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共识网 作者:刘立强、庞伟民
李菁玉曾在病床前问贾庭修：“你怕死不怕死?”贾庭修坦然作答：“人还能不怕死吗?不过我死是不甘心的，因为还有整风后的抱负没有完成。今病如此，我觉得死也没有什么遗憾了，我对得起党，对得起人民!”
——记贾庭修、陈舜英传奇故事
据史学家的最新统计，我国军民在抗日战争期间的牺牲、伤亡总数为3480万人。而当时的辽县是一个仅有7万余人的贫困山区小县，竟也有1万余人在抗日战争和随后的解放战争中英勇献身。除了英雄的辽县儿女之外，还有数不胜数来自五湖四海的华夏子孙也曾经战斗在这块热土之上。在欢庆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今天，这些渐行渐远的革命先辈们仿佛从硝烟战火中转身回眸、微笑着向我们走来……
1937年10月，有两个来自外省的女共产党员贾庭修和陈舜英同时来到辽县，参与了抗战初期我党在辽县的初创工作。贾庭修曾任辽县县委宣传部长;陈舜英曾任辽县县委的第一任女书记。虽然她们在辽县工作的时间不长，但这里却是她们真正融入工农大众的原始点和踏上领导岗位的起跑线。太行的崇山峻岭间、漳河的碧波秀水畔，都留下了她们并肩战斗的年轻身影。后来，她们两人还分别担任过冀南和太行两个根据地的区党委妇委书记。尽管在她们离开辽县之后，河南籍的杨蕴玉也有相似的履历，但在贾庭修和陈舜英的革命生涯中，围绕着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的同心圆，两个人在身世、求学、入党、履职等不同的节点上，都“机缘巧合”地出现过多次精彩的交汇和同步，颇具时代特征和传奇色彩，值得后人缅怀与追思。
一、同出身在辛亥革命志士的家庭
贾庭修，1912年1月10日出生于山东省青州市一个较为富裕的家庭。父亲贾星垣当过教会的牧师，早年加入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参加辛亥革命，曾被满清政府通缉，后选择了经商，走上实业救国的道路。母亲刘风格，小学教师，有民主革命思想，赞成自由、平等、博爱。“五卅惨案”发生后，贾星垣夫妇积极宣传反帝爱国思想，发动工人募捐，支援上海的工人运动，并组织当地工人和商户，不给洋人做事。父母的爱国情怀和言行，在贾庭修的幼小心灵中打下深深的烙印。
陈舜英，汉族，1912年10月出生于福建省福州市。她的曾祖父作为林则徐之婿、清朝船政大臣沈葆桢的幕僚，帮助“襄理船政”，是福建船政研究会的“船政文化人物”。她的祖父曾先后在马尾海军学堂和台湾教书，台湾被割让给日本后，他不愿做亡国奴，愤而返回福州。她的祖母林氏的胞兄林长民曾任民国初年政府的法制局局长、司法总长等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作为战胜国出席“巴黎和会”。作为为中方委员的林长民在得知日、英、法诸国出卖中国利益之密约后，毅然于1919年5月2日的《晨报》上发表《外交警报敬告国民》，顿时激起了千层巨浪，两天后，伟大的五四运动爆发。作为五四运动的“点火手”，这是他人生中最具华彩的一章。
林氏的堂弟林肇民、林尹民、林觉民都是辛亥革命的先烈和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先锋。其中林尹民、林觉民均为著名的广州“黄花岗起义七十二烈士”。
陈舜英的父亲陈训旭早年因成绩优异，被官费派往日本留学。回国后在银行、邮局等处做过职员，屡遭失业，在贫困病痛中死去。母亲方氏与另一位“黄花岗起义七十二烈士”方声洞是本家兄妹(或姐弟)。
自幼丧母的陈舜英由祖母林氏抚养到十岁。林氏有维新思想，她经常给陈舜英和陈舜玉姊妹讲述戚继光、林则徐的故事和林尹民、林觉民、方声洞烈士的事迹。祖母的启蒙教化和满门忠烈的家事家风对年幼的陈舜英、陈舜玉都产生了刻骨铭心的影响。
