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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武两李达
在中国共产党革命历史上，有两位著名的李达，一位文李达是湖南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曾是中国共产党代理书记，并且是最早提出中国共产党应独立自主发展主张的人。对陈独秀提出的与国民党党内合作，李达予以坚决反对，并最终因与陈独秀的矛盾，退出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国民党叛变革命，中国共产党因此受到了严重的损失，也证明李达的高瞻远瞩。
另一位武李达则是陕西人，1955年9月时，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了授衔仪式中，被授予上将军衔，他曾是二野的三号人物，为何后来销声匿迹了？
与五位元帅做过搭档的活地图
1905年4月19日生于陕西省郿县的李达，在1926年时考入西北军第二军官学校。毕业后，加入冯玉祥的西北军，逐步升任至旅部参谋长。冯玉祥在与蒋介石的军阀大战中失败，不得不被迫下野，西北军随之烟消云散，李达所在的第五路军也被改编为第二十六路军。蒋介石出于消耗杂牌军的目的，在1931年时，将第二十六路军调往南方，“围剿”中央苏区。在参与了第二、三两次反围剿失败后，第二十六路军被调到宁都执行防守任务。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占领东北地区，全国上下群情汹涌，一致要求枪口对外，抗日救国。蒋介石对国内舆论毫不理会，准备“攘外必先安内”，依然加紧安排调动军队，准备对中央苏区进行规模更大的“围剿”。此时，大部分都是北方人的第二十六路军请求北上抗日，却不被蒋介石准许，甚至调派军队堵住了第二十六路军的北上道路。
中共二十六路军特别支部得知情况后，开始与同为共产党的二十六路军参谋长赵博生联系，秘密联络七十三旅旅长董振堂和七十四旅旅长季振同。1931年12月14日，李达跟随部队在二十六路军驻守的宁都发动起义。起义后，二十六路军被改编为红军第五军团，李达被任命为连长。
1932年，加入红军不久的李达，便被任命为红八军独立第一师的参谋长。并在同年9月，经由王震的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独立一师被划归第六军团后，李达又被任命为军团参谋长。在担任军团参谋长期间，李达主要负责抓红军的正规训练，尤其是修建工事和阵地防御的基本战术，因为红军没有相关的系统训练，都不太重视工事修筑，甚至连相应的工具都没有，经过李达的悉心指导后，各部战斗力均大为提升。
1934年，红六军团奉命西进，进入湘西一带，寻找与中央失去联络贺龙率领的红二军团。由于不知道红二军团的具体位置，因此只能一边与敌人接战，一边打听贺龙部的消息。在前有阻敌，后有追兵的情况下，红二军团在石阡甘溪镇与敌人展开激烈交战，在混战中，李达率领四百多人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但是却与军团指挥部失去了联络。
李达在这个时候十分冷静地分析了当前局势，决定孤军深入，继续寻找红二军团，最终在枫香溪找到了红二军团，并用电台向红六军团发报，双方于10月26日时，在印江县胜利会师。而也是这次会师以后，李达便被调到了红二军团担任参谋长，开始与第一位未来的共和国元帅贺龙进行搭档。
此时，中央苏区因为李德、博古错误的指挥，致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不得不开始长征。红二、六军团主动出击，展开湘西攻势，在湘鄂川黔地区建立了根据地，并打破了国民党军队的“围剿”。在担任参谋长期间中，李达首先协助贺龙完善了红二军团的司令部建设，培训了一大批参谋人员，并在一系列重要战斗参与方案的制定和指挥工作，被称为“足智多谋的参谋长”。
1935年，蒋介石再次调集重兵，开始围剿湘鄂川黔根据地，依据敌我力量对比，红二、六军团开始从湖南桑植县出发进行长征。行进到贵州时，红二、六军团进驻毕节，因毕节地区多山区，地形复杂，又处在滇黔川交界地区，军团领导计划以此为依托，创建川滇黔根据地。
作为参谋长的李达，在仔细地研究了一下地图后，发现毕节虽然地处各省交界地区，地形复杂，但是对于云南军阀来说确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地形节点，而且毕节也是一个重要的交通地点。如果红军驻扎于此，蒋、滇两方都不会对毕节弃之不顾，必然会出兵进行争夺。果然如李达所料，红军进驻毕节后，没出十天，湖南、云南、贵州三地军阀都调动兵力，向毕节发起进攻，好在红军接受了李达的建议，及时撤出了毕节，避免受到围攻。
在经历湘中、黔东、黔西等多次突破敌军的围追堵截后，于1936年7月，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7月5月，红二、六军团又汇合了红32军后，整编为红二方面军，李达被任命为红二方面军参谋长。同年10月，红二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与红一、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1937年7月7日，日军发动了卢沟桥事变，开启了全面侵华战争。红军的主力军团也被改编为八路军，李达被任命为八路军一二九师的参谋处长，当时的师长是刘伯承，副师长是徐向前，这两位也是在55年授衔时的元帅，也是李达搭档的第二和第三位元帅。
