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抢救《赵城金藏》纪实考

李万里

图1：董寿平题字《赵城金藏》

欣逢抗战胜利八十周年之际，谨以本文纪念其丰功伟绩，并由衷感谢抢救《赵城金藏》的八路军指战员、太岳区干部群众和为此献身的烈士。

[提示]受篇幅所限，本文局部内容曾发表于国图的《文津学志》第十辑和《文献》2019年第2期，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172辑。並发表于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观察与交流》166期(专辑)，《平阳方志》2020年总75期(专辑)和《长治方志》总146期等内部刊物，今首次以完整详审全貌呈现，以飨读者。

图2：刻印于金代佛经——《赵城金藏》卷轴

【前言】

为了还原八路军抢救《赵城金藏》的历史，笔者多年来采访了数十位当事人，以口述历史参以文献考据撰写了本文。

继1987年《革命史资料》17辑我采访七位老人拙作发表，历三十余载就同一课题仍孜孜不倦挖掘。拂去岁月浮尘，追溯历史留痕，探覓蛛絲马迹，苦心孤诣捕捉散落时空的历史碎片，汇集勘比辨识鉴考，秉笔记史贵在求真存实。

为慎重，凡自诩参加者须有证人方辑入，旨在厘清抢运《金藏》史防杜撰，还原扭曲的历史，回归本真。

本文澄清力空、杨泽生回忆中失实；剖析“两次抢经”真伪；明确抢经日期；重申“血染经卷”；力求真实情景再现；以告慰所有参与抢救的八路军民和为此献身的烈士。

国之瑰宝《赵城金藏》

《大藏经》包括经、律、论三大部分，是包罗宏富佛教典籍的总合，是异域佛教中国化融合发展的结晶。作为文明具象的载体，是在佛教编目体系下伩息集合的宝库，是涉及哲学、历史、语言、文学、艺术、天文、历算、医药、建筑、外交等领域的百科全书。佛教虽发轫于古天竺，但佛教典籍全世界只有汉译本保存得最多,在其发源地早已失传。现研究古印度史也只能从尚存汉文藏经的片简中窥觅其貌。现存最早的这部《赵城金藏》，是“世界级历史文化遗产（任继愈语）”。

巴比伦、埃及、印度、中华这世界四大古文明，文字的产生是其成熟标誌。而造纸、印刷这两大发明对世界贡献极大，传播文明记载历史厥功至伟。缺此正是众古文明中断，唯中华文明得以延续传承缘由，现无论怎么褒奖也非过誉。

汉文大藏经积两大古文明的融合交汇，它不止属于佛教应属于全人类。是中华文明薪火相传赓续绵延，与世界文明融合硕果仅存的样本。这就是《金藏》甫一发现便立刻引发世界性关注的原因。

历史是根文明是魂，文化是国家民族的精神血脉，是维系传承连接之纽带。共同的文化凝聚成民族和国家，形成其独特标志。文化是所有因素中的关键力量，文化认同归属感的凝聚力赛长城，江山社稷丢失还可夺回，但文化渊源不能失，文脉传承不能断，文化亡则一切名存实亡。

北宋蜀刻官版《开宝藏》为我国也是世界上第一部刻版大藏经，奉敕雕造举国之力，克服各自译写的差异，规范成中外各版大藏经雕版祖本的依据。而《赵城金藏》则是这《开宝藏》的覆刻本，它忠实保留了《开宝藏》原貌。于金熙宗皇统九（1149）年开雕，至金世宗大定年间（1161-1189）刻成。供养在山西赵城（今属洪洞）县广胜寺内，因刻于金代发现于赵城，故名《赵城金藏》亦简称《金藏》。

《赵城金藏》刻成时7000余卷，现存不足4900卷（国图存4815卷）。是世界上流传至今，保存年代最早、现存卷帙最多、较为完整的一部，成为中国佛教史乃至中国文化史上聚万千慧智于一藏的海内外孤本。

蒋唯心在《金藏雕印始末考》中感叹：“崔氏刻藏最为一目了然之特色者，即在覆刻北宋官版大藏经，而不啻为其一肖影也……近年经籍之研讨日盛，宋元诸版或校或印，无不可详，独为诸版共同祖本之北宋官刻藏经吉光片羽，似全豹无所可窥者，孰意天壤间犹有累积五千卷一覆再覆之广胜藏本存其完全面目耶？”。

学部委员吕澂（原支那内学院学务处主任）：“金藏基本上可说是整个宋刻蜀版的翻刻，所以它和蜀版的关系最深”。“它依据的蜀版是接近于初印本的。现在蜀版和从它翻刻的高丽初雕版印本都已散佚殆尽，那么，有这部金藏印本保存它数千卷原来的面目，在版本上、校勘上，实在有其宝贵无比的价值。”

《开宝藏》久已不传，残存于世仅十二卷，借《金藏》得以重睹千年前《开宝藏》风采，不仅填补了这空白，“并有不少古佚的经论之属(向达语)”，实在是功德无量之万幸。《金藏》之所以宝贵，缘于藏经雕板史上继往开来的重要地位，以及在版本和校勘方面无可比拟的价值，堪称“文化的活化石”。

北大向达教授:“元代的弘法藏就是以金藏为根据的，至于金代刻书向来传世甚少，赵城藏现存至四千多卷，这在中国印刷术发展史上真是一座了不起的宝库”。现存洋洋四千多卷珍贵金代刻书标本，成为人类文化史一座巍峨丰碑。

“上海影印宋版藏经会”理事范成偕“北平三时学会”徐森玉（版本目录学家、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故宫古物馆馆长、中央文史馆副馆长）借出《金藏》三百卷，1935年北平展出。徐森玉赞“前所未见的版本极为珍贵”，择其罕见经典影印发行。叶恭绰(北洋政府交通总长、中央文史馆副馆长)题写书名，因“所刻精籍多有碛砂藏所无，亦有各藏所无者”故“择名曰《宋藏遗珍》，不忘所自也”。朱庆澜（国民政府赈济委员长）、蒋维乔（佛学家民国教育部秘书长）、欧阳渐（佛学家主持金陵刻经处、支那内学院）、袁同礼（近代图书馆奠基人）、叶恭绰、徐乃昌（学者著名藏书家）、徐文蔚（佛学家创办北京刻经处）、周叔迦（北平中国佛学院院长、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合撰缘起称：“其摄收之弘博，甄选之精严，虽当残缺之余，犹令人惊叹不已。有梵经佚典，有法相秘文，有古德未见之专书，有历代失编之要录。兹辑出四十六种，都二百五十五卷，亟用新法影印，分为上中下三辑，约一百四十册。海内耆硕力赞其成，巨著巍然重兴于世。岂非现代佛化事业中之一大因缘乎！”此浩瀚《金藏》集粹发行盛举，立即轰动了学术界，引发海内外巨大反响。

日本佛学家塚本善隆赞：从数百卷里捡索出了逸散在中国大藏经里重要的经典章疏目录类，揭开了藏经里的珍奇，掀起轩然大波的《宋藏遗珍》。广胜寺大藏经里面还有一些未流传下来的重要珍贵籍典，可以断言说，这是佛教教学上还有佛教史上印刷史上颇为重要的新事实。

胡适先生评：这确是一个很重要的发现，因为一大批金刻的藏经里面有许多宋元明清各藏都没有收的文件。例如：《传灯玉英集》、《曹溪宝林传》，都是久已认为失传了的禅宗史料。又如玄奘的弟子窥基的《因明入正理论疏》三卷存二卷和《因明理论门十四过类疏》都是因明学的重要文献。这是影印碛砂藏的一个副产品，其重要性可能不下于碛砂藏的本身，是天壤间的孤本秘笈。

郑振铎（学部委员、考古所所长、文物局局长、文化部副部长）当年亦赞此：第一、经录，有四种皆为久佚于世，未为人知者。在佛藏“目录学”上，这四种“经录”的发现，可以说是最关重要的事。对于佛教文学和佛教史的研究者，有其说不尽的贡献。第二、关于法相宗的著述，取来15种，凡73卷，多数为佚籍孤本。“在这个五千卷的大宝库里，其他方面的材料一定更有不少。其全目今尚未着手编著。一旦全部披露，其可惊动一世之耳目，或当有类于敦煌宝库的发见吧”。

1934年日本汉学家桥川时雄评：“只见《至元勘同法宝总录》卷十，亦只有目无书，而广胜寺藏赫然俱在。最重要者，为法相宗之各种著述，如《瑜伽师地论遁伦记》等，中国久已失传，仅从东瀛得睹一二，不谓广胜寺藏俱有其书，诚足快心。不仅此也，如清素之《瑜伽师地论义演》四十一卷、窥基之《因明正理论过类疏》一卷，只《至元录》著录为久佚之籍，今从广胜藏中复得睹此二书。又《成唯识论掌中枢要》传世俱作四卷，而《至元录》著录三卷本，今广胜寺本上中下三卷具全，犹是元代著录之旧，以此对勘今本，可知其分合乖讹之处。至于可以校正今本之讹文脱句，胜义重重，更无论焉云。”

1934年，日本学界整理编纂的《大正新修大藏经》刚刚印行。可想而知，此时中国宣布发现《赵城金藏》，对他们是何等的震撼。⽇本各⽅觊觎这部《⾦藏》，最早⽇本东⽅⽂化研究所愿出22万银元购买，遭拒后仍不死⼼。随着抗⽇战争爆发，⽇本军方蓄谋掠夺《赵城⾦藏》。

前社科院宗教所所长、国家图书馆任继愈馆长对我讲：《赵城金藏》已超越“国宝”范畴，属“世界级历史文化遗产”，它比建筑旅游类物质遗产，内涵深邃广袤，更值得深入挖掘、研究、推广。古籍善本不应束之高阁，只有印刷发行才能发挥效用。“遗产”有物质和精神之别，较之建筑、雕塑、工艺美术品类物质遗产，古籍善本、宗教、音乐等精神遗产则内涵深邃渊远流长。

