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东生
高敬亭(1901年8月24日-1939年6月24日），原名高志员，河南光山（现新县）人。1928年参加黄麻起义。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撤离根据地开始长征，高敬亭仍留在鄂豫皖根据地坚持游击斗争。他奉命重建红二十八军，任政治委员，在极其危险的条件下，领导部队在大别山地区坚持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
1937年国共合作抗日，高敬亭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新四军分会委员、新四军四支队司令员和军政委员会主席，是中央任命的八路军和新四军领导人之一。
一、高敬亭遇难
1939年6月21日至23日，新四军在安徽肥东青龙厂附近一个大树林里连续3天召开有近千名指战员参加的公审大会，经军部批准，决定对高敬亭处以极刑，并向中共中央和国民党当局分别发出报告。
从新四军军部战地服务团团长朱克靖参会后所写公审会《第三天》的报道看，会议主席团由张云逸、邓子恢、罗炳辉、戴季英、郭述申和几个战士代表组成。参会的还有四支队8团周骏鸣、林恺，鄂豫皖区党委领导人郑位三、彭康等。最后一天的大会，是邓子恢主持的。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新四军军分会书记、新四军少将副军长项英在皖南军部，未参会。
新四军中将军长叶挺发了言，原文摘要如下：“我相信中国共产党对高敬亭的错误行为和不正确的意识，是尽了很大的纠正和教育的责任的。中共数次派遣重要代表指示你的工作和纠正你的缺点，你都置之视若无睹，充耳不闻，实可为你的命运惋惜。即就军部讲，也对你做到仁至义尽的地步。当我来的时候，我和项英、国平俩同志商量关于你的问题，顶好尽到教育责任，把你挽救过来。大家对你都抱着坦白成全的态度。我曾对你郑重警告，你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保持你过去光荣的历史，服从中央，服从军部革命的道路，一条路与这相反的，如你过去在抗战过程中反中共反军部的反革命的足以灭亡你的道路。谁也不愿意你这样自陷绝境的。可是你竟至死不悟，余亦爱莫能助，只好遵守我的职责，日昨已请示委员长按照军纪国法给你应有的惩罚”。
会议宣读了中共中央和新四军军部关于开除高敬亭党籍和军籍的决定。就在要宣布散会的时候，蒋介石的回电到了，电文内容即批准新四军军部要求枪毙高敬亭的报告。
1939年6月24日上午8时，由叶挺的警卫班执行，高敬亭被处死。随后，以叶挺、项英的名义张贴了布告。据说高敬亭被枪决后两个小时，中共中央的电报到了，指示将高敬亭送延安学习，然而电报来迟了，真的是这样吗？
高敬亭被枪决后，中央对江北指挥部、四支队领导层进行了调整。调徐海东任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四支队司令员。在徐海东抵达前，由戴季英担任四支队代司令员、郑位三担任四支队政治委员，林维先担任支队副司令员（不久调去皖南军部教导队学习），谭希林任支队参谋长。同时派出一批干部到四支队开展“肃清高敬亭余毒”的活动。结果，一批干部被降职，还有部分干部战士离开了部队。
笔者的父亲张辉是原红28军便衣队战士、罗陂孝特委交通队员（特委书记何耀榜），1938年初任四支队司令部交通队战士，后调任高敬亭机要译电员。一同在高敬亭司令员身边工作过的有机要译电员江腾蛟、警卫员万海峰等。高敬亭被抓后，身边人员均被控制，张辉未能参加“批高”大会。
高敬亭被枪毙不久，叶挺还在江北。项英于7月16日在云岭召开了新四军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会后以大会名义向延安发去“致中共中央政治局诸同志”的报告，在肯定新四军取得大江南北抗战胜利成绩之后，报告“同时指出正由于反党的高敬亭之罪恶行为影响江北的发展和胜利”，最后向中央表示：“在前后十天之中，全体代表皆以布尔什维克的一致和热烈的发言贡献了实际斗争的经验，并充分开展了自我批评，一致拥护中央军委对反党的高敬亭的决定与办法，揭发高之反党的罪恶，指出谁违反党的路线和决定，谁是个人利益高（于）党谁就变成党的罪人。”
8月，项英还致电中央军委，赞扬和肯定叶挺杀高的行为：“此次解决高敬亭，叶最坚决，起作用很大，也很努力，在政治上对党均有极大进步。”
这个给中央的报告，是在项英主持下完成并批报的。从项英的讲话中可以看 出，关于高敬亭问题的处理是请示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
叶、项的讲话表明：枪决高敬亭是经过国共双方高层决定的，但并没有说明是否互通了信息。同时表明高敬亭的处理意见是叶挺、项英代表新四军军部分别上报的。叶挺是1937年9月28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铨序厅通报、“委员长核定”任命的新四军军长，并非共产党员（脱党10年）。项英是中共中央任命的中共东南局书记、中央军委新四军军分会书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核准的的新四军副军长。高敬亭是1938年1月8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长何应钦核准的新四军四个游击支队司令之一，同时也是中共中央任命的新四军军分会委员、四支队司令员和军政委员会主席。
从分别上报情况看是“符合程序”的，且明显是经过考虑的。叶、项长期不和，为此二人曾多次辞过职。1938年10月中旬，叶挺不待在延安参加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的项英返回，即离开云岭负气出走。在10月21日，叶挺正式致电蒋介石，以身体有病为由请求“伏乞准予免去军长一职，以免误公”。蒋介石阅后当即批示：“电复慰勉并询病况，如无大恙，望即来渝一叙。”但叶挺并没有正式致电中共中央。在1940年5月29日，项英向中共中央提出辞职，毛主席对送信来的袁国平拍桌生气道：“又是提辞职这事儿！要么就好好干下去，不想干就索性别干了”。一个向蒋介石辞职，一个向中共中央辞职，分得很清楚。
