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万里
本文选自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革命史资料》No17辑第213-225页，由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出版。本文曾在中国佛教协会“法音”杂志1988年第12期（第32页）和《金藏目录还原及研究》（李富华主编，“中西书局”2012年出版）两书全文转载，并辑入《二十世纪国内佛教文献研究论文目录》。
稀世国宝《赵城金藏》是中华民族古老文化遗产中的一件瑰宝。抗日战争期间，共产党八路军从日寇魔爪下抢救护卫了这部经卷。最近，国务院批准编辑了以《赵城金藏》为底本的《中华大藏经》，受到国内外学术界、宗教界的瞩目。
《赵城金藏》的价值
佛教发轫于古天竺，但佛教典籍在全世界只有汉译本保存得最多，这些幸存的汉文佛教典籍不仅是中国的宝贵文化遗产，而且也是全人类的精神财富。
大藏经是佛教典籍汇编而成丛书的总名，是一部百科式的佛教全书，它收集广博，既是佛书，也是涉及哲学、历史、语言、文学、艺术、天文、历算、医药、建筑等领域的包罗宏富的古籍，对中国和世界文化都曾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佛教的传播，是伴随着佛教典籍的译介展开的，汉译佛典绝大部分是在东汉到隋唐时期翻译的。安世高、鸠摩罗什、玄奘、义净等是这方面作出卓越贡献的翻译家，也是交流中外文化和友谊的使者。随着译经和著述的大量增加，约在公元二世纪，即开始了汉译佛经的收集和目录整理。唐开元年间（公元730年）智昇编撰的《开元释教录》集其大成，首次将中国僧人的著作入藏流行，并创“千字文”各字为序的编次方法。佛教经典的流通刺激了雕版印刷术的创造发明和不断完善。北宋开宝年间（公元971年——983年）我国第一部木刻汉文大藏经《开宝藏》在成都雕刻完毕。它以《开元释教录》入藏经目为底本，第一次采用千字文编次顺序，起“天”字，终“英”字，共480帙，5048卷，卷轴式装帧。这部佛教大藏经，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早最庞大的一部丛书，一编便是数千大卷，数千万言，这在世界史上十世纪以前，恐怕再也找不到第二个例子。公元1403年——1407年成书的由明代僧人道衍主持编纂的《永乐大典》共有二万二千八百七十八卷，总汇当时汉文化的全部内容，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一部百科全书，就是受其影响模仿佛教大藏经纂成。
宋太宗雍熙元年（984年）《开宝藏》由沙门奝然传入日本；端拱年间（公元988年——989年）传到高丽。高丽和日本还据以复刻，直接间接刺激了两国的刊印事业。伴随着大藏经的外传，雕版印刷术也从中国传播到外国，佛教成为当时文化艺术传播的主要媒介之一。
自宋、辽、金、元、明、清以来各朝官方和民间均投入巨大人力物力进行大藏经的编辑和雕印。计官刻本七藏，私刻本十藏，国外汉文刻本还有高丽一藏，日本的七藏。《开宝藏》是这一切各版大藏经雕版的鼻祖。它以书法端丽严谨，雕刻精良著称，是宋版精品。汉文大藏经的编辑、雕印，以它的宏篇巨制，版本众多，历史久远而闻名世界，它不仅是中国，也是世界文化史上的壮举。
