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宝文
李达是陕西眉县人，1931年参加革命，曾任太行军区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58年调任国家体委副主任兼国防体育协会主任。1963年，中央决定花六至七年时间在全国农村进行一次以“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4年8月1日，在由中央机关和北京市党员干部参加的会议上，刘少奇提出要派工作队到农村，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会后，中央各部门、各地方和部队，都抽调大批干部到农村参加“四清”。1965年9月14日上午，李达率领国家体委的“四清”工作团来到了山西省长治县。
国家体委来长治县搞“四清”的首批队员总共67名，分布在全县的23个公社。李达任柳林公社“四清”工作团团长兼政委。
那时柳林公社各个村的干部都下台了，只有林移大队的李龙太没有倒。林移大队是解放前从河南林县逃荒上来的一个村子，解放后他们改土治沙，农林并举，成了全国农业战线上的先进单位。1958年12月受到周恩来总理的表彰，李龙太也出席了全国“群英会”。为保护劳模，山西省委曾决定先进大队不搞“四清”。1965年秋收前的一天，地区“四清”工作团团长全云来到林移，对村支部书记李龙太说经地委研究，不给平顺县的西沟大队、长治县的林移大队等尖子队派工作组，派了恐怕这些先进队的工作受到影响。李龙太说还是搞搞“四清”，让群众提提意见对，对以后的工作有好处。全云问你同意搞“四清”？李龙太答：“同意。”全云说：“你要同意的话，那就在林移村搞个先进大队搞‘四清’的试点吧！”说罢他就掏出笔来，给长治县委写了封信。
尹正南、杨贵发同志：
林移村同意搞“四清”，请你们派工作队来，要精一些、强一些。
仝云
×月×日
当时尹正南任长治县委书记，杨贵发任副书记。
令李龙太没想到的是来搞“四清”的竟是李达。李达大名鼎鼎，太行山老根据地的人都知道他。李达来到柳林没几天，就召集各村的干部和贫协主任开会。他问：“哪个是李龙太同志？”龙太立即站起来。李达说：“还年轻嘛！”那年龙太38岁。李达问：“林移都是从林县过来的？”龙太答：“都是。”李达听了很感叹：“林县人吃苦啊！山西这地方，东有太行山，西有吕梁山，南有中条山，北隔长城，还有黄河。阎锡山就是看中了这地势，才闭关自守，不想让外人进来的。可林县人硬是闯进来了，现在太行山各个县都有林县人。就是前几年北京市的十大建筑，也有很多是林县匠人干的，你们林县人不简单啊！”
派到林移的工作队总共5个人，都是国家体委的。队长是齐月明，指导员是李永明。齐月明是北京体育馆的副馆长，李永明是国家体委运动系宣传科科长。另外三个人是沈寿文（女）、郭书平（女）、王志祥。进村前，李达专门给林移工作队开会，说：“林移是山西省的先进大队，你们进村后要从严要求。可地委有文件，对尖子队、一类队既要看到阶级斗争，又不能搞过火烧焦了，伤害干部的积极性，你们要把握好这个尺度。”齐月明是早年就投身抗日的老八路，解放前就在河北老家干革命，对农村工作很熟悉。进村后他对李龙太说的第一句话是“我们是来向林移大队广大贫下中农学习来了”。李龙太是个老实人，听了不知怎样回答才好。想了半天才说出一句话：“你看该怎弄就怎弄吧！”齐月明说：“你是劳模，你抓生产。我们工作队抓四清，行不行？”李龙太说：“中。”
工作队开始查帐，算盘珠子从早到晚响个不停。长治县委“四清”政治部规定，“贪污投机的从1961年下半年算起，集团首要分子，可以追溯到1958年。多吃多占的一般从1962年算起”。光几年来的帐本、单据就铺了满满一地。当时林移大队有公积金11万元，集体储备粮87000斤。款是一笔一笔地核实，粮食是一筐筐地过秤。因人手不够，李达又把在高平县搞“四清”的两个同志给拨过来。社员们担心工作队不公平，齐月明就让几个小队会计参与进来查。那时兴查“帐外帐”（也叫查“活帐”），就是不看帐本，而是根据家里的经济状况和群众的反映来给干部做结论。齐月明不同意这种做法，他说：“帐本就是依据，光凭群众反映，空口无凭不可信。”村里遇个事情，齐月明就来找李龙太。有好几次干部开会没叫他，李龙太就知道这是在调查他的问题了。
