定县阳胜村,突然旅部派来通讯员告诉我们,说敌人开始进攻,让我们赶快集中回西寨去接受任务。我们马上急行军,一天一夜走了80多里路,完全是山路。到了西寨,已经晚上了,谢富治政委打电话给我们布置任务,让大部队由副团长带领到和顺城以南的暖会村和他会合,一部分战士到昔阳与和顺边界的老爷岭,也叫柴岭去狙击敌人。当天晚上,一吃完饭,副团长就让我带一个排去狙击敌人。我那个排长非常好,是原来红军的一个年轻战士,江西人,刚提拔担任排长,我就全靠他。我们连夜出发,又走了70多里路,可以看见老爷岭了,静悄悄的,没有任何动静,也不见什么人影,上不上老爷岭我没有主意了,就问排长:“怎么样,你有经验,你说吧!”他说:“一点声音也没有,你上去干啥呀!”我说:“咱们的任务是狙击敌人,不见日本人,阻击个啥嘛!”他说:“我去打听打听。”他就跑出去在附近找见个老乡打听,老乡说:“不到晌午的时候,听见有炮声,又有汽车声,日本人已经过去了,直到这阵再没有什么动静。”既然日本人已经过去了,我们只好往回返,结果又是70多里。这样,一天跑了140多里的山路,还是急行军,到了西寨赶快做饭吃,吃了以后到和顺那面找部队去。等我们快到和顺城,大概还有20来里路,日本人已经到了和顺城,我们便绕道和顺城西山去了暖会村。我们一进村,就看见陈锡联同志和大部队在这里。我第一次见到他,当时他还是第三八五旅的副旅长。我看见他很年轻,很英俊。他看到我们这支部队来了,就说:“你们赶快吃饭,吃完饭就出发。”接着,他又改口说:“还是快走吧,打了仗以后再吃饭。”我们只好就走。我带着一个连,是我们营的第二连,走到一个山沟里碰见第一一五师的一个团长,带着一个营。陈锡联同志看见这个营全部挎着日本马步枪,团长身上穿着日本军大衣,就回过头来对我说:“你看人家这个部队装备多好,你那个部队就像讨吃队。”我说:“旅长,咱这是游击队刚编进来的呀!”他又对我说:“好,打完仗了武装一下你这个部队!”

于是,王谦又带着部队继续参加战斗,并且冒着生命危险一直行进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中,以至第一次打死了一个日本鬼子,缴获了一支步枪。这对于刚刚成为八路军一员的王谦来说,打心眼里感到十分欣慰。他接着回忆说:

一次,在和顺县城南面一带,我们那个团政委告我:“天快黑了,你带着部队下去,在一个岗上布置一个排;另外让你的连长带上一个排从那个山沟里出去,敌人现在正在河床里运动呢,让他们等天黑的时候用手榴弹把敌人打回去。”我就按照政委的命令办。我带着一个排放在沟口上,可我那个连长却吓得还打哆嗦呢。他原来是个小学教员,昔阳县人。我把他说了一顿后,觉得不行,我就从一个战士身上抽出一把砍刀,提着砍刀,带上连长,并对他说:“走,你跟着我走!”这样,一冲出那个沟口,就看见有两个日本鬼子,我就打死一个,另一个跑掉了,留下一支步枪,一个背包,还有一匹马。我那个班长走过去正要牵这匹马时,因对面山上的八路军部队用机枪扫射,马受惊一下跑远了,他只扛回一支步枪和那个背包。我们心里高兴极了,觉得不只打死了一个日本鬼子,还缴获了一支步枪;那匹马虽然一下跑远了,但终归还得落在我们哪一个部队的手里。

接着,又在到松烟的路上打了一次阻击战。那是我们的团长汪乃贵同志布置的。当那次战斗结束撤回去后,团长就问我:“教导员,你们吃饭了没有?”我说:“没有。”他说:“算了,先不要吃饭。现在,你就带上一个排从河床下去,一直到松烟,沿路找有利地形打阻击。”我说:“行!”我带的那个排只有7个人,一个指导员是我在平定中学的同学,一个排长,一个通讯员,还有4个战士;有一支阎锡山兵工厂制造的冲锋枪,一支四川造的步枪,还有3颗手榴弹。这次阻击,虽然没有和敌人交锋,但整整活动了两天,第三天才回到太行山的最顶尖,也就是辽县(今左权县)的下庄村。我们团就住在这里。见到团政委后,我就把一路上的情况向他作了汇报。

以后,王谦又奉命带部队参加了攻打昔阳县城的战斗。但令王谦没有想到的是,这次战斗竟成为他在八路军正规部队进行的最后一次战斗。战斗结束后,他即接到了工作调动的“命令”。

二、“在平东十个月,工作开展得自感满意”

根据第一二九师第三八五旅旅部的决定,王谦回旅部分配新的工作。为了向王谦送行,第十四团特别召开了欢送会,团长、副团长等领导还给王谦赠送了礼品,至今令王谦难忘:

为我工作调动的事,团部还专门开了欢送会,各营的领导都来了,团部的领导也都来了,政委在会上讲了话。他说:“王谦同志,对不起。这个部队是你们建立起来的,你又把它带来,现在就要打成主力部队了,可要调动你的工作。”讲完以后,他又对我说:“你有什么意见,请你讲一讲。”我说:“调动工作我没意见。我是一介书生,这个部队靠我是打不出来的。至于政委说这个部队是我的,我说不是的,这个部队是党的,我是党派到这个部队工作的。你们都是老同志,老大哥,我是小弟弟,不仅年龄比你们小,党龄也比你们短,所以,希望大家多给我提意见。”我就讲了这么几句话。欢送会还进行了会餐,蒸馍、大猪肉块子两大盆,我简单吃了点就走。

行前,我那个汪团长拿出两条烟送我,我不要,他非要我收下不可,并说:“你不收,就是看不起我这个老粗!盛情难却,我只好收下。副团长在太原买的一双皮底帆布鞋,也拿出来要送我,我不肯收。他说:“不行,我和你相处了3个多月,处得不错,今天我们要分手了,留个纪念嘛!说着,他就往我的包里塞,我没有办法拒绝他的一片诚心,也只好收下。政治部主任及其他领导也都送了我东西,有毛巾、牙刷等。带着同志们的一片深情厚谊,于1938年4月底的一天,我和通讯员踏上了去旅部的路途。按照旅部原来的决定,是让王谦担任敌工部的股长。根据王谦的要求,随后又改变了这个决定。大概是改任中共冀晋特委书记的彭涛知道了王谦工作要调动的事,就写信给第三八五旅政委谢富治,要王谦回平东县工作(因平东县属冀晋特委领导)。经旅部研究,没有完全接受彭涛的意见,只答应让王谦带一支部队保护平东县政府,回平东开展工作。于是,在1938年5月1日,王谦便率领一个班的兵力和平东县政府的工作人员回到了平东,并在娘娘庙村安营扎寨住了下来。开始,王谦是以第三八五旅的干部的名义,即八路军工作团的名义,帮助开展地方工作。两个月以后的7月间,中共冀晋特委根据第一二九师政委邓小平和谢富治的指示精神,正式任命王谦为中共平东县委书记。对此,王谦追述说:“我第一次见邓小平同志,是1938年7月的一天。那是谢富治和邓小平同志他们路过平东到冀南去。谢富治政委给我介绍说:“这是邓政委。”我给他敬了个礼,他就拿出水笔在一块纸上写了‘邓小平’3个字让我看。我说:“我知道,我知道,我在布告上见过您的名字。”他只说了这么一句话:“谢政委和我同意冀晋特委彭涛同志的意见,决定让你留到地方工作,由特委任命你做平东县委书记。谢富治政委还说:“这里工作开展后,你将来还得回部队哩。”我说:“可以,可以。”邓小平同志说:“就这么个事,以后再说。我第一次见邓小平同志,他就那么简单的几句话,我觉得这个小个子厉害,说话倔巴巴的。

平东,是平定县境东部地区。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于日军的占领和分割,平定县境以正太铁路和平(定)辽(县)公路的“T”字形切为三块,即平东、平西、平北,都以一个不完整县而独立存在于抗日战争的八年之中。平东县范围包括县境内正太铁路以南、平辽公路以东,以平定县第二区为主体,加上第一区、第五区的部分村镇。东至冀晋接壤的雁过口(今属河北省井陉县),西抵平辽公路线与平西县相邻,南与昔阳县连接,北至正太铁路和平北县仅一线之隔。东西长约29公里,南北宽约19公里,总面积约550平方公里,人口近8万。1937年12月,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工作团和中共地方党组织在平东测鱼成立了平东县抗日政府。1938年2月,中共冀晋特委组成平(定)井(陉)工委,开辟平东工作,成立了中共平东县工委。

平东县地处太行抗日根据地前沿,三晋要塞固关、娘子关屹立于县东,正太铁路一线南北分别为晋冀鲁豫和晋察冀两大抗日根据地。井(陉)平公路,贯穿境内,是连接晋、冀两省的咽喉,战略位置十分重要。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长驱直入,国民党平定县、区政权机构自行解体,乡村旧政权处于瘫痪状态。平东是平定县最早沦陷的地区。中共平定工委利用牺盟会这一合法组织,广泛开展抗日救国活动,大力组织抗日武装。1937年10月,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在七亘村两次伏击日军,取得胜利,大大鼓舞了平东地区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日热情。同年12月,测鱼周围20多个村庄的群众代表约100余人集会,酝酿成立平东县抗日政府,选举高九成担任了平东抗日县政府县长。高九成是测鱼人,曾参加过牺盟会组织的军政训练班,日军轰炸平定县城前,回到测鱼担任了测鱼沿庄中心村村长,在附近村庄一带,很有影响。但是,他担任县长后,不是用抗日政权去组织发动群众抗战,而是利用县长的职权,打着抗日的旗号,向群众摊粮派款,借机发财。后来,山西省第三行政主任公署委派唐世荣担任了平东县县长(唐后任辽西县县长时投敌叛变)。当时,正值日军向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发动“九路围攻”,唐世荣到平东的第三天,高九成便策动驻在测鱼的平东游击队叛变,星夜出逃到河北元氏县,投靠了国民党残部侯如墉部,被任命为十三支队队长。高九成公开叛变后,配合围攻抗日根据地的日军向平东县政府进攻,使平东的斗争形势日趋恶化。在此情况下,中共平东县工委遭到破坏;平东抗日县政府暂时撤出测鱼,转移到平东和昔阳交界地带。

平东县在开辟初期,虽由执行侧击任务的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初步掌握了测鱼一带地区,但公路、铁路沿线的许多村庄,从1938年春就由一些地主、豪绅出面搞起了维持。而敌人为巩固占领区,便采取怀柔政策,有时甚至对敌占区的人民进行一些施舍,蒙骗了不少老百姓。

为了打开平东的抗日局面,刚到平东的王谦,首先把广泛罗致抗日人才和建立抗日武装的任务放在第一位。为此,他指派八路军工作团和县政府的工作人员,深入各地宣传群众、发动群众,并通过张贴布告、个别走访、熟人关系等各种方式,召唤曾经是共产党员、牺盟会员的同志,以及知识青年,出来参加抗日工作。在八路军工作团和县政府的号召下,平东县各村,以及敌占区和县城附近不少爱国青年和知识分子,纷纷到娘娘庙寻找抗日县政府,要求参加抗日工作,甚至平西县也有不少抗日青年奔赴平东,分散在各地的共产党员、牺盟会员也陆续前来接关系,不到一个月时间,就会聚起各方面人士达100余名。在此基础上,以进驻平东一个班的八路军为骨干,组建了正太沿线游击队,队长周向义,政委先是王谦,后由请示谢富治调来的尚炯接任。到7月,扩大为两个连。到9月,又发展至3个连,成为一支拥有400余人的装备齐全的游击部队,并受到中共晋冀特委书记陶希晋(在此之前,冀晋特委和晋中特委合并为晋冀特委,原冀晋特委书记彭涛调任晋冀豫区委民运部部长,晋冀特委书记为陶希晋)和第三八五旅旅长陈锡联的称赞。对于这一情形,王谦说道:

我们回到平东时,只有那么十几个人,县政府9人,加上一个班的部队,也就是十几二十个人。光靠这些人,无论如何是打不出一个局面来的。我们就想方设法搜罗人才,把县政府的人、工作团的人派到各地,贴布告,找关系,大张旗鼓地召唤过去是牺盟会员、共产党员的人,知识青年和中、小学教员,能叫来的都叫出来。就这样,派出去找人和有人知道了主动找上门来的,有中小学生,有教员,有农民,有工人,还有商人等,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不出一个月,就团聚了100多人。人一多,我就决定组建武装,成立了正太沿线游击队。因为我在那一带熟人多,我不是当过公道团区团长嘛,这一带村子都去过,人们一听说王谦又回来了,好多人都愿意跟上我们走,所以我们的部队发展很快。不到3个月,就由一个连发展成为两个连。不出半年,又扩大成为3个大连的县独立营,总共达到近500人。此外,还成立了一个有80多人的警卫队。

而且,在建立抗日武装的同时,我们还派人到各处收集资财,特别是武器、弹药,娘子关保卫战时,驻在这一带的国民党川军被日本人打败,丢下了大量枪支弹药,手榴弹、步枪、机关枪、子弹都有,甚至还有骡马之类的,我们就统统把它拣回来。有的落在老百姓手里,我们就动员老乡把它交出来支援抗战。我们特意在一个山庄里设了个小仓库,把收集到的各种资财放在那里。我们还建立了修械所、军服厂。派人从平定城弄回3台缝纫机,组织一部分参加工作的妇女专门缝制军服。这样一来,我们的县独立营,每人1支步枪,带刺刀的,4枚手榴弹、100发子弹,从米袋到绑腿、皮带到军装,一应俱全。另外,还存了100箱手榴弹,两万多发子弹。应当说,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有这么些家当,还是很可观的。

9月初,晋冀特委书记陶希晋同志来平东检查工作。他看到我们的部队装备齐全,又都穿着自己缝制的新灰布军装,就对我说:“哎,你们这个地方弄得不错嘛!你这个部队怎么能装备得这样整齐呀,你有多少武器呀?还有什么军服的?”我说:“除了武装部队以外,我还存着一些手榴弹、子弹等,步枪没有。”实际上我还存着几十支步枪,没有告诉他。他又问我:“你还存着什么东西?”我说:“最近我们截了一个往昔阳去的日本运输队,缴获了一些洋布,还有些纸张和糖。”他说:“你得给我送一些去。”我说:“好啊!”老上级嘛,我就用50头毛驴驮着子弹、手榴弹和布匹、纸张,运到了晋中特委的驻地,他高兴极了。到了10月份,陈锡联旅长率部队从冀南回来路过平东时,看到我们的部队每人一支枪,手榴弹、子弹、刺刀齐备,穿的军装都是新的,还有一挺美国造的机关枪,他就非常高兴地笑着问我:“你搞的这个部队好呀,是怎么搞成这个样子的?”我给他汇报了我们的一些做法和有关情况后,他便向我提出了要兵的要求。他说:“教导员,你得给我补充我这个部队。”我答应了他,一下给第三八五旅送进了两个连的300多名新兵。送了两个连,剩下一个连,我们很快又恢复发展到了3个连,又成了一个营的部队。

在收罗人才的过程中,王谦还把他的老朋友、老上级、入党介绍人孙竹庭也接了出来。“我们从平定撤退前,正太特委决定派孙竹庭同志去担任和顺县委书记,因为他老婆快生孩子了,娘子关战事又吃紧,他有点不想去,但彭涛同志给他做工作,最后他答应了。彭涛同志走后,他回家正准备出发,可就在这时,日本人占领了平定城。所以,孙竹庭同志在我们撤出时就没能出来,这次我才把他接出来。当时,他正住在陈宜庄的一户佃农家里。人接出来了,可党籍却没有了。怎么办?他是我的老朋友,又是我的老上级和入党介绍人,恩人嘛,我不能不管。于是,我就给冀晋特委书记彭涛同志写了一封信,向他请示如何解决孙竹庭同志的党籍问题。他回信说:“关于孙竹庭同志的问题,我没有意见,他没有出来工作,我也不知道因为啥,是否恢复他的党籍还是重新入党,由你们决定。据此,我和我那个县长商量,决定让他重新入党,我们俩作为介绍人,又让他重新入了党。入党后,先分配他当司法科长,负责审查汉奸等工作,后来,又派他当了二区的区长。

在收罗人才,建立抗日武装的过程中,中共平东县委、县政府还组织工作队深入到各村,放手发动群众,废除苛捐杂税,推行合理负担,动员社会各阶层、各阶级,有粮出粮,有钱出钱,为支援抗战筹粮备款。并组织工救会、青救会、妇救会、农救会等各界救国会,秘密进行建党工作,动员和组织青壮年参加抗日自卫队。党的抗日民主政策,八路军英勇歼敌的行为,县委、县政府旗帜鲜明地开辟工作,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营庄以东的各村农救会组织便纷纷建立,党组织也日益扩大起来。

随着平东工作的开展和抗日救国群众运动的深入,以营庄为中心的大片土地,已基本上成为抗日游击队活动的后方。中共平东县委根据党的关于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指示精神,废除了已经解体的原平定县第二区旧政府,于 1938年7月,在测鱼、营庄及其周围40余村的范围内,建立起平东抗日县政府领辖的第一个区政权、第二区公所,并组建了党的区委会。区长孙竹庭,副区长白铭;区委书记董玉如,副书记王福寿。至此,在平东县东、南半区的党组织逐步得以发展,党员增加到73人。

