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明深 马明潜 张东生（执笔）
父亲马克勤，山东新泰人，1938年参加革命并入党，1942年因八路军洛阳办事处主任袁晓轩叛变被捕。1944年出狱后，在太岳军区情报处、华北军区情报处、二野情报处、三野情报处担任情报员。他长期潜伏在国民党最高情报机关和决策中心，历任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办公室/中央党政军联席会报秘书处徐复观（徐佛观，蒋介石侍从秘书）的少校副官、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中央党政军联席会报秘书处总干事/机要秘书、“国防部青年救国团”总部中校秘书等，秘密为我党我军从事军事情报工作。1949年5月，南京解放不久，马克勤接二野情报处命令与袁之平、二叔马克余等组成“特工小组”经香港秘密潜入台湾，11月接令返宁。同年11月又接三野情报处命令，与母亲王芸仙一同再次潜入香港、台湾，后暴露脱险紧急返回。1952年初马克勤再接三野命令，只身从澳门偷渡入港，执行绝密任务。虎口十年，出生入死，无怨无悔。1987年国家安全部专函表彰了马克勤的历史贡献。
本文所介绍的是马克勤等中共军事情报人员在南京解放前后，为解放台湾，第一次领命奔赴香港、台湾执行特殊任务的主要经历，时间从1949年5月到11月。
1949年2月1日至3日，毛泽东和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在西柏坡见面时曾说：“目前，还有一半领土尚未解放，比较麻烦的有两处：台湾和西藏。其实，西藏问题也并不难解决，只是不能太快。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这是无可争辩的。现在估计国民党的残余力量大概全要撤到那里去，以后同我们隔海相望，不相往来。那里还有一个美国问题，台湾实际上就在美帝国主义的保护下。这样，台湾问题比西藏问题更复杂，解决它更需要时间。”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谈到台湾问题。
一个多月后，台湾问题在中共中央的议程里正式被提及。3月，中央召开会议讨论即将成立的华东局管辖范围，毛泽东提出：“还要加上台湾。这地方很应该注意。”
5月中下旬，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向上海发起总攻。美国方面出于对国民党政府极度的失望，没有作出任何反应。面对比预想快得多的军事决战胜利，毛泽东决定改变原来的战略对策，他决定：采取大迂回、大包围的战略，用一野进军西北，四野直捣两广，二野进军四川，在西南全歼国民党军队的最后主力；只把三野放在东南，一方面严守对外的门户，一方面准备进攻台湾。
一、赴台“特工小组”的任务
1949年4月中旬，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原中野刘邓大军、前身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三野战军（原华野陈粟大军、前身华中野战军和山东野战军）即将全线发起渡江战役。此前，马克勤已在国民党最高决策机构（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办公室/中央党政军联席会报秘书处、（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中央党政军联席会报秘书处、（杭州）“国防部青年救国团”总部潜伏了四年，获取了大量绝密情报，特别是在重庆的工作，受到了中共南方局负责人董必武的表扬。在南京，其实际身份是太岳军区、华北军区南京联络站情报员。
