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联播》里,京西宾馆的出镜率堪比人民大会堂,但因其会议室屋顶装饰与后者类似,故少有人注意。当然,如果你想沿着长安街一路向西,去找寻京西宾馆的身影,恐怕也有点困难,因为这栋位于羊坊店路1号,与中华世纪坛、中央电视台、军事博物馆隔路相望的宾馆只有门牌号没有招牌。即便顺利找到,想进入京西宾馆,也极为不易,除非你有会议通知书或会议工作人员的邀请。
一直以来,作为中央军委、国务院举行高规格大型重要会议的场所,京西宾馆有着“最安全的宾馆”和“会场之冠”的美称。十八届四中全会就在那里召开,加上此前召开过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十七届七中全会、十六届六、七中全会、十三届四中全会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等,京西宾馆俨然是中国现代史的见证者。“文革”的荒唐、四人帮的审判、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拨乱反正、十八届党中央改革路线图的出炉,在京西宾馆里轮番上演,它就像为历史提供注解的最佳读物,值得我们一翻再翻。
最初设计为部队招待所
1959年,京西宾馆筹建。初期,宾馆对外称将建造“八一饭店”,设计为军队招待所,仅供接待国外军事代表团和军委内部会议,不对外营业。在时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萧华的设想中,“八一饭店”建成后,它将与军事博物馆、解放军剧院和解放军体育馆形成一套完整的建筑群。
三年困难时期,筹建“八一饭店”的计划搁浅,1960年5月,“八一饭店”工程虽破土,但因经费不足两度下马。1964年1月,解放军总后勤部营房部组织施工队再次建造。8个月后,饭店一期工程完工,9月14日正式营业。为解决宾馆工作人员的来源问题,1964年5月,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联合发出通知,先后从沈阳、北京等9大军区和空军、海军等6个兵种,选调干部95人、职工401人。
当时的“八一饭店”仅有西楼和会议楼,建筑总面积58864平方米,造价3666万元人民币。西楼共13层,1层为大堂,2至12层为客房,13层为包房和餐厅,以苏式建筑风格闻名,为当时北京市最高建筑。军委秘书长罗瑞卿根据其地理位置为其定名“京西宾馆”。
1986年11月13日,京西宾馆东大楼在拆除原来5层家属楼的基础上落地翻建。4年后,东大楼竣工,地上29层,地下3层,套间23套,双人间549套,可供35人开会的会议室21个,总投资1.7亿元人民币。至此,京西宾馆3栋大楼(东、西、会议楼)初具规模。
后来,针对西楼和会议楼初建时没有考虑抗震因素,北京市政府投资仅1.4亿元人民币援建会议楼和新建大会议厅工程,其他地方政府也纷纷出力。在改建升级的过程中,京西宾馆的各项硬件不断翻新,洗衣房、台球室、健身房、按摩室、乒乓球、棋牌室等娱乐项目设施应有尽有。就在十八大前夕,京西宾馆还贴心地将客房内原先的显像管彩电全部更换为大屏液晶电视,方便代表们观看新闻。其他细节上,京西宾馆顽强保留着最初的政治传统。在宾馆客房和会议室内,住客除可取到刻有京西宾馆字样的铅笔外,还可拿到被高层领导用于批阅文件、如今市面上已不常用的红铅笔。
大闹京西宾馆事件
1964年,北京市除北京饭店、民族饭店、前门饭店、华侨大厦外,京西宾馆的建筑设备是最好的。第一批入住京西宾馆的是阿尔及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巴基斯坦、缅甸等6个国家的党政代表团以及来自其他34个国家的61个专业代表团,当时正值国庆。同年10月20日,参加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东北代表团、中南代表团、解放军代表团及其他工作人员也开始入住此地。
在时任京西宾馆副主任杨军戈的印象里,京西宾馆如此有秩序的正常工作仅仅维系了三年,到1967年由于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不断升温,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京西宾馆成为备受外界冲击的焦点。其中最著名的事件莫过于发生在1967年1月的“大闹京西宾馆事件”。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四大”一度向军队蔓延。1967年1月19日下午,中央军委在京西宾馆召开的扩大碰头会上,就军队要不要开展“四大”等问题,叶剑英、徐向前和聂荣臻三位老帅同江青、陈伯达、康生、姚文元等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针对江青等人要军队支持革命群众开展“四大”的说法,叶剑英坚决反对,他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战备任务很重,负有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重大责任,军队稳不住,一旦敌人入侵,就无法应付。军队没有铁的纪律,松松垮垮,命令不服从,打起来放羊,军队就不成其为军队了。
