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摇篮 延安保小

我的好朋友曹东林大姐(小名毛英)1941年出生于延安,她的父亲曹力如在抗战时期历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延属行政专员、延安市市长,她的母亲田星任延安第二完全小学校长。大姐翻开珍藏的《圣地摇篮——延安保育精神永存》一书,指着童年伙伴们的回忆文章,津津乐道的全是在延安保小时的往事:



1937年3月,经边区教育部部长徐特立提议,陕甘宁边区战时儿童保育院小学部(简称保小)的前身鲁迅小学在延安建立,次年改名为边中附小,1939年初正式改建为保小。解放战争初期,保小与延安抗小、延安完小、延属和绥属分区干部子弟小学等合并、扩大、不断发展壮大。解放后,成为北京与西安两地的育才学校。
保小的校训是“亲爱、团结、勇敢、活泼”,教育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建立之初,仅有教师一人,学生二十余人。到1939年初,已发展到学生三百余人,教职工八十余人。孩子们的年龄从几岁到十几岁不等,含汉、满、蒙、回、朝鲜族等。大多数住宿学生的父母或兄长是老红军、革命烈士、党政军干部、在白区党的地下工作者,少部分走读的学生是当地群众的孩子。保小像一个红色的大摇篮抚育着这里孩子,使他们的长辈能够安心地工作,全力以赴地投入到抗击日寇、解放全中国的战斗之中。



除红色圣地延安外,保小曾在多处落脚,如陕北安塞县的吊儿沟和白家坪、子洲县的张家坪和苗家坪、晋西北临县的刘家岭等地。这是因为战争年代的多次转移,其中两次撤离延安,又胜利返回。第一次是1938年秋至1939年春,因日军飞机多次轰炸撤离延安。第二次是1946年冬至1948年夏,因胡宗南军队的大举进攻撤离延安。日军飞机的狂轰滥炸,胡宗南军的围追堵截,没有摧毁保小,反而学校不断发展,同学们健康地成长。

党中央的关怀爱护

毛主席和中央领导非常关怀保小的孩子们,多次为保小题词。1938年毛主席的题词是“好好的保育儿童”, 1940年朱德总司令的题词是“耐心的培养小孩子”,1941年任弼时的题词是“长大了,当个革命家”。



1938年夏秋的一天,吴燕生校长带着保小的部分同学去见毛主席。毛主席在延安凤凰山脚下的一个小院落亲切地接见了同学们,他说:“孩子们,你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学好知识和本领,长大打鬼子、反动派,建设新中国。”项苏云(项英之女)喊道:“毛主席,我们想到苏联去学习。”毛主席一边笑着说:“以后有机会去苏联学习当然好,不过在国内学习更好。”一边从警卫员手中接过从日军缴获的饼干桶,用饼干招待大家。同学们听了毛主席的话都非常高兴。




周恩来副主席、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和许多领导人都亲临保小,看望关心孩子们。周副主席和邓颖超妈妈为保小捐赠了物品,和孩子们一起看戏时,把保小的孩子抱在腿上,边看边询问生活和学习情况。

1947年毛主席、周恩来副主席在转战陕北途中,遇到保小的同学们要转移到太行山地区,当即指示:为保证同学们安全转移,派一个骑兵班护送到黄河边。




徐特立部长来学校一住就是几个月,帮助建设机构、编写教材、安排生活,还半夜查铺,给孩子们盖被。他鼓励教职员工说:“教娃娃是平凡的工作,但责任重大,为革命培养接班人是光荣的。”

党政军民的养育之恩

建校之初,同学们的伙食是八路军的大灶标准,因营养不够出现了佝偻病等营养不良现象。中央组织部门决定:学生伙食标准一律改成中灶标准。学校相对稳定后,边区政府给孩子们安排了条件稍好的窑洞,修建了操场,添置了儿童图书馆,改善了公共设施,加强了医务室。孩子还可以用挖来的甘草,在校内的小合作社换铅笔、花生和大枣。



