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律圣手卢志丹
最近，39集重大革命题材电视剧《西北岁月》在央视一套黄金档热播，激起了全国观众的“追剧”热情。
《西北岁月》是第一部全景展现波澜壮阔的西北革命历史的史诗性电视剧力作，再现了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为代表的一大批战斗在西北大地上的革命英雄人物艰苦奋斗、浴血奋战的悲壮历程。
重温艰苦卓绝、荡气回肠、可歌可泣的西北革命史，有一段史实是绕不开的，那就是直到今天也让广大西北人民触目惊心、痛心疾首的陕北“肃反”。
可惜，在电视剧《西北岁月》中，对于西北革命史上这场空前的危机，着墨不多，只是用几个简单的情节一带而过。要深刻理解西北革命历程，就不能不深入了解陕北“肃反”的来龙去脉。
西北革命根据地起初由陕甘边根据地和陕北根据地组成。1935前，陕甘边和陕北是被敌人分割开的两块根据地、两支革命军队，因而也就存在两个领导关系。
陕甘边根据地和红军属于陕西省委领导，而陕北根据地和军队则受中央北方局领导。在革命斗争中，两支革命军队刚开始基本上是各自进行活动的。
随着实力的不断壮大，双方逐步互相联系，互相配合，互相支援，最后在刘志丹、谢子长同志的领导下，于1935年2月成立了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达到了基本的统一。
陕甘边党和红军与陕北党和红军在发展中也产生了很多分歧，留下了一系列难以抹平的矛盾。比如1933年5月，刘志丹率领红26军南下创建渭华根据地失败后，西北根据地主要领导在追究失败责任时，就发生分歧，加大了矛盾。
与此同时，西北革命根据地内部”左”倾错误也在恶性膨胀。执行“左”倾路线的陕北特委领导人之一郭洪涛，写信给中央北方局，指责红26军是机会主义、梢山主义、逃跑主义等，同时要求中央派代表驻西北，统一领导西北工作。
郭洪涛的信，导致了北方局以及主管中共白区工作的上海临时中央对陕甘边根据地和红26军的不信任。于是，北方局派出了朱理治、上海临时中央局派出聂洪钧，奔赴西北根据地加强领导。
这样一来，这两位“钦差大臣”在抵达西北根据地之前，就均对陕甘边和红26军主要领导成员有了偏见，他们是带着”改造”、”整肃”红26军和陕甘边根据地的任务而来的。
1935年，中共北方局代表朱理治、中共上海临时中央代表聂洪钧先后抵达陕北，和陕北根据地本土领导人郭洪涛合谋，虽然做出了进行“肃反”的决策，但是由于他们手中没有掌握军事实力，因此“肃反”尚不能大面积展开。当时西北根据地的主要部队红26军、红27军是由刘志丹指挥的。因此，他们大规模展开主要针对刘志丹等人和红26军的“肃反”的时机尚不成熟。
1935年9月18日，当以徐海东为军长、程子华为政委的红25军抵达陕北，与刘志丹率领的陕北红军会师之后，受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肃反”扩大化严重影响、有着浓厚的“肃反情结”的、并且与陕北红军势均力敌的红25军，就成了朱理治、聂洪钧、郭洪涛大力推行“肃反”所依仗恃的军事力量。
红25军与陕北的红26军、红27军会师后，根据中央代表团的意见，成立了陕甘晋省委，朱理治任书记，郭洪涛任副书记，聂洪钧任军委主席。随即，在陕甘晋省委的领导下，由红25军、红26军、红27军组建了红15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委，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高岗任政治部主任。
9月底，朱理治在永坪主持会议，部署肃反工作。他指定后方肃反由郭洪涛领导，前方肃反由聂洪钧领导。10月1日，陕北肃反在永坪镇开始。就在这一天，肃反领导者逮捕了原陕甘边特委秘书长兼组织部长蔡子伟，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秘书长张文华、黄子文、江旭和李西萍五人。
10月2日，戴季英派人逮捕了陕甘边根据地重要领导人曾担任陕甘边特委书记和红二十六军政委的张秀山。同日下半夜，在朱理治和程子华的监督下，戴季英等人审讯张文华、蔡子伟，这些人在严刑拷打下供认刘志丹、高岗是右派反革命。在得到这个口供后，朱理治与程子华立即定策，以”北面对敌作战，需刘回来指挥”为名，调刘回去秘密扣留审讯。
10月3日，在戴季英和政治保卫局的严刑逼供下，被捕人员屈打成招，口供越来越一致。内容主要有：刘志丹、高岗、张秀山是右派反革命；反革命组织的名称叫”前线委员会”，前任书记是张秀山，张秀山是蔡子伟介绍加入的，现任代理书记是刘志丹，他们曾经在一个庙里开过秘密会议；张庆孚煽动暴动，有秘密电台；刘、高勾结张庆孚要配合国民党搞兵变，等等。