争来争去,双方僵持不下,江青占不了上风,就祭出了攻击萧华的牌。她声称萧华是“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刘志坚的黑后台,刘志坚执行“中央文革”指示不彻底,是萧华打马虎眼,并质问:“萧华是总政主任,发文件,把总政和军委并列,是什么意思?”叶群随声附和,从口袋里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稿子念了起来,说萧华反对林副主席,破坏文化大革命,必须公开向军队院校师生作检查等等。一时间,批判萧华的发言稿如纸片般飞来,在未弄清江青、叶群代表谁发言的情况下,徐向前在散会时郑重宣布,“今天会议的内容要严格保密,不准外传。”
京西宾馆内部的礼堂
谁料会后杨勇竟在排以上的干部会上做了传达,总政副主任袁子钦的笔记本被“造反派”抢走。19日当晚,萧华家被抄,他匆忙从景山东街寓所的后门脱身,本想跑去找徐向前,却发现徐也遇到麻烦,萧华只好转到总政副主任傅钟上将家,借车赶到西山叶剑英住所求救。
1月20日上午,军委碰头会继续在京西宾馆召开,眼见萧华没来,江青故意大声问道,“总政治部主任怎么不见了?他躲到哪里去了?”不一会,萧华来了,徐向前问他昨晚去哪了,萧华躲躲闪闪,徐向前生气地说,“你是胆小鬼!你怕什么,他们能把你吃掉吗?”萧华如实讲了昨晚的情况,徐向前气得直拍桌子,因为力气太大,茶杯盖子掉到了地上。
萧华的脱身出乎江青的意料,她惊讶地问他是怎么逃出来的。沉默的叶剑英大声说道,“他昨天半夜里跑到我那里去了,是我把他收留下来的,如果有窝藏之罪,我来担当。”叶剑英一边说着,拍案呵斥,伤到了手。江青等人一下被镇住了,不敢再提抓萧华的事,而“大闹京西宾馆”一说就这样传开了。其实在此之前,京西宾馆就已经成为林彪打击军队高层的重要场地了。荒唐的是,这位被打压的军队高层竟还是京西宾馆的命名者———罗瑞卿。
1966年3月4日,中共中央在京西宾馆召开的讨论罗瑞卿问题的会议上,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在林彪、叶群的策划下齐上阵,诬蔑罗瑞卿是“篡党、篡军、篡国的大阴谋家、大野心家、大危险人物”。为了将罗瑞卿的罪名坐实,吴法宪还逼迫刘亚楼的遗孀在吴法宪一手炮制的伪证上签字,证明罗瑞卿要夺林彪的权,此次会议直接导致了罗瑞卿的跳楼。
“走资派”的庇护所
老帅们大闹京西宾馆后,一大批地方和军队受到冲击的干部在那里暂避风雨。很快,京西宾馆成为“走资派”的庇护所、“造反派”攻击的重点。仅1967年1月,就发生了10余起冲击事件。鉴于此,1月26日中央军委做出决定:“京西宾馆同中南海、人民大会堂、钓鱼台一样属于保护单位。京西宾馆的文化大革命要按照军以下部队的办法,搞正面教育,不搞四大,不搞战斗组织,不搞串连,军队和地方战斗组织不许冲击。”但就在军委的决定通告贴出去两个小时后,杨军戈回忆,“新疆农学院‘红旗造反团’企图强行进入京西宾馆大楼揪人。宾馆警卫人员耐心但强制劝阻。气急败坏的‘造反团’涂抹了军委的决定,大骂宾馆‘保皇’。”
为了给总参管理局领导人施压(京西宾馆为总参管理局的下属单位),“1月28日总参管理局‘革命造反派’不顾军委‘不许冲击京西宾馆’的决定,包围宾馆,封锁出入口,还检查了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进出的车辆。致使在宾馆开会后的周总理、叶帅、聂帅无法离开宾馆。”
当时,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住在京西宾馆,南京造反派派了六七百人来抓他。虽然他们被死死堵在宾馆外面,但北京造反派的加入让形势越来越危险。许世友见此情形,把住在京西宾馆的福州军区副司令员皮定均及张希钦(一说是张震)等人组织起来,将京西宾馆的开水壶集中在七楼(一说是十二楼)做“水雷弹”。他下令让工作人员关闭电梯,一伺造反派冲上楼,就用开水壶往下冲。
许世友自身还带了枪,准备做最坏的打算。一切防范工作准备就绪后,许世友给周恩来、林彪、叶剑英和徐向前打了电话并请转报毛泽东。他说,“今天造反派来抓我许世友。我革命大半生,战场上枪林弹雨都不怕,今天来抓我,我更不怕。谁敢抓我我就向谁开枪!”
