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行英雄

重返北较场的日子

张乐兵 张乐伟 张娅丽 张苏明

在文化大革命的那个黑暗的日子里,我们的父母和其他老一辈的同志们一样,相继被赶出了北较场。1966年的下半年,父母就和黄新廷司令员、郭林祥政委等被逐出了生活了多年的北较场,集中安置在东较场。要知道北较场是父辈们工作的地方,也是我们出生的地方,哪能不怀念。以后,我们的家也随着运动的不断升级,被赶出了成都市区东较场来到天回镇的海校。“9.13”后,我们家才得以回到市里,父亲住在三洞桥民委招待所等待分配。后来,父亲重新参加工作后,我们搬到了四川省军区的大院。一次次的搬迁,不仅记录了历史的变迁,也在我们的脑海里印下了人生的烙印,那场运动的开始与升级……否定与纠正……恢复与发展……。

1981年,随着父亲所谓问题的彻底解决,我们又回到北较场,住进了203号院。父亲被任命为成都军区司令部顾问,母亲还是在军区幼儿园当副园长。回到北较场,对我们来说,一切都是那么熟悉,那么亲切。武担山还是那么高,宝塔还是一样的笔直;大礼堂前虽然已经不再放坝坝电影了,我们还是会到走道上去滑梭梭板……一切都是充满了活力。

回到北较场,无异对父亲来讲是一次新的长征。除了带着母亲和在家的孩子们去北较场的各个角落,去看望过去一起工作的老首长、老同事,告诉他们自己终于回来了,又可以舒心的和大家一起工作了外,就是等待具体的工作。我们则总感到他有一些心事,像是要把失去的工作时间给追回来一样。确实,在他精力最旺盛的时候,在他经历的革命历程最丰富的时刻,被剥夺了为党的事业做贡献的权利,对于一个革命者来讲是非常痛苦的。以至于当初,刚刚恢复父亲工作的时候,是高职低配到四川省军区任副司令员,组织上问他有什么想法,他的回答是:只要能工作就行!回到北较场时,干部部门的同志说这次给你提拔了一级。父亲还是那句话:只要能回去工作就行!我不稀罕你们给我提一级。时任军区政委的万海峰知道父亲的话里有气后,亲自找到父亲说:我们都是从鄂豫皖过来的,不要计较机关的说法。这次,是彻底解决过去的问题,恢复你的军区副参谋长的职务。本来,是上报你在四川省军区任司令员的,由于总部卡住在军级单位任主官的年龄不能超过60岁,就把你的命令下回了军区司令部,由于目前编织已经满员,下的是个顾问,一样的哈。父亲还是那句话:只要能让我回来工作就行。万政委讲:只要你心情好,我就放心了。

“将星团”里的两个红小鬼泪洒武担山

父亲1919年1月,出生在安徽省六安县徐集镇一个雇农的家庭中,父亲给地主种地,母亲帮助种地和带孩子,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弟弟。因为贫困,哥哥和弟弟相继病饿去世。1930年8月,爷爷带着父亲参加了农民协会“反帝大同盟”。1931年1月父亲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2月在麻埠特区保卫局参加红军,后来编入红四方面军25军73师219团特务连。参加过苏家埠战役和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转战川陕苏区后,参加过“反三路围攻”和“反六路围攻”。这个部队就是后来的13集团军37师109团的前身。战争年代,部队作战频繁,建制转换也比较多,加之父亲在长征后调入中央军委机要局,与老部队脱离了接触,解放后他并不知道自己的老部队就是赫赫有名的“将星团”,而且就在自己任职的成都军区。回到北较场的时候,父亲已经过了62岁,长征时落下的腿伤、长期的革命战争积劳成疾和糖尿病等多种疾病时时在折磨着他,有些痛楚只能用药物来控制缓解。虽然是当个顾问,俗话说顾问顾问,顾得上就问,顾不上就不问,然而,不忘初心的他,可是样样工作都不含糊,就连在作战部党支部过组织生活,每次发了工资总是第一个到党小组长处亲自交纳党费,支部大会更是从没有缺席过。部里好多同志都是父亲当年在作战部任部长时的老部下,他们对父亲非常尊重,人多的时候,就叫他张顾问,人少的时候私下都称他“老部长”,十分亲热。大家有什么想法,也都愿意给他聊聊。

