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行英雄

邓小平在束鹿的活动

辛集市党史研究室 张悦田

1938年10月,日本侵略军攻占武汉、广州后,停止了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进攻,把进攻重点转向华北,转向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1939年2月8日,日寇二次回师华北,侵占束鹿县城新城镇和商业重镇旧城、辛集。2月19日,日军出动30多辆装甲车对束鹿县进行分割扫荡,县大队武器很少,既没有重型武器,更没有作战经验,队伍很快被冲散,被迫化整为零开展活动。从此,从此共产党的抗日军政人员撤离城镇,转入农村,以城北礼璨、小冯,城南大车城、木店等地为中心根据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1938年6月,束鹿县划归冀南一地委和一分区领导。县大队发展到一千人,开始制造土枪土炮、地雷等武器,学习游击战略战术,开展轰轰烈烈的练兵。时值抗战初期,抗日武装与日军无论是在武器,还是军事素质和作战经验方面都相差悬殊,束鹿县军政领导和广大战士大都是国难当头弃笔从戎的教师或者刚刚放下农具保家卫国的农民,谁都没有作战经验,对如何进行游击战争还不熟悉,遇敌单凭火力硬拼打不过,更多的是躲避防御。当时,怎样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是摆在束鹿县抗日军民面前迫在眉睫的重要课题。

邓小平在束鹿县的活动足迹传闻中共有几次。一次是到冀南一地委所在地田家庄村;一次是在彭六佐村北站在方桌上讲演,发动群众抗日;还有一次是到王口村看望三五九旅一位负伤的团长。记载最全面的是大车城村会议。

1939年9月间,八路军主力部队一二九师来到束鹿,令人振奋的是师政委邓小平同志随队到达。一日,在冀南一地委和一分区驻地大车城村召开了分区所属部队连以上干部、有关领导和所属各县主要领导干部参加的会议。


1939年,邓小平(左三)同刘伯承、李达、蔡树藩在山西太行山八路军一二九师驻地合影。
1939年,邓小平(左三)同刘伯承、李达、蔡树藩在山西太行山八路军一二九师驻地合影。

束鹿县参加会议的有县委书记王雅波、县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郝化村和《洪流报》社的主编李梨等三位同志。当时,邓小平身穿短衣,腰系皮带,两目炯炯来到会场。

会场设在村子西北角一个土坯围墙院内,围墙的外面就是连绵十几华里的树地,成为掩护八路军行动的天然屏障。战争年代条件十分艰苦,会场布置的极其简单,主席台前摆着一个学生用的二屉旧书桌,书桌后放一把太师椅,台下与会的同志们挤坐在几十张破旧条凳上,聆听邓政委的讲话。

邓政委首先代表党中央、北方局向战斗在抗日第一线的广大军民致以亲切的问侯,然后他传达了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精神,会议批判了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宣传我党独立自主进行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统一了全党步调,指明了斗争方向。接着邓政委精辟地分析了目前国际、国内形势,指出目前国内、国际形势都有利于我,日寇侵华困难重重,是非正义的侵略战争,遭到全世界人民的反对,失败是注定的,坚持持久战,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他还提出,在抗日游击区也要开展大生产运动,要取消顽钞、伪钞,发行冀南币,最后,邓政委对独立自主地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目的与要求作了详细的论述。他首先澄清了党内外关于游击战争的模糊认识,明确指出:“我们的游击战争,要立足于击,不是立足于游,游而不击,决非我军宗旨。游游走走,到处躲避敌人,人民是不要这样的军队的”。并指出:“能征善战是带出来的,只有怕打仗的官,没有怕打仗的兵,不打仗就是怕死鬼。”要求军队干部要从战争中学会战争,要继续发扬我党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方针的传统。在统一战线中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开展游击战争。目前,最重要的是要抓住有利战机,利用有利条件,在战略上要以少胜多,在战术上要以多胜少,集中优势兵力,歼灭分散孤立之敌。

邓小平同志的讲话,对束鹿县各项工作的开展,尤其对束鹿县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指明了大方向。分区司令员李林深有体会地说:“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邓政委讲话精神,对于指导刚组建起来的还没有战斗经验的束鹿县各级抗日武装开展抗日游击战争,起了极大的鼓舞和推动作用。从此,束鹿县军民广泛开展起了抗日游击战争,县、区、村地方武装配合主力部队,奋勇杀敌,频频向日寇主动出击。从当年十月至翌年六月,半年多的时间里,就取得了夜袭旧城洋行、南辛庄战斗、东留章战斗、刘家庄伏击战等重大胜利。尤其值得提出的是刘家庄伏击战,我军一举击毙日本铃木队长及日军官兵五十余人,缴获迫击炮一门,轻机枪三挺,步枪三十余支,掷弹筒一个,及其他各种军用物资,敌人十一辆汽车全被烧毁。这次伏击战,首创了地方部队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光辉范例。自此,束鹿县抗日游击战争进一步广泛深入的开展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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