1982年经国务院批准和拨款，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主持，百里挑一筛选后，决定成立《中华大藏经编辑局》。组长李一氓指出:“即以《赵城金藏》为基础，编成《中华大藏经》”，荣获古籍善本首屈一指殊荣。佛教典籍专家童玮在《赵城金藏与中华大藏经》一书中:“旨在编辑出版一部迄今为止搜罗最为宏富而且以稀世珍本作为影印底本的新版大藏经”。《金藏》“为各版藏经之冠，虽有缺佚卷帙，但可用高丽藏本补入……不但如此，《赵城金藏》中还保留部分《辽藏》复刻本和辽代坊刻本经卷，更为可贵。《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的陆续编印出版，将使久已不传之《开宝藏》、《辽藏》及历代各版藏经之特有经籍，同《赵城金藏》传诸世间”。

国家投入巨大人力物力影印《赵城金藏》，重编《中华大藏经》，先后160多人参与编辑，历时十五载发行，全藏共106册，约1亿1千万字。有幸荣冠《中华》之前缀，足以彰显水平的代表性，成为佛教文化研究中最具权威的原始根据，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优秀版本方便使用，借助流通使书写在古籍中文字真正活起来，丰富全社会的文化滋养。有别于已凝固成历史的诸重大事件，《金藏》内容现被研究探讨，它还活着正在发酵，日益发挥着重要影响。

任继愈“李一氓同志与《中华大藏经》”一文：“我根据现在世界通行的大藏经的情况，认真地考虑，觉得它们有严重缺点，编排有缺点，收录也不完备。像日本大正大藏经出版时，尚未发现山西《赵城金藏》，《房山石经》也未发现。我们新编的大藏经，第一要做到收集齐全，不使遗漏；第二要做到版本精善。我们以《赵城金藏》为底本，再以《房山石经》、《崇宁藏》、《资福藏》、影宋《碛砂藏》、《永乐南藏》、《径山藏》、《清藏》、《高丽藏》八种版本会校。……大体上反映了从隋唐到清朝一千多年间我国大藏经的面貌。《赵城金藏》为底本的价值在于它是北宋《开宝藏》的复刻本，每版二十三行，每行十四字。在《开宝藏》散失殆尽的情况下，《赵城金藏》在校勘和版本方面都具有无比优越性。”

1987年赵朴初在泰国国际佛教学术会议上，发表“中国佛教的过去和现在”：尤其重要的是在人民政府的支持下，《中华大藏经》正在编印出版。这是一个极其浩大的工程，其汉文部分，收书二万余卷，是迄今为止的最完备的汉文佛典的总集。中华大藏经编辑局的同志为寻找散存于全国各地《赵城金藏》的流散卷帙作为影印原件，走遍了大半个中国，行程逾万里，数易寒暑，费用浩繁，若不是国家的支持，任何个人和团体要承办这样宏大的工程是难以想象的。

古籍善本是纪载中华文明的主要载体，是知识集粹的结晶，也是人类文明的标志。浓缩其中的历史文化，是不可再生的宝贵财富，对几千年文明有序传承功不可没。饱经苍桑幸存的古籍，承载着丰富文化内涵，最能反映出精神成果。每佚一卷意味着信息丧失，形踪永绝无法恢复，藏一时而不能藏后世，成为一种文化劫难。童玮:“《赵城金藏》不仅保留了数千卷几乎散失殆尽的开宝藏本和辽藏本的復刻原貌，而且还有少数卷帙的辽代坊刻本在内，为研究佛经版本、校勘和木刻雕印史提供了珍贵史料，可谓‘稀世之珍’。”

参与中华大藏经编辑的社科院宗教所李富华研究员：《金藏》在发现时，从中核对出46种249卷为历代大藏经不收的孤本经籍。开宝藏散失之后，它是代表我们国家《大藏经》最古老的一种版本，而且也是一种最珍贵的版本。《金藏》内容在《开宝藏》基础上又有新的突破，这是宋元时代其它任何大藏所无法比拟的。所以我们只能选《金藏》作为我们影印的基础就是底本来做。他感慨道：《赵城金藏》的发现是中国佛教文献史，也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件大事，对它不容忽视的文物价值和学术价值，无论如何评价都不为过。《中华大藏经》的基础就是《赵城金藏》，它的价值所在就在这儿。国图研究馆员李际宁指出：“《赵城金藏》的发现，关糸到中国汉文佛教大藏经的许多核心问题，比如大藏经的刊雕历史与传统，文本流变与继承，目录组织与结构等许多重要问题”。“《赵城金藏》的重要性在于保留了很多失传的典籍”，“比如《般若书》，如果不是《赵城金藏》保留下来，就没有了”。“辽代大藏或辽代刻经的痕迹，的确存在于《赵城金藏》中。”

古籍善本积淀深厚内涵广袤，延续传承中华文脉，彰显民族智慧精神魅力，铸就文化自信。《赵城金藏》每一卷都属国家一级文物，洋洋4800多卷一级文物，成为国之重宝。据此影印的《中华大藏经》，是中国文化重新发现、展示和阐释的一个范例。《中华大藏经》先后获全国古籍整理成果一等奖、全国图书奖荣誉奖、社科院优秀科研成果荣誉奖，列入国家领导人赠送外宾的国礼。

1949年4月，华北战火硝烟尚未散尽，北平专家学者佛界齐聚于北图，共同研讨《金藏》的修复，制定了“修旧如旧”方案。历十七载精心揭裱中，陈毅、楚图南、齐燕铭、郑振铎等亲临指导。李一氓赞“经北京图书馆用十七年时间精心整理，燦然恢復旧观”。借此古籍修复技艺得以传承，並从中带出一支专业技术队伍。1982年又十五载重编《中华大藏经》，这两项文化工程前所未有，充分体现国家重视，彰显其无与伦比学术地位。《赵城金藏》不仅是浓缩和传承中华文明的样本，也是包容和凝聚世界文化遗存“天壤间的孤本秘笈”，是全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对中国和世界文化产生过深远影响，也是我国与邻国友好往来文化交流的文献见证。

难忘的历史

《赵城金藏》之所以珍贵，还在于它有令人难以忘怀的历史。八百多年围绕着这部经卷有断臂募刻的崔法珍，发现瑰宝的范成和尚，评估考证的蒋唯心，移上寺呵护的张瑞玑兄弟，传出情报的穆彬，运筹指挥的史健，批准抢经的安子文，受领任务的张天珩，入寺落实的李溪林、徐生芳，配合协助的力空，实施抢运的王万荣、张义龙，警戒掩护的刘德裕，组织驮运的卫继瑞，扫荡转移的曾远，精心护理的张文教，捐献152卷的张筱衡，揭裱修复的孙长振、韩魁占，重编影印的任继愈、童玮……有名字记载的不下数百人。更多的则是成千上万没有留下名字的无名英雄，他们是捐募的村民，刻经的工匠，补雕的僧徒，流血牺牲的战士，护佑藏经的人民。

自1933年《金藏》被发现，这部稀世珍品在动荡年代中经历了辗转曲折的命运。特别是抗战时期日军占领赵城后，在重重包围中八路军虎口夺经，历经种种劫难，穿越岁月洗礼，弥足珍贵的光辉历史，当为世人永久的回忆。

图3：史健（李维略）1917-1977

1986年2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高扬文（太岳一地委书记、煤炭部部长）、焦善民（太岳四地委书记、劳动人事部副部长）、宋洁涵（太岳二地委组织部长、吉林省委书记）、李石生（学兵队战友、司法部副部长）、李纯（太岳一地委秘书长、教育部政教司司长）撰写的《追怀史健同志》一文。文中对他主持抢运《金藏》做了概述:“1942年春，史健得知日寇企图抢劫广胜寺《赵城金藏》。他意识到这是一场保卫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斗争，必须采取果断措施，先敌之手将藏经拖运回来。因事关宗教政策，他立即向区党委安子文请示，经区党委批准后，史健做了周密的布置，将任务交给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张天珩和赵城县委书记李溪林执行。分区基干营和洪赵县区游击队，地委机关同志与群众密切配合，夜入广胜寺，从日寇的虎口下夺经。大藏经有4000多卷，全部人背马驮，安全运抵地委机关。还未来得及运交区党委，便碰上日寇大扫荡。反扫荡出发前，史健宣布了纪律：‘人在经卷在，要与经卷共存亡。’于是这些宝物随队伍与日寇周旋。后在薄一波、陈赓、牛佩琮等领导关注下，历经六次转移，于1949年4月运抵北平，经当时华北局书记薄一波批准，交给北平图书馆保存”。

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著《太岳革命根据地纪事》第315页:“由地委书记兼分区政委史健等，组织分区基干营八十余人、赵城游击大队、洪洞游击大队及地委机关部分干部、赵城县民兵一部，在赵城县（今属洪洞县）广胜寺主持和尚力空法师的密切配合下，从日军据点、碉堡包围中的广胜寺，把世界遗珍《赵城金藏》四千七百余卷抢运到安泽县亢驿镇。”

薄一波《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上卷第330页：“在太岳军民抗击日本侵略军残酷‘扫荡’的斗争中还有一件应该提到的事，就是抢救《赵城金藏》。……太岳第二地委、第二军分区和赵城县委、县政府组织地方武装、民兵和干部，在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史健等同志的指挥和广胜寺主持力空法师的配合下，从处于日军据点、碉堡包围中的广胜寺，把所存的几十箱《金藏》全部抢出，使这批国宝没有落入日寇之手。”

回归历史的本真

笔者作为当年八路军抢运《金藏》主持者史健之子，从父辈战友处多次聆听抢经的回忆，怀着还原真相义不容辞责任感，采访了多位当事人，查阅了大量资料，深入核实。据此撰写出“八路军抢救《赵城金藏》的新史料”及《赵城金藏八百年沧桑记》两文，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革命史资料》17辑上发表，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出版。《赵城金藏八百年沧桑记》还被中国佛教协会《法音》（1988年第12期）及李富华《金藏目录还原及研究》（“中西书局”2012年出版）转载並辑入《二十世纪国内佛教文献研究论文目录》。