综上所述，高敬亭的罪名是“反党、反中央、反军部、反革命”。这四条罪状，任何一条都是致命的。
迄今为止，有关高敬亭被冤杀的责任一直还有争论。人们会问，明明是抗日“英雄”，怎么突然又成为了“罪人”？高的“罪行”如此严重，为什么最终又能被中共最高领导人平反洗冤呢？
其实，对重大历史问题有争议是正常的，争论未必能有结果，但如果争论能使人们学到一些什么，也是好事。
二、高敬亭罪从何来？
1、不“信任和抵制”中央代表
1937年7月22日-28日，高敬亭以敏锐的战略眼光与国民党谈判，“首开南方八省国共两党地方谈判成功的先河”，鄂豫皖边区三年游击战争宣告结束。
红28军与中共中央取得联系后，根据高敬亭的要求，从中央党校和延安红军大学抽出一批干部，由郑位三、肖望东率领程启文、张体学、熊作芳等20多名人员前往鄂豫皖边区。行前，毛泽东对他们说：高敬亭“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与强大的敌人作殊死的斗争，很不容易啊！从他们派联络员转交给党中央的报告来看．他们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了不起！请你们代表党中央 向他们表示敬意和问候！”。
毛泽东还特别叮嘱郑位三、肖望东等人：“找到了高敬亭以后，切记不要高谈什么主义；他们长期脱离党中央领导，总会有各种各样的具体问题，那要由他们自己去认识，去总结；一定要注意同他们搞好团结。”张辉回忆：1937年9月下旬，郑位三一行，经六安到达潢川，何耀榜得知后立即派手枪营长易元鳌带一个班与张辉所在的罗陂孝特交通队配合，由先到的张体学带路到潢川，一路护送郑位三等进入大别山根据地。晚上，张辉与郑位三等打地铺休息。郑位三是鄂豫皖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家乡就在七里坪。郑位三、肖望东、程启文、张体学等先后辗转到达黄安县七里坪，与高敬亭等红28军领导人会合。易元鳌、张辉等完成了这一重要的护送任务。
10月，郑位三、高敬亭、何耀榜与刘刚夫、国民党鄂东专署专员程汝怀等在七里坪再次举行了谈判，并达成国共合作抗日协议，七里坪为红28军集结改编地点，国民党军队全部撤出该地区。
当时的形势应该不错。未料，到大别山不久，郑位三就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对高敬亭进行了批评。主要是两个问题：第一，高敬亭下山和国民党卫立煌代表刘刚夫谈合作，国民党给了番号“中国工农抗日联军挺进司令部”，高敬亭为司令。郑认为这是错误的。
其实，高接受了国民党的番号，是符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域工作的指示”精神的。其他一些游击区，大都也是先接受了国民党的“番号”。如1937年9月18日，湘鄂赣苏维埃主席兼湘赣军区政治委员傅秋涛被国民政府军委会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委任为“抗日第一游击支队司令”，国民党武汉行营代表罗世申（忠）、湘鄂赣苏维埃副主席刘玉堂为副司令。其中，连国民党都派人参加进来，这是问题吗?
再看看中央的说法：1937年8月1日，中共中央根据全国形势的变化，发出了“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域工作的指示”，指出“围绕实现党的新政策，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南方各红军游击队，“在保存与巩固革命武装，保障党的绝对领导的原则之下”，“可以与国民党的附近驻军或地方政权进行谈判，改变番号与编制，以取得合法地位”。高敬亭是对？还是错？
1937年8月8日，项英、陈毅以中共赣粤边特委和红军游击队的名义发表“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宣言，并于9月中旬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达成了初步合作抗日的协议。这比高敬亭要晚了近两个月。
其次，“位老”（郑位三）又特别指出高敬亭当年“肃反”的问题，对此高敬亭非常不满。其实，“肃反”本意并非不对，但“肃反”扩大化就不对了。看看“白雀园大肃反”那段历史，“肃反”扩大化的领导人是张国焘，下面还有鄂豫皖政治保卫局的一批人，如大家熟悉的政治保卫局审讯科长、“肃反专家”戴季英等。高敬亭虽然也搞了肃反，但那是政策的延续，并非竭力为之。这些，“位老”应该都是知道的。
当高敬亭知道红28军改编为新四军四支队，长江局和军部准备让郑位三当四支队副司令员时，高坚决不同意，向叶剑英提出，要求将郑位三调离四支队，并要求将戴季英从延安调来工作。叶剑英返回汉口后，向长江局汇报了高敬亭的要求。
1938年1月22日，长江局与中共中央代表团召开第九次联席会议，作出了“电中央，请求调戴季英同志到四支队作政治工作”和成立四支队军政委员会，“以高敬亭同志为主席”的决议。
为争取高部早日东进，长江局同意将郑位三调离四支队，去担任新成立的中共鄂豫皖特委书记，前安徽省工委书记彭康为委员。萧望东则应在汉口的八路军参谋处长、中共河南省委军事部长彭雪枫之邀到河南确山县竹沟组训地方武装，不久担任新四军游击支队政治部主任。
戴季英是黄麻起义的领导人之一，在红25军的时候，曾经与高敬亭共过事。1935年戴跟着徐海东长征到了陕北，任中共陕甘晋省委常委。富有“肃反经验”的戴季英还当上了陕甘晋省委政治保卫局局长。当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甘宁边区时，“肃反”的“操刀手”戴季英在陕甘晋省委书记朱理治、副书记郭洪涛等指挥下正在当地卖力地执行“肃反”，把在陕北极有威望的红军领导人刘志丹关押起来。毛泽东获悉此事后，立即下令释放刘志丹，及时制止了“肃反”。