渡江战役前，“华北军区南京联络站”原太岳军区情报处人员归建第二野战军情报处（太岳军区原属晋冀鲁豫军区野战军，二野前身）。“华北军区南京联络站”任务至此完成，但这些“无名英雄”们即将面临的将是更为艰巨的任务。此前，华北军区的意见是向东南方向发展，去向是台湾或广州，军地联络由中央社会部罗青长主任负责。
马克勤回忆：“南京解放后不久，在一次军事会议上，二野参谋长李达传达：“凡在南京工作，现在如仍有去台条件的同志，都要去台湾工作。”二野情报处副处长魏锦国会同袁之平（袁映来、华北军区南京联络站站长，成员有马克勤、鲁晋、刘存真（杨XX）、王芸仙、二叔马克余、三叔马克谅）研究决定，以袁之平为领导，以马克勤原国民党内任职职务为依托，调鲁晋、刘存真等特工组成一个“特工小组”去台。任务是获取各类情报，如潜伏、策反、军情、海流等，为后续解放台湾的情报工作和行动打前站。
“特工小组”成员均是长期从事情报和潜伏的特勤人员。负责人袁之平是八路军太岳军区情报处老牌特工、曾担任驻临汾日军情报系潜伏人员、赵城情报站站长。八路军太岳军区16团韩略村全歼“日军参观团”、太岳区抢救绝世珍宝“赵城金藏”等重要情报均由其和战友送出，其特点是做事冷静沉稳。
根据二野和上海华东局相关负责人的要求，此次到港台的主要关系人就是原蒋介石侍从秘书徐复观（徐佛观）。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徐是马克勤的老长官，马克勤又长期担任徐的副官和秘书，关系密切，私交也非常好，徐对马甚为信任。另外还要“依靠”两位重要人物，一位是原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副主任委员、山东省政府简任委员、民政厅长（抗战时担任青年远征军政治部主任），5月1日才上任的新任高雄市长刘翔，另一位则是抗日名将、国民党陆军编练司令、台湾防卫总司令、陆军总司令、二级上将孙立人。如果说“依靠”刘翔还有依据，但要“依靠”孙立人就不知何意了，“依靠”的意思表明之前可能有过联系，这应该是在去上海时华东局领导有过交代，但未明说。
此次行动绝密，去台后不与任何组织发生横向关系，包括台湾地下党。赴台行动经野司批准后，父亲立即开始做赴香港和台湾的准备了。
二、赴台背景和准备
1949年5月下旬，“上海战役”刚刚结束，中央军委就开始筹划“台湾战役”，责成第三野战军代司令员栗裕组织部队作好攻台准备，栗裕被任命为解放台湾工作委员会主任。，对台情报工作也提上了日程。1949年6月14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军委致粟裕等将领并华东局“研究夺取台湾的问题”的电报。1949年6月21日毛泽东又起草了致华东局和粟裕等将领“帮助二野西进、准备占领台湾”的电报。
为了给解放台湾准备力量，1948年7月1日在新成立的华北军政大学设立了台湾队（前身为晋冀鲁豫军政大学台湾队），队员来自各部队台湾籍士兵，其中一部分为原驻台国军“整编70师”，该师1946年12月从台湾赴大陆，1947年1月9日在山东“巨金鱼战役”中被全歼，其中被俘台湾籍士兵选入华北军政大学台湾队。台湾队学员毕业后进入三野，改属“三野台湾队”准备参加解放台湾。
同时，三野内部选出了一批台湾籍、或者在台湾有亲友的人员，全部在三野司令部联络部驻扎，由联络部副部长、情报处长徐宗田负责培训。 粟裕要求尽量缩短培训周期，一是可以减少被敌人侦察破坏，二是让他们尽早进入台湾，将来可以配合解放台湾作战。