就在工作队查帐时，外头传闻沸沸扬扬，说李龙太出事了，说他是“假劳模”、是贪污犯，还有人说连周总理亲笔签名奖给林移大队的那块匾也是假的，是李龙太伪造的。龙太听了这些话很难过，那段时间除了上地劳动，他就是躲在家里不出门。齐月明把这事给李达汇报了，正好这时候公社要召开生产现场会，李达就让龙太在大会上做报告，传授大旱之年(1965年)玉茭亩产700多斤的先进经验，还让他介绍玉米的生长规律，以及深耕、密植、肥水等技术革新措施。让龙太露了脸。李达还提出了“学大寨，赶林移，一带六，全社红”的口号。后来在各大队要成立“四清”领导机构时，李达又说：“林移大队以原来的支部为基础组成‘四清’领导委员会，龙太同志就是领导委员会的主任。”又一次支持了李龙太。
工作队员却对李龙太心存戒心。那时正吃派饭，有天中午沈寿文去一户社员家吃饭，那家给她做的是拉面。沈寿文刚吃了半碗，李龙太就进来了。寿文问：“你怎么来了？”龙太答：“这就是我家。”一听这话沈寿文搁下半碗饭就走了，她不知道这是李龙太家。她还向齐月明做了汇报，怀疑龙太家故意做面条给队员吃，是想腐蚀工作队。直到1970年，沈寿文在山西省屯留县国家体委的“五七干校”参加“整风”会议时，专程来了林移一趟。李龙太包饺子给她吃，说：“把那半顿饭补回来吧！”沈寿文说：“龙太同志，这顿饭吃了好几年啊！”
李龙太很勤快，一天到晚扛着锄在地里动弹。开始齐月明还以为他这是做给工作队看，就问社员，社员们说：“他从小苦出身，在家坐不住。”他在1960年就提出了“干部三到田”——工作到田，劳动到田，思想教育到田。那时农村干部不参加生产的很多，长治县西火公社东村有个干部叫平保则，一年才动弹了35天。干部不劳动成了当时一个大问题，以至于在搞好“四清”的六条标准里，就把“干部是参加了劳动，还是不参加劳动”作为了其中的一条。龙太也很厚道，社员们在会上给他提意见，他也争得面红耳赤，可一下来会他就没事了。齐月明问：“你就不记仇？”他说：“要因为一句话记上仇，全村这么多人，当干部的那还不得垒住门子活？”
在大揭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的盖子时，工作队要求每个干部都要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问题，每人最少要发现5个敌人。李龙太翻来覆去想不出谁是阶级敌人，忽然他一下子想起村里供销社的冯财义，冯财义见了面就说他不会花钱不会享福，是死脑筋。李龙太就把这话对齐月明说了。谁知这件事捅大了，1965年11月28日在柳林公社“四清”工作团战地整训会上，李达说：“大队支书李龙太说，过去看不到阶级斗争，也认识不到资本主义势力的进攻，通过学习，才明白我们这里也有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村里的富农经常讲反动话，供销员、天主教徒冯财义经常对我说，‘人家支书有的是钱花，绸被子半墙高，就是你小气’。原来不认为是个问题，现在才认识到，这就是煽动干部走资本主义道路，就是资产阶级向我们的进攻。其他工作队有没有类似情况？有没有右倾麻痹和松劲情绪？要好好检查一下。”（据原始档案记录)。中央首长在大会上点了名，这可把冯财义害苦了，县社领导让他停职检查。冯财义觉得冤枉，就来找李龙太，说我只是随便说了说，又没有其他意思。龙太也没想到事情竞闹得这样严重，就去公社找李达。李达说：“对反革命还要给出路，对犯了错误的同志怎能一棍子打死呢！”一句话冯财义又回供销社上班了。
查帐结果出来了，林移村除一个会计贪污300多元外，其他干部都没问题。工作队把“清单”贴到大街上，齐月明还在社员大会上对群众反映的问题一一做了解释。
