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7军的前身是 1947年8月1日由冀鲁豫军区前指及所属三个独立旅组建的晋冀鲁豫野战军第11纵队，1948年5月改称中原野战军第11纵队。
1949年3月1日与冀鲁豫军区部队合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7军，辖第49师、第50师、第51师 。
1952年3月17日，17军奉命撤销，所属三个师分别改编为兴仁军分区、镇远军分区和独山军分区。
1968年8月26日，武汉军区部队重建第17军，辖第49、50、51师。
1973年2月9日，17军再次被撤销。
晋冀鲁豫野战军第11纵队最早由两部分部队组成：一部分是1940年3月冀鲁豫军区第3军分区青年营扩编的独立团；另一部分是1944年冬，冀鲁豫军区特务连、冀南军区特务连、冀鲁豫第1分区特务连、第5分区两个连合编组成的平原党校特务团，1945年6月，平原党校特务团又改编为冀鲁豫军区第29团。
在1945年秋到1946年春，冀鲁豫军区又先后将东平基干队、阳谷基干队、聊城基干队、单县基干队等地方抗日武装改编组建成第1分区第2、第6团；第2分区第4团、独立团；第3分区第1、第4团；第4分区第4团、独立团；第6分区第3团等8个团，在当地坚持开展武装斗争。
1946年1月，冀鲁豫军区所属部队进行整编，由冀鲁豫军区第29团、第2分区独立团、第1分区第2、第6团合编组成冀鲁豫军区独立第1旅。
1947年6月，第3、第5、第7军分区部队各一部和第4、第6、第8军分区各一部组建为独立第2、第3旅，连同原有的冀鲁豫军区独立第1旅，调归晋冀鲁豫野战军指挥；7月初参加鲁西南战役；其它几个团分别编入独立第2、第3旅。
1947年8月，为壮大野战部队，适应解放战争大反攻形势的需要，冀鲁豫军区奉命以独立第1、第2、第3旅在河南省鄄城地区改编组建为晋冀鲁豫野战军第11纵队；纵队司令员王秉璋、政委张霖之、参谋长刘星、政治部主任裴志耕。
独立第1旅改编为第31旅、旅长汪家道，政委孙仁道，副旅长马宗凯，副政委肖元礼，参谋长杨昆，政治部主屈兴栋。
独立第2旅改编为第32旅、旅长胡华居，政委汤成功，副旅长程绍祥，参谋长戴元仁，政治部主任段思英。
独立第3旅改编为第33旅、旅长闵学胜，政委萧元礼，副旅长赵遵康，副政委卿正兴，参谋长黄学义，政治部主任鲍鸿光。
同时，为了继续坚持当地武装斗争，同年8月，中原冀鲁豫军区回民大队、第2分区基干第5团、第6分区河防团组成新的冀鲁豫军区独立第1旅。
1948年3月，又由第3分区第9团、第5分区第14团、第6分区第11团组成新的冀鲁豫军区独立第3旅。
晋冀鲁豫野战军第11纵队组建后，为掩护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配合陈(毅)粟(裕)野战军在鲁西南地区坚持斗争，1947年1月至12月，先后参加陇海、平汉战役。
1948年1月，第11纵队在城武地区进行土地改革教育和”三查三整”新式整军运动；2月中旬，第11纵队和第10纵队共同挺进豫皖苏地区；4月下旬进至太康地区进行军事整训。
1948年5月，晋冀鲁豫野战军第11纵队改称中原野战军第11纵队。
5月底至7月初，11纵参加了在豫东睢县、杞县地区发起的围歼国民党军区寿年兵团战役；在兄弟部队配合下，第11纵队主攻涧岗集、陈小楼两地，全歼国民党军新21旅；随后，第11纵队又在睢县东北方向逻岗、董店地区阻击国民党军援兵黄百韬兵团，激战两昼夜，保证了华东野战军主力全歼国民党军第75师。
1948年11月初，第11纵队参加淮海战役；11月中旬，与兄弟部队一起在徐州东南陈桥地区，全歼国民党军第107军第261师；11月下旬到12月中旬，第11纵队在围歼国民党军黄维第12兵团战役中，首先攻占敌人核心阵地–双堆集的外围阵地张围子、杨四麻子、杨老五、杨子全等一线，对于保证其它部队围歼双堆集之敌起了重要作用 。
1949年1月下旬，第11纵队奉命开赴河南项城地区整训，准备渡江作战；2月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关于统一全军编制和部队番号的命令，第11纵队及冀鲁豫部队一部在河南省项城地区合编组成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7军，王秉璋任军长，赵健民任政委，萧元礼任副政委，刘星任参谋长，裴志耕任政治部主任，王耀华任后勤部部长。
