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史人
1934年10月7日，一位蓬头垢面、衣衫褴褛、浑身酸臭的叫花子走进瑞金红军司令部，指名要见周恩来。几天后，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开始了。
这位叫花子是谁？他为何要见周恩来？长征跟他有关系吗？
周恩来见到这位“乞丐”一下子愣住了，他怎么也没认出面前拄着拐棍、戴着破斗笠的人，竟是自己组建的中央特科的干将项与年。
而更令周恩来震惊的是，项与年带来的竟是一封关乎我党存亡、关乎中国命运的紧急情报。
就在9月底，蒋介石坐镇庐山，召开牯岭秘密军事会议，德国顾问汉斯·冯·塞克特将军在一旁为他出谋划策，敲定了一个企图彻底“剿灭”中央红军的“铁桶计划”。
老蒋准备集结150万大军、270架飞机和200门大炮，分进合击，以瑞金为圆心，形成一个半径150公里的包围圈，30道铁丝网和火力封锁线，铁壁合围，牢牢锁死红军主力。
“剿共大业，毕其功于此役!”蒋介石对这份“铁桶计划”信心满满。这的确是一份周密的计划，计划内容精细到了每一个行动口令，文件加起来有几斤重。
瑞金危急！苏区危急！红军危急！如此紧急情报，难怪项与年躲过层层封锁，舍了性命也要奔赴瑞金，见到周恩来，交上这封十万火急的重要情报。
见到周恩来，项与年顾不上休息，立即拿出一本四角号码字典，将自己记录在字典上的密码翻译出来，还原了蒋介石的“铁桶计划”。包括各部队部署位置、武器配置、攻击日期、进攻路线、联络信号和口令等，项与年一字不漏地整理出敌人的具体部署。
看到项与年提供的完整情报，周恩来惊出了一身冷汗。这个计划如果真的得以实施，红军就可能有灭顶之灾，中国的历史很有可能被改写。
情况危急，决不能坐以待毙，一定要在“铁桶”合成之前杀出去！几天前，党中央虽然已收到了项与年他们发来的简要密电，但没办法讲清整个计划的细节。如今，项与年冒死送来详细情报，中央据此做出了突围转移的决定。
10月10日夜，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悄然从瑞金出发，率领红一、三、五、八、九军团连同后方机关共8.6万余人进行战略转移，向湘西进发，开始了悲壮而伟大的漫漫征程。
项与年这位可敬的英雄战士，为中央红军提前突围、胜利转移，作出了不朽的贡献。事后，毛主席谈到这份“四角号码情报”时，说其功绩是巨大的。
那么项与年又是如何得到这封绝密情报？又如何安全达到瑞金呢？
原来参加蒋介石“剿共大业”高级军事会议的人员中有一位叫莫雄，他当时是江西第四区（德安）保安司令。莫雄拥护我党领导和主张，一直都在暗中支持我党的隐秘战线工作。
他明白自己带回来的《剿匪手册》、《围剿总动员令》和《铁桶围剿计划》这些文件的份量，明白泄密一旦查实将必死无疑。但莫雄再三斟酌，还是决定要把这份情报转告我党。
他知道自己的机要秘书项与年就是我党特科人员，所以莫雄就将这项重任交给了项与年。
带着这些资料上路肯定不行。项与年立即找来一本四角号码字典，将文字用四角号码编成密码，带着字典星夜出发，赶往瑞金。
为了躲避敌人的关卡，一开始，项与年昼伏夜行，尽量走山路。可是这样不行，晚一刻中央和红军就多一分危险，他决定扮成乞丐走大路。
为了装得丝毫不引起敌人的怀疑，项与年钻进山林，拿起一块石头，砸掉了自己的4颗门牙。就这样，一个机要秘书变成了面色苍白、嘴肿脸歪、破衣烂衫的乞丐。
封锁哨上的白军士兵，一看到他那邋遢可怜的样子，身上一股酸臭味，哪里想到他会是中共特工，捂着鼻子，远远地用枪托，将其赶过关卡。
一路上，项与年没有洗过脸，没换过衣服，甚至后几天连饭都没吃过（牙痛），拼命地赶路，穿过层层封锁，跋涉6天终于见到了周恩来，将绝密情报送到了中央苏区。
如此忠心干将，此前有何经历？
项与年，福建连城人。1927年，原本在海外华侨中开展运动的项与年，被驱逐，回到了上海，进入周恩来创办的中央特科，在三科工作。