就在这时候有人给团部寄来匿名信，举报李龙太在三年困难时期，以每斤五毛钱的高价卖红萝卜。当时玉米的价格才每斤九分三厘钱，这是严重的投机倒把行为。李达觉得事情严重，就和党委的其他同志一起来林移调查。
那天村仓库院的八间大房子里坐满了社员，李龙太站在最前边。柳林公社书记张林山宣布开会后，李达问龙太：“大寨大队的谷草八分钱不卖给私人，陈永贵非要三分钱卖给国家，这事你知道不知道？”李龙太答：“知道，在报纸上看到过。”李达问：“你觉得陈永贵这样做对不对？”答：“对。”李达又问：“你卖过村里的东西没有？”答：“卖过红萝卜。”李达说：“当着大队全体社员的面，你把这事说清楚。”
李龙太是1960年卖红萝卜的，虽然已经过去了五六年，可这件事情比较特殊，他也就记得很清。他说1960年长治县委受“大跃进”的启发，提出了在韩店、柳林、北呈这一片进行“三万亩麻田大会战”的口号，可社员们不同意，说地都种成麻了，以后吃甚？县委就答应每人每天供应半斤粮食，这样社员们勉强同意了。可由于水肥不足，那年麻长到半人高就死活不再往上长了。这时县委看到会战不成了，就又要把三万亩麻都拔掉，改种红萝卜。社员们因为没领上供应的半斤粮食，就赌气连红萝卜也不种了。李龙太采取了个折中方案，他觉得虽然收不上麻皮，可秋后还能收点麻籽。他就没拔麻，而是在麦茬地里种了一百亩红萝卜。没想到这下发大财了，秋后一百亩地收了四十万斤红萝卜。正好这时候大饥荒来了，人们1958年忙大闹钢铁，1959年忙“大跃进”，粮食烂在地里没人管，1960年就没粮食吃了。红萝卜救了林移人的命，社员们除了在食堂里炒上吃煮上吃烧上吃外，还每人分到家里伍拾斤。那年好多村子饿死了人，林移村却靠这些萝卜活了下来。长治城里的工人也成群集队来农村寻吃的，连国营淮海厂和惠丰厂也拿着介绍信来到林移。李龙太就按每斤一毛钱的国家牌价，卖给他们二万斤红萝卜。
李龙太说完了，齐月明让村会计拿来帐本，上面果然有一毛钱卖二万斤红萝卜这笔帐。可怎么有人举报龙太卖高价呢？这时候社员们议论起来，一个叫王玉成的社员站起来说他五毛钱卖过红萝卜，玉成说分到家里的萝卜吃不了，外村有人来买，就五毛钱卖给了他们。还有一些社员说他们五毛钱也卖过。原来林移村没有高价卖过，是社员们自行出售的。
散会后，李达对工作团的几个委员说：“今天我们险些冤枉了龙太同志，冤枉一个人是很容易的。怎样才能不冤枉人呢？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多做调查研究。”李龙太把老将军这句话深深地记在了脑海里，成为他后来几十年工作的指南。
为保密起见，李达这次下来，化名“李千”。可他在太行山转战多年，有许多老部下、老熟人，他一露面就都认得他了。“李司令回来啦！”的消息还是不胫而走。一天，一个中年汉子背着满布袋的东西来到柳林公社，要找李达。李大眼（长治县公安局派去保卫李达的同志）警觉地走上前，问他干什么？李达才从屋子里走出来，这汉子就敬了个军礼，叫声“李司令”，哭了。李达问：“你怎么来了？”汉子答：“听说你在这里，我来看看你。”原来这是李达任太行军区司令员时的警卫员，黎城人，因在“上党战役”中负伤，离开部队回家休养，已经二十多年没见面了。李达问他背的是什么？他说是自家种的核桃、柿子，说着就解开口袋倒出来，红枣、核桃、柿子便滚了一院。李达就喊公社里的人都来吃。这汉子在公社吃了一顿午饭，下午要回黎城了。李达问他有没有什么事情要办，他说没有，就是来看看你。李达看着这位部下愈行愈远的身影，对社主任申旺兴说了一句话：“太行山的人民好啊！”还有一次，全云陪李达去石圪节煤矿参观，刚进去，就有个人跑过来给他敬礼，说：“李司令好。”原来是矿上的工会主席，也是李达的部下。全云说：“中央让给你保密，可走到哪都有人认识你，这密还怎样保！”。
晋东南地委对“四清”工作队明文规定：工作队一进村，就要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在住房方面，能同屋的都要同屋，不能同屋的住到同院。在吃饭上，除工作团可以单独立灶外，其余人员均吃派饭，严格执行群众吃什么工作队员就吃什么的制度。不能有任何特殊。年老体弱和有病的同志可以固定在一户社员家吃饭，也可以自己做着吃。在劳动方面，年轻力壮的要多参加劳动，年老体弱的少参加些劳动，量力而行。