平东县二区抗日政权的建立,为平东县广大农村做出了榜样,但也遭到了企图搞维持的反动顽固势力的反对。为了进一步推动其他地区的抗日工作,中共平东县委、县政府对个别地方的顽固势力采取果断措施,给予了坚决的打击。先后镇压了木槽、陡岭维持日寇的伪村长,伸张了正义,扩大了影响,使平东抗日根据地迅速地向北、向西发展。到1938年冬,牧草、小川、柏井、张家岭、固驿铺、白灰、梁家垴、井峪、西沟、狼白、洪水等20余个村庄,都秘密发展了党员,建立起基层党支部。立壁、桃叶坡、神峪、郭家垴、古贝、牛角沟等村,也都个别地发展了党员,有了党的组织。同年12月,在朱峪建立起第一区区公所及党的区委会。区长王志远,副区长郄福如;区委书记杨章炳。以后,又相继建立了第三、第四区区公所和党的区委会。

伴随区政权的诞生,平东县各界抗日救国会也都相继建立起来。1938年8月10日,也就是农历七月十五,平东县农救会代表会在娘娘庙召开,成立了县农救会。到10月,工、青、妇各界抗日救国会的领导机关也先后成立起来。在此基础上,平东县抗日武装自卫总队部也应运而生,由县武装科长张振寰任大队长,赵雨亭任教导员。总队部成立后,在县委驻地谷洞村开办了抗日自卫队训练班,每期轮训500余人,总共训练了三期、1500人,从而为全县建立和发展群众抗日武装培养了骨干。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这次全会是在抗日战争向新阶段发展的紧要关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全会总结了抗日战争以来15个月的基本经验,提出了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规定了把主要的工作放在敌战区和敌后,独立自主地放手发动群众,组织人民抗日武装,开展广泛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政治任务;确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华南”的战略方针。

根据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精神,山西各抗日根据地党组织,对巩固根据地的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和安排。

在太行抗日根据地,于1938年12月3日至25日,中共晋冀豫区党委在屯留县寺底村召开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总结了晋冀豫区一年来的工作。会后,中共晋冀豫区党委作出《关于目前工作任务的决定》,要求在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坚持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之下,从巩固中求得全区工作的全面与平衡的发展,保卫与建立模范的抗日根据地,迅速完成紧急动员工作,准备应付严重局面的到来。

在贯彻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和中共晋冀豫区党委扩大会议的精神的过程中,中共平东县委把坚持抗战和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推向新的发展阶段。全县各级党组织和抗日民主政权进一步健全和巩固起来,更加密切了与群众的联系,成为群众利益的忠实代表者,广大人民群众抗战与生产的积极性也空前高涨起来。抗日民主政府的政令畅通无阻,坚持抗战的各项工作得以顺利实施。对于当年开创的这种热烈的群众性抗战局面,王谦至今兴奋异常:

贯彻六中全会精神后,平东的情况有了新的发展。这主要是群众性的抗日救国运动进一步开展起来了。我记得是7月初,我回去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我那个旅,也就是第三八五旅政治部的宣传股长到平东来,通知我说:三八五旅的两个团,就是我在过的那个十四团和它原来的一个老团七六九团,要路过平东,所有给养问题都让我来解决。这下可难住我了。我说:“这个地方才刚刚开展工作,一下来这么多部队,让我管吃管住,我一时怎能解决得了?”可宣传股长却说:“这是谢政委的命令!”我只好接受下来。随后,我就一个村、一个村地跑,找村长,让他们给准备小米,别的不要,就要这一样。有的村要了30石,有的村要了40石,不等。大概跑了六七个村,总共弄了两万斤小米,送到一区边上的一个村子。等到大部队过来的时候,我就让他们带上了筹措到的这批粮食。那时候,一下弄这两万斤小米不容易呀,得我亲自下去跑!可六中全会以后,形势就大不一样了。从县到区、到村,我们的政令畅通,老百姓不仅积极参军参战,主动交粮、交款,就是日本人行动的一切情报,都能够及时地给我们送来。我不是讲过,我们从县独立营拿出两个连的兵力,送给了第三八五旅嘛。后来又很快恢复扩大到一个独立营的建制,就是由于我们政令畅通无阻了,老百姓较前更加发动起来了。

各级党组织和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和健全,各界群众抗日救国团体的普遍成立,使平东县抗日救国斗争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地向前发展。对于抗日力量的发展壮大,敌人非常害怕。日寇加紧了对抗日根据地的“扫荡”、袭击,国民党顽固派和汉奸特务的破坏活动也日益猖狂起来。

平东县抗日政府原县长高九成投靠反共顽固派侯如塘后,带领十三支队从河北返回平东,表面上打着抗日的旗号,实际上干着破坏抗日的勾当,同王谦等领导的中共平东县委、县政府针锋相对、分庭抗礼。高九成在测鱼一带称王称霸,摊粮派款,欺压百姓,并指派部属四处搜捕抗日人员,袭击坚持在平东的群众抗日武装。当时群众中流传着这样的民谣:“特务团长高九成,带领部下一伙兵,随便吊打老百姓,不交钱财就要命。”老百姓异常愤恨地说:“八路穷,民军富,十三支队是财神。”

为了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争取高九成继续抗日,王谦做出必要的让步,划出一定的地方作为十三支队的筹粮范围。但高九成拒不接受,一直和抗日政府唱反调、闹对立。为了开辟抗日根据地,中共平东县委派出工作队深入农村,宣传抗日,发展党员,组织农会,建立抗日民主政权。而高九成也将其部队分散各地,在群众中进行反动宣传,煽动和网罗反共顽固势力起来对抗。石门村召开农救会会议时,十三支队派出兵力,竟将会场包围,扬言要“活捉第二区农救会会长李希泰”。第二区公所在营庄召开成立大会时,高九成也在马山召集老百姓开会,煽动群众起来搞维持。抗日民主政府组织自卫队集训,高九成又派人四处活动,招兵买马,或向各村打招呼,不让自卫队员参加集训,有的村弄不清事实真相,就上了他们的当。

中共平东县委调二区区委书记董玉如在崔家峪办起了修械所,制作、修理枪支及其他武器。修械所办起后,很快就引起了高九成的仇视,不久,董玉如就遭到他们的杀害,30多名工人被劫持到昔阳冶头,修械所的设备和物资也被抢劫一空。

平东抗日根据地的发展,打破了高九成企图一统平东的黄粱美梦。为了挤走抗日县政府,高九成在洪水驻扎了200余人的机枪连,妄想把抗日县政府围困在娘娘庙一带。

对于高九成的倒行逆施,王谦始终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多次派人与高九成进行交涉,劝其以民族利益为重,团结抗日。但高九成顽固坚持反共立场,拒不悔改。1939年2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河北等地摩擦问题的指示》后,王谦据此精神,对十三支队再次进行了争取工作,并派民运科长周汉卿同高九成进行了谈判,但还是没有取得效果。按理,对高九成这样反动的家伙,必须坚决反击,不能让步,在这里无疑是有教训的。

在开辟平东抗日根据地的过程中,王谦度过了一段异常艰难的日子。刚开始,工作团没有经费,困难到连贴一张布告的纸都找不到。为此,王谦把他骑的一匹骡子卖了30元大洋,托平定县的一名商人去石家庄买了一台油印机和一些纸张。那时候,他正是20来岁的小伙子,可一天仅吃两顿饭,而常常吃的又只是玉米面贴饼。而且,由于平东处在对敌斗争的前沿,形势十分险恶,作为县委书记的王谦,经常是文件不离身,武器不离手,每晚睡觉都不能脱衣服。但是,生性就不怕艰苦的王谦,严酷的战争生活更加磨炼了他的革命意志,增长了他的领导才干。他始终坚持团结和带领县委、县政府的一班人,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白手起家、自力更生,在艰苦卓绝的斗争环境中,发动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开辟、巩固和扩大了平东抗日根据地。

几十年以后,当王谦在回顾平东这一段战斗经历时,他仍然满怀激情地说:“在平东10个月,工作开展得自感满意。我和同志们是团结的。当时我22岁,同志们都以老王称我。工作的顺利,出人意料,我感到非常兴奋。”如果把王谦在平东这段工作做一个概括,可以归结为“时间短、进展快、成绩大”九个字。其原因在哪里呢?王谦自己作了这样的回答:

10个月的平东工作能够顺利开展,究其原因,我认为主要有以下这么几点:

一是老百姓要抗日,决不当亡国奴。日本人占领平定城后,这一带属于国民党和地主绅士组成的县政府管辖,催粮派款抓壮丁,老百姓非常气愤。我回去后,宣传抗日,发动群众,实施合理负担,老百姓感到有一种新气象,愿意跟着我们走。

二是平定失陷前,我在这里曾有过近两年的工作基础,特别是1936年10月之后,我和其他同志在这个地方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工作,在许多村里的青年农民、小知识分子中发展了一大批牺盟会员。而且,抗战开始后,八路军在七亘、娘子关、阳泉附近住过,并在娘子关、七亘、广阳和昔阳的黄崖底打了几个胜仗,树立了八路军的威望。而我最初又是以八路军第三八五旅工作团的名义开展工作的,所以,就赢得了老百姓的拥护。

三是从1935年建立好人团,后又改为公道团,我都是在这一带开展工作的,有许多人都认识我。他们很欣赏我的工作作风,也相信我。再加上,我在这些地方的柏井等村子里,有许多亲戚,我的两个姨姨家就是在这一带的村子里。这就成为我们开展工作的很好的群众基础。

四是我回去后,召集起来的干部、抗日分子,大多数都是年轻人,好多都是我发展的牺盟会员,和当地的老百姓能融合在一起。还有一些人,是我们在平定城内开展抗日救国宣传工作时的积极分子。他们到来后,都成了领导骨干。我很关爱这些年轻人,工作上相信他们,放手让他们干,生活上关心他们,因此,他们都愿意好好地干,革命积极性非常高。

三、榆社三把火烧出了一个好的开局

1939年3月上旬,中共晋冀豫区党委决定,由王谦接任中共榆社县委书记,原书记高彩章调离。这样一来,从1939年3月到1942年2月,王谦在榆社担任县委书记即达三年时间。这三年间,正值敌后抗日根据地由发展、巩固到严重困难时期。因此,在这三年里,王谦在县委书记的岗位上经受了极大的锻炼和考验。正如他在后来回顾这一段战斗历程时所说:“我在榆社呆了3年时间,这三年对我很重要、很有益。在群众运动中,在战斗中,在农村党的建设中,在条件十分困难下进行农业生产中,在战争条件下的民主建政中,我受到了考验和锻炼······我经常想到这一段的一切,对我都是宝贵的,永志不忘的。”

榆社县位于太行山西麓,山西省中南部。东邻辽县(今左权)、和顺,西连祁县,南毗武乡,北接太谷和榆次。全县群山环绕,四周高,中间低,以丘陵、山地为主,浊漳河纵贯县境,山水相间,风景秀丽。榆社县具有悠久的历史,早在旧石器时代即有人类活动。由于榆社四面山高沟深,地形复杂,地势险要,关隘要塞甚多,故有“盖潞泽北走晋阳要道”之说。在漫长的封建社会,榆社经济十分落后。近代以来,广大劳动人民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压迫,过着极其悲惨的生活。1922年初,榆社县潭村人时青(又名王世益、王祥和,1928年曾担任中共山西省委书记)在太原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榆社最早的共产党员。在他和榆社县东汇村人马定夫、任家垴村人任悟僧等榆社早期共产党员的影响下,一大批榆社青年开始觉醒。1935年,中共榆社党组织诞生后,即领导广大贫苦农民开展了抗债、延债、抗租、延租和反对摊派的斗争,在榆社县广大人民中播下了反抗剥削压迫、谋求自由解放的革命火种。

抗日战争爆发后,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工作团团长杨宏明率团进入榆社,恢复了中共榆社县工委,由杨宏明担任书记,并组建了榆社县抗日游击大队,配合第一二九师谢(家庆)张(国传)大队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在县工委的领导下,榆社县牺盟分会发动群众罢免了国民党榆社县长樊亮,成立了榆社县抗日民主政府,由共产党员高沐鸿担任县长。随之,工人、农民、青年、妇女抗日救国会等群众团体也相继建立,有力地推动了全县抗战工作的开展。1937年10月至11月间,刘伯承、徐向前、朱德、彭德怀等先后来到榆社,向当地群众宣传党的抗日路线、方针、政策,极大地鼓舞了全县人民抗日斗争的信心。在群情激奋的抗日热潮中,于同年11月中共榆社县委成立,书记刘建勋。榆社县委成立后,大力加强党的建设,发展党的组织,改造区、村政权,扩大抗日武装,把抗战工作推向了新的发展阶段。

当王谦到榆社县履行新职时,这里已经是比较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全县中共党员达到1400余名,地方抗日武装拥有8200余人。在行政上属于以薄一波为主任的山西省第三专员公署领导,县长由武光汤担任。但县政府和县委的关系不协调,甚至有不服从县委领导的现象发生。县委所需的经费很困难,连吃饭的问题也没有得到完全解决。因此,王谦上任后首先从解决县委的吃饭问题人手,敲响了工作的开台锣鼓:

1939年3月初我离开平东,到了和顺晋中特委机关,在那里住了两天,领导谈话后由刘建勋同志带着我到榆社的。他当时是武乡县委书记,是从榆社县委书记任上调去的。那人家能力比我强得多,党龄也比我长,经验也比我多。我到榆社时,这里已经是开辟好了的较为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县长是武光汤同志,秘密党员,在行政上归薄一波同志的三专署管。去的时候我穿着八路军军装,刘建勋同志就给武光汤同志说:“这是第三八五旅的王谦同志,来这里当县委书记,以后你就归他领导。”

武光汤同志他们当时有薪金,每月200元钱,而我们连两元也没有。县委机关住在城关西面的一家地主大院里,可机关实在不成个样子,连一张办公桌子都没有。只有一个干事小杜在,组织部长下乡了,宣传部长到区党委党校学习了,事务长也到乡下要粮去了。等刘建勋、武光汤同志他们走后,我便和那个小杜同志闲谈,打听这里的情况。他告诉我说:这里的县委不起什么作用,老刘(指刘建勋)在时还马马虎虎,新来的那位工人出身的县委书记(指高彩章)呆了几个月,县政府和牺盟会的人都看不起他。他找人家,人家不买账、不见他。组织部长是一个中学生出身的年轻人,工作挺积极,但这里的人也不太尊重他,所以他只有到下面去跑。这里的几个区委书记都还不错,全是他们在下面支撑县里工作的。县委的经费,公安局长每月给20元,每个区也能给一些钱。粮食由县政府拨给,每月只给6石。县委有一个交通游击队,100多人,还有机关10来个人,月月不够吃,到处去借粮。最近,财政局不给粮食了,没办法,事务长又到区里向区委要粮了。你来了,希望你能先把吃饭的这个“民以食为天”的问题解决一下。如果他们不给,你就把县长的党籍开除,否则有什么办法呢?

县委的组织部长小宋(修治)同志回来后,他也给我讲了有关县政府和牺盟会的不少问题,说这里县政府的党团不起什么作用,他们不服从县委的领导。

听了小杜和小宋两个同志的反映,王谦感到县级几个班子,主要是县政府和县委的关系不顺当,存在的问题或矛盾还比较严重、尖锐。从哪里开展工作?他觉得小杜同志说得对,“先得解决吃饭这个‘民以食为天’的问题”。于是,新来乍到的县委书记王谦,就亲自出马找县长武光汤去了,而且一找就是连续三次之多:

第一次找县长谈话。我说:“刚来什么都不了解,以后请多多帮忙!我先把自己介绍一下:1936年入党,战争之初系游击队出身,在晋东创建根据地,尔后编入第三八五旅第十四团当教导员,接着调出来做地方工作。在平东10个月,现在又调到这里了。武光汤同志,也请你介绍一下自己,以便以后工作。”随后,我向他提出:“县委机关怎么连饭也吃不开了呢?”他说:“每月给他们小米6石,是如数拨给他们的呀!”我说:“一个连级交通游击队,还有机关人员,不够吃呀!”他说:“那就没办法了。三专署在这方面管理很严,我们每月把给他们的粮食数报专署,由专署和八路军结算。”我说:“武光汤同志,你能不能再批一下。”他说:“我没有这个权力,如果要增加供应,那是要由专署来批准的。”我第一次提的问题,就这样被顶了回来。

第二次找县长谈话。我一开始就直截了当地对他说:“武光汤同志,县政府由你批一下,先解决我们饿肚子的问题,好不好?”他先是坚持说:“我无权。”接着又说:“财政上向我提了许多意见,给你们的粮食现在已经超供了。”第二次谈话又顶回来,我笑了笑走了。

第三次找县长,情况开始有了变化。我问他:“解决粮食供应有没有变通办法?”他说:“这还得和财政局商量商量,可以上报试一下。”他又推了。我一边抽我的小旱烟,一边说:“那好,我自己想办法吧!”他说:“没办法。”我说:“我有办法。我知道粮库地址在哪里,区委书记们我能指挥动。”武光汤同志一听这话,感到不对劲,赶快说:“那我和财政上商量一下。”随后又改口说:“你们吃多少,就领多少,财政上都支给,行吗?”我说:“可以,有饭吃还有什么不行的!”