拙作一经发表,即获得太岳区老同志们的一致肯定与好评，认为客观的反映了事实真相。1989年元旦民政部副部长史怀璧致笔者信：“我看完了你在《革命史资料》第17期刊出的《赵城金藏》八百年沧桑记，写的很好。为了写这篇文化遗产的历史，你参阅45种参考书。我读后，很受教益，所列举的抢救金藏情况，与我当时听到的完全一致。因为我在1940年到41年初曾在二地委绵上任县委书记。不久我就调到第一专署任专员，对浴血夺取《赵城金藏》的事十分关心，看了您的文章和我听到的是符合的”。百忙中他还特意写了《赵城金藏八百年沧桑记》读后感：“李万里同志是史健的儿子，他继承了其父亲保护古代文物《赵城金藏》的遗志，详细收集材料，博览很多参考书，写了这篇详细而真实的革命史资料。对我们党与国家有很重要的贡献。”

图4：史怀璧1913—2001

史怀璧还热情地将拙作推荐给佛协主席赵朴初，赵老回信：“怀璧同志，顷接大函，谢谢您对我的关心。您推荐的李万里同志的文章，我事务繁忙，只是粗览一过，我会《法音》杂志去年底亦转载过李文。李的这篇文章还是有一定的水平，其考证也较详实，论述也还系统。请将此意见转告李万里同志何如。另《革命史资料》一书，随函退您，请查收。专此奉谈即颂春安赵朴初1989.2.28。”

原昆明军区副政委王砚泉（决死一纵队兼太岳军区队务科科长）1992年6月23日来信：“您写的《赵城金藏八百年沧桑记》，我认为很好。您对待历史事件的态度是客观的、认真的、具体的，对人是有帮助的。关于李纯等七位同志写的有关抢救《赵城金藏》的史料，也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图5：2013年本文呈王砚泉时合影

北大考古系闫文儒教授阅后十分赏识,赞一手史料殊为难得，还原历史尤为瞩目。立即写信推荐我去找他的大学同窗任继愈，他正在编《中华大藏经》，定会引起学术界的重视。果如所料，任老相当器重,欣然题词鼓励。当我汇报杨泽生在岳阳不是赵城县长，澄清“力空报告杨县长”谬之证据时，恍然大悟的任继愈感慨道“这纯粹是误导了关心赵城藏的一代人”，嘱咐我尽快成文交他发表。专家学者的重视与期待，成为我三十年来锲而不舍之鞭策。

博士生导师、前北大考古系主任宿白(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发表过《赵城金藏和弘法藏》，是该领域的研究大家,本文呈宿老阅后题词“金藏渊远泽沃千秋”。

图6：任继愈题词图

图7：宿白题词图

图8：萧克题词

炎黄文化研究会萧克会长阅后说：你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引用大量文献并作了考据，确实认真下过一番功夫。对挖掘真相的孜孜不倦，欣然题词“坚持真理”给予鼓励。

社科院南亚所研究员童玮是编辑《中华大藏经》的实际担当者，审定内容、制订框架、排定目录，任继愈称他是最得力的成员，起着无可取代的作用。童玮所著《赵城金藏与中华大藏经》(1989年中华书局出版)一书中首次引用拙作史料，在后记中指出：“本文承史健（李维略）之子李万里同志提供有关抢救、保护《赵城金藏》当事人和知情人所写的回忆情况，特此表示衷心感谢”。

1991年5月24日童玮又刻意写了拙作“《赵城金藏八百年沧桑记》的读后记”:“在二十多部汉文木刻本佛教大藏经中，它们的雕印缘起和印刷经过，甚至流传到今天极为珍贵的印本，恐怕没有哪一部像《赵城金藏》那么感人至深了！……作者写著本文的动力，也即在此基础之上，使《赵城金藏》和当时参与抢救、管护以及后来的整理、修复等事迹，不致湮没闻。行千里路，走访有关同志获得第一手资料，不惮其劳，整理成篇，这也是难能可贵的精神！”

画家董寿平翁，系洪洞望族家学渊源，关怀故里知我整理史料，数次畅谈《金藏》轶事甚欢，阅拙作后各四尺整纸左右手分别挥毫《赵城金藏》予以鼓励（其一见图1）。

八路军机智勇敢抢运《金藏》的壮举可歌可泣。伴随《赵城金藏》热兴起，“音调不同”的杨泽生（自称赵城县长实为岳阳县长、原新疆煤炭管理局局长）回忆，添加上刘骞（赵城县公安局长、原太原市检察院副检察长）、吴辰（赵城县委副书记、原甘肃省总工会党组书记）两人的联署，首发于1990年9月《山西政协报》上。又以《一场闪电式的胜利总体战——抢运“赵城金藏”纪实》为题转载于1991年《山西革命根据地》和1998年3月山西《党史文汇》（删除了原稿中几点质疑后）。

然而，该文与实施抢运的基干营王万荣、张义龙回忆截然不同；本县又与县委书记李溪林县长刘式等十一人相悖；更与上级及众友邻单位抵牾；于是引发两种缘起两位县长两套人马的“两次抢经”歧议。

此失实却被媒体进行了多版本彼此矛盾的演绎，赋予传奇色彩似团团迷雾笼罩着“抢运”。乃至史实湮没历史扭曲，人们竟无法对真相得到了解。这既是对抢救《金藏》英烈的不恭，也是对历史的不敬。

虽然双方一致认定上级史健的指挥毫无歧议，尽管仅涉及赵城县内分歧，尤以两位县长、县公安队与基干营孰是孰非为最，为厘清真相我走上史料挖掘的求证之路。因史健之子去采访，老同志们爱屋及乌，将父辈间生死之谊递延到我，视同家人而推心置腹，敢讲真话不为尊者讳，非一般采访企及，颇具史料价值。

随着时间推移当事人多已离世，在世知情者廖若晨星，这代人一旦离去，这件在中国文化史占有重要位置的事件可能湮没，变成谜团后人难以恢复。因此笔者有责任将这些记录公布出来，尽量保全一份详审完整的史料。

国家图书馆很重视抢运史，邀我多次赴馆口述，葛芸生团队全程录像，留下完整视频资料。葛导曾为阳光卫视《国宝背后的故事》拍摄《赵城金藏》，CCTV播出，因制作匆忙内含扬泽生等不实之处，他坦陈歉意並欲弥补。张志清副馆长采纳我的提议，于是有了《重走赵城金藏》路抢救调研之旅。2017年7月6日国图（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主办“《赵城金藏》重要历史资料抢救性摄录工作”媒体发布会。摄录由葛芸生执导，临汾市文化局协助，李际宁与我为顾问。此行收获很大，拙作《重走抗战抢救<赵城金藏>路寻根小结》，于2020年9月4日在国图第二届“抗战时期典籍文献抢救保护研讨会”上宣读，详見“抗战时期典籍文献抢救保护研讨会文集”第7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7月。

笔者四十年来采访数十位当事人，现整理出他们的回忆汇集成此文，针对杨泽生文质疑辨伪，旨在力求：（1）全面准确记述八路军抢运《金藏》历史。（2）厘清并恢复抢运中被扭曲的情节。（3）纠正杨泽生、力空回忆中之不实。

拨除迷雾，澄清真相，回归历史本真，方可告慰穆彬、徐生芳、蔡发祥、段和生诸烈士，也是我对所有被采访前辈及期待学者们的一个交待。

《赵城金藏》的抢运

早在甲午海战时，日本帝国博物馆总长九鬼隆一就起草过一份《战时清国宝物搜集办法》(第一，本邦文化之根基，与支那、朝鲜密切相关。为阐明我邦文化之固有性质，亦有必要与之相对照。故此，搜集大陆邻邦之遗存，乃是学术上最大之要务。第二，本邦实则堪称东亚之宝库，支那、朝鲜历代之古物，于其本国虽无却存于我邦者甚多，如今为进而充实之，必须将东洋宝物之精粹搜集完成于本邦，以此宣扬国威……第三，战时搜集，便于获取平时无法得到的名品。第四，战时搜集，便于以极其低廉的价格获得名品)。经天皇批准，此《办法》派发给日军将领，于是大规模的文物掠夺便开始了。”七七事变″后这种抢掠变本加历明目张胆，肆无忌惮更加疯狂(详見附件五)。一场场与时间赛跑的文物抢救战便打响了，而八路军成功及时抢救《赵城金藏》功盖天下举世无双。

一、抢运《赵城金藏》前期准备

日军欲夺《赵城金藏》的情报来自于敌后工作的穆彬。

曾远（太岳二地委秘书长、原国务院参事）回忆：那时二地委地处太岳区的前沿，二地委的敌工工作开展得好，工作能做到敌占区的县城里头。敌占区的临汾归属二地委领导,地下情报工作由二地委部署，具体由敌工部执行，穆彬任二地委的敌工部部长。当时敌工工作人员都是单线联系，太岳区派出的敌工人员，有些就是由二地委书记史健亲自谈话派出的。记得有穆彬、李力耕、袁映来（袁之平、二分区敌工干事、原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副总经理）等。潜伏的陈焕章（陈涛）还当上了临汾伪大汉义军少将司令，还有朱向离、张秀田（后二人牺牲）等。袁之平、赵铭（原山西政法干部管理学院副院职）、高飞为下情上达的外线联络，临汾党的地下组织由曾远、张耀庭（临汾组织部长、原晋南地委书记）负责开辟筹建。

我记得日本人要抢广胜寺藏经的情报是从敌人内部获得的，不是来自赵城而是来自临汾的敌工情报，是来自于穆彬。情报说日本人打算抢经，但没找到藏经的具体地方。因穆彬牺牲早，其细节至今已无法知晓，但他为保护藏经立下的历史功绩却永远铭记在我们心中[穆彬原名马殿俊，二地委敌工部部长。受史健派遣,化名马廷杰，潜伏打入临汾任日寇师团的情报系(系/班)长(调任同蒲情报站站长的李溪林回忆是情报系系长)，为该师团对华情报的实际负责人。他也是日军180余“战地军官观战团”（电视剧《亮剑》）韩略村被歼情报的提供者。