地委规定工作团可以单独立灶，是考虑到许多团长、政委都是老同志，且体弱多病，还有一部分是女同志。实际上有些工作团是和队员一起在社员家吃派饭的。李达在团部灶上吃，在给他做什么饭的问题上令公社领导很为难。开始时张林山小心翼翼，问副团长张希让吃什么饭？张希让说：“你们平时灶上吃什么，现在就做什么。”张林山想李达是中央首长，总不能让他吃家常饭吧！就安排做了一顿饺子吃。谁知第一顿饭就遭到了张希让的严肃批评，张希让说：“你们一个月能挣多少工资？伙食吃得这样好。”他要求必须吃家常饭。那时灶上早上一般是小米饭就酸菜，中午是汤面配窝头，晚上是和子饭（把瓜、菜、面条搅到一锅煮的饭食)。做饭的丁师傅做好后，大眼就给李达端到卧室。端了几天李达不让了，说：“这样多麻烦。”他到灶房来吃。那时公社灶上连个饭桌也没有，就几个高矮不一的木头墩子，李达就坐在墩子上吃。
县委书记尹正南、副书记杨贵发一有事就来请示报告，地委的王尚志、仝云、程首创等人也隔几天就来看看老将军，李达说：“不要担心我，乡下空气新鲜，比住在北京城里享福多了。”每位领导走时，总要安顿申旺兴等人照顾好首长的生活。李达来时就带着被褥，他居住的西屋子矮且潮，公社就给他缝制了一条厚褥子。可沈瑞民(李达的秘书)不要，说团部有纪律，不能接受当地政府和老百姓的一点东西。
李达一般不熬夜，只要晚上没有会，他早早就睡了(因为怕吵醒他，其他同志也得早睡)。可院里一有个风吹草动，他就起来了，他还保持着战争年代高度的警惕性。起来后他就绕着整个公社院子看，看有没有异常情况。他有两个爱好：听收音机和看地图。一大早他就拿着那个红颜色的半导体收音机，在公社门外听，甚至上茅厕时也在听。那时收音机在农村很新鲜，早起的群众就远远地站着看稀罕。瞧地图简直成了李达的嗜好，他瞧上了瘾。他的办公桌上摆满了世界地图、中国地图，还有山西省地图、长治县地图，没事时他会趴在桌子上整整看一天。
李达戎马一生，军人气质很重。他给各村的工作队长开会，说几点就是几点。有次开会寺庄村的工作队长迟到了，李达就让他站着听会，弄得这位队长很是难堪。他参加省委第二次农村“四清”工作会议后，连夜就返回柳林，在工作团内部传达。第二天又召开各村工作队长、指导员会议，布置省委的任务。李达血压高，间歇性头晕。1965年10月的一天，他的头晕症又犯了，可那天他在“贫代会”上还有个讲话。保健医生小庄说：“我得向中央负责，今天这个会你不能去。”李达说定好的事怎能变。他在会上做了报告，还和全公社166名贫协代表合影留念。他不管是下乡吃派饭，还是在公社灶上吃饭，吃罢常常是自己洗碗。丁师傅很是过意不去，他说：“这有什么？当了一辈子兵，养成这个习惯了嘛！”
李达对体委的干部很严肃，对地方干部却很随和。工作团副团长韩琦是高平县人，是抽调到长治县来搞“四清”的。刚开始时韩琦不多说话，党委会上只是静静地听。他觉得李达是中央首长，其他几个副团长、副政委也都是国家体委的司长、处长，是大干部，自己说不说无关紧要。可后来的会上，李达点名要他发言，李达说：“韩琦同志，你长期在基层工作，你对农村很了解，我想听听你的意见。”韩琦见李达平易近人，也就敢把自己的建议说出来了。
来长治县搞“社教”的还有国家文化部及下属的321名同志，他们分别来自北京电影制片厂、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东方歌舞团、北京师范大学等单位。1962年全国评选出的“二十二大电影明星”中，就有两名（谢芳和陈强)是长治县的“社教”工作队员。著名演员黄素影、项堃、《小兵张嘎》里扮胖翻译的王澍、《小二黑结婚》里扮小芹的俞平、《青年鲁班》里扮鲁班的毕鉴昌等也都来到了长治县。东方歌舞团的独唱演员王昆，那年39岁，是韩店公社“四清”工作团党委委员，她除了抓好各村的俱乐部工作外，还在饭场上、地头为贫下中农唱歌。东方歌舞团还根据当地一个女青年的经历，排演了歌舞剧《冬梅泪》，朝鲜族舞蹈演员安胜子饰演“冬梅”。
