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渝
1941年10月下旬，郝汀、关可扬和我等四人被调往八路军前方总部司令部分配工作。其中有一个不适合在司令部工作，分配到野战政治部文工团担任政委。我和郝汀、关可扬分配到司令部作战科担任参谋。左权参谋长在分配工作之前，同我们每人进行了谈话。同我谈话时，我表示愿做政治工作。他说，你的政治工作经历我已了解，你做的是干部工作，组织工作，其实，参谋工作就是军事组织工作，而且是要求最严密、最细致的组织工作。我无言以对，表示服从组织决定。当时作战科的科长是王政柱，副科长是魏国运，还有几个参谋。左权同志时任前总副参谋长。
他说，我首先讲一讲参谋们如何参加值班。你们要用两个星期的时间解决值班必须具备的知识和条件。
第一，要知道我们自己部队的位置、番号、首长姓名以及如何同他们通电话；
第二，要弄清楚敌伪方面的部队的番号、兵力、位置；
第三，要画一幅太行区的地图，并把太行区的城、镇、道路记熟，不然打电话通报情况就听不清，说不清。如某时发现敌人，到达某乡某镇以北约多少里路，正继续向某方向前进等等。
第四，要画一幅华北的地图，把城市、公路、铁路以及我军的番号、首长姓名、所在地区、如何同他们通电报等都记清楚。
那时候，电报记年都用天干、地支，记月记时都用地支，记日用韵目代日，不懂得这些就看不懂电报，也起草不了电报。
韵目代日，即：
东冬江支微：1、2、3、4、5日
鱼虞齐佳灰：6、7、8、9、10日
真文元寒删：11、12、13、14、15日
铣篠巧皓号：16、17、18、19、20日
马养梗迥有：21、22、23、24、25日
寝感俭艳陷（也可用卅）：26、27、28、29、30日
引（世）：31
天干是：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天干加地支记年）
地支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地支记时辰也可记月）
例：3月12日18时（寅文申）
1月2日10时（子冬辰）
左权副参谋长还要求：把这些记熟以后，每人还要画一幅世界地图，起码每个国家的位置以及它的首都叫什么总得弄清楚嘛！
他最后说，今天就讲到这里，10天后开始值班。先值副班，要老参谋带你们，再过一个时间，就要单独值班。
我们到达前总时，正是敌人进攻黄崖洞兵工厂的时候。这个兵工厂建于1939年夏季，当时是根据六中全会关于“建立必要的军火工厂”的决定建立的。先是建于韩庄的修配所，以后迁来黄崖洞，成为一座拥有700工人、40部机器的兵工厂。1940年制造出第一批步枪。当时正值朱老总55岁生日，所以它命名为55式步枪。以后又制造了79式步枪、81式步枪，还可以制造掷弹筒、炮弹，月产枪炮可以装备16个团。
从1940年11月起，左权副参谋长直接指导利用山梁、沟崖等，在黄崖洞进行设防工事，并指导阵地编成、火力配置障碍设施。他的意图是筑起一个以营为守备区，以连为防区，以排为阵地，班组筑工事的有机联系的环形防御阵地。在外围各口均设置两道防线，三道雷区，各阵地的明堡暗堡相互交叉，直射、侧射、仰射、俯射的火力网，既能相互支援，又能独立作战。可以说，这是自抗日战争以来，少有的坚守防御阵地设施。
黎城的敌36师团的两个联队和独立第4旅团一部5000余人于11月8日向涉县、石门前进中，突然转头沿清漳河北进，10日占西井并分兵占东崖底、赵姑村，敌先头部队正向上下赤峪前进，很明显是冲着黄崖洞来的。左权副参谋长亲自指示担任总部警卫团团长的欧致富说：敌人是要来试一试南口这个硬钉子来了，但要注意敌人声东击西。10日下午，敌人开始向南口两侧炮击时，他告诉欧团长，敌在扫雷，炮击后照计划立即布雷。10日深夜2时左右，敌人企图偷袭我，南口阵地遭我警戒分队打击，被迫展开踏上地雷阵，破坏了敌人的偷袭企图。我也主动撤回南口。
