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修权 来源：中华魂网
—— 纪念周恩来总理诞辰122周年
马上就要到3月5日了。这个我们永远应该纪念的日子，是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的诞辰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周恩来同志在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光辉一生中建立的卓著功勋，展现的崇高风范，深深铭刻在中国各族人民心中，也深深铭刻在全世界追求和平与正义的人们心中。”
“大贤秉高鉴，公烛无私光。”
周恩来同志一生心底无私，天下为公的高尚人格，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中国共产党人优秀优秀品德的集中写照，永远为后世景仰。
伍修权撰写的《忆周恩来》一文，是同时代人对周恩来的纪念，有情有义有内容，更有说服力。为了纪念周恩来，为了让我们后人更进一步了解周恩来，学习周恩来，特推荐此文，谨与广大读者共享。
共产党员 伍一曼
2020年2月28日
1976年1月，敬爱的周总理告别人间时，“四害”正横行，人民在受难，我们许多跟随恩来同志革命几十年的老战士心里有话不能说，连对敬爱的老领导、老上级表示一下哀悼和惜别之情的权利都没有，真正是只有眼泪往肚子里流！越是这样，我们越是格外怀念自己的好领导、好上级和好老师周总理。在那些日子里，我常常深夜静思，回想恩来同志给予我的一次次教育和影响，追忆他留给我的每一点印象，在心里默默默地为他编织着一个个无形的花环，谱写着一首首无声哀歌。
一
我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同志，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央苏区。他于1931年底从上海经汕头、大埔等地来到瑞金。当时我在红军学校工作，最初在干部会上听他的讲话。
在此以前我早就知道他的不凡经历和不朽业绩，中国革命史上的许多重大事件，如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八一南昌起义、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等等，他都是倡导者或主要领导人。
1928年他去莫斯科参加我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那时我在莫斯科步兵学校学习，我原在中山大学的同学去大会从事翻译和服务工作，他们回来告诉我见到了周恩来等领导同志，谈到他们的印象，说周恩来同志通晓英、法、德、日等多种外国语言，才华横溢，胆识过人。
几年以后，我亲眼见到他时，觉得果然名不虚传。他讲话时不要稿子或提纲，滔滔不绝地一讲就是半天，有理论，有感情，时时透露出他的见解深刻、知识渊博、经验丰富和为人的谦逊诚挚。
1933年10月，我从红校调到军委，为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李德做翻译。周恩来同志是军委副主席兼红军总政委，由于工作需要，我们几乎每天都有联系和接触。多次来往后，我除了对他卓越的组织才能和指挥艺术有了更深刻的印象以外，还对他作为一个共产党人对党的事业的忠诚，作为一个中国革命者对我国传统道德的继承发扬，有了相当深刻的了解。
那时正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统治的时期，占据中央领导地位的博古等人，大都是些脱离实际的“书生”，对革命实践尤其是对军事斗争几乎一窍不通，作战指挥上的事，都由洋教条主义者李德说了算。而李德虽是苏联军事院校的高材生，除了会背一些外国军事教条以外，只在苏联指挥过骑兵，对我国国情及我军作战特点等等几乎是一窍不通。
可是他和博古二人大权在握，作为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同志，既要保持对他们组织上的服从和尊重，负责将他们的指示贯彻落实，又要从党和红军的利益出发，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设法弥补博古、李德等瞎指挥造成的漏洞，尽量减少以至消除可能的损失。要做到这一点确实是很不容易的，要有很强的组织纪律性和很高的军事指挥才能，更要能顾全大局，善于处理党内的分歧和矛盾。
没有别人比我更深刻的了解到，李德等人是极难相处的。他们仗着有共产国际和王明等的支持，专横粗暴，目空一切。尤其是李德，从我党我军的高级领导同志，到初级指挥员和参谋人员，不断被他挑剔责骂，甚至处分判刑。我们这些在他跟前工作的同志都非常生气窝火。
我就曾向领导上说：“李德简直是个帝国主义分子，我实在不愿在他那儿干了！”可是看到周恩来同志那样努力克制着个人感情，始终任劳任怨的做好自己的工作，又不得不为之感动。我一再感到，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不是周恩来同志这样有丰富政治经验和高尚品德修养的人在主持日常工作，形势发展很可能更坏。