我国现存各版大藏经中，属于未经传世的孤本，有石刻本的《房山云居寺石经》、木刻本的《契丹藏》、《赵城金藏》、《元官藏》、《洪武南藏》、《武林藏》和《万历藏》等七种版本。其中有三个版本残存印本未超过40卷。《赵城金藏》是当今大藏善本中卷帧最多的，而且是世界上仅存的一部。它基本上是《开宝藏》的复刻本，并有部分是辽藏的复刻本与辽藏的坊刻本，装帧也同是卷轴式，每版23行，每行14字。它保留开宝蜀刻本的许多特点，在《开宝藏》早已散佚殆尽的情况下，他还保存着数千卷开宝蜀本与辽藏的原貌，不论是在版本和校勘方面，都具有无可比拟的价值。中华大藏经编辑局经过郑重选择，决定以稀世孤本《赵城金藏》为底本，按《赵城金藏》千字文编次的目录体系影印，重编《中华大藏经》。据以作为底本的《赵城金藏》为国内外历次大藏经编辑者所未及见，新编《中华大藏经》搜罗宏富，远非前代刊行诸藏所能企及，在这方面，现在世界上通行的日本《大正藏》无法与之相比。新编《中华大藏经》必将为祖国赢得荣誉，它不仅是中国而且也是世界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
《赵城金藏》印刷清晰，字体劲拔，每卷首均有精美的佛陀说法图，其刀法线条和宋版佛经相比，具有豪放严整和生气有力的特点，是我国印刷史上的珍贵标本，是研究我国刻经史和版本史的珍贵资料。从中可以看出历代佛教书籍制作演变过程，也可以看出佛藏与当时金本的平水（临汾）水平，特别是与平水版画之间的关系，是印刷发展史上的一座了不起的宝库，在中国版本目录学和雕版印刷史上也占有一席重要地位。
发 现 经 过
1931年，朱庆谰等在西安开元和卧龙两寺发现向所罕见的宋《碛砂藏》，因而把它运到上海影印流通。由朱庆谰、叶恭绰、蒋维乔、范成和尚发起组织了《影印碛砂藏委员会》。“上海影印宋版藏经会”常务理事范成和尚为寻宋《碛砂藏》的缺本到各地去访求古经，著破衣，经战乱区，冒很大的危险。1933年春，他在西安见一老头陀从山西五台山朝拜文殊师利菩萨而来，彼向范成说：“晋省赵城县太行山广胜寺有四大橱古版藏经，卷轴式装订—”。闻此消息欣喜若狂的他立时登程前往。他的最大收获是在山西广胜寺意外地发现了《赵城金藏》。“在从来出版之文献中，尚不知有此版藏经之学术界，乃成为一时甚为轰动之事件。”因“向所未知而近日始发现”、“中外人士连袂蹑履往赵城探讨者不绝。” 范成和尚还走村串户，从附近农村寻访收回已散失在民间的300余轴散卷。1934年10月，南京支那内学院欧阳竟无命其高足弟子蒋唯心前往广胜寺校验。蒋氏抵潼关黄河渡口时，正遇大风，他冒险登舟舍命强渡，不幸失足落水，耳目皆着泥沙，从此落得眼疾。在广胜寺他忍着眼疾披阅经文，连续工作40天，写成《金藏雕印始末考》，1934年12月发表于南京《国风杂志》第5卷12号上，1935年1月又有南京支那内学院印了单行本。蒋文考证“严谨详审”，“思想入微，搜剔得间”，“纠正日本人纰谬尤为切要”，对《赵城金藏》的历史价值做了正确评估，至今仍是这方面最具有权威的论述。后蒋唯心赴四川崇庆县上古寺校验《洪武南藏》，途中被土匪绑票而亡，为挖掘祖国文化遗产献身。
刻 制 经 过
据蒋唯心考证，《赵城金藏》系金代民间劝募，在山西解州（运城西南）静林山天宁寺刻成。发起人为潞州（长治）崔法珍，相传她毅然断臂募缘刻经，感动了许多佛教信徒，纷纷捐赀协助。施主始终以村民为主体，施钱、“施树、施骡、施布、倾其所有”、甚至“有破产鬻儿应之者”，劝募的地区遍及晋南和秦西各州县。大约在金熙宗皇统9年（1149年）前后，于天宁寺组成“开雕大藏经版会”负责刻造，到金世宗大定13年（1173年）完工，历时约30年。《赵城金藏》全藏共682帙，千字文始“天”终“几”，总约7000卷。蒋唯心考证时已有佚失，尚存4957卷。金藏刻成后，崔法珍于大定18年（1178年）将印本送到燕京，受到金世宗的重视，在圣安寺设坛为崔授比丘尼戒。三年后，崔又将经版送到燕京刷印流通，为表彰她的功绩，赐紫受封为“宏教大师”。难能可贵的是，作出重大贡献的崔法珍在《赵城金藏》的题跋中，没有留下自己的名字，风格高尚。蒋唯心感慨道：“此藏卷轴之富，工事之巨，原刻历三十载星霜，补雕劳十余路僧众，创此伟业者，宁遂湮没不彰乎？理决其不然也。”
