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参加“一二·九”
“一二·九”当天，我们东大法学院游行队伍在西四牌楼挨了警察的警棍，我几乎被打倒，在王府井南口，我参加的法学院的游行队伍被打散了。
“一二·一六”大游行，我校的学生在哪里离队，我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在景山附近被宪兵驱赶，女同学赵新莲（建国后改名赵雪寒）被宪兵打到，我们同学齐声责骂宪兵。“一二·一六”大游行比“一二·九”规模大，许多中学生参加了，但是北京当局早有预备，关了城门，清华、燕京大学学生进不了城，对学生队伍的阻挠驱赶也较为厉害。“三·三一”抬棺大游行，我在躲避逮捕，没有去参加。“六·一三”大游行大，约党的上层统战工作见了效。宋哲元时任国民党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国民党二十九军军长，较为宽容。学生队伍得以在天安门前集会，我校同学王一伦代表北京学生在金水桥上发表大会讲话。其照片留登在邹韬奋办的《大众生活》封面上。1936年夏季，北京学联组织的西山夏令营，我积极参加了，那种男女学生互相认识不认识的都表现出兄弟姊妹般的情谊，至今记忆犹新。至于学联组织的到志诚中学打国民党走狗，该校按长焦实齐(据说焦藏到棺材里所以没有捉到），只在该校院内烧了焦的衣物，我则是始终参与的。在本校范围内的学生会集体行动则有两次。
大约是1936年2月，因为我校文学院院长方升普阻挠学生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法学院学生会雇了一辆大卡车组织二三十个学生会的积极分子到我校附近八道湾胡同集合上车，开到彰仪门里东北大学文学院院内，进入院长办公室，分派我把住传达室，不准任何人向外打电话。我认真执行了任务。至于见方院长如何对待，我不在场，也记不得别人是怎么说的了。好像是大家批评斥责一番，摔了一个痰盂，就退出来了。大家乱哄哄地上了卡车，那司机把车开出胡同，向我们说:“先生们，你们下车吧，我不要你们的车钱了。”我们到哪里下车，记不得了。
再一次是我校校长张学良要把我校在北平的文法学院迁到西安去。因为迁校不利于北平的学生运动，我们法学院学生会坚决反对，而文学院的学生运动积极分子少，传出有8个所谓学生代表要去西安见张学良拥护迁校。我们法学院学生会，决定派人到火车站阻止他们的行动。我和另外两三个同学提前到火车站侦察监视，另派一些人，准备在那些所谓代表进入车站以前打他们一顿，叫他们去不了西安。哪知道那些所谓代表及其后台早有准备，等我们看到代表来了，蜂拥而上的时候，许多便衣东北宪兵(“九·一八”后东北宪兵开驻北平)聚集车站前广场，大喊:“你们不要闹事。”我们和宪兵讲理。宪兵们只准我们派代表两人上车看去西安的8个人是谁，关山复(那时叫关恩吉)和另一位学生会的人上车看了一回，扫兴而归。
在“一二·九”运动期间，我们法学院的学生积极分子曾经遭受两次逮捕。第一次大约在1936年1月份，捕去10多人，其中只记得有我班的胡开明(那时叫胡崑);第二次记得是2月23日，捕去四十五六个人。我在应捕名单中，但是我逃脱了。
