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源：?祖国网
纪念八路军129师769团(原12军106团)首任团长陈锡联将军诞辰105周年(1915年1月4日一2020年1月4日)邓小平同志多次谈到“陈锡联胸怀宽广，不仅能打仗，还特别能团结人”。50年，兼任重庆第一书记、市长，肃清反动残余力量，恢复生产，稳定社会秩序，为建设新重庆倾注了大量心血。
1949年11月底，陈锡联指挥第3兵团解放了重庆，踏上了重庆的土地。一进入重庆，陈锡联震惊了：
重庆尽管没有遭到毁灭性破坏，但国民党留下的却是一个烂摊子。无家可归的难民流浪街头，散兵游勇趁火打劫，7万多旧有员工等待接收安置，大批学校的教师学生等待救济与复课，被国民党破坏的工厂亟待恢复生产，城乡与内外交流及商业活动陷入停滞状态，蒋匪特务四处潜伏进行破坏捣乱，国民党溃逃时从监狱里放出来的惯匪窃贼也疯狂做案，大批乞丐在街头拦路讨要，不给即抢。总之，刚解放时的山城，满目疮痍，百废待兴。
“三招”治理百废待兴的重庆
陈锡联等人采取的第一招，是保护资产、清点家底。
重庆解放以后，一切官僚资本、公共资产，已经成为人民政府的财产。因此，军管会要求所有在机关、企业中供职的员工，必须保护好一切资产、档案，遵照军管会及其派出的军事代表的命令，迅速完成清点、移交工作，不得破坏、浪费、隐瞒和盗卖。同时，对隐藏、转移官僚资本和公共财物的，号召全市人民积极揭发检举，协助政府完成接管工作。经各接管委员会清点，共接收机关、工厂、银行、仓库、公共工程等大小单位计370余个，接收员工10万余人，接收的各类物资主要有：黄金1万余两，白银8500两，银圆1.48万余元，美钞5.02万余元，食米6700余石，稻谷1.55万余石，食盐9.57万石，各种汽车1800余辆。
陈锡联等人采取的第二招，是宣传教育群众，揭穿反动谣言。重庆解放后，敌人的反动宣传仍然很嚣张，制造谣言，扰乱民心，破坏接管。陈锡联指示专人每天都听取汇报，分析敌情，掌握动向，研究对策，针锋相对，打击敌人。针对敌人的谣言，大力宣传我党的政策和人民军队的宗旨，以事实揭露国民党蒋介石消极抗日，发动内战，镇压进步力量，奴役劳动人民的反动本质和真实面目。同时，用实际行动回击敌人，澄清真相，教育人民。
陈锡联等人采取的第三招，是治理社会秩序，改造大批乞丐。刚解放时，全市流落街头的乞丐有1000多人。白天，三五成群的乞丐见到穿得好一点儿的人就拦路要钱，见到汽车过来，就往路上一躺，不给钱就耍无赖；晚上则结伙偷盗、抢劫。他们既是旧社会的受害者，同时又扰乱社会，影响治安，必须坚决加以治理、取缔。陈锡联等对乞丐采取了收容教育的办法，改造他们重新做人。为教育那些被收容的乞丐，陈锡联亲自去给他们讲话，说明政策，做感化教育工作。通过教育学习，新旧社会对比，成功激发了乞丐们做新人的信念，他们决心弃邪归正，做自食其力的新人。那时，中央决定修建成渝铁路，陈锡联等就把他们组织起来修铁路，并按劳定酬，给他们发工资。后来，陈锡联到工地去看望，乞丐们激动不已，有的跪下来说：“感谢陈市长，感谢陈青天！”他们告诉陈锡联：平生第一次领到了钱，买了新衣服穿，有了饭吃，有了工作。许多乞丐经过教育，重新鼓起生活的勇气，走上工作、生产岗位，成为新社会的劳动人才。诚如陈锡联所说，“国民党没有能力解决的问题，共产党在很短时间就彻底解决了。”
整顿码头秩序，解决民生问题
重庆依山傍水，船运发达，沿江码头多，码头工人多，人力车夫也多。解放前，封建把头和伪工会控制着码头，他们把码头工人当作牛马，任意打骂，肆意盘剥，敲诈勒索。码头工人受尽了反动统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
接管重庆后，为了维护码头工人的利益，建立码头正常秩序，军管会一方面派出部队维护码头秩序，宣传教育群众；另一方面采取专政措施，把民愤极大的封建把头抓起来，召开公审大会，判刑劳动改造。在码头工人代表集会上，工人们勇敢地站起来，争相控诉封建把头和伪工会的罪恶。在市总工会筹委会的领导下，很快就把码头工人和人力车夫组织起来，分别成立了劳动工会。工人们有了自己的组织，有了困难靠组织，生活上有了保障，社会地位提高了，劳动劲头也足了，码头秩序很快改观。
刚解放时的重庆，既脏又乱，下水道不通，污水街上流，垃圾成山，臭气熏人，苍蝇满天飞，老鼠成灾害。军管会和市政府决心治理脏乱，整顿市容。陈锡联等找到重庆市政建设工程图纸，请技术人员和老工人一起研究治理方案，组织工人疏通管道，搬运垃圾，发动市民清扫街道，整顿市容。这样，用开展群众性卫生运动的方法，很快解决了脏乱问题，重庆市展现出新的面貌。在解决脏乱问题的同时，陈锡联等安排了一批工人就业，组成了从事城市环境卫生的工人队伍。