按照当时的工作程序，通常是前方来了电报，先送到我这儿来，由我译成外文并附上简图，送给李德看，他批阅提出处理意见后，又交我译成中文送给周恩来同志。一般的问题，他就处理了，重要的再由他在军委或中央的会议上将李德的建议提出讨论，最后又由他负责执行和落实。
应该说有许多事他是违心的不得已而为之。在组织上他对博古和李德不得不表示尊重和服从，但是同他们从无工作以外的特殊关系，不搞个人之间的拉拉扯扯，不像博古对李德那样，投其所好，完全言听计从，关系很不正常。李德在博古的推崇和支持下，飞扬跋扈，独断专行，大至战略方针和战役指挥，小至部队行动里程和火炮射击位置，都得由他决定，不管谁的意见他一概不听。
党内军内许多同志对此很为不满，周恩来同志则在其间尽力做着调和工作，用种种方式说服和影响着博古和李德。例如第五次反围剿时，他针对李德提出的“多路分兵”打“阵地战”等错误方针，建议集中兵力于一个方向，在运动中歼灭敌人。他有时在会议上发表意见，有时则直接用英语与李德交谈。但是他和许多同志的正确意见，大都被李德和博古所否定或拒绝，最后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被迫撤出中央革命根据地，来了一次空前的战略大转移。
长征初期的部署也是李德等一意孤行地定下的，结果部队才打到湘西，兵力就损失了三分之二，有的部队已经溃散解体，而敌人正前堵后追重兵设围。在此危急关头，李德束手无策，只能发脾气骂人，博古也一筹莫展，只会唉声叹气，还是周恩来同志毅然挑起重担，承担了实际的指挥责任，他在王稼祥，张闻天和朱德等同志的支持下，接受了毛泽东等同志的正确建议，避开正面敌人设下的重重包围圈，改向贵州方向前进，指挥红军突破乌江、智取遵义，使红军获得长征以来第一个喘息休整的机会，为召开遵义会议，纠正“左”倾军事错误创造了条件。
在遵义会议上，周恩来同志根据党的决定，做了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军事报告。谁都知道，第五次反“围剿”之所以失败，完全是博古、李德极力推行“左”倾教条主义的结果，可是博古在自己的主报告中一再推诿自己的责任，只强调敌强我弱等客观因素，连瞎指挥打败仗的李德也企图把自己的罪责朝别人头上推，他说自己只是提提建议，失败是中国同志自己造成的。而恩来同志却在自己的报告中，一方面客观的陈述了事实，一方面主动的承担了责任，着重检查了自己执行“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错误，表现了“严于责己，宽以待人”的磊落态度。
接着他又在毛泽东、王稼祥等同志对博古、李德的批判发言以后，马上表示完全支持他们的意见，并且提议撤销博古和李德的军事指挥权，积极推举毛泽东同志来担任党和军队的领导。他说，只有改变错误的领导，红军才有希望，革命才能成功。他的严正态度和无私精神，当即得到了大家赞赏和支持。在他的倡议和促进下，毛泽东同志终于回到了党和军队的领导岗位。不久，又成立了他和毛泽东、王稼祥三人组成的军事指挥小组，统一指挥红军的军事行动，从实践上来纠正“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错误。
这一期间，他支持并协助毛泽东同志指挥了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等决定性战役，摆脱了敌人的重重包围，并在翻越夹金山之后，与四方面军胜利地会了师。接着又在同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的斗争中，坚决地站在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一边，捍卫和执行北上抗日的正确方针，旗帜鲜明的反对和批判了张国焘的错误路线。
在过草地以前，他不幸患了重病，只能躺在担架上随队转移，但是他仍然时刻关注着红军的行动和党内的斗争。我也是这段历史的见证人之一，周恩来同志当时的许多言论行动，我是亲耳所闻，亲眼所见。
几十年来，他从来不摆自己的功劳，更不讳言自己的缺点和失误，我曾多次听到他对自己一度执行过“左”倾教条主义的自我批评。十年动乱中，林彪、江青一伙曾利用这一点来攻击污蔑他如何“反对毛主席”，是“当代大儒”等等。其实恰恰在这一点上充分显示了他的光明磊落与高尚品德。也正因此，才使他更加赢得人们的尊重和毛泽东等同志对他的信任。
我参加十五军团长征，回师延安后，因病在中央所在地瓦窑堡休养，又来到了周恩来同志身边，并一起转移到保安。他和叶剑英同志组建中央联络局时，又将我调到那里，还交给我一项任务，再给李德做一段翻译，帮助他到红军大学讲战役学。
我由于过去与李德相处的很不愉快，就对周恩来同志说：“我宁可做任何工作，再也不愿给李德当翻译了！”他就苦口婆心的说服我，让我克服个人情绪，一切从工作利益出发，让我又去与李德共了一段事。
