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史文化
在1955年新中国首次授衔的十大将中，张云逸可称得上是一位“老将军”，他不光年龄最老，资历也最老，也是唯一享受元帅行政待遇的大将。毛泽东曾评价他“老成持重，威望颇高”，陈毅则称赞他“既是好主角，也是好配角”。这位从海南文昌走出的老革命家，一生历经清末、民国到新中国三个时代，其经历充满惊险传奇。
险些成为“黄花岗七十三烈士”
1892年8月10日，张云逸出生在广东文昌（今属海南）头苑区造福乡上僚村一个普通农户家庭，父母为他取名“运镒”，盼他一生顺遂。7岁入私塾，12岁转读启明高等小学，少年张云逸已显露出不同于同龄人的沉稳与见识。1908年，16岁的他考入广东陆军小学堂第二期，在这里接触到进步思想，埋下革命的种子。
1909年，17岁的张云逸做出人生中第一个重要决定——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为表决心，他割破手指，以血为誓，立誓推翻腐朽的清王朝。当时中国内忧外患交织，同盟会成为反清革命的核心力量。1911年初，孙中山与黄兴等人在香港策划广州起义，挑选800余名骨干组成敢死队，19岁的张云逸因表现突出，被任命为炸弹队队长，负责攻坚爆破。
4月27日，广州起义如期爆发。黄兴率敢死队攻入两广总督衙门，张云逸带领炸弹队奋勇冲锋，将随身携带的炸弹尽数投向清军。然而，由于清军兵力远超预期，起义军陷入重围，激战一昼夜后伤亡惨重，不得不下令撤退。张云逸与几名战友躲进一处民宅，却发现清军已封锁所有道口，搜捕极严，即便化装也难以出城。
第二天清晨，为探查突围路线，张云逸挎着竹篮假装上街买菜，混入人群。可当他返回时，眼前的景象让他悲痛欲绝——清军已闯入民宅，所有留守的战友都被逮捕，且当场枪杀在路口。身材矮小、相貌敦厚的张云逸，靠着竹篮的掩护和路人的遮挡，竟让清军从他身旁呼啸而过却未察觉。后来，广州百姓收敛起义烈士遗骸，得72具葬于黄花岗，史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多年后，张云逸常幽默地说：“如果那时我不出去买菜，就将是‘黄花岗七十三烈士’了。”
这次死里逃生，并未让张云逸退缩。1912年，他考入广东陆军速成学校深造，1914年毕业后，受同盟会南方支部派遣，到海南岛军阀龙济光部秘密从事革命活动，从排长、连长做起，在敌人内部播撒革命火种。1921年，他转入粤军陈炯明部任营长，1923年短暂从政，任广东揭阳县县长，期间积极推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纲领，减免赋税、兴修水利，深受百姓爱戴。关注梦回军营公众号，看更多军史党史好文。1924年，他重返粤军，在许崇智部任旅长，逐步成长为能独当一面的军事人才。
从国民革命军少将到共产党员
1926年，北伐战争爆发，张云逸任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第4军第25师参谋长，随部队转战湘、鄂、赣等地，屡立战功。彼时的他，已是国民革命军少将，前途无量，但目睹了国民党内部的腐败与分裂后，他开始思考中国革命的真正出路。
在武汉期间，张云逸结识了许多共产党员，通过阅读《共产党宣言》等著作和与共产党人的深入交流，他逐渐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真正救中国。”1926年10月，经党组织批准，34岁的张云逸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将毕生精力投入到共产主义事业中。
入党后，张云逸按照党组织安排，继续留在国民革命军内工作，利用职务之便为党输送情报、保护同志。1927年6月，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筹备警卫团时，他力荐共产党员卢德铭任团长，使这支部队成为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武装力量——后来，这支部队成为秋收起义的骨干力量。
同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爆发，国民党反动派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张云逸冒着生命危险，秘密掩护周士第等共产党员脱险，并支持所部参加南昌起义。之后，为躲避国民党追捕，他脱离第4军，经香港辗转前往上海，与中共中央取得联系，正式转入地下工作。
1929年7月，党中央派张云逸前往南宁，负责在桂军内部开展兵运工作。他凭借在国民党军界的人脉和威望，很快被任命为广西军官教导总队副总队长兼警备第4大队大队长、南宁警备司令。到任后，他大刀阔斧进行改革：将连队主官全部换成共产党员，在士兵中宣传革命思想，短短三个月，就将两支旧式部队改造成新型人民武装。
这年10月，广西军阀俞作柏、李明瑞反蒋失败，张云逸当机立断，率教导总队和警备第4大队前往右江地区，以右江督办的名义筹备武装起义。他先是消灭了企图阻止起义的警备第3大队，随后联合当地农会，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12月11日，张云逸与邓小平等领导百色起义，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第7军，他任军长，邓小平任政治委员，同时成立右江苏维埃政府，开辟了右江革命根据地。