1938年2月1日，长江局致电中共中央，要求党中央在对戴季英“肃反”错误“给他深刻批评并在其接受批评后”，派其来四支队做政治工作。
在高敬亭提出要求派戴季英去高部工作时，戴被撤职处分，正在延安反省自己的错误。按道理戴季英是高敬亭主动要过来的，又给他解了难，应该可以处好关系。哪知道戴季英一到，就和高敬亭争了起来，说是因为四支队“东进”的问题。戴季英以中央特使的身份，说话就想强压。为此，两个人闹僵。
对于“肃反”，有些作者讲的就很客观：“肃反扩大化”是土地革命时期全党性的历史错误。中央鄂豫皖分局书记张国焘，在红二十五军中借肃反排除异己，迫害了大批优秀指挥员。据徐向前回忆，红四方面军有2000多人被“肃清”。甚至，鄂豫皖“白雀园肃反”还被作为经验进行推广。这是中共党史、军史中一个极为深刻的经验教训。
2、“新开岭事件”中“排挤”中央派来的干部
“新开岭事件”是高敬亭和戴季英的矛盾激化而引发的。早在1938年2月戴季英抵达七里坪的当晚，戴、高二人在会议上就发生了争执。会上，戴季英传达了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精神：“部队要迅速确立新四军的番号，要迅速东进安徽合肥以东敌后抗战。”对此，高敬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高认为：东进抗日，大别山不应放弃，应留一部分部队巩固根据地，要防止上国民党的当。这与反对东进毫无关系，早在武汉新四军成立时，高就对长江局王明提出的“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大别山不留一兵一卒”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表示了不同意见。
本来，在党的会议上高敬亭提出自己的想法，也是依据长期积累的斗争经验总结出来的，体现了一位高级将领的负责精神。且不说高的想法有一定的道理，做政治工作的戴季英本应注意听取，但戴却以“中央特使”自居，居高临下地斥责高敬亭：“趁早把你自己的计划搁在一边，必须统一执行中央的这个指示！”
高敬亭很快就对戴季英产生抵触情绪，认为戴是来夺权的，因此常嘱咐部下，不要听戴季英的，要多和自己商量。据称上级原定戴季英担任四支队政治委员，但高敬亭只宣布戴季英担任政治部主任。四支队东进后，司令部和政治部机关分设舒城县西南山区东、西港冲。政治部的干部大多是从长江局和地方党委派来的，延安也从原鄂豫皖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的干部中抽出一部分干部派到四支队加强领导。
1938年3月，根据高敬亭的命令，部队在戴季英和林维先的带领下先行东进到了皖中。高敬亭因病在立煌（金寨）双河镇休养。不久，高敬亭听到了一些反映，知道戴季英在部队里树立自己的威信，高担心时间长了控制不了部队，于是赶到了舒城。6月上旬，戴季英、林维先奉命率七、八、九团从无为、庐江一带撤回舒城，分别进驻西汤池、新开岭、河棚、廖家湾地区。不久就发生了高敬亭吊打江腾蛟事件。
江腾蛟，湖北黄安人，1930年参加红四方面军及红25军，是戴季英的老部下，因腿部受伤未随红25军长征，1934年11月编入红28军。红28军下山后改编为新四军四支队，有了电台。为此，部队挑选了几名脑筋灵活、反应快的小战士到汉口学习收发报和译电技术，江腾蛟即为其中之一，学成后回到四支队担任机要译电员。后来，张辉经过选拔培训，也来到司令部担任了机要译电员，由于江腾蛟是先来的，技术也熟练，张辉经常向江学习，两人关系不错。
1938年6月下旬，高敬亭发现上级往来的电报中有问题，怀疑是有人向长江局告了他的状。经追查，高敬亭听说他不在司令部时，戴季英和江腾蛟来往密切，背后向长江局和军部打他的小报告。有一次，戴季英与高敬亭发生对立，让江腾蛟发电报，向党中央和新四军军部告状，挑拨高敬亭和叶挺等人之间的关系。高知道后，将江腾蛟吊起来打。张辉回忆：江腾蛟对他说，打的都尿血了。
高敬亭拷打江腾蛟的消息很快传到西港冲支队政治部驻地（新开岭），戴季英闻讯后大惊，政治部的工作人员大多系上级派去的外来干部，他们也怕株连自己。于是，由政治部主任戴季英带头，通知延安来的干部等人，连夜跑到西汤池八团（团长周骏鸣）驻地和地方党委避难。事情发生后，按道理讲两人都在鄂豫皖革命多年，说明情况应能解决，偏偏戴季英带着中央和外来的干部一起跑了，事情一下子就演变成所谓的“新开岭事件”了。
此事惊动了地方党委。7月3日，中共安徽省工委书记彭康在致长江局的信中说：“四支队问题，最近发生一严重事件。戴同志已离开政治部，其他政治部工作人员也离开了，这事表示高已走到登峰造极。这对于统一战线，对于抗日，对于安徽的工作，都会发生莫大的影响，因此须得有一个断然的解决。”
后来，高敬亭请回了戴季英，从此“相安”了一段时间。但这件事为高敬亭后来被批被抓被杀埋下了伏笔。
3、不执行中央和军部“东进”的指示和命令
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军部成立初期，军部和第1、2、3支队在皖南岩寺集中，第4支队在湖北黄安七里坪等地集中。江南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归国民党第三战区节制，江北四支队属国民党第五战区指挥。
1937年12月14日，即在南京沦陷的第二天，毛泽东和当时正在延安的新四军副军长项英致电新四军军长叶挺，指示：新四军长江以南各支队可向东开，长江以北高敬亭支队暂留江北，不必北开，以便在该地准备沿江游击。这是毛主席最早关于新四军东进的指示，当时还只是要求江南部队“东进”。
为什么要东进呢？因为只有东进，才能到敌后去开展游击战、建立抗日根据地，才能谋求自身发展、摆脱国民党的掌控和限制。毛泽东于1938年5月4日给项英的电报中要求新四军“东进、北上”，指出：在一定条件下，平原也是能发展游击战争的。显然，毛主席关于东进的指示是对新四军全军的。