这样接连三次找县长谈话,也可以说是“先礼后兵”吧,最后才算解决了饿肚子这个“难剃得头”!真是“不打不相识”,只有经过“打”了的相识才是宝贵的、永久的、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在榆社县的相互“碰撞”,竟成为王谦和武光汤相识的起点。从此,他俩关系日益密切,直至成为彼此可以信赖的挚友。20年后的1958年,也就是王谦担任中共山西省委书记处常务书记时,曾推荐副省长武光汤当上了省委常委;到1965年,王谦担任省委第二书记兼省长时,又推荐已是省委书记处书记的武光汤,出任了省人民委员会的常务副省长。“文化大革命”中,王谦“复出”担任省委第一书记兼省革委会主任后,又为武光汤恢复了职务,推举他担任了省革委会副主任、省委书记、常务副省长。就这样,作为老战友、老同事的王谦和武光汤,情同手足、心心相印,同甘共苦、并肩战斗,在一起度过了大半生。每逢关键的历史时刻,王谦总是把武光汤的事情放在心上,给予应有的关照;而武光汤也坚决支持王谦的工作,尽职、尽心、尽力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以实实在在的行动来为王谦分忧解难。

王谦“三问”县长的消息传开后,便很快在社会上造成了这样一种舆论,说“新来的县委书记是三八五旅的人,厉害得很!”当这种传言还在不断扩展的时候,于1939年5月,日军向榆社县抗日根据地发动了“扫荡”进攻。

为了很好地开展反“扫荡”斗争,中共榆社县委、县政府决定建立了县、区、村三级临战指挥部。区级临战指挥部设动员、民运、武装、总务4个科,组建30人的基干游击队;村级临战指挥部设米面、柴草、总务、事务4个股,组建15人的基干游击队。县临战指挥部确定了群众转移的路线,建立了情报网络,并根据榆社地形,以漳河为界,分作河西、河东两个领导小组,由县委组织部长宋修治和县委书记王谦分别负责。由于有领导、有准备、有计划、有秩序,使这次反“扫荡”斗争取得了胜利。但是在县级领导层确也发生了不小的漏洞,在群众中造成了恶劣的影响。为此,坚持原则的王谦,当仁不让,对有关人员进行了严厉的指责和批评。在讲到当时的情形时,王谦说:

5月反“扫荡”就要开始了,我就把县牺盟分会党团书记、特派员高二花(女)同志、县政府党团书记白兰溪同志找来,还有县委组织部长宋修治同志参加。我先把反“扫荡”工作谈了一下,接着就提出,榆社的地形是漳河纵贯县境,地分东西两块,为便于对敌进行周旋,拟组成河西、河东两个领导小组开展工作。河西领导小组,以宋修治同志为组长,高二花同志为副组长,再加另外两个同志,共4人,负责组织河西群众的动员工作和反“扫荡”斗争;河东领导小组,由我负责,指挥县政府、公安局和群众行动。

反“扫荡”结束之后,我先听河西领导小组宋修治同志的汇报。他说:“从太谷出发的敌人还未进榆社边境时,小组成员,包括高二花同志在内,未经我的同意,就都逃跑了。”我问他:“跑到哪里去了?”他说:“当时不清楚,后来才知道是跑到和顺边境去了。”我听后,非常气愤。

随后,我把这个小组逃跑了的人员召集到一起,让他们汇报反“扫荡”期间的工作和行动。结果,他(她)们谁都不吭声。我问:“为什么不讲话?是不是逃跑了?跑到哪里去了?为什么不和老百姓一起行动,你们单独逃跑呢?你们就不怕被敌人俘虏了吗?你们不是口口声声喊要打日本抗战吗?过去一而再、再而三地指责蒋介石、阎锡山不抗战,为什么现在正要打起日本人来了,你们倒怕成这个样子,竟然自个逃跑了?如果敌人到了和顺,你们又往哪里跑?”我一连问了他们这么多为什么,他们一个人也不说话,都低着个头呆在那里。当然不能说话了,逃跑了,理亏了,怎么还能说出个长短来。最后,我严厉地告诉他们:

“请你们想好了,给我个交代!”

这是王谦上任以后做的又一件事。这一下,在社会上再次激起了舆论的波澜,说“新来的县委书记是八路军三八五旅部队的,很厉害,把牺盟会的人给训了。”正当这个波澜还在继续迭起的时候,王谦又成功地干了一件更大的事情,这就是1939年7月由他主持召开的中国共产党榆社县第一次代表大会。这是榆社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王谦入党以来第一次主持召开这样性质和规格的会议。

大会在郭家庄召开。参加大会的代表共有10人,历时一天,进行了三项议程:一是选举王谦、宋修治、刘汉文、张成章、陈愉奋为新一届县委委员,选举王谦为县委书记;二是选举王谦、刘汉文、韩丽生为出席中共晋中特委党代会代表;三是讨论分析了当时全县的抗日形势,布置了下一步的工作任务,确定要加强党对抗日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工作的领导。大会闭幕后,增补石植生、张成章为县委副书记。并根据对敌斗争形势,县委决定将全县重新划分为8个区,同时成立了8个区分委、区公所。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新官上任三把火”。作为新任中共榆社县委书记的王谦,也的的确确按照这个“古训”在榆社放了三把火。从解决县委的吃饭问题,到追究临阵脱逃者的责任,再到主持召开全县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不出5个月时间,干脆利索地接连办了这样三件实事、大事,一改县委过去的旧面目,王谦的威信也很快在全县人民群众中树立起来,从而为下一步工作的开展创了条件。用王谦自己的话说:“我到榆社以后,一开始就连续办了三件不大不小的实事,也可以说是放了三把火。这三把火一放,收到了令人预想不到的效果,烧出了一个好的开局,为建立榆实验县打下了根基。”

四、我第一次在榆社实际斗争中看到了农民运动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之后,特别是1939年以来,随着国内妥协投降空气的上升,特别是国民党顽固派加紧准备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的恶劣形势的影响,在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出现了严重的危机,合作抗战的局面开始发生裂痕。

为了在山西胜利地开展反顽斗争,中共中央特别向山西各抗日根据地的党组织、八路军和山西新军发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要求在思想上、组织上进行充分的准备,以应付突然事变的到来。1939年10月10日,又专门发表了由毛泽东修改的《中共山西省委关于坚持山西抗战克服危险倾向的宣言》,提出了开展山西的反汉奸运动,巩固山西的抗日统一战线,坚持山西的一切进步事业的方针,号召抗日根据地广大军民为“坚持山西抗战–反对妥协投降;坚固山西团结–反对内部分裂;力求山西进步–反对向后倒退”而斗争。

在此《宣言》的号召之下,山西各抗日根据地的党组织,有效地领导开展了反投降、反分裂、反倒退的反顽斗争

榆社县的反顽斗争,是在建立实验县的初始进行的。当时,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从对敌斗争的需要出发,提出了建立太行根据地大基地的战略任务。其具体目标,就是在太行区的腹地,把辽县(后改为左权县)、榆社、武乡、黎城等4个县,分别建成实验县。据此,中共晋冀豫二地委就榆社建立实验县问题作出决定,并提出了四项要求:(一)改造区、村政权,建立民主制度;(二)实行减租减息,努力改善民生;(三)动员群众,完成和超额完成扩兵计划;(四)加强党的建设,创造模范党支部。很明显,从开展反顽斗争到建立实验县,最主要、最中心的内容是发动人民群众。因此,围绕发动群众这个中心,中共榆社县委和县政府结合实际,着力抓了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召开群众大会,大造反顽斗争的舆论和声势;二是打击反共顽固分子,粉碎国民党顽固派在榆社的基础;三是开展屯粮运动,为抗战积蓄物资。

为了粉碎国民党顽固派的基础,中共榆社县委、县政府首先抓住梁毓毫这个活靶子,给予狠狠地打击。梁毓毫是榆社县的国民党员,一贯坚持反共立场,破坏和阻挠开展抗战工作,激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义愤。根据群众的强烈要求和梁毓毫所犯的罪行,县委、县政府即作出了严惩梁毓毫的决定。随即,于1939年11月20日,县委、县政府召开了有1万余人参加的反顽斗争大会,公审了梁毓毫,并判处其有期徒刑3年,剥夺公民权利5年。在大会上,王谦代表县委、县政府发表了讲话。讲话以“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口号为依据,以三民主义为内容,以实行减租减息的政策为归宿,富有很强的说服力、吸引力和号召力,为“参加大会的农民群众所热烈响应,不时举起他们手中拿着的棍子和锄头,高呼“打倒反共分子”、“打倒投降分子’的口号”。整个大会人心振奋、群情激昂,表现了坚定的抗日意志和信心。

伴随反顽斗争的步步深入,一个屯粮的群众运动在全县展开了。屯粮运动首先在郝壁村成功实施。尔后以典型示范,由点到面地迅速推展开来。

郝壁村是榆社县南部的一个大村,距县城16公里,属一区管辖。先名取自于村石碑记词“鹤壁珠帘”,名鹤壁,后更名为郝壁。1938年4月,建立了党支部。之后,党政群团工作成绩显著,郝壁村党支部因而被评为全县模范党支部。王谦第一次到郝壁村时,曾和区委书记韩丽生召开了为期两天的全村党员大会,对党员进行了党的基本知识和政治思想的培训,大大提高了党员的政治思想觉悟,进一步推动了各项工作。以后,王谦经常到郝壁村指导工作,使郝壁村党支部又成了县委、地委和区党委的实验支部,为推动全面工作起到了典型示范作用。在建立榆社实验县的屯粮运动中,郝壁村又走到最前面,受到中共榆社县委、县政府的表彰,并总结和推广了他们的先进经验。

以郝壁村为突破口的群众性屯粮运动,在整个榆社迅猛地蓬勃兴起,并取得了屯粮达5万多石的卓著成就。记忆犹新的王谦,以后谈起当年领导屯粮这件事来,仍然滔滔不绝、口若悬河:

在抗日战争期间,我主要在太行根据地的腹心地区工作,中心是搞减租减息,发动群众,巩固、扩大根据地,开展与坚持游击战争。所谓发动群众,主要就是发动农民群众。对我来说,最有意义的工作之一,就是参加了彭老总(彭德怀)提出来的建立太行根据地的大基地的斗争。当时的辽、榆、武、黎,就是从辽县(后改为左权县)、榆社,到武乡、黎城4个县,是太行区的腹地,人口总共近40万,不算多,但面积很大,有回旋余地,彭老总决定搞实验县,我就做了榆社这个实验县的县委书记。我记得,在山西“十二月事变”前,也就是蒋介石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前,开始建立实验县的。为了开展反顽斗争,粉碎第一次反共高潮,那时的中心工作,是在减租减息这个大题目下,具体提出来发动群众的一个内容是什么呢?就是发动与组织群众起来开展屯粮运动。

什么叫屯粮呢?那就是发动群众斗争地主,实际上就和过去苏区那个“吃大户”一样。由于把反顽这个政治斗争和屯粮这个直接代表农民利益的经济斗争结合起来,对发动群众是非常有力的。在我们榆社,屯粮运动最先是在一区郝壁村开展起来的。这个村有200多户人家,村党支部是全县最好的一个支部,有30多名党员。当时,一区区委书记韩丽生同志在这里开始发动。时间不到10天,就掀起了第一个群众运动的高潮。我去了后,看到群众发动起来的那个场面,那可真是厉害得很哟!先在内部进行动员,把共产党员、农救会员组织起来,然后就带领群众,扛着镢头、锄头、铁锹,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甚至老太太、大姑娘、小姑娘都参加了,一路上“呼”、“呼”地喊着、叫着,冲进一家姓韩的地主家里。这个地主有个大学毕业生的儿子,在晋西一个县做阎锡山政府的承审员,正好也在家里。农民到了他家以后,就是要粮,他的老子说没有,群众就开始搜,结果,用镢头在一个窑洞里一刨就刨出来二三十石粮食,有麦子、谷子、豆子什么的。接着,群众就把那个老地主和他那个大学生的儿子一块都捆起来。我惟恐打死人呀,因为群众一旦发动起来是很难控制的。

接着,我就去三区、四区向两个区委书记把郝壁村的情况告诉给他们,随后很快就在全县各区展开了声势浩大的群众性屯粮运动。四区的区委书记就是杨达同志,解放后担任山西省的轻工业厅厅长。他父亲原是太原一个中学的国文教员,是前清的一个秀才。我和他老子可是斗了好几次,他告我的状,告到专员那里,为此我还和专员吵了一架。嘿!就是他这个儿子杨达同志,在这次屯粮运动中,发动起群众来斗争他的老子。

就是在屯粮运动中,我们榆社这个小县,总共就屯集了5万多石粮食,支援了反顽斗争,支援了“百团大战”,也救济了一部分贫困农民。缺点是黑豆多了一点,战士们吃了不少黑豆。但不管怎样说,5万多石粮食,不得了呀,的确是个大成绩,群众运动搞出来的大成绩呀!我觉得,真正发动群众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我真正懂得群众运动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说实在话,群众运动,我是第一次看到那个规模、声势和局面。农民发动起来,厉害得很呀!过去,只是在毛主席的《关于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报告》里看农民运动,这一次是在实际斗争中看到的。群众发动充分,斗争搞得彻底,抗战积极性就高涨。单在这次运动中,榆社就有1000多名青壮年农民报名参了军。

五、我这个榆社县委书记在流泪

反顽斗争胜利后的1940年初秋,八路军总部发动了旨在摧毁敌人“囚笼政策”的以山西为主战场的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整个战役由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统一指挥,参战部队105个团、40万人,先后分作三个阶段实施:8月20日至9月10日为第一阶段,主要进行交通总破击作战,破坏敌人在华北地区的主要交通线,重点是摧毁正太路;9月20日至10月5日为第二阶段,主要进行歼灭作战,消灭交通沿线两侧之敌和拔除深入抗日根据地内的敌据点,重点发动了太行区的榆(社)辽(县)战役和北岳区的涞(源)灵(丘)战役等;10月6日至12月5日为第三阶段,主要进行反“扫荡”作战,粉碎敌人的报复进攻,重点进行了太行区的武乡县关家垴战役等。在“百团大战”中,特别是在榆辽战役中,满怀胜利豪情的榆社抗日武装和广大人民群众,在县委、县政府的组织领导下,全力以赴支援前线,密切配合八路军作战,历经半个多月的艰苦拼杀,终于在10月9日将榆社县城夺回到自己的手里。

然而,在“百团大战”的最后阶段,日军向抗日根据地实行报复“扫荡”,使榆社县遭到了大洗劫,以至于成为1939年以来敌人连续进行13次“扫荡”中的最惨烈的一次,使得广大干部群众的情绪一落千丈,跌到了底谷,一连几个月闭目不语,给抗战工作的开展造成了极大困难。痛苦万分的王谦,硬是抹掉自己的眼泪,强忍着坚持做干部的思想工作。从1940年12月到1941年5月,他每月主持召开一次村级以上干部会议,一面讲解毛主席的《论持久战》,让大家认清抗日战争是一场持久战,目前的困难是暂时的,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一面做动员工作,提出怎么样度过困难,启发大家出主意、想办法;同时还进行自我检讨,说县委对敌情估计不足,平时备战工作抓得不力,请同志们多提批评意见等。就这样,整整熬煎了四五个月时间,直到春耕抢种顺利完成后,老百姓才缓过点气来,干部们也开始露出了笑脸。而干部和群众的情绪明显地转变过来,那就到7月间召开全县第二次党代表大会的时候了。每当忆及这段苦痛的经历时,王谦总是以低沉的声音这样追述说:

我在榆社做县委书记的时候,那可真有几件很痛苦的事情。其中之一,就是在“百团大战”后期遭受了敌人的大“扫荡”。榆社这个县,中间有一道浊漳河,两面又各有一条比较小的河,我叫它是三条河的这么一个县。敌人这次大“扫荡”历时半个月,我和公安局长带着一个班,在浊漳河两岸的山梁上和敌人进行周旋。敌人向南进攻,我们就朝北运动;敌人由东过河到西,我们则从西过河到东,就这样你来我往,相互对峙。在这中间,我没有睡过一夜觉,每隔两个小时就派人出去侦察一次情况,分析敌人的动向,确定我们第二天的行动计划。当时,我在一个山头上看,日本人烧房子的烟雾,就像一股乌云,把全县遮了个严严实实,整整三条大川什么都看不见。白天是黄烟、黑烟,夜间是一片火光。许多村庄的房屋和窑洞都被敌人给吞没了。哎哟,我这个县委书记,一县之父母呀,心情那可真是难过极了!我坐到那个山头上气得直流眼泪。愤怒之中,解下我的皮带,用钢笔在上面写下了“报仇雪恨”4个字,发誓要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扫荡”过后,村村一片狼藉。房子被烧光了,窑洞都成了黑窟窿,所有的东西被抢的抢、烧的烧、砸的砸,树上挂的到处是日本人杀吃了的牛、驴、鸡的肠肠肚肚。看到这种凄惨的景象,老百姓伤心得话都说不出来了,一片哭声、叹气声,情绪低到了极点。连我们那个房东也是一样,当我们回到他这个院子里的时候,都是拉着个脸,不理睬我们。

为了扭转老百姓的情绪,那可真是费了很大的劲。敌人“扫荡”过后,大概有4到5个月时间,我每月初一召开一次全县村支书、村长、群众团体干部、自卫队干部、会计等人参加的会议,去做思想政治工作,讲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启发大家从长计议,认清形势,出谋划策,度过困难。可这些支部书记、村长们坐到那里,拿着旱烟袋,光抽烟,闭着个眼一句话也不说。我动员他们发言,可他们就是不吭声。像这样的哑巴会,一连开了四五次。那时,我感到很难,觉得我这个县委书记怎么当呀,连基层党组织负责人的情绪都调动不起来,更不用说普通老百姓了。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上级组织让从榆社抽两名共产党员去参军,准备组建朱德总司令警卫团。我做了动员,可没有一个人报名。哎哟,那可真是难呀!榆社那几个大村,支部都是有二三十名党员的,我亲自上门去动员,让大家宣誓报名,可不管你怎么说,反正人家不吭声,谁也不表态。就这么样个局面。我感到不行,就是开除了他的党籍他也不去,所以我只好送了一名,还是一名区委委员,动员他去参了军。榆社6万人,我只送了一个。武乡八九万人,送了两个,跑了一个,也等于送了一个。你看这工作多难做!还好,1941年春耕时敌人没有“扫荡”。天虽然旱,抗旱下种抢得不错。这对群众干部是个安慰呀,大家喘了一口气,感到还有希望在。首先是干部开始说话了,脸上有了笑容了,我也比较高兴了,长出了一口气,有一种好像大病初愈的感觉。直到7月份全县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召开时,基层干部和老百姓的情绪才有了明显转变。当时,太行三地委书记是王一伦同志,他来指导会议。看到大家情绪好转,他还表扬了我。

回想当时这么样一个情况,心情能好受吗?那可真是痛苦啊!至于说生活上,我们就没有过春节,反正吃小米饭那就是最好的了,也没有菜,能够有个山药蛋也算很不错了。

时至67年以后的2007年6月,91岁高龄的王谦,躺在病榻上还用微弱的语音谈起这件事。可见,人民群众的分量在他的心目中该有多么沉重,他和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又是多么密切而情深谊长!