不久发生了“西安事变”， 周恩来同志受命飞赴西安，会同张学良、杨虎城与蒋介石等会谈。当时我也奉调去了西安，准备参加红军和东北军、西北军联合司令部的筹建工作。后来因为形势变化，这项工作未做，但却使我有机会看到周恩来同志在尖锐复杂的斗争中，每天以超人的精力和毅力同各方面人士周旋磋商，原则上坚定不移，方法上又灵活多变，终于联合张、杨迫使蒋介石基本接受了我们的主张，开创了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新局面，从而扭转了我国的形势。
这以后他与叶剑英等同志到南方各地的国民党统治区内主持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我也被派到国民党西北统治中心之一的兰州，担任八路军驻甘办事处处长，共同地做着抗日统战工作。
1939年恩来同志因骑马跌伤赴苏治疗，次年又自苏回国，与邓大姐两次路过兰州，都住在我们办事处内。他们每次来都详细询问我们的工作情况，指导我如何进一步开展工作，还特地为我们全体工作人员讲话和上党课；又利用有限的时间，找当地国民党和其他方面的知名人士，对他们做统战和教育工作。有的人后来也就靠拢我党，帮助我们做了不少工作。
他们在兰州办事处时，就住在小平房的土炕上，同大家吃一样的伙食，不许我们对他们有什么特殊照顾，相反，对我们的生活却十分关心体察，一再嘱咐我们好好保重注意安全，坚持在白区的斗争。1941年，我被调回延安军委总部，恩来同志又到重庆等地主持抗日统战工作和我党在南方的领导工作，间或会回到延安，都要来总参看望大家，给我们讲讲形势，并且了解我们的工作情况。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他又亲自陪同毛主席往返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并签订了《双十协定》。当时我们许多同志鉴于蒋方惯于背信弃义搞阴谋，对毛主席这次出行是很不放心的。但是正由于周恩来同志的大智大勇，此行不仅大大地提高了我党和毛泽东同志的威望，还挫败和揭露了蒋方的阴谋，特别是谈判中的大量具体工作，从各项文件材料的起草修改，到毛主席的个人安全，无一不是恩来同志亲自主持和安排的。
以后他又在重庆参加国共两党和美国代表组成的军事三人小组，签订了与国民党军队的《停战协定》。按照协定在北平成立了叶剑英同志参加的军事调处执行部，在东北成立了执行小组和执行分部，我被调到东北执行分部工作，许多活动都是在他统一指挥下进行的。解放战争中，周恩来同志作为我军总参谋长，与毛泽东等同志一起转战陕北，指挥着解放全国的伟大斗争。
二
正是在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的英明领导下，中国人民终于推翻了反动腐朽的蒋家王朝，建立了自己的人民共和国。恩来同志作为开国第一任政府总理，辅佐毛主席，根本改变了我国的历史面貌。当时他兼任外交部长。显然是出于他的建议和推荐，将我从东北军区调到外交部，担任了第一任苏联东欧司司长。
1949年12月，我利用调任之前的间隙，回到故乡武汉，去探望家人和师友。周总理命令我立即赶回北京随他一起出国访问苏联，会同已先期赴苏的毛主席，进行我国建国以后第一次中苏两国政府间的会谈，协商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旅途中，路程太长，随行人员都觉得十分疲劳困乏，但是周总理却一路未露倦容，利用旅行的时间从事着紧张的工作，在颠簸的车厢小桌上，起草批阅和审改着许多与这次出访有关的文件材料，还利用电话与远在莫斯科的毛主席商讨问题。
他到莫斯科后在车站欢迎仪式上的演说稿，就是在火车上写的，他还让我将中文稿译成俄文，并在到达时为他做了口译。
这次赴苏的是新中国第一个最大的政府代表团，成员包括政治、经济、工交、邮电等各方面负责人和专家，每人各有专职和专长，作为代表团长的周恩来总理则一切都要过问。他一面主持整个代表团的活动，一面又要不断向毛主席请示报告和研究问题，更要与苏方连续会谈。
由于当时我们刚刚建国，包括苏联在内的许多国家对我国的政策还很不了解，有的还抱着怀疑态度；加之苏联仗着大国地位，常常过于强调本国利益，同他们打交道并不是一切顺利的。毛主席作为中央最高领导人，处于会谈第二线，一切都由周总理出面处理。
会谈中，既要强调团结友好，努力发展互助合作关系，又要坚持原则，维护本国利益，不为对方单方面意愿所左右。周总理则以他杰出的外交才能，完成了党和毛主席交给他的这一艰巨任务。
中苏同盟互助条约的起草、修改和签订过程中，周总理更是倾注了全部心力。从整个条约的宗旨大纲到每条每款的措辞用语，他不仅亲自一一反复推敲，还组织发动代表团和驻苏大使馆的同志一起认真讨论修改，要求人人都为此开动脑筋，贡献力量，尽可能使其更准确无误。
周总理对我们说，这个条约不仅要适应今天的需要，还要考虑到以后的形势发展，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和后人的检验，要对我们的国家负责，维护人民的利益，决不能出现差错和漏洞。本着这个原则，经过与苏方的多次会谈，和我们内部的反复讨论，终于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大连主权以及经济贷款等专项协定。
