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明深 马明潜 张东生（执笔）
抗战初期，周恩来对中共地下情报工作说过这样一段话：“目前国共合作形势较好，至于蒋介石在抗战中会不会反共，还难以断言”。主张“未雨绸缪，后发制人，先走一步，现在就着手下闲棋，布冷子。如果一直闲着冷着，于大局全局无损；如果不闲不冷，于大局全局有利。”
1940年，中共中央明确提出了“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白区工作十六字方针。”这些论述为党和军队的情报工作指明了方向。实践证明，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艰苦漫长的斗争进程中，相对与敌人面对面作战的公开战场，隐蔽战线为夺取革命胜利同样起着重大的作用。
毛泽东说过：“枪杆子里出政权。”其实，与公开战场一样，隐蔽战线也是枪杆子，两者一个为“明枪”，一个是“暗箭”，缺一不可。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准备从陪都重庆迁都南京。1945年12月，国民政府行政院及各部会先遣人员到达南京，1946年4月25日行政院在南京正式挂牌办公，各部会于28日也正式对外办公。此时，大批工商企业、逃来重庆的人民群众，也在积极准备返宁，顿时水陆交通、空中运输为之阻塞，影响所及，不仅市面萧条，社会秩序也出现了混乱局面。此时，父亲马克勤作为中共军情特工正潜伏在重庆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办公室/国民党中央党政军联席会报秘书处（联秘处）担任少校秘书（徐复观副官），管理机要。联秘处直属蒋介石侍从室第六组（情报组）领导，主任唐纵（中将、军统局帮办、代局长，国防部保密局副局长、警察总署署长）。为了对外保密，联秘处机关设在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办公室内。参谋总长：一级上将何应钦，参谋总部秘书长：中将阮肇昌。联秘处主任由十三太保之一的萧赞育（侍从室第三处中将副主任）担任，萧是蒋介石的亲信，副主任是潘公展（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和徐复观（徐佛观，蒋介石侍从秘书，少将）。萧、潘均是挂名，实际工作是由徐主持。
此时，联秘处（重庆）也在积极筹备南迁，因受交通条件限制，根据安排准备从五月份起分批飞往南京。1946年4月28日，国民政府还都大典筹备委员会成立。下午，蒋介石乘“美龄号”专机离渝，途经西安、汉口。4月30日，国民政府颁布《还都令》，宣布5月5日“凯旋南京”。蒋于5月3日抵达南京。5日，南京城里处处张灯结彩，旌旗招展，一派节日景象。上午10点30分，在长江路国民大会堂举行了首都各界庆祝国民政府还都典礼。
表面的和平隐盖不了暗藏的国共危机，1946年6月26日中原大战打响，全面内战终于爆发了。国民党不仅忙于内战，且为适应内战需要还积极调整了军政体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撤销，新设立了国防部。联秘处名义上原隶属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办公室，现改设在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作为一个部建制，仍保持了原名称。秘书长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组织部长谷正鼎兼任，副秘书长徐复观（徐佛观）。
国民党中央党政军联席会报秘书处“顶天、立地”，权利甚大，所涉皆为特密，国民党重要决策均出于此。联席会报分为甲种、乙种、丙种三层次，即中央、省（战区）、专署三级，后又有了县级（丁种）（注：由于时期不同，各种分类有交叉）。最顶层的是蒋介石的“官邸会议”，特别情况下中央党政军联席会报也按“官邸会议”进行。
联秘处成员，包括中央党政军各部会。党属：中央执委会秘书处、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统局等。政属：教育部、社会部、外交部、警察总署等；军属：军事委员会/国防部、军政部、军统局等。各部会派高级专员任联络秘书，负责人按期聚会，共同商讨有关问题、交换情报、制定重大决策等呈报蒋介石和侍从室。决议形成后向省/战区、专署、县等各级“会报联秘处”下达命令执行。
抗战结束后，1946年11月15日-12月25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了“制宪会议”，国共分歧很大，毛泽东指出，这是蒋介石非法的分裂的国民大会。从那时起，国共双方在宣传领域的争议日趋激烈，蒋介石开始重视这个问题，经常与一些重要人士会谈。蒋介石主持的这个会议习惯被称之为“官邸会议”。不过，在“官邸会议”之外，还有一个机构，即中央宣传小组，负责人是蒋介石侍从室主任、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陈布雷。
中央宣传小组常为“官邸会议”做准备，类似“官邸会议”的秘书处。这个机构很精干，十人左右，正如陈布雷的一贯作风。陈作为召集人，参加会议的人均为组织机构和宣传部门的负责人，包括陈立夫（组织部长）、董显光（行政院新闻局长）、邓文仪（国防部政工局局长）、李唯果（中宣部部长）、黄少谷（后任中宣部长）、张道藩（文化委员会主委）、陶希圣（中宣部副部长）等人，主任秘书是徐复观，秘书谢然之、蒋君章（侍从室秘书，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陈布雷机要秘书），地点在南京湖南路508号陈布雷公馆。蒋介石每次均来参加，除了有关人之外，外间始终无人知道。
谢然之是中共叛徒，曾任张闻天秘书、中华苏维埃人民委员会秘书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主编。投敌后很受重用，历任陈诚机要秘书、蒋经国主任秘书，国民党中宣部新闻处处长等职。