原辖第31旅改称第49师，汪家道任师长，况玉纯任师政委；
第32旅改称第50师，胡华居任师长，卿正兴任师政委；
由原冀鲁豫军区独立第1、第3旅和独立支队合编组成第51师，闵学胜任师长，崔子明任师政委。
全军共2.4万余人，归第二野战军第5兵团建制。
4月下旬，第17军在安徽省安庆以西江咀地区渡过长江，挺进浙赣两省，追歼国民党军第55军、第96军逃兵8000余人。
5月中旬，第17军进至闽北地区，协助地方建立人民政权。
6月至8月，在江西贵溪地区整训。
9月初，奉命开始向西南进军。
11月初，在黔南地区歼国民党军第49军第149师大部。
12月下旬，第17军一部奉命组成前进指挥所，率第49师等部挺进滇东，驰援已宣布起义的国民党军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部，歼灭国民党军第8军6000余人。
1950年1月，第17军入滇部队返回贵州；3月初，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为了加强地方工作，第17军军部奉命兼贵州军区安顺军分区、第49师兼兴仁军分区，第50师兼镇远军分区、第51师兼独山军分区。
1952年3月17日，第17军番号撤销。
【步兵第49师】前身是1946年1月由冀鲁豫军区部分基干武装组建的冀鲁豫军区独立第1旅，1947年8月1日编入新组建的晋冀鲁豫野战军第11纵队为第31旅，1948年5月改称中原野战军第11纵队31旅，1949年3月1日随所在纵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7军49师。该师战斗力强，是军第一主力师。
1950年1月，第49师兼贵州军区兴仁军分区。
1952年3月，第49师与兄弟部队一道合编为国防军轻装师，下辖第137、141、145团、炮兵团，隶属于贵州军区；8月，国防军轻装师改番号为第49师，下辖：
第145团；
第146团（原137团）；
第147团（原141团）；
炮兵第307团。
1955年4月～1957年6月，该师先后隶属昆明、成都军区。
1958年5月，该师复归昆明军区建制。
1969年11月，该师划归第11军，并改番号为第31师，原辖各团依次改称第91、92、93团、炮兵团。
1979年2月，第31师随军参加对越反击战，歼敌1456人。
1984年4月，第31师再度为国出战，在师长廖锡龙、政委喻忠桂的指挥下，奉命参加收复者阴山之战。
1985年10月，第11军撤编之后，第31师转隶第14集团军建制，并执行南方甲种摩托化步兵师编制，时辖第91、92、93团、炮兵团、高炮团。
1992年，第14集团军高炮旅撤编，成都军区守备第2师则改建为蒙自军分区。
至此，第31师成为第17军最后的血脉。
2013年，第31师拆分为机步第×旅、山地第×旅。
2017年，第31师的血脉在新一轮的军改中，保留在南部战区陆军第75集团军建制内。
145团的前身是1944年冬由冀鲁豫军区特务连、冀南军区特务连、冀鲁豫军区第1军分区特务连和第5军分区两个连合编组建的平原党校特务团；1945年6月补入水东军分区两个连后改编为冀鲁豫军区第29团；1946年1月编入新组建的冀鲁豫军区独立第1旅为第1团；1947年8月1日随所在旅编入新组建的晋冀鲁豫野战军第11纵队为第31旅91团；1948年5月改称中原野战军第11纵队31旅91团；1949年3月1日随所在纵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7军49师145团。
该团是坚持水东地区斗争的老部队，战斗力强，是军、师第一主力团。
146团的前身是1945年11月由2分区4团1营、3分区13团3营、郓北反攻营、范县寿张反攻营合编的冀鲁豫军区第2军分区独立团；1946年1月编入新组建的冀鲁豫军区独立第1旅为第2团；1947年8月1日随所在旅编入新组建的晋冀鲁豫野战军第11纵队为第31旅92团；1948年5月改称中原野战军第11纵队31旅92团；1949年3月1日随所在纵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7军49师146团。该团战斗力较强，是师主力团。