当时,在作战部党支部过组织生活的还有一个“红小鬼”,他就是曾经在“将星团”当过团长、后来在13军当过军长的全国战斗英雄、顾永武军区副参谋长。顾永武,1920年9月出生于安徽省六安县,1930年春加入儿童团,1931年2月参加红军游击队,后来编入红12军35团。也参加过鄂豫皖的反围剿战役战斗,血战漫川关进入四川后,参加了“反三路围攻”和“反六路围攻”等战役战斗,是一个从士兵干到军长的硬汉子,著名的全国战斗英雄。一开始,他们俩并不相识,由于都住在军区203号院内,加之又在一个党支部过组织生活,慢慢地他们就越走越近。两个“将星团”里的两个老乡红小鬼相认于同一支部队,是他们在北教场武担山下的散步。长期的革命战争,锻造了两个红小鬼的铁脚板,父亲在过草地的时候小腿冻伤,被送到了随军医院疗伤,他发出誓言:爬也要爬到陕北!跟着大部队,用瘦弱的身体丈量了艰苦卓绝的战略转移。顾永武虽然个子不高,但是走起路来风风火火,像一路小跑!抗日战争时期,一次日寇包围了129师386旅机关,陈赓旅长被困。危急时刻,时任连长的顾永武,带领一个连突入旅部,背起陈赓旅长一口气冲出重围,被部队传为佳话。行军走路是他们在战争年代的常态,解放后走路又成了他们的健身的主要运动。

父亲和顾叔叔走出了203号院,他们都顺着北较场的一条长方形的马路转起圈来。不一会儿,转到了武担山下。父亲个子高大腿长走得快,顾叔叔个子矮走起路来还一颠一颠,看见顾叔叔走不过他,就开起了玩笑:你这个飞毛腿,怎么走不过我呀?顾叔叔笑着回答,大洋马当然跑得快啊。后来,父亲知道顾叔叔在战争年代数十次负伤,腿上还有残疾,也再没有给他开这样的玩笑了。他们一路走,一路聊。他们聊理想,初心不改革命意志冲云霄;他们聊困难,三过雪山草地都经历了再大的困难都不怕;他们聊乡亲,苏区扩红后,十里八里村里的青壮年都当兵了,现在剩下的却寥寥无几;他们聊战友,最初一起出来闹革命的战友,不是牺牲了就是失踪了;……。

“你在鄂豫皖的时候,是哪个部队”顾叔叔边走边问。“刚入伍是在麻埠警卫局,后来编入了73师219团特务连”父亲答道。顾叔叔抬起头来看着父亲:“219团就是现在的13集团军37师109团,我在这个团当过团长!那我们是一个部队的啊。”父亲很惊讶:我在鄂豫皖时是73师219团,到川陕苏区后派到了89师,长征过雪山草地时腿部受伤,又离开了89师。到了陕北,被调到中央军委机要局,解放时是二野三兵团机关的,一直是搞机要,还真不知道原来的老部队在哪里了。顾叔叔说,我刚入伍时是鄂豫皖12军35团,后来编入了73师219团,抗日战争这个部队整编为八路军129师386旅,解放战争统一编制时,是13军37师109团。解放云南时,我就是这个团的团长。

两个地道的安徽六安老乡,一对“将星团”里走出来红小鬼,相拥而抱,掩面而泣:“老战友啊”。他们的泪水是喜悦的泪水,两个地地道道的安徽六安老乡,有道不完的乡情;他们的泪水是战友的泪水,一个山头打拼出来的战友,有的是英雄的豪气;他们的泪水愧疚的泪水,离开家乡闹革命有多少好伙伴献身事业,自己还活着;……。他们相约有朝一日,一起回到“将星团”去看看,顾叔叔说由他来安排。遗憾的是,父亲和顾叔叔的这次回归出行计划,因为工作和其他原因,一直没有实现。

花甲过后再上雪域高原参加直升机试飞

一回到北校场,就赶上了部队的大规模军事训练和比武,父亲被安排为比武的副总裁判长,每天奔波于凤凰山上,难得按时吃一顿饭,一个月下来,人瘦了一圈。

1983年国庆节前,军区陈明义副司令员把杨增彤参谋长和父亲叫到他的办公室,并悄悄地把房门关上。回到北教场后,一般都是杨参谋长给父亲分配工作,“这项工作是XXX副参谋长分管负责的,最近他出差忙不过来,请老领导出马帮忙临时负责以下。”杨参谋长是抗日战争入伍的新四军老兵,一口的苏北话,每次给父亲交代工作总是以这种口吻很客气。这次是军区副司令员给他们交代工作,而且还要关上门,显得有些神秘。接下来,陈副司令员交代:这次安排老张到西藏去执行一个特殊任务,是我点的将。主要是配合总参装备部进行国外直升机选型高原试飞,组织各项保障。这是一项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美国和法国交往,是以国家机械工业部的名义与他们打交道,任务是保密的。总部是总参装备部牵头,军区是由作战部牵头军务装备部派人参加组成综合工作组,负责总参工作组和美国与法国工作人员的生活保障,以及在西藏的试飞保障工作。老张原来在作战部当过部长,现在又在作战部过组织生活,人熟嘛。还有,这次总参来成都军区总负责的人是总参装备部崔文波副部长,他也是老二野司令部的老处长。老张,你们认识的。这时,父亲才知道为什么陈副司令员要点将让自己去高原,完全是为了工作更方便。陈副司令员真不愧是老五号,对部队的情况了如指掌,安排工作总是因人而异,游刃有余。