起义后，张云逸率红7军打退桂系军阀的多次反扑，巩固了根据地。1930年春，为扩大红军影响，他又率部转战桂黔边，攻占贵州榕江城，缴获大量武器物资。6月回师右江，重占百色，使右江苏区得以恢复。此时的红7军，已从起义时的3000余人发展到近万人，成为西南地区重要的革命力量。
两次“长征”书写军人本色
1930年10月，由于执行“左”倾路线的中共中央要求红7军攻打柳州、桂林进而夺取广州，张云逸与邓小平等被迫率部北上。这一去，便是一场历时七个月、行程数千里的艰苦转战，后来被称为“微型长征”。
部队从广西出发时，正值深秋，干部战士都穿着单衣单裤。行至中途，突然大雪纷飞，寒风刺骨，大家只能把能找到的衣服、布匹都披在身上，红的绿的、男式女式混杂在一起，模样虽狼狈，却没人叫苦。即便如此，仍有不少战士冻死冻伤，张云逸自己也染上重病，体温飙升到40摄氏度以上，时常陷入昏迷。更糟糕的是，随军卫生队的药品和器械在突围中全部丢失，军医只能用土方草药为他治疗，幸运的是，他最终绝处逢生。
1931年1月，红7军抵达广西全州，张云逸与邓小平等在召开的前委会议上，毅然决定放弃攻打大城市的冒险计划，转向湘粤边开展游击战争，并伺机向中央苏区转移。2月，部队东渡乐昌河时遭敌拦截，被分割为两部。危急时刻，张云逸沉着指挥未过河的部队突破封锁，绕到上游渡河，最终在湘赣苏区与先期过河的部队会师。
这年7月，红7军抵达中央苏区，与红一方面军会合，随后被编入第3军团。为表彰红7军的英勇表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特授予“转战千里”锦旗一面。张云逸在“微型长征”中的指挥才能和顽强意志，让他成为红军中公认的猛将。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开始长征。此时的张云逸被任命为中革军委副参谋长，负责收集情报、寻找向导、勘察道路和架桥铺路等后勤保障工作。从一线指挥员转为“后勤官”，张云逸毫无怨言，始终坚守岗位。在突破湘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等关键战役中，他带领参谋人员提前勘察路线，为红军主力开辟通道；过草地时，他亲自带队寻找野菜，解决部队的粮食危机。
走出草地后，中央红军主力改编为陕甘支队，张云逸仍任副参谋长，直至抵达陕北。晚年回忆起这段经历，张云逸曾说：“一生最骄傲的事，一是率领红7军的‘小长征’，二是跟随毛主席的‘伟大长征’。”两次长征，不仅考验了他的军事能力，更淬炼了他对革命事业的绝对忠诚。
在陕北期间，张云逸还参与了直罗镇、东征、西征等战役，历任红一方面军副参谋长、军委后方办事处参谋长等职。1936年12月，他任中革军委委员，成为红军领导层的重要成员。
以人格魅力搭建抗日桥梁
全面抗战爆发前，张云逸就展现出卓越的统战才能。由于早年加入同盟会，又在国民党军界任职多年，他与许多国民党高级将领，尤其是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等人交情深厚。毛泽东曾说：“共产党里能和国民党高级将领对话的人不多，张云逸是其中之一。”
1937年4月，党中央派张云逸从延安赴香港，开展华南地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出发前，他与准备前往南京谈判的周恩来、前往西安办事处的孔石泉同行，途中在甘泉县劳山镇遭遇土匪袭击。张云逸手部被流弹擦伤，孔石泉的衣领也被打穿，最终在警卫班的掩护下才得以脱险。这次死里逃生后，三人在西安合影留念，周恩来在照片背面写下“劳山遇险，仅剩三人”，张云逸一直将这张照片放在办公桌上，直至去世。
抵达香港后，张云逸首先联系李宗仁的部下刘仲容，为赴广西谈判铺路。原担心此去李宗仁、白崇禧的态度如不积极，将费一番唇舌。谁知下飞机一看，白崇禧竟亲自恭候于前，南宁各界人士扬旗鸣号欢呼于后，旗上大书：“热烈欢迎共产党代表莅桂！”声势煊赫，气氛热烈，实出意外。接着，白崇禧前导，请他登车。却是敞篷汽车。白请他居中站立，自已则毕恭毕敬侧身一旁，径向南宁市中驶去。街道两旁已预有布置，学校、机关、人民团体列队挥旗，鞭炮齐鸣，不断高喊“热烈欢迎共产党代表！”的口号。到人群稠密处，白崇禧干脆请张云逸下车，携着他的手，面露笑容，缓步通过，时而举起相握的手，向欢呼的人群致意。关注梦回军营公众号，看更多军史党史好文。原来，李宗仁、白崇禧希望通过与共产党合作，对抗蒋介石的排挤。张云逸敏锐察觉到这一点，在谈判中既坚持原则，又灵活变通，最终于6月26日与桂系达成七条合作纲领，为建立西南抗日根据地奠定基础。
七七事变后，张云逸又奉命前往澳门，邀请隐居十年的叶挺出山担任新四军军长。他化装成华侨阔佬，带着地下党员柯麟和9岁的儿子张远之，按党中央提供的地址找到叶挺。两人曾在广东陆军小学堂同窗，又一同参加过北伐战争，交情深厚。张云逸向叶挺详细介绍了国共合作的形势和党中央的主张，叶挺听后激动不已，当即表示“愿意随时响应党的号召，投身抗日战争”。随后，叶挺奔赴上海与周恩来会面，结束了十年幽居生活，重新投身革命，张云逸也因此为新四军的组建立下汗马功劳。