147团的前身是1945年11月由第军4分区特务营、滑县基干团、长垣县大队合编的冀鲁豫军区第4军分区独立第1团；1947年3月编入冀鲁豫军区独立第3旅为第8团；1947年8月1日随所在旅编入新组建的晋冀鲁豫野战军第11纵队为第33旅98团；1948年5月改称中原野战军第11纵队33旅98团；同年6、7月间调入第31旅仍为第98团；1949年3月1日随所在纵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7军49师147团。
【步兵第50师】前身是1947年7月由冀鲁豫军区部分基干武装组建的冀鲁豫军区独立第2旅；1947年8月1日编入新组建的晋冀鲁豫野战军第11纵队为第32旅；1948年5月改称中原野战军第11纵队32旅；1949年3月1日随所在纵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7军50师。
该师战斗力较强，是军主力师。
1951年1月，148团调归16军46师。
1952年3月该师撤消建制，师部并入贵州省镇远军分区，149团团部改为49师炮兵团团部，150团改为铁道工程6师17团。
148团的前身是1938年我党掌握的曹县第3、6、7、8区武装，1939年7月改编为曹县单虞抗日青年挺进大队，12月改编为鲁西南地委独立营；1940年7月改编为冀鲁豫军区第3军分区独立团；1941年11月改称冀鲁豫军区第7分区独立团；1942年11月改称冀鲁豫军区第5分区独立团；1944年6月改称冀鲁豫军区第10分区独立团；1945年8月改称冀鲁豫军区第5分区17团；12月改扩编为冀鲁豫军区第5分区13团；1947年7月编入新组建的冀鲁豫军区独立第2旅为4团；1947年8月1日随所在旅编入新组建的晋冀鲁豫野战军第11纵队为第32旅94团；1948年5月改称中原野战军第11纵队32旅94团；1949年3月1日随所在纵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7军50师148团。
该团是冀鲁豫军区的较老的地方部队，战斗力较强，是师主力团。
149团的前身是1945年秋由单县基干大队和单虞基干大队合编的冀鲁豫军区第3分区第14团；同年12月改称冀鲁豫军区第3分区第8团；1947年7月编入新组建的冀鲁豫军区独立第2旅为5团；1947年8月1日随所在旅编入新组建的晋冀鲁豫野战军第11纵队为第32旅95团；1948年5月改称中原野战军第11纵队32旅95团；1949年3月1日随所在纵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7军50师149团。
150团的前身是1945年秋由长清县大队、博平县大队、齐禹县大队合编的冀鲁豫军区第6分区第3团；1947年7月编入新组建的冀鲁豫军区独立第3旅为7团；1947年8月1日随所在旅编入新组建的晋冀鲁豫野战军第11纵队为第33旅97团；1948年5月改称中原野战军第11纵队33旅97团；同年6、7月间调入第32旅仍为第97团；1949年3月1日随所在纵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7军50师150团 。
【步兵第51师】 前身是分别于1947年8月、1948年3月冀鲁豫军区地方武装重新组建的冀鲁豫军区独1旅、独3旅；1949年3月1日合编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7军51师。
1950年1月，151团调归安顺军分区。
1952年3月，该师撤消建制，师部并入贵州省独山军分区， 152团改编为铁道工程6师18团，153团调归西南军区整编。
151团的前身是1947年8月由冀鲁豫军区地方武装重新组建的冀鲁豫军区独1旅，1949年3月1日编入新组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7军51师为第151团。
152团的前身是1948年3月由冀鲁豫军区地方武装重新组建的冀鲁豫军区独3旅，1949年3月1日编入新组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7军51师为第152团。