父亲(右三)与试飞的各方代表人员在拉萨机场
父亲(右三)与试飞的各方代表人员在拉萨机场

后来,父亲得知这次任务,是为了圆老帅们的一个梦。原来,老帅们在外国军队考察时,看见发达国家的军队都是用直升机在边防执行巡逻,而我们边防部队的边防巡逻,靠的是两条腿,其他地方还好办,西藏和新疆部队就太艰苦了。他们曾经指示总参有关部门,要给边防改善装备。很快,边防一线营连都配备了日本的“三菱”越野车,大大提高了一线部分队的巡逻控制边防的能力。这次,是要通过采购发达国家的先进直升机装备西藏和新疆,让一线边防提高执勤能力,加强边防控制。其实,在百万大裁军前,总部已经在考虑全面改善部队装备,同时也在计划组建陆军航空兵。成都军区作为组建陆军航空兵的先行和试点单位,首先在军区司令部作战部成立了航空处(其他军区当时都还没有航军处的编制),高原试飞就是由作战部空军处具体承办各项事宜。


军区司令部作战部参加试飞的人员
军区司令部作战部参加试飞的人员

受领任务后,父亲回到家就开始了自己的准备工作。因为要到高原还要穿便服,母亲在帮助整理衣物时非常着急,她着急的不是父亲又要出差,几十年了说走就走已经是父亲出差的常态。二十多年前,父亲曾经随黄新廷司令员到西藏昌都地区平叛剿匪,那时他才40来岁,而现在已经是60多岁了,几十年过去了在战争年代落下的老毛病越来越重、回到北校场后又被检查出“mds综合症”,这是一种血液的恶性肿瘤,俗称“血癌”,正在做进一步的筛查。母亲担心的去是西藏高原,会不会吃得消,会不会影响下一步的筛查?准备去找陈副司令员说说情况,争取换人去。这个想法刚一冒头,就被父亲制止了,“医生不是说了,可以用药物控制嘛,这次上高原回来后再去看看吧”。他知道,自己为军队做工作的时间不多了,他也想证明一下自己还能够坚持这次重上高原。

当时,总参还是三大部体制,总装还没有成立。来成都军区组织外国直升机试飞的总参装备部,是总参下面的一个二级部。总参工作组带队的是装备部崔文波副部长,他是二野部队的,也是从事机要工作的老同志,与父亲在建国前就相互认识。这次一见面,就给父亲悄悄地交代了一项工作:这次来军区是组织高原直升机选型试飞,只能搞好不能搞差;还有一个就是工作组还有一些有来头的人物也要上高原,他们是贺老总的儿子贺鹏飞、邓小平政委的女婿贺平、罗瑞卿大将的儿子和王震上将的儿子王军……等。老帅们虽没说什么,但是他们都没有去过西藏,绝对不能出安全问题的。这也是一个任务!随崔副部长来的还有总参装备部文跃伍处长等人,他们许多人都是在总参的制内人员,同时也在保利公司兼职,这样有利于与境外一些国家和组织进行交流。成都军区试飞工作组以作战部为主,军务装备部派人参加。作战部副部长刘耀恩带队,具体工作由军区作战部航空处承办具体事宜。当时,航空处是清一色的来自空军的同志,处长王家兴1959年招飞来到到空军部队,1960年进入飞行预备学员院校学习,期间被选入国庆阅兵方队队员,进行了8个月的强化队列训练。后来,因为国家遇到自然灾害,将阅兵改为5年一次,没有在天安门展露身姿。但是,空军部队的正规化制度和传统,飞行员精、准、细、严、实的扎实作风是深入脑海的,凭着这些他得以从空军团、师、军的三级司令部一直干到大军区司令部作战部。成立航空处以后,于明成、张冀邢、骆躬践、杨德树、马文平等同志又相继从空军、二炮通信、机务、气象等部门调入,正是发挥各自专长的时候,王家兴处长对完成组织协调试飞工作充满信心。


父亲(中)与作战部航空处处长王家兴(左一)等合影
父亲(中)与作战部航空处处长王家兴(左一)等合影

军委首长曾经明确,给西藏和新疆装备高原直升机必须是高性能的,最好是发达国家现在使用的主战直升机,这是具有高度战略意义的考量。按照现在的说法,就是“弯道超车”,即在我们自主研发武器装备的系列外,直接引进一些发达国家高代数级别的先进装备,既可解决在一线边防部队在特殊条件与对手的对抗,又可以依托这些装备进行仿制研发,提高我军武器装备的升级换代。总参装备部提交军委决策的选型直升机是黑鹰、超美洲豹和贝尔机型三种,黑鹰和超美洲豹都是当时美国和法国军队的主战直升机机型,贝尔直升机也是美国通用航空公司使用的一线直升机,军方自然不愿意卖给我们。总参装备部就通过保利公司的关系找到这几种直升机的制造商美国的西科斯基公司、贝尔公司和法国的宇航公司老板,以国家民用的名义提出要批量购买。在那个年代,批量购买数亿美元(加上航材供应和维修等实际上数量很大)的交易,制造商就很愿意了。但是,美国军方对主战直升机型的外售,任然持有异议。保利公司动用各种工作关系,通过港商第三方搭桥,终于与这几家直升机制造商取得了直接的联系,并达成了批量购买的意向。但是,我方提出由于购买的直升机主要在西藏高原使用于紧急救援任务,因此必须先进行高原相似条件下的试飞。同时,放出话来:哪家的质量好,适合于西藏高原飞行,最后就买哪家的。这样,我国就占据了主动。