1966年4月的一天，李达找李龙太谈话，说：“你对农村很在行，你来公社当个分管农业的副书记吧！”龙太听了直摇头，说自己认不得几个字，干不了行政工作。李达说：“谁就是个做甚的，我打了一辈子仗，也没想到要去体委工作。服从组织决定吧！”就这样，经李达推荐，报晋东南地委组织部批准，1966年6月李龙太担任了柳林公社副书记（兼任林移村支部书记)，享受每月18元的国家补贴干部待遇。这时候张林山因工作变动调出柳林，李达又将杨培智调来任公社党委书记，还把成红孩等几个大队支部书记吸收进党委班子里。他对申旺兴说：“党的基层组织就好比一座房子的根基，你用的砖瓦再好木料再好，根基扎不好，房子最后还是要倒掉。”可惜李达精心搭配的柳林公社党委班子，被随之而来的“文革”风暴吹了个七零八落，批斗的批斗，下放的下放，工作陷于瘫痪。
林移村有个小厂子，几个木匠、铁匠在里头做些修修补补的活。李达来厂里转了几趟后，对李龙太说：“以后农村要实现机械化，这样小打小闹不行。”他和驻长治的淮海机械厂联系，机械厂就支援过几台旧机床、旧电动机来。县里也派技术员老余、老罗来指导，帮助搞电焊、电镀、生产农具。后来这个小厂子发展壮大，竟制造出小钢磨、震线锤来，为那个时代林移人的富庶安康提供了物质保证。
鲍村村西有个五谷神山，一天李达来到山上，见好多地块荒着。原来公社有个规定：社员们在山岭上、河滩上开小块荒地，数量不能超过自留地的一倍（自留地是每人一分二厘)，超过了的就要收归集体。吓得社员们都就不开了。李达问村干部：“长上草对还是长上庄稼对？”干部答：“长上庄稼对。”李达说：“知道长上庄稼对怎么还让它长着草？”他要干部们先把荒地开出来，公社追查时再说。他言传身教给干部的是要实实在在办事情。
李达对一些事情也有他自己的看法。当时评“五好”成风，部队、厂矿都在评，县里也发下通知要把“五好”名单报上去，李达对这件事就很反感，他说：“柳林公社、大队过去评出的许多五好社员、五好职工，不是有很多人已成为这次运动的重点对象，有的甚至是血债分子了吗？现在四清还没搞完，有的系统又让评五好职工，这样做不仅会模糊阶级界限，而且会转移阶级斗争的目标。因之，目前不能搞。”（据原始档案记录）。
李达还把国家体委的篮球队叫到林移来打球。来看的人山人海。李龙太蒸上蒸馍、熬上米汤招待他们。但黑夜睡觉时出了问题，这些运动员又高又大，普通的木床根本躺不下。李龙太又连夜把村里的木床集中起来，三张床并在一块让运动员们睡。
就在李达决心将长治县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到底的时候，中央通知他去开会。在这个会上，中央发布了“五一六”通知，宣告“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
会议结束后，李达又返回长治县。他对申旺兴说北京的大街上有好多人打着红旗游行，学校里学生也不念书了，在揪斗老师。申旺兴说学生不好好念书，瞎乱甚哩？李达说：“这不叫乱，这是‘文化革命’”。申旺兴第一次听说这个词，就问什么是“文化革命”。李达说：“这几天的《人民日报》都登着哩！‘文化革命’就是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文艺界里的资产阶级思想，这些机关里的许多作家、教授都是从解放前过来的，脑子里还存留着旧社会的东西，不批判他们就建设不好社会主义，非来一次革命不行。”又说：“对郭沫若这样的大作家还是要保的，这是毛主席说了的。”李达还说现在有一批坏人混进了我们党里和军队里，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要发动政变，夺取政权。他们是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申旺兴听了不寒而栗，他没想到问题竟这样严重。