除了联络国民党将领，张云逸还积极营救被捕的共产党员。1937年，经他反复谈判，广东国民党当局同意释放大部分政治犯，其中就包括琼崖特委书记冯白驹等一批同志。他还帮助琼崖特委接上与党中央的组织关系，为海南岛的抗日斗争保留了骨干力量。
全面抗战爆发后，张云逸任新四军参谋长兼第3支队司令员，率部在皖南开展游击战争，取得清水潭、马家园等战斗的胜利。1939年5月，他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指挥和中共前委书记，指挥第4、5支队向皖东发展，开辟津浦铁路东西两侧的抗日根据地。1940年，面对国民党顽固派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他与刘少奇等一道，指挥部队取得定远、半塔集战斗的胜利，粉碎了顽军的进攻。
▲新四军领导项英（左 3）、陈毅 （左 4）、张云逸（左2）在南昌
1941年皖南事变后，张云逸任新四军副军长兼第2师师长、淮南军区司令员，领导根据地军民同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军展开艰苦斗争。1943年，陈毅赴延安后，他主持新四军军事工作，指挥盐阜区反“扫荡”和山子头战役，巩固了华中抗日根据地。1945年，他指挥所部对日伪军实施战略大反攻，收复数十座县城，使华中各根据地连成一片，为抗战胜利作出重要贡献。
华东战场的“大管家”
解放战争时期，张云逸主要负责后方保障工作，成为华东战场的“大管家”。1946年1月，他任新四军第一副军长兼山东军区第一副司令员，11月组织胶东、鲁中军区部队发起平安战役，歼敌1.5万余人，粉碎了国民党军占领胶东解放区的企图。1947年2月，他任华东军区副司令员，指挥地方武装配合主力部队作战，在孟良崮战役、莱芜战役中，多次牵制国民党军主力，为战役胜利创造条件。
1947年8月，张云逸兼任中共华东后方工作委员会书记，面对国民党军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他提出“精简整编、厉行节约”的口号，领导华东后方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集中一切人力、物力、财力支援前线。在淮海战役中，他组织动员上百万民工，用小推车将数亿斤粮食和大量武器弹药运往前线，保障了60万大军的后勤供应。陈毅曾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老百姓用小推车推出来的，而张云逸同志，就是这‘小推车队伍’的总指挥。”
1949年9月，张云逸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二书记、中共广西省委书记兼广西省人民政府主席、广西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当时的广西，国民党残余势力和土匪活动猖獗，社会秩序混乱。张云逸到任后，立即组织军民开展剿匪斗争，仅用两年时间就肃清了全省的土匪，镇压反革命势力，稳定了社会秩序。同时，他还积极恢复农业生产，修复铁路、公路，推动广西各项建设事业发展，为新政权的巩固奠定了基础。
1952年后，由于长期征战积劳成疾，张云逸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不得不相继辞去领导职务，专心养病。即便如此，他仍时刻关注国家建设和军队发展，多次向党中央提出建议。
唯一享受元帅待遇的大将
1955年，新中国首次实行军衔制，张云逸被授予大将军衔，排名第七。按照规定，元帅为行政三级，大将为行政四级，但党中央考虑到他的资历、贡献和身体状况，特批他享受元帅的行政三级待遇，成为十大将中唯一获此殊荣的人。此外，他还获得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这三枚勋章，见证了他从红军、八路军、新四军到解放军的完整革命历程。
张云逸不仅在工作中严于律己，对家人也要求严格。他的儿子张光东回忆，自己入党后，父亲在信中将“吾儿”改为“光东同志”，并说：“你入党了，我们就是同志了。”1960年代，张光东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四川山区的研究所工作，一去就是四年，张云逸从未利用职权为儿子调动工作。张光东回忆父亲：“1973年，我调回北京，到301医院去看他，他看着我半天没说话，问我，‘你能回来吗？’那句话一讲，我眼泪都快出来了。那时候父亲病很重，我们已经没法去交流了。”
1974年11月19日，张云逸在北京病逝，享年82岁。临终前，刚恢复工作的邓小平到医院探望他，紧握着他的手说：“我们是老战友，相识45年啦。”张云逸虽已无法说话，却紧紧握着邓小平的手，颔首示意，目送老战友离开。
他的孙子张晓龙说：“祖父那一代人，用一生践行了对国家和人民的承诺，他们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也为我们留下了最宝贵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