赵力之（接穆彬任介休铁北办事处主任、原山西省委常委副省长）回忆：1938年史健任介休县委书记，他超人地方是有胆有识，勇于开拓知人善任，他不怕锋芒毕露，不用唯诺平庸，喜用敢作敢为之人。如穆彬有能力但有楞角，身上带刺爱提个意见好抬杠，除了史健没人敢重用他。史健培养他给解决了党籍，放手使用他，任铁北办事处主任，还提拔他为县公安局长、沁源县长。没有辜负史健的信任，穆彬也确有本事善于打开局面，不得不令人佩服。

孙彪（沁源三区区长、原太原市民政局党委书记）回忆：沁源反“十二月政变”中，史健非常有魄力、最突出的是坚决镇压了夺权者。刘县长手软，中心县委书记史健临阵换将，让穆彬当县长，果断召开万人大会公审处决敌头目，粉碎了敌政变阴谋，穆彬功不可没。

图10：穆彬1911—1946

1946年7月穆彬不幸牺牲于安邑，时年36岁。太岳军区参谋长毕占云（原武汉军区副司令）评：穆彬同志的牺牲是党的损失，我回忆他，自从接受党交给的新任务，从来没有半句推诿，立即挺身前往。很值得我佩服，大家要学习他布尔什维克的顽强性。

史健得知日寇企图抢劫《赵城金藏》情报，意识到这是一场保卫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斗争，必须采取果断措施，先敌之手将藏经抢运回来。考虑事关宗教政策，牵一发而动全身，是涉及抗日统一战线的大问题。

1939年底太岳区刚刚粉碎阎锡山破坏统一战线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十二月事变”。面对突发“政变”我遭受巨大损失，骨干惨遭杀害丢了地盘，太岳区只剩下一个沁源和半个安泽的县政权尚被我掌握。包括与太岳区相邻的晋豫、晋西南工委，周边丧失根据地的二十余个县政府三个专署机关及决死队残部均避难于沁源。中央急令陈赓率386旅赴沁源驰援太岳,刚刚修复与阎军关系才稳定住局面不久，处于阎军费尽心机惹事生非的复杂敏感环境里，不能轻易授人以柄再引发新事端。

他立即向太岳区党委书记安子文请示，经区党委上报延安（参见1985年出版陈野萍著《安子文传略》第41页），得到中央批准后[1985年11月23日关子平（原商业部棉麻局局长）：当时我是太岳区党委组织干事，有一次吃饭时听安子文说过，抢运《金藏》是中央有指示，经批准同意才抢救的]。史健立即做了周密布置，将任务交给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张天珩和赵城县委书记李溪林执行。

李纯（一地委秘书长、原教育部政教司司长）見证並在《革命史资料》17辑发表了《史健同志忆往》一文。1961年6月史健说：“1942年春，在得到日寇企图抢劫赵城大藏经的情报后，我感到必须采取果断措施先敌之手抢运出来。考虑到事关重大，刻不容缓，我立即向区党委作了请示报告（当时太岳区党委书记是安子文）。接到区党委转来延安党中央批准同意的电报后，马上组织二分区的部队与赵城县委执行了这一任务。因广胜寺周围有敌人据点，抢运过程中被敌人发觉，掩护部队还和敌人交了火，伤亡了几个战士。最后经卷抢运到亢驿地委机关中来”。“当时我说了一句，抢运赵城大藏经你立了一大功。他笑笑说，大藏经太珍贵了”。

1942年2月，由军分区基干营和地委机关干部夜入广胜寺取经，在洪（洞）、赵（城）两个县大队掩护和赵城二区组织干群驴驮队接应运输下虎口夺经。这五个单位在地委周密统一领导下，密切协同圆满完成了任务。

图11：批准抢经的安子文1909—1980

图12：太岳第二军分区领导，政治部主任张天珩（左）、地委书记兼政治委员史健（中）、司令员李明如。

张天珩（太岳二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原轻工部副部职）回忆：在残酷“反扫荡”的战斗间隙，本不起眼,也不是重点热点极易被忽视的一则“抢经”消息，却引起史健高度的警觉。那时切肤之痛关注的都是敌情调动和军火粮草，为解生死之忧或伺机夺取，文化教育类信息往往不关心也排不上队。

大家十分钦佩史健慧眼识宝、远见卓识的果断，在根据地普遍文化素养不高的当时，稍纵即逝难能可贵。每天你死我活生死未卜的浴血奋战中，还能有文物保护的长远意识和眼光尤为难得。

图13：李纯1924～2000

李纯：“我感到他政治上很敏锐，特别是在对待《大藏经》的问题上，非有相当的政策水平和文化素养，不可能做得这样出色”。史健与穆彬战友情深，生死之交的信任安排，珠联璧合是抢经成功的保障。

当过教员有文化善书法的穆彬是第一位识者，方能浩如烟海信息中筛选上报，不致淹没。没有穆彬及时情报，抢救也就无从谈起。因相知甚深对穆彬才干的信赖，凡来自穆彬信息总引起史健格外重视。面对情报无动于衷或迟滞拖延必失之交臂。恰史健也是一位识者，具相应文化素养有高学术敏感认知的决断及高政策水平应对，方使《金藏》跳出劫难浴火重生。危难中《金藏》能同时遇到穆彬、史健两位知音实乃万幸，这是历史的眷顾和厚爱。

图14：张天珩1916-1998

张天珩《革命史资料》17辑回忆：我记得在初春的一天，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史健找我谈话，大意是广胜寺的藏经是很珍贵的文物，日本人企图抢夺走，上级要求我们抢在日本人前面迅速秘密妥善地抢运回来。他要求军分区基干营派部队参加。我马上把此任务传达给蔡发祥参谋长（1944年9月牺牲于浮翼战役），由他具体布置执行。

图15：李明如1911-1996

当时李明如司令员不在军分区驻地，他正在赵城活动，我给他打过电话，他才知道有广胜寺抢经的行动。军分区基干营参加这次行动的有教导员刘一新（又名刘忠，原重庆国防工办副主任）、副营长罗志友(原雅安军分区副司令)、一连指导员王万荣、排长张义龙、张龙祥等。

李明如(太岳二军分区司令员、副兵团原忻州军分区司令):广胜寺位于敌占区，和尚们搞迷信是为封建势力服务的，但因受到日本人和阎匪双重压迫和剥削，逐渐向我们靠拢。日本人向和尚们要钱要女人，激起和尚们的强烈反感。寺院里菩萨身上涂有一层金粉，阎匪军来了要刮，日军来了也要刮。惟独我们共产党八路军秋毫无犯，而且真心实意坚决抗日保家卫国，逐渐赢得和尚们的同情和支持。

为了防止日阎的掠夺，和尚们预先把金粉刮下藏起来与我们联系希望能代为保管。恰我当时正在赵城活动，怎么办呢？我写了一个报告，交给军分区让张天珩和史健研究。史健征求我的意见，我们一致同意把这些金粉交由地委机关暂替和尚们保管，否则迟早会被日寇掠夺。史健还找人化验了金粉的含量，高达70%呢？从此，广胜寺里和尚的工作逐渐被我们掌握，有时我们的侦查员就隐藏住在广胜寺里。有一次日军企图袭击我驻石门峪的赵城县大队，广胜寺派一个和尚向我们报信，虽然日本人从山上过来的快，和尚未来得及赶上，幸亏我赵城大队已经转移没有受到损失，但这已说明双方关系的融洽。

1942年春，抢运《赵城金藏》是我们二地委二军分区干的，是我们军分区基干营一连下去运的经。这事张天珩最清楚，当时我在赵城前线活动未直接参与，从他的电话中得知此事。史健、石萍（宋洁涵）、葛莱都说此经宝贵，准备交太岳区党委保存，也不知交了没有？日本投降广胜寺解放以后，和尚们也没有再问经卷和金粉的事。现在看来是有着很重要的历史意义，成功地抢运《赵城金藏》是我们太岳第二军分区干的，确有其事。

上述双方良好的互动关系,是寺方能托付《金藏》给予配合的基础。二军分区驻扎在热留的关帝庙，张天珩从热留到亢驿紧急受领任务，基干营一连也是从热留急行军奔赴广胜寺。全国文保单位关帝庙是个福地，鬼子飞机扔炸弹报复，曾穿透木柱落在关老爷塑像脚下，滾到院前居然没有爆炸成为哑弹，军民毫发无损乡亲们称之关公显灵。

图16：古县热留关帝庙是太岳二军分区驻地，基干营一连从这里急行军奔赴广胜寺。

为《金藏》先失手于广胜寺，继尔五月扫荡亢驿也未得逞，恼羞成怒日军报复军分区驻地。1942年秋大扫荡，将东山岭全村男女老幼35口，除2人逃脱外全部赶到一窑内烧死，尸骨成炭团无法拆分，只好装入几口大缸一起埋葬。此灭了全村的“东山岭惨案”，与同期的“石门峪惨案”，均系日寇报复《金藏》而引发。

图17：古县热留“东山岭惨案”幸存者范如连(1925～1976）之子范国强2019年6月15日在当年窑前，激愤控诉日寇的暴行。

图18：李溪林1917—2003

李溪林（李长兴、赵城县委书记、原安全部咨询委员会副秘书长）在《革命史资料》17辑回忆：1942年春节(笔者注:阳历2月15日）后，3月前的一段时间，天气还很冷，人们都穿着棉衣。一天中午，我在石门峪县大队部接到地委书记史健同志的电话，内容是：延安有电报来，批准我们抢运经书。赵城有一部经书很珍贵是国宝，日军将在近日内去抢夺。你们务必做到：一、经一定要拿到手；二、动作要迅速；三、要严格保密。

接到地委书记指示后，我首先想：赵城有两座寺，兴唐寺比广胜寺大，藏经在兴唐寺的可能性比较大。考虑到徐生芳同志是本地人，曾在兴唐寺养过病，打游击有时就隐蔽在寺院里，与和尚们的关系较熟，我立即让徐生芳同志赴兴唐寺调查。