在协定的签字仪式上，他发表了简短的演说，感谢苏联党和人民对我国的援助，同时又强调这些协定的签订符合中苏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是互相支援性质的。这委婉的表明了与苏联外长维辛斯基讲话侧重点的不同，而他们只片面强调苏联对我国的援助，将条约的签订说成是“证明了苏联外交政策的伟大”等等。正由于周总理的即讲友好合作，又讲独立自主，又团结又斗争，才使这次会谈获得圆满的成功。
此后我就作为外交部的干部，在周总理兼外长直接领导下工作了。1950年夏，发生了美国侵略朝鲜和我国领土台湾的严重事件，周总理代表我国政府庄严宣告：“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邦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同时向国际上反复呼吁和平解决朝鲜战事，要求美国撤出在朝鲜和台湾的侵略军队。
周总理的声明在世界上引起了反响。在一些友好国家的支持下，我国政府决定派出代表出席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参加朝鲜和台湾问题的讨论，并作控诉美国侵略罪行的发言。
在确定去联合国特派代表的人选时，周总理考虑到这是一场同美帝国主义者面对面的斗争，是与刚刚开始的抗美援朝运动和志愿军出国作战密切配合，派一个“武将”可能比去一位“文臣”更具有新中国的特点，正好我有较长的军队工作经历，有过将军头衔，就被周总理推荐，并经中央研究决定，由我来承担了这一既沉重又光荣的任务。
他将这一决定通知我后，向我具体交代了任务，又派了外交部长助理乔冠华同志，还有龚普生、陈忠经、安东等政治上、业务上很强的同志，分别以代表团的顾问、专家等身份协助我的工作。人选全部确定后，他很快将代表团成员名单及赴美的签证地点等正式通知了联合国秘书长，要求立即作出安排。
出国以前我们遵照周总理的指示，起草好了在安理会的发言稿，整理好了有关的文件和材料。这些文稿都由他一一审定批准。行前他又找我和乔冠华等同志谈了话，从此次行动的方针大计到出国后的注意事项都做了进一步的具体交代，规定了哪些事必须向国内请示报告，哪些事可以由我们在国外相机处理。当一切都安排停当并交代清楚后，我们才动身赴美。
出国以后我们仍然保持着与他的密切联系。就在我们已经到达纽约时，美国还企图继续阻挠我们出席联合国的会议。周总理当天就致电联合国秘书长，再次声明，联合国有关我国台湾和朝鲜问题的讨论，必须有我国代表参加，而我国政府特派代表已到纽约，随时可以出席会议。
他的电报直接给我们撑了腰，使我们终于战胜美国的阻挠，及时参加了安理会的讨论。
我在安理会的第一次长篇发言，用的是国内带去的经周总理审定的稿子。后来的发言则根据情况做了某些修改，并发回国内，请周总理做最后的审定。当我们几个人远离祖国，置身于正同我们敌对的帝国主义国家，第一次在世界上最大的国际讲台上同杜勒斯等美国头面人物当面较量时，周总理又在国内调动全部舆论工具，对我们的斗争作了有力的支持和声援。
在朝鲜战场上的志愿军部队，又不断以胜利捷报鼓舞着我们。这一切都为我们增添了巨大的精神力量，保证我们很好的完成了党和国家交付的这一重大任务。
当我们离美返国时，正是1950年12月底。周总理为了使我们能赶回祖国过新年，特地关照我国在国外的民航班机，留出座位等我们代表团安全到达后再起飞，使我们在1951年元旦前夕回到北京，周总理马上对我们表示了慰问和鼓励，给了我们极大的温暖。
在我国的外交战线上，周总理既是运筹帷幄的主帅，又是全体外交工作人员的良师益友。他对于在外交斗争第一线工作的同志，在政治上不断给予明确的指示，在生活上又随时给与无微不至的关心。
1951年，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同侵朝美军进行停战谈判时，我国外交部李克农副部长在开城指导着谈判工作，入冬后李克农同志得了很重的哮喘病。周总理得知了他的病情，立即派我去接替他的工作。
我到达前线向李克农同志转达了周总理对他的慰问，传达了要他休息治病的指示，他为周总理对自己的关心而深深感动，当即以“临阵不换将”为理由请求继续坚持工作。周总理同意了他的意见，又指示我暂时留在开城，待李克农同志病情减轻后再回国，如他的病状加重就坚决让他回国休息。
我遵照周总理指示，在那里一边观察李克农同志的病情，一边做些调查研究工作，在深切感受到李克农等同志工作辛劳和紧张的同时，更感到远在祖国的周总理其辛劳和紧张的程度丝毫不亚于在前线的同志。
当时每日白天由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代表出面同美国代表谈判，当晚我们听取他们的谈判第一线情况汇报，研究下一步方案，然后很快发电向周总理报告并请示。周总理收到电报后及时与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进行研究，马上又将研究结果给前线回电，对谈判工作发出新的指示。
谈判代表团收到电报就是佛晓了，也就是说，周总理在进行上述工作时，全是在深夜几个小时内完成的。可以想见，当亿万人民正在安静入睡时，我们的总理却为着国家安全和人民幸福，从事着最紧张最急迫的工作。并且我们所知道的事，仅仅是他大量工作中的一部分。他那时是总理兼外长，除了外交工作，他又是全国各条战线的主帅，所有的战士在所有的时刻，都在等待着敬爱的周总理的指示，接受着他的关心和爱护。