当时，重庆大小工厂很多，要尽快恢复和发展生产，首要的是做好工人的工作，妥善解决劳资关系问题。解放后，工人阶级的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由被压迫者变为新中国的领导阶级，广大工人强烈要求合理解决劳资关系，充分体现工人阶级的地位和利益。凡官僚资产阶级开办的工厂，当时都按党的政策办事，收归国有；可是，其他经管工厂怎么办?这也有个政策问题。所有工厂都面临着恢复生产要原材料、工人做工要发工资等许多实际困难和要求。这方面的工作政策性很强，有个劳资双方利益和国家利益的问题。因此，这项工作花费的时间最长，力量最大。
陈锡联委托张霖之、曹荻秋主要负责这方面的工作。在陈锡联的全力支持下，二人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和深入细致的工作，制定了正确的政策，有效地解决了劳资关系问题，使工厂的生产很快走上新的轨道。
两条“搜捕方针”稳定社会治安
在接管过程中，还有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就是维护社会治安，对隐藏下来进行破坏捣乱的蒋匪特务进行镇压，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刚解放时的重庆，社情极为复杂。各种游杂武装名目繁多，散兵游勇1万多人，从上海、南京、武汉逃来的匪特以及蒋匪溃逃前留下潜伏的敌特，如国民党中统局、军统局的特务，“三青团”“中国青年党”“民主社会党”等非法反动党团的顽固分子，数量也不少。这些反动分子，抢劫、杀人、强奸、偷盗、放火、破坏等等，无恶不作。更有甚者，他们还向军管会的领导同志、民主进步人士、工商界头面人物寄恐吓信，威胁其人身安全。陈锡联不但收到过恐吓信，还挨过两次黑枪。
面对敌特分子的猖狂活动，陈锡联感到必须要进行一次严厉的镇压活动。他和重庆警备司令尤太忠、公安局局长刘明辉等开会商议，决定在全市来一个大搜捕。搜捕的方针，确定了两条：一条是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另一条是快抓、快审、快处理。当时，已经掌握的面上的反动分子有六七百人，就确定先把这些人抓起来，通过审问，把那些藏在后面的敌特分子挖出来，争取一网打尽。
1950年1月18日，行动开始。早晨6点半，全市紧急戒严。警备部队及公安人员1万多人统一行动，封锁了大街小巷，控制了交通要道，开始了第一次全城大搜捕。敌特分子根本没想到陈锡联会来这一手，顿时惊慌失措，纷纷将暗藏的枪支、弹药、电台等军用物资丢在大街上、角落里，不少人主动到军管会交枪自首、交代罪行。当时的《新华日报》报道了这次行动的情况：
在紧急戒严期间，全市秩序良好，人们的心情，与蒋匪统治时期实行戒严时截然不同，许多住户开着大门，男女老少站在门口相互谈笑，庆幸着匪徒们的就擒。在临江门，当公安人员和警备部队押着一群匪徒走过大街时，两旁的码头工人及市民们，都挤在每家门口拍手叫好，并纷纷相语：他们（指匪徒）横行了几年，今天算是走到末路了。
按原定方案，准备抓六七百人，但是由于许多市民争相检举，以及被抓的人主动揭发，结果一共捉了1200多名特务和各类破坏分子。抓到以后，即按原定方针，快审快放，从速从宽释放了一批主动坦白、愿意悔改的特务分子。
至中午12时许，第一次大搜捕胜利结束。下午，陈锡联赶到广播电台，向全市发表广播讲话。陈锡联讲完话后，欲擒故纵，宣布戒严解除。商店、茶馆、电影院、戏院很快开门正常营业，市民生活也恢复正常。这时，那些漏网的、隐藏在幕后的敌特分子，以为没有事了，又冒出来活动。陈锡联等根据掌握和被抓特务检举的线索，当天晚上公安便衣一起出动，又来了个第二次大搜捕，一下抓了100多个罪大恶极的特务头子。经过审讯，大张旗鼓地予以严惩。
经过两次大搜捕，反动特务分子基本上都被抓了起来，狠狠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人民群众拍手称快，生产、生活秩序日趋正常，人心也日益安定。
因为陈锡联勇猛善战，红军时期就有“小钢炮”的雅号，所以当时潜藏的敌特纷纷叫苦：“‘小钢炮’开始开炮了！”
1950年1月23日，重庆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隆重召开。会议期间，陈锡联代表市政府向大会作了《关于重庆接管工作的报告》，向与会代表报告了重庆解放与接管的情况、接管中的几项主要工作及当前的中心任务。与会代表经过审议，批准通过了这个报告。
会议结束时，选举产生了重庆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并决定由陈锡联任主席，曹荻秋、胡子昂、何鲁为副主席。
大胆使用“旧人员”为新社会服务
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召开及协商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接管工作胜利结束，开始了重庆全面恢复与发展的新阶段。在此过程中，陈锡联大胆团结、教育、改造和使用旧人员，留下了一段佳话。