1938年2月，新四军四支队高敬亭遵照毛泽东关于部队出动后“可沿皖山山脉进至蚌埠、徐州、合肥三点之间作战”的指示，首先率第四支队分别从湖北省的黄安县七里坪和河南省信阳县邢集誓师，由湖北黄安“北上”河南，至皖西霍山县流波㠉，继而“东进”到了皖中舒城一线。于5月始，接连展开对日作战、屡获胜利。随后，陈毅、粟裕率第一、二支队从皖南岩寺“东进”江南至苏皖边地区。但军部和第三支队仍留在皖南，既未“东进”，也未“北上”。
1938年5月12日，高敬亭率第4支队在安徽巢县蒋家河口打响了新四军“东进抗日第一枪”。5月15日，《新华日报》率先发布了这一消息，此战极大地提高了全国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心，国民政府军委会委员长蒋介石专门发电给叶项对四支队予以嘉奖。
从执行毛主席和周恩来对新四军的指示来看，高敬亭是最积极的，也是最早的，对日“首战必胜”也达到了毛主席对敌作战的要求。那么，为什么会有高敬亭“抗命”不愿继续东进的说法呢？
事情要从“第二次东进”说起。1939年2月，周恩来在皖南与新四军领导人商定的新四军发展方针是：“向东作战，向北发展，巩固现有阵地。”这就是“第二次东进”，即“继续东进”的方针。这个方针十分正确，既符合皖南，也符合江北。后来，中央书记处将其改了一下，即“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中央的方针很明确，“向东作战，向北发展”是大方向，但不能丢了原有的根据地。直到1939年10月，南方局给中央的电报中对新四军的方针依然如此。
周恩来为什么来皖南呢？原来，自从1938年10月叶挺辞职出走，新四军无军长状态已经几个月了。此次，通过做工作，叶挺同意再回新四军，周恩来亲自送叶回皖南。周恩来此次到云岭，主要是向东南局和新四军军部传达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进一步肃清王明右倾错误在新四军中的影响，共商在大江南北全面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战略对策。同时，做项英的工作，力促叶、项团结。
1939年2月23日清晨，周恩来同叶挺乘坐竹筏从岩寺沿青弋江抵达泾县章渡古镇。这里距云岭约16华里，新四军副军长项英、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参谋长周子昆等新四军军部干部和教导总队干部学员共2000多人，在码头附近列队迎接。
在周恩来的批评和劝导下，项英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他在周恩来主持的军部领导人会议上，做了上万字的自我批评，并主动将“军事指挥权”和“军事干部的安排权”交给了叶挺。
1939年3月15日，周恩来离开云岭，叶挺亲自送行。临别之际，叶挺在青弋江麻川河的竹筏上，拍了一张与周恩来的合影。
周恩来和叶挺在麻川河竹排上合影，1939年
这样，从1939年3月始，叶挺终于有了说话的权利，高敬亭被批被抓被杀正是在这段时间。可是，高被处决后仅2个多月，叶于9月又辞职而去，据说是项英认为叶在处理问题上做事不周全，又将大权收回，引起叶不满。此事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对项英进行了批评，项英不服，也提出了辞职。这样来来回回，叶辞了5次，项辞了3次。叶3次是向我方提出，2次是向蒋氏提出。这样，叶挺在新四军成立后的3年里，在军部只待了1年多。
叶挺最后一次辞职是在1940年12月29日清晨，叶挺突然从云岭给延安发去电报，态度坚决地向毛泽东、朱德要求辞职。据称叶挺这回辞职是因为看到了毛泽东12月26日那份痛批新四军领导迟滞北上的电报，此时距“皖南事变”发生只有几天时间了。“皖南事变”后叶挺被囚禁，他曾作诗概括当新四军军长以来的坎坷经历：“三年军长，四次辞呈。一朝革职，无期徒刑。”
再回看高敬亭一案，叶挺长期不在军部，关于高敬亭的“反革命”等问题，叶真的很清楚吗？叶从1938年9月辞职出走，次年2月才回到皖南军部，5月到江北成立江北指挥部、整顿四支队，6月就整出了高敬亭“反党、反中央、反军部、反革命”案。前面杀叶道志，现在又杀高敬亭，军纪不可谓不严。
注：叶道志，原红四方面军师长，参加长征，立功无数；抗战时任新四军二支队4团副团长、军部特务营长，因对降级不满等原因，在1938年7月31日，和陈康、徐长胜“留条辞职”去延安找原部队。叶挺认为这是逃兵，派侦察科长李志高去追，命令“可以就地击毙”，结果当场击杀徐长胜。叶道志被抓，陈康则跑回了八路军129师。陶勇听军部谭知耕说了此事后，立即找叶挺说愿意给叶道志但保，并举了当年许世友出走的例子，但未成。8月底叶道志被杀。
这段时间，项英正在延安参加9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叶挺主持军部大局。杀完叶道志不久，叶挺就“辞职离队”去了广东，项英得知此事，会没开完就赶回了皖南（10月22日），因此项对叶做事很不放心。
建国后陈康获中将军衔、云南省委书记。1983年解放军总政治部决定为叶道志平反，认为此事性质是违反纪律，是人民内部问题。
据说当时在高的公审会上，上下意见是一致的。其实，在6月初，叶挺派八团团长周骏鸣假意通知高去开会，诱捕了高敬亭。四支队的干部战士听到后议论纷纷，怒道：“革命失败时不要共产党，国共合作了又跑回来捞权。”有的大骂某某：“ 把同咱出生入死的老洪（高的化名）搞掉，真是太毒了！”，“这革命还有啥奔头，不如早散伙”，还有的高叫：“咱们拼了，把老洪救出来！”
高敬亭的教导大队大队长李世安回忆，当时的情况极度危险，叶挺见势强令李要“管好”教导大队。要知道高敬亭指挥的四支队十分强悍，当年从大别山下来时，是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中唯一有军师建制的部队。高敬亭杀猪、杀白狗子、杀日本鬼子均是刀刀见血。教导大队（政委江岚）更是厉害，大队是原先的手枪团，高走哪均带在身边。高去“开会”前，有人提醒此去对他恐有不利，但高说，我没有错，心里无鬼，怕什么！