6月中旬的一天晌午，李龙太回到家正要吃午饭，忽然公社来人叫他。当他赶到机关灶房时，见除了工作团的同志外，地委的王尚志、全云，县委的尹正南等领导也都在。李达说：“龙太同志，我今天就要回北京了。”李龙太这才看清今中午灶上吃的是油炸糕。按照当地风俗，亲人们每出远门时，最后一顿饭都是糕。糕即“高”，意思是祝愿亲人在外面步步登高。柳林人民把“四清”工作队当成了自己的亲人。这时候丁师傅端上来两碗肉，李达问龙太吃过田鸡肉没有？龙太说：“没有。”李达说：“没吃过就吃，你一碗我一碗。”田鸡就是青蛙，虽然这地方夏天青蛙多的是，可当地人都不习惯吃它。李龙太尝了尝，很好吃的。公社的同志知道李主任今天就要走了，都站在院子里为他送行。和李达相处了几个月，大家都感受到了他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风范，都依依不舍。李达吃罢饭出来，和同志们一一道别。那时乡村很落后，连个照相的也没有，李达同志走时竟连一张照片也没留下来。
1966年8月8日晚上8点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做出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当天晚上长治县就有很多人打着灯上街游行，庆祝这个决定。全县很快就陷入了武斗中，“红字号”、“联字号”两大派别对立，两派都想掌权，都把县委的工作说得一文不值。县委书记尹正南怒不可遏，他在一次由县直各单位、各派造反组织、各村贫下中农代表参加的万人大会上拍案而起，说：“你们把县委说得一塌糊涂，长治县都黑了？我跟上体委的李主任搞了八个月‘四清’，我黑了，李主任也黑了？”台下的造反组织就乱哄哄地喊：“黑了。”还有几个人凶狠狠地冲上台去，要揪斗尹正南。那天李龙太也参加了这个会，他看见台上有人要打尹正南，就和林移村的贫农代表郭云林跑上去，推开造反派，才把尹正南护下台来（对这次救命之恩尹正南终身不忘，1973年农历大年初一，已是中共山西阳城县委书记的尹正南和夫人刘雪乔冒着大雪赶到林移，感谢李龙太在哪个特殊的年代保护了他)。
那年收罢秋，李龙太进城去。他见长治的大街上丑画着很多人的像，有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彭真、薄一波、黄克诚等等。薄一波、黄克诚都来过林移，李龙太接待过他们，他瞧见墙上的像和他们本人一样样的。李龙太又仔细看，看有没有李达，看了半天也没有，他就想李主任这回没事吧！以后他又留心看报纸、听广播，但再也没有出现过李达的名字。龙太就觉得凶多吉少，李主任肯定出事了。
1973年，李龙太和高一帆去北京。高一帆是新华社记者，1970年7月下放到林移大队插队。在北京办完事，龙太说好几年没见李达了，也不知道他现在的情况怎么样？高一帆问李达家住在哪里？李龙太说不知道。高一帆又问李达家的电话号码？李龙太还是不知道。在偌大的北京城找个人可不容易，好在高一帆是记者，在北京熟人多。几经周折，他打听到了李达家住在北京市南长街。
李龙太敲响了李达家的门，开门的是一位解放军同志。解放军问：“你们找谁？”李龙太答：“找首长”。又问你们是哪里人？有什么事？龙太就把情况简单说了一遍。解放军同志把二人请进门房，就打电话报告。然后引着二人往院子深处走。这是座一进二院的老式宅子，房子很旧，但干净幽雅，种满了花草。当走进后面的宅子时，有一个裹着小脚的女人迎了出来，她就是李达的夫人张乃一。
张乃一握着李龙太的手说：“你就是龙太同志？”龙太说：“是。”张乃一说：“李达同志经常提起你，快进屋歇息。”进了屋，有人端上来茶水，她又招呼二人快喝茶，还说：“李达同志知道你们来了很高兴，他一会儿下了班就回来了。”李龙太打量了一下房间，屋子里很简朴，只有几件旧沙发和旧家具，唯一醒目的是正墙上的一张毛主席画像。张乃一很热情，问李龙太有几个子女？都成家了没有？还问长治县的年青人多大年龄结婚？李龙太说：“男25岁，女23岁。”张乃一说这个习惯好，眉县的小孩子结婚太早，李达同志在老家的孙子才18岁，就来找爷爷要钱娶媳妇了。李龙太问起首长这几年的情况，张乃一说他可是受大罪了。她叹口气，就访起来。