三科又名行动科，也是当时有名的“红队”，内惩叛徒、外除敌特，保护中央和领导安全是他们神圣的使命。
项与年就亲手干掉了一个血债累累的叛徒。
1929年8月24日，建立中国第一个农村苏维埃政权的“农民运动大王”彭湃在上海被捕，一起开会的杨殷、颜昌颐、邢士贞等同时被捕，不久四位革命干将被敌人杀害。如此重大损失，竟然是一叛徒造成的。
这个叛徒叫白鑫，他当时的身份是中共特委秘书，负责此次会议记录工作。白鑫提前将情报告诉了国民党上海党部情报处长范争波，幸亏原本要参加会议的周恩来因故没有到场，否则损失将会更大。
周恩来得知幕后黑手乃是自己身边的白鑫，怒不可遏，命令特科务必处决这可耻可恨的叛徒。
11月11日晚11时，上海霞飞路范公馆门前，一辆黑色轿车旁，白鑫正和范争波拱手作别，准备上车。突然间，只听得一声怒吼“叛徒白鑫！”，伴随而来的就是一阵密集的枪声，两个保镖还没来得及扣动扳机，便应声倒地，白鑫中枪捂住伤口向北狂奔。
执行本次锄奸任务的正是中共特科三科，三科科长顾顺章指挥，项与年等干将为行动队员。看到白鑫想跑，项与年与另一个队员飞步追过去，项与年连开数枪，可耻的白鑫终于被打死在71号门根下。
项与年手刃中共历史上著名汉奸，除了一大害。随着顾顺章变节，周恩来不得不重组特科，安全起见，很多人调离上海。但项与年机智过人，改名梁明德一直深潜上海，成了一位老队员，更是一名干将。
1932年，蒋介石开始布局第五次围剿，莫雄调到南昌，出任江西第四区保安司令要职。利用组班子的大好机会，莫雄便向中央特科表明，可以趁机安插得力人员进自己的司令部。
有勇有谋、无比忠诚、有着多年经历的项与年成了最适宜的人选，于是在组织安排下，项与年来到莫雄身边，充当情报参谋、机要秘书。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莫雄和项与年联手，将蒋介石的“铁桶计划”安全送到了瑞金，这份功劳当永载史册。
项与年后来怎样？
项与年当年也跟随大部队踏上了长征之路，不过中途又被组织派往香港开展秘密工作，不久回到上海从事情报工作。在这期间，他表现突出，被组织授予“反特斗争胜利奖”。
1937年，项与年到延安学习。1940年，项与年从延安党校毕业分配到陕西关中工作。后来，他担任了区委统战部长。
抗争胜利后，又奔赴东北，历任松江省延寿县县长，松江省建设厅厅长；建国后，先后担任辽宁省工业厅副厅长、辽宁省监察厅副厅长等职。
1956年国庆节，中央军委特派项与年专程到广州接莫雄赴北京出席国庆典礼。李克农代表中央军委设宴招待莫雄和项与年，叶剑英元帅也在家中摆酒宴请两位英雄。
1969年，项与年因受迫害丧失说话能力，回到了老家连城；1978年病逝于龙岩，享年84岁。
项与年的家人呢？
特科是一份很特殊的工作，为了党和革命事业，不得不抛家舍口、隐名埋姓。他们不是没有家，而是有家顾不了，有家回不了。作为当年的“红队”干将，项与年最亏欠的就是家人。
王村玉是项与年的妻子，1918年他们有了儿子项德崇。1935年春节，项与年又一次“离家出走”，作为特科工作人员，这种事情司空见惯。但他们父子俩怎么也没想到，这一次分别那么长，那么长。
项与年此次离开上海，就是受中央特科命令赴香港开展抗日反蒋统战工作。不久，上海地下党遭破坏，中央特科被迫撤销，项与年回到天津，继续从事秘密情报工作。
当年项与年走后，他在上海的家就被反动派查封，妻子和才几岁的女儿进了监狱。在校寄宿的儿子项德崇躲过一劫，从此与父母离散，孤身一人漂泊流浪。
1936年，18岁的项德崇辗转抵达福建，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两年后，他改名项南，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9年，项南到达苏北盐城参加了新四军。
不管到哪里，项南都在打听亲人的消息，思念着父母和妹妹。他不知道父亲人在哪里，生死未知；他也不知道母亲出狱后一直流落他乡，可怜的小妹早已染病夭亡。
终于，新中国成立了，一个新的时代来临。