图19：徐生芳1914—1947

石门峪距兴唐寺约有20余里路，第二天午后徐生芳调查回来，说藏经不在兴唐寺而在广胜寺。他还说，广胜寺的力空和尚是赵城人，当过阎锡山的县长，因不得意而出家，他掌管此经。我马上和徐生芳及其警卫员奔赴广胜寺。广胜寺离县委驻地约20里，太阳快落山时，我们到了广胜寺。

见到力空和尚，起初态度冷淡，有点看不起我们。稍事寒暄，徐生芳便自我介绍。一听是赵城游击大队长徐生芳来访，力空和尚马上站起身来，端出红枣上了茶，态度也热情多了，敬佩地说：久仰大名，您是抗日英雄（徐生芳是赵城有名的抗日英雄，当日军报复烧了他家的房子后，他在致日寇公开信中讲，你烧得还不彻底，你烧得再干净些，我以后盖新房打地基时更方便。废寝忘食抗日像着了魔，顾不上剃头刮脸，妇幼皆知。群众亲切地称呼他“徐魔子”，被太岳日报誉为“霍山脚下的英雄”，日伪称之“活阎王”闻风丧胆，敌伪间发毒誓“出门撞见徐生芳”。后任新七团、八纵22旅64团团长，1947年7月14日解放安邑县城时，不幸触雷牺牲，葬于小李托村）。接着徐生芳向力空和尚介绍了我：“这位是县委书记兼我们县游击大队的政委李长兴同志（那时我在苑川堡当教员作掩护，用名李长兴，后改名李溪林）”。当我们说明来意后，力空面露难色说：“太原失守（1937年11月9日）前，一战区卫立煌部中央军的一个中将军长（笔者注：李默庵）亲自找我要经，我没给。太原沦陷后，二战区阎长官（1938年2月7日，农历正月初八），派个师长（笔者注：八十三师师长冯钦哉）来要经，我也没给……”。徐生芳插话道：“我有可靠情报，日本人准备抢这部经。日本人离这里那么近，一旦被他们抢走。是中华民族的损失，也是佛教界的损失，那时候你怎么交代？你担得起这个责任吗？”

力空和尚沉思片刻后说：要经可以，但只能亲手交给朱总司令。七七事变后，八路军总部与朱总司令曾在赵城县马牧住过一段时间，因坚决抗日，当地英名影响很大。我马上插话道：“朱总司令现在太行山，离这里有上千里路。现在时间紧迫不容迟缓。要不我们先把经运走，以后再让朱总司令的秘书给你补个借条……”。经过一番说服工作，力空和尚勉强同意了，其实后来他也没有要我们给他开借条。如李明如所述，缘于八路军真抗日美誉及对朱老总的敬仰，在这个历史大背景下，终于赢得寺方的信赖与配合。非当事个人之魅力，乃历史对八路军整体做出的郑重抉择。

二、抢运《赵城金藏》的组织实施

抢运《赵城金藏》的具体日期是：1942年2月中下旬，若再准确些，即日军占领道觉村的前3天。

李溪林回忆：与力空和尚谈妥，归程的路上我便与徐生芳商量行动方案。当时敌情是：广胜寺西北30里的赵城县城驻日军一个中队，西北15里的明姜据点驻日军一个小队，西侧同蒲沿线有敌人多个碉堡和据点，西南30里洪洞县城驻日军一个大队，正南15里的苏堡镇驻日军一个小队，南面的日军已逼近广胜寺下的道觉村。道觉村离广胜寺2里路,我们把经运走3天后日军占领了道觉。除通往根据地东北向的大山外，广胜寺三面都驻有敌人，形势危急。

我们决定县大队主要分两路掩护，一路警戒广胜寺至明姜公路方向的日军，另一路警戒道觉村至洪洞公路方向的日军，其余进寺与民工配合运经。行动时间定于第二天夜里。

因上级指示要严格保密，要迅速拿到手，我没开会，没跟其他领导讲，也没跟县政府讲，更不会跟公安局讲，他们几十号人还站岗放哨负责关押犯人呢？我决定徐生芳同志为县里行动的现场指挥，具体负责这次行动。

回到县委机关，我马上派通讯员去找刘式县长，恰恰刘县长不在。因任务急，我叫徐生芳亲自到县政府找那里的科长段和生（县政府一科民政科长，县长不在时通常都由一科科长代理。笔者注:1942年8月日寇报复偷袭石门峪时，他与三科科长张君佐不幸牺牲，葬于后河头村）面谈，以紧急运公粮为名，每运一担奖粮一斗，动员一些可靠群众配合。

那天晚上，徐生芳率县大队进入广胜寺取出经卷后在民工配合下经石门峪运上山，翻过大峪、窑头送往亢驿的地委机关。中共赵城县委就是这样圆满完成了地委交给的任务。听徐生芳讲，几千卷经书藏在广胜寺飞虹塔二层佛像的基座里，凿开佛像基座的砖壁，里面是空心的，藏有经书。经书都是一卷一卷的，每卷展开都有一两丈长。

刘德裕（赵城县大队教导员、正军职原总政组织部副部长）回忆（部分引自《革命史资料》17辑）：1942年初，我任赵城县游击大队教导员。县大队长为徐生芳同志，县大队政委由县委书记李长兴（李溪林）兼任。1942年的初春，春寒料峭还着棉装时，我曾随县大队参加了抢运广胜寺藏经的行动。我记得李政委奉地委指示曾找徐大队长布置过任务。傍晚出发前徐大队长对我讲，上级决定今晚要抢运广胜寺的藏经，并指定他为县里行动的现场指挥。是地委史健书记给县委下达的任务。因徐是本地人，对寺院熟悉，李政委叫他先去摸底。他先去过兴唐寺扑了空，才知道藏经在广胜寺，他又随李政委去广胜寺做过和尚的工作，终于取得了他们的配合。他还告诉我，地委机关的同志与基干营已分别从驻地出发了。

出发前徐大队长向大家作了战斗动员：“上级指示今晚行动很重要，其重要意义你们以后就会知道”。当天夜里我和徐生芳随部队一起到达广胜寺，薛国范排长安排两挺机枪警戒明姜方向的敌人。布置完寺外的警戒部队后，我也随徐进入寺内。徐大队长还把我介绍给力空和尚，这是我们县大队的刘教导员……。当时我们没有见到经卷也没有见到基干营的人，我刚调入赵城县大队与基干营的战友分手不久，很想见见他们却一个也没见上。

据力空和尚说，分区基干营半小时前就来过了，他们讲的情况与李政委事先到广胜寺来讲的相符，所以未等我们，经书就交给他们先运走了。当时在广胜寺大门内的院子里边走边说，我还安慰力空和尚说“要相信朱总司令，相信八路军，相信决死队，我们一定会把经卷妥善保护好……”。在这里，我没有提共产党，怕他有顾虑，只提八路军不提共产党，恰恰是为了共产党。这不是我个人独出心裁，这个提法来自于徐生芳，徐来自于李长兴（李溪林），李来自于史健，是根据上级的指示精神才这样讲的。事后听领导讲，上级对这次行动很满意。

图20：刘德裕 1916-1994

石占标、董旭、崔喜生在“赵城游击大队第一连战斗生活片断”（《洪洞县志资料》第八辑第13页）回忆：将基干队改名为赵城游击大队，大队长由徐生芳同志担任，教导员是刘德裕同志，还有军分区派来的薛国范同志担任排长（笔者注：《中国共产党洪洞历史大事记述》第63页，县大队由徐生芳、刘德裕率领二、三连和二区分队，集中在安泽大峪精简整编，将一、三连合编为县大队直属排，排长薛国范）。

赵城游击大队在石门峪村驻防，下午突然紧急集合，大队长徐生芳进行紧急动员，他讲述了《赵城金藏》的来历价值和日寇准备掠走金藏的企图，接着传达了上级交给我们的任务是担任警戒，他斩钉截铁地说：要不惜一切代价阻击敌人，保证完成抢救经卷的任务。

天黑以后，部队借着月光沿着山路向广胜寺行进，约行一个多小时，到达广胜寺山下霍泉畔，排长薛国范根据地形周密地布置了各班布防位置、联络方法、注意事项，随即将部队带到霍山的半山腰，大队仅有的两挺机枪配备在封锁上山的必经之路上。

我们在山坡上执行警戒阻击任务，从初夜到黎明，四点以后，接到“撤走”的命令，立即撤离广胜寺并很快追上了运经的部队，我们主动分担了一部分经卷。

卫继瑞（赵城二区书记、原临汾地区气象局局长）1987年8月27日座谈时发言：1942年春抢经时天很冷还穿棉衣呢！下午集合民工时说要打金沟子，声东击西，没告诉装运经卷，毛驴背上架着篓驮（两篓筐连在一起适宜运散装的煤和粮）装经卷不如“架子”装得多，群众说要是事先早告诉我们，就选用“架子”驮了。在广胜寺大门见到经卷时已来不及回去换“架子”，只好错用篓驮了，剩余装不完的经卷就只好发动群众脱衣包上背了。

图21：张耀1918—2003

张耀（赵城县委组织部长、原山西省教育厅副厅长）1985年10月回忆：抢运《赵城金藏》是在极端保密的条件下完成的，是上级的决定，是地委命令让干的，是在地委直接指挥下完成的。我清晰记得：1942年取经时，李溪林还在赵城。要抢运经卷是县委书记李溪林亲口跟我讲并通知我的，而后我告诉了刘骞（县公安局长），当时刘式是赵城县长，他是1942年下半年调走。县委二区干部白天上班的人中有几个当晚参加了运经。

1987年4月18日笔者首次采访刘骞，他承认抢经信息“是听县委组织部长张耀告知的”来自李溪林，证实了李“没跟县政府讲，更不会跟公安局讲”属实，当时刘骞尚未提及他人。