李达从长治县搞罢“四清”一回到北京，就被隔离起来了，警卫没有了，秘书没有了，小车也没有了。体委的造反派开会批斗他，说他是“三反分子”，说他去山西搞“四清”是“避风头”。他就在群众大会上和造反派辩论，说“四清”是毛主席发动起来的，怎么成了“风头”？贺龙是国家体委主任，他了解李达，他们是一辈子的老战友了，贺龙说：“李达是参加过长征的干部，在抗日战争中立过战功，你们说他是反革命，谁相信？”贺龙说话了，李达的情况才有所好转。可后来贺龙也被关起来后，李达的罪行就升了级，有人说他是贺龙的“黑干将”。还说他在“北海公园”驾起了大炮，准备炮打中南海，要谋害毛主席。这些事到处传说，连家里人也弄不清真假。1968年4月，李达被关进“秦城监狱”。在监狱里，看守把他的裤带收了，连上厕所也限制。可李达还是每天坚持洗冷水澡，提着裤子做体操。看守笑他，他说：“我没有罪，锻炼好身体将来出去还要工作。”为了落实李达的问题，张乃一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她怕总理收不住这信，就找到了刘伯承。刘伯承不忘战争年代的生死情谊，派夫人汪荣华将信直接送给了周总理。总理阅后做出批示，李达才从监狱里放出来。1972年10月，经叶剑英提议，毛主席批准，中央军委又任命李达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
听说老首长受罪，李龙太很难过。张乃一说他还是幸运的，前几年部队干部里自杀的、整死的人很多，贺龙、就都不明不白地死了。李龙太常嘘一口气，说：“不管安排什么职务吧！只要平平安安就好。”
中午时，李达回来了。他一进门就说：“龙太同志，你们干得好啊！报上刊登的林移大队的文章我都看了。”他说的是1971年8月国务院在全国树立“三队一县”林业模范的事(“三队”是山西省平顺县西沟大队、辽宁赤峰县东方红大队、山西长治县林移大队，“一县”是河南省鄢陵县)。《人民日报》于1971年8月22日以《平原造林，大有可为》为题，对林移大队多年来坚持植树造林的先进事迹做了全面报道，还加发了“编者按”。龙太没想到这么多年了李达还一直关注着林移的成长，就说：“谢谢李主任了。”李达又指着高一帆说：“多年不见，小高变成老高了，头发也白了。”高一帆说：“可不，当年跟着你转战太行山时，我还是个小孩子。”高一帆做过“二野”的随军记者，和刘伯承、邓小平、李达等首长都熟悉。李达挨着龙太坐下来，龙太看见他明显地老了，头发也全白了。那年他已是69岁的老人了。他问高一帆现在哪里？高一帆说在林移大队插队。他说：“好啊！下去才能知道真实情况，不要浮在上面，上面容易产生官僚主义。”
这时候张乃一端上来烙饼和四个菜，李达就招呼二人快吃饭，还拿出一瓶“茅台”来说：“好多年没见了，庆祝一下吧！”李龙太不喝酒，只抿了一小盅。高一帆能饮酒，连干了好几杯。李达还几次把肉菜端到龙太跟前，劝他吃菜。李达很关心长治县的情况，问现在的县委书记是谁？县革委会主任是谁？还问柳林公社的情况，问各大队的支书、主任、贫协委员现在都做什么。他的记性很好，原来大队干部的名字都能一一叫出来。那时候汽车很不好买，龙太提出请首长给林移大队买辆汽车。李达说汽车开销大，农村养不起，还是用拖拉机吧！（后来高一帆和青海省委书记联系，林移大队花18000元才买了一辆“青海湖”牌汽车)。吃罢饭，李达要给二人安排住宿，说既然来了就住几天吧！龙太说不了，家里还有好多事，就起身告辞。李达对龙太说以后你有什么事就打电话，农村打电话要不方便的话，你就寄信给张乃一同志秘书就上来把家庭地址和电话号码写给了李龙太。临出门时，龙太要首长保重身体。李达说我每天进行体育锻炼，一天也不隔。
这年冬天，长治县武装部的冯满宏同志进京治病。可一个县级干部，北京的大医院看都不正眼看一眼。李龙太又一次找到李达，李达安排冯满宏住进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医院。