但是，从1949年5月20日起，台湾宣布全省戒严，进入台湾已经很困难了。刚开始，由于有百多万人的国民党残军和家属陆续退入台湾，岛内一片混乱，尚有机可乘。到了下半年，台湾岛内开始加强了治安，局面渐趋稳定。如非特殊，进入台湾岛就几无可能了。从后来的情况看，华北军政大学台湾队、三野联络部训练的这批学员和情报特工，并未能按计划进入台湾本岛，只在沿海岛屿的解放和其他领域中发挥了作用。
1949年5月6日，杭州解放，马克勤所在的国防部青年救国团所属各总队已各自溃退，马借故回南京负责“善后”，潜伏在“绥靖总队”的马克勤二弟马克余随部逃至上海，并从上海来电已证实了这一点，当时袁之平急电在“绥靖总队”的马克余返回南京，但不久（5月27日）上海亦解放，在混乱中马克余未收到电报，亦随“绥靖总队”残部乘海轮逃至厦门。
1949年5月底，赴台“特工小组”马克勤等带着秘密使命，依依不舍地离开二野情报处的领导和战友，告别了南京，踏上了新的征途。当天到达上海，根据上海中共华东局有关领导的指示和决定，先进入香港，然后设法公开进入台湾。但也考虑到大家都是第一次去香港，人地生疏，需事先有个立足的地方，才有利于下一步的工作。基于这种考虑，马设法找到了原在中国“工合”晋豫区办事处共事的赵叔翼，通过他的协助，把大家介绍给他的同学、上海轮船公司的经理，并在香港设有分公司的吴志贤先生，他不久即去香港工作，经赵叔翼介绍后吴愉快地接受了委托，同意与马等同行，还允到达香港后，负责安排大家的临时住宿问题。由于这一问题顺利解决，华东局的领导感到很满意，袁、马等心里也感到踏实了！
三、从上海乘船进入香港
马克勤回忆：“五月末的江南，已是开始闷热的时候，上船这天，天气特别晴朗，由于是上海解放后第一次开往香港的轮船，码头上候船的人特别拥挤，各类人员都有，其中夹有许多从南京逃往上海，再从上海逃往香港的国民党机构人员。海关检查极为严格，迟迟不能上船。焦急和闷热相互影响，所有候船的人都汗流浃背了。护送我们的人也暗自为大家担心，但还是尽量的保持着平静，深怕影响我们的情绪。检查终于通过了，大家顺利地登上了轮船，紧张的心情才稍得放松。”
“船上响起了震耳的马达声，轮船许许地摆动着，终于开航了。我们急急忙忙地找好座位，大家才安定下来。客轮里的乘客仍来往不绝，都忙着找个合适的坐位，在人群中我们发现了吴先生，彼此心照不宣地打了个招呼，没有作公开交谈。轮船缓慢地驶出吴淞口后，加快了马力，不久进入了公海，经过两天一夜的不断航行，终于到达香港。当轮船停靠码头后，我们尾随着吴先生下了船。一眼看到的就是一个花花世界，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极陌生的地方，我们的服装与这里极不相称。当吴先生把我们引进他的公司时，他的同事都为我们的到来显得很惊讶！不难看出，他们已断定我们是大陆逃来香港的难民，但也说明，我们的化装是成功的。”
“在公司没有停留多久，吴先生又带我们过海去九龙，把我们送到九龙皇后 大道某街陈先生家中，陈是吴的亲戚，在中国民航工作。经过吴的介绍和说明，得到了陈先生的热情接待，当即为我们安排了住房，生活上亦得到照料。至此我们征途中的第一站，进入香港的计划在紧张之中圆满地完成了！”
但到香港后，鲁晋却接到二野情报处命令，返回南京，做进军西南的准备。鲁晋回二野后，组成先遣侦察大队和18军一起参加了解放西藏的战斗。
马克勤写到：“在未出发前，得知刘存真的家属已在台湾，他能通过家属代办入境手续，到达香港不久，刘就收到了入境证，他是第一个进入台湾台北市的。生活安排好后，我就赶去会见徐复观，其时徐正在香港。”