美国的西科斯基和贝尔公司加上法国的超美洲豹飞机制造商的工程技术人员对工作的要求非常高,他们的背后是国家控制的军方军火大佬。我们国家也是军方的背景,以民用方式进行采购,双方的较量体现在各个方面。当初,美法两国准备在内地选择试飞地点,我方不同意,理由很简单:我们要的是高性能的适合高原飞行的直升机,不能在非高原地区试飞。我方保证的航空燃油几次被两国的制造商拒绝使用,被迫重新用运输机从内地把航油空运到拉萨。为了保障外国试飞员的身体,西藏军区总医院的高压氧仓全部提供给了试飞员使用。美方因为其直升机也没有在世界屋脊的高原实际起降过,为保证试飞安全成功,也采取用c—130大型运输机将黑鹰和贝尔直升机扯分后空运进藏,再将直升机重新组装后在试飞。按照双方商定的内容和程序,试飞工作逐项展开分项进行。

试飞,就是按照各型号直升机的使用性能,在高原条件下,把数据飞出来。由于西科斯基、贝尔和宇航三家制造商的直升机也没有在西藏高原实际飞行过,因此制造商和试飞的外籍飞行员心中都不是十分心中有数,所有操作都是小心而谨慎。而我方的技术人员也是紧紧盯着每天的飞行计划,一项一项地落实实际飞行的科目、时间、效果,准确记录每天的飞行数据。

试飞工作按照计划进行。

——高原起飞、着陆。不同高度起飞、着陆;

——机场起飞、机场着陆。野外起飞、着陆;

——有地效无、地效悬停、旋转,前进、倒退;

——大速度通场、最高升限拔高;

——货载加重100公斤、500公斤、1000公斤……;


超美洲豹在高原试飞中的场内悬停
超美洲豹在高原试飞中的场内悬停

几个回合下来,美国西科斯基公司的黑鹰直升机试飞机长脸上露出了笑容,因为所有的试飞项目黑鹰直升机都显示出了优势。最后一个项目就是中方人员搭乘试飞体验,按照美方的计划安排,只允许中方上机三人。崔文波副部长和父亲商定了上机人员为总参装备部贺鹏飞、贺平和成都军区作战部王家兴。所谓中方人员搭乘试飞体验,就是按照已经完成的试飞项目,搭乘中方人员再次进行规定项目的飞行。

由于搭乘人员的身份比较特殊,军区空军参加试飞工作组的李忠副参谋长,再次与塔台指挥核对后飞行项目下达了当日飞行计划。贺鹏飞、贺平和王家兴小心翼翼地登上黑鹰直升机,他们也都没有在高原乘坐过黑鹰直升机的经历,带上氧气面罩后心中还是有些忐忑。美国试飞飞行员上机后,照常完成了各项起飞准备后竖起了大拇指,只是脸色有些诡异。

场地起飞——着陆;再起飞——拔高——极限升高;俯冲——大速度通场……。黑鹰直升机是美军陆军使用的直升机,在内地搭乘一个全副武装的战斗班是没有问题的,在世界屋脊高海拔地区飞行,搭乘三个人是没有问题的。美机飞行员在做完基本科目飞行后,将直升机飞回机场跑道中央,对着塔台做了几个点头动作后,然后一个急加速跃升,紧接着又是一个左右机动飞行。飞行员出身的王家兴处长首先反应过来,他们违反了试飞科目,条件反射地喊出:抓紧把手!

好在贺鹏飞和贺平上机后都按照要求系好了安全带,没有发生危险性碰撞。原来,美国试飞员在完成了基本科目试飞后,对高原情况也逐步适应,感到黑鹰直升机的许多性能还没有在高原飞出来,就自行增加了几个动作,并且十分得意的“嗷嗷”叫。

这边,黑鹰直升机试飞员自行增加了几个动作,那边李忠副参谋长看得清清楚楚,马上报告了总参崔文波副部长和父亲。父亲是个急性子,立即通过翻译向美方提出抗议!待到试飞黑鹰机着陆后美方翻译赶紧跑向跑道与飞行员进行了交流后过来解释缘由,原来美军现在使用的黑鹰直升机,是西科斯基公司的骄傲,非常适合丛林作战和低空机动飞行,甚至可以做大回转和滚动等特技飞行,而这次试飞并没有安排那些高难度的科目,有些手痒自己做了几个增加了难度的飞行。看到中方搭乘人员安然无恙,翻译(西科斯基公司)接着说道,黑鹰直升机在世界屋脊飞行是没有问题!崔副部长看见贺鹏飞和贺平他们走下直升机并无大碍,也没有再说什么。父亲还是不依不饶,对着翻译说了句:美国鬼子不像话,我保留抗议的权利!