1985年10月25日在翠明庄宋洁涵对我讲：张耀告诉过宋洁涵，抢运广胜寺大藏经是李溪林通知他，然后张耀跟刘骞讲的，予以旁证。

这里显示县里抢经信息传递的来龙去脉，形成一条证据链，源头李溪林而非杨泽生。针对末端刘骞后又改口他人，张耀1991年9月29日特别指出：取经时李溪林仍在赵城主持工作，在这一点上他和刘骞回忆有分歧，刘骞为人滑头，脑子来的快……。

1991年10月3日张耀亲笔为我写道：“1942年我是县委组织部长，不公开，做秘密工作。取经时我没直接参加，当时我在井子峪（位于县委吴儿峪和广胜寺之间），但我记得第二天早上，天刚亮李溪林告我说昨晚紧急取经任务完成的很顺利，没发生问题”。

图22：刘式钦1918—2001

赵城县长刘式钦（刘式、原吉林省计委副主任）回忆：这次的抢运，我没有亲自参加，我委托县政府的民政科长段和生同志代表县政府大力配合这件事。当时的赵城县委书记是李长兴（李溪林），他是亲自参加了，是在他的亲自布置下，完成这项任务的。第二地委还派出基干营掩护抢运金藏，赵城县地方武装也配合了这次的抢运。当时抢经是非常保密的，是上面先知道，上边来的指示布置让干的，我们每天只知道忙于打仗反扫荡，也不知道还有此经。部队（军分区基干营）下来了，地方力量只是予以配合。事后李溪林对我讲：咱们每天住在这里居然还不知道身旁有个这么重要的宝贝佛经！

刘骞讲的不可信，一贯讲话夸张没准头，他们县公安队如果有大的行动会请示并告诉我，我会知道的，再说我还兼县大队的职呢！我们县大队当晚主要是配合警戒监视敌人。当时杨泽生为岳阳县长，不在赵城。在抗日战争时期我的名字叫刘式，我现在的名字叫刘式钦。

图23：陈星1918—2009

图24：段龙章1921～1971

图25：郭兆林1917～1988

陈星(洪洞县委书记、原冶金部副部级)《革命史资料》17辑回忆:“洪洞县委机关驻东湾里，距广胜寺下的道觉村仅二里路，比赵城县委李溪林他们离广胜寺要近得多。洪洞县大队战斗力强，能打仗是有名的。1942年春，地委组织领导抢运广胜寺大藏经，洪洞县大队也参加了。那天夜里，洪洞县大队担任警戒和掩护任务，第二天经搬走后，队员们才知道是掩护抢运经卷。运经时，道觉村尚未被敌占领，藏经搬走后敌人就进驻了。”

洪洞县大队队长段龙章（志愿军180师副师长、原上海警备区炮兵室主任）、郭兆林（志愿军180师炮兵主任、原本溪市物资局局长），教导员姚登山（原驻印尼参赞）。洪洞大队战斗力强过赵城，而赵城大队强过霍县，连日本人都怕咱洪洞大队。因东湾里距道觉村（笔者注：《中国共产党洪洞历史大事记述》第60页，针对1941年8月阎61军占领洪洞南恒后，上级批准赵城的高崖、道觉划为洪洞县）仅二里路，若二里处驻扎敌人将严重威胁县委机关的安全，所以对道觉敌情如坐针毡，始终抱有高度的警惕。抢经的具体情况，可问赵城县委书记李溪林，他最清楚。

图25：张义龙 1920—2004

张义龙（基干营一连排长、总字171部队政委、正师职）1985年9月25日回忆：1942年春，抢运《赵城金藏》我们军分区基干营一连自始至终是参加了的。我当时任排长兼党支部组织委员，部队驻热留。那天晚上行动很神秘，刘忠（刘一新）教导员不说任务只说去赵城。连王万荣指导员也不知道，走到半道在井子峪休息吃饭时刘忠才动员传达任务说是去广胜寺取经。

太阳开始落山，老乡牵毛驴来了，驴背上左右都架着篓驮，天黑了7～8点到达广胜寺。我带一个班监视道觉至洪洞公路方向的敌人，赵城县大队警戒明姜金沟子方向的敌人，他们县大队没具体参加运经。

至于确切日期王万荣回忆是“五一”大扫荡的前两三天（笔者注：王万荣之子胡建国更正了其姐夫执笔的此句，改为阳历三月前的某一天，详见后文），我看那不准，因为“五一”大扫荡在晋南已近麦收季节。我清楚记得当晚我在麦地里布置掩护时，田里麦子刚过脚腕，我们趴在麦地上，那时还身穿棉衣呢！应在1942年的2～3月间。

经卷基本运完还剩下一些由我们解开绑腿绑好，每人背上一捆。在石门峪吃饭休息时见到几十头毛驴,每个驮筐里都插满经卷，史健政委等亲临看经十分高兴，然后两路上山运送到亢驿。县政府在兴旺峪，我们未去兴旺峪，未去过县政府接头，也没去过郭家节，那时刘式是赵城县长。当晚也未见过县公安队的任何人，包括刘骞（县公安局长）等等，其他部队都没进寺运经，完完全全就是由我们基干营一连独立完成的，军分区主力是我们连。

图26：王万荣1919—2000

王万荣（基干营一连指导员、原成都军区后勤部副政委）《星火燎原》第21期及《山西文史资料》第27辑回忆：一九四二年，是抗战极为艰苦的一年，战斗频繁，给养困难，战士们的体质普遍很差，一天一夜急行军一百五十里山路，疲惫劳累是可以想象的。离天黑至少还有两三个小时，如果连队过分冒险行动，大天白日之下很容易被山下的敌人发现，等到天黑再走吧，又担心敌人突然提前行动。

我突然发现一个名叫贺烈虎的老战士在一旁擦枪，我知道他是本地人，急忙走过去问：“从这里到广胜寺还有没有别的路？”贺烈虎略一想，爽快地回答：“打柴人走的路倒是有一条，不过很难走。”听了他的肯定回答，罗副营长和我商定了一个两全之策。由我立刻带一个排从打柴人走的山路绕到广胜寺，其他两个排由罗副营长待天黑后顺大道直奔寺院，这样，即使其中一路和敌人遭遇，另一路也能赢得时间，突进寺院。

罗副营长带着一、三排，顺利通过了敌人的封锁线，在霍泉畔和我带领的二排会合了，晚上九时到达广胜寺。他果断下令：“一排和县大队负责包围寺院监视寺外三个据点的敌军！王指导员带二、三排到寺取经。”

在我们到达广胜寺以前，赵城县地方干部已经做好寺内和尚（名力空）的工作，同意我们把经书运出。打开了寺门，头道院中，被一道高墙围住的十三层琉璃塔，亦叫飞虹塔。在地方干部的引导和协助下，我顺级而上到了塔的二层，一尊建在塔内的三米多高的铜铸坐佛陡现眼前。

坐佛是空心的，《赵城金藏》就藏在里面。这是个绝妙的藏经地点，如果力空和尚事先不告诉这个地点，就算是发动我们全连去寻找，不要说一个晚上，就是几天怕也难找到！坐佛背后紧贴塔身有一架简易木梯，我和小胖战士抓着梯子缓缓下到底层，经过仔细观察青砖结构的坐佛台基，我决定立即在台基上凿洞，这样既可保住铜像不受损失，又可很快取出经卷。由于塔身与坐佛台基只有一条狭窄的空间，最多只能容两个人在下面操作，小胖和贺烈虎奉命下去凿洞。一会工夫，台基被凿开一个缺口，《赵城金藏》一下滚出来几卷。

我们采取接力式的办法，一捆一捆地往下传送。早已在院中等候的部队和民兵骨干将经卷传到塔外装进荆篮，用绳子捆好，然后以班为单位立即撤离，到寺外指定地点集结待命。后来我看到这样传速度太慢，时间长了恐被敌人发现。便改留一班人从楼上将经书一捆一捆地往院内掷下。剩下的我就叫战士们打开背包，解下绑腿，每人捆好二十来卷背走，捆好一个班的走一个班。

这样大约到半夜十二时左右就将经书全部安全运出。部队依旧从后山转移回去，天明时下山。后来把经书运到根据地安泽县的亢驿村，交给了住在那里的地委机关。《赵城金藏》安全转移到根据地后，太岳军区通令嘉奖了我们一连。

图27：宋洁涵1914—2002

图29：李惠春1918

宋洁涵（又名石萍、二地委组织部长、原吉林省委书记）《革命史资料》17辑回忆：“1942年春抢运赵城广胜寺大藏经的行动是根据区党委的指示，在二地委直接领导下组织完成的。是延安党中央发来电报批准行动的，要求严格保密限期完成。为了严格保密，地委动员了干部去背经。行动前由机关党支部书记葛莱（地委组织科长）同志作了简短动员，但出发时同志们大都不知道具体任务，到了广胜寺见到经卷时才明白此行目的”。当时很机密不可能让老百姓进寺取经，军分区基干营派了一个连参加运经。

葛莱（二地委组织科长、原山西省委宣传部顾问组组长）1985年12月7日来信：“关于抢经一事显然地委是当事的，我当时是地委机关的支书，我是动员机关干部去背过经的，我不知因为什么事没有亲自去参加。有些什么人去我已记不清可能李惠春、俞平还记得一些。此经肯定经过地委，然后送去隐藏的。”

“1941年地委在安泽的亢驿村，开过一次县委书记与县长会议，那时针对日寇的强化治安运动作过对敌斗争的布置。史健同志还和我研究关于日寇的所谓总体战的问题，他提出我们与日寇的斗争也应有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斗争。”成功抢救出《金藏》堪称总体战中文化斗争之典范。

曾远《革命史资料》17辑指出:地委机关的部分同志前去抢运经卷，记得地委机关参加背经的同志里还有老红军呢！

2017年7月25日李惠春（二地委调研室干事、原长治市委书记）回忆：地委作为任务下达，大家去背经，不只十几个人，地委机关的人几乎都去了，从广胜寺背经上山。还亲笔写下：“抢经当晚地委机关大多数人都去啦”证言。