《赵城金藏》系一弱女子断臂发起，民间募资私刻，洋洋7000卷，实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大壮举。
宋 藏 遗 珍
1935年，部分《赵城金藏》曾借到北平展览。“上海影印宋版藏经会”与“北平三时学会”从中挑选出宋元明清各大藏所无的孤本经籍，共46种249卷，作方册本共120册影印发行，题为《宋藏遗珍》。当时胡适先生评述说：“赵城广胜寺发现古刻藏经卷子本五千多卷，最早为金皇统九年（1148），最晚为大定十三年（1173），这确是一个很重要的发现，因为一大批金刻的藏经里面有许多宋元明清各藏都没有收的文件。例如：《传灯玉英集》、《曹溪宝林传》，都是久已认为失传了的禅宗史料。又如玄奘的弟子窥基的《因明入正理论疏》三卷存二卷和《因明理论门十四过类疏》都是因明学的重要文献。—这是影印碛砂藏的一个副产品，其重要性可能不下于碛砂藏的本身。”国内外学术界、宗教界异常重视这部“天壤间的孤本秘笈”，日本宗教界称赵城藏与碛砂藏是中国佛教的两大最重要的发现。日本的学术界也在那里打主意，日本办的东方文化研究所曾经派人到赵城考察过，欲出重金购买《赵城金藏》，遭到爱国僧人理所当然的拒绝。
八路军护卫经卷
1936年冬，力空和尚接任明澈上人为广胜寺主持。1937年七七事变揭开了抗日战争的序幕，雁北沦陷后，蒋介石要第14军驻防晋南。军长李默庵在赵城乡绅张奇玉家中约见力空和尚，提出部队撤退时要带走此藏经。力空召集赵城僧俗与之力争，未能运走。回寺后马上将弥勒殿橱中藏经吊送到飞虹塔上封存。1938年农历正月初八，阎锡山特使自临汾来，也要这部藏经。力空借口“经已经固封在塔的顶层，留此则万无一失，搬运即不容易，更难保险安全”，回绝了对方。
1942年春，驻晋南日军企图劫走这部藏经。中共太岳二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史健获悉情报后，决定采取果断措施，抢先保护此经。因事关重大，他立即请示上级。当时太岳区领导是安子文、陈赓、薄一波，区党委又马上报告党中央。得到延安的批准电报后，史健做了周密的布置，将任务交给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张天珩和赵城县委书记李溪林等执行。李溪林先赴广胜寺做通力空和尚的工作。地委机关的同志与军分区基干营在洪洞、赵城县区游击队与赵城县委发动的群众配合下，夜入广胜寺，人背马驮，将4000多卷经卷全部运到地委机关（安泽亢驿镇），避开日军的5月扫荡后，移交太岳行署保管。在护卫此经的过程中，伤亡了好几个战士。
得知八路军抢先运走藏经的消息后，驻晋南日军司令恼羞成怒，大发雷霆，伪山西省长苏象乾也气急败坏赶到赵城调查。太岳行署牛佩琮主任与刘季荪又安排将经卷藏在沁源县山区的一个废弃煤窑里保存达4年之久。1942年7月6日《新华日报》华北版以《赵城军民协力卫护佛家珍藏 抢出广胜寺古代经卷》为题报道了这一消息，大意为：赵城佛家胜地广胜寺为两千余年之古迹，藏有古代经卷4700余卷，为古代文化之珍宝。日寇占领赵城后，觊觎此巨经已久，近日设法盗取，为我当地军政民发觉，遂配合精锐武装，在该寺和尚协助下，于日前将该经全部抢救出来，业已转送边区政府保存。