历史表明,老百姓情绪的根本扭转,榆社县的群众运动再次呈现新高涨的局面,最主要的还是有赖于民主建政、特别是减租减息运动的普遍深入开展。

减租减息,是党在抗日战争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基本政策。它是由原来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改变而来的,是调节农民和地主矛盾,削弱封建势力,既能够调动农民抗战积极性,又可以联合地主共同对敌的最正确的政策。如同太行抗日根据地其他各县一样,榆社县的减租减息工作也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可以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1941年及其以前,为初步实施阶段;1942年和1943年为普遍开展并掀起高潮阶段;1944年至抗日战争胜利,为巩固深入阶段。1941年7月,中国共产党榆社县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王谦继续当选为县委书记。就在这次大会上,明确地把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当作发动群众、巩固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提了出来。会后,县委进一步加强了对减租减息群众运动的领导,实现了由原来局部的“自上而下地发动”,到广泛深人的“自下而上地奋起”的转变。农民和地主阶级力量的对比开始发生剧烈变化。广大群众正在发动起来,以贫、雇农为主干的基本群众在农村中的优势已开始崭露头角并逐步树立起来。

1942年1月28日,中共中央在详细研究和认真总结各抗日根据地实施减租减息的基本经验的基础上,正式公布了《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及其三个附件,对减租减息政策的基本原则和执行的具体办法,作了明确的规定。紧接着,于2月6日,党中央又专门对党内发出了《关于如何执行土地政策决定的指示》,对《决定》及其《附件》的精神实质和贯彻执行中应采取的策略,给予了充分的说明。党中央关于土地政策的《决定》,是对减租减息政策的“总结的决定”。这个“总结的决定”,连同《附件》和《指示》的颁发,进一步完善了减租减息政策,使全党有了统一的指针和更加明确的方向。据此,4月15日,中共晋冀豫区党委发出了《关于如何执行土地政策的指示》,强调指出:“在今天敌、我、顽复杂严重斗争的情况下,不充分发动农民就无从依靠群众支持艰苦斗争,也就不能使我们与地主阶级达到进一步的抗日团结。”“执行土地政策是当前中心工作,要与三风检查结合进行”。

在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决定》和中共晋冀豫区党委《指示》的过程中,中共榆社县委将全县的减租减息群众运动推向了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并逐步形成了高潮。如果说,榆社县的“真正发动群众是从屯粮开始的”,王谦“真正懂得群众运动也是从屯粮开始的”的话;那么,这时候的减租减息群众运动开展得就更加广泛和深入了,王谦在领导这项工作中“就更加懂得了怎样来发动群众,让群众起来斗争了”。他说:

1940年后,减租减息运动在榆社逐步开展,到1941年进一步广泛起来,到贯彻中央决定的1942年,那就掀起高潮了。在这个过程中,对我来说是群众真正运动了我,不是我运动了群众。也就是说,我更加懂得了怎样来发动群众,让群众起来斗争了。一开始,农民有点害怕,地主则采取欺骗态度,搞阳奉阴违,领导方式也有一点行政命令,因而就发生了“明减暗不减”的现象。我感到这么个下去不行呀!后来,我们就决定开办党员和农会干部训练班,培训积极分子。我给党员、农干训练班讲的第一课就是《什么叫阶级?》先给他们讲土地是从哪里来的,是地主修的还是农民修的?使他们清楚了土地是劳动人民创造的。接着,又给他们讲是谁养活了谁,是地主养活了农民还是农民养活了地主?使他们进一步懂得了是农民养活了地主。就这样讲,农民的思想顾虑打消了,敢起来要求减租减息了,群众就发动起来了。到1942年那个时候,榆社的减租减息运动可以说是此起彼伏、连绵不断,到处召开群众大会,同地主展开说理斗争,有的地方的群众还游行示威,结果就取得了清理旧债、退还抵押和签订新租约斗争的胜利。这时候,我是第二次看到了农民运动,那个规模之大、声势之猛,都超过了屯粮运动,也使我经受到了更加严峻的锻炼和考验。当然,在这中间也有一些“左”的东西,比如那时发明了个算利息的办法,就是算旧账时把青苗也算进去了。在双减运动中地主退不出实物,就把土地折合交给农民所有,这就是所谓的‘折地分置’。发动群众起来,总得给群众利益呀,只要不出大的偏差不就行了嘛!

通过减租减息运动得到实惠而在经济上初步翻身的广大农民,抗战的积极性像火山一样进发出来,为全县对敌斗争的胜利开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不仅粉碎了敌人的一次次“扫荡”,同时还挫灭了敌人搞“维持”的阴谋。

1942年年关,敌人向榆社县抗日根据地再次发动了“扫荡”。从中共晋冀豫区党委开会返回榆社县的王谦,把机关人员的疏散工作部署后,即带着秘书、通讯员上山准备同敌人进行周旋。这一天正好是大年初一。得知王谦等上山的消息后,附近村里的党支部书记就给他们送来一大碗饺子。面对群众性游击战争滚滚洪流的王谦,心潮起伏、感慨万端,便赋诗一首:

勒马漳水边,飞雪卷炊烟。
日寇炮声紧,支书送年饭。
手抓羊肉饺,山头度春节。
战士寒衣单,杀敌洒碧血。

就这样,在县委领导下,全县军民团结一致,坚持开展对敌斗争,又一次粉碎了日军的“扫荡”进攻。

六、榆社在群众运动中整顿党建设党

据王谦说,“在群众运动中整顿党建设党”,是他“在榆社做县委书记时得到锻炼和有点长进的又一个主要方面”。

1939年8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巩固党的决定》。《决定》指出:“中国共产党自抗战以来,特别自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五日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的正确决定以来,已经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吸收了大批的优秀分子入党,建立了全国的群众性的布尔什维克的党的基础。但正因为在短时期内党得到了猛烈的发展,所以党的组织很不巩固,在征收新党员的工作中是有严重的错误与缺点存在的。某些地方党部为追求新党员数目字,便进行所谓发展党的突击运动,集体加入与不经过个别的详细审查的征收党员。因此使许多普通抗日分子或党的暂时同路人,也加入了党。异已分子,投机分子,以及奸细,也乘机混入了党。使党的组织之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作用和党的组织之巩固程度大大受到损害。”又指出:“在目前形势下,对日投降与国内分裂的危险是存在与发展着,严重的困难的任务是放在党的面前。因此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党,就成为我们今天极端严重的任务。”还指出:为了巩固党,“党的发展一般的应当停止”。同时,“必须详细审查党员成分,清洗混入党内的异已分子(地主、富农、商人),投机分子,以及敌探奸细”。根据党中央的这一指示精神,中共晋冀豫区党委在同年9月召开的全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上作出决定:在一段时间内暂停一般的组织发展工作,只在薄弱地区和薄弱部门适当发展,把巩固党组织作为组织建设的中心工作。1940年初,中共晋冀豫区党委召开第二次组织联席会议,按照中共中央北方局“黎城会议”关于党的建设的决议,讨论与研究了党的组织整顿问题,决定从5月份开始,全区第一次整党普遍展开。

王谦主持领导了榆社县党组织的整顿工作。整顿工作的主要内容和步骤是:第一,审查党的各级干部,整顿基层组织,选拔和培养党员骨干,使各级党组织、特别是基层党支部的领导权,掌握在忠实可靠的经过对敌斗争和群众运动考验的干部手中。第二,审查党员,经过训练教育,严格考察每个党员的出身、成分、历史、政治表现、思想作风,依据不同情况,分别加以对待:对于成分好、工作有能力,但犯有一般错误的党员,经过教育,能认识并愿意改正错误的,一般都继续保留在党内;对于那些随大流加入党,经过教育,觉悟仍然很低,不能够起党员应有作用的,应停止组织关系,给予劝退;对于那些思想上拥护党,但又感到自己不能执行党的严格纪律,带领群众起先锋模范作用,自动要求退党的,允许他们退出;对于混进党内的投机分子、阶级异已分子、敌探奸细,经过审查确认后,坚决清洗其出党。第三,健全组织生活,严格组织纪律。普遍加强对党员的组织纪律性教育,要求每个党员必须严格组织生活,遵守党的纪律,严守党的秘密。第四,个别地、慎重地发展新党员。对于那些根子正、出身好,坚决拥护并要求加入党,又在对敌斗争和群众运动中经过考验而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应吸收他们到党内来,以加强党组织的无产阶级成分。

通过整顿,使榆社县党组织的面貌大大改观:组织纯洁了,党员成分改变了,纪律制度健全了;党员人数虽然有所减少,但质量却大大提高了,战斗力空前增强了。从而为坚持开展更加艰苦的对敌斗争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在整顿以前,全县有1400多名党员,成分相当复杂,且富裕中农出身者居多,工人和贫、雇农人数很少;到1941年初,先后进行了两次整党,总共清理了600余名不合格党员,又吸收了1000多名新党员,最后发展成拥有1800多名的党员队伍。通过这一吐故纳新的巨大变化,使全县党组织政治坚强、组织坚固,成为联系群众、团结群众、带领群众积极参加抗战工作和对敌斗争的核心力量。1942年春,日军第二次侵占榆社县城后,即利用汉奸成立了县维持会,并相继在韩村、王景、红崖头建立了3个据点,使榆社、武乡、辽县(后改为左权)边界的三角地带变成敌人控制的范围,遂采用威逼、利诱等手段强迫各村搞“维持”。于是,一场“维持”与反“维持”的激烈斗争开始了。中共榆社县委作出决定:除敌人据点村可以成立假维持会外,其他村庄一律不准搞“维持”,如村里有人暗地活动搞“维持”,要进行坚决的斗争。县委作出决定,党员带头执行,群众积极响应,硬是彻底挫败了敌人妄图施行“维持”的罪恶阴谋。实行假维持的韩村、王景、红崖头,“晚上照样可以召开群众大会,进行爱国公粮的征收,并如数用牲口运交抗日县政府的粮站,而敌人却不敢离开炮楼一步”。

实践证明,榆社县党组织的整顿工作是富有显著成效的。之所以能够获得如此成功,根本就在于县委情况明、决心大、指导有力、方法得当。而了解情况、摸清底子,则是前提条件、基础工作。

还是在王谦到榆社上任之初,为着了解和把握全县党组织的基本情况,他曾用两个多月时间,先后两次深入到农村进行调查研究。调查研究的结果,使他对全县党组织的现状有了比较真实而全面的了解;尽管当时中共中央还没有作出《关于巩固党的决定》,但这在客观上却为后来在榆社县开展整党工作做了必要的最好的准备,也促使王谦下定了把全县党组织整顿好的决心;而连续广泛深入开展的屯粮运动和减租减息运动,又为整顿党组织提供了有利的契机。这正是王谦所讲的“在群众运动中整顿党建设党,大见成效”的根据所在,也是他在这次整党中“得到锻炼和有点长进”的根据所在。因此,当年的这段战斗经历,同样就成为王谦的一个永恒的记忆:

我到榆社做县委书记后,一开始在脑子里就转着这样一个问题:既然来这里当书记了,就应该对这里党组织的情况有一个了解,看一看它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同时也应该对这里的自然条件、地势地貌熟悉一下,以便于领导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由于有这样一个想法,我就决定到下面去走一走。我下去的时候,没有公开找区委书记们开会,也没有人跟我,我是问一路走一路下去的。过了浊漳河就爬山,我原以为把那个山爬过去,就是云簇镇了,其实不对。上到山顶是一个规模不小的破庙。庙旁有一棵榆社人叫作是紫荆的树,树很高,也很粗,但已经枯死。又走了20多里路,才到了一个叫桃阳村的地方,再走10来里路,才算是到了云簇了。这是一个很大的镇,街也很整齐,据说在千户人家以上,是榆社第一大镇,也是太谷到辽县(后改为左权)之间的第一大镇,比榆社县城还要大。我第一次下去,先到了云簇、向阳、鱼头、清秀、赵王等村镇。第二次下去,又到了社城、郝壁、讲堂、谭村、邓峪、大脑、岚峪等村镇。通过两个多月的调查了解,初步印象是:党员成分复杂不纯,地痞、流氓很多,说书的、卖艺的都有,有地主、富农,富裕中农最多,小学教员也不少。这说明,在全县1400多名党员中,绝大部分是从抗战初期涌现出的积极分子中发展的,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浮到水面上的所谓“勇敢分子”,成分严重不纯,真正的工人和贫、雇农出身的很少,即便有一些贫农,也是带上了二流子气的。面对这么样一个情况,我心里想,怎弄呀!

说实在话,那时我还没有想到要整顿党组织。不久,中央的精神下来了,区党委的精神下来了,说是要整顿党的组织,巩固党。这一下,正合了我的心愿。好,那就进行整党吧!那时,恰巧又碰上了屯粮和减租减息两大群众运动,这是多么好的机会,在群众运动中整顿党建设党不是更有成效吗?人常说:“真金不怕火炼。”在群众斗争中,好的党员可以经受严峻考验,坏的党员可以得到充分表演,积极分子还可以涌现出来。结果,不出所料,经过两次大的群众运动、群众斗争,在太行区许多县的党组织,至少是在4个实验县的党组织,来了一个大换血,第一批党员的不纯成分一律清洗出去了。榆社的1400多名党员,只留下800多人,又发展了1000多名,最后不到2000人,地主、富农、地痞、流氓没有了,真正的贫、雇农分子进来了,的确都成了先锋模范和群众的带头人了。后来,日本人第二次占领了榆社县城,并在韩村、王景、红崖头扎下了3个据点,强迫老百姓搞“维持”,建立什么伪政权,斗争形势越来越严重。根据县委决定,只在敌人占领的据点村搞了假“维持”,白天“维持”,黑夜照样可以开群众大会,征收爱国公粮,并送到县政府的粮站。多好的党支部、多好的群众!就这样,在严酷的斗争中,榆社党组织经受了历史的考验,也考验了县委领导开展的整党工作。

还有一点,就是经过整顿,党群关系密切了,干群关系密切了。我不是说过,在我有生之年,榆社3年是我最有长进的时期之一嘛,在这里我得到了锻炼,我和老百姓相处得很熟、很好,可以说是打成一片,成为一家人了。我夜间走路,通过岗哨,只要我说声是县里的老王,就算是“通行证”了。农民党员把我当作他们的知心朋友。许多雇工出身的党支部书记,什么话都告诉我,连他们和老相好的伙计是怎么样的都和我说。这绝不是一般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是在生死斗争中结下的深情厚谊!