此时的项南年满30，担任苏北十一分区东南县支队政委。不久被皖北区党委书记曾希圣看中，让他转到了地方，组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很快就委任为青年团安徽省委书记。
巧的是，曾希圣和项与年是老战友；不巧的是，曾希圣并不知道项南就是项与年的儿子。所以，当远在东北人民政府工作的项与年给曾希圣发电报，请他帮忙找儿子时，曾希圣竟然不知道要找的人就在身边。
其实，这也没什么。当年曾希圣和项与年虽同在特科，但建立特科之时，周恩来就确定特科工作人员不留档案的规定，所以，曾希圣只知道和自己生死之交的老战友叫梁明德（项与年改名后一直都在使用这个名字），根本就不知道他真名叫项与年。
接到老战友的托付，曾希圣不敢马虎，一次会后，他把团省委书记项南拉到一边，告诉他：“我的战友梁明德，10多年前与儿子离散，听说儿子在我们安徽搞团的工作。你是团委书记，帮我找找姓梁的团干部，越快越好。”
项南此时也在想法四处寻找父亲，但是他怎么也没想到，领导交给自己的任务竟然是“自己找自己”，他们都毫无所知。
项南回去立即把全省青年团干部的花名册从头到尾仔细看了几遍，10多个姓梁的干部他都整理出来了，但他也不知道哪一个是领导要找的。于是，便请曾希圣多提供一点线索。
曾希圣老人回忆自己印象中的那些事情，他告诉项南，战友梁明德是福建人，在上海时住在大世界八仙桥一带，那是大老板翁旭初租的家，家里有一个可爱的儿子……
曾希圣的话，把项南带回了童年时光，这不就是我的家吗？那个可爱的小家伙不就是我吗？随着记忆窗口打开，项南定睛看着眼前的曾希圣，突然大叫道：“胡子叔叔，你就是胡子叔叔！”
是的，曾希圣就是当年常去他们家，还经常带小项南去逛大世界、照哈哈镜的留着大胡子的叔叔！曾希圣高高举起宽大的手掌，在项南肩上重重地一拍，大笑道：“项南找项南，太巧了！你就是梁明德的儿子”
真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因为父子均改名换姓，分离十几年；父亲托人找儿子，没想到接受找儿子任务的竟是那个他苦苦寻找的儿子。
项南喜不自禁，多年的寻父梦想，终于实现了。他激动得彻夜未眠，当夜就给远在沈阳的父亲写信，一吐思念之苦，并告诉自己十几年的经历。
这封信，他写了很长很长，从旧社会到新中国，从少年到中年，他终于找到父亲了，要说的话太多太多。写着，写着，一颗颗泪水从这位已是而立之年的男子汉脸上滚落下来，滴在信纸上。
建设初期，这对相距遥远的革命父子，他们舍不得耽搁一分一秒的时间来处理私事，只能保持着书信来往，彼此全身心投入到建设新中国的忙碌工作中。
一直到1953年，已经是华东团工委书记的项南出席全国青年团第二次代表大会，这才有了和父亲见面的机会。
北京颐和园，分别了18年的父子终于团聚。岁月流逝催人老，年近六旬的父亲老了，消瘦了。项南跑过去，大声喊着“爸爸”，父子俩紧紧拥抱，泪水在他们的面颊流淌。
1978年，已是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的项南正率队赴欧洲考察，一封从老家龙岩发来的电报让他陷入深深哀痛之中，父亲病故！项南流着泪登上了飞机，让妻子汪志馨赶往福建家乡料理丧事。
11月7日，“梁明德同志追悼会”在沈阳召开。没有惊动省委，项南带着妻子赶到沈阳，找了一家旅馆悄悄住下。
追悼会上，项南夫妇含泪默默排队随着悼念人群缓缓前进，没有知道他们是父子关系。现场很多人感到诧异，辽宁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悄悄把项南拉到一边问道：“你是怎么认识梁老的？”
当项南道出真相后，任仲夷也被项氏父子的奇特经历和低调为人的高尚风格而感动，眼中噙满泪水。
项南1982年起担任福建省委第一书记，成为振兴福建、发展福建、建设福建的开拓者、奠基者、创业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