敌人偷袭不成，11日又转为强攻。一阵重炮轰击，然后由步兵赶着羊群前进，可是我埋的都是踏雷，所以当敌人在羊群过后放心地多路向南口突击时，地下的踏雷和山上的滚雷一起压了下去，加上前沿阵地机枪的射击，半个小时敌伤亡200多，而我无一伤亡。
当日12时许，敌又集中重炮向我炮击。有2门炮甚至推到距南口近不到千米的地方，直接瞄准向南口射击。当时我警卫团只有2门炮，经请示只发了2发炮弹，就打掉了敌人的山炮阵地。虽然敌火力强于我很多，南口两侧工事有所削弱，但敌人每进一步都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敌人被逼得武士道精神大发，甚至使用毒气弹，使用肉梯子，但都只是增加它的伤亡。南口攻不下，又转向南口东侧的桃花寨，企图利用跑马站山下和桃花寨之间的一条深沟进入我核心阵地——水窑口。没想到我已事先在该沟埋下地雷，结果进入山沟的200多敌人全被消灭。
到了11月14日，敌人又改变了战术。上午8时，向我桃花寨西南的一个无名高地发起进攻，企图占领我1568高地，消除向水窑口进攻的侧翼威胁。但是这一企图仍未得逞，伤亡数十人，只好狼狈地撤回。
11月15日，敌加强了兵力、火力，兵分两路从东和东南两侧夹击我1568高地，在经四次冲击，付出惨重的代价后，才占领了这个高地，把南口和水窑口阵地分割为二，尔后敌又分三路攻击水窑口，虽经11次冲击，却未能前进一步。16日敌用上最毒辣的手段，向我阵地发射喷火器和燃烧弹，我军仍坚守最后一个碉堡，拒敌于水窑口之外。这时，进占1568高地之敌转过头来向南进攻，形成对水窑口的四路围攻。这时彭总亲自打电话给警卫团政委郭林祥说：“你们坚守5天的期限已过，工厂的机器已安全转移，也帮他准备好了‘吃的’，就让敌人进来参观一下吧！”
让敌一步，战局又活了起来。17日上午敌兵分两路向水窑口工厂区攻击。敌人前进一步，我设在1656高地的火力从敌后方打来，水窑山上的火力又迎着敌人，使他首尾难顾。17日中午干脆停止射击一阵，让敌去吃“地雷餐”去！
17日下午敌改为主攻1650高地，在付出重大伤亡后，突破了1650高地进入了工厂区，但它得到的只有滚雷、拌雷、踏雷和吊雷。17日夜里整整一夜，活着的敌人只能贴崖站着、蹲着，任凭风雪吹打。
这时我外围部队已袭击西井。左副参谋长说：敌已发现我在其可能的退路上设伏，有可能连夜逃走。同时他要魏国运和我带总部的警卫连到敌退路附近侧击敌人。可惜，由于决心晚了一步，敌人逃走得快，未赶上时机。
这次保卫战，敌伤亡千余人，其中亡850人。我方伤亡166人，其中亡44人。伤亡比为6：1。
保卫战结束后，第二天左副参谋长带领我们亲自到现场，要警卫团的各级指挥员沿着战斗的每一步向我们说明敌人的企图、自己的决心、战斗的进程，直到敌人退走的全过程。然后他作结论，作为一次阵地攻守的战术课。
在艰难复杂的斗争中学当参谋
黄崖洞保卫战后，左权同志很紧张地给我们讲参谋业务，讲兵团战术。他说，现在处于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我们一方面要战胜敌人的包围封锁，另方面要为战略反攻阶段做好物质的、人才的、战略战术的准备。我和你们都是参谋，怎么过好这一关，经得起考验，要看我们的共同努力了。这个教导启示我日日夜夜关注着当前、日后的世界、中国、华北局势的发展变化：
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三国签订了同盟条约；
1941年2月4日，日军在大亚湾登陆，侵占淡水，切断了香港通往韶州的运输线；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
1941年12月1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对美英荷开战；