将军永远惦记着太行山。1975年6月的一天，正在晋东南地委党校学习的李龙太忽然接到地委李振华副书记的电话，要他赶快去地区西招。当时党校设在城隍庙院里，距西招还有好几里路。李龙太借了辆自行车就去了。正是三伏天，又临大晌午，一路上李龙太汗流浃背。来到西招，地区公安处的一名同志把他领进了小餐厅。刚进去餐厅门口，就听见有人喊：“李龙太同志来了没有？”龙太一边擦汗一边应：“来了，来了。”餐厅里坐着二三十个人，还有好几个穿军装的。龙太怎么也没想到，喊他的人竞是李达。李达递给他一条毛巾，说：“天气太热，快擦擦汗。”和李达共坐一桌的有山西省委常务书记王大任、晋东南地委书记王绣锦、晋东南军分区政委王宏等人，还有位一身戎装的老同志，李龙太不认识。李达介绍说：“他就是咱们总参军训部的孙毅副部长。”李龙太这才知道，这就是被毛主席誉为“孙行者”的孙毅中将。孙毅站起来，敬了个军礼说：“向劳模学习。”李龙太听了竞不知该说什么好。李达问龙太吃过饭了没有？龙太说没有，服务人员就端上来饭菜。龙太却怎么也吃不下去，李达就劝他“慢慢吃”。
吃罢饭，王大任请首长回房间休息。李达说：“不了，去柳林看看吧！”盛夏的午后，骄阳似火，七辆小车驶出长治城。李达坐在车里，目不转睛地看着窗外。窗外玉米吐缨，潞麻飘香，一派蓬勃气象。车子开进林移村，18万棵高大的杨树、槐树、柳树将村子包围起来，树大招风，送来丝丝凉意。首长们下了车，都说林移是个避暑的好地方。与十年前相比，林移的树高了，新房子多了。李达边看边微笑着。当李龙太汇报说林移的粮食亩产已经超过千斤，并且全村平均每人拥有270株树时，李达说：“越有成绩越要谦虚，不谦虚就要出问题。”正是出工的时候，有的社员认出了李达，知道当年搞“四清”的李主任又回来了。李达就走过去，同社员们握手问好。
从林移出来，车子又开进柳林公社院内，公社书记崔清海迎上来。“四清”时崔清海担任过苏店公社“社教”工作团办公室主任。李达见了他就说：“是小崔呀！”崔清海没想到十年了首长还记着他的名字。那时李达住过的哪三间小西屋子还没有拆，他就走进去，看了又看，还深情地说：“在这里住了好几个月。”王绣锦说：“首长，照张像做个纪念吧！”工作人员就搬来了几把椅子。李达拉着龙太的手，和他一起坐在了椅子上。可当龙太看见长治县委书记牛振安还站在后排时，就怎么也不肯坐了。王大任书记说：“首长请坐，你就坐吧！”龙太就只好坐在了边上。负责保卫工作的晋东南地区公安处的同志就摄下了这张照片。图上前排左三是李达，左四是孙毅，左五是王大任，左六是王绣锦，左七是王宏，左一是李龙太。后排左二是晋东南地委副书记李振华，左四是长治县委书记牛振安。
李达还把一部分老贫农、老党员、老干部请到公社来叙旧。这时候好多人已经不当村干部了，李达就嘱咐他们保重身体，安度晚年。当他看到有些老同志穿着破旧，生活困难时，还交代当地部门要照顾好老同志的生活。他说：“正是由于中央机关的同志和地方上的同志一起努力，社教运动才取得了那样大的成绩，我们不应该忘记老同志。”他还记得1966年春上栽的那些树，就和老贫农们一起来到村外看。十年前栽的小杨树那时已经有碗口粗了。李达看了很高兴，就和老同志们一起在“四清树”前合影留念。
回到公社，崔清海给李达汇报罢工作后，请首长讲话。李达说：“匆匆看了一下，感觉柳林还是有些新变化。但好的传统不应该变，过去柳林园田化、林网化、水利化、道路化的方块田就不应该变，应该保持和发扬下去。”李达说罢，随行的长治县委书记牛振安表示今后一定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把柳林的各项工作搞上去。
离开柳林后，李达一行还去南呈大队、小宋大队看了看。当天下午，李达离开了长治县。
李龙太和李达保持着联系，逢年过节的时候，他就打个电话，问候一下老首长。他也往北京寄过几封信，但首长只回过一封。在信里他说想再回太行山看看，看看赤岸村的乡亲，看看麻田镇的房东，再来柳林看看。
但将军最终没有成行。1993年7月李达逝世，终年89岁。
来源：红色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