事实正是这样，周总理兼任外交部长期间，尽管国务院的全面工作非常繁重，但他对外交部的工作却一直抓的很具体、细致和深入。我于1951年初任外交部副部长，经常向他直接请示工作和汇报情况，他通常是白天处理别的工作和进行外事活动，到晚上才专门安排时间同我们研究部里的工作。
他总是事先列出要讨论和解决的问题，连谈话的时间也规定好，到了他那里就开门见山的拿出各自的意见和有关材料来，一一研究落实，不说虚词空话，也不拖泥带水，他的指示更是干脆利落，明确简洁，从领导方式、工作方法和办事效率上，都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和影响，使我们感到与他的每次交谈，都是很好的教育以至享受。所以我每次都想在他那儿多待一会儿，更多的听取他的指示。但是一想到在他的办公室外面还有许多同志在等着同他谈别的问题，我不能过多的占用他的宝贵时间和精力，不无遗憾的按时从他那儿告辞出来。我们刚出门，下一拨人又顺序进去，又开始一项新的工作讨论。
周总理在每一个晚上，像这样不同内容、不同对象的工作交谈，至少有三五批都是定好人员、题目和时间，依次等候着同他谈话。这样的谈话常常通宵不断，可以说，恩来同志是世界上睡眠最少的国家总理。他工作秩序的紧张热烈和有条不紊，尤其是他似乎有用不尽的精力和无穷的智慧，一直为我们所敬佩，至今还是我们许多人心中的楷模。
周总理对工作的认真负责和严格要求，体现在许多方面。我们起草的各种外交文件，他都要亲自仔细审查和动笔修改。他批改文件有个习惯，就是他看到每一句的未了，都要用毛笔在那儿打一个顿点，一面表示这一句他已看过并认可了，一面加强他自己的记忆。所以许多经他审阅过的文稿上都留有他阅读时的记号，凡有不妥的地方，他总是亲自精心修改，有的是使字句措辞更加准确恰当，有的则是整段整节的删改重写。每次我们拿回被周总理改过的文稿，总是马上一字一句的研究学习，看看他是怎样修改的，体会他为什么要这样改，从中学习他的思想和文风。
50年代初期，周总理就如何开展对亚洲各国的工作，先提出了一些方针性的意见，让外交部的若干同志进行具体的讨论研究。大家议了几次以后，亚洲司负责人陈家康同志将共同的意见整理出一个稿子，形成了五项原则的雏形。周总理看到后又做了内容上的提炼和文字上的修改，制定为语言简洁的条文，作为我国对外关系的基本原则，提交给毛主席审定，毛主席一看也深为满意，马上批准并指示照此执行。
这就成为我国首倡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周总理将他带到印度、缅甸和万隆亚非会议上，很快为各国所赞同和支持，成为世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迄今还为大多数国家所遵循。而这一对世界和平有着重大作用的原则，正是在周总理指示下，在集思广益的基础上创造并提出的。
周恩来同志的一生，为我们共产党员树立了光辉的榜样。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六个杰出楷模：不忘初心、坚守信仰；对党忠诚、维护大局；热爱人民、勤政为民；自我革命、永远奋斗；勇于担当、鞠躬尽瘁；严于律己、清正廉洁。
今天，为战疫情冲在第一线的共产党员和所有人员都是周恩来精神和楷模的传承人！我们向他们学习！向他们致敬！！
伍修权撰写的《忆周恩来》一文，是同时代人对周恩来的纪念，有情有义有内容，更有说服力。为了纪念周恩来，为了让我们后人更进一步了解周恩来，学习周恩来，特推荐此文，谨与广大读者共享。
共产党员 伍一曼
2020年2月28日
三
建立和发展我国与世界各国、我党与各国兄弟党之间的友好关系一直是周总理全力关注的工作。1954年苏联与南斯拉夫的关系“解冻”以后，他马上与毛泽东等同志商讨与南建交,并与南斯拉夫达成了建交协议。在确定首任驻南大使人选时，他先让我们几位副部长和各司司长酝酿一下。由于南斯拉夫情况特殊,任务比较艰巨，对于大使人选大家颇费踌躇。正在此时，周总理却指着我问道：“伍修权同志，这个首任大使由你去当,你看怎么样？”他见我显然没有思想准备，又说：“这样吧，你先回去考虑考虑，明天再答复我，行吗？”
我开始觉得有点突然，对这个任务感到担心和犹豫，但是想到周总理不会是随便问我的，他定是早有考虑了，他能将这一特殊使命交付给我，说明了他对我的了解和信任。又想到自己正从事外交工作，也应该到国外去接受各方面的感性知识，积累多方面的实践经验，驻南首任大使的工作,将是一次很好的锻炼机会，这实际上是周总理对我的关心和培养，我不应该辜负他对我的期望。第三天我就向他报告了自己的考虑结果，决定接受这一任命。他听了也高兴地说：“我相信你能很好地完成这-任务。”
后来就由我国政府正式宣布我为首任驻南斯拉夫特命全权大使，及时赴任向铁托总统呈递了国书，开始了我的驻外使节生活。我在大使任内根据我国党和政府的指示，广泛地开展了对南友好活动。两国政府和民间的各种代表不断来回互访，签订了一系列经济和文化合作协定，在中南关系上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友好局面。