一、打入国民党中央党政军联席会报秘书处
1946年6月间，一架美制军用专机降落在南京机场，一位年轻的少校军官走出飞机，他就是潜伏在原重庆军委会参谋总长办公室/联秘处的中共太岳军区情报处特工马克勤。根据徐复观安排，到南京后，马克勤继续在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联秘处任职，担任总干事和会计主任，管理机要、官防和财务。联秘处归属国民党中央党部（部级机构），根据蒋介石要求，机构扩大并得以加强。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6月1日改组为国防部，父亲到南京时，由于机构改组的时间差，“联秘处”仍归在国防部名下，办公地址在成贤街78号，父亲住在74号国立中央大学教授宿舍。不久机构改组完成后，“国防部中央党政军联秘处”即归属国民党中央党部。
抗战胜利后，一段时间，中央党政军联席会报（也称联合会报）未能如常举行，考虑到今后和中共斗争的需要，蒋决定要侍从秘书徐复观重组“国民党中央党政军联席会报秘书处”。并指定由徐担任副秘书长，负责常务。蒋很欣赏徐的学识，对其十分信任。1943年，徐作为军令部驻八路军总部少将联络参谋在延安待了大半年，与中共领导接触甚多，与毛泽东有过多次深谈。年底回重庆被蒋召见，徐写了一份报告《中共最近动态》呈蒋。对此，1944年1月20日，有文曰，“审核徐复观对共产党批评与观察报告后，公（蒋介石）称其吾党中最正确之报告与最有力之文字也。”1945年1月，蒋对蒋经国手谕道“平日对共产党问题，可与徐佛观互相探倘研究”。1945年5月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徐任蒋介石总裁随从秘书，参与蒋介石主持的“官邸会报”，从此，徐开始进入国民党党政军高层，参与机要。
早在1939年底，马克勤就与徐复观相识，那时徐为重庆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冀察战区校阅第九组（或五组）组长/主任，马通过地下党组织安排，以随员身份陪同徐到河北视察国共游击队。1940年1月至3月初，国共在局地发生几次大战，徐在马的安排下脱离险境，因此两人有过“生死之交”，并一直保持联系。这为马克勤今后能打入国民党高层情报机关埋下了伏笔。文献有曰，1941年1月21日，陈潜（上将，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电报云：“军委会校阅第五组主任徐佛观被第十八集团军支部队约4000人围袭。”而实际情况是，在这一时间前后，国民党二级上将、河北省主席、冀察战区总司令鹿钟麟，冀察战区副总司令、第九十七军中将军长朱怀冰经常搞磨擦，偷袭八路军，结果被八路军反击而已。此时冀察战区校阅组正在该部视察，不巧受到累及，实为“城门起火，殃及鱼池”，并非有意为之。
当时，华东局特工沈安娜（沈婉）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执行委员会秘书处记录科任职，但马、沈两人并无橫向联系，即所谓“同事是同事，相识不相识”。作为党和军队布下的“闲棋冷子”，马克勤等地下党人一直冒死在为党工作，看似“闲棋”，但“闲棋”从来不闲，说情报是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实不为过。
注：两处均属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党部）
1946年联秘处回迁南京后，徐复观住小西湖，后搬至兰园6号（原兰园12号），现年久失修。马克勤住高岗里19号，此处小巷曲曲弯弯，很是隐蔽；后搬至成贤街74号居住。成贤街74号和兰园6号隔街相对，来往很方便。
二、截获国民党“闪击延安”和“联密处各省联络网”之情报
马克勤从重庆到达南京后的当务之急，是及时与南京中共代表团朱汉民（原中共南方局/重庆八办与马克勤的联络员）取得联系，虽曾多次去过梅园新村，均因便衣特务监视严密而不能达到目的。后经新华日报社侧面了解，始知朱已随重庆中共代表团撤回延安。这一变化又给情报工作带来极大不便，使不少重要情报变成废纸或不能及时发挥作用。
1947年3月初，太岳军区情报处联络员周知奉命赶来南京接头，就在周到达南京前不久，马克勤参加了一次中央党政军联席会报，会上透露了蒋介石下令胡宗南部进攻延安的确切消息。3月1日，国民党中将、国防部参谋次长刘斐制定了“闪击延安”的计划，建议将中共的政治中心一举拿下，刘斐认为：“在战略上检讨结果需要打延安；在战略上检讨，更需要打延安。”蒋介石同意了这个计划。此前一天，2月28日蒋就急电胡宗南来南京，原定是3月10日攻打延安。3月4日，胡被任命为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并于3月10日晚在洛川召开了军事会议，3月14日开始进攻延安。令蒋、胡未料到的是，3月初，中共中央就得到了国民党进攻延安的情报，这使中共方面对保卫延安有了充分的预判和准备。3月8日下午，延安广播电台播放了“延安各界保卫边区，保卫延安动员大会”的新闻，朱德、彭德怀、周恩来等相继发了言。3月19日晨7时许，胡终于“克复”了延安，但得到的只是一座空城。据了解，胡似乎不在意，大约是因为蒋在此前训示，现在剿共仍要“三分军事，七分政治”。
多年后，徐复观在《哀悼胡宗南先生》文中谈到：“大概是三十六年（1947年），他打下了延安，来电报要我去当延安行署的主任；只要我愿意，他便正式向中央提出，结果，我没有同意。”其前，徐在担任驻延安八路军总部联络参谋任上，回重庆时（1943年），路过西安去看胡宗南，胡当时很希望了解延安的情况。徐写到：“在西安，我告诉他，延安的物质困难，但他们的野心甚大，做法相当有效，劝他们万不可存轻视之心，并虚心研究他们的长处，并告诉他在延安的《整风文献》中，有一篇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很有点艺术性，希望他切实加以研究，他说他没有看过，我答应把毛泽东送给我的一本转送给他。”现在看来，大概那时候胡就对延安有了想法。资料显示：1946年5月胡宗南将几年前压箱底的“闪击延安”计划改成了“攻略陕北作战计划”呈蒋，但蒋介石认为时机不成熟，未同意。这次，看似占领了延安，但后面战局的不断失利，应该使他对徐的说法有了认识。