成都军区王诚汉司令员(左六)接见试飞人员代表
成都军区王诚汉司令员(左六)接见试飞人员代表

试飞结束后,美国西科斯基公司的黑鹰和法国宇航公司的超美洲豹直升机中标。我国最后确定购买24架黑鹰装备新成立的陆军航空兵,购买6架超美洲豹供空军总部使用。黑鹰机当时是美军的主战直升机,美国军方出面干涉,将卖给我们的黑鹰机全部撤掉了火控系统和导航系统。父亲从高原回来的时候,不仅人更瘦了,满脸高原红。母亲和我们都很心疼,父亲却笑呵呵地说没有事的,可能是最后一次上高原了。透过他的话,我们知道了他在高原的艰辛,一同去的公务员小肖回来说,这次我是大难不死啊,还是首长救了我。原来,在高原工作期间,大家缺氧很严重,氧气要重点保障试飞人员,其他的人员不能保障满足保障。小肖在一次洗澡的时候因为缺氧突然晕倒,是被父亲他们救了出来的。

父亲返回后,住进了总医院,没几天就出来了。

沱江深处协调组织打捞科学实验卫星

1984年的一天晚上,军区陈明义副司令员又打来电话:老张啊!打搅你休息啦,国防科工委发射的尖兵一号返回式卫星落在了资中,掉在沱江里了,现在还没有捞上来。张爱萍部长要求成都军区要派出现场前指,资中是四川省的地盘,你原来在省军区工作过,我已经报告了军区首长,请你到现场代表军区实施全权指挥打捞卫星。

原来,这次回收的是尖兵一号科学实验返回式卫星。所谓返回式卫星,就是可以回收的卫星,因为可以回收,卫星的工作数据都在星体内部,和星体搭载的生物和动物也都要回收提取数据。和以往的返回式卫星不同的是这次的卫星在轨运行时间比过去的长,已经历时8天(过去的是3–6天),创造了返回式卫星在轨时间之最的记录,但返回着落时的公算偏差要大一些,回收地域具有不确定性。为了及时回收卫星,国防科工委首次采取了直升机空中捕捉信号定位,并空运26基地回收站的技术人员在第一时间到现场处理回收卫星。卫星返回当天,成指独立运输大队的四架直升机按照预定时间在凤凰山起飞后,在预定空域成口字型展开,准确地捕捉到卫星应答信号并目视发现了卫星,跟踪卫星相继着落,眼看创造了我国回收卫星历史上的最快速度(过去还没有在空中发现过目标,是根据雷达交汇待卫星着陆后定位再使用直升机到现场),但是谁也没有想到卫星却掉在了内江市资中县的沱江里,卫星的牵引伞在打捞过程中被江水冲刷脱落,卫星搭载的应答机失去信号,由于江水冲刷使卫星的具体位置发生了偏移,整个卫星被浸泡在江水之中,卫星上数据的安全可靠性全部成了未知数,如果不能在规定时间打捞成功,不排除此次卫星发射的星体部分全部报废,数据资料丧失了这颗卫星就等于白发了。尽快地打捞出卫星,一时间成了牵动国防部长、卫星发射基地、卫星回收基地和卫星回收地域党政军民的一件大事。

陈明义副司令员这次点将父亲执行任务,心中是十分清楚的,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完不成任务,要挨板子,完成任务,需要智慧和指挥艺术。且不说,那么多的高科技,打捞卫星必须讲究科学,就是协调那么多的执行任务的部队和民兵,头绪就很多。光是相继到达打捞卫星现场的就有卫星发射基地、26基地卫星回收站、国防科工委特异功能研究所、空军指挥所安26运输机机组、成指独立运输大队直升机机组、海军北海舰队重型潜水员作业组、13军39师舟桥分队、四川省军区、内江军分区、资中人武部组织的民兵预备役人员以及国家地质部物探局勘探作业组、国家船舶总公司声呐作业组、重庆长江航运处轻潜水员作业组等十多个单位。这些单位各有各的系统,有的可以直接与张爱萍对话,飞机着落除了有航行管制外有时可以自行决定起降。大家都想在打捞卫星中立头功。怎样才能有序高效,确实考验人。陈明义副司令员坚信,张广恩这个当过军区作战部部长的老红军,能够担当起这个任务。

父亲和军区作战部的副部长陈宝江与参谋都书军、张冀邢等人到达卫星回收现场一看,到处都是人,有的在布置工作,有的在指挥飞机,有的吃饭,还有几顶临时搭起的帐篷。他快步走到帐篷边,发现是四川省军区的前方指挥所,马上走进去对先期到达的四川省军区王洪江副参谋长说:请通知现场各单位来一个管事的同志到这里开会!要快!