那次的逮捕和拒捕，颇具戏剧性。说明当时党领导的“左”倾影响仍然存在。东北宪兵于哪天要来校捕人，我们学生会是知道的。当时有些学校已经有学生被捕了，在来我院捕人的前两三天，通过我院的生活管理科，宪兵队派来了3个特务，院方说是雇佣的杂务人员，进入了院内，学生会察觉了，把这3人个关起来，审问一番，无结果。捕人的前天夜里，学生会决定进行集体抵抗，怎么抵抗呢?买了一些镐头把，分配给我们这些学运积极分子，把校门关紧，在院门内轮流站岗，另有人在院内巡逻。天快亮了，我正在院内巡逻，听到院门那边人声吵嚷，急忙往前跑去，看见有同学抛了镐头把，迎面跑来，说是宪兵已经打进来了，原来是院的管理科长刘德邻同宪兵勾结，放了预先到院埋伏的3名特务，从校门旁边高墙小窗又放进了宪兵，我们无法抵抗了。
值夜的学生会同学四处奔逃，天也大亮了。我先是跑到西边学生宿舍，见到一张床空着，便打开被子钻进去，装睡;后来想这不妥，就又起来。同学们有些也起来了，端着脸盆牙具去洗漱室，我也跟着去了。有的同学看见我的狼狈相，说你可以跳进淋浴间藏起来，门锁着，宪兵进不去。我看那淋浴间的木隔壁太高，不容易上去，而且当着众人，也太狼狈，就离开洗漱室顺路向南走。走到图书馆那排平房，看见图书馆的小管理员正从书库出来，在锁门。我急忙向前，他明白我的意思，等我到他跟前，他说:“你快进去，里面有破沙发，还有痰盂可撒尿。今天是星期天，我锁门走了，他们哪里找我去。”就这样，我在书库里藏到了吃晚饭。一整天，人声杂乱。石阶上宪兵来往的皮鞋声不断，但是没有敲门的。吃晚饭的时候。那位图书馆管理员开了门，说:“把你饿坏了吧?宪兵抓了不少学生，走了，校门那里也没有留人，你快离开学校吧！”我走出不远，遇着同班同宿舍的孙艳秋、刘兴一。他们说你快离开学校，我们陪你走出校门。出了校门。孙艳秋说今晚你得住旅馆，而且是离学校远的旅馆。于是他陪我到了东城找了一个小旅馆，登记说是刚从东北来京的。孙艳秋说：“这样住旅馆也不行，明天我带你去我亲戚家租一间房子住。”第二天，他带我到法学院后面西北角的小胡同离他亲戚家。住到南房有“顺山炕”的小单间，又把我的行李拿来，帮我买了煤球炉子和一些煤球。那时天气还冷，炕是凉炕，不烧炉子是不行的。我住在那里约了一个多月，同学关山复、唐南屏（那时叫唐捷生）都去过，他们也是逃脱了逮捕的。关山复是摸床下柳条包后面躲过去的，唐南屏是跳操场后墙逃脱的。
我藏到偏僻小胡同里很安全，饭是到新街口北面小饭铺去吃，从未遇见过我们学校的人。通过关、唐二位同学，我知道了学校的情况。包括被捕同学在狱中的情况。大概经过张学良向北平当局的疏通和党进行的上层统战工作，同学们分两批先后被释放。第二批释放时，同学们是被学校用大卡车接回来的，我预先得到消息，赶到校门外，参加对被释放同学的热烈欢迎。此后我自然就回学校活动了。
被捕同学在“文革”中曾为他们所在工作单位当做叛徒批斗。后来查明，当时东北大学秘书长王卓然，奉校长张学良之命商北平当局宋哲元释放东北大学学生，王卓然以被捕学生名义写了悔过书，登在北京的《东方快报》上，此事被捕同学当时是全不知情的。王卓然在“文革”中向有关调查人员说明了事实真相，被捕同学才没戴上叛徒的帽子，而那时大多数同学都还没有参加党呢!