联秘处为配合这次反共高潮，决定在全国各省市建立情报网，并制订了各省市的化名、代号、开始秘密通讯联络，还责成专人编印了大量宣传材料，寄发各情报机构，扩大反共宣传。
太岳军区情报处联络员周知（周乃琢，解放后在哈尔滨公安局）的到来堪称是及时雨，这些重要情报被及时转送中央和东北、华北等相关战区，对保卫延安、对各大战区的战役部署、对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1947年4月间，太岳军区情报处又派来了联络参谋鲁晋（化名卞子章，解放后任晋中军分区参谋长），由于他是第一次来宁，对国民党统治中心的情况极不熟悉，竟直接进入国民党中央党部马克勤的办公室，不巧的是，被徐复观“偶尔”发现了，这个极为秘密的情报中心有严格规定，除有关工作人员外，是不允许别人进入的，鲁晋的闯入还是第一次，不能不引起徐复观的怀疑，鲁晋刚离去不久，就盘问了马。好在，当时正是鲁南战役的紧张时期，从山东家乡逃来南京的人日益增多，因此马借口说是家乡刚逃来南京的亲戚，因生活无着特来求助的。也许这一解释合乎情理，徐也信以为真，没有发生意外。但此事也给大家提了醒：“一着不慎，满盘皆输；地下工作，决不能心存侥幸。”
三、统战罗震、策反张轸
1947年8月间，联络员周知二次来宁。适逢原在重庆担任马克勤联络员的刘存真（杨XX）也赶来了南京。刘原是洛阳“河南省保安司令部”的政治教官（抗战期间洛阳为河南省省会），在向士兵讲授三民主义时，曾把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作过比较，被特务以为是宣传共产主义，就将其以共产党嫌疑犯逮捕了。恰巧刘与马克勤是同一天（1942年7月14日）被捕。马当时在“中国工合”鲁山事务所任主任，从事统战和情报工作，党组织关系在洛阳八路军办事处（八办），因八办主任袁晓轩叛变，马被中统抓获。刘、马一同关押在国民党“河南省党部调查统计室”（中统）监房里，又是在同一天押送至“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西安青年劳动营”，相处近两年，可谓是患难之交了。刘在马之前保释出营，暂住西安等待工作。马对他的经历、为人都比较了解。刘原是河南省政府秘书长、省保安司令罗震中将的部下，罗曾授意他去延安学习，毕业后，重返河南省保安司令部。刘对国民党的腐败无能极表不满，有进步要求，为人耿直，很重义气，且有较丰富的军事知识。经过长时间的观察，马决定发展刘为秘密情报员，后经组织批准，同意父亲的推荐，并由刘存真担任马的联络员。1944年3月，马克勤经在重庆“华北同学工作队”的队长陶育玉（女，中共党员、其父陶钧为国民党军委会中将，徐复观世交）组织营救和徐复观做保后出狱。八路军太岳军区情报处（太岳军区司令员陈赓兼任情报处长）根据父亲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历史条件和人事关系，决定派遣父亲再赴重庆，以蒋介石侍从秘书徐复观为对象，开展情报工作。刘便成为随同马去重庆的联络员之一（另外一位是周纯直）。刘和周到重庆后，在通过徐复观安排工作时，情况发生了变化，二人均无法留在重庆。徐复观对父亲说：“军事委员会新成立了青年服务总队（后为绥靖总队），是由青年学生组成的，已任命刘培初（军统督察室主任，少将）为总队长，隶属汤恩伯（二级上将、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鲁苏皖豫边区总司令）部，活动地区是河南的伏牛山。我已把刘存真的情况介绍给培初先生，他很欣赏刘先生的经历，打算任命他为大队长职务，希望能亲自面谈后，再作出决定。另外，我的朋友刘翔先生（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副主任委员、山东省政府简任委员、民政厅长，1949年5月1日任台湾高雄市长）被任命为“青年远征军”政治部主任职务，当前正在配备干部，急需一些政治指导员，纯直先生如果愿意的话，就可到这里工作。准备工作就绪后，就出国到缅甸去了”。徐先生一口气把一些具体情况向我作了介绍，很明显两个人的工作已基本定下来了。由于两位联络员均被外派，给当时在重庆的情报工作带来了很大影响。后来，在重庆的联络工作由中共南方局/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张晓梅（张锡珍，中共南方局妇女委员、邓颖超副手，入党介绍人为邓小平和姐姐张锡瑗）、朱汉民（中共南方局青年组成员，后任中共香港情报站负责人）先后担任。
刘存真仍在刘培初部工作，1944年在河南期中，曾会见过他的老上司、原国民革命军第15路军中将参谋长，河南省政府秘书长兼保安司令罗震，对罗多次进行过争取工作，希望通过他的努力，说服河南省政府主席、华中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五绥靖区司令、第十九兵团中将司令张轸，发动部队起义。经过中共地下党的帮助和多方努力下，此等大事竟意外地获得成功。这次来宁，刘正是陪同罗震与马克勤相见，专门商讨部队起义的计划。马与刘在宁重逢，本来就是件极高兴的事，当得悉罗震专程前来南京是商谈张轸部十万大军起义的消息时，真是紧张又激动。因此便和周知研究，决定由刘引见，共同拜会罗震先生。
罗震为官清廉，1947年后曾住南京，家址在胭脂巷10号，但房子是借租李翰园（马鸿逵的参谋处长）的。夫人高淑厚出身名门，却能吃苦耐劳。女儿罗婉馨为罗在南阳收养，胜似亲生。
马和罗震相见虽是第一次，但罗留给人们的印象是深刻的。远在两年前，刘曾介绍过罗的为人和表现，罗是位忠诚善良、爱国心切的人；抗战初期，刘去延安学习，正是罗亲自授意送走的，刘学习毕业重返河南后，又由罗任命杨为保安司令部政治教导员职务，足以说明罗是比较开明，有一定远见的人。这次会晤也证实了这一点，他谈吐诚恳而和霭，具有文人学者风度。他主动介绍了张轸本人和部队情况，罗迫切地向马提出要求，希望得到中共军队和地下党的支持，从速组织和发动该兵团的起义工作，罗的谈话，充满了诚意，使在座的都深受感动。马当面向罗表示，一定把他的意见及时向上级转达，请他放心，并规定了联络办法等事项，谈话圆满结束了。