1957年初，彭真同志率我国人大常委和北京市人委代表团到南访问，周总理通过我们使馆专门打电话给彭真同志，委托他与铁托作一次党内秘密会谈，并指定我为他们做翻译。
我们遵嘱进行了会谈，与铁托就国际共运中若干问题坦率地交换了意见，促进了互相的了解和尊重。可惜这种好局面未能维持很久，在国内外种种不利因素影响下，周总理等亲手开创的中南友谊关系被迫中断了很多年,直到70年代后期，才恢复和重建了两国和两党之间的友好关系。
1960年苏共中央领导人背信弃义，片面撕毁中苏两国之间的各项协议，为我国造成了严重的困难。周总理通过外交斗争和国内工作，为克服困难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一面严正批评苏共领导人公开破坏兄弟党之间的关系准则，将党与党之间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等恶劣做法，一面努力加强与各国兄弟党和进步势力之间的团结，开展反对霸权主义的国际统一战线工作。
1963年我参加邓小平、彭真同志率领的中共代表团赴苏进行两党会谈。当时两党两国关系极为紧张，在我们归国时，周总理和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一起亲自到机场迎接我们，为我们组织了热烈盛大的欢迎仪式，并让我们在离开机场以后直接到中南海，马上向他和毛主席详细汇报会谈中的情况，对代表团的工作采取了充分肯定和大力支持的态度，给了我们很大的鼓舞。
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后，他亲率我国党政代表团赴苏参加十月革命节庆祝活动，以便了解苏共新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的态度和立场，我也是代表团成员之一。去后几经接触，周总理马上就指出，勃列日涅夫实行的是“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路线”，并未改变其“老子党”思想和霸权主义政策。在一次招待会上，苏联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竟对我国代表团副团长贺龙元帅说了极为恶劣的挑衅性的话。贺龙同志当场驳斥了他,并马上向周总理报告了。
周总理问明情况后,立即向勃列日涅夫提出了抗议。勃列日涅夫为掩盖窘态，故意打哈哈地说，这是马林诺夫斯基的“酒后失言”，周总理紧接着他的话进一步揭露道，他这是“酒后吐真言”，迫使勃列日涅夫等人向我们道了歉，维护了我党我国的尊严。访问结束回国时，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自到机场热烈欢迎周总理和代表团，可见党和人民对周总理出访的重视。近年内到处可见的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和周恩来同志四人在机场上的合影，就是那次下飞机时照的。
尽管二十多年前发生在中苏两党和国际共运中的这场分歧尚可进一步分析研究，但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周恩来同志，全力捍卫我党我国的利益和尊严，坚持我党的原则立场，在压力和困难面前毫不屈服，却无疑是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坚强性格和无畏精神。他通过自己的工作维护了我国的主权和我党的主张，其贡献是不可磨灭的,其精神也是值得我们永远学习的。
周总理对国内接待外宾的工作一直十分重视，亲自定下了一系列原则，不分大国小国，执政党非执政党，坚持一视同仁的平等态度，对于小国和在艰苦环境中坚持斗争的兄弟党代表格外地给以关心，注意尊重他们的民族感情，由此也引起各国、各党代表对我党我国的尊敬和友好。
1959年是我国建国的十年大庆,也是各国外宾来得最多最集中的一次，周总理亲自主持了接待委员会的工作，我也是这个委员会的副秘书长。按照分工，各国政府代表团由外交部负责接待，我所在的中联部负责接待各国兄弟党和马列主义组织的代表。那时苏共与我们还未公开闹翻，赫鲁晓夫亲率代表团来华，由于他们是党政代表团，也由我们负责接待。我们遵照中央和周总理所定的原则，一律予以热情接待，既不对任何小国小党表现傲慢冷淡，也不对赫鲁晓夫等的大国大党特殊对待。事后周总理对我们的工作给予了肯定与表扬，认为体现了我们党和国家的精神面貌。平时个别来访的兄弟党领导人，他也尽可能予以关怀照顾。
1956年6月，越南劳动党胡志明主席来华休假，由我陪他到黄山等地游览，他一去就被那里的绮丽风光所吸引，一心要上山顶去“欲穷千里目”。我考虑到他年高体弱，步行登山不大可能，又无别的代步交通工具，便向周总理发电报告了这一情况，请示能否设法解决。他得讯马上命令就近的南京军区空军派直开机来送胡志明同志上山，好让他饱览一下我国的壮丽景色。空军的同志奉命派来飞机进行侦察，结果确实无法在黄山之巅降落，冒险行事是绝不允许的。他们同我联系商量后，我将情况转告了胡志明同志。他一方面感到十分遗感，另一方面对周总理和中国同志对他这样体贴关心感激不已。
