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夏，延安迎来了抗战期间唯一踏上敌后根据地的“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以下简称记者团）。9月21日，在八路军晋绥汾阳前线欢送记者团的大会上，美国记者福尔曼说：“过去有人告诉我们：八路军不打仗、没有伤兵、没有捉住俘虏，这里的人民害怕并仇恨八路军。现在我们亲眼看见，八路军是打仗的，是有伤兵的，捉住了日军俘虏，人民是爱护和拥护八路军的……在中国已经证明了奋斗的精神与武器结合起来，就是最大的力量。” 福尔曼亲眼看见的伤员之一就是英勇抗日的八路军营长、真正经历了九死一生的危重伤员、开国将军——张中如,亲临八路军打仗的现场是张中如所在八路军晋绥军区第八军分区（以下简称八分区）抗击日军的战斗。
1943年底，美国记者福尔曼向国民党当局提出赴延安采访的申请。1944年初，美、英等国的数名记者联名写信给蒋介石，要求到延安和八路军根据地进行采访。最初申请遭到拒绝，后来迫于各方面的巨大压力，蒋介石批准了记者团赴延安。
6月9日，由21人组成的记者团辗转从重庆到达延安，除了中国记者和官员外，外国记者六名：福尔曼——美国合众社、英国《泰晤士报》记者，爱泼斯坦——美国《纽约时报》、《时代杂志》记者，斯坦因——英国《曼彻斯特卫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记者，武道——英国路透社、《明星周刊》、《巴尔摩太阳报》记者，夏南汉——美国天主教《信号》杂志记者，普多岑科——苏联塔斯社记者。
记者团到达延安后，受到了军民热烈的欢迎和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人的会见。一个多月期间，记者团参观了工厂、机关、学校、部队、保育院等地方，听取了详细的介绍，实地了解到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及根据地的情况，对所见所闻赞不绝口。
7月的一天，记者团提出要采访从前方送来的伤员。因为延安与抗日前线最近处也有数百公里，中间还有日军的封锁线，所以前方送往延安的伤员很少。为此延安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的鲁子俊院长来到八分区21团一营营长张中如的床前说：“中外记者团明天要来医院采访伤员，我们推荐了你。你有什么就说什么，不必拘谨。”张营长在指挥战斗中被日军的子弹打穿胸部，在没有麻醉药的条件下前后经历了八次手术，因没有消炎药和医疗设备导致肺脓肿，从晋绥军区后方医院转到这里，历时两年伤口才愈合。
第二天上午，外国记者在翻译的陪同下来到医院。走进宽阔的院门，迎面是一座用石灰粉刷得雪白的高大、宽阔的影壁，上面写着要求医护人员为伤病员服务的《十要十不要》守则。院内环境整洁，树木花草也多，石砌窑洞整齐地排列在山坡上。医院约有二百张床位，大多安排在石砌窑洞里。窑洞前的平台上是一排排晾晒纱布、绷带、衣服的铁丝架，虽然尽力清洗过，但红色、黄色的血迹脓痕依旧斑斑点点。