在东北大学法学院“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的学生会中，我只算70多个积极分子之一。并没有什么特殊的贡献，除了参加游行示威外，还经常参加宣传品的写作。
现在还记得的我的一篇极端粗野的“大作”叫做《狗榜题名录》。“一二·九”运动初期，蒋介石下令要北平选派学生若干名到南京去听他的“训话”，名为“聆训”。我们学生会当然反对派人去。但我院国民党却决定派6名国民党员去。于是我写了上述文章，贴在学校教室的西墙上。文章的前边是痛骂，后边列出了6个人的名单，其第一名叫关大成，系我班国民党的头目，辽宁省凤城人，解放战争中当过国民党辽宁省省党部的书记长，后来去了台湾。
“一·二九”运动开始不久，经本班同学王春晖的好友、别的班同学王新三介绍，我加入了党的外围组织民族武装自卫会，随后我接到通知，说“民卫”改成“民族解放先锋队”，我就成了东北大学法学院“民先”的队员。到1936年夏，我校同学虽然罢课半年，我随大学还是从本校经济系毕了业。后经王新三同学介绍，我于9月初离校，到河南许昌私立灞陵中学当了3个月教员。
在济南我们住济南师范的教室。打开行李—–“摆地摊”。在济南住了十几天，与高锦明接上头。他在公园里向我传达我党的《抗日数国十大大纲领》，说是东北军工委叫我来济南原拟以记者名义派到律浦前线东北军某军做党的领导工作，现在战争形势不利，东北军全部后撤，已经取消原计划了。在济南无事可做，我和社者蘅逛了济南名胜大名湖、趵突泉、黑虎泉(珍珠泉在省政府院内，进不去)，也去了千佛山，印象额深。还找到济南修案旧址。济南修案，又称“五三惨案”。1928年5月3日日本帝国主义出兵济南，借口保护侨民，先后杀伤中国军民一万余人。而国民党政府竟与日“亲善”，严禁中国军队抵抗还击，引起中国人民极大债慨。当时，日寇枪击的省立图书馆，我看到墙上的弹坑犹存，愤激不已。
在离开济南的前几天，国民党抗日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冯玉祥两个秘书来了，与平津流亡同学会联系，要求介绍东北籍的进步学生-民先队员们去第六战区到部队做政治工作。他们共招收了30多名学生(我是其中一人)，大学生少，中学生多，也有的不是东北籍的人。与从军的人谈妥了，于是就集结上路。大约在1937年旧国庆节(10月10日)前后，要应征的人下午到济南南边小车站—-白马山车站，随时任国民党军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鹿钟麟的专列去新乡。
应征到第六战区的30余人分别雇马车拉着行李到了白马山车站。吃晚饭时候，鹿钟麟专列来了，大家上了专列中间一辆“闷罐车”，有人来发食品。车行一宿，第二天天亮，到了河南新乡。下车时有人接待，住到新乡北面近郊区的一个新建的发电厂。住的红砖平房，开了伙食。这里是第六战区的一个联络机关。其工作人员多系冯玉祥旧部的左派分子，张口闭口总讲察哈尔同盟军如何联合共产党抗日。休息了一两天。原机关的人员分别带领我们这些人到新乡市内热闹地方做讲演，宣传抗日。一天晚上，通知我们，说是司令长官冯玉祥要接见。我们集合起来，于夜里一点多钟步行向西方列队前进。约行三四十里，到了一个大村庄，进了一个大院。稍休息，天已经亮了，宣布司令长官接见。我们整队站在院中，冯玉祥从后边什么房间走来。站到我们北面的正房台阶上。他中上等身材，有点臃肿，上身穿一件蓝色细土布对襟褂子，纽绊有十几个，那是过去乡绅常穿的;下身穿的是黄呢马裤;穿什么鞋忘记了。向我们说话时间不长，内容似乎是抗战要学共产党的打游击战等。记得特清楚的是他说日本飞机并不可怕，飞机丢了炸弹也没有多少。鸦群飞过你头上，谁也没被淋过鸦屎么!这次夜行军和听训话，使我们明白了第六战区长官司令部原来设在新乡西边太行山脚下，不在新乡市内。也听说冯身边有国民党中央政府派来的德国顾问，冯玉祥防范他们，因为德日是同盟国。