七、榆社是太行区最早兴起的生产互助合作事业

在王谦主持中共榆社县委工作期间,还特别注重加强对民主建政和农业生产工作的领导,并且创造性地倡导兴起了太行区最早的生产互助合作事业。

1940年1月16日,榆社县抗日民主政府颁布了由县委制订的《榆社县施政纲领及工作计划》。这是以抗日民主政府名义颁发的第一个《施政纲领》。其主要内容是:(一)实行民主政治,彻底改革行政机构;(二)扩大地方抗日武装,普遍开展游击战争;(三)彻底实行减租减息等新法令,改善人民生活;(四)继续推行合理负担,支持抗战工作;(五)普遍建立农村合作事业,发展对外贸易,加强经济建设,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六)救济难民,稳定社会秩序;(七)改进学校教育,注意培养人才;(八)加强军民精诚团结,巩固统一战线;(九)坚决维护群众利益,充分调动抗战和生产积极性;(十)坚决制裁汉奸及一切有碍抗战的顽固分子。同时,还颁发了《编村新政组织法》、《民选区长办法》等。这些纲领和行政法规的制定与颁布,加强了民主建政,有力地推动了各方面工作的开展,标志着榆社县抗日民主政治建设、政权建设、武装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逐步走向制度化、法制化,更好地适应了抗日战争新的形势的要求。不久,王谦又主持召开了榆社县临时参议会成立大会。1月18日,中共晋冀豫二地委在榆社县召开县委书记联席会议,对榆社县颁布的《施政纲领》和《编村新政组织法》等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这次会议集中研究讨论了春耕生产问题,并发出了《关于春耕生产的指示》。

为了贯彻这次会议精神,2月15日,中共榆社县委召开扩大干部会议。会议明确指出:全力搞好春耕生产,解决军需民食,巩固抗日根据地,是全县的中心任务。同时号召全县人民开展创造模范村,争当劳动英雄的生产竞赛,并确定了模范村和劳动英雄的条件与标准。3月初,县委、县政府还建立了春耕生产委员会,为各地发放了一定数额的低利贷款,扶持了群众的生产和生活,调动了广大群众开展春耕生产的积极性。正值春耕下种大忙之际,中共晋冀豫区党委派了许多干部到各县帮助春耕工作。后来成为著名表演艺术家的赵子岳就到了榆社县。他教大伙唱“二月里来······”那首歌,激励群众开展春耕生产的热情,王谦尊敬地称他为“赵老师”。由于连年战争,使劳动力不断减少,大牲畜及农具严重短缺,给春耕下种造成很大困难。王谦在毛泽东关于长汀乡调查报告的启发下,指导群众充分利用“帮工”、“合牛犋”等互助的习惯,来克服春耕下种的困难。为此,县委还提出了“自愿结合,等价交换,及时结算”的原则,动员大家可以采取“以工换工,或以畜工换人工,人工换畜工”等办法开展互助合作,从而有效地解决了劳、畜力缺乏的问题,保证了春耕下种工作的顺利进行。这就是王谦所讲的“太行区最早兴起的生产互助合作事业”。而有意思的是,这一新生事物的界定,则发生在当年王谦和李友九两个县委书记的交谈之间:

有一次在地委开会,地委书记侯富山同志就讲到劳动力问题,提出怎么解决人力、畜力缺乏的困难。武乡县的县委书记李友久同志就对我说:“老王呀,记的毛主席在苏区福建长汀乡调查报告中提到过的“共耕社’,你知道吗?”我说:“知道,那个实际上就是我们这里老百姓中常用的“合牛犋’呀,“工变工’呀。”李友久同志说:“对,我们武乡也有。”我说:“我们榆社的工变工,就是牛工变人工,人工变人工,人工变牛工,都有一定的规律,也有变一季的,两季的,也有的春耕完了就完了,或秋收完了就完了。”他说:“是,武乡也是这样的。”

后来,我们俩就商量,决定在这个基础上再研究个办法,叫互助组吧,咱也不叫“合牛犋’了,也不叫“工变工”了,内容和那些一样。接下来,我们俩又商议还应该有些规矩呀,至少比农民约定的那个东西更要规范具体一些吧。这样,我们就研究决定了三条:第一,一定是要自愿的,自由的,不能强迫,谁愿意多长时间就多长时间,愿意怎么变工就怎么变工,牛也好,驴也好,什么等等都好。第二,是要公道,他给起了个名字叫“等价”,后来我们研究确定叫“等价交换······第三,退组、解散都是自愿的,但是愿意长期互助合作的也可以。这样一来,就解决了1940年春耕生产的劳、畜力缺乏问题。

从此以后,在太行区根据地的武乡、榆社、黎城这些地方互助组就发展起来,形式也很多,这就是生产互助合作事业的最初历史。

由于这一年春耕生产搞得好,中共晋冀豫区党委还特别向全区各地转发了《榆社县一九四O年春耕生产总结及各区发言(摘要)》,介绍了榆社县春耕生产取得的突出成绩。

当历史走进1941年以后,随着民主建政和减租减息群众运动的广泛深入开展,榆社县的互助合作事业搞得更加红红火火,农业生产又取得了新的突破性进展。1942年1月7日,太行《新华日报》全文发表了《榆社县1941年生产总结》,推广了榆社县开展的以互助合作为主要形式的农业生产运动的做法和经验。

八、县委书记这个岗位,是最重要、最关键的岗位

纵观王谦革命的一生,除不到一年时间供职于八路军部队外,在地方担任领导工作即历时长达48年。用王谦自己的话说,“48年间,我做过两任县委书记,平(定)东10个月,榆社3年;两任地委组织部长,太行三地委和四地委共4年,中间有半年去北方局党校参加整风学习;地委书记,包括长治市委书记三任,共5年,中间有10个月担任太行区党委组织部长;在北京华北局任政策调查研究室主任、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和中央农村工作部副秘书长,不到5年;回山西省委任副书记、书记处书记、书记处常务书记、第二书记、省长、第一书记,共25年;到四川任省委书记兼重庆市委第一书记,将近4年。”所以王谦讲,“我是一个正规的、合格的、一个台阶都未落过的“台阶论’干部。”正是在这一个个不同“台阶”的滚打和锻炼中,他审时度势,把握机遇,既坚持用科学的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又坚持实事求是,重视调查研究,在实践中积极探索行之有效的政策和方法,从而日就月将,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学到了从书本上学不到的许多知识,增长了从书本上增长不到的多方面才干。

然而,在王谦一步步长进和升迁的过程中,他以为当县委书记是最重要、最关键的一个岗位。对此,他深有感触地说:

通过平(定)东、榆社近4年的工作经历,我觉得县委书记这个岗位是最重要、最关键的岗位,也可以说它是我们党培养干部的重要科班。在地方工作的人,做一任或两任县委书记,就能奠定一个发展的好基础。中国有句俗话,叫做“州官里面出宰相”。这就是说,历史上真正好的宰相一类的官,都是做过州官的人,并不是状元呀,榜眼呀,探花呀什么的。比如宋朝的王安石、寇准、范仲淹等,这些人都是做过很好的州官的;又如清朝的刘塘、张之洞,也都是从当州官出来的。我记得,陈赓将军有一次跟我讲过这样的话,他说:“军队工作,团的这个岗位是最基础的,能够做一个好团长,带着他这个团的部队在多数情况下是打胜仗的,那么,这个团长作师长也可以,当军长也能行,做什么都可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常言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我曾做过两任县委书记,合起来差一点点有4年。由于这个岗位的工作很全面,有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文化的、社会的等等,而且又经常和老百姓滚站在一起,所以,从做县委书记的工作实践中不仅能够学到非常宝贵的知识,增长统率全局工作的本领,同时还能够和人民群众建立深厚的革命感情,牢固地确立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对此,我是深有体会的。

九、整风运动教育和提高了一代干部

(一)听彭老总给我们讲了三次话

1942年2月,王谦奉命调任中共晋冀豫三地委组织部长。在精心指导榆社、武(乡)西、祁县的减租减息工作一年多之后,他于1943年4月进入中共中央北方局党校参加整风学习。

伟大的整风运动,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进行的第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是全党用无产阶级思想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即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一次深刻的思想革命,是党的建设史上、特别是党的思想建设史上的一个光辉的里程碑。整风运动由两部分内容组成:一是高级干部整风学习,在延安集中进行,于1941年5月开始,至1945年4月结束;二是全党普遍整风,在各地(抗日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分散进行,最早开始于1942年2月。以山西为中心的敌后山区各抗日根据地,除一部分党、政、军高级干部赴延安参加整风学习外,各战略区的党组织和广大干部,则坚持就地开展整风运动。

对于开展整风运动,各级党组织十分重视,都把进行整风当作中心工作之一来抓。1943年2月5日,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野战政治部联合发出《关于一九四三年整风运动的指示》,就整风运动的领导、重点、内容作了明确规定。3月13日,中共中央太行分局发布《关于一九四三年的整风计划》,决定军队和地方所有干部都必须参加整风学习。据此,中共晋冀豫区党委决定,让王谦参加了中共北方局党校整风班的学习。原来决定让他去延安参加“七大”,后来又改变决定,让他参加了中共北方局党校的这期整风学习:

参加这期集中整风学习的,就是我们这一批人,人不多,一共大概不到30个人:太行区5个人,都是地委组织部长,有我和周璧、张惠如、王林、吕鸿安同志;太岳区6个人,由区党委组织部长带队,其余也都是地委组织部长;冀南区十二三个人,有区党委书记李菁玉同志、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同志,还有地委书记、组织部长的;冀鲁豫区三四个人,其中有苏振华同志他们。北方局党校负责人是杨献珍同志。彭老总亲自领导这期整风学习,并且亲自给我们讲了三次话。第一次是在柿子树的荫凉底下,坐在石头上,给大家讲《斯大林论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在讲话中,他联系苏区时代李德错误的军事路线给党造成的重大损失,更谈到王明问题的严重危害。他讲他自己是学习最笨的一个人,但在学懂、弄通了以后,就会永远忠实地去执行。又一次,彭老总拿着一封杨尚昆同志从延安给他写来的信,信上讲到延安为什么要整风,其目的就是要清算党过去多少年来的错误路线、特别是王明的错误路线。他一段一段给我们念,我们就都清楚了为什么要整风,为什么要清除王明路线。最后一次,彭老总还给我们作了关于敌后根据地中心任务的重要报告。这期整风学习班历时6个月,除过5月份进行反“扫荡”作战外,实际上是5个月。5个月的学习收获很大,的确是胜读10年书啊!

王谦参加的这一期整风学习班,是中共中央北方局党校举办的以地委领导干部为主的整风学习班,由中共北方局直接领导。从1943年4月1日开学,到9月30日结业,前后6个月时间。整风学习总共分作四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从4月1日至6月7日,为整风动员学习阶段;第二阶段,从6月8日至7月15日,为精读文件与普遍反省阶段;第三阶段,从7月16日至8月31日,为党风学习和检查阶段;第四阶段,从9月1日至9月30日,为总结鉴定阶段。正如王谦所说,在这中间,中共北方局代书记、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曾先后三次到党校给整风班学员讲话,一次是6月15日《关于<斯大林论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发言》,一次是9月6日《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三个中心任务》的讲演,还有一次是给大家宣读杨尚昆从延安给他写来的信。

(二)“整风运动是我成长发展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

在王谦来说,整风运动对于他“个人的思想改造,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是他“成长发展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这个整风,对我来讲,能够发展到今天,是决定性的、关键性的因素。我们好多人后来在一块谈起来,都有这种体会。就是说,这次整风,不仅使我一个人,而且使我们这一代人,能够成为党的各个领导岗位上的重要骨干,是有极大关系的。”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因为从王谦来看,在整风运动之前,他“自己虽然不敢吹嘘自己怎么样”,但在内心里,总认为自己出身于贫农家庭,是一个从小就受苦受难的穷孩子。“我六七岁就下地劳动,只有冬天才念点书,是一个吃糠咽菜长大的穷人子弟。而且在工作上,实干多于空谈,比他们那些公子、少爷出身的人强得多。”有一次,王谦和他的中学同班同学、要好的老朋友周璧交谈,说他“自己出身贫农,直到中学读书放假后,都回到家里上地劳动,所以感到自己的立场是和农民站在一起的,观点是和农民一致的,革命性不比别人差。虽然不是工人阶级,但同样是受剥削的穷苦农民。”周璧则坦率地对他讲:“你呀,不能当作工人阶级,终归仍然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立场、观点、方法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你的世界观当然也不是唯物辩证的。”周璧这个看法,对王谦刺激很大。他曾经“想了好多次,有时想得很痛苦,有时还感到很委屈”。实际上,周璧的看法是正确的、诚恳的。但是,由于王谦长期以来一直背着个贫农出身的所谓“自来红”的包袱,对自己所处的实质上是属于小资产阶级的阶级地位不认识,对他们那一代被毛泽东称为“三八式”干部中的许多人的小资产阶级属性不认识,对小资产阶级及其思想在党内的严重存在和极大危害不认识,对开展整风运动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不认识。

马克思指出:“农民所处的地位与小资产阶级大致相同,他们的社会要求也大致相同。”恩格斯也指出:“小资产阶级和农民一样,也是历史上曾留下过足迹的最可怜的阶级。”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我们的党,是一个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分子占很大成分的党。特别是抗战开始以来,即从1937年到1940年,党的组织迅猛扩大,由4万人发展到80万人。这种情形,在以山西为中心的整个敌后山区抗日根据地表现得尤其突出,各地的共产党员人数几十倍甚至上百倍地增加,而其中的大多数人又是出身于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家庭。他们有高昂的革命热情,并且在抗战中为党已经做了和正在继续做着有益的工作,但都或轻或重地把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等思想带进党内来,在组织上虽然入了党,在思想上却还没有真正入党。诚如毛泽东所深刻指出的:“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成分极其广大的国家,我们的党是处在这个广大阶级的包围中,我们又有很大数量的党员是出身于这个阶级的,他们都不免或长或短地拖着一条小资产阶级的尾巴进党来。”因此,我们党内存在着的无产阶级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之间的这一本质矛盾,就主要地集中地表现为无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之间的矛盾。反马克思主义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正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突出反映。严酷的事实表明:一方面,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恶劣影响还在继续作怪,并且成为王明错误路线的流毒在党内存在的市场;另一方面,大量的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涌进党的组织,又使这些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得以滋生和蔓延,继续损害着党的肌体,危害着革命事业。数以万计的大量的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加入到无产阶级政党中来,这是必然的合乎规律的现象,谁要是否认这一点,那是极端错误的。同样,着力从思想上教育和改造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就成为党的建设上的一个十分迫切而严重的问题,谁要是忽视这一点,那也是极端错误的。在对待和处理这个重大问题上,列宁给我们做出了榜样。他曾在《论拥护召回主义和造神说的派别》一文中严正指出:“无产阶级无论何时何地都是从小资产阶级中征集来的,无论何时何地都同小资产阶级有联系,因为它们之间有许许多多过渡性的阶段、方面和特点。当工人政党发展得特别迅速的时候(如1905-1906年我国的情形),大批浸透了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分子进入工人政党是不可避免的。这并不是什么坏事。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就是要锻炼、教育、改造旧社会遗留给无产阶级的出身于小资产阶级的一切分子。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无产阶级改造这些出身于小资产阶级的人,就需要使无产阶级影响他们,而不是他们影响无产阶级。”我们党正是严格遵循列宁所阐明和坚持的这一马克思主义原则,密切结合中国的国情,既积极地从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中补充党的血液,发展与壮大党的组织,又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去教育、改造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分子,使他们的思想逐渐无产阶级化;既注重党的组织建设,又注重党的思想建设,要求党的每一个成员不但在组织上入党,更主要的是在思想上入党,依照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面目改造党、改造世界。伟大的整风运动,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和指导思想下提出并开展起来的。它在全党富有成效地进行了反对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极大地克服了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和作风,是毛泽东正确领导和科学运用无产阶级思想改造与教育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的成功实践;从而大大地巩固和发展了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基础上的统一与团结,空前地增强和提高了党的革命性与战斗力。这不仅对于当时坚持和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起了根本性的保证作用,而且对于后来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历史影响。

当王谦在整风学习班,通过聆听彭德怀的报告和讲话,通过精读文件和深刻反省,弄懂、弄通了上述这一切以后,他的思想很快就提高了,眼界就开阔了,胸怀就坦荡了。真可谓洗心革面,判若两人,一个用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王谦站立起来了。对于当时进行反省的具体情形、反省以后引起的巨大变化及其产生的久远影响,王谦一直牢记心头,即使在60多年以后忆及,他还是侃侃而谈:

彭老总的指导、指引,对我影响很大。加之认真学习文件、彻底进行反省,首先认识到我是个“小私有”、“小农民”、“小知识”。说“小私有”,就是我出身虽然贫苦,但家里还有7亩土地,一处破院,不是无房无地的贫农,是毛主席说的那种半无产阶级的贫农;说“小农民”,就是从小在自家的土地和租种人家的土地上劳动,浸透着农民的思想意识;说“小知识”,就是念过小学、中学,是个小知识界的人士。这三个“小”,就决定了我只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分子,是拖着这“三条尾巴”到党内来的,是一个未经过深刻改造的半生不熟的共产党员。

整风的主要内容是整顿学风、党风、文风,这就是所谓整顿“三风”。那时,对于我们这些人来说,学风和文风问题还比较好说一点,检讨起来不那么太沉重。可党风问题是解决思想意识问题的,这个就触及到一个人的深处了、痛处了。联系到榆社的屯粮的群众运动,我深刻反省了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的本质特征。当时我看到群众发动起来的那个声势和场面,心跳得“咚”、“咚”的,就和一开始打仗心跳得那样。为什么心跳呢?就是动摇了、害怕了嘛!不是想发动群众吗?可群众真正起来了以后,实际上就害怕了。这不是叶公好龙吗?龙真正出现了以后,他又害怕死了。这就是像我这样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的突出特点,软弱性的特点。入党的时候不是说要为劳苦大众谋利益,就是为这些人奋斗吗,但真正到了一个情况的时候,实际上就离开了他们。这又是一个关于群众运动和群众观点的问题,是世界观的问题。整风中间,我就彻底反省了这样的思想,这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

我感到自己还有一个大的毛病,就是有作风漂浮的地方。原来以为自己是个诚实的,实干多于空谈的人,深入反省之后,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实际上还存在着空话讲得多、实事干得少的严重缺陷。这正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和作风的表现,也是我没有真正确立关于群众运动和群众观点的主要原因之一。整风时我认真检查了这个问题,并痛下决心改正,做一个求真务实的人,任何时候都要少说多做,做有实际效果的事情。从那时起,我就逐渐成了一个务实的、干实事的人了,而对那些说一套、做一套,不干实事的人,就看不起来了,从内心里看不起来了。也许我这个人傲啊!可我总觉得有些人“哇啦”、“哇啦”地讲,实际上都是空的。他们没有到群众运动中真正经过些什么东西,真正到为群众谋什么利益的时候,就不见他们的面了,这种人不少,我经历过的不少。我对他们不信任,哪怕是我的顶头上司,我虽然不能当面对他们表示什么,但我在思想上对他们就是看不起来,真的看不起来。