回到住地后，马当即与周、刘作了进一步的研究，决定由周知火速返回太岳军区情报处请示汇报，希望能尽快作出决定，以便开展工作。张轸起义，过程复杂，他虽然同意起义，但仍然有自己的想法，提出的条件也难被接受。张轸曾和中共多方人士进行过接触，一直未能下决心，直到最后暴露，险些被抓。见后续。
1948年5月，刘存真再次来宁，原刘培初部的“青年服务总队”已改称为“绥靖总队”，刘培初仍任总队长，刘是来宁向国防部恰领枪支弹药的，刘仍任大队长职务，驻防开封地区，他借机与马相商，计划对他亲自掌握的大队从事策反工作，发动该队起义。刘认为条件基本成熟，惟干部力量尚感不足，特别是电台技术干部急待充实，希望能得到上级领导的支持，增派得力干部，开展这项工作。此时鲁晋来宁，当即共同商定，请鲁晋返回情报处请示，要求及时派遣干部前来支援，但因战争频繁，交通受阻，未能及时赶到。而在我人民大军解放开封时，刘部被我军击溃，损失惨重，刘因作战不利，受到处分，回到南京待命。
1948年夏秋之交，经过两年国内战争的生死交量，国共双方的军事斗争已进入白热化，两者之间的决战即将展开。在大战开始前，国共双方均召开了重要会议进行战略研讨，即：国民党最高统帅部在1948年8月2日-7日由国防部在南京主持召开的“军事检讨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48年9月8日-13日在西柏坡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九月会议）。这两个会议都总结了从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以来的军事形势和当前态势，对今后的战略预计、战争指导和战略目标均作了严密布署。
会后，全国战场的大决战随即展开。从1948年9月12日至1949年1月31日间，中国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军进行了辽沈、平津、淮海三场决定中国命运的战略决战。其中还包括9月16日至9月24日的济南战役。
济南解放，王耀武（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山东省主席、第二绥靖区中将司令长官）被捕后发表了一个声明《告国民党官兵书》，号召国民党官兵投降。这件事让蒋介石勃然大怒：“王耀武是我的学生，我待他不薄，他在困难的时候却来反对我，还要下面的人也反对我，岂有此理！”说着，蒋介石恨恨地砸了收音机。
1948年11月16日，《人民日报》刊登王耀武等告国民党官兵书：“国民党各部队官兵均鉴：耀武等于政治无知，不明国内外之趋势，负隅山东，妄图苟全，岂知反人民之战争，终必众叛亲离，招致最后灭亡之命运。”“语云：识时务者为俊杰，昧先机者非明哲，何去何从，愿君等自择。谨布区区，敬祈鉴纳。前山东省主席、第二绥靖区中将司令官、山东省保安司令王耀武，前山东省保安司令部中将副司令聂松溪，前第二绥靖区司令部少将参谋长罗辛理，前山东省政府简任委员兼秘书长刘玉田，前山东省政府建设厅简任厅长丁基石，山东省政府简任委员刘翔，前第二绥靖区第一处少将处长吴鸢，等等。”
在签名名单中，笔者发现了一奇怪之处，山东省政府简任委员刘翔签了名。不过，刘的签名与其他人均不同，并无“前”字，不注意看不出来，看似笔误，只差一字，含意却有不同，这可能另有文章。刘翔与徐复观是老乡，在官场关系也很好，常托马克勤去探望和拜访刘翔，因此马和刘翔也很熟悉了。1949年4月以后蒋介石败退台湾，刘翔竟受重用，5月1日担任了高雄市长。这是否与签名有关？为什么这样签？只有当事者清楚了。
另外，1939年6月三青团中央（中央书记长陈诚）在老河口李宗仁五战区成立支团部，政治部主任韦永成（后为徐会之）是筹备处主任，李宗仁为指导员，刘翔（八区/郧阳专员）、张元良（政治部副主任）等为筹备员。陈诚在任湖北省主席、第六战区司令长官时，郧阳专员刘翔是陈诚的红人，1949年陈诚为台湾省主席，任命刘翔当高雄市长也是自然的事了。1950年5月，有人告发刘翔包庇共党，刘也仅被去职处理。
四、秘密建立“华北军区南京联络站”、打入“国防部青年救国团”
1948年9月初，由于战局的迅速发展和情报工作的需要，太岳军区（原属晋冀鲁豫军区，1948年3月划归华北军区）派遣原情报处负责人、后任华北军区陇海路情报站长兼运城军分区情报处副处长袁之平（化名徐静业，中国远洋运输公司副总经理）与交通参谋鲁晋到达南京，建立“华北军区南京联络站”。行前，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政委薄一波决定并介绍华东军区和中共“长江局”无锡联络站负责袁之平的军地交通联络，袁之平担任站长和支部书记，其任务是获取全国战局急需的战略情报、发展情报组织，组员为马克勤、鲁晋，后续加入的是母亲王芸仙、二叔马克余（马金魁）、三叔马克谅（马文魁）。由于马克勤掌握联秘处官防印章及授权，联络员的特别通行证皆由其开出，此证在手，在敌区活动可谓通行无阻。
随着战局的发展，胜利的天平已开始向中共倾斜。自1948年年11月起，国民党已开始有计划南逃，联秘处也决定分批迁广州，袁之平根据形势发展，对马克勤去留问题作了认真地考虑，认为国民党南逃去向尚不明确，且联秘处撤离后，惟独徐复观未动，故决定暂留在南京，等待时机。后获悉，徐受蒋经国的指示，组织特务组织“中华大同盟”，已去上海筹备，具体情况不明，但徐到达上海不久，又发生了变化，“中华大同盟”并未成立，而是成立了由蒋经国直接领导的“国防部青年救国团”（1948年12月，代号3811部队），准备任命徐复观为该团团长，徐却未接受这一任职，而是由中将胡轨担任了团长。其中真实情况如何，始终不详，为了查明徐的动向，并争取打入“国防部青年救国团”，袁决定由马克勤前往上海去见徐复观，探听虚实，未料事情进行顺利，经徐复观介绍马进入“国防部青年救国团”，并经胡轨亲自批准，任命马克勤担任该团本部“专门委员会”中校秘书，专门委员上校梁铭淓是马克勤在联秘处的同事。“国防部青年救国团”总团部驻杭州灵隐寺。