最终，在陈家八兄弟中的12个女孩和12个男孩，有超过三分之一以上的人走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大妹妹陈舜玉抗战期间曾任晋察冀边区妇救会副主任。另一叔伯妹妹陈舜瑶曾长期担任周恩来的秘书。周恩来在第一次见到陈舜玉时就说：“我知道你们陈家三姐妹”。
二、同毕业于北平的名牌大学
贾庭修1929年考入北平大学(抗战胜利后归并北京大学)工学院的纺织系，1933年毕业。陈舜英比贾庭修低两届。她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入北平大学纺织系，靠校方的奖学金和给有钱人家的孩子当家教，于1935年如期毕业。贾庭修曾回忆说：“大学期间，我知道了很多革命同志的活动。陈舜英1933年就与我相识并在一起。”
她们二人在大学期间，热心阅读进步书刊，逐渐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的熏陶，努力学习、宣传马列主义，积极靠近党的地下组织，都是校园里的积极分子。
1935年的夏天，陈舜英毕业时，工学院曾组织应届毕业生去日本参观一个月，已在太原西北毛纺织厂任技师的贾庭修也随同陈舜英等人前去，先后到门司、横滨、大阪、东京等城市参观了十几个工厂和帝国大学。但她们并没有对资本主义制度产生盲目的羡慕和向往。
三、同在太原西北毛纺织厂探寻革命道路
回国后，正值全国的抗日浪潮风起云涌，“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贾庭修即介绍陈舜英一道去太原西北毛纺织厂工作。
1936年春，红军东征打过黄河，逼近了太原城，北京爱国学生的抗日救国运动也波及到山西，学生和工人兴高采烈。虽然阎锡山拼命镇压，强迫工人们打连环保、办通行证，但还是压不住革命的热潮。贾庭修每天下班后，还要骑车去20里外晋华烟厂的工人夜校义务授课，宣传新文化、新思想以及抗日主张。她和陈舜英也在本厂的工人中教大家识字读书，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还提供进步书籍、杂志给工人们看。那时受到她们影响的工人很多。直到建国后的上世纪六十年代，许多老师傅还清楚地记得她俩当年的办公间和许多细节。
贾庭修、陈舜英“眼看着工人一个个黄瘦下来，肺病流行起来，眼瞎的工人一个个出现。厂中营业愈好，加工(班)愈多。工作时间平时在十三小时以上，加工则十五、六小时，终日罚工、开除威胁着每个工人。”这使她们进一步认清了资本家压迫工人的真面目。尽管她们当技师的月薪有50元，远高于一般工人，甚至还有参加分红、买东西便宜等便利，但她们对原来一度幻想的工程师生活和工业救国道路却彻底失望了，她们不能忍受资本家对工人剥削，一致认识到旧社会、旧制度根本不可能有任何出路，只有革命成功才有出路。
于是，贾庭修和陈舜英就想方设法寻在厂内外找党组织，并尽力援助进步工人。当时厂中有一个叫田恒的北平籍工人，曾是中共北平市委书记，机关遭破坏后逃到山西，失掉了组织关系。1936年，贾庭修、陈舜英通过互济会成员、好友温宇枫(后改名温宇枫，建国后曾任山西省政协副秘书长)的帮助，经中共山西工委批准恢复了田恒的组织关系。后来她们还设法将田母接到了太原。
四、同在北平和深县坚持寻找党组织
1936年9月，田恒和温宇枫提出，贾庭修和陈舜英在厂中太“红”了，为了她们的人身安全，建议她们去北平寻找地下党，同时换一份职业，继续在经济上帮助党组织和同志们。贾庭修后来在自传中回忆说：“我与陈舜英当时希望入党，但知像我们这样的人入党很难”。适逢陈舜英的表弟从北平来信说：到北平可以找到党的关系。二人遂辞职回到北平，坚持不懈地继续寻找党组织。
贾庭修和陈舜英在北平写过一次申请入党的志愿书。陈舜英还在工学院的后山上与地下党的一女同志接过一次关系，并且约好到陈家见面。但这位女同志将地址遗失，好在她们二人的志愿书后来都顺利转到了中共北方局。
此时，贾庭修的中学同学姚志慧在深县成立的女子职业学校当校长，姚约贾庭修与陈舜英去当教员。她们就于9月底去到深县，担任了女子职业学校的教员兼学校工厂的技师，月薪为89元。但每个月她俩都省吃俭用，分别拿出30—50元资助田恒、温宇枫、郝力群(即我国著名版画家力群)等共产党员或进步人士。