1941年12月8日，日军袭击珍珠港的同时，轰炸菲律宾，登陆马来亚，太平洋战争爆发，接着美、英对日宣战。
这些世界大局的变化对中国，对华北的影响十分巨大：
第一，对于中国的占领区，日本这时极端渴求的是，使它成为日军的大后方，使它能为日军提供一切供给。因此，它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连续发动大扫荡，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对抗日根据地搞什么“铁壁合围”“囚笼政策”，进一步就封锁一步，搞碉堡群、封锁沟、封锁墙，逐步扩大占领区；并在占领区一次、二次、三次、四次……地推行“治安强化运动”，推动“肃正建设计划”。
第二，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也改变了美国的对华政策，但这对我既带来了正面的影响，也带来了负面的影响。大家都知道，自从中日战争爆发以来，美国都借此发财，向日本不间断地提供军火，我们都记得1938年8月21日国民党的元老、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在广州发表演讲，强力斥责美国向日本提供军火。直到1941年4月16日，美日两国代表还在华盛顿秘密会谈，提出“美日谅解方案”。当然这时它在摇摆，第二天，4月17日，罗斯福总统批准了第一批4500万美元的援华军用器材。到了1941年7月26日，英美宣布冻结日本在英美的资产。当年8月1日，美国空军志愿队——陈纳德飞虎队成立。1941年12月20日，陈纳德的飞虎队首次在云南与日本空军作战。
1942年1月1日，中、苏、美、英、印、加、荷等26国在华盛顿签署共同宣言，当时叫《26国公约》，以后称《联合国宣言》；1942年2月2日美英分别给国民党政府贷款5亿美元和5000万英镑。1942年1月3日，反法西斯同盟宣布蒋介石任中国战区（包括泰国、越南）盟军最高统帅。不久美国调史迪威将军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兼该战区的美军司令。蒋介石登上了国际舞台，是不是会为中国抗日战争全心全意地做出贡献呢？回头看，1940年11月起，蒋介石政府停发八路军薪饷、弹药、被服，并以几十万军队包围八路军的陕甘宁边区；于1941年1月4日到11日，用7个师的兵力妄图包围歼灭我新四军。
1942年2月3日，日军对太行、太岳和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同时进行大扫荡，定名为“在晋日军总进攻”。前总向冀西转移，左参谋长令我带几名战士在麻田附近监视敌人的行动。3日夜晚，我们在麻田附近一个清漳河东岸的小山村背靠山面向水观察，并派出两名战士同一个民兵沿河向南探听敌情。4日凌晨敌人千余人，沿清漳河向北挺进，走在前边的十几匹骑兵，马蹄上均包上草袋（既便于涉水过河，又降低马踏岩石的声音），直冲武军寺而来。敌人过后我们静静地跟随其后，并隐蔽在武军寺附近山腰便于观察的地方。武军寺的老百姓均已转移，敌人扑了一个空，但可以看到，敌人似乎在搜查我军驻地，对于群众的草堆草垛也翻来覆去地查找什么。然后，敌人向桐峪一带开去。我们这时转身到麻田沿村的东山梁向东南准备回前总去。因为正是黎明前的黑暗时间，一不小心被一个石块绊倒，左手腕被山丛叉子扎伤。我顺手把它拔掉，从裤带上拿出一条手巾包着，继续前进，直向晋冀交界的峻极关前进。走到天晚，又渴又饿，在山寨边碰上几个老乡，向他们要口水喝。万万没有想到，对方竟以“你要喝水，尿也没有”来回答。听到这么一句来自老百姓的话，心里真不是滋味！没有办法，只好向三个战士说，冷静一点，找棵大树坐在那里休息一会吧。我给他们讲了一个故事。我在抗大总校组织部工作时，上级要调两名团级干部去农村扩招新兵，花了2个多月应招的只有十几个人，但当那里落实了减租减息政策后，很多青年都争着报名。当我正在讲这段故事时，一位50多岁的农民提着一个篮子走了过来，拿出5个大萝卜交给我们说：“同志啊！那些孩子不懂事，不要听他们的。你们是赶部队的吧，前天晚上已经过这里下山了，吃个萝卜下山去吧！”我们非常感谢他，然后下了十八盘，到一个村庄找当地村长，安排住在一个豆腐房里。房东看我们累的样子，给每人送来一碗豆浆，一个杂面饼子。真的，最难忘的群众的恩情啊！