是什么原因未成立“中华大同盟”呢？其后得知：所谓“中华大同盟”实际上是“青年革命救国大同盟”，其在上海的组织成立于1949年4月19日，约1100人左右。系蒋经国在上海的特务潜伏人员主要系统之一，下设组织部、文教部、联络部、民运部、东南指挥部及京沪地区部等机构。徐复观、吴藻堂任正副书记，估计是由于徐准备接手这个组织，因此未去“国防部青年救国团”。但当时并不清楚。国防部青年救国团的任务是对我方进行“情报”“突击”“行动”等多种破坏活动、刺探我方情报、暗杀我方人员等。蒋经国称“青救团是政治的黄埔，与共产党斗争的主要堡垒。”团长胡轨则称，“该团任务在于巩固京沪杭三角地带，作为复兴三民主义基地。”
“国防部青年救国团”的组成主要如下：
1、国防部戡乱建国工作总队(戡建总队，代号9871部队):
国防部戡乱建国工作总队简称戡建总队，是国民政府情报机关控制的武装部队。总队长由蒋经国的亲信胡轨中将兼任，驻杭州。该总队由蒋经国策划，于1947年12月在南京中央训练团内成立了戡乱建国干部训练班。1948年1月，该班第1期受训人员全部编入国防部戡乱建国工作总队。1948年12月，戡建总队改编为青年救国团第一总队。戡建总队形式上受国防部政工局领导，实际由蒋经国直接控制。
2、国防部绥靖总队(代号：321部队)：
国民党武装谍报组织，隶属于国防部二厅，总队长：刘培初少将。1947年7月，蒋介石密令二厅厅长郑介民中将在南京孝陵卫的中央训练团内创办“中央训练团励志训练班”，招募和培养武装谍报人员。训练班结业后，“绥靖总队”也同时成立，全部学员即为绥靖总队队员。“绥靖总队”总队部设于宁波，1948年，国防部绥靖总队各大队在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损失惨重，1949年2月残部改编成国防部青年救国团第二总队，后撤至台湾。
3、国防部人民服务总队：
是国民政府情报机关控制的武装部队，人民服务总队各总队长由国防部派任
队员多系青年军复员军人编组而成，即由原青年军转化而来。该团隶属于国防部，实际为蒋经国控制领导。其中，第三总队总队长郭仲容少将（曾和徐复观同为驻延安八路军总部联络参谋），驻南京；第四总队总队长颜邦萍少将，驻汉口。
国防部青年救国团原驻防南京，随着国民党节节失利，解放军步步逼近，于同年十二月迁址杭州，司令部设在灵隐寺。国防部青年救国团的主要任务是企图固守大陆，待国民党卷土重来时作为配合反攻的力量，而“专门委员会”有着同样的目的，专门收容分散的特务，将其作为一支地下军，在杭州、上海、南京、徐州、济南等沪宁、津浦铁路沿线，秘密部署特务的潜伏。
马克勤的任务是接待往来特务，负责办理特务登记、宣誓、指定派遣地区和任务，并发放活动费用等，与此同时，还负责建立“国防部青年救国团专门委员会南京联络站”（下称“青救团南京联络站”）的任务。这个联络站，作为专门委员会的中心联络点，凡南来北往的特务，必须经过该站审查，其控制是很严格的。马接受这一任务后，当即赶到南京筹备，并借机向袁之平作了汇报，商定了青救团南京联络站人选问题，这个送上门的美差，是控制特务活动的重要环节，当然不会轻易让给别人，研究决定由鲁晋担任。此事经马克勤负责介绍、推荐，得到了该会主管“专门委员会工作员”梁铭芳的严格审查而批准，鲁晋如愿以偿地担任了“青救团南京联络站”站长职务。此后，大家一起讨论了袁之平的工作，既然袁要在宁坐镇领导工作，没有公开职业作掩护是不能长期立足的，但当时正处在极端混乱的情况下，介绍工作谈何容易，但可以用经商的办法作掩护，因此决定在南京夫子庙钞库街，开设一个以经营日用什货为主的什货店，袁之平当店老板，并以马的两个弟弟（马克余，马克谅）为店员，经过积极筹备，不久便开张大吉了！这样一来，华北军区南京联络站也有了固定的地点（原来的联系点设在石鼓路国立中央高级产校王芸仙处）。工作是如此紧张而又顺利，大家都喜出望外！为获取敌人战时动向，马特意安插马克余进入了“国防部青年救国团绥靖总队”绥靖四大队担任准尉队员，驻丹阳、乌衣、杭州一带。为保密，马克余本人并不知详情。
事后，父亲赶回杭州，并开始工作，不到一个月，专程来专门委员会办理登记的特务竟达二十余人，其中不少是老特工，多被派遣至沪宁、津浦铁路沿线潜伏，可谓是“生意兴隆”。
父亲回忆：“1949年2月，徐复观在广州，奉蒋介石电召，去奉化溪口，途经杭州，特来青年救国团与父亲会晤，相约作陪去溪口拜谒蒋介石，遗憾的是，当到达溪口蒋府时，蒋却因事离去。”后来，徐留在溪口住了一段时间。据载：1949年2月22日蒋召徐到溪口，电报内容：“奉旨电报。广州郑秘书长彦棻。密请与徐佛观同志来溪一唔，过沪时可与希圣同志同行前来并望塾旅费为盼望中。”此时，蒋已下野，但仍以国民党总裁身份遥控指挥国民党党政军各部之行动。由于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所有决议最终均须通过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会（中常会），蒋是国民党总裁，李宗仁代总统并无决定权。
徐复观回忆：“蒋公此时有决心改造国民党，策划的责任落在经国先生身上”。最初徐复观名列在改造核心小组名单中，推其为当副书记或负责组织工作，陈大庆（中将、京沪杭警备司令官兼淞沪警备司令；1950年任台湾“安全局”局长、台湾总司令、台湾省主席）负责行动，蒋经国负责情报。谈话涉及人事安排，及情报机关的人选等机密。此时，蒋介石已开始着意培养蒋经国为接班人，要求徐复观全力配合蒋经国。当时（1948年11月13日），陈布雷已自杀身亡，故蒋介石希望徐能担任陈的角色。但徐并不认同蒋氏父子“传子”的做法，此是后话了。徐与马分手后，徐留下了他在广州的住址，为两人后来的见面提供了方便。
徐复观多年的朋友牟宗三（曾任中央大学、浙江大学教授）在【徐复观先生的学术思想】中也提到：“国民党的改造是徐复观先生提议的，37年冬天（1948年）国民党失利，蒋回到他老家溪口，那一年我在浙江大学任教，徐先生经过杭州，他说要到溪口去，我也不问他是什么事，他和蒋氏父子三个人密谈改造国民党的事情，这是参预内幕，参预机密。”可见当时徐复观在蒋氏父子心中的地位。