在深县女子职业学校中，贾庭修和陈舜英是主要教员，学生有60人左右。贾庭修和陈舜英把教学重点放在课外实践活动方面，开始时先教学生一些抗日知识，然后启发学生多做些课外活动，至于书面功课则要求不太严格，注重工厂实习，教学生一些具体技术。她们目的就是要让学生们将来都能够成为社会上真正有用的人。
与贾庭修、陈舜英对立的是国民党河北省政府从省会保定派来的一名训育主任。她为人极其反动，与贾庭修、陈舜英等进步教员争夺学生，还疯狂叫嚣威胁道：“你们不是办学的，要抗日就专门抗日去”。“七七事变”后，这些学生中的大部都参加了冀中地区的抗日斗争。
在长达近一年的任教期间，贾庭修和陈舜英始终没有放弃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她们执着地通过各方面关系，努力寻找党组织。
五、同由彭真谈话批准入党;同在李雪峰处补行入党手续
1937年中，已是中共党员的温宇枫向其夫、中共北方局秘书安子藩(后改名安志藩，建国后曾任山西省委统战部部长、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多次介绍贾庭修、陈舜英的情况和她俩寻找党组织的迫切心情。安志藩遂向北方局领导同志报告了此事。
1937年7月1日学校放假后，贾庭修和陈舜英接到的温宇枫、安志藩夫妇的来信，赶回了太原。她们在中共山西省委交通站和中共北方局联络站的驻地——太原上马街皇庙巷1、2号见到了安志藩。安志藩告诉她们：你们“在北平写的志愿书我已看到了。你们就在这里参加党吧”。
就在“七七事变”爆发的前几天，中共北方局领导彭真亲自找贾庭修和陈舜英谈话，批准了她们的入党申请。介绍人正是安志藩、温宇枫夫妇，具体的审批人则是我党早期著名领导人李大钊的儿子、时任中共山西工作委员会委员的李葆华(化名赵振声)。随后，二人前往石家庄，向中共平汉线省委宣传部长兼直中特委书记李雪峰报到。李雪峰在一个小旅馆中与她们进行了认真严肃的谈话后，然后补行了正式的入党手续。党组织认定她们的入党考查期自1935年算起，故无候补期。二人追寻多年、梦寐以求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六、同随李菁玉、李雪峰进入太行山
1937年9月下旬，日寇的飞机连续三次对石家庄实施大轰炸。遵照北方局的决定和周恩来的当面指示，中共平汉线省委由书记李菁玉和宣传部长李雪峰率队从石家庄撤出。李雪峰晚年回忆说：“进入太行山中创建太行根据地时仅有几个人……和我同行的有杨秀峰夫妇、李菁玉、吴作民、陶鲁笳、贾庭修、陈舜英等同志。”他们随身携带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周恩来亲笔写给八路军129师师长刘伯承的一封介绍信。经过五六天的长途跋涉，这支小小的队伍于10月初的一天傍晚到达了阳泉南部的平定义井村，这里是129师的师部驻地。因刘伯承去娘子关前线察看地形，由师政委张浩热情接待了他们。
129师的刘、张首长对来自白区的这批党的力量非常重视，决定立即以他们为骨干，组建“正太铁路工人游击队”。任命陶希晋为书记，马次青为队长。在游击队员中，除了有贾庭修和陈舜英外，还有朱琏(陶希晋的夫人)、陆凤翔、吴作民、陶竞华(陶希晋的胞妹)等人和部分阳泉的铁路工人。刘伯承、张浩选派了两位老红军对他们进行队列、射击、刺杀、投弹、爆破等军事基础项目的培训，为他们讲解游击战术。张浩还亲自作了形势报告。短暂的十天军训结束时，从“牺盟会”领取的一百二十支步枪、弹药由几只毛驴驮了回来。这批热血青年从此就拿起简陋的武器，意气风发地战斗在巍巍太行山上。
这时，刚刚成立的中共冀豫晋省委对外称为129师编辑部，直接依靠的党员仅30来人，即便加上太行周边地区的党员，总数也不过100多人。而到了八年后的1945年，“太行区已成为华北地区最为巩固的根据地之一”(李雪峰语)。它位于晋冀鲁豫边区的腹心地带，既是华北敌后抗战的重要基地，也是党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的坚强屏障，面积达到8万平方公里左右，人口约300万。全区共有党员8万余人。