第二天回到部队向首长汇报了一路经过，左参谋长担心的是敌人是否在武军寺下了毒。他立即派司令部的医务处黄处长带几个战士先回去，设法查明情况，想办法处理。
敌人退了，前总回到武军寺附近的下南会村暂住。得到医务处长的报告，说敌人在村中的门窗上都涂撒了化学毒品，可能是芥子气，特别在司令部办公室和宿舍撒得更浓。老百姓的柴草上也撒了毒粉。群众回来后中毒的人不少，一般是触到毒粉的地方发生红肿、溃烂。据此，左参谋长又找一个懂化学的陆达同志配合黄处长经过数日的消毒治疗，才算解决了问题。
根据这次敌人“扫荡”、“清剿”的特点，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于1942年2月11日、18日和25日连续发出反扫荡的指示：不要因为太平洋战争爆发而轻敌麻痹，也不要因敌人残酷烧杀而拼命蛮干，领导机关必须精干，反对拖着机关跑“扫荡”的现象……
特别重要的是，1941年7月军委《关于交通战的指示》比我们想象得更加深入，更加切合实际，必须深刻地理解与执行：指示说，“敌人确实以控制其占领区的交通线为其既定方针，在其主要交通线上我军破坏愈多，敌人守备也愈强，结果我们的交通联络就愈不便。破坏后，因敌人技术优于我，甚易修复。我动员民众破路，敌强迫民众修路，无休无止以致人民昼修夜破，不免疲劳”。为坚持长期抗战，“路不可不破，亦不可太破。凡与我有大害而于敌必争者必须彻底破袭；凡在敌为必争，而我无力控制者，不可因破袭引起敌守备加严”；“凡我方所需要之交通线、通过之道路不可破坏以免引敌注意。应加紧对伪军、伪组织的工作，以求交通便利”，“破路要节省民力，多用火药爆破”。
与此同时，为打破敌人封锁、蚕食抗日根据地的局面，还提出“敌进我进”的口号，北方局决定正式建立武装工作队深入敌后宣传组织群众，破坏敌人的封锁蚕食，打击伪军伪政权。1942年3月17日，刘伯承同志为武装工作队初次出动作了如下指示：
第一，武工队初次出动，应着重于简单的政治宣传并兼对敌人的侦察，任务不可过重，距离不可过远（至多只一昼两夜的距离），到第二天晚上能以回到游击区，务求初次出动胜利，提高信心。
第二，出动前全队应将敌情了解清楚，并由军分区首长亲自教育，切实急需的政治工作和战术，并定出计划进行演习。
第三，武工队的指挥员、政治干部要挑选政治坚强、大胆机敏而有威信的干部。这点关系到武工队的功效极大。
第四，政治工作应以政策和革命的两面策略，利用宣传与组织的方法，察明敌人欺骗与压制人民搞什么配给制度的情形，尤其是它的爪牙的分布。并乘机进行集会，做好团结群众，首先是知识分子的工作。本身尤应严格遵守纪律。敌占区的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应有必要的配合，但二者必须严格分开，以免被破坏，这点要特别注意。
第五，战斗应根据政治上的需要与否决定。不进行与之相背的战斗。如遇小敌，可捕捉而歼灭之，大敌则避开之，受敌合击时，则以麻雀战分散撤退。但须预定第一、第二集合场，而以便衣联络。一般说，武工队是用避实击虚的奔袭战术，使敌措手不及，无法捕捉。不老走一路，不久停一地（暂停止也应在四通八达之处），一切使敌不意，应严守秘密不露动向，依靠居民作我们潜伏地探，通信极应秘密。行动应利用隐蔽地形和昏暗天气，声东击西，神出鬼没，散布“谣言”，曲折运动以迷惑敌人。放警戒不要过远，以免过早暴露。同时要捕击敌人的侦察与通信机关，使敌耳目手足麻痹不知，摸不着我们的规律。以利于进行各方的袭击和合击。武工队是创造发展游击战术及其政治工作的发动机。应在每次运用实际经验中做出新的成绩，教育部队。