4、“反对”继续东进、“破坏”统一战线、“纵容”部下叛逃
“第一次东进”应该无话可说，问题是出在了“继续东进”上。早在1938年5月22日，中央发出《关于徐州失守后华中工作的指示》，并致长江局：“立即成立鄂豫皖省委，领导津浦路西、平汉路以东、浦信公路以南广大地区的工作。使高敬亭支队成为这一地区主力。”此时，中央的指示非常符合高敬亭的想法。
1938年8月，董必武、聂鹤亭到舒城视察，高汇报了在皖中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想法，得到董老的赞许，认为这里地理条件好，又接近老区，只要能发展部队多打胜仗，就留在这里。
1938年底，四支队已发展到近万人，占整个新四军人数近1/2。在此其间，高敬亭在是否“继续东进”问题上与军部有了分歧，也得罪了国民党。
四支队在皖中的发展引起蒋介石的极度不安，1939年1月，蒋亲自电令，四支队必须将淮南铁路以西、及舒城为中心的广大地区让出来。高认为，四支队在皖中与日寇拼杀，为皖中人民打下了一片天地，现在国民党不劳而获，借口东进，要赶四支队走，显然居心不良。但四支队受国民党第五战区节制，国民党以“不走就是违反军令”来要挟四支队，对此，高断然不能接受。
项英、叶挺却答应了蒋介石的要求，并指派参谋长张云逸与安徽省主席廖磊达成“第四支队向淮南及津浦路南段活动，限三个月开拔完毕，只留一部在无为与军部联络”的协议。高虽然向张云逸陈述了在舒桐庐地区建立根据地的优势条件，但张云逸说：这是项英的决定。
显然，看是军部要求四支队东进，实际上是项英等人答应了国民党的无理要求，如不执行，就是“违反军令、破坏统一战线” 。
笔者略知，东进是大方向，但在具体执行中，还是要看实际情况的。中央对皖南军部多次要求东进、北上，执行的如何？应该看到，中央和地方在考虑问题时角度会有不同，“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高敬亭为了执行军部的指示，于1939年3月抱病东进至肥东青龙厂褚老圩参加六届六中全会精神传达，戴季英率政治部在离此不远的李家圩子，同时命令在怀宁一带活动的特务营返回舒城，向皖东滁县地区进发。
可是，高敬亭并不知道，一段时间，中共中央长江局、中原局、安徽省工委，以及项英、张云逸、戴季英等新四军将领，都向上级发过对高敬亭不利的报告。同时，国民党第五战区、安徽省政府也向新四军军部告高敬亭的黑状。
1939年1月27日，项英在致延安电中转报张云逸来电：“高敬亭仍在现地收编土匪、扩大部队，企图在怀桐庐一带创造根据地，对党及上级使用他认为是限制他发展，因此对党及军部极不满”,“自己不愿东进，亦不能派队伍随张行动，争取可能极少。”
3月2日，项英联名恩来（时在皖南）报中央并转中原局（书记刘少奇）电中指出：“我们正在解决高敬亭问题，你们有何意见？”中间还加了一句“以后你对四支队的意见请经过东南局”。
3月14日，项英、周子昆致延安电中指出：“高敬亭显然进步极慢，对东进至今怀疑，对执行党的路线可说极差，若操之过急，又会生变，而且无效，故季英初采取推动政策是对的。但亦不能因此对高客气，硬说是他坚决执行了党的路线，使之或骄或疑，都会发生不好影响。”
4月初，项英对江北工作发出指示，要求“军事上控制津浦淮南两条铁路”，对国民党“行政上采取多方赞助”，“不宜提出创建皖东根据地的口号，否则使同盟者害怕”。与此同时，项英还多次向中央反映高敬亭不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等情况。
4月中旬，张云逸、郭述申、方毅等到李家圩子开会。郭述申、方毅传达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强调指出：“对国民党的无理进攻，必须反击，决不轻易退让。”张云逸则传达项英指示：四支队不再扩大部队，全部撤往淮南路东；淮南路西由国民党176师接管。对项的指示，会上出现了不同意见，高坚决反对，会议最后发生僵局，最后决定交由叶挺定夺，高返回舒城。
4月18日，中原局代理书记朱理治（注：3月18日刘少奇返回延安）在给中央书记处的电报中，提出了对高敬亭问题的三种处理方案：“推动他到延安学习或择地养病为上策；给以副指挥名义，4支队改为纵队，由其他同志带为中策；撤销高的职务为下策。”
朱理治说话还是很“理智”的。高敬亭确实需要学习，高文化低，又长期在大山里作战、与党中央失去联系，对很多政策不了解。相反，新四军四支队的其他领导多半读过书，大都去延安学习过，对新形势下党的政策多有了解。这也正是为什么毛主席要求从延安到四支队工作的同志要注意的地方。可惜，朱理治的方案未受采纳。
4月21日，项英报中央及军委并转中原局电中，有“高敬亭无改变，近日又想将部队调回后方，曾见廖磊请假”,“戴工作有成绩，下面已有对高不满”等语。
4月24日，中央发出《关于建立皖东抗日根据地的指示》，指出我党我军在皖东的中心任务是建立抗日根据地，决不是单纯以控制两条铁路为目的。实际上是批评了项英的错误主张，但项对高的成见并未因此改变。
4月27日，叶挺率军政治部副主任邓子恢、军参谋处长赖传珠等人从皖南过江。行前，叶挺与项英、袁国平讨论高敬亭“东进问题”时，商量“顶好尽到教育责任”，将其挽救过来。
5月2日，叶挺、邓子恢、罗炳辉到无为。叶在襄川小学礼堂发表讲话，其中一位女童子军听后，决心参加新四军，到四支队当了卫生员，这就是刘少奇前夫人王前。国民党称叶挺此行是：“渡江煽惑民众，扩大实力。”
5月7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叶挺在庐江东汤池江北第四支队驻地严家松园，宣布成立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由张云逸任指挥，徐海东、罗炳辉任副指挥，赖传珠任参谋长，邓子恢任政治部主任，统一指挥新四军江北部队。并命令高敬亭率部东进合肥、定远、全椒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