牟宗三教授被誉为近现代中国最具“原创性”的“智者型”哲学家，现代新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新儒学八大家之一（熊十力，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张君励，梁漱溟，冯友兰，方东美）。1949年牟在台北东海大学任教，1960年到香港大学，1974年后又执教台湾大学、台湾师范大学、中央大学等，1984年荣获台湾地区行政院国家文化奖章。
1948年10月底，马克勤和王芸仙经组织批准在杭州结婚，徐复观、牟宗三、梁铭芳等均参加了婚礼，并拍照留念。
五、劫取联密处“死亡名单”、冒死营救南京地下党
1947年到1948年，随着人民解放军在全国的战略进攻，蒋管区人民运动不断发展,全国学潮迭起，南京地下党领导的学潮也是此起彼伏，蒋介石很头疼。
1947年5月，在各地党组织的领导下，中央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校积极组织反内战、反饥饿委员会，开展声势浩大的罢课、请愿活动，并张贴“内战不停，饥饿不止”等大标语。5月18日，国民党紧急颁布了《勘乱时期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5月19日，就在《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颁布的第二天，上海7000多名学生举行了反饥饿、反内战大游行。5月20日，华北、宁沪等地学生分别在北平、天津、南京和上海等地举行了大游行。当天是国民参政会四届三次大会开幕之日，国民党当局在首都南京布下重兵，前往南京举行联合示威游行的宁沪苏杭6000多名学生，遭到国民党军警的袭击，学生重伤19人，轻伤104人，被捕28人，这就是震惊全国的“五二零”惨案。国民党在首都制造的“五二零”惨案发生之后，南京学委在中共南京市委的指示下，举行了记者招待会，报告了惨案发生的经过，通电全国，揭露国民党当局的罪行，呼吁全国学生团结起来向着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坚决的斗争。
1947年5月30日，毛泽东发表了《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的著名评论，指出：“中国境内已有了两条战线。蒋介石进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第一条战线，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学生运动是整个人民运动的一部分。”
同在1947年5月，国民党特务机构接到全国学联将于6月1日举行全国规模的游行示威、并在国统区内开辟第二条战线的重要情报后，通过“中央党政军联席会报秘书处”研究，在蒋介石亲自主持的“官邸汇报”中，重申了以“组织对组织，以行动对行动，以示威对示威”的决策，密令各主要城市的高层机关，坚决镇压学生罢课游行运动，对有革命或进步关系的学生实行逮捕。
1947年6月1日，武汉大学惨案发生。据原武汉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刘庄如《我所知道的武汉大学六一惨案》一文:“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对武汉进步学生的镇压活动，都是由“会报”导演的。 地方“会报”由当地党政军最高头目召集，按省、专区、县分为甲乙丙三级汇报。 制造“六一”惨案的甲级会报是1947年5月在汉口行辕内由行辕主任程潜主持的，参加汇报的行辕调查室少将主任张家驹（中统专员、甲级会报负责人）传达了中央党政军联席会报秘书处密电以后，立即与中统、军统、稽查处、三青团等机关所提黑名单进行研究，说根据汇报决定一定要抓到为首的，宁可多抓也不要漏抓，否则治不了学生捣乱。”1947年6月1日清晨，国民党党政军警特相互纠合，对武汉大学师生犯下了严重罪行。在震惊全国的武汉大学“六一”惨案中，三名学生中弹牺牲，几十名进步学生和教授被逮捕。此前，四川省特种工作委员会（特委会）主任委员邓锡侯接到国民党中央会报（甲种会报）秘书处发来紧急，命令在6月3日以前将四川全省所有中共人员、民主党派和其他与共产党有联系的一切进步人士全部逮捕，并将执行逮捕经过连同被捕人的名单报告中央备核。随后成都“六一”大逮捕发生。
继南京“五二零”运动、武汉大学“六一”惨案等之后，1948年1月29日，上海发生了同济大学和全市学生反对国民党当局妄图扼杀学生民主爱国运动，从而进行的同济“一·二九”斗争。为此，“中央党政军联席会报秘书处”发文要求教育部严历处置。
在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后，国民党政府加紧了对国统区人民的血腥镇压，相继颁布了《国家总动员案》、《后方共产党处置办法》等血腥法案，并以“共产党嫌疑”的罪名在全国大城市任意逮捕、监禁学生和爱国民主人士，并强化了军统、中统等特务组织，在“党政军联席会报”策划下，公开和秘密搜捕行动从未间断。
父亲回忆：“1948年秋天，国民党已溃不成军，失败已成定局。在国民政府首都南京，敌人不甘心自己的失败，继续作垂死挣扎，并把主要精力倾注于破坏南京地下党组织、残酷杀害我地下党员。在此紧要关头，南京金陵女子大学，有一人被捕，供出了我南京地下党二十余人，当父亲在联秘处获悉被杀人的名单时，立即趁夜深迅速将其抄录后归档、记熟后销毁。”
按照规定，在中央党部“工作”的马克勤和“华北军区南京联络站”属军队情报系统，与南京地下党组织没有横向关系，也不允许发生联系。但这些地下党命在旦夕，父亲十分着急。情报到手却不能起作用，怎么办？此时已离解放大军渡江、南京解放不远，看着这些战友在黎明前死去，实在不忍！由于此情报绝密，且由马克勤签收保管，如果劫取外泄，暴露的危险极大。一旦发现，不仅马本人被抓，整个联络站都有危险，多年的情报经营将毁于一旦，损失不堪设想。此事从未遇过，真是两难！唯一的机会是，联密处此时正忙于分批撤往广州，暂时留京的也人心涣散，管理不严，确有可乘之机，只能拼死一搏了！