第六，为要能在行动中百倍紧张起来，必须在行动前做有组织的准备。初次便衣尤宜轻装，带宣传品，带干粮，个人文件检交他人保存。但要带梯、桥、镐、铲、索子，以便通过封锁线。
这是游击战术的新发展，新教材。
1941年初北方局根据中央六中全会“关于加强调查研究的决定”，准备在华北各战略区建立情报处。前总情报处由左权兼任处长，申伯纯任副处长，由中央社会部派林一为组长的情报组为一科，林任科长，负责谍报派遣工作；调作战科的魏国运、柴成文、任浩若、王镇清等为二科，魏任科长，负责军事侦察和情报研究，调129师政治部的敌工部长项立本为三科长，负责交通建设和交通破坏工作。
我虽然调到了情报处，但一有情况，情报处的二科仍然与作战科一起办公。掌握分析情况。总起来看，1941年对于敌后抗日根据地来讲，是进入严重困难的一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了，从长远看，日军在华北的兵力可能减少，但现时不仅不会减少，反而还会更加集中，所以根据地缩小了，人口减少了，军队的补给更加困难了。
五月反“扫荡”
1942年5月1日，日军集中5万余人，对冀中军区开始了“五一”大扫荡。日军认为冀中是太行、太岳抗日根据地的“粮仓”。日军急需变该地区为“治安地区”，成为自己的补给区。大“扫荡”前，由于日军不断对冀中的“蚕食”，根据地的面积、人口已减少了大约三分之二。“五一大扫荡”持续到6月下旬，冀中的我军击毙、击伤敌人一万余人，但我军的损失也很大，根据地大部沦为敌占区，部分变为游击区，部队减员近半。地方党政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地方干部被捕、牺牲的数目很大，老百姓牺牲的、被抓走的达5万余人。但冀中的军民并没有在日本鬼子的暴行下屈服，他们仍在更加残酷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斗争。
当我们司令部日夜关心着冀中军区反“扫荡”的形势时，1942年5月15日，日军第36师团主力和第69师团一部7000余人奔袭我太岳军区沁河沿岸东浴、马壁地区的129师386旅。我军及时向北转移，敌人扑空。5月19日，敌36师团转向太行北部，69师团撤回原来的据点浮山、府城。与此同时，日军第3、第4、第1、第8独立混成旅团从5月18日起分别开始行动，向着我八路军前总司令部、中共中央北方局驻地附近的窑门口、青塔、偏城、南艾铺地区，从北面、东南构成了封锁线，而敌36师团于5月23日进到该地区的南面和西南面，完成了合围。23日夜和24日上午，司令部电话不断。左权同志、魏白天（来自国民党的一个军参谋长，时任总部参议）同王政柱（作战科长）对于来自四面八方的消息反复研究，寻找敌人的空隙，彭老总只管阅读和批阅文件。参谋们和警卫人员在下午3时均已为转移做好了准备，连马袋子都搭上了马背，但彭总还在批文件，从各方面不断传来的情况中，寻找突围的方向，选择突围的时机，因为那时的通讯工具比现在差得远，所以很容易失去时机。3点半了，再不能不动了，彭总出来了，还是决定向东转移。于是左权参谋长要我陪彭总先出发，从麻田北面向东的山沟前进，左、魏、王三人仍然坐在河东沙滩上在讨论。彭总到了三岔路口停下，在一个小山村住下，我布置了警戒，安排了晚餐，而参谋长他们直到晚上9时才到，向彭总汇报情况。25日凌晨，我们由此向北进入南艾铺北山坡，这时还在选择突围的方向。大约在9时前后，敌人一架飞机发现了我们，投了两个炸弹，很明显，敌人在迟滞我们的行动。这时，769团的政委紧紧张张地来了，他报告，敌人已从多方向对我形成包围，建议快离开突围出去，并说西北方向敌人较远。这时，彭总要左权带着机关快走。左权急了，说：“13号，你出去，有你在就有八路军在。”并指定王政柱和我带着警卫连连长唐万成和他的一个排随同彭总向西北方向突围。彭总再没说什么，就出发了。随行的有他的2个警卫员，1个司号员，1个管财务的管理员。左权参谋长立即找总政主任罗瑞卿、总后勤部长杨立三商定，罗带总政向东南、杨带总后向东北突围，左带着司令部、北方局机关随我们走的方向前来。