据陈锡联回忆：“无论是在接管时期，还是在恢复与全面管理时期，我们在重庆工作的干部数量很少，大概是在同等城市中最少的。干部少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西南的战争还没有结束，前方仍在打仗，不可能抽调大批干部留在地方；另一方面，主要考虑留的人多，自身负担重，不利于恢复生产的发展。”
干部少，没经验，工作任务重，怎么办？陈锡联从实践中认识到，团结、教育、改造、使用旧人员——旧公务人员、旧工程技术人员、旧知识分子，是一个好办法。他认为，这些人过去为旧社会服务，通过教育改造，使他们脱胎换骨，转变立场，同样可以为新社会服务。
旧人员，虽然长期为国民党做事情，身上旧的习气很多，有的还有不少劣迹。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只为养家糊口，与反动的官僚政客和土匪恶霸有本质的区别。同时，他们也是被剥削、被压迫者，是我们党团结、教育改造的对象。旧人员大都有文化，有技术，有管理知识和生产经验。我们党要搞建设，很需要这些人。因此，他们又是使用的对象。对旧人员的教育改造，陈锡联也有一套：
“主要是对他们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基础知识、群众路线、群众观点和时事政策的教育，使之逐渐树立新思想，增加与人民群众的感情，改造成为对国家对人民有用的人才。在教育改造的同时，充分发挥他们的知识技术专长，引导、调动其积积性，自觉地为建设新社会贡献力量。”
旧人员得到重视后，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很高，在解决重庆的下水道问题上出了大力。
重庆是个山城，地势不平，每到雨季，雨水聚流而下，冲毁房屋，毁坏道路，粪便污水遍地横流，人民饱受其苦。解放前，重庆人民多次呼吁修建下水道，但国民党政府总以经费短缺为由敷衍搪塞。后来迫于压力，勉强修了几十公里，又借口没钱停工了。解放后，在笫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刘伯承司令员提出要修建下水道，彻底解决环境卫生问题。这一倡议得到了全市人民的热烈欢迎和积极响应，陈锡联主抓这一工作，他非常重视使用旧人员。
在回忆录中，陈锡联对这些旧人员充满敬意：
在修建下水道工程中，旧人员——主要是旧工程技术人员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感恩于人民政府的信任和重用，对人民政府想山城人民之所想、解山城人民之所难钦佩不已，主动找来图纸资料，精心设计测量，认真组织施工，和工人们吃住在一起，劳动在一起，不长时间就把下水道全部修通了，解决了国民党政府几十年未能解决的问题。
当年，重庆的全面恢复与发展，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进行。困难之所在，正如邓小平所言：“以重庆言，这里有一个庞大的战争机构和一个庞大的军事工业，国民党在撤退时还来了一个严重的破坏，而以动力的损失为最大，现在要把它们恢复起来，改变成为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和平工业或改变成为切合实际的国防工业，当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在陈锡联的努力下，邓小平眼中“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开了一个好头，“和平工业”“国防工业”开始起步。
1950年6月，陈锡联和胡子昂副市长奉政务院周恩来总理之令赴京向民主人士汇报工作。汇报完后，这些民主人士对重庆的工作很满意，由衷地说：“你这个领兵打仗的人，管城市也蛮不错嘛。”
正确的路线、卓越的领导和群众路线，是建设新重庆的法宝
回顾主政重庆那段时期的工作，陈锡联有过认真的总结，这对于今天的城市工作思路仍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第一，党中央、毛主席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战胜困难、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他曾经写道：
重庆的工作，同全国其他大城市一样，其他城市遇到的问题，我们都遇到了，其他城市解决了的问题，我们也都一个个逐步解决了。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党中央、毛主席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各项工作指明了方向。