七、共同参加开辟辽县的抗战新局面
1937年11月，129师师部和中共冀豫晋省委先后进驻辽县西河头村。当月，在省委直接主持下，中共辽县委员会在县城的贫民学校成立，直属省委领导，由候振亚、史怀璧、刘广德、徐兴文、王乃堂及陈舜英、贾庭修组成。侯振亚任书记，史怀璧任组织部长、刘广德任宣传部长，陈舜英和贾庭修等为县委委员。当时全县的中共党员仅有几个人。他们的公开身份都是牺盟会辽县中心区的成员。贾庭修、陈舜英和陶竞华三个女同志是牺盟会的协助员，专门“负责成立党的组织与群众组织”。她们训练骨干、培养干部，深入农村组织自卫队和农会，推行合理负担，开展扩军，改造县区政权，建立党组织，发动群众粉碎敌人围攻，在各方面都做出了突出的成绩。
当时辽县的县政府还是阎锡山的旧政府，县“主张公道团”也操纵在两个阎锡山的嫡系手中。贾庭修后来回忆说：“不过129师驻在辽县，所以开辟工作很顺利。我们接近师部及省委雪峰同志，所以在工作和学习上都得到直接的帮助，十个月的工作都很顺利，错误也较少。”
1938年2月19日，日寇的飞机首次轰炸辽县县城，炸毁了牺盟会所在地南街贫民学校，牺盟会新任特派员李芝庭被炸牺牲。随后牺盟会转移到县城东关的封神庙。当时，面对不少群众缺乏思想准备、乱作一团的状况，贾庭修、陈舜英和陶竞华把个人的生死安危置之度外，跑来跑去地疏散群众，不厌其烦地说服动员群众赶快转移隐蔽，一点也没有张慌失措的样子。这给干部和群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家都亲切地称呼贾庭修和陈舜英为大姐，喊年纪小、个头也小的陶竞华做“小陶”。
史怀璧调离辽县后，先由陈舜英代理县委书记。之后，她在1938年2月——5月和1939年1月—3月，曾两次正式担任中共辽县县委书记。她也是我党辽县的第一任女县委书记。后来杨蕴玉、翟英也都担任过该县的女县委书记。而贾庭修自1938年2月起，先后任过中共辽县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和部长，
廿年后的1957年，陈舜英调到广西任省委妇委书记。适逢省妇联召开各县妇联主任会议，当时，有些妇联干部不安心妇女工作，她就以自己在辽县的经历为例，现身说法地教育大家:“我当县委书记的时候，也是二十七八岁，工作任务十分繁重，又缺乏经验，有时也急得哭起来。但是哭了以后，问题仍然没有解决，最终还是要靠自己千方百计把工作做好，完成党交给的任务。所以，哭是没有用的，日本鬼子并不因为你哭了就快快撤兵;革命事业的胜利也不能用眼泪来换取。任何事情，不拼搏是不能取得成功的，特别是女同志，要拿出极大的勇气来克服困难。许多革命先烈，不怕枪林弹雨，不怕敌人的酷刑，我们还有什么可怕的呢?”
陈舜英的这一席话，既是自己当年在辽县工作的生动回忆，也是自己革命一生的切身体会。这些推心置腹的话语极大地坚定和鼓舞了广西各级妇联干部做好工作的信心和勇气。
自1941年7月至1945年8月的近五年间，八路军前方总部和中共中央北方局都曾在有“晋疆锁钥、山西屏障”之称的辽县麻田镇驻扎。辽县也因此成为我党领导华北地区抗日战争的大本营，是当时根据地有名的“实验县”、“中心县”，被誉为太行山上的“小延安”。
八、贾庭修病逝于抗战胜利的凯歌中
随着抗日根据地的蓬勃发展，1938年3月，中共冀鲁豫边区省委成立，李菁玉任省委书记。7月，贾庭修奉命到冀南地区工作。一路之上，因为大路都被敌人封锁了，队伍只好绕行崎岖不平的山路。同行的直南特委书记郭森为了照顾她，就雇了一头毛驴让她骑。可是贾庭修坚持步行，让毛驴为同志们驮东西。她还鼓励大家说：“过一个山头，少一个山头，山头再多，我们脚不停步，总有尽头。”
到冀南后，贾庭修参加了地联会，不久与李菁玉结婚。8月19日，中共冀鲁豫边区省委撤销，中共冀南区党委成立。新婚的贾庭修被派去南宫任县委书记，她是冀南根据地的第一个女县委书记。