彭总骑着一匹马，我们在后而跟着，当走到一个叉道时，彭总要王政柱、唐万成在一个山的突出部留下，谨防正东山上的敌人切断我们的退路。话音未落，抬头看见我们一支小分队正在从东山下来，忙说：“那个部队不能撤”。这时，我没有二话，立即跑步直奔东山，在山半坡拦住一个连的连长说：“13号的命令，你们立即转向山头阻击敌人，后边有王科长和警卫连唐连长可以掩护你们。”
上山快，下山更快。我大跨步地跑了回来，赶上了骑马的13号。当我们走到一座大山的山腰时，彭总又指着右边的山头说：“这个山头不能丢！”而山头背面的敌人正在大声喊叫着，容不得犹豫，我立即带着仅有的一个班跑了上去。这时只要先敌登上山头，甩几颗手榴弹，就可以迟滞敌人的行动。没想到，当我们急速奔跑的时候，彭总却大声叫着：“你给我回来！”我们停了下来，慢步下山。原来他看到就这么十来个人，怎么阻得住敌人呢。转回的路走得很慢，左权同志的警卫员郭树宝赶了上来，他哭着说：“首长牺牲了。我用一些草把他盖住就赶了上来。我怎么交待呀！我是警卫员呀！”我无言以对，拍拍他的肩膀，眼泪也流了出来。无声地一块走，他说：“首长的手枪交给你吧。”我收下来了，后来交给了王政柱科长。当我们赶上彭总的时候，他正坐在一个小山村的边沿，已经有十几个人跟上了他，他第一句话是：“左权牺牲了，你知道吧？”我只说了一句“知道了”，就静静地站在他的身旁。这时已经接近下午4点，三三两两的人不断跟了上来，大概有150多，谁也没有喝水，更不要说吃什么东西了。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总部的作战参谋，只有我可以说话。于是我站起来向着大家说：“同志们！请持步枪的同志站在第一排，有手枪的站在第二排，有米袋子的站在第三排，前两排的同志有米袋子的都交给第三排的同志。每排推出一名班长。第一排立即在此布置警戒，并请首长进村休息，第二排的靠近首长，负责保护首长安全，并帮助安排新赶上来的同志的休息。第三排的请立即找老乡的锅烧米汤，有多少米，下多少米，米少了多加水，保证每人都能喝到。现在解散进村。请第一排的战士来两个人跟我一起前去探路，立即出发！”
我们三人沿路向西一直走到清漳河岸，没有发现敌人。转回来的途中碰上两个赶骡子的马夫，骡子各驮了一大袋小米。经盘问确定是总后突围时失散的马夫，我们把他们收容下一起来到驻地。彭总立即要人把给我们留的米汤拿来，米汤有三大碗，我们分出两碗给马夫。我们向彭总汇报时，北方局的组织部长刘锡五正与彭总坐在一起闲聊。刘在河南我的家乡工作多年，谈起了我的家乡他很熟。彭总休息了一阵说：“你们也休息吧！”后半夜又回来了不少同志，有王政柱科长，唐万成连长带了十几个战士也回来了。?还有郝汀，他的左腿中了一枪，没伤着骨头，用绑腿包住并不影响行动。他们回来，我的负担减轻了不少。凌晨3时彭总把我叫醒，要部队集合出发，这时队伍已有200多人了，我领路直到清漳河边。我们刚刚过了河，就听到不远的小南山上打了两枪，大家有点惊慌。还是彭总有经验，他说：“别慌，这是我们自己的队伍。”于是要司号员吹号询问，回答果然是警卫团的一个连，我们马上沿山北的小路上山，总算找到了自己的队伍。在山上有饭吃，有地方睡觉，有人警卫，大家伙轻快地休息了大半天。第二天凌晨出发到砖壁村，这里是前总过去住过的地方，山上埋的有粮食，有油盐，有被服，真的是到家了。