在讲了上面这些之后,王谦有着重从体会的角度,谈了对整风的感受和认识。

在整风以前,从我来讲,总认为自己的共产主义世界观还行。一整风,一进行反省,可不是那么一回事!整风当中,最主要的就是反省自己的思想。那时候有个口号,叫作“敢于脱掉裤子,露出尾巴,下决心割掉尾巴”。我就下决心割掉了我那“小私有”、“小农民”、“小知识”这“三条尾巴”。所以我感到,经过整风,把自己过去的小生产思想、小农民意识、小知识分子的一些特点,也就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和作风,以及盲目骄傲、妄自尊大、夸夸其谈的缺点和毛病,确实是认识了,从自己的思想里,那真正是反省到深处了。

那时候,我们一个组6个人,就有我的3个同学,其中有一个同学是地主出身,他父亲是个大官僚,他反省起来哭了,那真是讲到痛处了。大家认真学习文件,认真对照文件来检查自己的缺点。通过这一番深刻的思想斗争,真正变成为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一个共产主义者了。这是一个关键。整个像我们这一代人,哪怕是大学生的,都认为这一段是极其重要的。这个整风运动,应该说是教育和提高了一代干部的。毛主席讲,经过整风运动,打败了一个日本帝国主义,打败了一个国民党。可见,整风运动,不光是对我们这一代人,而且对全党都是很重要、很重要的……

1943年9月初,王谦参加整风学习结束后,回到了太行区。10月,中共中央决定中共太行分局与中共北方局合并,中共晋冀豫区党委改名为中共太行区党委,下辖八个地委,王谦又调任太行四地委的组织部长。四地委下辖黎城、平顺、壶关、潞城大部,长治敌占区大部和城内地下党组织,以及陵(川)高(平)县等。初到四地委,先参加了地委的整风运动。在整风学习中,一开始王谦就首先介绍了他参加中共中央北方局党校整风的经验和感受。随后,王谦深入各地了解情况,对各县的自然状况、工作状况和党组织状况进行了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他又具体抓了全地区的整风运动,为全区持续深入地开展减租减息和大生产运动,为动员参军参战、支援前线,胜利进行对敌攻势作战,提供了组织保证。也正是1943年,26岁的王谦与24岁的平定老乡葛植青结为革命伴侣。从此,他俩风雨同舟,并肩战斗,银婚、金婚、钻石婚,一路走来,跨越了两个世纪、60几个春秋。

葛植青,原名葛秀亭,1919年9月(农历七月初七),出生于山西省平定县城内的一个殷实之家。其父,处事大度,为人大方,“吃亏不惹人”,曾在河北的一个钱行做三掌柜。九一八事变后不久,钱行倒闭,遂回平定,在人义记印刷厂当职员。父亲的工薪收入是惟一的经济来源,全家赖此而生。其母,是一位典型的旧式家庭主妇,且粗通文墨。

葛植青的启蒙教育,是由她粗通文墨的母亲施与的。学龄前,她就跟着她的母亲学写毛笔字,背诵《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这样的成长环境,在那个时代是很难得的。1926年,7岁的葛植青入平定县女子高级小学接受正规教育。小学毕业后,葛植青报考了平定女子师范。在女子师范就读期间,她参加了平定的进步青年组织“奋进社”。在社内的图书馆里,她看了不少宣传进步思想的书籍,如《从一个人看一个新世界》、《莫斯科印象记》等。

平定女子师范毕业后,葛植青留校做图书馆工作。在图书馆的工作,给她提供了一个二次学习的机会。借工作之便,她进一步接触进步书刊。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巴金的《家》、《新生》等进步书籍,《妇女生活》、《读书生活》等进步杂志,一一进入葛植青的视线,丰富了她的精神生活和知识领域,初步奠定了她的革命思想。

1936年秋冬,受平定革命人士和革命思想的影响,葛植青参加了抗日救国团体-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此时,绥远抗战爆发,抗日救国运动迅速兴起,遍及全国。于是,她毅然放弃升学的机会,投身于群众性的抗日救国运动中。1937年4月,又参加了“民先”,并接受组织安排,在本地坚持斗争。以此为标志,葛植青正式走上了革命道路,成为革命队伍中的一员。

1937年10月平定失守,葛植青与“民先”的负责人失掉联系。1938年5月,葛植青参加平东八路军工作团,任宣传干事。同年7月10日,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的一个长时期中,葛植青一直从事地方党的工作:1938年8月3日,出席中共晋东特委党代表大会;9月,调中共晋东特委宣传部工作;1941年春,调武乡县一区任区委组织委员,动员群众参军参战,开展民众运动。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岁月。在血与火的斗争中,葛植青经受了锻炼和考验。

1943年,葛植青调中共太行四地委组织部工作。也正是在太行四地委工作期间,葛植青和王谦由相识到相知,最后走到了一起。在艰苦岁月的磨炼中,两个志同道合的青年组织起了一个新的家庭。没有嫁衣,没有酒宴,没有迎娶,没有休假,甚至没有自己的洞房,两床被褥搬在一起,仅此而已。结婚以后,夫妻双双就投入到生产自救运动中去。1944年冬,葛植青调平顺县二区任区委书记,1945年10月,调回中共平顺县委任组织部长,1946年任长治市三区区委书记(正县级)。

新中国成立以后,葛植青历任中共长治地委妇委书记、长治地区妇联主席、中共中央华北局妇委办公室副主任、中共华北局农村工作部二处经营管理组长、中共山西省委组织部干部处长、山西省人事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正局级)。1984年1月离休。

对于葛植青,特别是谈起她任中共山西省委组织部干部处长期间的工作,王谦在言语之间带着点赞许说:

1977年7月,葛植青同志被重新分配到省委组织部任经济干部处处长。她在省委组织部当干部处长前后共10年。期间,因工作突出,曾出席过全国科技大会,并被提名为副部长人选。但是在上省委常委会前,我二话没说就把她的名字勾掉了。尽管如此,她并没有抱怨,工作中始终坚持了党的干部路线和干部政策,严格按照德才兼备的标准和任人唯贤的原则,对各级各类干部,都是以群众路线与领导相结合的方法进行考察了解。在班子中,注意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在研究选拔干部问题上,不管是省委书记提出的和中央什么人说的,她都是从实际出发,坚持党的原则,反复说明问题,供领导参考。所以这样做,首先是秉公办事,没有什么私心;其次是不怕丢“乌纱帽”;再就是不怕得罪领导……

王谦和葛植青的膝下育有二女一子,3个子女都学有所长、事业有成。

当抗日战争进入夺取胜利的最后决战中,王谦所在的四地委组织了两个支队,配合八路军主力部队攻克日伪据点,收复国土。王谦担任第二支队的政委,其主要任务是和石圪节煤矿的矿警队里应外合,收复石圪节煤矿。在王谦等的指挥下,第二支队圆满地完成了作战任务,为抗日战争的胜利献上了一份礼物。

十、在长治,创造管理城市的经验

对于蒋介石国民党挑动内战的罪恶阴谋,中共中央早已有所警惕。毛泽东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著名演讲中指出:“蒋介石对于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我们呢?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人民得到的权力,绝不允许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面对新的时局,党中央于1945年8月20日对华北解放区党的领导机构作了调整,撤销中共中央北方局和晋察冀分局,成立晋冀鲁豫中央局和晋察冀中央局。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邓小平,副书记薄一波,辖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4个区党委。同时,两个解放区均成立了与此相适应的军事领导机构。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

针对阎锡山奉蒋介石密令派兵抢夺上党地区的图谋,刘伯承、邓小平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集中太行、太岳、冀南三区部队,于9月1日发起上党战役。整个战役分作三步实施:首先向长治外围各敌据点发起进攻,相继攻克襄垣、屯留、潞城、长子、壶关5座县城;接着合围长治城;最后实行围城打援。历经42天的激烈战斗,取得了歼敌3.5万余人的重大胜利,有力地配合了毛泽东在重庆和蒋介石谈判中的斗争,拉开了波澜壮阔的爱国自卫战争的序幕。

在上党战役中,太行、太岳区的党组织把动员广大群众参军、参战、支前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王谦负责对收复潞城我军的战时供应和战地救护等工作。同时,还动员了5000余名青壮年农民参军。战役结束后,刘伯承、邓小平经过潞城时,又嘱咐王谦派民兵到上党战役中最激烈的老爷岭战地去掩埋阎军的尸体,王谦当即组织2000余民兵奔赴战地,打扫战场,很好地完成了这一任务。

1945年10月,王谦担任中共太行四地委副书记兼第四军分区副政委,参与领导了新收复地区和边沿区开展的“反奸清算”运动。

1946年6月,以国民党军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爆发了全面内战。中国共产党领导解放区军民,奋起反击国民党的军事进攻,在中华大地上展开了规模空前、宏伟壮观的人民解放战争。为了减轻根据地人民的负担,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太行区将6个专区合并为4个专区,中共太行二地委和三地委合并,王谦调任中共长治市委书记。

长治市是晋东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日军占领后,成为日伪上党道公署所在地。日本投降后,随着上党战役和平汉战役的胜利,在太行区解放了两个较大的城市,即长治市和邢台市。为了取得管理城市的经验,中共太行区党委决定成立了两个地级市领导机构,王谦肩负新的历史使命,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

当时,长治市城郊人口约有5万人。王谦到任后,即主持中共长治市委,首先加强党的领导,整顿了地方党组织,成立了三个区委。其中第一区委辖西街、清真街、西关等,区委书记林燃;第二区委辖南街、南关、北石槽等,区委书记阎镇;第三区委辖北街、北关、东街等,区委书记葛植青。这些区委书记,都是从县委部级干部中选调的。正是在选调和安排区委书记这个问题上,还引出一段笑谈来:“我们这个市委是个地级组织,下面设立的三个区委,算是县级组织,都是从各县选调来的县委部长级干部当区委书记。我老伴葛植青同志,就是一个区的区委书记。配了这么三个班子,一个区管的不到两万人。二区的区委书记是从潞城调来的一个老区委书记,到了长治他就算是个县委书记级别了,可他还不满意地发牢骚说:“嘿,我这现在是个村长,王谦顶多是个镇长。”他这个话不知怎么就传到赖若愚同志耳朵里去了,他当时是太行区党委的组织部长。赖若愚同志就问我:“哎,王谦同志,你发啥牢骚呢?”我说:“我没有发牢骚呀!”他又说:“人家可说了,你自己说

你是个镇长。”我说:“哎哟,你听错了,这话可不是我说的,是下面一个区委书记说的,他说他是个村长,我是个镇长。这怎么能说是我发牢骚呢?”

稳定社会秩序,接受和收集资财,是进城后的两项重要工作。为此,中共长治市委决定:在军政委员会下成立锄奸部,结合城区内地下党员,组成若干小组进行锄奸工作。先后共逮捕敌伪人员400余人,同时公开号召一切在敌伪组织内工作过的人员主动登记,约有400余人进行了登记。同时规定,由财经部门负责,统一资财的接受、收集与管理,严惩混乱现象,首先严格干部纪律,很好地保证了这项工作的有序进行。

为了恢复和发展生产,中共长治市委集中抓了群众工作。一方面,广泛宣传党的关于发展生产的政策;一方面,着手救济难民和失业工人。而且大力平抑物价,组织农村物资进城,解决群众生活用品的需要。在安定人心、初步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市委号召掀起群众性的增产运动高潮,开展厂与厂、人与人之间的生产竞赛;并要求实行民主管理,注重改善工人待遇。随着生产竞赛运动的广泛深入开展,全市的工业生产蒸蒸日上,一大批劳动模范和先进集体涌现出来,从而走出了一条推进工人运动的新路子,创造了一系列组织和管理生产的新经验:一是发挥工人群众的主人翁作用,积极参加工厂管理;二是公私两利、劳资两利,实行全面分红;三是工人除固定工资外,在赢利中实行分红;四是实行按件计酬,多劳多得;五是在固定工资之外,附加超计划奖金;六是超产达到规定数量,增加工资并发奖金;七是超产达到规定标准,实行累进增资制;八是提倡节约,实行节省原料分红。由于这种种做法的实施与推行,即充分调动了广大职工群众和资方人员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使整个工业生产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商业贸易同样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据1946年10月5日太行《新华日报》报道:长治市自解放以来,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市场发生了根本变化。据统计,在抗战前商号共518户,日伪统治时期,下降为314户,在解放后短短的时间内,则一跃而发展到1363户。每日在各街道两旁摆满了土布、棉花等各种适用商品。由于物价稳定,市场活跃,各地顾客从早到晚络绎不绝,争相选购,市场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需要指出的是,当时执行的政策,实际是新民主主义政策,实践证明是成功的,效果是显著的。在这里也充分反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毛泽东根据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实际提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是无比正确的,是国际共运史上的一大创举。

生产的增加,经济的发展,不但为支援解放战争提供了棉布、武器、弹药和日常生活用品等物资,同时也从中初步积累了城市管理工作和领导经济建设的经验。尽管在长治这段战斗经历很短,但由于同样是具有开创性的工作,所以在王谦的脑子里仍然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解放战争一开始,我在太行四地委任副书记,不久又到长治市委做书记。现在想起来,倒是很有意义的。我讲过,我这个人没有什么创造性,但是又一个新的工作,让我遇上了。这就是日本人投降以后,在太行区解放了两个大城市,一个是长治城,一个是邢台城。当时,太行区党委出于从农村走向城市的考虑,在长治和邢台设立了两个地级市,直属区党委领导。这样,我就被调到长治市委做书记了,邢台的市委书记调去了个叫赵时真的同志。这算是区党委调我们去搞工人运动,搞工业生产,创造管理城市的经验。

长治人口不多,城郊合起来大概有5万人。工业厂矿倒是比邢台的多,主要有太行根据地那些军工企业,当时长治有四大兵工厂,即一个炮弹厂,一个引信厂,淮海、惠丰两个机械厂,下边还有六七个配套的厂子,其中化工厂,做什么硫酸的、硝酸的,都有。还有一个机器厂,后来又从石家庄搬来一个耐火材料厂,从阳泉搬来一个小高炉,70来米高,就成了现在长钢的第一号高炉,高炉安装好后还是我点的火。还有一个迫击炮弹厂,生产出的迫击炮弹很粗、很长,得好几个人才能抬动。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陈谢兵团出击豫西时,就用的是这种炮弹。属于地方工业的,主要有一个300千瓦的电厂,这是日本人留下的。还有一个自来水厂、一个小机器厂。另外,太行区成立了个经济部,就是贾冲之(后来的山西省副省长)同志他们,在长治开了个银行,搞了两三个煤矿,还有一个机器厂,是长治轴承厂的前身。其他都是手工业,有皮革,有酿酒,有制铁等等。

为了恢复与发展工业生产,我们可是想了些办法,中心是针对公营、公私合营和私营等不同形式的企业,既坚持了充分发挥工人群众的主人翁作用,积极参加工厂管理的原则,又贯彻了公私两利、劳资两利的政策,千方百计调动各方面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开展增产竞赛运动,涌现出了不少劳动模范和先进企业。我们在这一段还大大地恢复与发展了上党地区的手工业,像回民的皮革业、潞酒酿造业、制铁业、面粉业、药材等。荫城是长治的一个大镇子,这里的制铁业非常发达,历史上有“万里荫城,日进斗金”的说法。在市委领导下,这些行业确实是大大地恢复发展起来了。另外就是商业,搞得也很突出,太行《新华日报》还专门作了报道,说长治物价稳定,市场繁荣。总之,市委对恢复与发展长治地区的工商业、手工业非常重视,在当时来说也的确取得了比较好的成效。

王谦在长治担任市委书记期间,还兼管着原中共太行三地委所辖的6个县的日常工作,因为太行二、三地委合并后,二地委机关在左权,离这里太远,管理起来不方便,于是,就让长治市委兼管这几个县的日常工作。

十一、农民已直接从地主和富农的手里取得了土地

1946年12月,太行区的行政区划再次作了调整。调整中,鉴于太行二专区辖区过大,重新划分为二、三两个专区,三专区仍回到长治城,下辖黎城、平顺、壶关、潞城、长治县,并代管长治市。与此相适应,中共太行二地委也重新划分为二、三两个地委,王谦调任三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此后,他以大量的精力投身到领导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中。

伴随人民解放战争的隆隆炮声,山西各解放区开展了为广大农民群众所梦寐以求的声势浩大的土地改革运动。

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而农民的根本问题又是土地问题。从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到辛亥革命的“平均地权”,都曾经试图解决而没有、也不可能解决这个根本问题。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彻底进行土地制度的改革,消灭封建土地制度,实现“耕者有其田”,才最终圆了世世代代农民的这个“梦”,胜利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历史任务。

为了适应人民解放战争的新的革命形势的要求,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及时作出了关于改变土地政策的重大战略决策,即把抗日战争时期执行的减租减息政策改变为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先于1946年5月4日发出《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支持农民通过反奸、清算、减租、减息、退租、退息等斗争方式,从地主阶级手中取得土地;后于1947年7月至9月间召开全国土地会议,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提出了没收地主阶级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在全国彻底消灭封建土地制度的斗争纲领。

由此,山西各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基本分作两个历史阶段进行:第一个阶段的土地改革运动,中心是贯彻执行《五四指示》;第二个阶段的土地改革运动,主要是贯彻实施《中国土地法大纲》。

在贯彻执行《五四指示》的过程中,各解放区农村的阶级关系和土地占有状况逐步地、然而也是迅速地发生了急剧变化。这就是说,经过贯彻《五四指示》,山西各解放区逐步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目标,封建土地制度已经或正在消灭中。贫、雇农因获得土地而大量上升为中农或富农,中农在增加,富农呈上升的趋势,地主则在减少。这种现象表明,农村的阶级关系和土地关系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土地制度的改革已经取得了重大胜利。