在江北指挥部庐江东汤池，叶挺心情不错，拿起相机为前来参加会议的三位新四军干部拍下了一张珍贵的照片。三人分别是四支队九团团长詹化雨、九团政委胡继亭、八团政委林凯。其中，胡继亭当过高敬亭的秘书。
（左起）詹化雨、胡继亭、林凯，1939年5月
5月10日，叶挺军长一行到达舒城西港冲，当夜召开四支队连以上干部军事会议，敦促四支队按省府廖磊命令撤出舒城，开往淮南铁路以东下塘集、定远一带活动。会上全体指挥员一致表示执行命令，高敬亭也举了手。
（注：四支队各部“东进皖东”时间顺序：1938年9月，八团到达合肥以东梁园地区；1939年2月，四支队机关、七团、特务营到达肥东青龙厂；1939年5月下旬，驻舒城九团到合肥以北吴山庙整训；6月初，高敬亭率教导大队到达肥东青龙厂。）
舒城西港冲军事会议后，高敬亭率教导大队从西港冲出发，前往合肥青龙厂执行东进抗日任务。7、8、9团、特务营和淮南抗日游击纵队已先行出发，全支队除留守处（1940年初撤走）外，全部撤离舒城。
至此，进驻舒城13个月之久的新四军四支队与舒城人民依依惜别，开赴抗日最前线。此时，四支队已由初成立时的3000余人发展为1万余人，其中仅舒城就有2000余子弟参加了四支队。
四支队撤出皖中后，皖中抗日根据地被国民党第176师强占。1939年底，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新任安徽省主席、鄂豫皖边区游击总司令李品仙撕毁原廖磊与叶挺、张云逸达成的协议，向留在无为的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发动突然袭击，1940年4月21日无为被国民党军占领。继而，国民党176师进驻了长江北岸重要地段，堵住了皖南新四军北上的通路，为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做了准备。对此，刘少奇拟“集中第四支队与游击纵队全部力量，打通与皖南的联系”，派林维先率第3支队欲重新收复无为，但已时过境迁。
“打通与皖南的联系”的确十分重要，若留下一支强力部队守在皖中大别山区和江北，既可为新四军北渡守住一条生命通道，又可使皖南、皖中、皖东及苏北等地区连成一片。东进没错，但欠全盘考虑，这与“丢了皖中，输了皖南”不能说没有关系。
5月11日，项英致电中央：“高部人数最多五千多，问题不解决可影响发展，这对江北有大关系。”
5月13日，新四军军长叶挺和第一支队副司令员罗炳辉从舒城西港冲出发，前往安徽省政府驻地立煌县（金寨）会见了省政府主席廖磊，《大别山日报》以头版头条进行了报道。会谈中，廖磊要求新四军执行撤出皖东的命令，污蔑四支队“在皖省横行骚扰”。
5月18日，叶挺、张云逸下令，限四支队九团于月底到达合肥东部的草庙集、梁园集中，担任向淮南、凤阳地区游击之任务。叶挺离开舒城后，四支队九团未按命令及时行动，同时，在行动中还有停留。对此，有人认为高是“抗命”、不愿东进，这是什么原因呢？
据赖传珠日记：“5月18日，九团准备星期日（ 5月21日）出动，詹（化雨）团长来谈出动问题，谁知军长等已去往东。5月19日，胡来谈出动，先以团长带一个营到合肥东南。接篠日（17日）电报 ，要三营当夜出动，迟至今日（19日）才收到，误事很大。5月20日九团三营出发。接戴电，杨、曹逃跑。”
显然，部队未动是电报未及时收到，这不仅“误事很大”，而且“误会很大”。
5月20日，7团团长杨克志、政委曹玉福突然叛逃，投靠桂系军队，并登《皖报》公开反共。高听说此事后，极为生气，骂道：“跑什么跑啊，有事照事讲啊”。杨曹为什么要逃呢？一说是两人侵吞财物，还有一种说法是杨、曹已获悉叶挺来此不善，恐对高有不利而连累自己。
这本是一次意外事件，但杨、曹二人是高敬亭一手提拔的，一些人抓住了机会，报告说这二人的叛变是高指使的。5月22日，叶、张、邓到达青龙厂。针对此事，叶挺召开紧急会议，四支队挺进团政治处主任程明远到此汇报工作，列席了会议。会上有人提出：“调高敬亭来青龙厂，秘密处决，以绝后患。”参会人都默认了，只有程明远表示反对，后来程因此受处罚。会议表明叶挺等人已下了最后决心。显然，“杨曹事件”是促成打压高敬亭的最后一根稻草。
5月23日，据赖传珠日记：“叶、张电，严令九团开合肥西北之吴山庙整训。”5月27日：“九团三营已于26日3时出发，一营已出发4天（24日到东汤池）。接（九团）詹、顾来信，他们去双枣树等候新任务，派人催促他们速开吴山庙。”有人认为，九团等候不动是高敬亭的命令，是不愿东进。按道理讲，高敬亭是九团的上级，下命令有问题吗？而且，高也不知叶挺会越级直接命令九团。詹执行了叶的命令，但非要说詹是反对高的决定，坚持了东进，也说不上。因为这次命令是去吴山庙整训，吴山庙距东南梁园近百里，与18日“到肥东的草庙集、梁园集中，担任游击任务”的东进命令不是一回事。突然转去“吴山庙整训”大概率是因为发生了“杨曹事件”。
5月26日，项英以叶项名义联名发电报给重庆蒋介石，要求蒋介石“拟请将高敬亭撤职以示警诫，团长杨克志、副团长曹玉福畏罪潜逃，恳准予通缉”。
5月28日，白崇禧（第五战区代司令长官）在致蒋介石的电报中也告了叶挺、高敬亭一状：“白崇禧电蒋中正，据廖磊称高敬亭部欺骗税收购买枪支，破坏基层组织，摧残保甲人员，派粮派款。又叶挺近渡江煽惑民众扩大实力，应速饬防范。”
6月4日，叶挺决定对高采取抓捕行动，他认为8团团长周骏鸣和高司令关系尚好，就派周去假意通知高敬亭开会。高敬亭率教导大队到合肥青龙厂时，周骏鸣从褚家圩子出来迎接高敬亭，周说：“军长在褚家圩子等高司令，住处已安排好了。”高到了宿营地即被军部副官处长黄序周（原叶挺独立团参谋，南昌起义后脱党；抗战时由叶挺介绍到新四军任副官处长）扣留关押，高的警卫枪也被缴了。周多年后回忆：“我到高司令关押处去看望，高气地把头扭往一边不睬我。当时心里就想，我也是执行命令啊。”
接着，叶挺将四支队教导大队大队长李世安叫来道：“高敬亭不执行命令，已经关起来了，你要保证部队不出问题。”此时赶到的戴季英对李世安说：“你回去集合队伍，向部队说清楚，高违抗命令已经关押，叶军长过江来就是处理高敬亭问题的。” 戴季英接着又派自己的搭档、江北游击纵队参谋长、随戴一道从延安来第四支队的杜国平（原鄂豫皖红四军第三十六团参谋长）到教导大队接替了李世安的职务，李世安被撤职关押。