各单位的负责同志到来后,父亲向大家宣布:成都军区首长命令我在现场全权负责打捞卫星。希望大家配合,共同完成好任务。首先,由四川省军区负责对打捞区域进行清场,实施封闭式管理,禁止无关人员进入打捞区域;对直升机起降场进行标示和专门看守;组织资中人武部统一安排人员做饭和购买熟食保障执行任务人员有饭吃。请军区作战部陈宝江副部长讲讲具体的组织指挥,大家讨论一下好执行。现场会议很快确定了“统一指挥、听从命情令、先到先干、边到边干,技术与人力相结合,打一场人民战争的大会战”的原则,并梳理了先到单位已经做的工作,再次组织力量实施打捞任务。

成指独立运输大队的直升机中队最先抵达卫星着陆现场,眼看着卫星降落在沱江,并且上报了位置地理坐标,但是由于卫星被江水淹没,应答机失去了信号,飞行员们在那里干着急,使不上劲。

13军39师工兵营的舟桥分队抵达现场后,马上组织当地民兵在卫星着落地点反复打捞,由于卫星伞绳脱落,星体被水冲位置移动,难以确定位置,所以搜寻范围不断向下游扩大。后来,有人提出河中水兽向上走的现象,搜寻范围又扩大到现场上游。几条小冲锋舟在沱江里来回载着渔民搜寻,接送人员,实在力不从心。

重庆长江航运处的轻潜水员来到了,立即与舟桥分队结合在一起,对疑似卫星位置实施水下作业,一次次的下潜,一次次的上岸换气,结果总是没有发现。

天黑了,架设电源,打开探照灯,一波打捞人员休息了,另一波又接着干。指挥所的人员们一刻也没有休息,帐篷里的灯光彻夜通明,烟雾缭绕。还有什么办法?哪里还有什么疏漏?……。天亮了。

北海舰队的重潜水作业组来了,一时间给大家带来了希望。因为大家知道重潜水员的装备很好,可以下潜到很深的地方,由于带有专门的供氧设备,更可以长时间的在水下作业。两名重潜水员,穿好装备,下水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重潜水员的上浮,人们希望又不断的破灭。原来,重潜水员比较适合深水静态作业,而在沱江这个浅水中发挥不好,加之沱江的流速和浑浊的水质影响了潜水员的作业,甚至容易危及潜水员的安全。一天下来,仍然没有结果。

国家地质部物探局的磁力探测仪作业组上来了,又给大家带来了一些兴奋。根据磁力探测仪的工作原理,只要是有金属的地方,仪器就会报警,那么大个卫星肯定能找到。哪知这个先进的探测设备,在这里也是乱了方寸。由于沱江这个地方的旁边是成都到重庆的铁路线,在当时修建时铁路隧道的废料都散落在附近的江里,同时这些废料中有大量含有重金属的成分,加上一些当年施工的工程工具如手架等金属物体遍布河床,探测仪器放到哪里,哪里都是一片报警。

国家船舶总公司送来了声呐微量放射性元素探测仪,马上投入打捞,结果也是因为该河段河床地质结构复杂和元素太过丰富,干扰太大,始终没有确定卫星的准确位置。

在此期间,四川省军区、内江军分区组织资中人武部的民兵应急分队带着那些熟悉水性的渔民,也是不停地在探测打捞和协助运送探测仪、人员。


父亲(左二)与四川省军区副司令员丛成德(左三)等在打捞现场
父亲(左二)与四川省军区副司令员丛成德(左三)等在打捞现场

父亲着急啊,又是一个不眠之夜。再次组织指挥部召开“群策会”研究,确定了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一方面继续利用先进的探测仪器进行打捞,另一方面扩大群众性搜索打捞的人数,把那些熟悉水性的当地渔民和群众都发动起来助战。任务是布置下去了,各个单位按照划分的区域进行着交叉作业,父亲则带着军区作战部陈副部长逐一巡查,发现问题就和一线的指战员共同研究解决。这时,四川省军区的张文清司令员和丛成德副司令员也陆续赶到现场,前来指挥部报到。前来报到的,还有卫星发射基地的林总工程师。父亲向他们介绍了些情况后说,你们来的晚些,有的会没有参加,你们看还有什么办法?林总工程师说,我们北方有的河是下雨有水,雨停没水,如果沱江的上游没有水了,这里也就干了,我们就可以看到河里的卫星了。听起来这个点子有些道理,马上引起了父亲的关注,因为他在军区当作战部部长的时候,组织过机关编写“兵要地志”,熟悉四川省的山脉水系。他知道沱江水系虽然发源于川西北的九顶山,但是流经金堂赵镇后是由都江堰分流岷江经内河水而来形成主流,如果在都江堰切断或者减少内江水流,肯定能减少沱江流域的水量,水量的减少肯定有利于打捞卫星。他马上告诉陈宝江副部长:立即给四川省政府联系,请求支援在都江堰处调水,减少沱江流域的水流量。