1949年3月徐复观在溪口坟庄和蒋介石午餐时，提出在香港办“民主评论”，蒋同意并资助了四万五千元，5月“民主评论”在香港出刊。香港九龙是“民主评论”总社，台湾的是分社，徐的家安在台中，因此徐常往来于港台两边。
“事情很顺利，马克勤与徐复观及原国民党中央党部“中央党政军联秘处”的其他人员都见了面。此行，对蒋介石南逃掌握了更具体的材料。蒋不是一开始就决心逃台湾的，原想重返重庆建都。在这个问题上，蒋较长时期内处于举棋不定的局面，但我们到达香港后，国内形势是急转直下，蒋才下了远逃台湾的决心。在广州，马克勤还与“国防部青年救国团”的一些逃难者相遇，其中绥靖总队的一个中队长许昆，是厦门逃来广州的，“国防部青年救国团”绥靖总队残部逃到厦门时已是溃不成军，处于无人过问的局面，多数士兵，都以讨饭为生。许昆还特别介绍了潜伏在绥靖大队的马克勤弟弟马克余及陈海根、张成才三人的近况，知道了他们的下落，和其他士兵一样也是生活无着。基于上述情况，国民党逃往台湾已成定局，因此马克勤便向徐复观提出去台湾工作的要求，得到了徐的支持，徐当即写信给高雄市长刘翔，介绍了马克勤情况，请刘翔设法解放入境问题，并安排工作。”
袁之平听取马克勤的汇报后，非常高兴，除等候刘翔的复信，作好去台准备外，他对困在厦门的马克余等人极表关切，当即责成马克勤写信通知克余等人来九龙，但还没有等到马克余的到来，马克勤就收到了高雄市政府发来的“入台证”，时间紧迫，且怕生变，越快越好！马克勤立即先打前站，离开九龙，孤身奔赴台湾了！
四、陆续进入台湾高雄
马克勤于6月初在台湾基隆市登陆，然后乘火车直达高雄市（高雄旧称“打狗”），下车后立即去市府拜会了市长刘翔，与刘翔的相会并未使马感到生疏。早在1944年，马在重庆工作时，已在徐复观家中见过面，1947年夏季，又在南京得到徐复观的授意，专程去山东济南探望过刘翔，当时他是山东省政府简任委员、民政厅长，高雄市的见面是第三次，应该说是“老相识”了，双方有一定的感情基础，因此彼此谈话都较随便，没有什么拘束感。也许是刘早已收到了徐复观的来信，对马等人的工作已事先有了安排，谈话不久，刘一方面责承专人安排住地，同时还当面宣布，任命马克勤为高雄市政府行政股长职务。至此，第二步预定计划已实现，真是太兴奋、太紧张了！
上述情况，马及时转告了在九龙的袁之平等人，并要求他们寄来照片办理入境手续，作好来台的准备工作。收到袁的回信后，得知马克余等人已到达九龙，悬挂已久的心事终于放下了。当即趁热打铁，及时找到刘翔，以自己的亲属为由，说明袁之平等逃到九龙，生活无着，欲来高雄谋生，希望得到刘翔的帮助，解决入境和工作问题。刘愉快地接受了请求，让马直接与人事部门接洽办理，刘的指示，如同“圣旨”，人事部毫不犹豫的照办了，没有几天，“入台证”均已到手，遂火速寄往九龙。6月中旬，袁之平等4人顺利来到高雄会师，入台计划全部实现，这在当时是件激动人心的事，大家都为此暗自高兴！
随着袁之平等的到来，落实他们的工作成为当务之急。尽管刘翔事先有所应允，但同时为四人谋求工作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心里总有点不踏实，还应及时争取落实。因此，马再次找到刘翔，摸清他的打算。刘对马克勤的弟弟马克余等人曾参加刘培初的绥靖总队是早有所闻的，知道都当过兵，就提出让马克余等三人参加高雄市政府的保警队，从事市府保卫工作的建议，考虑到这一安排有利于今后工作的开展，马克勤就欣然同意了。但对袁之平的工作未当场明确，答应以后设法解决，这虽是美中不足的一点，但一次能解决三人的“工作”，已超出了原来的估计，也就心满意足了！