10月4日，朱理治要戴季英写信给前方，要求把刘志丹调回后方来。戴季英写好了信，直接派通讯员送往前方了。随后，主要针对陕甘边根据地和红26军党政军的“肃反”大逮捕就开始了。
抓捕和关押刘志丹，是陕北“肃反”最为悲壮的一幕。
10月6日，刚刚指挥完崂山大捷的刘志丹，突然接到要他去瓦窑堡开会的通知。刘志丹飞身上马，奔向瓦窑堡。
走到半路时，一名送信的通讯员骑着马迎面而来。看到刘志丹副军团长，通讯员出于崇敬，同时他也不知道信中的具体内容，于是翻身下马，先向刘志丹敬礼，后递上一封信件，说：“这是给军团部的急件。”
刘志丹接过信，拆开一看，原来是保卫局秘密命令要逮捕的人员名单，名单上第一个人就是刘志丹。
看了这封要逮捕自己的密信，刘志丹难免义愤填膺，但是他很快冷静下来，陷入了沉思。
在当时的形势下，以刘志丹在陕北军民中的崇高威望，他在洞悉左倾错误路线执行者要逮捕他的企图后，完全可以到附近县的游击队里躲避，甚至也可以立即回到红26军中寻求自卫。
胸怀坦荡、光明磊落的刘志丹深知：如果自己这样做，将进一步激化矛盾，造成西北党内的分裂、红军的自相残杀和根据地的分崩离析。一向以忍辱负重、顾全大局著称的刘志丹，就算毁灭自己，也绝不允许这样的危险局面出现。
况且，在劳山前线，刘志丹已经获悉中央红军正在向陕北根据地挺进，他就算牺牲了自己，也要为艰苦辗转了近一年的中央红军保存好这唯一的一块“落脚地”。
抱定慷慨赴死的决心后，刘志丹从容地将信塞进信封，并重新封好，递还给通讯员说：“你快把信送到军团部去，就说我去瓦窑堡了。”
随即，刘志丹骑上战马，坦然地来到瓦窑堡。他一到瓦窑堡，左倾错误路线执行者立即严密封锁了消息了，连他骑的战马也关起来。刘志丹镇定自若，与左倾路线推行者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将错误“肃反”的严重危害降到最低程度。他因此被撤销了一切职务，被关押起来。
肃反过程中，肃反的执行者对被捕人员的迫害相当残酷。刘志丹被逮捕后，被戴上了沉重的手铐和脚镣，出狱的时候，手铐和沉重的脚镣磨坏了他的手脚，写字握不住笔，走路蹒跚，他的家属也遭到株连，妻子被编入劳改队。保卫局长戴季英多次提着鞭子毒打张庆孚。张策也因为拿下套在自己脖子上的绳子捉虱子，被看守用刀背砸了一顿。当时给张秀山上的刑更厉害，给鼻子里灌辣椒面，吊起来拷打。
西北根据地的错误肃反进行的一个月左右时间里，“左”倾错误路线的执行者先后在前线和后方机关逮捕了一大批党政军主要领导干部，原红26军和陕甘边根据地约六十多名领导干部被关进了瓦窑堡监狱，随时面临着被活埋的危险。据后来统计，有二百多名党政军干部被残酷杀害。
这场错误“肃反”，在根据地的党员干部中和群众中引起了极大恐慌。加上反动派趁机大肆造谣言煽动，说什么“25军是国民党派来的假红军”，这就更激起了群众的极大疑虑和恐惧。地主、富农乘机反攻倒算，大片根据地沦丧……西北根据地的人心空前动荡，陷入了危如累卵的极其严峻的局面。
错误“肃反”导致了红军军心不稳和动荡。原红25军与原西北根据地的红26、27军关系恶化，几乎到了刀兵相见的程度。红15兵团81师师长贺晋年后来说：“如果中央不来，我们就要同25军他们打起来了。”81师是主要以原陕北红军改编而来的，尚不是”肃反”的重点，矛盾就已经激化到千钧一发的程度，“肃反”的重灾区以原红26军为主改编的红78师，不言而喻，就更为严重了。
不幸中的万幸是，1935年10月19日，毛主席率领的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当听到当地干部反应的严峻的“肃反”形势后，毛主席与其他中央领导果断下令“停止捕人，刀下留人”。否则，会面临刘志丹、高岗等根据地创始人被杀、陕北红军与红25军“火拼”、根据地分崩离析的严峻局面。
毛主席等中央领导立即派遣当时的国家保卫局执行部部长王首道、刘向三等前去瓦窑堡传达停止肃反的命令。王首道等人经过仔细的调查，纠正了肃反时期强加给刘志丹等的”罪名”，并且很快就释放了被捕的刘志丹等人。
1935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通过了《中共西北中央局党务委员会关于戴季英、聂洪钧二同志在陕甘区域肃反工作中所犯错误的决议》，给予戴季英最后警告处分，给予聂洪钧严重警告处分。