153团的前身是由冀鲁豫军区地方武装组建的冀鲁豫军区独立支队，1949年3月1日编入新组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7军51师为第153团 。
第一次组建17军
1949年2月，中原野战军第11纵队及冀鲁豫部队一部在河南省项城地区合编组成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7军，王秉璋任军长，赵健民任政委，萧元礼任副政委，刘星任参谋长，裴志耕任政治部主任，王耀华任后勤部部长。
第一次撤销17军
1950年2月22日中央军委指示：以第二野战军的领导机构为基础，成立西南军区。下辖西康、川西、川北、川东、川南、云南、贵州、西藏等八个军区；贺龙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委。
1950年3月陆军第17军军部兼贵州军区安顺军分区、第49师兼兴仁军分区、第50师兼镇远军分区、第51师兼都均军分区；同年5月，第二野战军根据党中央和军委的决定并入西南军区，取消兵团和野战军机构。
1952年3月17日陆军第17军番号撤销。
第二次组建17军
1968年8月26日经中央军委批准：武汉军区在湖北省孝感市、孝昌、花园镇组建陆军第17军，军部驻扎在湖北孝昌县花园镇。张治银任军长，张昭剑任政委。下辖：
第49师：1951年2月隶属第二野战军第3兵团第10军建制；1961年6月改为武汉军区直辖独立师；1969年12月改称第49师。
第50师：1966年6月由河南省军区8个独立营为基础扩编为省军区独立1师，1968年8月改称第50师。
第51师：1966 年9月文革期间由湖北省公安内卫部队，整编为湖北省军区独立师，驻扎武汉市；1971年11月迁至湖北省襄阳县黄集镇。
第二次撤销17军
1972年11月24日，军委电复武汉军区，同意撤销陆军第17军建制，1973年2月9日陆军第17军正式撤消，军直各部队调配其它部队。
第49师改由武汉军区直辖独立师，1976年6月第49师移防甘肃武威与陆军第19军第56师合并称第56师；1985年9月，转隶陆军第47集团军第56师；1998年10月第56师缩编为陆军第47集团军第56高原摩步旅。
第50师恢复为河南省军区独立1师。
第51师恢复为湖北省军区独立师，1976年4月解散并撤销，师直部队及各团调配其它部队。
【首任军长王秉璋】 河南省安阳县人。
1929年秋，年仅15岁的王秉璋考入冯玉祥的西北军无线电学校；次年4月，中原大战爆发，冯玉祥兵败下野后，其残部被蒋介石收编，无线电学校被改编为第26路军通信营，后又被改编为学兵连。
1931年初，蒋介石将26路军调往江西“围剿”红军。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掀起了抗日救亡的浪潮，26路军官兵北上抗日的请求受到蒋介石的压制，并且他们在与红军的作战中又遭到惨重失败，从而引起军心动摇，这为宁都暴动埋下了伏笔。
1931年10月，在学兵连担任副班长的王秉璋被调往第74旅旅部任旅长季振同的传令兵；74旅驻扎在宁都县城，担任城防；季振同是冯玉祥的心腹将领，在西北军里的影响很不一般。
起义之前，季振同与26路军参谋长赵博生、73旅旅长董振堂三人常在宁都城外的一个小山头上密谈，王秉璋作为季振同的贴身卫士在山头上担任警戒。季振同经常派王秉璋向董振堂传递密信。
1931年12月14日，赵博生召集26路军的团以上主官举行宴会，准备逮捕不同意起义的军官。
宴会在城东的耶稣堂举行，军官们在楼上赴宴，他们带来的传令兵在楼下开席。席间，王秉璋率领74旅的18名传令兵将楼下吃席的传令兵统统缴械，整个行动干净利落。随后，王秉璋又带领传令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上二楼，大喊红军打来了！宴会顿时乱作一团。王秉璋等人趁乱保护季振同、赵博生、董振堂和74旅的两名团长离开会场。74旅1团3营营长严图阁率兵如期而至，将其余军官全部捆绑起来。
季振同、赵博生和董振堂随即指挥部队起义，这就是著名的宁都暴动，26路军共有1．7万人倒戈，参加了红军。