我们在第六战区里呆了约半个月，因平汉铁路沿线城市逐步沦陷，第六战区所属部队节节败退，国民政府宣布撤销第六战区。这样，我们这些原准备做军队政治工作的人就只能遣散了。所以冯玉祥回南京之后，负责管理我们的人就征求意见，说是我们几十人愿去西安、延安和太原的他们可以写介绍信并分别送走。于是我们同他们坐上火车先到郑州，在黄河以北火车行进中，上空有敌机盘旋，火车停下了。乘客都下车躲到附近庄稼地里。敌机飞走了，乘客纷纷上车。原第六战区回南京的人和我们在黄河以北的小车站还开了个简短的告别会，依依惜别。那时具有抗日热情的人，特别是思想左倾的人，短暂相处不知为什么那样一见如故，推心置腹，现在讲起来，叫人难以相信。
火车开到郑州，原第六战区的人员把几箱宣传抗日的传单送给我们，说这些对他们已经无用了，要我们在西去途中相机散发。我们把箱子搬上火车。郑州以西至洛阳附近铁路线北侧，大批工人农民正在挖掘战壕，我们从火车上把传单一路洒给了他们。
火车往西开，我们上车的几十个人。有去西安的，有去西安转延安的，也有去太原上前线的。那时日军已经从察哈尔奔大同，有南下攻太原的架势。西安有党的办事处，单个人或结伙都可以办去延安的手续。我们去太原的到潼关下车，城南门上书“潼关”两个大字。走到南门，关山复吟道“拉马来到潼关，不知是何地方，待我下马一观，啊!潼关!”引起我们哈哈大笑。在城中未耽搁，穿城而过。出城往北不远，是风陵渡。沙滩上，有很多小摊贩、小饭铺。我们在小饭铺吃了饭，来到渡口等船。船不小，可载三四十人。风陵渡上边是黄河水由北向南从峡谷中奔流而下，水势湍急。到风陵渡则转向东流，两岸渐趋平坦，水势偏缓。渡船要钱不多，渡的时候，顶水斜着形成锯齿形的路线。水急，船行很慢，对岸水浅，离陆地十几米，靠不了岸，人必须淌水过河，我们还得扛行李。岸北有到太原的同蒲窄轨铁路。车站有学生组织的接待处，问我们人数，帮助联系车皮、座位，结果拨我们30多人一个车皮。车厢很窄，平板，上了车，30多人宽宽松是的坐下，铺开行李，整列车载的是川军开往娘子关布防的，我们的车挂在列车最后。列车启动后，走走停停，到大一点的站可以下车去找饭摊吃饭、喝水。从风陵渡到太原走了三天三夜。
四、从太原到邢台
我们到太原的时间是1937年10月25日，我在这里待了一星期，那时太原可热了，街面上闹哄哄的。日本人还没到大同，大原正组织疏散、守城。空闲的地方都住上了从各地来的抗日积极分子，学生。有的女学生三五成穿着灰棉袄，，背者冲锋枪，看着十分新奇。这些人是“牺盟会”(即1936年9月18日成立的“山西牺性救国同盟会”，阎锡山任会长。经过中共的推动与改组，它成为中共山西公开工委领导下的特殊形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在抗战初期发动和组织民众，开展建军、建政和协同八路军开辟抗日根据地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的成员，他们是被派往晋西北、晋东南等前线各地去的。我们这些人中有党的组织，关山复是支部书记，我和王一伦是支部委员，我们暂住山西师范那里的学生宿舍。住宿的人都很亲热，来来往往。学校不开伙食，上街吃饭。日寇飞机有时来太原上空，但没有丢炸弹，发防空警报，有人躲进防空洞，有人则不躲。
安顿了住处，关山复和我与王一伦就去国民师范找北方局，见到了时任央北方局组织部长彭真，那时叫老魏。