从上述过程看，此次行动显然是按照“敌我矛盾”进行的，整个过程作了严密布置，行动人员均用身边的“自己人”。紧接着，叶、张、邓、戴等就在部队中开展了“反高斗争”，同时把这一情况报告了中共中央。
6月1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复电江北指挥部，决定撤消高敬亭的四支队司令职务。同时，在致军部电中明示项英：“中央决定派徐海东去皖整理四支队，担任副指挥兼四支队司令，不日由延安同胡服（刘少奇）一起赴皖，望你在配备干部时注意。” 显然，高敬亭的命运已经被决定了。
11月29日，刘少奇、徐海东抵达皖东定远江北指挥部。12月，刘少奇在第一次中原局会议（一说是省委扩大会议）上说：“有人反对招兵买马，这是错误的，招革命的兵，有什么不好？”“你们帮助五路军（总司令李宗仁，副总司令白崇禧）建立大别山根据地，当了桂系的苦力，结果被桂系一脚踢出来。”刘少奇的讲话从侧面肯定了高敬亭的做法。
面对“肃高余毒”，四支队林维先、梁从学、詹化雨，胡继亭、汪少川等将领在一段时间都抬不起头来。徐海东司令员拍着桌子说：“既然是共产党人，就要相信党中央，四支队的干部战士是好的，党中央没有人说四支队不好。原四支队领导人对革命也是有功的。”可是，此时距离处决高敬亭已五个多月了。
三、是谁批准枪决了高敬亭？
迄今为止，有关杀高具体是谁批准的、电报内容是什么，争议很多。不过，无论如何，都不是项、叶、张、邓等人能最终决定的。
童志强对新四军颇有研究，曾记录过两个重要当事人的口述：一是戴季英的。戴说，叶挺杀高前，曾将延安来电给他看过，电报内容就是同意对高执行枪决。二是李资平，和戴季英所说完全一致，李也说延安来电同意对高执行枪决。而且延安的这个电报，就是李资平亲译的。
李资平（雷祖棣），1934年参加红军七军团，38年编入新四军二支队四团，后调军部任机要秘书、机要科副科长，1938年冬随张云逸到江北巡视，先后担任第4支队和江北指挥部“机要科长”，曾随张云逸、戴季英、谭知耕会见安徽省主席廖磊并参加谈判。张辉调四支队机要科时，李资平也刚到。1939年6月高敬亭被枪决后，部队开展对高“肃清流毒”的运动，张辉被调离到7团、9团担任机要译电员。11月，张辉在9团接四支队司令部电报，派一个营到豫皖交界处“正阳关”接由确山竹沟来皖中的胡服（刘少奇），胡服在团部吃了中饭，住了一夜，第二天由部队护送到江北指挥部和四支队驻地“大邓家”，这是张辉第一次见到刘少奇。12月，中共中央代表、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到达皖东定远县藕塘江北指挥部。1940年1月，中央批准成立“皖东军政委员会”，党军统一属中原局指挥。5月，张辉又调到江北指挥部机要科，在刘少奇身边做机要工作，和刘少奇同在一党小组。李资平则随罗炳辉到了五支队。
在刘少奇身边、在华中党校，张辉多次听到刘少奇讲：“一切通过统一战线，国民党不同意怎么办？发展抗日人民武装，壮大人民的力量，他也不可能同意”。 刘少奇形象地说：“打鬼子要有枪，有了枪还要有家（根据地），共产党人就要招自己的兵，买自己的马。”
刘少奇在定远大桥集 中央成立中原局的通知
关于高敬亭“被枪毙两小时后，中央来电才到，叫送延安学习，但为时已晚”之事，童志强向李资平求证。李十分肯定地告诉童：“此说不确。中央来电内容是同意枪决，就是我收的电报。”
戴季英平反后，童志强多次到戴府采访，在谈及高敬亭之死时，戴几次强调：“是党中央批准枪毙高敬亭的，叶挺亲自给我看的电报。”他并反问我：“高敬亭这么高的职位，如果不是党中央批准，谁有这么大的胆敢动他？”尽管有李、戴二人的口述，童称并没有看到第一手的资料,但留下了重要线索。
笔者查阅文献所知，据李晓光所著《张云逸年谱》：高敬亭被抓后，在张云逸（江北指挥部前委书记）主持下，江北指挥部前委由叶挺开会研究，向中共中央和东南局请示：提出了高虽在不坚决贯彻执行中央东进皖东战略方针等问题上有严重错误，念他为党为人民做出过贡献，建议“撤销高敬亭党内外一切职务，送后方学习改造”，作从宽处理。中共中央和东南局回电表示同意，但两天后又来电称：“为防止第二个张国焘出现，决定处决”。
李资平的回忆文章则更详细：“江北指挥部前委研究高敬亭错误处理时，参加会议的有：张云逸、邓子恢、罗炳辉、赖传珠。叶军长列席党委扩大会，四支队司令员兼政委戴季英、鄂豫皖边区省委书记郑位三也参加了会议。江北指挥部前委报东南局的处理意见是：‘高敬亭在贯彻执行中央东进战略方针当中，抗拒中央东进战略方针，不服从军部命令，企图在怀桐庐地区建立根据地和中央东进方针相对立等严重错误，本人又无改正错误之意，按照党纪军法应予以处决处理，但念高敬亭曾为党为人民作过贡献，故此，撤消高敬亭党内外一切职务，送后方学习改造。叶张邓报东南局并袁周’。”
李写到：“江北指挥部给东南局的请示电报内容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我看过给东南局电报稿子字迹，不是张云逸和邓子恢的笔跡，据说是戴季英起草的。请示东南局的电报发出几天后即回电，电文称：‘同意你们对高敬亭错误的处理意见，并经东南局报中央批准。’江北指挥部接到东南局第一个电报后，大约相隔两天又接到另一个电报，电文称：‘为了防止第二个张国焘出现，经请示中央批准，决定处决处理。’江北指挥部执行上级党委决定，于一九三九年六月二十八日（原文），在安徽合肥青龙厂执行处决。”
回看一下，关于处理高的决定，中共高层给东南局回复了“三个电报”，先是同意送高去学习，接着一个是批准处决，还有一个是“迟到两小时的电报”，内容也是要送高去学习。从逻辑上讲，后面一个电报应该可能性不大，除非有其他原因。
由此看出，处决高的意见是经江北指挥部研究决定、东南局同意上报、中央讨论批准的，理由是“防止出现第二个张国焘”，即防止“高敬亭叛变”。后果如此严重，应如何权衡呢？叶挺、项英还会将高敬亭送后方学习吗？
在关于处决高的电文中，特别提到了是“为了防止第二个张国焘出现”。张国焘是什么情况呢？1938年4月中旬，张叛变跑到武汉，周恩来对其劝告无效，随向中央请示，并为张国焘提供了三个选项：一是纠正过错，继续在党内履职；二是申请休假，暂时调整一段时间；三是拒绝改正，最终被组织除名。4月17日，张国焘给周恩来留了张字条：“周兄，我选了第三条路，不用派人找我了。”中共中央随在4月18日宣布将他从党组织中除名。