周恩来知道许世友脾气火暴,敢说敢做,他怕双方闹起来引起大祸,挂完电话后立马让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跟徐向前到京西宾馆做许世友的工作。与此同时,毛泽东指示中央文革小组派关锋到宾馆做造反派的工作。
“许世友见了徐向前后,情绪非常激动,说‘,我出生入死为革命,我许世友犯了什么错误?中央批评我可以改,为什么要来抓我?为什么要污辱我?’”事后想起这件事,杨军戈都觉得十分后怕“,那一天如果没有周恩来总理及时处理,京西宾馆就可能发生命案。”
经许世友一事后,周恩来对京西宾馆的安全保卫工作更加上心。1967年2月7日,周恩来向傅崇碧作了如下重要指示:“京西宾馆从1967年2月7日零点起开始实行军事接管,未经北京卫戍区允许任何人不许进入。如果有人要进的话,讲清道理,避免冲突,说明这些人(中央军委首长、各军区首长)来开会是中央请来的。”“京西宾馆要设接待室,有问题到接待室谈……不许冲击,不许进去抓人,不许把人揪走,卫戍区要绝对负责。”当天下午4点,周恩来委派秘书对京西宾馆军事接管问题进行了检查,并指示说“接待室不能设在大楼,可以设在东小楼(即现在东大楼的位置),要把力量配备好。未经许可不能进入宾馆,不但前门不能进,后门也不能进,一定要管好”。此外,宾馆接待室还安装了一部直通总理办公室的电话。
1967年,中央将大区和省市一些靠边站的领导集中到京西宾馆住,东北局第一书记、开国上将宋任穷被安排到6楼东头的套间。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唆使下,时常有造反派冲进京西宾馆去揪斗他。有时他们把宋任穷从京西宾馆拉到西苑饭店进行轮番批斗。有时,宋任穷被拉到西苑饭店的院子里游街,最危险的一次是8月21日造反派冲进京西宾馆,准备用绳子将宋任穷从六楼的阳台上吊下去。
好在傅崇碧负责指挥的警卫部队及时赶到六楼,将宋任穷从造反派手中夺回,转移到安全地点,宋任穷才幸免于难。周恩来得知消息后很是生气,为了保护一大批老干部,他亲自指示军委办公厅“今后对冲击京西宾馆处理要严格。打了人要赔礼,打了东西要赔偿”。指示宾馆“要抓紧对干部、职工的思想教育”,要求门口“应该有一个排”,并指示宾馆立即修围墙。我们如今看到的京西宾馆的围墙就是在那个时候突击建成的。
“八二一事件”后,北京卫戍区常驻京西宾馆两个连。一直到“文革”结束,京西宾馆的保卫力量才又恢复常态,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常驻京西宾馆1个连,每隔一段时间,他们就会换防一次。
最光辉灿烂的36天
“四人帮”被粉碎后,京西宾馆迎来了历史上最光辉灿烂的36天———始于1978年11月10日,终于12月15日的中央工作会议。它的召开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做了充分准备,12月18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京西宾馆开幕,为期5天。会上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做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中国的命运由此改写。
时任北京卫戍区某警卫连连长何训祥清楚地记得,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幕当天,载有华国锋的红旗轿车第一个到达会场。下车后,华国锋径直向电梯走去。没过多久,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相继进入宾馆3楼会场。
作为京西宾馆会议科的服务员,张丽华对领导们的专属号杯熟记于心,杯子号码从1排到44,以红漆写在杯把的下面。“我记得清清楚楚,邓小平是12号杯,叶剑英是3号杯,李先念是13号杯……虽然我们对号码烂熟于心,但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前夕,我们十几个服务员还是坐在一块,重新默记了一遍,当时的杯子都是白瓷的,没有花纹,显得朴素大方”,张丽华回忆道。