起义部队被改编为红5军团，季振同任军团长，董振堂任副军团长，赵博生任参谋长。王秉璋被提升为军团部传令兵班班长。
王秉璋在起义中的突出表现深受董振堂的赏识，董振堂迅即将其提拔为军团部通信队队长。
王秉璋在红军队伍里迅速成长，先后任红1军团第1师司令部参谋、补充团团长、教导营副营长、红1军团司令部军事教育科代科长、红1军团司令部作战科科长，随中央红军参加了万里长征。
七七事变后，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辖115、120、1293个师。115师司令部是在红1军团司令部基础上组建的，王秉璋便改任115师作战科科长。
1938年2月间，115师参谋长周昆到第二战区司令部开会，阎锡山发给115师6万元军费，这是国民党发给115师的最后一笔经费。会后，周昆将一个大信封交给警卫员说：这是重要文件，你马上回去交给作战科王科长。
警卫员将大信封交给王秉璋后，王秉璋打开一看，根本不是什么文件，而是3万元钱，周昆携另外3万元钱潜逃了。
周昆是参加秋收起义后首批上井冈山的老干部，曾任红8军团军团长、红一方面军参谋长等重要职务。解放后，组织上对周昆进行过调查，当时他在湖南平江老家，调查之后证实他没有参加过任何反革命组织，也没有任何反革命行为。
周昆潜逃后，115师参谋长一职就长期空缺；1938年3月8日，八路军总部任命王秉璋为参谋处长，司令部的工作开始由他负责，实际上行使参谋长的职权。
1939年3月1日，115师师部率686团进入山东。中共中央北方局指示成立鲁西军政委员会，由陈光、罗荣桓、王秉璋、黄励、张霖之、赵博、朱则民等七人组成。
日军得知平型关下来的老八路来了后，来了个九路围攻。115师师部和686团等部在陆房一带陷入重围，王秉璋协助陈光指挥部队与敌激战，胜利突围。
此战后，王秉璋和政治部副主任黄励率师直大部分人员组成东进支队开赴鲁南。
1940年秋，115师在桃峪召开高级干部会议，会议由罗荣桓主持，肖华、杨勇、王秉璋分别作了冀鲁边、鲁西、鲁南的工作报告。会后，王秉璋调任鲁西军区司令员兼教3旅（343旅）副旅长。
1941年2月，王秉璋到达鲁西，教3旅旅长杨勇让他负责部队的训练工作。在王秉璋的主持下，教3旅开展了射击、投弹、刺杀、土工作业四项训练”，部队战斗力有了很大提高；4月间，杨勇赴延安学习，王秉璋任代旅长。
1942年12月，王秉璋调任教4旅旅长兼湖西军分区司令员。此时的湖西根据地在日、伪、顽三股势力的压迫下处境极为艰难，王秉璋一到湖西，即将他的那套交通壕近迫作业攻坚战术发挥到了极致。在湖西的一系列战斗中，交通壕近迫攻坚战术在实战中日臻完善，获得了巨大战果，彻底扭转了湖西的被动局势。
1944年底，王秉璋率八路军3个团南下支援新四军作战，他向新四军第4师介绍了交通壕近迫作业攻坚战术，引起该师首长的高度重视。
交通壕近迫作业攻坚战术在抗战末期和解放战争中逐渐推广开来，尤其在三大战役中发挥了巨大威力。
1949年2月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命令，第11纵队及冀鲁豫部队一部改编组成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7军，归第二野战军第5兵团建制；王秉璋任军长。
1949年10月25日，中央军委任命刘亚楼为空军司令员、肖华为空军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王秉璋为空军参谋长。
这是最先获得任命的三位人民空军将领。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王秉璋负责空军的作战和训练。空军参战后，他几乎每个月都要到安东前线去了解作战情况，解决具体问题，传达军委、总部和空军的命令，帮助志愿军空军制定作战计划。
1953年2月6日，中央军委任命王秉璋为空军第一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这可以说是主持军委工作的彭德怀及军委领导对王秉璋在战时工作成绩的充分肯定。