这座医院是1939年12月诺尔曼·白求恩医生殉职后，八路军总部命令将位于延安东北部柳树店的八路军医院改名成立的。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多次亲临医院鼓励医护人员向白求恩学习，美国的马海德，印度的爱德华、柯棣华、巴苏华，德国的米勒，朝鲜的方禹镛等医生都在这里工作过。宋庆龄、红十字会等国内外慈善团体，为医院送来了急需的药材、器械。全体医护人员全心全意救死扶伤，使该院成为八路军医疗战线上的一面旗帜，在八路军官兵眼中这里是个了不起的大医院。但是这座八路军最好的医院缺医少药、极端困难的艰苦状况，令记者们十分震惊；医护人员和伤病员们井然有序、斗志昂扬的精神面貌，令记者们非常兴奋。
记者们走进张中如的病房，看见这位24岁的八路军营长伤口刚愈合不久，身体非常虚弱，只能躺在病床上接受采访。因为是第一次接受外国记者采访，张中如情绪有些激动。他中等身材，极度消瘦的脸庞上一双明亮的大眼睛，长期伤痛的折磨使头发大部脱落，只留下一些稀稀落落的黄色软发,后脑勺、双肩部、双胯部、双足跟的七处大褥疮，还没有彻底愈合。
记者们在询问了张中如的姓名、年龄、职务、部队番号等情况后，提出要看看他的伤口。在医务人员的帮助下，记者们仔细查看了他胸部子弹进出口的部位和手术留下的创伤。接着，众人在椅子上坐下，高大健壮的福尔曼和比较清瘦的爱泼斯坦先后提问，张中如一一回答，其他记者做记录。
问：“你是怎么负伤的? ”
答：“我是在一次伏击日军交通运输线的作战中负伤的。当时日军在山下，我们在山上，距离约有150至200公尺。我用望远镜观察完敌情，正当弯腰转身准备变换位置时，被日军子弹击中右下侧胸部，是战友们把我从战场上抢救下来。”
问：“左胸部的创伤面积大，凹陷也深，是怎么回事？”
答：“这是负伤后，经历多次手术造成的。负伤约十天时伤口即将愈合，突然胸腔化脓、高烧不退、陷入昏迷、生命垂危。多亏汉斯.米勒医生经过我们军分区，为我做了最初的手术，去掉肋骨碎片和腐肉，用吹排球胆的办法排脓。到军区后方医院后，由于脓胸导致反复高烧、昏迷的恶性循环，不得不再经历了七次手术、扩大伤口、插管排脓，切除三根肋骨。现在左肺萎缩，右肺肺气肿，心脏和气管偏移，左胸凹陷，右胸隆起，伤口成了这个样子。”
问：“你是什么时候负伤的？”
答：“1943年3月，已经一年又四个月了。”
问：“当时你们部队的任务是什么？活动地区在什么地方？”
答：“当时我们营的任务是在晋绥军区第八军分区指挥下，在山西省会太原市西南郊区山地的五个日军据点之间开展对敌斗争，挤掉或者打掉这些封锁和控制八分区的据点。这些据点相互之间的距离不远，如太原市西郊的重要屏障古交市距离芝兰据点只有二十公里。我军所在的这一狭窄地区斗争很艰苦，既要千方百计地打击敌人，又必须高度警惕，防备日军集中多个据点的兵力，包围袭击我军。我负伤前，日军曾两次包围袭击我营扑空。我负伤的当晚，日军又合围袭击，我们提前转移才令敌扑空。”
问：“八分区负责哪些地方？”
答：“八分区负责太原以西以南的郊区和清源、阳曲、交城、文水、汾阳等县，东到同蒲铁路以西地区的对敌斗争。”
问：“日军的据点有什么特点？”
答：“日军据点的特点是选择便于防守和射击的地形，修建一个或多个由石料与水泥建筑的碉堡，周围设有铁丝网和外壕，由配备重火力装备的一个日军中队和部分伪军把守，实属易守难攻。我军的任务是拔掉这些据点，切断据点之间的交通线，使日军无立足之地。但我军的武器差、弹药少，不宜正面攻克，通常采用偷袭或里应外合的战法打掉日军的据点。”
问：“你们处决汉奸吗？”
答：“在抗日根据地处决汉奸是抗日政府的事，对个别给敌人送情报、带敌人袭击八路军和抗日政府、烧房抢粮、强奸妇女、罪大恶极的汉奸，多次警告仍死不改悔者，查清其罪行，经当地抗日政府批准执行枪决。通常执行前召开公审大会，当场逐条宣布其罪行，并有相关受害者和亲友上台控诉。随后在当地附近和敌人据点张贴公告，从而发挥震慑作用。”