刘存真得讯及时赶到，并汇报了他的活动情况，据他估计，他有可能打入一新的特务组织，其活动范围不限于台湾本土，有计划在香港、澳门、日本等地区和邻国扩大特务活动，目的是通过多渠道打入大陆，进行破坏活动。刘特意征求意见，希望能作出决定。大家认为，刘提供的情况是可取的，能打入新特务组织，对控制国民党派遣特务的内幕情况，是最有利的条件，更符合斗争形势的需要，因此都积极支持他，争取打入该组织，刘的工作明确后，他及时返回了台北，后在台北板桥镇开设了一个小厂做掩护进行情报工作。刘一直留在台湾，从时间上看，从1949年5月20日起台湾省主席兼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陈诚颁布戒严令，到1987年7月15日蒋经国宣布解严，共持续了38年又56天，是世界上持续时间次久的戒严，但金门县与连江县的戒严则到1991年才解除，时长近43年，是世界上最久的戒严令。戒严中最严厉的是对基隆和高雄两港市的管理。刘存真后归公安部华南办事处、国安部领导。1989年冬去世，应该是在台湾潜伏最久的中共特工之一了。
马克勤写到：“这次奉命来台工作，原计划仍以原国民党中央党部中央党政军联席会报秘书处副秘书长、蒋介石侍从秘书徐复观为主要对象，进行情报工作。能否“依靠”刘、孙的计划则要根据实际情况。未料徐并未到台湾，经他介绍却直接到了刘翔手下，条件真太理想了。刘翔和徐复观是至交，马克勤与徐复观的关系刘翔也早有所闻，且与他本人也有过直接往来。在济南战役中，刘翔曾被我军俘获，还跟着国民党山东省主席王耀武一起发了对蒋不利的声明，经教育后释放，在他的思想中应是有一笔帐的，这一点，今后还有可利用之处。基于上述条件，我们直接在刘翔领导下的高雄市府公开工作，对情报工作是极为有利的。”上述情况应该就是“依靠”之说的来源了。
“刘翔是湖北人，黄埔军校毕业后留学美国，受过高等教育，是个文雅、具有文人学士风度的人物。他性情开朗，平易近人，善于交际，广交朋友；骑马、打猎、跳舞、下棋，样样都喜欢，生活情趣极为广泛。但在工作上严肃认真，从不马虎。因此和他共事的人，既不感到拘禁，又非常尊重他，在国民党要员中是少有的人物。正因如此，也为我们的工作提供了方便。”
“高雄市位于台湾南部，是重要的海军基地。铁路贯通南北，海运四通八达，交通极为方便。高雄市以南的寿山，虽海拔不高，但能对东南海域一望无际；山上遍布暗堡和重炮、高射炮阵地、直接控制东南海域；再往南不远是海军司令部左营，寿山由东到南，构成了天然的军用良港，舰船隐蔽其中，不深入其境，极难为人发现，地势极为险要。”
寿山位于高雄西子湾，即“高雄要塞”。蒋介石到高雄就住西子湾行馆，行馆靠海，蒋每次到高雄，附件海上就停有军舰，据说是因为西安事变的经验。蒋到高雄后不久，就到高雄要塞、左营海军司令部、机场等军事重地视察。高雄作为台湾最大军用海港，战略位置极为重要，大型海空基地均驻于此，解放台湾能否成功，此处是一大威胁。原计划并未料能到高雄，真乃天赐良机。
五、开展工作和接令撤退
“由于刘翔社交广，举行大型舞会较多，布置多由马克勤负责。马在重庆做过宣传队，吹拉弹唱皆会。这些舞会的设计美观、雅致、效果良好，常得到刘翔的赞赏，刘常在一些党政要员、军队将领面前称赞马克勤，从而结识了一些朋友，为马克勤扩大对外联系，创造了有利条件。每当刘翔被邀请参加一些社交活动，常喜欢约马克勤同往，因此马得以多次进入高雄要塞和海军基地内部，掌握和记录下许多重要军事机密。”
父亲回忆：“随着国民党在台湾的逐步稳定，反攻大陆的口号就愈来愈高了，为了实现反攻大陆的梦想，他们除以派遣特务，潜入大陆进行破坏活动，视作是“起死回生”灵药外，还积极策动潜伏在大陆的一切反动势力，作为反攻大陆的配合力量。通过在刘翔处的工作，马克勤秘密劫取了国民党制定的“滇、桂、黔武装计划”这一重要情报，这是国民党从事大陆破坏计划的一部分。”此情报对于解放大西南、消灭潜伏敌特、稳定社会局势起到了重要作用。