1939年2月，在南宫县沦陷之前，贾庭修亲自带领几万名群众拆城墙、挖路沟，为我党开展人民游击战争奠定了基础。
同年3月，贾庭修到中共北方局党校学习，改名杜光。
在党校学习期间，她认真聆听朱德、杨尚昆等领导同志的讲课，系统学习了马列理论知识和党的历史。同时，她还结合实际，提出许多建议，对改进冀南根据地的工作起到了有益的作用。
年底，贾庭修担任了冀南区党委的妇委副书记。她运用在辽县工作的经验，深入基层，大力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很快全县的党员就发展到2500人。
1940年3月，贾庭修被任命为威县实验县的县委书记。 在她的领导下，县委坚决镇压了罪恶多端、杀害干部群众的反动分子，接着又陆续开展了减租减息、雇工增资和清查黑瞒地斗争，广大群众的抗日热情空前高涨，纷纷报名参军参战，短时间内全县扩军1300人，并建立了13个县、区级游击队。
接着，贾庭修先后担任过冀南区党委的妇委书记和宣传部长。
1942年9月28日，在日寇疯狂的“扫荡”中，贾庭修不幸在冀县北冯召村被捕。在审讯中，她受尽拷打、火烧等种种酷刑，伪县长和宪兵队还五次威逼利诱，逼她交出枪支、文件，说出党的领导人下落。贾庭修始终坚贞不屈，一口咬定说自己只是来此地看病的小学教员。
贾庭修虽身陷囹圄，但却坚强豁达。她在给冀南军区政委宋任穷的信中用隐喻表示：自己“决于此修身养性，不辱门风”。她在给丈夫李菁玉的信中说：“为党为人民而死，有何可惜?” 她在日记中写下：“为了革命事业，为了高尚的气节，死也所愿也。”这些铿锵有力的话语，充分昭显了一个女共产党员的坚定信仰和崇高气节。
贾庭修被捕后，党组织进行了多方营救。指派南宫县委宣传部长张洁珣和张的二嫂黄甘英等人，找到张洁珣的二叔、时任伪北平公用局长的张璧帮助施救。张璧是北平青帮“大义社”的首领，在帮内的辈分比蒋介石、杜月笙、张啸林都高。最后由张壁给伪冀县的县长写信作保，贾庭修才得以“取保获释”，结束一年零三个月的铁窗生活，于1943年11月19日，回到了党的怀抱。
出狱后的贾庭修身体虚弱，全身浮肿。未待康复，她就抱病去太行参加了冀南区党委的整风。在整风学习中，她主动接受了党组织对她的审查。经多方确认，贾庭修在狱中秉节自励，没有暴露身份和党组织，并且还为党做了大量的工作，充分表现出共产党员的革命情操。党组织最终批准恢复她在狱中一年零三个月的党龄，对她在狱中的表现给予高度评价。
1944年8月，贾庭修再次到党校学习。由于出狱后身体没有得到很好的恢复，加上紧张的整风学习，不久就病倒了，但她坚持写完了自传。她在自传中写到：“被捕中组织上对自己那样关心，应尽毕生之力以报党。”经诊断，贾庭修患的是严重的心脏病和贫血症。组织上决定全力医治，而她想到的却是党在战争环境中经济拮据，自己应该为党节约每一分钱，以便多造子弹消灭敌人。病情危重时，她坚持不吃贵重药，不打针剂，就连小小的药棉用过后，也让护士保存起来，以备再用。她这种公而忘私的高尚品格深深打动了周围的同志们。
李菁玉曾在病床前问贾庭修：“你怕死不怕死?”贾庭修坦然作答：“人还能不怕死吗?不过我死是不甘心的，因为还有整风后的抱负没有完成。今病如此，我觉得死也没有什么遗憾了，我对得起党，对得起人民!”
1945年11月11日下午2时40分，贾庭修带着对党、对人民的难舍之情，带着满腔未竞的革命抱负，在大名县与世长辞，年仅33岁。李菁玉因战时繁忙和交通阻隔，在她去世后的第8天才赶来与爱妻做最后的告别。
当时，贾庭修被称颂为冀南的“巾帼丈夫”。她的灵柩路过威县七级镇时，老百姓纷纷到大街上，自动为她“路祭”。
冀南、太行两个根据地的领导同志宋任穷、李雪峰和翟英夫妇、陶希晋和朱琏夫妇、杨秀峰、李德、程式兰等纷纷写信或赋诗。他们的痛悼之情溢于言表：“庭修的一生，反映着中国这一代知识分子妇女的斗争行程和经历的灾难。她贡献自己的一切在整个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革命阶段，当我们回想到这点，我们不难过了、不悲伤了。我们纪念着她!”
