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少星叔叔是我的父亲江涛志同道合的老战友，并有着同样的经历。他们都是1938年参加八路军，抗日战争时期在太行军区做情报工作，解放战争时期在晋冀鲁豫军区带兵打仗，新中国成立后同时调到军委情报部任职，抗美援朝时期战斗在朝鲜战场，回国后又到南京军事学院学习。从军事学院毕业后，叔叔和我的父亲分开了。后来叔叔历任中国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武官、总参二部广州局局长、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副司令员、总参外事局副局长、正军职顾问等，1984年离休。
2012年7月24日，我登门拜访了沈少星叔叔。之前我想叔叔和我的父亲分开已有五十余年了，就打电话问叔叔：“您还记不记我父亲江涛吗？”叔叔回答说：“太记得了！”
我来到沈少星叔叔家楼下，打电话询问叔叔住在几楼时，他执意下楼来迎接，使我十分感动。91岁高龄的叔叔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深邃的目光里充满了坦诚与智慧。叔叔的下嘴唇有一条明显的伤疤，我知道那是1940年，他参加百团大战时留下的。日军的枪弹打穿了叔叔的下腭，半边的牙齿被打掉，下嘴唇被打成两半。当时的医疗条件差，愈后留下了大豁口。虽然解放后经过手术有所好转，但依旧十分明显。我想：说来也万幸，如果敌人的枪弹再向后一公分，就再也看不见这位可敬的长辈了。
叔叔与我交谈了一个多小时，不仅论述了党和国家的大事，也讲述了他的家事。他还拿出一本插满老相片的相册，回忆起了件件往事。他时而语气庄重令我回味，时而幽默风趣使我开怀，就像是位久违了的老朋友一样。
叔叔谈到党的历程、党的领袖以及党的发展方向时说：应当历史地、客观地、公正地对待，要掌握基本原则，希望党的十八大能够很好地解决党和国家存在的问题。
叔叔翻开相册，指着老相片中英俊的父亲和秀美的母亲讲述了他们的经历。虽然后来二老一位是医生，一位是教员，但都经历过痛苦的磨练。叔叔的爷爷是个农民，生活很苦，到湖南女儿家遇上发大水，不幸去世。那个地方有个规矩，人死几年后，要把尸骨运回老家。叔叔的大伯父身体不好，就由叔叔的父亲背回去。叔叔的父亲背着尸骨步行回老家，不能住店，只能住在野外或庙里，安葬完老人后自己累得病倒了。幸亏叔叔的奶奶给医院做事，他的父亲才得以治疗，并因祸得福开始在医院学习与工作。后来这个医院发展了，又成为学校，就是湖南长沙的湘雅医学院，他的父亲便成了这里元老。叔叔的母亲因家庭原因，从小在孤儿院里长大，也是经历过不少磨难。叔叔七岁时父亲去世了，十三岁时母亲也去世了，家庭生活异常艰苦。接着兄妹六个中接连死了两个，真是祸不单行啊。就在这时抗日战争爆发了，叔叔毅然离开了城市，走进了革命的队伍，并且一生为之奋斗。
在交谈中，叔叔基本不谈自己的功绩，而是着重讲述了那些英勇顽强、英年早逝的战友，以及文革中卓有成效、却遭受迫害的同志。
叔叔讲述了与我父亲江涛一个来自河南、一个来自河北，同在太行山上相识，以及工作中的来来往往。新中国成立后，中央需要情报干部，军委从全军的50个军，每个军调来3个干部到军委情报部和外交部工作，一共150人，我的父亲和叔叔也是那时一同调到北京来的。
叔叔还详细地介绍了我父亲的同学、同志，以及他深深怀念的战友的事迹，他们是：