在大家集中精力按照分工打捞卫星的时候,悄悄地走来了一队人马,其中一个身材魁梧,五官格外分明有棱有角,说话声音很响亮,并且是手舞足蹈,充满自信。他身边一个穿军装的高个子中年干部不时提醒他注意自己的形象。一会儿,高个子干部走到父亲面前报告:国防科工委xxx所打捞工作组前来参战。原来,他们带来的是一个具有特异功能的神秘人物,号称“中国第一奇人”的张宝胜。父亲的心一下子提到嗓门上,知道我们的手段都用尽了,如果他再找不到卫星怎么办?不过,张宝胜的到来还是给大家带来了希望。

张宝胜在一群人簇拥下,开始了工作。他从滩头走到摊尾,不时的左顾右盼,一会儿停下来,一会儿又拐着弯走几步。最后,他走到江边的一个小坡边,双手紧贴于腰肌,双目微闭,口中念念有词。突然,他猛地睁开双眼,右手平推指向前方:“卫星在那里!在那里!”这时,等候在一旁的两个轻潜水员,纵身跳向他指的方向。好一会儿,潜水员相继浮出水面,摇头道:那里除了石头就是沙子,没有卫星。张宝胜一楞,说道:怎么会没有呢?我的感觉卫星就是在那里啊。随即,指挥部又安排两个重潜水员下水,半个小时过去了,重潜水员疲惫的上岸,仍然是摇摇头说没有。张宝胜面红耳赤地打着哈哈,今天早上打了几个喷嚏,可能凉到了。后来,听到有人说卫星不是掉在刚才的地方,他为之一振跑到另一处地方又祭起了法典,连续指认了几个地方都没有找到卫星。大家的希望之火又被扑灭了。

时间,时间不等人。一晃,已经过去了五天,120多个小时过去了,还没有找到卫星,所有的人都真正地感觉到了压力和不安。父亲天天是寝食不安,眼睛红红的,嘴巴干干的。野外的蹲守,使得他的血糖指数进一步异常,不时出现短暂的失明状态。

晚上,刚准备休息一下,陈明义副司令员的电话又打来了:老张啊,辛苦啦。国防科工委的主任给我来了电话,说是卫星的防水指标是按照6天设计的,6天以后的情况还不知道啊。请你们务必在6天内有个结果。

父亲放下电话,心里非常沉重,他知道陈副司令员是在下军令状了,而打捞人员以及十分疲劳,大家都很着急,却又一时找不到什么好办法。目前,需要的坚持和信心!他让陈副部长通知各单位的负责同志到指挥部开会,研究贯彻落实。会议梳理了几天来的打捞情况,检查了是否存在漏洞,讨论了相关建议。陈副部长补充说道,四川省政府很支持,已经对都江堰内河实施限流,估计这二天我们这里就可以见到效果。父亲追问道:可以降低多少水位?陈副部长答道,根据水文部门的计算,都江堰调水后,沱江流域资中段的水位大约可以下降2–3米左右。也就是说,这里最深处10米可以下降到8米左右,而浅水处水位下降后只有3米左右,还是大大有利于打捞的。父亲启发大家,想想看还有什么办法?洋的土的都可以!39师工兵营舟桥分队的带队干部说,我们工兵营还有金属探雷器,不知道是不是可以用?卫星回收站的同志马上说,拿来试试。地质部物探局的作业人员说,由于在江里多个单位交叉作业,容易影响器材精度,建议分片作业减少相互干扰。父亲告诉陈副部长,你们把作业区域再重新划分一下,尽量减少交叉干扰。最后,父亲对大家说,卫星掉在了沱江里,它又不会飞走。我们已经连续作战了好几天,虽然还没有发现卫星,但是也积累了一些经验,还是要发挥先进技术的优势,全覆盖消灭任何死角,同时把当地有水上经验的老百姓进一步发动好,明天开始打会战的攻坚决战!再就是要注意安全,打捞情况由军区作战部统一汇总上报。

有序的打捞工作第六天虽然顺利但是没有结果。

郁闷的打捞工作又进行了一天,仍然没有结果。这时,沱江的流水明显减少,都江堰调水的效果出来了。快到黄昏了,舟桥分队带来的金属探雷器,刚一到位马上就投入了打捞。由于心急,加之水降低后障碍物体增多,冲锋舟载着设备左右避让,一不小心,冲锋舟侧翻在沱江江心,好在人员没有伤亡。卫星回收站的领导看见部队的舟桥翻在了江底,对一些观看的老百姓喊道:谁把冲锋舟打捞上来,奖励谁800元!话音刚落,就有几个当地老乡跳入水中。不久,就把沉到江底的冲锋舟打捞上来,随后笑眯眯地领了奖励消失在夜暗之中。