当前总回到武军寺附近的下南会时，彭老总只好任命魏白天暂代参谋处长了。王政柱调回延安，任命何廷一、魏国运为作战科的正副科长。不久，129师刘司令员召开会议总结此次反“扫荡”经验教训，彭总派我前往参加。刘司令员在总结前总和师部突围的经验教训时，使我特别受教育的是如何掌握合围与突围之间的时间与空间的利害变换线问题。我的理解，掌握时间与空间变换线问题不只在军事斗争上，而且在政治斗争的策略上，在处理一切事务中都存在这个关键性的问题。
参加会议回来汇报后，适逢胡服同志（刘少奇）到达，他是4月中旬由苏北出发，受中央委托经山东分局、北方局、前方总部就战略方针、群众工作、干部配备等进行调查研究的。彭总指示我向少奇同志汇报华北敌伪军事情况。汇报时，他也要了解民情。我说，知道的很片面，因此只讲了我遇到的一些小故事。他说，关键在于晋冀鲁豫区在减租减息政策上未能完全落实，在军民关系方面，如不解决好这个问题，就是再对群众示好也是白搭。
少奇同志走了，魏白天因为军事思想同彭总不一致，被送回延安学习去了。中央决定，将滕代远从抗大总校调到前总担任参谋长兼情报处长。他治军从严，但对人宽厚，对参谋工作要求很细。这时作战科与情报处的二科又合到一起，下设作战股，由郝汀同志担任股长，我任情报股长，主要负责情报分析。总部的办公地移到麻田南头的天主教堂。
这时总的形势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拼命地对华北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压榨和蚕食；美国支援国民党，而蒋介石则接二连三地发动反共高潮；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为防止日本北进又与日本签订了和平协定。所以，我党我军处于抗日战争以来最困难的时期：军队人数减少了，根据地面积缩小了，生产遭到严重破坏，财政极端困难。滕代远建议彭总把总后勤部长杨立三提为副参谋长，经他们反复研究，提出一个克服困难度过难关的“滕杨方案”。这时最大的困难是粮食供应，每天都吃不饱肚子，怎么办？一方面是生产自救，抽出一部分人上山开荒，种各种蔬菜：萝卜、红萝卜、土豆、满茎等，机关人员还可以就近采摘扫帚苗、灰灰菜、榆树叶、嫩柳叶等，用来同粮食搭配食用，同时也在空地种些西红柿、萝卜、茄子等，我们作战科就在教堂后院种了不少这类蔬菜。
1943年的5月，敌人又来了一次对太行山的大“扫荡”。这回接受了过去的教训，总部、北方局分散转移。彭总、滕参谋长只带少数干部和警卫连，适时经桐峪以南向西走到一个山沟停下，派我带几个战士向北观察敌情。我们在一个高地隐蔽观察，发现敌人大队正向东进，直至敌军快要过完而无后续部队时，我们迅速转回报告。这时看到彭总和滕参谋长这一对老战友正盖着同一条单子在草地上休息，真让人思绪万千！我叫醒他们赶快西去。这次走得比较远，过了沁水，直到太岳才住下。第二天陈赓来了，送来一些猪肉和水果。在这里住了10天，扫荡过去了，我们安全地回到麻田。
提到彭和滕，我们都会想到1928年7月22日他们共同领导了震惊中外的平江起义，这是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对国民党血腥镇压的又一次反击。1928年末，他们率领红五军奔赴井冈山，12月10日到达宁冈与朱毛领导的红四军主力胜利会师，成为我军历史上第一次三军会师。滕代远在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时，代表中国共产党写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国新军队》，是第一次向全世界介绍中国工农红军的文字材料。我们有机会在彭、滕的直接领导下为中国革命尽一点力量，该是多么的幸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