日本投降后于1946年运到涉县温村天主教堂交北方大学保管，范文澜校长派张文教具体保管。为防潮又移存长乐村一地主家的阁楼上，张文教精心护理曾累得吐血。后经华北局书记薄一波批准，华北政府电令太行行署将经卷分装42箱，由涉县乘小火车到邯郸，再乘汽车到北平，于1949年4月30日运交北平图书馆保存。5月14日，北平图书馆特为此举办了展览和座谈会。1949年5月22日的《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了“名经4000余卷运抵平市”的消息。该文副标题是“卫护此珍贵遗产，八位战士为此付出了生命代价”。出席座谈会者有杨秀峰、晁哲甫、孙文淑、于力、范文谰、马衡、向达、周叔迦、巨赞、韩寿萱、季羡林、王重民、赵万里、张文教、程德清、王冶秋等。会上由赵万里报告此经的源流和价值，张文教报告艰苦守护及运送经过。范文谰报告了共产党重视文化遗产，在极艰苦的环境中用各种方法保护藏经，甚至牺牲了战士的生命。巨赞法师表示要发动佛教徒捐献装裱的纸张。晁哲甫要北平图书馆方面做出预算来，以便政府考虑装修。向达最后说，从前国民党特务造谣说共产党不要文化，这部经卷的抢救保护，就是最好的回答。会上大家都希望把经过情形，由各当事人及考证者写出印行。接着，5月31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向达教授的《记赵城藏的归来》一文。1957年3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黄苗子的文章《一部佛经和八位战士》，再次谈到为保护这部珍贵文物牺牲了八位战士的生命。这一史实来源于郑振铎先生为《赵城金藏》展览所写的说明。
政府关心 人民爱护
自《赵城金藏》发现后，一些市井无赖想方设法，从广胜寺偷出数百轴经卷，运到北平高价出售，许多藏书家和古玩店不惜重金买它一两卷置于案头玩赏。北平图书馆善本部有远见卓识，陆续从私店收购了191卷，减少了这部珍贵典籍的流失。
1952年赵城县好义村，张奇玉之侄张筱衡把家藏67箱古书全部捐献给国家，其中第13箱是早已佚失的152卷《赵城金藏》，而且是当年蒋唯心考证时尚未发现的珍籍。而后，陆续向北京图书馆捐献《赵城金藏》零散经卷的有：周叔弢、周一良、徐森玉各两卷，贾静言一卷。苏联曾退回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时由沙俄军掠走的20余卷。
1959年9月，文化部西藏文物调查团在萨迦北寺图书馆发现《赵城金藏》补雕本的另一印本，现存540卷，原藏于燕京大宝集寺，是天宁寺藏经版转入燕京后的补雕印本。北大宿白先生据此写了《赵城金藏和弘法藏》一文在《现代佛学》1964年二期上发表。
1983年6月28日，《光明日报》报道了“山西老农冯玉璋献出稀世珍品——赵城金藏散经卷”。这是两卷当年八路军抢运途中遗失在路旁的经卷，被捡拾珍藏多年后献给了国家。
在人民的爱护下，历尽沧桑，积沙成塔，现存《赵城金藏》共4800余卷，是当今孤本藏经中卷帙最多，保存最完整的一部。其中北京图书馆存有4813卷，上海图书馆存有17卷，南京图书馆存有6卷，北京大学图书馆、广西博物馆、崇善寺各存2卷，广胜寺、山西图书馆、山西博物馆、苏州西园、台湾中央研究院各存1卷。此外北京民族宫存有《赵城金藏》补雕本的另一印本500余卷。