第七天晚上的工作会多少有些泄气,大家真的有些绝望了。确实,能够用的器材都调过来用了,能够想到的办法都想了,卫星还是没有找到,卫星过水设计时限已经超过了,卫星还是好的吗?有的单位的同志甚至在想卫星的伞绳是谁搞断的,会不会是人为的?……显然,他们是在做打捞卫星失败后的责任分析和推理了。父亲看在眼力,急在心里,他何尝不焦急呢,军区首长的信任和鼓励会让他们失望吗?怎么调动大家的情绪呢?他和几个单位的领导再次交换了意见后站起来进行了会议小结:这次卫星打捞任务,在各单位的通力协作下,大家都非常辛苦,你们的出色表现,我们都看在眼里,成都军区将以电报的形式正式报告各个单位。但是,我们现在的任务还没有完成,这个报告要等到完成打捞任务以后才能写,因此大家要树立不完成打捞任务不收兵的信心。都江堰的调水已经看到效果,为我们打捞创造了条件。明天,还是按照区域划分和任务分工,继续决战!今天,39师的冲锋舟翻在了江里,村民们很快就打捞上来了,还得了800元钱,他们很高兴。他转过身来对回收站的同志说,谁捞到卫星能不能奖励2000元啊?回收站的领导马上说,可以可以。还可以让他们到全国各地旅游一次。父亲听了以后很高兴:哈哈!看来重赏之下会有勇夫的!你们说话要算数啊!今天,大家回去好好休息。明天,我们再和勇士们一起上阵。

当天晚上,父亲还是例行到各个单位去看望和巡视。其实,所有单位的领导都没有睡觉,他们知道自己肩上的担子有多重,来的虽然只有一些小分队,但是是代表着自己的大单位,绝对不能拉稀摆带掉链子。技术分队的作业手仔细地擦拭和检查好设备,四川省军区在现场的张文清司令员则把丛成德副司令员和王洪江副参谋长以及作战参谋人员叫到一起研究对策。提出了决战要采取“梳篦式搜索”的战法,所谓“梳篦式搜索”就是把参加打捞任务的渔民集中起来,排成一字队形,两岸拉上一根绳子定位,从包干地段的下游开始,一网一步地向前搜索打捞。

第八天的会战,仪器探测和特异功能作业组都相继发现情况,经过轻重潜水员的排查后还是没有发现卫星。下午,参加四川省军区民兵系统打捞作业的村民史德新父子,一网下去就发现渔网被东西挂住,使劲一拉渔网被挣破,网边带有残留的金属物。他们赶紧找到卫星发射基地的林总辨认,林总看后高兴的说:就是它了,是卫星。赶快去捞。

北海舰队重潜水员按照指定的位置,下到江里,把卫星固定好,用冲锋舟把卫星拉到浅水区,终于将这个一顿多重的卫星拉出了水面。然后,用圆木垫木板滚动的方式把卫星拉到了空旷地域等待空运。很快,直升机凌空降落,将卫星调运到大足机场,当天又用安–26运输机转运到北京。

这时,场面出现了沸腾的局面。渔民史德新父子到处去找卫星回收站的同志,兑现奖金。地质部物探仪器作业组和xxx研究所的同志则找到作战部陈副部长,陈述自己单位曾经在那里发现了目标……。到现在,父亲的心仅仅放松了一半,他还不知道卫星的数据有没有损失。面对大家的陈述,他自言自语地说道:这是一场人民战争的胜利!过去,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离不开老百姓的支持和帮助,依靠老百姓我们藏得住、有粮吃、伤员运的下来,弹药送得上去。今天,当地人民政府给予我们大力的支持,当地老百姓给了充分的力量和办法,他们与先进的技术结合在一起,我们将是真正的无往而不胜的。


打捞任务圆满结束后父亲(左七)与有关人员合影
打捞任务圆满结束后父亲(左七)与有关人员合影

第二天之,国防科工委通知卫星完好,全部数据正常。  

父亲的心终于全部放下,高兴地告诉陈宝江副部长:给总参谋部发报,总结这次卫星打捞任务。给参加任务的所有单位单独发报,感谢他们在卫星打捞过程中的作为,建议单位给他们立功。我们为他们请功。

史家父子拿到了奖金,还被邀请参加国庆35周年纪念活动,登上了天安门。

根据总部的通令嘉奖,成都军区召开了“尖兵一号卫星回收表彰大会”。国防科工委则召开了一个小型总结会议,专门邀请了成都军区作战部、四川省军区作训处和成都空军指挥所的同志到北京、西安和渭南等地,名曰参观见学,实际就是感谢和沟通,因为我们国家极轨卫星的回收,落点都是选择在四川境内,今后的合作还是很多。成都军区作战部王家兴处长、四川省军区作谭佑贤训处长、成指陈广庆副司令员参加了座谈会,一路下来大开眼界。

父亲回到家后,睡了整整一天,他累了。他说:卫星回收成功,是科学技术的先进,是一线勇士们的功劳!是人民战争的胜利。我只是其中的一个见证者。

以上是鄂豫皖老红军张广恩以顾问身份,临危受命,在国防一线攻坚拔寨的感人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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