彭真引我们三个人到国民师范后院许多避炸弹的坑旁边，听了我们从新乡来的情况汇报。他问我们能不能抽出几名党员，帮助傅作义。他说傅作义奉命守太原，希望我党派人帮助他巩固部队。关山复说我们从新乡出来有30多人，7个党员，在潼关去西安一部分，党员没剩几个人了。彭真就不再提此事。这时周恩来同志还在太原，他同东北军两个退职师长谈，要他们组织八路军第一游击纵队。两个师长一个是原一-二师师长张廷枢(张作相的儿子)，一个是原一0七师师长张政枋。当时东北军从平汉线退下来的溃兵在邢台山区有不少股，要把他们整编起来积极抗战。他们身边各有几个旧部属带着手
枪、冲锋枪。这两位师长邀了我们刚到太原的二三十人，加上另外一些流亡学生，总共80多人，于11月1日上半夜，从太原出发。留下的衣物书籍都交东大同学李华春经手运往当时还算后方的临汾。李华春在临粉被敌机炸死了，所有衣物当然就不知下落，也无人去查找了。
为了下乡打游击，我在太原买了卫生衣、棉鞋和毯子等，还带了英国版的《资本论》第一卷和三本哲学书。身上穿得很厚，毛巾被里包着很多东西，成了大包袱。80多人在一起走，但很散乱。这时我们全队共有20多支长短枪支，没有马，全体步行，顺着铁路走。天亮时到了榆次，再前行，到了太谷，碰到了丁玲带的战地文工团，观看了文工团的演出。休息了两三天，从太谷下乡，往东走，与从晋北南移的八路军总部联系上了。见到了朱德总司令和任弼时政治部主任。关山复、王一伦和我以纵队党支部的名义，向他们汇报了纵队组成的情况，总部决定周桓同志到我部任政治部主任，并配备了一部电台两个译电员，外加两名红军干部。周桓是辽宁省安东县大东沟人，17岁从上海去中央苏区，参加了长征，到我们纵队做领导工作当然是很相宜的。我们纵队再向东走，到了和顺的油坊岭等待与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部接头。打过七亘村之战，一二九师部队跨过正太路，来到油坊岭。刘伯承师长给我们全体成员讲了话，他的威武形象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纵队再往前走，一股从娘子关溃败下来的二十六路军与我们相遇。他们军纪败坏，百姓骚然。我部队的孙东垣原是东北军上校，外号“老佛爷”，很生气，向二位司令建议，拿出一些钱，把这些不良的军人遣散，以其武器来武装我们自己。二位司令同意了，由孙东垣出面去谈判。与这些零散的川军进行联系、接触，谈妥发路费，各自回家，把武器留下。我们两个师长带有不少钱。“老佛爷”害怕这些人反悔，我们吃眼前亏，做了一些安排。让那些散兵到我们住的大村庄来，四面布置武装人员，如要反抗，也有个防范。晚上这100多人排队进了村庄，走进一个大胡同里，前边就是我们和两个司令住的地主大院，这时四面房上都站着我们的人，把这帮人围了起来，大喊都别动，把枪放下。这时有一个川军小军官，手拿盒子枪，一脚把大门踢开了，一直往上房闯来，一边走一边大叫大喊，二位司令的警卫人员打了一枪，把他打倒了。我们站在房上的人喊:“不要误会，把枪留下就行了!”他们听到里边打了一枪，没办法，把枪缴了，按谈好的条件，发给了遣散费，把这些人送出村子。这一次总共缴了100多条枪。枪不怎么好使，四川造的，但有两挺机枪，子弹也不少，还有几百颗手榴弹，有些士兵吧枪栓、撞针拿下来甩了，不能用。但总起来收货不小，我们这些没枪的也都武装起来了。我找了一枝79步枪，这种枪我在家时比较熟悉，“九一八”后，我呆在乡村的家里，社会秩序紊乱，我家里有德国造的“七九”步枪，我会用。我们再往东走，纵队进至和顺青城镇，两个司令与周恒领导的革命学生之间发生了矛盾。他们要全面掌握军队，开会时经常讨论。再加上刚从国民党狱中出来的托派分子的挑拨（现在看来，是否托派很难认定，那时革命队伍正在大反托派），使一些问题复杂化，吵也吵不出来结果。这是，石家庄以南到邢台的地方党负责人彭涛到青城找到我们，向我们介绍冀西的一些情况，说这一带地方有革命传统，元氏、赞皇过去就有不少党员。现在来了从平汉路溃退下来的几小股东北军，希望我们到邢台山区把这些溃兵收编起来。于是我们纵队就留一些人在和顺青城，部分人于11月末开到邢台山的浆水镇。