“到高雄市虽时间不长，但工作已顺利开展起来，台北的刘存真已打入新的特务组织，在高雄市府工作的马克余等三人，均已走上岗位，专门负责高雄市府的门卫工作，马克勤不仅有了公开的职业，并与刘翔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得到了刘翔的信任，到同年8月底，高雄市政府决定建立单独的电台，刘翔还明确让袁之平负责该电台工作，这个意想不到的公开职业，是梦寐以求的，如能实现，就从根本上解决了情报传递问题，对整个情报工作的开展是极为有利的。但正当我们高兴地等待这一美好愿望实现的时候，一个意外的消息传来了！”
这是1949年10月10日，国民党的双十节，马克勤忽然收到一份由香港某轮船公司发来的加急电报，全文是：“你父病重，速返。”这份出其不意的来电，使我们都惊住了！究竟出了什么事！袁之平、马克勤当即作了认真地分析，最后的估计是，我们入台计划可能出了问题，是通知我们撤退的电报。但如何撤退？怎样向刘翔作出解释？又不能不使我们作认真的考虑。袁认为，在台北的刘存真与我们的牵连估计不大，可不撤离台北，但也不必通知他，以免引起意外。其余的人，均应分期分批撤离高雄市。至于如何向刘翔作出解释的问题，马认为，要考虑到今后仍有来台工作的可能，应留有余地，以电报内容为由，比较符合实际。意见得到统一后，马便向刘翔作了汇报，办理请假手续。说明妥善处理好家父重病之事后，重返高雄工作，请求刘翔保留名额，尽快返回任职。此申请得到了刘翔的批准，事后便按原计划，袁、马从高雄到台北，乘飞机离台，飞香港，马克余等三人由高雄乘船回香港。1949年11月初5人回到南京，“特工小组”撤退计划顺利完成了。
六、策反孙立人
1949年，蒋介石与国民党已经风雨飘摇，正应了那句老话“树倒猢狲散”。国民党不但在战场上降者如云，即使是国民党高级将领也开始向解放军、毛主席递了降书。《党的文献》曾刊登了1949年1月10日毛主席在电报里向斯大林详细介绍了国民党高级将领向解放军“递降表”的情况，如白崇禧、刘文辉、汤恩伯、刘汝明、傅作义等赫然在列。根据电信，毛主席是这么披露的：“现在，国民党的许多要员，正在寻求和我们联系。白崇禧告诉我们的人，中共若有什么指令，他马上照办不误。我们对他已有口头暗示：其驻汉口部队按兵不动，不要为我们将要发动的进攻掣肘。”等等。
面对国民党高级将领如潮的投降风，毛主席保持着清醒的头脑。毛主席在电信中说道：“眼下这对我们并没有好处。因为有太多的国民党军队投奔我们，很不安全。况且国民党军队的将领都想谋求高位，可他们并不足信。”
同时，毛泽东根据中国军政形势致电斯大林，准备由毛泽东、任弼时、高岗等21人组成代表团访苏。毛泽东提出：我们迫切需要去见斯大林，以向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汇报，并领受关于中国革命一系列最重大问题的指示。
对孙立人，中共做法则是主动的。在台湾，孙立人担任台湾防卫总司令（驻守高雄）、陆军总司令，成为当时国民党在台湾最有权力的三人之一。另外两人分别是台湾省主席、台湾警备总司令陈诚。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国防部政治部主任蒋经国，蒋经国还同时担任在高雄成立的“政治行动委员会”秘书长。蒋经国是蒋介石的长子和接班人，陈诚则是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干女婿。孙立人虽故非亲，但受到美国人的亲睐和支持，这一点蒋介石非常忌惮。但在一段时间内，蒋介石还需要孙立人的支持。