在得到李菁玉的电话和李雪峰的来信后，正值小产近一周的陈舜英方知道贾庭修病逝的噩耗。她忍悲含愤、强打精神，在给李菁玉的信中写道：“我知道了这个消息，真是使人心碎，几年同窗，一齐工作，一齐参加革命的经过，一幕幕在脑子里重演起来，两三夜不能合眼……我曾幻想将来和平建设时，可能在一起工作，现在成为永远不可能的了。平生唯一好友，临危未能见面，能不使人痛心?……所一幸者，庭修一世为革命，受尽艰苦，受尽敌人残害，她始终斗争不息，表现了布尔塞维克党员的英勇气概，她对党、对人民是有贡献的。她虽死去，在中国革命史的一页上，将永垂不朽!”
上世纪60年代，重病缠身的陈舜英亲手将自己保存的两张贾庭修照片贴在相册中，表达了自己永远不忘的战友情怀。
贾庭修的遗骸现安放在河北省南宫市的冀南烈士陵园内。而她仅有一张与其夫李菁玉的合影照片流传于世。
九、陈舜英为党的妇女事业奉献一生
1939年10月，陈舜英担任了中共榆社县委书记。
1940年春，她与刘建勋结为终身伴侣。
在创建根据地的艰难岁月中，陈舜英经常一天要赶几十里的山路，走村串户，发动群众，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和妇女组织。她的身上常常满是虱子、跳蚤，还曾被蝎子蛰得疼的死去活来。没过多久，陈舜英的体重和体质都开始迅速下降，从此再也没有恢复。
1940年5月，陈舜英调到武乡中心县委任组织部长。
10月初，日寇开始历时40天的秋季“大扫荡”。那时，陈舜英的第一个女儿尚未满月，乡亲们就把她母女二人藏在地堰边挖的洞里。不幸的是，孩子很快就夭折了。
在反“扫荡”的日子里，陈舜英带领着乡亲们，躲在太行山羊肠小道旁峭壁的裂缝中顽强斗争。由于没有水喝，但又要坚持到底，她还被迫喝过自己的尿。
还有一次，陈舜英等六名女同志正利用地形，与鬼子兵周旋“转山头”，不料突然与敌人迎面遭遇。有的同志急中生智，脱下上衣把头裹住，从山上滚将下去。陈舜英因为有心脏病，已经精疲力竭，就准备与敌人同归于尽。她喊着：“中国共产党万岁!抗战胜利万岁!”并告诉同伴：“你们快走，不要管我!”最后她被战友们边推边拉，才脱离了险境。反“扫荡”胜利结束后，地委书记彭涛称赞她们是“智勇双全女斗士”。
1940年8月，陈舜英接替刘亚雄担任了晋东南妇女救国联合总会秘书(后改称为主席)。随着根据地的不断壮大，该会先后更名为晋冀豫区妇女救国总会、太行区妇女救国总会和太行区妇女联合会，陈舜英一直担任主席。
1941年7月，陈舜英以抗日军代表的资格，当选为晋冀豫边区临时参议会第一次会议的参议员。
陈舜英从一个书香门第的大家闺秀和高等学府的高才生，无怨无悔地踏上革命征途，在某种意义上讲，正是从她走向烽火连天的太行深处开始的。她在晚年坦承自己刚进根据地时，虽然没有闹过“麦苗、韭菜分不清”的笑话，确也分不出油菜和鸡冠花的区别。正是在党的教育、培养下，在太行人民的养育、保护下，她在战胜敌人的同时，战胜自我，战胜病魔，终于在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上，逐渐锻炼成长为一名坚强的共产党员和成熟的领导干部。同时，太行根据地的斗争经历也给她留下了终身不灭的印迹，她始终保持了对老区群众的尊重和关爱。
1948年12月，陈舜英接替杨蕴玉担任太行区党委妇委会书记。
1949年8月，她奉命南下湖北。
12月，陈舜英作为新中国妇女的代表，出席了在北京举行的亚洲妇女代表会议。
1950年5月，陈舜英当选为湖北省第一届人民政府委员。
9月，陈舜英当选为湖北省民主妇女联合会主任。
12月， 陈舜英被任命为中共湖北省委的妇委书记。
1951年11月，陈舜英再次当选为湖北省人民政府委员。
在年轻的共和国诞生之初，陈舜英团结、率领湖北省的各级妇联干部，积极、坚决地投身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大规模的土地改革、民主改革、抗美援朝、“三反”“五反”、镇压反革命、思想改造、宣传贯彻婚姻法等政治运动。 到1950年下半年，湖北全省工会女会员、农民协会女会员以及参加其他群众团体组织的妇女已达175万人。各行各业的妇女们还积极参加了抗美援朝运动，许多妇女争相送夫送子上前线，捐款捐物购买飞机、大炮，仅人民币就捐献了13亿多元(旧币)，还有不少女医务工作者勇敢地奔赴朝鲜战场，为抗美援朝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通过妇联的艰苦工作，湖北省的广大妇女觉悟不断提高，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翻了身，实现了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在1953年开始的国民经济社会主义改造新时期，她们在农业、手工业及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都发挥了巨大作用。