袁之平心急如火，决定动用此前华北军区授权但从未动用过的和苏南地下党组织的秘密联系方法，派遣联络参谋鲁晋亲自将这批“死亡名单”火速送往无锡我方联络站，由于鲁晋身任“青救团专门委员会南京联络站”站长，沿途无人阻拦，“死亡名单”送达及时，避免了这批地下党被杀，保护了南京地下党组织。苏南地委情报机关的联络负责人是王鹏（江苏省高教局长）、来宁传达任务和具体联络的是刘本裕（上海市外贸局党委书记）。事后特务虽有追查，但因无实据，不了了之。这件事，十分机密，在有关南京党史和金陵女子大学地下党的相关资料中，虽有提到：“由于情报系统提供了消息，一批暴露的南京地下党被组织分别秘密送往了安全地点，等等。”但情报来自何处，何人所为？至今无人知晓。
一篇报道引起了笔者的注意：“1948年，国民政府加强对高校的控制，但金女大校长吴贻芳坚决抵制政治对学术的干预，而是根据办学宗旨，并没有对学生的社会活动尤其是爱国活动加以限制。最著名的事例是1948年秋季，国民党政府在南京展开了对学生的大搜捕。一天夜晚，吴贻芳听说自己有学生被列上了黑名单，连夜赶去面见当时的教育部次长杭立武，严正地说道，我以吴贻芳担保，金女大没有你们逮捕的人。为了女子大学的声誉，军警不得进入校园。就这样，尽管当时学校里有地下党的秘密组织在活动，但金女大没有一名学生被抓走。”
笔者发现此事件的“时间（48年秋）、地点（金女大）、地下党、黑名单、无人被捕”等“关键词”与父亲所说完全一致。如能查明此事，真不枉当年父亲与其战友们的一片“赤子之心”了。
此前，父亲坐过监狱、受过电刑、失去双指，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冒死营救党组织、进步团体及国际机构的事情已不是第一次了。在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联密处”，马克勤多次冒险送出绝密情报，如国民党预谋：火烧“苏联大使馆”、捣毁“新华日报社”、围困“中共代表团驻地”，以及“沧白堂事件”、“校场口事件”、“重庆谈判”等重大情报均提前通知了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军队情报部门，避免了重大损失，受到中共南方局负责人董必武的接见和表扬。但由于多次情报外泄，引起了特务组织的注意，即便是重庆军委会中央党政军“联密处”这样的最高情报机构，内部人员也受到了秘密调查。
六、南京解放、归建二野
1949年4月中旬，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原中野刘邓大军、前身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三野战军（原华野陈粟大军、前身华中野战军和山东野战军）即将全线发起渡江战役。渡江战役前，“华北军区南京联络站”原太岳军区情报处人员归建第二野战军情报处（太岳军区原属晋冀鲁豫军区野战军，二野前身）。“华北军区南京联络站”任务至此完成，但这些“无名英雄”们即将面临的将是更为艰巨的任务。
1949年4月20日，南京国民党政府拒绝接受中共代表团提出的《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4月21日，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从20日午夜起，人民解放军突破长江天堑；4月22日，南京敌军仓皇弃城逃跑；23日，南京处于真空状态；23日子夜，解放军进入南京城；24日凌晨2时，人民解放军占领总统府。 毛主席接到南京解放的捷报后，挥笔写下了《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毛主席在北京香山双清别墅看【南京解放】的新闻
毛主席看“南京解放”新闻的报纸是《进步日报》，《进步日报》由天津“大公报”改组而来，报名是毛泽东亲自所取。据史料，毛泽东当时说，办报的自我检讨、自我批评就是进步，看报的也要进步，解放了，大家都要进步嘛！说明了毛主席对这份报纸的喜爱。
在这份“进步日报”（1949年4月25日版）关于“南京解放”的一组报道中，还藏有毛泽东亲笔所写的消息：《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宣告灭亡》。消息开头即点明时间：“新华社北平二十四日上午六时电”。但此时，毛泽东并不知道南京已经解放，所以在消息中，他写到“人民解放军正向南京急进，如果昨夜没有入城，则可能于今日入城”。
原来，自4月22日起，国民党军政人员陆续逃离南京，4月23日早晨，南京市民联名建立了“维护南京秩序委员会”，并推举马青苑（国大代表、西北军将领）为主席，吴贻芳（金陵女子大学校长）为副主席，以维护城市秩序。4月23日中午，国民党行政院新闻官在“斗鸡闸”何应钦（行政院长）官邸正式宣布：“国民党政府撤离南京”。马、吴二人当于4月23日下午致电毛泽东，欢迎人民解放军进入南京，“以慰民望”。毛曾复电嘉奖。
其实，在23日上午10点左右，毛泽东就从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团长张治中处了解到了南京的一些情况，可直至等到马、吴二人电报，前方仍没有电来。到了24日早晨6点，前方仍无电来。毛泽东不能再等，于是他提笔写下一条消息《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宣告灭亡》。消息发出后，24日早晨，粟裕、张震致电总前委、军委：三十五军已占南京；15时，新华社南京电：国民党22年的反革命中心南京，已于23日午夜为人民解放军解放。据此，毛泽东得到南京解放的消息，最早应在24日早晨。
父亲回忆：“1949年4月24日深夜，全市电灯忽然大放光明，接着是鞭炮声、锣鼓声和人民群众的欢呼声交织在一起，此时使久已暗淡无光，失去生活信心的南京人民又振奋起来、恢复了生命活力。南京宣告解放了！这一激动人心的消息，也使我们长期处在地下的情报工作者产生一种轻松感，紧张的心情被一扫而空，也同南京人民一样，欢欣鼓舞，欣喜若狂了！”