在张丽华的眼中,邓小平在开会期间爱喝水,那时候规定两小时的会议期间每20分钟续一次水,细心的张丽华发现,每次给邓小平续水的时候他的杯子都不是满的,“他讲话多,喝水自然要多一些。”
“那时的会场,每个代表都在聚精会神地听啊,记啊。在小组讨论会上,代表们更是畅所欲言,都很踊跃,有的代表发言多了,喝水就多起来了”。张丽华透露,“当时给代表们续水的不同于主席台的大暖瓶,而是大铝壶。”会议休息期间,何训祥经常看到这样的场景:与会代表三三两两走下楼来,结伴在院子里散步。有的边走边讨论,有的边说边用手比划着……“每个人的脸上都是精神焕发,面容里透着兴奋”。
晚上,京西宾馆会安排很多娱乐活动,比如组织舞会,放映电影等。夜深人静时,站在哨位上的何训祥发现,京西宾馆几层楼的房间仍灯火通明。
作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地———如今的京西宾馆三层第一会议室依旧保留着当时的模样,从椅子到喝茶的玻璃杯样式,会议室的墙上还悬挂着“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八个大字。
保密先进单位
每次重大会议前,保卫部门会对京西宾馆进行多次拉网式排查。针对不同等级的会议,保卫部门会制订相关的警卫方案,部署警力,并在重要部位、重要现场实行干部定岗定位,严格门卫、验证和会客制度。
迄今为止,京西宾馆从未发生过泄密事件,这多半归功于他们对职工的规定———自觉做到保密工作“十不”,在会场拾到文件、录音磁带及时转交会议单位。2001年,京西宾馆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重装,各级别会议室配备的设施更加完善。除大厅门口的安全检查装置,各会议室还专门配备一系列保密设施,有的高级别保密会议室外有专门的手机储柜,会议室能够屏蔽无线电信号,保证会议内容绝对不会外泄。“9·11事件”后,京西宾馆加装了安全技术防范系统、防冲击路障和两套X光安检机。在京西宾馆的公共场所、一层大厅、主要出入口及周边共装配了123个摄像头。
十七大期间,宾馆戒备森严。宾馆大门、大楼、个别房间都有专人值守,出入必须获得中央警备局认可,即使代表也不能随意带人进入。宾馆大门、地下室、楼道、会议室,一个岗哨按8小时工作制,轮班值勤。
对安保工作的严格要求使得京西宾馆最初招人时,只使用北京市固定工和战士作为工作人员,后改用外地合同工,但仍要经过严格政审。工作人员本人及家属档案要全部提交,并且不允许工作人员和家属有任何违纪违法行为记录。“文革”期间,宾馆甚至要求工作人员不能有任何海外关系,要政治进步,拥护中共,选送工作人员的军区要对被选送人员负责。
京西宾馆的服务员主要来自各个学校。先由学生报名,学校甄选,公安局政审,市一级政府甄选,省领导亲自指示,最后宾馆来人面试。一般来说,相貌、身高以及皮肤在面试中很关键。京西宾馆的招聘要求非常严格:身高要求在168厘米到172厘米,一丝偏差都不能有。但凡年龄不在16至18周岁的女生,即便表现再好,也只能遗憾落选。经过严格筛选后,她们会在北京进行2个月以上的岗前培训,半年试用期后才可入职。
据知情者透露,京西宾馆服务员倒茶水的阵仗令人印象深刻:“倒茶水前,所有服务员列队一字排开,以齐步走的方式来到每一排的对应座位。提热水瓶至45度角、用手托举瓶口、打开桌上的茶杯盖、打开热水瓶、倒水、将茶杯盖斜盖于茶杯、盖上热水瓶、再次用手托举瓶口,一次倒水动作才算完成,进而齐步走至下一位置,而这期间所有人几乎动作一致。”
京西宾馆里,通信保障工作必不可少。无论是室内接电话还是室外爬楼架线均由女兵来完成。京西宾馆每年的会议非常多,工作量相当大,外线、内线始终处于一种连轴转的状态中。重大会议期间,一个话务员一天要接转上万个电话,最高时达到15000多个。一天下来,战士们通常口干舌燥,手臂发麻。每年“两会”期间,一些少数民族代表团会入住京西宾馆,为确保高质量地接转少数民族代表的电话,电话女兵一般都会十几种方言。
京西宾馆的会议楼里,每层都有数十间大小不同的会议室,部分会议室顶部装饰有巨大的五角星,墙上挂着巨幅国画。这些会议室,有的目睹了历史的荒唐,有的见证了巨大的改变,更多的,满心希望地憧憬着未来。
来源：《决策与信息》2015年09期，作者李崇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