为什么“特工小组”此行要“依靠”孙立人呢？其实这也是中共一直想下的一步棋，目的就是“策反”孙立人，当时，蒋在台湾的势力还不够强大，孙的走向举足轻重。据金其恒《1950年中共策反孙立人揭秘》一文，孙立人原配夫人龚夕涛胞兄龚意龙回忆：“1947年陈丕显就同其谈过此事（指策反）。1949年春，宋任穷在合肥也找他谈过这个事情（注：金其恒是龚意龙的女婿；龚夕涛留在孙立人安徽老家，未去台湾）。1950年初中共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第二书记兼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和他谈话。希望利用亲戚关系，做孙立人的工作。”经过考虑，龚意龙推荐了孙立人的姐夫潘仲文携带陈毅的信到了台湾。孙立人见信后问到：“怎么不是朱德写的呢？”，其他孙立人并未再多说什么，并尽快送走了潘仲文，孙立人之谨慎，可见一斑。陈毅知后笑道：“潘先生不虚此行，此趟没有白跑”。
对台高层策反是极危险的任务。国民党高级将领滕杰（中将、最后一任南京市党部主任委员、南京特别市市长）曾披露说：“有一位军校第一期学生徐会之，抗战时期当过军委会政治部第二厅厅长，我当厅长的前任就是他。他这种出身和经历，当然使我们深信不疑。可是，我们从广州撤回台湾，徐会之竟然没有同来，这在兵荒马乱之间，我们也不太注意。过了半年，他突然来台北了，住在一家旅馆里，和谁都不接触，只找彭孟缉。那时彭孟缉当台湾保安司令，位置非常重要。他找彭孟缉做什么呢？原来是奉共党之命，要求彭孟缉投共！彭孟缉是何等忠贞的人，当然把他抓起来。”原拟处判徐5年，蒋介石不满意要重审，后改判15年。1951年10月，总统府参军长刘士毅上将将公文送到蒋手中，蒋亲签“应即枪决可也”。据此可见台湾情治工作之严密，对捕获的中共地下人员毫不手软。
徐复观与孙立人私交甚好。蒋介石、蒋经国对台湾的情治管理十分严密，特别是对国民党高层官员控制很紧。孙立人立功无数，和美国人走的也近，虽有无意和有意之说，但客观上引起了蒋的反感。徐复观曾担任过蒋介石侍从秘书，对蒋很有认识，徐提醒孙立人说：“无谋人之心，而有谋人之迹者，必死。” 此话不久就言中了！虽然没死，但却关了33年，成了“张学良第二”。
写到这里，笔者在想，是何原因要“特工小组”全部撤回呢？如是“父病重，速返”，那也只需马克勤、马克余兄弟二人回去就可以了，其他三人根本无必要，这样势必会引起台方怀疑。应该还有其他原因吧！父亲在高雄市国民党高层“工作”，对当时台湾和高雄的形势是一定清楚的。
后来得知，1949年初到10月，台湾地下党活动频繁。特别是“光明报事件”，引起了台湾警方和蒋介石的注意，并严令限期破案。10月31日，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副书记、高雄市工委书记陈泽民被抓，供出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台湾地下党的最高负责人蔡孝乾。高雄形势骤紧。随即，台湾国民党军警特对地下党的大搜捕开始。虽然，“特工小组”与台湾地下党并无横向关系，但随即带来的危险不言而喻。
令马克勤没料到的是，此时中共香港情报站负责人朱汉民正是马克勤原在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潜伏时的秘密联络人，朱汉民当时是中共南方局青年委员。此前，联络员是张晓梅（中共南方局妇女委员、邓颖超副手）。抗战胜利后重庆一别，再也未见，没想到现在两人又在港台隔空联系、继续执行如此重要的任务。据此应知，“特工小组”的活动一直处于中共情报组织的严密保护之下。当然，此事双方相互并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