宋庆龄、何香凝等大批爱国人士发起成立了《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给保小的同学送来了棉衣、棉帽、棉鞋等物资。在1939年7月保小师生的合影中,孩子们穿的白色短袖上衣和短裤就是爱国人士捐赠的。



在炮火连天的战争年代,为了孩子们的安全,边区政府和教育厅妥善安排保小学生们的疏散和撤离,对转移的路线和过程都有明确的指示。保小每到一处,当地的群众热情接待师生们,安排住宿、供应粮油和生活用具。

保小东渡黄河转移到宋家川渡口时,等待渡过黄河的人很多,黑压压的一片。部队首长立即指挥优先保小的学生上船,采取了安全措施,把孩子们平安地送到黄河对岸。

教职员工的培养与爱护

保小的教师来自全国各大城市和海外,除少数年纪稍大的,大都是二十来岁的知识青年,担负着培养教育和保证安全的重担。

建校之初,孩子们身上、头发里的虱子很多,老师用大铁锅烧开水烫衣服,给男娃女娃都理成光头,还因此闹过笑话。那时的条件很艰苦,教师们不仅教文化,就地取材做文具、玩具、乐器,还要带着年龄稍大的孩子上山砍柴、下地种菜。



在延安,老师们按年龄、性别不同安排孩子住宿,女孩住在“亲爱区”和“勇敢区”,男孩住在“团结区”和“活泼区”。学校转移途中,老师们轮流站岗放哨,过河时背着孩子淌水。

因为时常有狼出没,夜里上厕所时,老师要约上几个人打着手电,唱着《打狼歌》一起去。后来老师为了保护孩子们养了一只狗,取名叫“汪精卫”。狼一出现,孩子们就吹口哨,“汪精卫”立即勇敢地冲出来,可惜后来它被野狼咬死了。
保育员们像慈母一样,不分昼夜、竭尽全力地照顾孩子们的生活。深受孩子们爱戴的保育员李灵芝妈妈,把自己三岁的女儿送进山村的幼儿园,全身心地照看保小的同学们。她用自己仅有的津贴费买来棉布、针线、猪胰子、猪油给同学们洗脸洗手、护肤防冻,不怕脏臭、成年累月地照顾尿床的孩子,被孩子尿了一脸一身还慈祥地笑了。

同学们团结互助吃苦耐劳

同学们大都从小离开父母,还有的来自蒋管区、有的来自敌占区,经历了跋山涉水、艰难困苦的磨练,养成了吃苦耐劳的精神,培养了从小自理自立的能力。无论条件怎样艰苦,遇到敌机轰炸扫射,严冬手、脚、脸冻得疼痛难忍,也没有叫苦、哭闹的。

同学们不仅学到了文化,也学会了种菜、挑水、砍柴、捻线、缝衣、打草鞋。孩子们珍惜每一粒粮食,每顿饭前都唱《吃饭歌》。他们自编自演文艺节目,慰问部队、伤病员和群众,给老乡读报纸,讲抗日形势,宣传讲卫生。



1939年,学校建立了少先队和儿童团。十二岁以下的孩子入儿童团员,年满十二岁就可加入少先队,还配发木质仿真枪。学校还成立了学生会,学生会主席采取竞选的方式产生。这些学生组织在协助完成教学任务,加强行政管理、维护学校秩序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同学们在保小的大家庭里,互相之间如同兄弟姐妹,建立了相互关爱的大帮小制度。老师指定某位大同学固定帮助某位小同学,他们(她们)两位除了上课不在一起外,其它时间随时随地关照、帮助。特别是在行军路上,大同学背着或者领着小同学。数十年后,当年的孩子已进入老年,相聚时依旧亲密无间、情同手足。



新中国成立后,保小的孩子们成长为新中国的栋梁之才,有的担任了党和国家领导人或省、部、局级干部,有的在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他们没有辜负前辈、恩师和老区人民的厚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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