除了这些兄弟党领导人，他还同许多外国人士建立了十分深厚的友好关系，如国际知名的美国记者斯诺、斯特朗和曾在驻延安美军联络组工作过的谢伟思等人，都把他不仅当做中国党的主要领导人，更将他看成是自己最信赖最敬佩的知心友人。所以、周总理生前可以说是不分党内党外、国内国外，到处都有好明友，他的高尚品格和谦诚作风，赢得各国各界以至各种政治信仰的人的共同赞扬和敬仰。
四
十年动乱，使我们党和国家遭受了空前的劫难，周恩来同志也被推到了一个相当为难的境地。他当时的处境很像三十多年前在中央苏区时的情况，一度违心地执行了一些错误的指示，服从了一些错误的决定。他同党内绝大多数同志一样，对林彪、江青之流的反动行为和邪恶勾当是深恶痛绝的，但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特别是这场运动是毛泽东同志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他作为中央领导人和毛主席的主要助手之一，不得不在组织上服从。特别是林彪、江青之流抓住他在遵义会议以前一度执行过“左”倾错误路线，要挟他不能再“反对毛主席”，他只得尽量克制自己，认真的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尊重他做出的决定，为顾全大局而暂时委曲求全，力求缓和可能引起的党内冲突，他的心情和处境是可以体会和理解的。
他一贯的善良厚道也曾被别有用心之徒所利用。例如对江青，党内早有规定不许她干预政治，但是康生、陈伯达和林彪等人，企图利用江青达到自己的目的，便用各种方式为她吹捧抬轿，处心积虑地想要将她推上政治舞台。在这种情势下，鉴于江青是毛主席夫人，他只得违心的表示认可，结果林彪和康生等人就用政治局大多数同意为名，取得了毛泽东同志的同意，使江青跳上了“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舞台，在我党的光荣历史上留下了她的肮脏印迹。对于这一历史教训，《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经作出了总结。周恩来同志作为中央的一员，自然也有一定责任，但是这并不影响人们对他的崇敬。
他从来就不否认自己也有错误，历史上也从来没有万无一失的完人，他的一时失误是完全可以理解并应该得到谅解的。在十年动乱中，他在组织上是执行了某些错误的指示，实际上却力所能及的采取了许多正确的措施，运用自己的职权和影响，努力减少已至消除林彪、江青之流对党和国家造成的破坏。这方面我又是亲历者和见证人之一。
1966年6月，林彪、江青之流在全国掀起“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狂潮。康生就到中联部直接煽动和指示某些人，揪斗原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联部部长王稼祥同志，使本来体弱多病的王稼祥同志受到严重的摧残折磨。在康生等人强加给王稼祥同志的罪名中，有一条所谓的“复辟活动”。事实是王稼祥同志对我党的外交政策提了一些正确建议，却被指为“三和一少”，受到指责和批评，剥夺了他在中联部的领导权。他为了继续给党做些工作，请求中央准予他从事国际问题的研究并给予一定的条件，经周恩来同志批准派出助手和提供资料给他，这就引起了康生的忌恨，诬指此事为王稼祥同志的“复辟活动”，并下令追查，实际把矛头指向了赞同此事的周恩来同志。
周总理知道这些情况后，对此极为不安。在一次中央的会议间隙中，他找到我当面交代，要设法保护王稼祥同志。他说：“修权同志，你是了解王稼祥同志的，也了解中央对他的态度，你应该替他出来讲讲话。”又说：“毛主席有过指示，王稼祥同志对党是有功的，现在他身体不好，不应揪斗他，把人斗死了，只有损失，没有好处！”由于考虑到林彪、康生之流对他的忌恨，他嘱我尽量用自己的语言去向群众讲清道理，不必透露是他的指示。
我按他的嘱咐在中联部的干部大会上讲了这件事，介绍了稼祥同志对党的重大贡献，用事实说明他在许多问题上一直是支持毛主席的，毛主席曾一再肯定并赞扬过他。我还委婉的批评了某些造反派对他的过火行动。我的话当然不合康生之流的心意，后来连我自己也成了“王稼祥的黑干将”，遭到康生之流的诬陷迫害。当时虽然未能保住王稼祥同志，但是从这件事上反映出周总理和康生等人的不同态度，恰恰说明了谁是真正的共产党人，谁是阴险毒辣的反革命野心家。
由于康生等人的恶意挑动，中联部的干部和群众也发生了对立以至武斗，有一次竟将外宾的孩子也给打伤了。周总理得知此事，非常生气，亲自赶到中联部，一面向孩子的家长、来自外国兄弟党的客人表示道歉和亲切慰问，一面指示我们抓紧把孩子的伤治好，并提出要追查制造武斗事件的有关人员的责任。我们执行指示，治好了孩子的伤，挑起武斗的人，却由于康生之流的庇护丝毫未受惩处。我又被增加了新罪名，康生亲自批示诬指我是反对“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所谓“无产阶级级司令部”的，林彪也说我早就是反对他的一个“危险人物”，使我受到了多次揪斗批判。