在恢复生产中，重庆遇到两大难题：劳资关系和公私关系。这两个问题，搞“左”了不好，搞“右”了也不好。那时，党中央、毛主席在共同纲领中及时提出了15条经济政策，其根本方针是“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在重庆工作中，陈锡联等坚决贯彻执行这个方针，以此解决生产中遇到的一系列政策性问题，从而使各方面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第二，“包括重庆在内的整个西南地区的各项工作，都是在刘伯承、邓小平、贺龙等首长卓越领导下进行的。”谈起这一点，陈锡联有过详谈：
刘、邓、贺首长以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的雄才大略，高瞻远瞩，运筹帷幄，牢牢把握西南大局，把党中央、毛主席制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同西南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创造性地予以贯彻执行。这是做好各项工作的重要保证。
当时，西南局住在重庆，刘伯承司令员是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邓小平政治委员是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贺龙是西南军区司令员。在重庆工作的同志，工作中遇到困难，思想上有了问题，经常向刘、邓、贺等首长请示汇报。刘、邓、贺等首长对重庆的工作非常关心，给予了坚强有力的领导和具体有效的工作指导。
在重庆工作期间，邓小平对陈锡联影响最大：
邓小平政治委员提出了这样一个要求：每周礼堂见面一次。邓小平政治委员说，在城市里，一个是办公时间，一个是大礼堂。不会用大礼堂就不会把工作做好。一般的经验，应该一个礼拜在礼堂见面一次，每次哪怕1个小时、半个小时都好。这样比今天找这个同志谈一次话，明天找那个同志谈一次话，时间节省，而且一个东西可以很快地传达下去，不打折扣。学会用大礼堂，就是要善于节省时间，中间少隔几层，提高工作效率。
邓小平政治委员讲的道理很浅显，方法也简单，但是很管用，会议制度就是由此而建立起来的。随着恢复生产工作的全面展开，陆陆续续建立了一系列制度：集体办公制度、汇报检查制度、请示报告制度、互通情报制度等等。这些制度的建立和实施，使我们对城市工作的领导由被动变为主动，由盲目变为科学，工作效率大为提高，管理水平一步步走向成熟。
第三，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解放时重庆人口约120万，重庆市的产业工人、交通运输工人、手工业者及其家属就有50多万，差不多占了一半。因此，陈锡联清醒地指出：重庆的各项建设，必须依靠工人阶级，走群众路线。为了让工人们在政治上抬起头，陈锡联等规定所有公有企业要成立管理委员会，实行民主管理。管理委员会中工人代表要占半数，企业内的一切重大问题都要经过管理委员会讨论决定。同时，还要求各企业成立职工代表会议。职工代表会议与管理委员会并行，成为在工会领导下保障和维护职工利益的固定的组织形式。在私有企业，他们强令废除那些剥削、侮辱工人的管理制度（如搜身制度），禁止无理开除工人，改善工人劳动环境，保障工人休息权利等。
刚解放时，工人群众期望很高。有些工人提出要增加工资，减少劳动时间，发“解放金”，过节要发双薪等。在当时财政经济困难的情况下，这些要求不可能完全得到满足。通过陈锡联等组织有关部门宣传教育，在重庆市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工人代表们主动号召全市职工不加工资，拿最低工资，努力生产，不计报酬，和人民政府团结一致，共渡难关。代表们的号召得到了全市职工的热烈拥护和积极响应。在恢复生产与全国建设中，重庆市的工人阶级最终发挥了高度主人翁精神、奉献精神、吃苦耐劳和创造精神，为建设人民的重庆作出了巨大贡献。
1949年11月30日,是重庆人民铭记不忘的日子。重庆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英勇斗争，流血牺牲，终于推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迎来了重庆的解放,走上了建设新中国和新重庆的道路。
（本文作者赵国庆系原陆军第十二军政治部宣传干事；本文作者邹晓兵系国防大学联合勤务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