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瞧办主任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时，正任陆海空軍副司令行营秘书处机要室主任的洪钫，随同张学良将軍在北平办公，我现将洪钫他在1960年写的说的，当时所知关于张学良在事变当时的情况，尽量整理仔细，推送上来。
先是，张学良自五月二十八日起，患严重伤寒症，（我注：不管年轻时得过什么病，最终张学良还是活到了百岁以上）入协和医院治疗，直至九月上旬，病始治愈，但因身体过于羸弱，仍在协和医院休养。彼时日本图謀东北的阴謀，已很为显露，其見之于积极行动的有增兵朝鮮，滿洲改置常駐师团，更换南满铁路公司正副总裁与朝鮮总督等等。同时，石友三在华北叛变和阎錫山突然由大連返山西，也都是与日本有勾結的动作。
九月十二日，张学良曾接国民党政府外交部电，大意说:据駐日中国大使館电告，近日日本政府决定对蒙古的最后方針，认为中村震太郎的失踪，系被中国虐杀，已密令驻屯南满沿线日軍，相机为紧急有效的处置。张学良乃急令駐沈阳的东北边防軍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答复驻沈阳的日本总领事林久治郎說，关于中村事件，经过我方第四次的调查，已将兴安区屯垦軍第三团团长关瑞璣扣押，即为负责处理，意謂中村事件如能协商解决，或不致发生严重事端。不料日本軍阀，竟不待交涉的解决，突于九月十八日的夜間，悍然发动进攻。
九月十八日夜間，张学良偕其夫人于凤至和赵媞小姐正在前门外中和剧院看梅兰芳表演“宇宙鋒”京剧，忽据其随从副官报告，沈阳有长途电話前来，甚为紧急。张学良立即返回协和医院，接通荣臻的电话，据荣报告，駐沈阳南滿站的日本联队，突于本晚十时許，袭击我北大营，誣称我方炸毁其柳河沟鉄路路轨，現已向省城进攻，我方已遵照蔣主席’銑电’的指示，不予抵抗”(按蒋介石于八月十六日，曾有一“銑电”致张学良謂，“无論日本軍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情，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张学良曾将这个“銑电”轉知东北各軍事負责官长一体遵守)。张学良令其将續得情况随时报告，但此后沈阳电話即呼叫不通。十九日午夜一时許，接到荣臻十万火急的电报，内容与其电話报告相同。及至秘书处将这个电报送至协和医院，张学良正在召集戢翼翘、于学忠、万福麟、鲍文樾等重要将領开会。张学良首先說明，“日人图謀东北，由来已久，这次挑衅的举动，来势很大，可能要兴起大的战争。我們軍人的天职，守土有责，本应和他們一拼，不过日军不仅一个联队，它全国的兵力可以源源而来，非我一人及我东北一隅之力所能应付。现在我們既已听命于中央，所有军事、外交均系全国整个的問题，我們只应速报中央，听候指示。我們是主张抗战的，但须全国抗战;如能全国抗战，东北军在最前线作战，是义不容辞的。这次日本军队寻衅，又在柳河沟制造炸坏路軌事件，誣称系我方的軍队所为，我們避免冲突，不子抵抗，如此正可证明我軍对他們的进攻，都未予以还击，更无由我方炸坏柳河沟路軌之理。总期这次的事件，勿使事态扩大，以免兵連祸結，波及全国。”当时各将領亦以张学良的主张为然，连夜即照荣臻所报告的内容电报南京“中央”。