1988年10月6日梁生光(二地委机关秘书、原辽阳化纤集团党委书记)回忆:地委机关通讯班实际也是警卫班，有几个人去参加背经，其中还有老红军，非常可靠，都是党员。

众老人回忆：地委机关参加背经者有宣教科长郭真（原轻工部局长），干事言丝木（原中科院计算所办公室主任），地委交通老高（牺牲后埋在义洪沟），段羊树（段锐），刘明顺（又名刘成孝后牺牲），段天寿，一位姓刘的老红军（洪洞人），他的脸红红的，还有一个会唱蒲戏的交通等。地委派干部没有单独行动，是和基干营一起行动的。地委交通都是本地人，绝非“人生地不熟”，还担负着部队的向导任务。

指导员王万荣在《星火燎原》第21期回忆：那时行动十分秘密，也未发动群众参加，有地方干部的密切配合。

1985年11月10日郝可铭（宋洁涵前任的二地委组织部长、正部医疗待遇国务院参事）：“抢经是在史健一手领导下完成的，干得很漂亮。二地委机关干部与李溪林的赵城县委在军分区一个连的支持下完成的很好”。

1987年8月27日笔者来临汾宾馆与6位老同志座谈：王洪德（史健警卫员、副师职），卫继瑞（赵城县二区书记、原临汾地区气象局局长），胡林（二地委会计/赵城县委组织干事、原临汾地区煤炭局副局长），李华（又名陈如柏、赵城县一区书记、原喀什市委副书记），李俞平（二地委干事/洪洞县二区书记、原福建省纪委副书记），郭占魁（赵城县二区区长、原山西省医疗器械公司党委书记）。

图30：摄于1987年8月27日临汾座谈时，左起王洪德、李俞平、李华、胡林、卫继瑞、李万里

六人一致认定：抢经当时的赵城县领导是县委书记李溪林和县长刘式。

卫继瑞回忆见前文,其未选“架子”错用“篓驮”细节，验证了李溪林“运公粮为名”的真实。“声东击西”与“没告诉装运经卷”都是在落实上级“要严格保密”的指示，有力驳斥了杨泽生“事前动员”之不实。郑端（赵城县二区干事、原临汾地区建设局副局长）和我参加了当晚的运经(张耀曾讲：县委二区干部白天上班的人中有几个当晚参加了运经）。

王洪德、胡林分别回忆：当晚史健亲自下来了，下到石门峪迎候经卷，靠前指挥以防不测,确保“万无一失”。

胡林回忆：抢运经卷史健很重视，说是全国独一无二的一部经。是请示区党委批准同意让干的，史健亲自组织指挥的，当晚他还亲自下来，下到了石门峪。

王洪德回忆：1942年春抢运经卷那天夜晚，我随史健政委下到石门峪迎候经卷。很多人下来，来了不少人，史政委在野地里和几个领导研究问题并耐心等待，我在一旁放哨警戒。那天夜里天还很冷，还穿着棉衣呢！见到广胜寺运来的经卷，史健政委非常高兴。

1986年夏，王洪德到京来单位看我时说：当晚他随史健下到石门峪，亲临指挥并接迎经卷。为增入王洪德的回忆，当我告知责任编辑郭丽卿时，回覆《革命史资料》17辑已经制版未及录入，领导统筹直接指挥这就足够了，是否亲临已非必要。

张义龙也说：在石门峪吃饭休息时，史健政委等亲临看经十分高兴。

李华（一区区委书记）回忆：洪赵游击队中抗日出名的“四大天王”之一郭长健（赵城武工队长）和县敌工站的傅青菱也参加了当晚的运经。郭占魁（二区区长）补充：李溪林和刘式是1942年夏同时调走的，旁证了李、刘各自回忆的属实。

张玉屏（洪赵中心区妇救会宣传部副部长、原山西省信访局副厅级）之女张芸芸在“我的母亲”一文：抢救《大藏经》时，母亲是妇救会的领导成员之一，得到上级下达的当夜转移《大藏经》的秘令后。母亲她们和各队人马悄然来到塔下，妇救会的每个人都用从家里带出来的木捻布（粗布）大包袱皮小心翼翼的包裹起一卷卷经卷，捆扎好后一人背一个大包袱，在夜幕掩护下一口气跑了几十里山路。

地委秘书长曾远回忆：大藏经有四千多卷，全部人背驴驮，安全运抵地委机关。史健同志打开经卷边看边高兴地说：“这太珍贵了，一定要保护好。”他让我安排将部分经卷暂放在地委机关的北房（秘书长我的屋）和西北房（宣传科的屋）里。那时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物质相当匮乏，纸张就更为困难，有个别同志不懂得经卷的价值，将部分线装书翻过来，也有将手卷引首的空白处剪下钉成本子用。史健同志知道了，痛心地说：“无知、无知、太无知了！这纸相当于宋纸都是宝物，很珍贵可不许乱动，怎能这样对待？谁再损坏要受纪律处分。”经他的提醒方引起大家的重视。

基干营一连排长张义龙回忆：确实出现个别战士剪下卷轴前端的空白包皮，钉成学文化本子的现象，后被史健政委及时制止了。

图31：1987年所摄二地委机关亢驿原驻地，惜已拆迁，史健在此筹划组织了抢运《金藏》。1942年2月《金藏》存放于此屋达2个多月，4月底《金藏》随机关反扫荡转移。扫荡结束经卷未回亢驿，7月6日前直抵沁源移交太岳行署，二地委保管经卷达四个半月。

三、反扫荡中《赵城金藏》的转移

力空在佛协二代会上发言（引自《现代佛学》1957年5期）：八路军从敌人手中抢救了广胜寺藏经，当时“新华日报”披露了这消息，占驻晋南日军司令大发雷霆，亲带军队来山声色俱厉地责问，意在杀我焚寺以泄愤。我已抱着为法忘躯的决心，不为他的威力所屈，并得一位陈姓的日军司令的侍从武官（临汾人）从中代为劝释（笔者注：有可能是我潜伏临汾的伪大汉义军司令陈焕章），始悻悻而去。山西伪省长苏象乾，也曾为此事亲到赵城调查过。

《金藏》保存在地委机关屋里达两个多月。曾远回忆：原计划马上将经卷转送到沁源县太岳区党委驻地，还没来得及，日本人“五一大扫荡”（根据“第二期驻晋日军总进攻”计划）就开始了。人们往往关注抢经当晚的传奇，却忽视扫荡中的风险，其实恰恰是提心吊胆最艰难困苦的危险时刻。

因没抢到经卷而恼羞成怒的日军，剑指《金藏》直奔亢驿目标明确。过去是暗中角力，被我们抢得先机，现在则是明火执仗，经卷危在旦夕紧要关头。史健果断决定带经转移，决不留下给敌以可乘之机，这是个艰巨任务，实施之难超乎预想。

反扫荡出发前，史健对大家讲：“保护好经卷是一件大事，每个人都要背几卷经。”还宣布了纪律：“人在经卷在，要与经卷共存亡，人在而经卷不在者，回来要受党纪处分。”然后我分配每个同志背经，少的也背十几卷，多的二三十卷。我身高力大背了几十卷，史健的马也驮了一些，他的警卫员王洪德背的也不少，机关所有人员都背上了经。

每个人背负20余卷40来斤，十分沉重行动不便，机动灵活性降低，增大了转移风险。生死辗转中风餐露宿，涉水过河下雨还要防止淋湿，艰难困苦的狼狈可想而知，《金藏》真是命悬一线艰辛。我们带着经卷在亢驿周围的山区，泽泉、马岭、和川、白素、热留一带与日寇周旋，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剩余实在带不走的《金藏》，则坚壁清野起来，当然不会藏在亢驿村。经2017年7月实地考察，确认藏匿于亢驿村西小马岭娘娘庙三孔石窑内。详见拙作“重走抗战抢救《赵城金藏》路寻根小结”（2020年9月4日在国图第二届“抗战时期典籍文献抢救保护研讨会”上发言），北大出版社该研讨会文集第71页。

日寇很狡猾，扫荡过筛子般地细，每座山每条沟地搜，“梳篦式”反复梳了多遍。“夜行晓袭、辗转抉剔、铁壁合围”的铁滚扫荡，连当地人未走过的路他们都走了，敌每前进40里还倒退10里留下伏兵，误以为鬼子走了的回村者遭受大损失。铺天盖地到处都是鬼子，曾有三天三夜没进过一粒米十分艰苦。反扫荡哪里有烟抽？把树叶搓一下点不着，史健从棉絮上抽出一绺棉花裹起来就抽，锅碗都被日寇砸了只好南瓜壳当碗使。

因我当过营长和212旅参谋长有实战经验，地委机关每次反扫荡史健总让我领队负责，戏说有你这个丘八在我才踏实。扫荡时史健总是先把同志们安排好，始终与大家一起同甘共苦。

危急中过古县白素村旁涧河，既无桥又没船，成为阻挡行军的大障碍。先遣在河开阔处用树枝探出一条涉水之道，大家扶持魚贯而行。经卷都顶在头上牢牢扶住，生怕弄湿小心翼翼。不仅责任心也出自本能，沾水后经卷会更沉重。史健执意断后，等大家都过完才走。后有追兵刻不容缓，我命郭长健、王洪德强行架起他两臂过河，还差点扭伤了他的胳膊。

图32：古县白素村旁的涧河，河对岸是泽泉马岭，当年这里曾是一条汹涌大河，成为扫荡中阻挡转移的大障碍。岁月如梭因上游新建煤矿地下跑水，现已变成季节河时而断流，宽阔干枯的河床诉说着往日峥嵘，斑驳巨石见证着当年护经艰辛。

刻蜡版的小鬼梁生光患病，腿又生了疥疮不便行走，史健让马给他骑嘱咐我招呼好他，才15岁腼腆的像个姑娘。扫荡前史健总是熬夜急着向各县布置反扫荡，扫荡回来第一件事，挨家串户看大家平安回来否，问寒问暖看谁生了病？还张罗着改善一下生活。反扫荡在山上，他口诉李惠春速记，提纲腹稿都不打，一气呵成，速记稿上改一下就发文，及时指导各县的反扫荡。