父亲写到：“连日来，人民为庆祝南京的解放，到处是红旗招展，锣鼓喧天，秧歌舞蹈活跃在大街小巷，人民群众都涌向街头，整个南京沸腾了，绝望的南京人民又逐渐恢复了生机。不久，南京军事管制委员会宣告成立，袁之平急不可待地约马克勤前往军管会，想尽快与上级党取得联系，当由该军管会卢伯明（鲁道麟，南京市公安局政保处副处长、华东公安部处长、上海公安局副局长，原中共南京市委情报系统负责人）接待了我们，他听取了袁之平的介绍后，满口答应，表示负责与有关方面联系。大约是4月底的一天上午，二野司令部情报处李璜（一科科长、晋冀鲁豫野战军情报处徐州站站长）来到兰园6号和我们见面了，顿时出现一个极为动人的场面，激动、兴奋、愉快的心情，使每个同志简直是无所适从，我们终于迎来了南京的解放，回到了党的怀抱，重享革命大家庭的温暖，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事！”
袁之平、马克勤、鲁晋、马克谅（马文魁）至此归建二野司令部情报处，负责人为情报处副处长魏锦国（原晋冀鲁豫野战军情报处三科科长、中原军区情报处副处长，二野情报处副处长、空军情报部副部长、空后副政委，55年大校）。王芸仙成为南京地下情报人员（属二野司令部情报处），王的联络人江燕（原二野前身中原军区情报处京沪站副站长，后在南京市委统战部）。马文魁加入二野司令部情报处培训班学习（后参加解放大西南），马克余（马金魁）仍潜伏在“国防部青年救国团”绥靖总队。
二野情报处，设在南京原行政院长“张群公馆”。情报处处长柴成文（柴军武，61年少将，中国人民志愿军朝鲜停战谈判代表团秘书长、总参谋部情报部副部长、国防部外事局局长）。
（左起）柴成文、刘国霖（129师政治部敌工科长，国防科工委特种装备部长）、魏锦国、李明义（二野司令部情报处参谋）。
注：马克勤归建二野时，魏锦国是二野情报处副处长。
原二野情报处部分人员合影，1990年。左起：席一（晋冀鲁豫野战军情报处一科科长）、柴成文（晋冀鲁豫野战军情报处副处长、处长）、林一（晋冀鲁豫野战军情报处一科副科长）、余放（国家某部副部长）、柳雨峰（刘桂衡，太岳军区情报处副处长。后任驻布隆迪大使、加蓬大使兼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大使）、李文彬（晋冀鲁豫野战军情报处一科副科长、中原军区豫皖苏军区情报处副处长、华中军区情报处副处长）。后左三：武尽法（二野司令部一科参谋，后任总参情报部部长，88年少将）、左四：沈少星（后任晋冀鲁豫野战军情报处一科科长、中原军区鄂豫军区情报处副处长）。
注：马克勤在太岳军区情报处时，刘桂衡（柳雨峰）为情报处副处长。
南京最早实行的是军事管制。1949年4月28日，南京市军管会成立，“军管字第1号”称:“南京已获解放，为保障全体人民生命财产、维护社会安宁，确立革命秩序，决定在南京市实行军事管制，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市军事制委员会，为该市军事管制时期的最高权力机关，统一全市军事、民政等管理事宜。”刘伯承任军管会主任，宋任穷为副主任。1949年5月1日，中共南京市委成立。1949年5月7日发布的“市委成立之通知”公布:刘伯承同志为书记，宋任穷同志为副书记，陈修良同志为组织部长，张际春同志为宣传部长。1949年5月10日，南京市人民政府成立。首任市长刘伯承。市府“秘字第1号”即为关于刘伯承等任职之布告:“奉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任命刘伯承为南京市市长，柯庆施、张霖之为副市长。”
在1949年5月7日中共南京“市委成立之通知”中，陈修良（程兰如，1907-1998）为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的成员。1927年5月加入中共，11月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46年4月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为南京解放作出重要贡献。
1949年5月，粟裕指挥上海战役解放上海，兼任上海市军管会副主任。7月，粟裕率领第三野战军机关由上海移防到南京，接替刘伯承兼任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南京市委书记。新中国成立后，粟裕担任解放台湾工作委员会主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等。
后记：
父亲回忆：“南京解放后不久，在一次会议上，二野参谋长李达传达：“凡在南京工作，现在如仍有去台条件的同志，都要去台湾工作。”情报处副处长魏锦国会同袁之平研究决定，以原“华北军区南京联络站”、“国防部青年救国团专门委员会南京联络站”成员为基础，调马克勤、袁之平、鲁晋、刘存真等组成一个“特工小组”秘密前往台湾。
父亲写到：“5月中旬，就在江南各地区相继解放、我们在准备去台之时，忽由几年前保持秘密联系的中共统战人士、国民党中将、河南省政府委员兼秘书长罗震的弟弟找到了我们。此前，通过罗震策反河南省政府主席、华中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五绥靖区司令、第十九兵团中将司令张轸虽有意向，但张一直未动手。开始张轸的想法是：第一、中共应有高层领导与他谈；第二、应有野战军的军方背景。第三、他认为当时和他联系的中共开封和信阳地下党人员太年轻，不放心，这也包括他的亲友。”
“此时罗在南京的弟弟突然送来罗震自汉口发来的电报，希望与我军取得联系，说明情况紧急，马克勤及时向二野领导汇报了有关罗震及张轸的情况后，二野领导当即做出决定，急电汉口方面我军领导，速与张轸部联系，终于使张轸部二万余人在金口宣告起义（5月15日），第二天武汉顺利解放（5月16日）。这个意想不到的收获，确实令大家兴奋不已。”
但就在特工小组即将出发之前，国民党台湾省政府主席兼台湾警备总司令陈诚于5月20日发布了一号戒严令，入台困难陡增。特工小组能否秘密进入台湾将面临无法预料的问题，即便进入台湾，其危险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