在贯彻实施《中国土地法大纲》的过程中,老区和半老区中心是开展了土地改革的复查工作,根据土地改革进行的不同程度,采取了不同的斗争策略方针。除少数土地改革运动走了过场的地区,通过没收地主的土地、财产和征收旧富农多余的土地、财产,实行了平分外,在多数土地改革运动搞得好的和比较好的地区,则采用了“抽补调剂、填平补齐”的办法。其具体步骤是:首先,按照党的关于划分阶级成分的政策,重新审定阶级成分。通过重新审定,划清阶级阵线,为土地改革的顺利完成创造条件。然后即开始进行抽补调剂工作。在抽补调剂中,“坚持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及“中间不动两头动”的方针和“既要满足贫雇农的土地要求、又要照顾中农利益”的原则,对地主、富农保留过多的土地,以及干部利用职权多分多占的土地,进行抽动,将抽出的土地填补给有“窟窿”的贫、雇农;在中农与贫、雇农占有土地数相差很大的地方,则经过思想动员,在中农自觉自愿的基础上,也抽出少部分土地用于给贫、雇农补“窟窿”。这样,经过一系列工作,全省老区和半老区的土地改革于1949年5月胜利结束。

值得指出的是,在土地改革运动中,由于种种原因,在一些地方曾经发生了“左”倾错误,以至酿成了令人痛心的严重后果。其突出表现有四:一是鼓吹所谓“贫、雇农路线”,侵犯中农利益,提出“贫、雇农想怎样干就怎样干,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不要怕侵犯中农,否则是阶级立场观点问题”等错误口号,平分了中农的土地、财产;二是对地主、富农“扫地出门”,不给出路,甚至加以非法管制,随意吊打和肉体消灭;三是侵犯地主、富农在城镇经营的工商业,以至没收了小商小贩的财产;四是对出身于地、富家庭的知识分子和开明士绅,一律予以排斥打击,直至发生了“乱斗、乱打、乱杀”的问题。

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中发生的“左”倾错误,即很快引起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严重关注。1947年12月25日,在党中央召开的杨家沟会议,即“十二月会议”上,毛泽东特别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政治报告;接着,又连续撰写了《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在不同地区实施土地法的不同策略》、《纠正土地改革宣传中的“左”倾错误》、《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点》、《关于工商业政策》、《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关于情况的通报》、《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等一系列重要文献,全面、深入和反复、细致地阐明了党的有关土地改革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毛泽东的论述和指示,进一步为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指明了方向,从而有效地克服和纠正了“左”倾错误,保证了土地改革任务的胜利完成。

太行三分区贯彻执行《五四指示》,是从1946年11月底开始的。历经4个月的时间,老区的查减运动和新区(后称半老区)的反奸清算斗争基本结束,第一阶段的土地改革运动胜利完成。1947年4月,中共太行三地委召开县委书记和县长会议。在会上,王谦作了《土地改革与群众运动的总结》报告。报告共三部分:(一)土地改革运动是在什么基础上开展起来的;(二)运动的发展概况及运动的结果;(三)土地改革运动中基本经验的总结。

关于第一部分,报告首先指出:“《五四指示》以前,八年抗日战争中,我们地区在减租减息的政策下,各县大体都经过了四二年至四四年的减租减息运动,及四五年反攻后新区的反奸清算运动和老区局部地区(潞城、壶关抗战中的边缘地区,平顺五、七区的部分村庄)的查减运动。在历年的运动中,地主每次都有很大的削弱。特别是经过四四年大运动及四五年反攻后的清算运动的地区,在这次运动前,从大体说来,封建经济基本上达到了消灭的程度。因此我们说,四个月的土地改革运动,是在过去减租减息彻底的基础上开展起来的。”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报告又引用具体数据分别列述了历年来地主、富农占有土地的变化情况,和农民中各个阶层的变化情况,并由此得出结论说:“过去土地问题大体上是基本解决了的,农民是基本上翻了身的。”也就是说,“在这次运动(即贯彻《五四指示》)前,从全区范围来看,我们的减租减息是较彻底的,没有这一个减租减息较彻底的基础,很难想像这次运动能够如此迅速地开展起来。”

关于第二部分,报告即开宗明义指出:“大胆放手地把群众发动起来,使农民直接从地主手里拿出土地,使群众直接行动起来去消灭封建,实现“耕者有其田’,是我们指导运动的群众路线和方针。”接着,报告把土地改革运动分作开始、中间和最后三个阶段,阐明了在原有基础上群众进一步大发动的历史过程,最终“形成了没收封建地主的革命大风暴”。那么“经过这样的发动,运动的结果又如何呢?”报告指出:“大体上老区经过历年的运动与这次土地改革,地主、富农现在占有土地为百分之十三,新区为百分之七以下,而农民中中农大体未变而稍有增加,赤贫、贫农大部分上升为中农,在各县的范围内,基本上消灭了赤贫与贫农,地主、经营地主基本上被消灭,旧富农大部分削弱而下降,但在个别地区和村里仍有贫农,地主、富农之土地较之赤贫、贫农为多的个别现象,这值得引起我们注意。总之,我们经过四个月的运动,全区土地变化了二十二至二十五万亩,占全区土地的百分之十;历年变化到现在,大体变化了百分之二十至二十五的土地。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在党的大胆放手耕地归农的政策下,经过历年的运动,和最近四个月轰轰烈烈的革命大风暴,农民已直接从地主和大部分封建富农的手里取得了土地,彻底消灭了封建剥削,群众求得了彻底翻身,完成了土地改革的历史任务。”

关于第三部分,报告着重讲了两条经验:一是关于彻底消灭封建问题;二是关于党的建设问题。报告指出:“消灭封建,打垮封

建统治,是我们坚定不移的目标和方针。但如何彻底消灭,是一个很复杂而很艰巨的问题。经验证明,地主封建势力对群众运动的对抗是极其顽强的,在运动中和群众斗争的花样与手段也十分狡猾而无耻·······总之,地主阶级用假典、假卖、送人等办法来保存其公开财产,用分散的形式来保留其内货。在这样的一个狡猾的敌人面前,企图在一场大斗中彻底消灭地主是十分困难的,企图以一阵风达到一扫光正好是地主阶级所喜欢的,也正好是历史上地主便于钻空子的漏洞。因此彻底消灭封建不只是要有一个具有革命规模的斗争,而且必须是接二连三地、三番五次地反复清查和反复发动群众,才能把地主的软抗硬顶的狡猾无耻的手段揭穿,才能把地主的一切财产查清。为此,我们在指导运动的思想上必须反对一阵风和差不多的思想,而必须把消灭封建的目标在斗争中、在运动深入中明确地贯彻到底,同时也必须是在斗争与反复清查中继续发动群众,把群众一批批、一层层发动起来,这样地主才能无机可乘、无防空洞可钻。经验证明,凡是坚持了这一方针的地方,即高度地发挥了群众的智慧与才能,找到地主封建尾巴的藏身之所,就最后达到了消灭封建的目的····..。”报告又指出:“在深入运动的后期思想教育中,要大大发展各种组织,整理各种组织,而在各种组织的建设中,党的支部建设则是其主要环节。没有一个坚强的党的堡垒,继续领导群众下一个运动是很困难的。”“新区党组织基本上是经过运动大发展,在运动中能建设起一个粗具规模的党的支部来。”“在老区基本上是在运动中密切党与群众的关系,即干部和群众的关系问题。”“在支部建设中,主要是在运动中提高党员的觉悟,克服宗派对立的落后思想,并运用审查党员历史、支部工作历史的方法,检查支部内部关系,清查奸细,整理支部。”“发展党组织,老区支部关门主义倾向很严重,必须亲自动手去发展,同时在一个支部里党员的发展必须要有一定的数量。否则,将形成支部的老党员对新党员的孤立,而不起作用。所以,在今天支部里新老干部、新老党员的团结问题的解决已摆到日程上来了。”

由于王谦这个报告全面总结了三分区土地改革运动,材料丰富、翔实,论述清晰、得当,且有独到的见解,所以,被收入中共太行区党委调查研究室、办公室于1947年8月编印的《太行土地改革资料》(第四分册)一书里。

值得指出的是,就是在这次会议之后的5月间,中共太行三地委还从历史和现实相结合的目标出发,专门编辑出版了《三分区土地改革与群众运动资料辑存》(上、下册)一书。为庆贺该书的出版,王谦特地作了《写在前面》的小序,指出:“为了保存历史材料,蓄积历史经验,以便给今后总结研究历史经验教训做一些必要的准备工作,所以决定把此次土地改革中的材料与经验加以整理,出版了这一个小册子-《土地改革与群众运动资料辑存》。”又指出:“材料整理的内容,是以减租减息、土地改革两个政策的执行中,引起之阶级关系和土地关系变化、人民生活改善情况,以及土地改革中的具体经验为主的。从这些材料中,可以看出我们的解放区是在走了什么样的道路而发展到今天的.·····”还指出:“材料的收集和整理,各县区领导同志都下了很大的力气,并组织了很大的力量,去进行了专门问题、典型村的调查,这都是很好的。今后更应发扬这种在工作中、运动中,去调查研究与集中材料的作风。”

十分有意思的是,由王谦亲自领导的太行三分区的土地改革运动,竟然引起了一位美国友人的极大关注。这位友人,就是众所周知的韩丁。

1948年春,担任晋冀鲁豫解放区北方大学英语教员的韩丁,以观察员的身份,随工作队进驻太行三分区潞城县的张庄村(今属长治市郊区),对这里已进行两年多的土改运动进行复查。为了把中国的土改运动告诉世界人民,韩丁抱定决心要写一本关于张庄村农民翻身纪实的书。为此,在历时3个多月的复查工作中,韩丁虽然是观察员,但他“却尽可能把自己变成一个农民,他同农民一起吃饭,一起劳动,一起学习,一起讨论,身上沾满了泥巴,心中转变了感情。许多农民成了他的知心朋友,向他的耳根说悄悄话,把各种秘密,严肃和荒唐的都无保留地交给了他。他在笔记本上,用行书写出了方块字国家的纪录”。如果把这些记录集中在一起,是足足有“二十斤重的历史材料”。正是这样,韩丁在张庄村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广泛搜集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最终写成并出版了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的《翻身》一书。在书中,韩丁“热情地歌颂了中国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下的伟大的土改和整党运动,生动地纪录了张庄村人民打碎封建枷锁,获得翻身解放的曲折过程”。然而,《翻身》描述的不只是张庄村的土改运动的革命纪实,而更重要的是“通过张庄这个缩引,揭示了中国伟大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的本质。这场大革命在二十世纪上半叶改造了中国,它所迸发出来的巨大的政治、社会力量,不断地震撼着中国以至于全世界”。因之,当《翻身》在美国一出版,便很快成了世界的畅销书,多种文字译本问世了,在许多国家流传开来了。

从1971年起,韩丁曾多次来华进行访问。1977年,当他再次来华访问时,特地抵达太原拜见了已是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的王谦。老朋友重逢,该是多么的激动、欣慰和欢乐·······

十二、一场突如其来的争论:“土改中发生的最大的一件事”

为了贯彻全国土地会议的精神,于1947年10月2日至12月26日,晋冀鲁豫中央局在太行区的武安县冶陶村召开县级以上主要负责人参加的土地改革会议,即“冶陶会议”。王谦出席了这次会议。

为了准备参加这次会议,会前,王谦到平顺县五区和潞城县四区共6个较大的村,调查研究关于土地改革的实际情况。每到一村,他都把村支书、村长,还有农会主席及部分贫、雇农等叫到一起,让他们把土改时的各种老账集中起来,从中了解与分析研究这个村的土改是否彻底,有无遗留问题。这样一来,再加上中共太行三地委已经出版的那本《资料辑存》的小册子,对三分区土地改革究竟是个什么情况,王谦就心中有数、成竹在胸了。

在“冶陶会议”上,开始有一段“左”的倾向比较严重,对前期贯彻《五四指示》进行的土地改革工作做了不恰当的估计,认为是犯了右倾错误。中共太行区党委的一位新调来的副书记在大会发言中提出,说太行区的土改路线不是贫、雇农路线,而是富农路线,土改工作搞得不彻底,贫、雇农没有翻身。这个意见一提出,王谦就旗帜鲜明地起来反对,但却引起许多参加会议的同志的思想混乱。甚至连亲自领导了土改工作全过程的县委书记们,也对自己的工作产生了怀疑,说长道短、评头品足起来。其中还有两个地委副书记,也持有不同的意见。在整整半个月的地委小组会议上,心中有数的王谦始终未发一言,就是让大家讨论,认真听取同志们的意见。等大家都讲完了,到最后,他做了一天一夜的长篇发言。在发言中,他不说空话,也不讲大道理,只是用具体材料,有根有据地去说明三分区各县土改运动中关于土地与各种财物没收分配的情况,反映贫、雇农翻身的各种数字,以及全区农村阶级关系和土地关系变化的总情况。讲完以后,他又把会前所做的调查研究情况,向同志们作了公布与介绍。结果,王谦翻箱倒柜地这么一讲,犹如吹糠见米那样,使大家立刻清醒过来,终于把笼罩在自己心头上的迷雾一扫而光,统一了思想认识。对于当年这场突如其来的争论,王谦一直把它当作是“土改中发生的最大的一件事”装在自己的心里。每每提及,他总是带点激奋的心情而振振有词地说:

1947年的10月,晋冀鲁豫中央局在太行区的武安冶陶召开土地会议。会议由薄一波同志主持,前后一共开了80多天。在这次会议上,太行区党委一位新来的副书记,在大会发言时讲,说太行区土改不彻底,是执行了富农路线,打击了贫、雇农,硬说太行区的地主和富农占到整个户数的25%。这个同志是新调来的,很好的一个同志,早已去世了。听他这么一讲,我们就争啊!最后,我们两个,他是区党委副书记,我是地委书记,搬出联共党史,在那儿吵啊、争啊!正因为这个,还给了我们处分,但最后纠正过来了。是谁纠正的,是徐向前同志。这次会议最初一段“左”的空气很浓。幸好在会议将要结束时,徐向前同志出来讲了一次话,纠正了“左”的倾向。由于开始“左”得很,就把许多同志都给弄糊涂了,起来自己否定自己。我那个地委去了20多个人,李慰同志他们都去了,现在健在的同志还不少。当时说我们地委都错了,理由是没有依靠贫、雇农,这不得了呀!在地委的小组会上,我就说,同志们你们说吧,我用心听大家的意见。整整半个月,我没有吭一声。为什么我能沉得住气?因为我有了底。

我在参加这个会议之前,到平顺和潞城,找了若干支部书记、村长、农会主席,还有一些翻了身的贫、雇农,作了6个村的调查研究。这6个村,都是300至500户的大村子。我去了以后,就把这些人叫到一起,给他们说:“把你们土改时的老账给我拿出来,张三分了多少地呀,李四分了多少地呀,这当中还有多少东西是怎么分的,最后又剩下多少,还有阶级成分定的情况、村干部分配果实的情况等,我要的就是这些老账。”我拿来这些老账,又弄了个算盘,有时还请个小学教员帮忙,我就边翻边算起账来,看看这个村土改分配的情况到底怎么样,封建消灭了没有,贫、雇农翻身了没有。事前,我就搞了4张大表,又专门弄了个笔记本,把6个村土改的各种数据和有关情况分别列在表上和记在笔记本上,这样不是就清清楚楚了。这反映的是点上的情况。还有地委出版的那本《土改资料辑存》的小册子,反映的是面上的情况。点上的加面上的,在我的心里头不就整个地有了底了嘛!