十九日晨，张学良又召集顾維鈞、湯尔和、章士釗、汪荣宝、罗文干、王蔭泰、王树翰、刘哲、莫德惠等人举行会議(张学良在沈阳时設有东北外交委員会，以上顾維鈞等人，均系該委員会的委員)，諮詢对于东北外交問題的意見。当时发言較多的，为顾維鈞、湯尔和二人。顾維鈞主张，东北外交须先請由国联迫使日本撤兵，再其他問题，国联絕不愿日本的势力坐大，有碍机会均等的原则;国联如对东北問题无法解决，将来世界各国将如何对待国联盟約、凯洛格非战公約和华盛顿九国公約，因此无論如何，国联不能坐视这些条約成为废紙。湯尔和说(湯系新由日本返回沈阳，于九月十一日由沈来北平的)，根据他在日本的观察，日本内阁现正抑制日本軍部势力，不愿使东北的事态扩大。湯又說，而原外相曾經亲自和他談过，日本如吞幷满蒙，实不似吞了一颗炸弹，我們如用国联的力量来抑制日本，正可使日本内閣便于对付軍部。
逾二日，张学良又邀請当时平津的所謂名流李石会、胡适、吴达詮、周作民、朱启、潘复、张志潭、胡惟德、陈簬、曹汝霖、陆宗舆、王克敏、王揖唐、顾维鈞、湯尔和、章士釗、汪荣宝、罗文干、王蔭泰以及东北高級官員王树翰、刘哲、莫德惠、于学忠、万福麟、王树常、戢翼翘、鲍文樾等二十七人，磋商东北問题。出席诸人也均以依靠国联、听命“中央”为是。由于这二次的会議，张学良迷信南京政府和依賴国联的思想更深了。在第二次的会議后，即推章士钊、汪荣宝二人起草电报，向南京政府申述关于东北外交問题的意見。二十三日，张学良复派万福麟、鮑文樾飞南京見蒋介石，蒋嘱万、鲍二人說:“你們回去告诉汉卿，現在他一切要听我的决定，万不可自作主张，千万要忍辱負重，顾及全局。”万、鲍二人回平将此意轉达后，张学良又召集戢翼翹、于学忠、王树常、王树翰等研商大計。于学忠曾經建議，“日本軍人現仍继續侵占东北各地，横行不已，我們虽避免全面的冲突，但也应集中几个旅的兵力，牺牲他三团人，給敌人以打击，以挫其侵略气焰，幷取谅于国人”。于学忠还建議，吉、黑两省的軍事負责长官，都应各返防地掌握部队。张学良当时“这些主张都甚好，我现正命荣翕生(荣臻的字)新一軍，可即令他担任这项任务。”翌日晚，张学良单独邀于学忠談話，推托说“因为荣翕生已率領部队撒下，你的意見已赶不及照办。我已数次劝告吉、黑两省的軍事負责长官返回原防，看他們的举动，均有不愿即行回去的意思，只好候候再说。”
在这个时候，北平市各界人民、东北籍旅平学生以及东北軍的中下級官兵，都要求与敌人作战，羣情激昂。张学良接見北平市各界人民抗日救国会的代表們说，“我姓张的如有卖国的事情，請你們将我打死，我都无怨。大家爱国，要从整个做去，总要使之平均发展。欲抵抗日本，必须中国統一;如果中国在統一的局面之下，我敢說，此事不会发生。我如有卖国的行为，你們就是将我的头割下，也是愿意的。他又招見东北籍旅平学生会的代表們说，“我的听从中央，忍辱負重，不求見諒于人，只求无愧于心。我敢断然自信的，第一，不屈服，不卖国;第二，不贪生，不怕死。我現以二事与同学們約:(一)請你們尽力研究中日間的条約关系和妥善解决途径，有何意見，可随时函告;(二)有愿投笔从戎的，請先行报名，以便将来我和你們一同抗日。”他又向主张立即与敌入作战的中下級官佐們分别讲話说，“我爱中国，我更爱东北，因为我的祖宗庐墓均在东北，如由余手失去东北，余心永远不安。但余实不愿以他人的生命財产，作余个人的牺牲，且不愿以多年相随、屡共患难的部属的生命，博余一人民族英雄的头街。日本这次来犯，其势甚大我們必须以全国之力赴之，始能与之周旋。如我不服从中央命令只逞一时之情，因东北問题而祸及全国，余之罪过，当更为严重。諸君爱国的热忱，可暫蓄以待时，将来必有大可发揮的一日。在这时，张学良对于东北的問题，国难家仇，痛苦极深，战乎?和乎?矛盾丛生，而在軍事上的布置，外须执行蒋介石不抵抗的命令，内又无东北軍作战的整个计划和充分的准备，只有把一切的幻想寄托于国际联盟。这就是九一八事变当时张学良对事变的措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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