张国焘叛变投敌，罪行不可谓不重，中共处决他应该可以吧？但中央并没有这样做，也没有牵连他的亲属。他的妻子杨子烈当时正怀着身孕，她提出要去找张国焘。对此，毛泽东不仅没有阻拦，反而排除干扰，主动为其向中组部写了一张条子，指示他们：“让子烈同志回家团聚。”
毛泽东还托杨子烈转达张国焘一句话：“我们多年生死之交，彼此都要留点余地。”后人评价说，毛泽东的这句话是“刀刃上的宽容”，显示了中共处理“内部”矛盾的独特智慧和宽大胸怀，是有“人情味”的。
再看看“第二个张国焘”高敬亭，高被抓时，其妻子史玉清也正怀着身孕，还带着一个十个月大的孩子。此前，在处理高的问题时，也曾提出三个选项，但是一个未同意。结果，高被杀，史玉清成了“反革命家属”，被开除党籍，关押审查。
毛泽东和张国焘
四、“高敬亭案”平反过程
实际上，毛泽东对高敬亭案一直是很关注的。1943年，周骏鸣在延安参加学习时，有一次到中央党校看戏，正好遇到毛泽东。在谈到高敬亭时，毛泽东问周骏鸣：“高敬亭不枪毙，送来延安学习好不好？”刘少奇也对周说：“不让出大别山不是更好吗？有这块根据地，跟敌人斗争不是更有力量吗？到路东没有基础。”
笔者认为：不论毛泽东当时是否同意对高敬亭的处理意见，但毛泽东的话从一个侧面表明了毛泽东对“反高斗争”的思考和认识。因此，在探讨“高敬亭事件”的时候，还应该仔细考虑一下当时的历史背景。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在这个会议上，针对张国焘和王明的错误，全会首次明确了党的组织纪律的“四个服从”：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在此会议上，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得以确立。但是，在组织上，中央书记处书记由张闻天、毛泽东、王明、康生、陈云五人组成，总书记仍然是张闻天，王明错误路线的影响还没完全肃清。“高敬亭事件”就是在这段时间前后所发生的。
1975年11月10日，高敬亭的“遗腹子”高凤英与母亲史玉清商量后，勇敢地做了一件惊天大事，她向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要求调查父亲为什么被杀的真相，还其清白。
中央办公厅很快就将信转到毛泽东手里，毛泽东阅信后于11 月30 日批示办公厅主任汪东兴调查此事，并“以其结果告我”。12月9日，汪东兴向毛泽东写出报告，指出经过了解，从中央当时给新四军的复电看，未查到中央复电中提到同意枪决之事，而项英在给中央的电报中称：“白崇禧电奉委座电令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枪刑照准。”毛泽东于12月14日即在汪东兴的报告上批示：“请军委讨论一次，我意此案处理不当，其责任我怀疑主要是项英。”
1938年9月29日在延安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主席团合影
前排左起：康生、毛泽东、王稼祥、朱德、项英、王明
后排左起：陈云、博古、彭德怀、刘少奇、周恩来、张闻天
项英是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副军长（政委），负什么责任不言而喻，这也不是哪个人想负就能负的。主要责任也未必是一个人，仔细想一下，“白崇禧电奉委座电令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枪刑照准”之语，从程序上看，“所请云云”应出自新四军军部，与叶挺在公审高敬亭大会上的讲话“日昨已请示委员长云云”相符。
还有一重要人物要说一下，那就是前面多次提到的戴季英。许多人在写戴季英和高敬亭的矛盾时，都会讲戴季英是到四支队来当政委的，可是高敬亭只安排戴当了政治部主任。因此，引起戴不满，这是真的吗？
“四支队政治委员”这个职位一定是由中央或长江局任命、并与军部商榷的，这不应该有疑问吧？仔细查阅资料，并未见相关任命或通知。但笔者发现了一个重要线索，据谢雪畴撰文回忆：“高被处决后，戴季英安排宣传科长裴先白和我负责清理高敬亭保存的文件、书信。我从戴季英给高敬亭的书信中发现，戴几次告诉高敬亭，中央三次要他当四支队政治委员，他都没有公布，把政治委员的位子让给了高敬亭。”
文中叫人看不懂的是，如中央安排戴担任如此重要职务，能不下命令到长江局和新四军军部吗？而且是三次都只告知其个人，有这样安排职务的吗？高敬亭是四支队司令员、军政委员会主席，戴还有什么位子能让？戴这样说想做什么？
1953年2月，毛主席视察安庆时，在洛阳舰上听安庆地委书记汇报，当听说当地上年纪的人仍然非常怀念高敬亭时，十分沉重地说到：“高敬亭不应该杀，是戴季英捣的鬼。”戴怎么捣的鬼，人们不清楚，但其对权力的追求，却是有目共睹的。
1951年底，戴季英嫌开封市委书记官太小，主动给中央毛主席写信。在信中戴用语言攻击省委，强调自己的战功。直言要求当河南省委书记、做中央委员。看到戴的信，毛主席怒不可遏，大斥道：“戴季英已经不可救药了。”“共产党不需要戴季英这样的干部，这样的人应该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永不启用。”
1977 年 4 月 27日，遵照毛主席的批示，中央军委决定对高敬亭同志给予平反，并恢复名誉。高凤英告之笔者，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天水视察兰州军区第21军61师（红军师，前身是高敬亭领导的红28军和新四军四支队）时，专门接见了高凤英，这彰显了中央领导对高敬亭将军一生功绩的充分肯定。
至此，“高敬亭冤案”终见天日。虽然，“高案”作为一起罕见的党史军史事件早已过去多年，但作为历史教训，它永远是一面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