宗具臣和宗书阁父子——河北磁县人，宗具臣1899年10月出生；宗书阁1920年2月出生，是我父亲江涛在育德中学的同学。1938年宗具臣在家乡峰峰煤矿组建了一支保安队，叫儿子宗书阁当队长。日本人来了，把这个保安队弄成了伪“皇协军”。八路军129师政治部敌工部项本立副部长派干部争取宗书阁起义，沈少星叔叔就参加了这项工作。1939年10月18日，在宗具臣的支持下，宗书阁率队伍在邢台县皇寺镇起义，参加了八路军，为此受到了朱德、彭德怀的贺电。之后，宗具臣奉党的指示秘密地为八路军工作，解放战争时期先后就任太行军区警备总队司令员和晋冀鲁豫野战军9纵27旅81团团长。宗书阁起义后任晋冀豫边游击纵队第一大队大队长、129师新编第11旅32团团长，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八路军太行军区第四军分区副司令员兼32团团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17旅参谋长，第二野战军第12军后勤部部长。新中国成立后，任志愿军第12军后勤部部长、副参谋长，南京军区防空军副参谋长、后勤部部长，总后勤部司令部副参谋长，总后勤部物资部部长等职。1955年9月被授予大校军衔。
刘文华——1913年生于北京，曾就读于北京汇文中学、天津北洋工学院，在德国留学8年学习机械工程，并在那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七七事变后回国，1938年赴晋东南八路军总部任朱德、彭德怀的秘书。1941年刘文华奉命到晋中工作，任第二军分区情报站长，是沈少星的直接领导。刘文华的才华受到同志们和爱妻龚澎的敬重，但夜以继日地工作终于积劳成疾。1942年6月30日,刘文华和沈少星等一行人赶往八路军总部情报处汇报工作后,在返回晋中情报站的途中,与日军遭遇。这时刘文华因患盲肠炎引起腹膜炎，又没有药物医治，腹疼难忍，沈少星等人借来门板抬着他走。当走近日军巡逻的公路时,刘文华疼痛加剧、几乎休克，他们只好躲进看守庄稼的小窝棚里。刘文华强忍疼痛、吃力地向沈少星交代工作,并口述遗嘱:“我现在忍受着有生以来最大的疼痛,倘若是在敌人的刑场上我一定忍受到最后一分钟。我相信党的三三制政策，我相信坐镇华北领导抗战的彭德怀同志。我的妻子我爱她,我倘有不测，让她嫁人，只要不脱离革命,就对得起我。呜呼痛哉!” 沈少星含着热眼记录下来，刘文华在沈少星的搀扶下,用尽最后的力气在遗嘱上签上名字,并把存放着妻子相片和黑发的挎包一起交给沈少星。刘文华牺牲时年仅30岁。10年后在朝鲜战场,沈少星见到龚澎（时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时，讲述了刘文华牺牲时的过程，并一字不差地背诵了刘文华的遗嘱，龚澎感动得泪如雨下。
赵亨德——1922年出生于山西平定，1937年15岁时就参加了抗日游击队，他每次战斗中都非常勇敢、冲锋在前。在黑水河战斗中，他所在的连队被日军包围，形势非常危急，16岁的赵亨德冲破敌人防线时看到日军扔下一门火炮，立即冲上去，掉转炮口朝敌人开炮，为部队突围立下战功。1940年，赵亨德任副连长，1942年在沈少星领导的太行军区第二军分区情报处二股任侦察参谋，1943年6月任侦察队副队长。1945年1月，赵亨德率领分区侦察队在寿阳至芹泉正太铁路段截击日军军用列车，不但击毙敌人60余人，还俘虏了日本官员铃木川三郎等8人，那时能够活捉日军实属不易。1947年在解放他的家乡平定县城时任营长，25岁的赵亨德在战斗中光荣牺牲，成为在山西平定一带赫赫有名的一等杀敌英雄。