1953年3月，陈舜英被任命为中南地区妇联主任兼中共中南局妇委书记。
4月，陈舜英被选为全国妇联第二届执行委员。
1954年 8月，在湖北省首届人民代表大会上，陈舜英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9月，陈舜英调到北京，开始在全国民主妇女干部学校从事教育、培养各级妇女干部的领导工作。
全国民主妇女干部学校的首任校长是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刘清扬，陈舜英的大妹妹陈舜玉曾任第一副校长兼党组书记。
1955年1月，中组部任命陈舜英为妇干校党组书记，2月兼任校长。
在妇干校工作期间，陈舜英的心脏病愈发严重，但是，为了能争分夺秒地多为党做一些工作，早日为新中国培养出更多的妇女干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单独住在妇干校的宿舍里，经常因为劳累过度而引起心衰咳血，以致多次住院。然而，医生在对其进行观察、交谈和治疗后，写在病历上的结论却是：“积极、顽强、果断、沉着……”
1957年9月，陈舜英当选为全国妇联第三届执行委员。
12月，陈舜英被任命为中共广西省委妇委书记。
由于长期在艰苦、紧张的环境下超负荷工作，陈舜英此时的心脏病已经到了极为危重的地步，穿稍厚点的衣服或者穿一双皮鞋，她都会觉得十分沉重。尽管如此，她却像南国的红豆树一样顽强，愈老弥坚、壮志不已地为妇女运动奉献着自己的赤胆忠心。她尽一切可能坚持带病参加妇联的各种会议和活动，出主意、想办法、定决策。具体工作则通过妇联主任田克同志带领党组一班人去贯彻执行。
田克等妇联领导共同撰文回忆道，“她为革命事作出很大贡献。但她从不在我们面前炫耀自己的业绩，不摆老资格，而是平等地把我们当作亲姐妹来看待，她是我们心目中的优秀党员、优秀妇女干部，我们都亲热地称她为‘陈大姐’。她领导妇女工作，既能抓住典型，大刀阔斧地打开局面，又能实事求是地走群众路线，讲究实效。”
陈舜英还经常利用参加区党委(1958年3月广西省改为广西壮族自治区)会议的机会，及时做好上情下达的沟通工作，让妇联干部能够及时了解全区的生产建设情况和区党委的工作部署，打破了妇联干部思想上的封闭状态，突破了妇联工作的局限性，培养造就了一批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联系群众、廉洁奉公的妇女干部队伍。
在陈舜英的建议下，区妇联派出党组成员深入博白县龙潭乡“五一”高级农业合作社蹲点，搞调查研究。博白县地处广西偏远地区，但陈舜英不顾体弱多病，坚持亲临现场指导。
对于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浮夸风，陈舜英是有所警惕的。尤其是对于粮食产量，她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十分重视通过妇联这条渠道，随时掌握第一手资料，供区党委决策时参考。在当时各地争“放卫星”、“插红旗、拔白旗”的气氛中，陈舜英一再教育妇联干部要从实际出发，“据实向区党委汇报，不得有虚假”。
当陈舜英听说农村一些妇女因为劳动负担过重，出现子宫脱垂的病症，就立即指示妇联领导要尽快向区党委汇报，并建议在来宾县开办了治病的试点。
在“大跃进”期间，陈舜英发现有的托儿所、幼儿园幼规模过大，她就再三提醒妇联干部要根据需要和可能兴办福利事业，切不可一窝蜂似的大起大落，而要因地制宜，提倡小型集中、个别寄托、邻里相帮等多种形式，务必注重实效。
陈舜英还非常重视对妇女干部的培养教育，特别是对于区妇联的领导，她针对每个人的特点，注意给她们多领域、全方位锻炼提高的机会。而对于各级少数民族妇女干部，她更是手把手地教她们开展工作。有的同志工作做得很好，但缺乏写作锻炼，陈舜英就督促她们动笔多写。她还经常与大家一起逐字、逐句、逐段地讨论修改文稿。
区妇联副主任赵明坚后来曾任广西自治区的妇联主任和区人大副主任，还被选为全国妇联执委和常委。她在给陈舜英儿子的信中满怀深情地写道：“你父母亲在广西工作期间，给我留下许多美好的回忆。尤其是你母亲，她亲自指导妇联的工作，使广西妇女工作上了一个新台阶……”