邢台市河北省的大县，那时邢台县人口是30万，而河北省许多县的人只是十万上下。邢台县有四大山川。从太行山深处流出的溪水，汇为四条河，那地面称为四大山川，从南说起，叫路罗川、浆水川、稻西川和宋家庄儿。四大山川的面积是很大的，其山林深处距县城有130多里。这里的人民普遍生活贫困，流传着“半年糠菜半年粮”的谚语。抗战开始不久，北京一位有名的大学教授杨秀峰，1937年9月中旬任中共平汉线省委委员兼保属特委书记时，通过与国民党河北民军张荫梧的关系，取得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保定行营民训处冀西民训处”(简称冀西民训处)主任一职，公开发动群众组建抗日武装，做训练民众积极抗日的工作。杨秀峰组织和接纳京津各地的抗日知识青年来到冀西，以临城为中心，南至邢台，北到正太路以南各县的平汉铁路以西地区，迅速展开了工作。我们纵队的一部下到邢台浆水镇的时候，内邱以北各县早已经普遍在民众中开展各种抗日救亡活动，组织起各种抗日团体了。
我们纵队的一部分由周桓率领于11月底到达浆水住下，立刻组我浆水抗日政府，选举浆水高级小学校长李梦萍为政府主席。纵队的成员多数分别到山区各村庄组织农救会、妇救会和农民自卫队，开展抗日救亡教育。纵队组成了第二大队，农民报名参军很踊跃，经过挑选，成立了近200人的队伍。新成立的二大队用我们收缴二十六路军散兵的武器装备起来，开到铁路附近的平原区打游击去了。但是这时纵队内部矛盾也发展了。副司令张政枋先从青城来浆水，与我们不协调，被我们年轻革命派批评了一通，吓得他悄悄地率亲信逃回大后方去了。而张廷枢收编了驻稻西村一带的五六百名装备齐全的东北军溃兵，如果开到浆水，那周桓领导的革命青年就将受到潜在的威胁。对此，周桓同志当机立断，把集中在浆水的革命青年于1937年12月9日晚带到路罗镇深山的桃树坪村，同时通知散在浆水附近各村庄工作的零星人员分别立刻到桃树坪去。在那里对全体七八十工作人员进行教育，发展党员，大家过了短时间的快乐生活。
逃跑的张政枋到一二九师告了一状。一二九师派民运科长孙达生来到那时张廷枢率领收编的东北军溃兵移驻的山西辽县下庄。孙达生先通知周桓去下庄商谈，随即把驻桃树坪的几十名青年学生也集中到下庄，宣布孙东垣、李都和我在纵队影响团结，调一二九师另行分配工作。我们三个人随孙达生去了那时驻辽县县城的一二九师师部，张廷枢则于几天后率所部南下，开到潞城去了。
到了辽县县城，孙东垣回大后方去了，我和李都住到一二九师招待所，在那里见到师政委张浩。他分配我和李都回邢台，我任县委书记，李都任副书记。在招待所过了新年，与师部派的一位姓陈的老红军和我们二人同去邢台，任命其为邢台新成立的部队的大队长。那时太行区党委已经成立，书记是李菁玉，不久由李雪峰接替。在辽县我和李都未见到区党委的领导人，不知何故。
我和李都、陈大队长，加上因病留在辽县的原从太原和我们一起出来的
田哨(东北中学学生，那时叫王珏)，带上一二九师发的几件棉大衣，沿途找村里派毛驴驮着回到邢台浆水。陈大队长带着200多人的县大队先是在县城以西平原地区活动，后来编入三八五旅独立团，开到冀南区去了。杜者蘅在大队当指导员，随队走了，后来当了三八五旅政治处的科长，再后根据形势的需要，抽调军队干部任地方政府领导职务，杜者蘅被调任冀西一专署专员，与我共事一段时间。