梁思成和梁思宁兄妹——广东省新会人，梁启超的儿女。梁思成1901年出生，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是我国著名的建筑学家和建筑教育家，曾参加国旗和国徽的评选，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首都北京的城市规划工作等。梁思成与沈少星的关系很好，他们在我国驻捷克大使馆见面时，在一起很谈得来。梁思宁1916年出生，曾就读于南开大学。她1940年参加新四军，在新四军第2支队司令部做宣传工作，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她与新四军干部章柯结婚，夫妇俩与沈少星也很熟。但是梁思宁在运动中挨整，说她是保皇派的孝子贤孙，被要求退党退职了，只能在农村教书。后来通过政协出面，邓颖超说话后才恢复了党籍。
沈少星叔叔还提到了当年在太行山上的领导和他的战友：左权、黄华、耿飚、申伯纯、梁军、李新农、龚澎、金东新、张英、刘岱等。叔叔年过九旬，思维却如此清晰，记忆力如此之强，真不愧是我军情报战线上的精英。
从叔叔家回来后，我查阅了有关资料，了解到一些叔叔为国家、为人民做出的贡献，特别是抗战时期的功绩历历在目：
1937年“七七事变”后，叔叔愤然投笔从戎，参加了八路军，抗战初期在晋冀豫军区先遣支队和129师新10旅30团工作。1942年，八路军前方总部成立了情报处，太行第二军分区设立了总部情报处下属的晋中情报站，叔叔首批调到情报站（站长刘文华）工作，从此一生从事军事情报工作。
1943年，太行第二军分区晋中情报站和分区司令部侦察股合并组成了情报分处，张箴任处长（之后由分区曾绍山司令员兼任），赵增益、沈少星任副处长。
那时，太行二分区直接面对太原敌占区，斗争环境十分残酷复杂。沈少星叔叔将太谷县小常村作为开辟榆次、太原地区情报工作的秘密联络点。这是因为小常村交通十分方便，是三县的结合部有益于麻痹敌人，并且这里建立了党的地下组织，群众的抗日热情也较高。他凭着对党的无限忠诚和聪明才干，在当地党组织的大力支持下，很快地开展了工作。
叔叔摸清了敌我双方的情况，建立了联络点，发展了“十虎弟兄”等情报员，这些情报员一不发工资，二不发制服，三不填表格，只是稍加训练，便忠诚地为党工作。叔叔和同志们相配合，夜袭小常村附近的敌人据点，处决了一批铁杆汉奸，夺取了枪支弹药，有效地打击了敌人的气焰。同时对一般敌伪人员和动摇分子起到了震慑作用，使其不敢再做坏事，成为白天为敌人、晚上为八路的两面分子。
在叔叔的领导下，小常村情报站成为开展太原一带我军对敌斗争的重要军事情报基地。叔叔常往来于太原—小常村—太行根据地之间搜集、传递情报。?但因叔叔既非本地人，脸上又有明显的伤痕，在敌占区开展工作很困难。他白天不方便出门，天黑了再活动，在夜间也不走大路，而走沟沟坎坎。别人走50里的路，他至少得走出去70里。即便如此还是有两次与敌人遭遇，他与敌人斗智斗勇，一口气连着跑了一个小时才甩掉敌人，累得吐了血。
1945年，太行二分区情报处决定组建太原情报站，代号“909”，沈少星叔叔是情报站的创始人之一。上党战役打响后，情报站显示出了极大的威力，收集的情报很多、很有价值。他们还通过派遣干部，利用家庭和社会关系打入敌人内部，进行了大量工作，争取其反正，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因情报站立下了汗马功劳，曾受到过刘、邓首长的表扬：“这项情报非常适时，非常重要，迅速调整战役部署，改为围城打援，从而取得战役重大胜利。”
之后，我又多次拜访叔叔，但是他总是叔叔总是介绍他的战友和同志的事迹，而极少谈自己的功劳，真是令我们后人敬仰！我也明白叔叔的情怀，他言传身教地使我们牢记：永远不忘老一代革命家，特别是备受苦难、为国捐躯的前辈们！
此文刊登在2012年第六期《红色太行》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