抗战伊始，八路军的条件十分艰苦，连作战用的地图都是前清遗留的，长时间未曾更新，地形地势地名的变化都不得而知，李达便带领参谋人员，多次前往实地进行细致勘查，并制作了许多准确度极高的标准地图。为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作战，提供了极大的帮助。因为对地图的高度敏感，别人拿来的地图，李达很快就能发现错误，并通过他专业的测绘修正错误，被刘伯承赞扬为“活地图”。
1942年时，李达到二分区去检查工作，半路上却遭遇了日伪军的突袭。在深夜时分李达带领工作组开始紧急转移，夜色不利于敌人发现，同样也不利于我军寻找道路，李达命令部队向有着大槐树的方向行军，成功避过了敌人，从间隙中撤了出去。
等摆脱了险情，到了安全的地方，工作组的人员对李达十分佩服，但是又很好奇向他的询问，李达则取出了地图向众人详细解释了缘故，所有人这下更加佩服了，原来李达在深夜中也能指挥部队脱困，是因为已经将地图牢牢地记在了脑海里。
抗战胜利后，李达又被任命为晋冀鲁豫军区参谋长，继续与刘伯承搭档。为了配合重庆谈判，兼任太行纵队司令的李达，在山西指挥了向阎锡山发动反击的上党战役。紧接着又在邯郸战役中，亲自穿越前线与高树勋面谈，最终成功策动高树勋的新八军火线起义。1946年6月，李达又被任命为晋冀鲁豫野战军参谋长，协助刘伯承、邓小平指挥陇海路战役、定陶战役、巨野战役、豫皖边战役等等。
1947年6月，为打破国民党对解放军的步步紧逼，刘伯承、邓小平决定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向国统区进发，挺近大别山，将一把利刃插在国民党的心脏上。李达作为参谋长，提前做好了各项准备工作，尤其是探测前进路线，李达对沿途经过的几百上千的县市都倒背如流，南下大别山的地图路线可以说是了如指掌。
有一次，部队要经过黄泛区，李达需要先行一步建立营地，以供大军后续进驻。到达目的后，陆陆续续地建立好了营地，但是左等右等却还是不见后续大军的踪影，李达猜想大军应该是走错了路线，便安排一名参谋，对他详细讲解去寻找大军的行动路线。
参谋根据李达讲述的路线，果然找到了正在错误地点的刘邓大军。等到大军重新到达了安营地点后，刘伯承对李达能清晰地找到走错路的部队，感到十分的神奇，便向李达咨询了原因。李达则答道：地图上的地名有重复，但是方位确实正好相反的，我在此等候多时却未见部队过来，便猜到走错了方向，到另外一个地点了，刘伯承和邓小平对此予以了高度的赞扬。
1948年，晋冀鲁豫野战军改编为中原野战军，李达再次担任中野的参谋长。同时为了与华野进行协调作战，调华野的司令员陈毅，担任中野的副司令员。这位也是未来的共和国元帅，也是李达搭档的第四位元帅。因为中野主力千里挺近大别山，损失十分严重，为了便于开展工作，与陈毅一同来到中野的还有各种干部两千余人，李达作为中野的参谋长，与陈毅积极配合，为他提供了许多工作上面的帮助。随后又参与指挥了中野的宛东战役、襄樊战役以及淮海战役。
全国解放后，李达担任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云南军区司令员等职务，负责西南地区清剿国民党残余势力、土匪等任务，并再次与贺龙搭档，为和平解放西藏做出了重大贡献。
1953年时，志愿军参谋长解方归国，毛泽东钦点李达接任参谋长职务：李达在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都做过参谋长，抗美援朝也得参谋一下，不然对李达是一件憾事。因为前志愿军司令彭德怀已经归国，李达便错过的与第五位元帅搭档，但是在后来回国后，李达出任国防部副部长时，又与时任国防部部长的彭德怀搭档工作了。
因反教条主义而消失的上将
1954年11月从朝鲜归国的李达，被任命为国防部副部长，与未来第五位共和国元帅，时任国防部长的彭德怀进行搭档。李达被分配主管解放军训练工作，当时解放军正在开展正规化作战训练，而这些训练方式有很多地方需要借鉴苏联军队的经验，引进了许多苏联的教材以及苏联的军事顾问。
因在红军时期，受到过苏联共产国际委派人员，如王明、李德等“指导工作”，他们完全不顾中国的国情情，经常性地照搬苏联，导致红军经历了一系列的重大损失，所以党内对于苏联是十分警惕的。
1958年，苏联提出要在中国建设军用长波电台，以及中苏组建联合海军，共享对方领海。中方认为长波电台涉及主权问题，可以由中苏双方各出一半资金，由苏联提供技术，主权归属中国，苏方拒绝了。
在领海及联合舰队问题上，则完全是不可接受的，中国海军力量十分单薄，联合舰队与领海完全是苏联单方面受益，甚至有控制中国军队的企图，这是完全无法接受的。同年五月，中央军委即展开反教条主义扩大会议，训练总监部部长萧克、副部长李达便因此挨了批评。李达被调离了国防部，转而担任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任，即使在体育方面，李达也毫无怨言，兢兢业业。
李达一生淡泊名利、大公无私，在1955年授衔时，李达夫人曾问他大概能评个什么军衔，李达十分淡然地回答：大概是个中将或者少将吧，对于党和人民我的贡献太少了。在被评定为上将后，也是毫不在意，有一次他的女儿在学校听到同学们在讨论自己父亲的军衔，便回家问李达是什么将？李达笑着说：我是芝麻酱，黄豆酱。
“文革”开始后，李达又遭反革命集团迫害，非法关押了四年之久，但是他依旧坚持信仰。1972年时，被重新任命为解放军副总参谋长。1993年7月，李达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北京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