1961年9月，陈舜英调到河南。鉴于自己的身体状况和河南复杂的党内情况，她辞去了组织安排的省监委副书记之职。不久又主动提出离职休养。
1964年12月，陈舜英被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77年11月，陈舜英当选为第四届河南省政协常务委员。
陈舜英虽然离开了工作岗位多年，但她的心却依然时刻与党的事业、与人民的命运紧紧联在一起。为了响应周总理告诉刘建勋为灾民度荒、要不惜四处化缘的建议，她给远在广东湛江的老战友孟宪德打去求援电话。孟宪德接到电话后，立即组织群众加工了大批的红薯干送到河南灾区。
1966年夏，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突然降临中原大地， 尽管早已离开工作岗位多年，可陈舜英也没能躲过这场风暴的伤害。
那时，陈舜英的体重只剩下80斤左右，必须依靠药物和氧气才能维持。数九寒冬，她心脏病发作，刚住进省军区医院就被造反派赶了出来。
1967年的春夏之交，不堪重压的陈舜英精神失常了。她的神经官能症拖了数年才慢慢好起来，但身体却每况愈下，心脏病也越来越严重。
1975年的春末夏初，陈舜英确诊患上肺癌。李先念亲自主持召开了“研究治疗办法的会议”。参加者有林佳楣、刘建勋和当时的卫生部长及北京医院的领导同志。
1982年1月2日清晨，陈舜英病危。李先念夫妇接到刘建勋的报危信后，立即指示北京医院“马上安排转科进行抢救。”可惜这一切都已为时晚矣。
傍晚的6时10分，在万家欢聚、共庆新年的鞭炮声中，陈舜英的心脏停止了跳动，终年不到70岁。临终前，她没有留下一句遗言。
接到噩耗，朱德夫人、长期担任全国妇联主席的康克清特意让秘书打来电话说：“陈舜英是老同志，有功。全国妇联要送花圈，叫老健(老同志对刘建勋的昵称——编者注)注意身体。”
陈舜英逝世的次日，陈舜英的老领导李雪峰在日记里写下的第一句话就是：“雪已一、二指，一片雪白。未闻预报，为舜英带孝。” 参加告别仪式后的当天，他再次满怀悲痛哀伤地在日记中写道：“今晨月蚀，悼人乎?三日之晨下了白雪。舜英去世之次日也!”
1982年1月10日上午，陈舜英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李先念委派夫人林佳楣，与许多在京的老同志们一起来到八宝山为陈舜英送行。远在三晋大地的太行老战友们自发推举了多名代表，风尘仆仆地赶来向她告别。许多外地的老同志也纷纷通过电话、电报和致函、撰文等各种方式表示了哀悼 。
随后，陈舜英的骨灰被安放于郑州市的烈士陵园。
广西妇联的领导同志们联名在《广西妇女》、《广西党史》等杂志上发表了《竭尽心力 开创广西妇女工作——忆妇委书记陈舜英》的纪念文章。文中写道：“陈大姐在任的四年中，为广西妇女工作的发展付出了许多心血，她是我们的良师益友。她虽然离开我们了，但她的精神，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陈舜英的生平现已被国内多部妇女名人辞典收录。
2005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发行了《太行烽火半边天》，记述陈舜英生平的《神州尽舜尧 巾帼有英豪》一文被收于其中。
2008年，《红星照耀的家庭——共和国开创者家事追忆》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在全国公开发行。记载刘建勋、陈舜英夫妇生平的文章《为了永不忘却的纪念》也在其列。
2006年6月，作为党组织批准的首例，刘建勋、陈舜英夫妇的部分骨灰合葬在国家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河北省涉县的将军岭烈士陵园。他们终于回到了梦牵魂绕的第二故乡——太行山。李先念的夫人林佳楣和许多老战友以及当地的领导同志出席了安放仪式。
太行山上，松柏顶天立地，如巍峨的丰碑世代矗立!
漳河水流，波涛奔涌东去，似无尽的赞歌日夜吟唱!
历史和人民将永远铭记女共产党员、革命前辈贾庭修、陈舜英的名字和功绩!
作者简介：
庞伟民：中共党员，退休前曾任山西省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
刘立强：中共党员，退休前曾任中国国际航空公司销售部副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