我和李都回到邢台浆水，把游击队留在邢台的零散干部组织起来，分别到四大山川活动，组织农会、自卫队，宣传减租减息，动员地主缴纳救国公粮。做这些工作虽然年轻学生缺乏经验，但是大家热情很高，因为有知识，宣传工作也见效果。所以经过一段时间，四大山川的部分村庄就欢迎我们的工作人员了，但是遇到的阻力也很大。这就是较普遍存在的红枪会组织的抵抗。红枪会也叫大刀会，是封建迷信的群众武装组织。不少农民相信吃符念咒之后自己刀枪不入，虽然庚子义和团抵御洋人的枪炮失败了，但是山里的农民仍然信而不疑。抗战开始了，八路军来了，受地主的唆使和支持，一部分农村又组织起红枪会，一面声言他们是抗日自卫的，一面却反对八路军共产党进入他们所在的村庄。就邢台山区来说，这类有红枪会的村庄不少。经过与反动地主势力和红枪会的斗争逐渐建立了四大山川的四个区政府，那时叫区公所。与此同时，一二九师的先遣支队开到了铁路西侧邢台平原区。支队部驻营头。支队长是张贤约，政委是张南生。他们做了些地方民运工作，成立了县抗日政府，选胡震为县长，胡是大革命时期老党员，那时失掉党的联系，当地方的区长。也住在营头的县政府在他们活动区建立了四个区公所，1938年3月份，李都通知曾去营头和先遣支队联系，不久他被调内邱做县委书记去了。
5月份，一二九师政委邓小平率部队来到路罗镇，因当地红枪会军的侦察，邓政委下令把正在路罗开红检会全县会议的8个大头头处决了，邢台山区的红枪会才在组织上归于瓦解。那时将军墓有一个打着国民党旗号招兵买马的，没成气候;在路罗，则有原邢台第四师范体育教员张余九以国民党委派的名义招募农民一两百人，成立司令部，自称司令，但有兵无枪。一天早晨，他们的所谓部队正在操练，邓小平下令把他们驱散了，张余九则张皇逃跑了。
1938年5月，日寇九路围攻之时，我正在营头先遣支队部。敌人退走后，根据上级指示，我们把先遣支队领导的县政府和我们邢台工作团领导的政府统一起来，浆水政府明确定为区政府，全县共设8个区政府，营头县政府则迁至路罗川的城计头村，那里地形条件好，不易受袭击。县委机关也设在这里。所谓县委机关，其实只我一个人，既无组织部长又无宣传部长，饭在政府机关吃。我一个人，挎着个灰布挎包，去西皇村、马河两个邢台铁路以西平原区，一个村一个村的与先遣支队民运股同志发展的党支部接头。他们发展的党员成分差些，有些党员家境并不贫穷，我无力也无时间整顿，但是总把党的关系接过来了。
那时王铮同志任沙河县委书记，我是邢沙中心县委书记。大约六月份，我去了一趟沙河县渡口镇，那里是沙河县委所在地;王铮是大学同学，一起从太原出来上太行山的。那次去，不过是彼此联系，没有议什么事。记得的是沙河县长叫宋兰坡，是本地豪绅，抗日思想是有的，但对共产党八路军则不亲近，不像胡震那样。胡震虽系邢台本地人，但军人出身，参加过邓小平在西安办的干部训练班，参加了渭华暴动，党籍时有时无。当邢台县长时没有党籍，是1938年8月刘毅(那时叫刘承栋)和我介绍他重新入党的。再记得的是，好像从沙河城内来的8个女学生冀峰、刘军等，是那时由我分配到各处工作的。
从城计头去沙河的渡口，我一路“发疟子”，即害疟疾。好在是骑在胡震刚送我的马背上发疟疾，而且还有通讯员跟随了。此病我在冀西害了好几年，直到以后去豫北才痊愈。当时是太行山出名的常见病，“奎宁”(那时全世界唯一能治疟疾的西药)无钱去敌占区买，中药又无成药方，好在死不了人，害了此病，只能咬牙挺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