当时,有两个地委副书记也赞同那种“左”的意见,认为我们地委执行的不是贫、雇农路线。地委组织部长也是这样的看法。结果,把县委书记、县长以至于专员都给弄得神魂颠倒了,地委秘书长王定模同志也被那种意见给动摇了。在会上,我只是提问题,叫大家讲。开始有人说,咱这几年究竟干啥了?土地究竟分配了没有?土改究竟搞得彻底了没有?贫、雇农究竟依靠了没有?这样摆来摆去,越摆越混乱,越摆越不清,有许多人就怀疑起来了。在这种情况下,我说:“好,我来讲讲。”我整整讲了一天一晚上,晚上都没有睡觉,就坐在老百姓房子里的地上、炕上,20多个人,一天、一晚上没有休息。我讲我的意见,批驳他们的观点。可真是把我这个地区的土改工作给讲透了,讲了个底朝天。我讲完了,专员、县委书记、县长们挺有意思,自己问自己,说:噢,这个本来很清楚,咱们怎么就给糊涂了!你看看,开始咱们讲的不对了。王定模同志说:“不对,不对,咱们自个干的嘛,怎么一下子就都错了?”我说:“不要紧,是个什么,就是个什么,谁也否定不了。”那两个地委副书记都不吭气了。讨论完了,我说:“咱们地委开会吧!”他俩说,他们都病了。我说:“好,我到你们的房间里去,咱们在一块统一一下认识。”我真的去到他们住的房间里去,请他们讲自己的看法和道理,我讲我的材料和意见。这样一来,他们不再坚持自己原来的意见是正确的了,思想都变过来了。我说:“好,把咱们的情况向区党委汇报去!”大概在第三天的区党委会上讲了,把那个大会上的“左”的意见给批评了。赖若愚同志讲了话,他是区党委书记,他讲的和我讲的意见基本一致,只是材料不同,因为他讲的是全太行区的情况。我为什么要讲这一段呢?前面我是讲的抽象的我个人的特点,在这里讲的是最具体的。有一些同志说我骄傲什么的,其实我这个人不是骄傲,而是能够和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的。你说不服我,谁也不行。人家开会回来传达说毛主席怎么讲的,中央某领导人如何讲的,许多人马上就表示拥护。我不是。中央任何同志讲了什么,我总是要先考虑考虑。领导一讲,马上就说坚决拥护、认真执行,我从来不是这样的。这是在解放战争期间,土改中发生的最大的一件事。

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在贯彻实施《中国土地法大纲》的后期,开始根据中共中央1947年“十二月会议”和毛泽东有关指示的精神,纠正土地改革运动中发生的“左”的错误时,中共太行区党委于1948年7月召开地委书记会议,讨论与研究关于安置地主、富农,补偿中农的问题。如何正确解决这一问题,当时有两种不同意见。最后,区党委接受了王谦他们的意见,决定从边区政府粮库中拿出一部分粮食,作为安置、补偿的措施。这个办法实行后,得到广大翻身农民和被安置的地主、富农的拥护,既纠正了“左”的错误,又收到了皆大欢喜的效果。

对于当年发生的这件事,同样深深地刻印在王谦的脑海里。他回忆说:

解放战争时期的一项大工作就是进行土地改革运动,一直搞了3年多时间,放手发动群众,彻底实行平分土地,结果有的把地主扫地出门,富农的地也分了,甚至损伤了一部分富裕中农。后来又根据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进行纠“左”,太行区党委提出来要安置地主和富农,安置他们的生活,让他们生产,还要补偿中农。怎么办?有人主张,从贫、催农手里拿出土地再分给地主和富农。那时候我是坚决反对这种做法的。我说:“作为贫、雇农来讲,果实已经分到他们的手里了,就等于饭已经吃到他们的口里头去了,你再从他们的口里掏出来的话,这就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你已经把地主给得罪了,反过来又把贫、雇农得罪了,你在农村依靠什么?”最后,太行区党委下了决心,从边区政府的粮库里拿出1000多万斤小米,作为安置和补偿来用。记得,给了我们三分区200万斤。那个意思就是,把以前没有分配了的地主的土地,再分给地主、富农,然后再给补发点小米。有些没有分配了的农具,同样分给他们,或者再给他们买点。这样安置,效果非常好。在太岳区,像屯留、长子,他们开始就不是用这个办法。他们是从贫、雇农手里拿出来再分给地主、富农的。贫、雇农简直是不满极了。我们在长治、壶关采取的就不是他们这个办法,结果,贫、雇农拥护,地主、富农也比较满意。那时候,为了这件事,太行区党委开会争论得很凶呀!当时我们5个地委书记,就有3个是同班同学,即池必卿同志、周璧同志和我,坚决不同意那种猪八戒照镜子的做法,其他就是另外一种意见。区党委书记赖若愚同志是支持我们的意见的。事实证明,从政府这方面想点办法,采取安置、补偿这种政策,其效果是非常好的。

毛泽东曾经指出:“有了土地改革这个胜利,才有了打倒蒋介石的胜利。”以排山倒海之势所形成的土地改革群众运动的滚滚洪流,彻底埋葬了几千年来的封建土地制度。经过土地改革而彻底翻身解放的广大农民,焕发出了极大的革命和生产的政治热情。他们无私奉献、倾其所有,从人力、物力、财力上支援解放战争,并由此呈现出越来越高涨和踊跃的参军参战的群众热潮。当年,身临其境的王谦,几十年以后回首往事,解放区人民群众奋起参军参战的那种热烈场面,仿佛又展现在他的面前:

到了贯彻《五四指示》后,老解放区已经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目标。一号召参军,我那个地区就有几千名青壮年农民报名参军入伍,一个地区一次参军者达几千人,这个数目不小啊!那时候的参军口号就是:“打老蒋、保家保田、保卫胜利果实!”就这么一号召,整个太行区就掀起参军高潮。我记得,从1947年后半年到1948年,我在长治做太行三地委书记时,接连掀起了4次参军高朝,其中最多的一次6个县就有4000余人参军。这些入伍的新战士,主要补充了陈赓同志的部队。陈赓同志那时到了长治,见到我就感谢地说:“你送来的战士好啊!”在秦基伟同志率部南下的时候,我们也补充了他一些兵员。支援战争不光是个吃饭问题,动员老百姓参军同样是件大事情,也是很重要的一项工作。怎么样能够动员走,最根本还是个农民利益的问题,为什么一减租减息、一土改,他们就愿意参军了,主要就是为了保卫他们的翻身果实。这时候,是打老蒋,保卫斗争果实。只要为农民谋了利益,就能把农民动员起来。只要动员农民起来,其力量是不可低估的。我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主要的依靠力量就是农民。纵观中国的历史,哪朝哪代得天下的力量都是依靠农民,这就是中国的特点。中国农民太好了,出了钱,出了力,还出了人,战争期间死了多少农民,2000多万烈士主要是农民。我们应当永远记住他们!

十三、我担任太行区党委组织部长期间,主要做了三件事

1948年9月,王谦调任中共太行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长,又踏上了新的战斗征程。

此时,全国的解放战争已开始进入战略决战阶段。中共中央于9月8日至13日在河北省西柏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对战争第三年的工作做了部署:在军事上,继续发展外线进攻,并准备打若干次带决定性的大战役,力争歼灭更多的国民党军;在政治上,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准备成立全国性的中央政府,以取代国民党反动政府;在经济上,恢复和发展解放区生产,以创造支持战争的物质基础。会议还研究了党的建设问题,强调必须用最大的努力去克服某些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和地方主义、游击主义等各种不良倾向,切实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将一切可能和必须集中的权力集中于中央和中央代表机关。为了适应夺取全国政权的紧迫任务,会议要求迅速地、有计划地训练大批能够管理军事、政治、经济、党务、文化教育等项工作的干部。10月10日,党中央又明确指出:战争第三年内,必须准备好三万至四万下级、中级、高级干部,以便第四年内随军前进,能够有秩序地接管大约5000万至1亿人口之新开辟的解放区。并确定华北解放区准备外调干部1.7万人。10月29日,中共中央华北局作出《关于外调一万七千干部及补足干部缺额的决定》。决定从太行区抽调2690人,组成一个区党委的架子,整体调出。11月16日,中共华北局通知,再从太行区抽调408人,准备北上支援平、津。

作为中共太行区党委组织部长的王谦,一上任就以极大的精力投入了紧张的工作,首先是处理整党遗留问题,接着是选调支援开辟新区的干部,最后是结束太行区党委的工作。这就是王谦所说的,他在担任太行区党委组织部长期间,主要做的三件事。仅仅三件事,看起来似乎很简单,实际做起来却是相当艰巨和棘手的。

关于处理整党遗留问题。如同其他解放区一样,太行区在1947年冬至次年春进行的整党运动中,由于“左”的偏差的影响,使许多干部受到了过火的批评和错误的处分。全区区级以上干部参加整党的共8000多人,受到不同程度处分的有1800余人,占整党干部总数的22%,其中被开除党籍和受留察处分的约占1/3。

加之1943年审干以来,一直保留政治嫌疑问题而实属严重扩大化的1300余人,总共合起来即多达3100余人。还有,整党后过分强调所谓“回避政策”,县、区两级干部相当普遍地来了个“大换班”。这就“使党内是非好坏的界限混淆不清,而严重地影响了干部的情绪和团结”,甚至出现了有800多名区级干部“躺倒回家”的严重问题。以王谦为部长的中共太行区党委组织部,以对党、对干部高度负责的精神,一方面针对尚未纠偏的错误处分的干部问题,主动地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纠偏;一方面针对多数干部农民小生产思想所表现出来的斗志松懈、厌倦情绪、躺倒不干的错误行为,着力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和理论水平。

在纠偏中,坚持从两条战线作战,“既反对否定整党的倾向,又反对抵制纠偏的倾向”。为此,采取了如下步骤和方法:一是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地开展思想斗争,使所有干部明确肯定整党的成绩是基本的,偏向只是正确方针下的过火现象;同时认识有偏不纠,就使党内是非好坏不分,党的纪律就难以维持,干部的觉悟也无法提高的道理。二是经过调查研究,在实事求是、分清是非的基础上,对确实整错了的,坚决加以纠正;对事实上已改正了错误的,应予取消处分;对无理取闹而坚持错误的,必须继续给以批评以至加重处分。三是规定原来负责处分的领导机关,必须对所有受处分的干部作一次重新审查,并严格执行批准制度,区干处分的纠正由地委批准,县干处分的纠正由区党委批准。四是对所有受处分的干部,必须以严肃与热情相结合的态度对待,对原则问题严肃认真,不牵就、不苟同;但对其工作、进步及生活上的困难,应热情相待和帮助解决。这样,经过半年多时间的努力,在过去纠偏的基础上,对应该纠偏的干部全部纠了偏;对长期保留政治嫌疑问题的干部,凡是能够释疑的全部释了疑。

提高干部的阶级觉悟和理论水平,旨在使他们明确党的全部纲领与革命前途,划清农民小生产思想与无产阶级先锋队思想的界限。其具体做法是:(一)在一切干部会议上,认真贯彻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各级领导机关在诚恳进行自我批评的同时,必须引导干部开展自我批评。坚持实事求是,分清是非责任,既要反对领导者把一切责任都推到下边干部的身上,又要反对把一切责任都推到领导机关的身上。(二)开办各级党校和训练班,大量轮训干部,并动员所有“躺倒回家”的干部参加学习。有步骤、有系统地对干部进行党的政策和党纲、党章的教育,启发他们认识个人利益与党的利益的一致性、目前利益与将来长远利益的一致性。(三)加强在职干部的学习,规定必要的学习文件,保证学习生活的经常化、制度化。(四)把提高干部的理论水平与文化水平结合起来。通过各地开设与扩大干部中学,使所有县、区级工农干部均有学习文化的机会。(五)在实际工作中加强对干部的指导,使其树立日益与群众密切联系的作风。同时,对“大换班”中调动不适当的干部,重新作了合理的调整。由于方法对头,效果明显,全区“躺倒回家”的区级干部有半数左右又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工作岗位。

关于选调支援开辟新区的干部。这是中共中央为夺取全国革命胜利而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也是一项极其光荣的政治任务。但在太行区来说,完成这项任务是作出了艰苦努力的。因为自抗战以来,全区生长与培养了脱离生产的地方工作干部共约2.5万人左右,其中已经外调或参军者约有8000余人。特别是抗战胜利以来,在最近3年多时间内,外调及参军的干部数量最大,已达到6500余人之多。其中,在1947年12月“冶陶会议”前,外调及参军者约4000余人,“冶陶会议”后共2554人。对于最近两三年来,尤其是“冶陶会议”前后各级干部剧烈变动的情形和由此引起的严重缺额问题,在由王谦直接主持、以中共太行区党委名义写给中共中央华北局的《关于补充干部缺额及准备外调一个区党委架子的报告》中作了这样的陈述:“冶陶会议’前,虽然外调及参军干部较“冶陶会议”’后为多,而且质量也高,但那时由于抗战以来蓄积的干部较多,所以还不很感到干部的枯竭。但是在“冶陶会议”后,情况就不同了。一方面由于干部不断的外调,老干部不断地减少;另一方面由于整党以来,干部对党的整党方针模糊不清,新干部没有生长起来,较老的区级干部反而躺倒回家了八百多人,另外一部分老干部因为整党中处分不当,工作分配也不适当,情绪不高。这就使得各级领导机关的干部缺额十分严重,特别是县、区两级,一般在职干部与整党前相较不足半数。因此使我们深深感到干部青黄不接的痛苦,同时也使我们深切体会到为着适应目前全国胜利形势的需要和本区工作发展的需要,就必须把准备足够的干部,并提高干部的理论水平与工作能力,当作目前一项迫切的战略任务来实现,否则我们的全盘工作,便必然要陷于被动。”

可以看出,太行全区的干部缺额问题本来就很严重,再加上新外调的大数量干部,其缺额亏空就更为增大,两者合起来亟须提拔新干部即达7000人。由是,培养干部较之选调干部的任务就更为艰巨了。为此,从1948年8月至12月的5个月中,在中共太行区党委的领导下,王谦带领全区组织部门,从多方面作了大量的富有成效的工作:第一,大量轮训村干、党员,从训练中大胆选拔优秀的村干、党员参加区级领导工作;第二,各级领导机关增设副职;第三,积极纠正在整党中对干部错误处分的问题,争取躺倒回家的干部重新走上工作岗位;第四;责成区直各系统开办专门性质的学校和训练班,培养新干部;第五,动员蒋管区的学生和知识分子到解放区来学习;第六,有计划地训练在乡知识分子,并吸收他们参加各种建设工作;第七,扩大现有中等学校,有计划地培养各种人才。总之,通过上述这一系列工作,全区共生长了新干部3755人。再历经5个月的努力,并继续生长新干部的基础上,先完成了两批南调干部共1834人的任务。

诚然,在选调干部中同样存在着严重的思想阻力和抵触情绪,这主要表现在不少农民出身的干部,“在分到了土地,娶上了老婆,生下了孩子,生活有了改善的情况下”,不愿意“远离本土”的“落后意识及斗志松懈、放下武器的堕落思想”。针对这种错误思想,以及事实上存在着的某些困难,把打通思想和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一方面,通过集中培训学习和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克服选调干部中的“革命不离家”的落后意识,树立“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正确观念;另一方面,宣布和执行外调干部一律按军属待遇的规定,解决了他们的实际困难,消除了他们的思想顾虑,使广大南调干部心情愉快地踏上了支援开辟新区和解放全中国的革命征途。对于选调干部中的这种曲折复杂的情形,在中共太行区党委组织部于1949年5月15日写给中共中央华北局组织部的《关于南调干部专题报告》中,即作了全面而生动的反映。

1949年初,全国解放战争胜利的大局已定。为了迎接全国革命胜利的到来,中共中央于3月5日至13日在西柏坡召开了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民主革命胜利前夜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着重研究与部署了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移到城市的问题。

1949年4月24日,人民解放军攻克太原;5月1日,大同和平解放。从此,山西全境回到了人民的手里。为了适应新的历史时购和新的历史任务的需要,于8月1日,华北人民政府发布通令调整行政区划,撤销各根据地行政区,恢复各省建制。从8月下旬开始,各根据地党、政、军机构相继撤销。中共太行区党委、行署、军区于8月20日停止办公。

中共太行区党委结束时,由于区党委主要负责人均相继奉命调离,因此,只有王谦一个人负责办理了区党委的结束工作。在他主持下,处理了有关结束工作,其中最繁杂的工作是把所有的干部档案和区党委的有关文件都整理清楚,分别移交各相关部门。最后他还亲自给中共中央华北局写了报告,汇报了太行区党委结束工作的情况。这时,太行区共有5个专区、37个县、5个市、279个区、9571个行政村,6744547人。其所属的长治专区和左权专区共12个县、1个市划归山西省。太行区结束时,有这样几项统计数字:太行区在整个解放战争时期共调出干部7998人;现职干部有18108名,分别划属山西省、河北省和平原省;全区党员发展到129057人,有5个地委、42个县(市)委、279个区委。在八年抗战和四年解放战争中,全区有261840人参军;在解放战争时期,参战支前的民兵和民工达275700余人。广大人民群众踊跃参军、参战,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王谦担任中共太行区党委组织部长历时将近一年。时间虽然不长,但工作任务艰巨、工作强度很大,使他又一次经受了新的锻炼和考验。据王谦后来回忆说:

我担任太行区党委组织部长,时间不到一年,主要做了三件事,一件是处理整党遗留问题,一件是抽调南下干部,还有一件是结束区党委的工作。事情看起来不多,可做起来费力很大。因为无论是解决整党遗留问题,还是选调南下干部,都直接涉及人的问题,涉及个人的利益问题,难度都很大呀!比如选调干部这件事,有些人就是不愿意走。为什么?他分了土地了、娶上老婆了、有了孩子了、生活改善了,不想离开他那个家了呀!这样的人大多是区一级的领导骨干。怎么办?动员吧,说服吧,集中训练吧,三番五次、深入细致地去做思想政治工作,千方百计地打通他们的思想。同时,还必须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最后不是宣布实行了一个政策,叫做调出干部一律按军属待遇吗!选调干部难,培养干部更是难!那时候,太行区已经调出的干部很多,大概有8000多人,再加上不断新抽调,干部缺额很大,以至发生了枯竭现象。太行区党委给华北局写过一个报告,那是由我直接主持搞的,如实地讲了这个情况。可是为了适应革命形势的需要,还得抽调呀,还得完成呀!这样,培养和提拔新干部就成了当务之急,成了最紧迫的战略任务。为这件事,我们可想了好些办法、费了很大的劲啊!至于区党委结束工作,那就是我一个人操办了。原区党委书记赖若愚同志早已担任太原市委书记,接任书记的冷楚同志准备南调,新任书记陶鲁笳同志也回到太原,另一位兼宣传部长的副书记也去了新设的平原省,区党委领导就留下我一个人。又是整理干部档案,又是整理区党委的有关文件,又是干部归属等等,最后还给华北局写了个报告,汇报了区党委结束工作的情况。总之,在太行区党委将近一年时间,工作任务很重,工作量很大,政策性也很强,挺辛苦、挺复杂的。好在,那时候我年轻,刚刚30岁出头,脑子来得快,身体顶得住。应当说,这一段对我又是一次很好的锻炼与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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