直到6年后的1942年10月19日至1943年1月15日，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在延安召开，总结了陕甘宁边区党的历史经验，终于分清了陕北“肃反”路线是非。1942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通过的《中央关于1935年陕北（包括陕甘边及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中，陕北“肃反”的真正“推手”朱理治、郭洪涛各予以最后严重警告处分，撤销了朱理治同志陕甘宁边区银行行长之职务，撤销郭洪涛同志山东分局书记的职务，并限定他们在三年以内不能担负重要的党的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决定的最后一句话：“程子华同志在这一错误‘肃反’中，也应该负一些责任。”
作为红15军团的政委的程子华“应该负一些责任”，那么，身为军团长的徐海东，该不该“负一些责任”呢？这个决定中没有提及的。或许是为了照顾彼时正在养病中的徐海东的情绪，或许有其它的原因……
1935年9月徐海东、程子华率领的红25军初来乍到陕北苏区，按理说应该与刘志丹领导的陕北红26、27军搞好团结，密切合作，才能立足，也更有利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然而，刚到陕北不足一月的红25军如此积极卖力地支持这场错误“肃反”，除了执行陕甘晋省委的命令之外，有没有别的目的呢？
从“肃反”的“操刀者”戴季英1942年11月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的一段发言中，也许可以窥破个种玄机。戴季英坦言：
“鄂豫皖肃反错误与陕北肃反错误，实质上是相同的。……我们对26军有严重宗派主义军阀主义，看不起他们；自己傲慢，不信任他们；工作上，要他们如25军政治军事方面一样。这种同化他们的态度，实际是吞并的意识。”
戴季英的这段发言，无意中泄露了红25军凭借自身实力积极拥护这场错误“肃反”的真实意图，那就是藉此“同化”刘志丹一手创建的26军、“吞并”26军。一支军队吞并另一支军队以壮大自己的实力，这是封建军阀之间惯用的伎俩。因此，戴季英关于25军“有严重宗派主义军阀主义”的评论可谓一语中的。
如果说逮捕刘志丹、高岗、杨森等26军营以上的干部是“斩首”行动，那么当26军营以上干部的职位空缺之后，全部由25中的人员迅速弥补占据，无疑是一次成功的“换头”行动。这种“斩首术”和“换头术”，就这样赤裸裸的发生在革命队伍的两支兄弟部队之间！
作为新组建的红15军团的军团长徐海东，对逮捕关押副军团长刘志丹、政治部主任高岗，以及原红26军营以上干部的这样的重大事件，是何种态度呢？彼时任陕甘晋省委军委主席、主持军队中肃反工作的聂洪钧，1942年11月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的回忆道：
“劳山战役后，过不两天，接省委由朱理治写的亲笔信，指名式地要我们逮捕刘、高、杨森等人，说是张秀山等供出他们是右派反革命，并有很大的阴谋活动准备等等。我相信这是有可能的。但是，感到‘乱子’太大，不敢邃尔逮捕。徐海东的意思，既然省委来信，就该执行。为避免万一搞错，我坚持最好还是请中央来解决。郭述申同志表示同意我的意见说：‘还是慎重些好。’”
在这个关键时刻，作为红15军团军事首脑的徐海东，如果支持聂洪钧的主张，紧急叫停逮捕刘志丹、高岗等人，而是等中央来了解决，那么，完全可以避免错上加错的和事态恶化。遗憾的是，徐海东支持了以朱理智为代表的陕甘晋省委的错误决定，积极执行抓捕行动。
除坚决执行陕甘晋省委的错误决定，徐海东的脑海里是不是还有如戴季英所说的“吞并”刘志丹历尽艰辛创建的红26军的思想在作怪呢？
奇怪的是，徐海东在《生平自述》中提到和陕北红军会师的情形时说：
“陕北红军的同志，对我和红二十五军这支部队，是十分亲热和尊重的，我过去在干部团结方面，有些缺点，不大注意方式，这时也能主动地团结陕北的同志，注意工作方式，抱虚心的态度。因此，我在这段和陕北红军中的刘志丹等同志，关系处得是好的。”
这里，徐海东所谓的“团结陕北的同志”、“关系处得是好的”，就是把刘志丹、高岗等根据地的创始人和红26军的干部抓起来，投入到瓦窑堡的大牢里！应该说，他的这段回忆，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而是历史“违心主义”。
陕北民歌《山丹丹开花红艳艳》中的两句歌词：“满天的乌云风吹散，毛主席来了晴了天。”生地形象地描述的正是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果断叫停“肃反”、释放刘志丹等西北根据地重要领导干部的这件深得人心的大事。刘志丹，是世世代代绽放在西北老百姓心中的永不凋谢的“山丹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