1953年3月6日，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到莫斯科参加斯大林的葬礼，王秉璋也随同前往。斯大林的逝世使苏联上层处于动荡时期，周恩来临时决定让王秉璋留下来与苏方谈判有关空军装备的订货问题。这次谈判非常顺利，达成了订购各种飞机673架等空军装备的协议。
1955年，王秉璋被授予中将军衔。
1960年2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确定了“以两弹（原子弹、导弹）为重点”的方针（不久又提出了“两弹为主，导弹第一”的方针）。
3月8日，周恩来任命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兼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导弹研究院）院长，空军第一副司令员王秉璋兼任第五研究院副院长。
1960年4月，王秉璋到五院上任，开始主持中国的导弹研制工作。
在那个艰苦创业的火热年代，他与政委刘有光，副院长钱学森、王诤、刘秉彦等人密切配合，共同指挥了一场意义非凡的特殊战役。他们顶住了苏联撤走全部专家和拿走技术资料的压力，度过了三年自然灾害和国民经济最困难的时期，取得了震惊世界的一系列重大成果。
1960年11月5日，“东风一号”发射成功，这是仿制苏联P－2导弹的一种近程地地导弹。随后，我国导弹工业开始由仿制转入自行设计。
1961年秋，王秉璋在陕西临潼主持起草了《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暂行条例》，这是中国航天领域的第一部法规，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开始向正规化、科学化迈进。
1962年6月10日，刘亚楼辞去五院院长的兼职，周恩来任命王秉璋为五院院长。王秉璋在主持导弹研制工作期间，对科研生产体制实施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1964年6月29日，“东风二号”成功发射，这标志着中国“两弹一星”事业在导弹领域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1964年11月，五院建制撤销，成立导弹工业部，即七机部（航天部的前身），王秉璋任第一任部长。
1965年2月，领导原子能工业和核武器事业的中央专门委员会决定兼管导弹工业，王秉璋被增补为中央专门委员会委员。在王秉璋的主持下，制定了一个“八年四弹”的导弹工业发展规划，并获中央批准。
1966年10月，“两弹结合”的核导弹发射成功。
1966年12月26日，“东风三号”发射成功。
1970年1月，“东风四号”发射成功；4月，以“东风四号”为基础的“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了“东方红一号”人造地球卫星，揭开了中国航天史的崭新一页。
1971年9月，东风五号低弹道飞行实验成功。
在王秉璋主持导弹研制工作期间，中国地地导弹从“东风一号”短程导弹到“东风五号”洲际导弹接连发射成功，并成功研制了多种型号的地空导弹和海航导弹。
正当王秉璋沉浸在“东风五号”洲际导弹发射成功的喜悦之中时，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改变了他的命运。林彪折戟沉沙，摔死在温都尔汗。“九一三”之夜，王秉璋正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出席周恩来主持的会议。林彪出事后，党中央及时作出了在组织上清除“林彪的死党”的决定。
王秉璋作为红1军团和八路军115师的作战科科长，一直深受林彪的器重。
1945年9月，林彪在冀鲁豫军区突然接到中央“万万火急”的电报，命令他转道去东北。当时任冀鲁豫军区参谋长的王秉璋正在苏北支援新四军作战，林彪想带王秉璋一同去东北，让杨得志（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打电报给王秉璋，令其速回冀鲁豫军区。王秉璋在路上遇连日大雨，耽误了行程。林彪在“万万火急”的情况下，等了他三天，最后只得北上。就这样，王秉璋没能成为四野的战将。