采访了进行了近两个小时，记者们对张中如坦率的回答深表感谢，还拍摄了两张相片。
记者们对张中如所属的八分区极感兴趣，提出要到敌后抗日根据地采访，到那里亲眼看看八路军是如何同日军作战的，看看日军据点和在重庆难得一见的日伪军。
记者团如愿以偿被安排到八路军晋绥抗日根据地参观采访。8月20日，福尔曼、爱泼斯坦、武道和美军驻延安观察组军医卡斯堡少校、国民党中宣部官员张湖生等从延安出发，长途跋涉于9月6日抵达晋绥八分区，受到了热烈欢迎。
记者们参观了八分区兵工厂、日军战俘管理所等处，听取了情况介绍，进行了逐个询问和拍照。八分区兵工厂是一个用土法制造地雷、手榴弹和修理枪械的工厂，既缺原料，又缺机器。但工人们就地取材，利用废旧物品，熬硝、配药、翻砂，还在地雷和手榴弹壳上精致地铸上“抗战”“打鬼子”“胜利”等字样。这令记者们很感兴趣，临走时每人都拿了手榴弹壳做纪念。他们不仅看到了热情高涨的八路军官兵，还看到了手持步枪、手榴弹、地雷等武器里的民兵。记者们对此深感震惊，认为民众手中有武装足以证明共产党领导的政府是民主的政府，是与民众同心同德的政府。
为了满足记者们看八路军打日寇的愿望，他们被邀请亲临汾阳城外围攻势作战的现场。9月14日他们从八分区驻地出发，15日到达向阳镇。这里距敌人赵庄据点3.5公里，用望远镜可以清楚地看到赵庄炮楼上的日本旗和哨兵步枪上闪光的刺刀。15日与16日夜，汾阳城上硝烟弥漫、火光冲天，枪声和手榴弹声震耳欲聋。记者们目睹了八分区部队和游击队、民兵炸毁日军汾阳城附近的火柴厂、电灯公司，烧毁飞机场、火车站，以及击退增援敌人的作战。17日夜，他们又观看了我军里应外合、夜袭攻打协和堡据点的作战，激烈的战斗仅一个多小时便结束。18日清晨，我军战士兴高采烈地押着日伪军俘虏、扛着战利品胜利凯旋。记者们目睹了这一切非常振奋，这是二战同盟国记者与日军最近距离的接触。附近村庄的乡亲们听说打了胜仗，高兴地奔走相告，成群结队带着食品来慰劳子弟兵，记者们兴奋地拍摄下这宝贵镜头。我方把一些战利品赠送记者们留念，他们接过日本指挥刀、手枪等战利品非常高兴，还喝了日本果子露，吃了日本饼干和罐头，吸了日本香烟。
在9月21日欢送记者团与祝捷大会上，记者们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爱波斯坦说：“八路军是真正和人民结合的军队，在延安和八分区听到见到的一切，都完全证实是千真万确的。”福尔曼眉飞色舞地抱着民兵自造的石雷，与扛着榆木炮的民兵们拍下了饱含情谊的照片。最后，他和记者们一起高呼：“八路军、游击队、民兵、老百姓万岁！”
四个月的采访，使记者团领略到这里完全不同于国统区的一片新天地，看到了八路军浴血奋战的英雄，看到了我军民真正的抗战功绩。回到重庆后，他们发表了数几十篇我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报导，福尔曼撰写了《中国边区的报告》一书，爱波斯坦出版了《中国未完成的革命》专著，武道通过《我从延安归来》客观地报道了在解放区的见闻。这些真实报道与切身感受，在全中国与全世界产生了极大的反响，共产党领导的红色中国清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但此后的中外记者无论如何申请到延安采访，再也没有得到国民党当局的批准。
2011年张中如与江和平
此文刊登在2014年第六期《长治方志》、2015年2月25日《解放军报》、3月3日《老年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