辗转运到北京图书馆的经卷，由于煤窑中潮湿，许多已糟朽不堪。有的霉坏得象败絮，有的挤压成硬邦邦的黑色纸棍，揭裱修补工程，首先遇到的是缺乏一种与《赵城金藏》颜色一致、拉力韧劲都很大的广西特产绵纸。佛教协会副会长巨赞法师向王冶秋表态，广西绵纸由佛教协会募化。得李济深先生鼎力相助，在他的发动下，两广佛教徒募捐了数万张广西绵纸，直接寄到北京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先从琉璃厂“文艺山房裱店”请来揭裱能手韩魁占，继又请来张万元、徐朝彝、张永清三位琉璃厂高手。他们把经卷浸湿，用针尖小心地去挑，把薄薄的纸剥成两层，让黑字留在其中的一层上，然后裱糊在广西绵纸上烘干压平。从1954年到1964年，四位高师苦战十个寒暑，才将洋洋4000多卷经书整修一新。陈毅副总理、楚图南、文化部负责人齐燕铭、郑振铎等曾亲临北京图书馆揭裱工作间视察指导，高度赞扬了师傅们拯救国宝的辛勤劳动。
十年浩劫中，多少珍贵历史文物毁于一旦，许多国外友人和学者都为《赵城金藏》捏了一把汗。值得宽慰的是在北京图书馆善本部全体同志精心护理下，历尽沧桑的《赵城金藏》没有遭受丝毫的损坏，完好无缺地存放在防潮、防火、防晒、防虫的专门设计的库房里，始终保持着一级质量。
《人民日报》于1982年7月8日发表了“稀世珍宝赵城金藏整修一新”的好消息，报道了修整工作已经完成，指出“在当今世界已成孤本的《赵城金藏》以其历史悠久和卷目完整而成为中国的珍贵文物”。接着海外孤本《赵城金藏》修裱后的照片一幅又刊登在8月15日的《人民日报》上。
1982年经国务院批准和拨款，由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李一氓主持，任继愈负责，投入巨大人力物力，重编中华大藏经。现已由中华书局发行，共计220册，每册约1000页，分期分批出版，计划十年出齐。全书出齐后摆放在一起大约有两层楼房高，可以称为世界之最。它是中国哲学、出版印刷的一个时代标志。
1987年5月9日，在泰国国际佛教学术交流会上，中国佛教协会赵朴初会长发表了“中国佛教的过去和现在”的论文。其中说到“尤其重要的是在人民政府的支持下，《中华大藏经》正在编印出版。这是一个极其浩大的工程，其汉文部分收书二万余卷，是迄今为止的最完备的汉文佛典的总集。”中华大藏经编辑局的同志为寻找散存于全国各地《赵城金藏》的流散卷帙作为影印原件，走遍了大半个中国，行程逾万里，数易寒暑，费用浩繁，若不是国家的支持，任何个人和团体要承办这样宏大的工程是难以想象的。
回顾《赵城金藏》的历史，有断臂募刻的崔法珍；发现瑰宝的范成和尚；评估考证的蒋唯心；组织抢救的史健；精心护理的张文教；捐献国家的张筱衡；揭裱修复的韩魁占；有名字记载的不下数十人。更多的则是成千上万没有留下名字的无名英雄，他们是捐募的村民，刻经的工匠，补雕的僧徒，流血牺牲的战士，爱护藏经的人民。我愿引用向达教授《记赵城藏的归来》一文中的一句话作为小结：“看看展览的古代经卷，似乎每一卷上都染有人民战士的血花，才渐渐明白文物的保存不是容易的事，而人民所创造出来的东西，也只有靠人民的力量才能保存，才能光大。时间的考验，英雄帝王，像电光石火，终不免黄土一杯，人民却永垂不朽，人民所创造的也永垂不朽。”的确，人民的《赵城金藏》必将与人民共存，与日月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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