王秉璋与林彪的这种特殊的上下级关系，当然无法逃脱受审查的厄运。
实际上王秉璋在”九一三”事件中从来没有发挥过任何的作用。常年在秘密基地从事导弹研究工作的王秉璋又能接触多少政治呢？只是当时党内急于纠正林总时期的错误，同时也为了彻底清除林总的党羽，于是采取了较为激进的处理方式。
如何处理王秉璋，周恩来是非常慎重的。周恩来出席了国防科委的三次党委会。第三次时，他是坐在屏风后听会。王秉璋在会上详细讲了自己与林彪的关系。中央决定，对王秉璋停职审查。
王秉璋被收审、关押了整整10年。
1981年王秉璋获释，但是对于当年事情，党中央却一直未对其做出结论与评价。这其中包含了几个方面的原因，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因为,当年错过了与林总北上的机会之后王秉璋就在我国的许多关键技术部门任职，最后又是我国重大科研项目的负责人。对于王秉璋的很多历史都属于国家机密。这些机密甚至连”九一三”事件的调查人员都无权知晓，这便成了一个不能被提及的公案。
虽然不能对王秉璋在当年的事情作定性，但是国家却不否认王秉璋的功绩与贡献。
在2000年由中共中央出版的文献《中共党史人物传》中对王秉璋作了如下评价：他为巩固与扩大湖西抗日根据地、建设人民空军，特别是在我国导弹与航天事业的创建与发展等方面，建立了重大功绩。
这也算是对于王秉璋的客观评价了。
2002年底纪念罗荣桓元帅诞辰100周年的活动中，王秉璋的名字出现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的电视剧《罗荣桓元帅》中，是六位顾问之一。
这位密云重锁的将星在沉寂了30多年后终于露面了！
2017年5月31日，数千人冒着酷热，从各地赶到北京解放军301医院西院，参加一场特别的遗体告别仪式，有些人早早地就来到告别礼堂等候，他们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为的是送别心中敬仰的功勋卓著的老红军战士、开国中将王秉璋同志。
上午十点，哀乐低迴，人们缓步进入告别厅，向这位在人民革命战争中指挥过千军万马、在新中国成立后参与组建人民空军、受命于毛主席、周总理，开创我国尖端武器的组织和研究，为我军国防事业做出过重大贡献的王秉璋同志致敬、默哀。
王秉璋同志于2005年9月25日在北京逝世，遗体一直存放在医院，12年后的今天，得以火化。
王秉璋健在的时候，因为历史遗留问题没有解决。所以逝世后也只能是将其遗体在解放军301医院存放，并未举行悼念活动也未下葬。后来一直拖到2017年的5月才在中国人民解放军301医院为其举行了遗体告别仪式。在对王秉璋老将军作的介绍以及悼词上，所写的王秉璋老将军的单位是军委装备发展部北京第二干休所。
给予王秉璋老将军的身份是”原总装备部北京第二干休所老红军、第三党支部党员干部”。而对于当年的问题的结果却依旧没有提及。
时隔多年，围绕在王秉璋老将军身上的事情依旧是疑云重重。但是其一生对于中国的革命事业以及新中国的建设事业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1971年九一三事件】 1971年9月13日凌晨，林彪协同妻子叶群；儿子林立果；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处长刘沛丰；司机杨振刚等乘坐空军34师副政委潘景寅驾驶的民航256号专机从山海关机场起飞。
起飞后专机朝天津方向飞行了4分钟后开始缓慢调转飞往蒙古方向。1点55分，飞机起飞83分钟后，256于中蒙边境坠落，机上9名成员全部遇难。
1971年10月，中共中央57号文件宣判了林彪背叛祖国、自取灭亡的罪行，世人为之一惊，接着便在一片大批判声中开始了清查林彪反党集团的行动。
如今几十多年时间过去了，关于“9.13事件”的很多细节仍旧是扑朔迷离，尤其是256坠毁的主要原因一直众说纷纷，有燃油不足论、导弹击落论、阴谋爆炸论、机组反目论、迷失航向论等等，但至今还没有任何一种说法能够具有压倒性的证据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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