有一次我被斗得昏头昏脑，一时想不通就用红机子向周总理办公室报告了我的情况，希望恩来同志能设法解脱我的狼狈处境。谁知此事被造反派查知，反而从此限制了我的自由，勒令我“不准乱说乱动”。其实那时像我这样的告急求救电话，周总理每天不知接到多少，而他自己也正处于极端的艰难危险之中，尽管他对每个向他求救的同志都万分关切和同情，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他实在无能为力，连贺龙、陈毅这些老帅都难保住，更多的人他如何能一一顾及呢！
不久我就被监护起来，完全与世隔绝了。林彪自我爆炸以后，我的几个孩子到处打听我的情况，直接给周总理写了信，请求“探监”。这信居然到了总理手中，他亲自批给有关部门处理，同意我的亲属来卫戍区看我，使我多年来第一次见到了家人，并得到了外界一些情况。以后我因病需住院治疗，又是周总理批示同意让我到阜外医院就医。
1974年9月底，周总理排除了“四人帮”的破坏干扰，开列了一个参加国庆招待会的大名单呈送给毛主席，其中包括我及许多还关在卫戍区的同志。毛主席批准了这个名单，这就使我们一大批遭受迫害和长期监禁的同志同时获得了“解放”。我在国庆前离开了卫戍区，次日就去人民大会堂参加了国宴，真有恍若隔世、喜从天降之感。正是在这次招待会上，我终于又见到了敬爱的周总理，重新听到了他亲切的声音。不过也就在这时，我发现我们的总理已经明显衰老瘦弱了，得知他是从医院出来，专门来招待会看望大家和讲话的，自己心中真是百感交集，万分痛惜！是十年动乱过多的消耗了他的精力，损害了他的健康，如今已经造成了难以补偿的损失。而他即使重病在身，却依然在为党和人民的事业继续费心尽力。
在1975年1月的全国人大四届一次会议上，他抱病作了政府工作报告，首先提出了建设四个现代化的宏伟计划，并重新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这次大会后，我也是人大常委之一。大会期间我被编在天津市代表团内，正巧周总理也分在天津组。有一次分组讨论时，他来到我们中间，向大家一一亲切问好。他对我们几个老同志说，我们原来比较熟悉，就不必多谈了，却着重询问了一些年轻代表的情况，对他们提出了不少希望、要求和忠告，提醒他们在今后的发展中要学会分清是非，端正方向。周总理又同一些年高的爱国民主人士做了交谈，了解了他们的情况和意见，赞扬并鼓励他们继续与党合作，共同为实现四化而努力。
也就是在这次分组会上，他坦然地对我们说：“我已经得了不治之症，能继续为人民服务的时间不多了，这也是自然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是我还要同疾病斗争，相信自己还能继续坚持干一阵。”他说的安祥自若，我们听得却是满心绞痛。
据我所知，他的体质一向较好，工作中常表现出一种过人的精力和毅力，是十年动乱的内忧外患，很快将他折磨成这样，致使他重病在身还得为国操劳，躺在病床上，还得批阅各种文件，并且和他在战争时期一样，太困了就抹一点“万金油”提提神，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我们万万没有想到，就在他同我们这次谈话以后不到一年，人们还在心中希望并默祝他能恢复健康，继续领导我们奔向更美好的未来的时候，他却永远的离开了我们……
纵观周总理的一生，在我国革命的每一个关键时刻，他都处于斗争的第一线，并且总是同毛泽东等党内大多数坚持正确路线的同志站在一起，他从我党的初建到人民共和国的诞生，直到党和国家经受了十年动乱的严重考验，几十年如一日的艰苦奋斗和辛勤工作，时间长达半个多世纪，贡献遍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各个领域，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以至遥远的异国小党，都曾受到过他的关注。他的品德智慧以及风度魅力，已为中外各国各方面人士（包括他的对手甚至敌人）所一致称颂。
他既是一个忠诚的共产主义者，又是我国优秀传统道德的继承、体现者；既是卓越的国家领导人和政治家，又是人们的知交挚友和良师。他一生从不谋求个人的权势名位，但却享有举世公认的崇高威望和巨大影响。
他的思想言行和品德作风，永远是我们的楷模。我能长期追随这位当代有数的杰出人物，感到异常荣幸和自豪，为此，我将自己所知道的，也可能是已为大家所共知的几件事一一回忆追溯出来，如能使人从中得到启发教益，也不负恩来同志多年来对我的教导与培养了。
令人感到欣慰的是，在我们现在的一些领导同志身上，又看到了周总理的优良作风，他们正像当年的周总理一样，勤奋不倦，夜以继日，为党和人民的事业，操心劳碌，贡献全力，不愧为周总理亲自带领和培育出的又一代革命家。
我作为一个跟随恩来同志战斗几十年的老兵，满怀对敬爱的周总理的怀念和思恋之情，编织出一束素馨的小花，献给我们永远崇敬的好上级、好领导、好老师和好友人——周恩来同志。
根据1977年1月伍修权在周恩来逝世一周年纪念会讲话修改稿整理。
【伍一曼简介】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人民解放军原副总参谋长伍修权将军的长女。1938年生于延安。中国共产党党员，北京军区总医院原副主任医生。退休后，系统研究中国革命历史，积极弘扬红色革命文化。
—— 编辑、配图：胡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