敌企图用据点的铁路公路构成网状“囚笼”，把军民紧缠起来置于死地。史健组织破路队、掩护队、工兵队及各县民兵大力破击交通线，撕裂敌“囚笼政策”。

敌多路包围中，初期我们总是等距离躲各路之敌，如惊弓之鸟警视八方，自然成为合围的中心。后来史健总结出“安全险中求”，“敌进我进”越贴近敌之一路反而安全，“灯下黑”只监视这一路省心，找到间隙跳出包围圈也快捷，越来越有经验。

“铁壁合围”历次扫荡，因史健警觉性高，掌握敌情准确，突围方向正确，指挥得当措施有力，“铁滚”碾不碎的二地委总能涉险过关，没吃过亏和遭受大的损失。而友邻的一军分区大意，1943年元宵节机关遭偷袭，军分区吕参谋长和政治部王主任被俘，伤亡50余还被抢走电台掳去马匹。

反“扫荡”结束（笔者注：据《太岳革命根据地纪事》第325页：“到6月15日反扫荡胜利结束，敌退回原据点”），1942年7月6日《新华日报》（太岳版）公开报导“于日前将该经全部抢救出来，业已转送边区政府保存”，成为二地委保管经卷的截止日。二地委保管经卷长达4个半月，经历了跌宕起伏充满风险的危急时刻。

经卷运抵沁源移交太岳行署时，记得接管的人员中有郭刚（太岳行署干事、原湖北省一轻局厅局级）的爱人刘济荪（太岳行署秘书处主任、原中共湖北省委常委副省长）。

图33：刘济荪、郭刚夫妇

现在，广胜寺藏经作为国家一级文物，珍藏于北京图书馆。每当回忆这件事，我都深切怀念为保卫广胜寺藏经做出贡献的安子文、史健两位老领导。特别是史健同志慧眼识珠，及时向上级报告并组织部队从日寇的虎口中抢回这部稀世珍宝，的确是为中华民族立下了大功。

1988年10月6日，我赴大连采访梁生光（二地委秘书)：反扫荡时背经转移，每人背约二十卷。地委机关几十号人两三匹马，加上掩护部队仍带不走全部经卷，剩下的则坚壁清野了，至于藏匿细节省不清了。

1985年12月葛莱来信:“此经当时不会隐藏在亢驿，因该村是我联系的村，若藏在亢驿我会知道的。”扫荡中究竟藏于何处是个待解之谜。

2014年2月亢驿村支书黄才恒，带我来到亢驿村西小马岭“二区区公所”窑洞前，洞口现已塌陷。扫荡归来的《金藏》曾存放于此一夜，经卷未回地委机关，中途卸此表明坚壁清野的经卷就藏在附近，大大缩小了排查范围。

图34：笔者与黄居斌之子黄才恒，2014年2月摄于小马岭区公所窑洞前，洞口已塌陷，扫荡归来的《金藏》曾存放于此一夜，于第二夜移送沁源。

据黄才恒父亲黄居斌（1923～1981，由党员范生伟介绍时任二区机要交通员）生前回忆：我从县委和川地下交通站受领一封加急鸡毛信，领导嘱托此信非常重要，比性命还珍贵，绝对不能闪失。躲过日本兵搜查后交到了马岭区公所。遂奉命通知东湾村樊瑞、亢驿村范生伟、南湾村张富保来开会。信中要求民兵连夜向区公所转移经卷。组织30多位民兵在麻家山黑虎庙接应扫荡归来的经卷。存放于区公所的第二夜与娘娘庙藏经汇合，沿神父岭、关道沟、中峪店运往沁源。黄居斌还到神父岭联系沁源的接应人马。途中不敢走大路也不敢白天走，小心紧张而又神秘。前面部队开道，骡马挑担居中，民兵殿后护卫。羊倌郭秀林等也听到过黄居斌生前讲述，娘娘庙遂成为我们探觅的目标。2017年7月16日酷暑，在黄才恒和郭秀林带路下，笔者随国图《重走金藏路》寻根小组爬上小马岭娘娘庙，终于目睹三孔石窑的风采，扫荡中实在带不走的经卷原来就隐藏于此。解答了悬于心中三十年之疑惑，是此行的重大收获。

图35：笔者与黄才恒（右）、郭秀林（左）2017年7月16日摄于亢驿小马岭娘娘庙石窑前，反扫荡中带不走的《金藏》原来就藏匿于此三孔窑内。

山势险峻陡峭，布满荆棘无路可循，若不是羊倌镰刀开路披荆斩棘，皆不能通行。窑口隐蔽于山窝深窪密林丛中，非向导指引绝对不可能找到。遥想战争年代深夜转移藏经之难，深深体验到护经艰辛。赴娘娘庙途中，向导指着右侧沟壑说，这是日寇当年屠杀的万人坑，心情顿时沉重起来。武力征服与文化侵略都是日寇亡我中华所依赖的反动两手。

《安泽文史资料》第八辑第65页：经卷“暂时存放于亢驿南山的有三孔石窑组成的娘娘庙内”，成为扫荡时带不走经卷坚壁清野的藏匿处。

移交沁源后，太岳行署主任牛佩琮与刘济荪又安排经卷藏在绵上（现属沁源）县水峪村西水峪沟内，名叫“积厚窑”的废弃煤窑里达四年之久。刘济荪夫人郭刚与其子刘铁达2006年夏对笔者说：因为忘记了当年存放经卷的煤窑，后刘济荪未能再找到窑口懊悔不已，文革中曾自责地写过检讨的大字报。

抗战胜利后，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决定，将存放在绵上煤窑里的经卷交北方大学保存。因为北方大学西迁，经卷运到太行山区涉县下温村后，就地存放在该村的天主教堂，后移至常乐村赵丙义家阁楼上。张文教等将受潮经卷通风晾晒，热坑上烘干，及时得到初步护理。

1986年1月22日程德清（太岳行署干事、原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馆长）回忆：小时侯我在洪洞念书，离广胜寺20几里路，十几岁就去过广胜寺，拿过经卷皮的硬板做手工。《赵城藏》在文物界很出名，后来我学历史，搞考古工作。七七事变前为考察古蹟曾到广胜寺，见力空问及他，他没有承认有《金藏》只说有《碛砂藏》。抗战时我参加了决死队随营学校，后由河东办事处调太岳行署工作。为募捐医院曾去兴唐寺找过妙法主持，那时刘济荪任太岳行署秘书长。中峪店靠南接近洪赵支队处有煤矿，经卷在沁源煤窑里存放了四年。太岳区移交经卷时，北方大学图书馆尹达馆长有病，我是副馆长正负责此事。学校在潞城，移交到涉县西南五采店的小村里。张文教原不是图书馆的人，接到他自告奋勇的自荐信后遂派他去管理。1949年春我参加了北平图书馆举办的《赵城金藏》小型展览和座谈会。

2019年6月16日，我随山西电视台摄制组寻找外景，在沁源县聪子峪乡勘查时有意外收获。探觅到《金藏》很可能就藏匿于水峪村西水峪沟的废弃煤窑里。水峪为我绵上抗日根据地堡垒村，曾是县政府所在地，该煤窑主人又是抗日村长的兄弟。综合现场调研考查，难能可贵均符合已掌握诸材料中的必要条件，详見2019年7月13日《绿色沁源》，李万里、李国庆、王箭合撰“《赵城金藏》沁源藏匿处探觅”一文。这比县里原先推荐的铁佛寺窑口贴谱，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尚待当事人回忆等文字材料佐证。毕竟八十年前往事，当事人作古已无从寻证。对窑口采样与国图残卷煤渣做理化分析比对，或不失为一辅证，但同一煤层中各窑口的区分仍无把握。沁源不愧是我太岳根据地的核心腹地，没有辜负信任和期望，《金藏》藏匿沁源四年中，历经县城沦陷的残酷，穿越“沁源围困”战火硝烟，历经血与火的洗礼安然无恙，仍保持了完整没有再散佚。

图36：《金藏》藏匿于沁源县聪子峪乡水峪村西水峪沟煤窑内达四年之久，蓝色塑料布遮盖着“积厚窑”坑口之一。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华北局书记薄一波电令将《赵城金藏》运至北平，交北平图书馆收藏。张文教奉命护送，4月初返长乐村，把42箱经卷用毛驴驮至涉县县城，经小火车运邯郸，再经汽车运抵北平，交由当时的北平图书馆保管。至此，《赵城金藏》终于结束了命运多舛、颠沛流离的日子。

抢运中几个问题的澄清

1947年力空法师以释念死法名在安康双溪寺自撰《念死年谱》，于“五十四岁民国三十三年甲申（1944）”条下记述：“广胜寺藏有金时刊印的卷式大藏经五千多卷，世人均认为是无价的法宝，为日寇强迫索要，我与杨县长密商，速运后方。因派大部武装同志，于三月十三日夜，由寺起运，送往延安保存。”

1951年10月9日（辛卯九月初九）力空致北图《对广胜寺金刻大藏经产生地之谬说纠正意见文》：“现在首都北京国立图书馆所存之金刻卷式大藏经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一九四四年即农历甲申岁三月十三日之黑夜月亮下，我亲手交给八路军(尔时尚无解放军之名)运到后防延安保存之物”。

1951年10月13日力空致毛主席亲笔信：“该藏经全部于三十三年三月十三日夜间离开广胜”，郑重写给主席的信岂能有虚。

1957年3月29日，力空在中国佛教协会第二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言，有感于《人民日报》3月17日黄苗子《一部佛经和八位战士》的文章，因而勾起他的回忆：“1944年的春天，占据赵城的日军传出惊人的消息，要来山抢走这部藏经。这消息使我坐卧不安，考虑如何才能使这部宝贵藏经不落入敌人之手而保留在祖国的土地上。经过几日几夜的审虑，想到只有八路军。于是冒着生命的危险，跑下山往界子峪找到了八路军负责人——当时任赵城县长的杨泽生同志。杨同志立刻答应了我的要求，并周密计划定期来山搬运。农历3月13日夜，杨同志派了一营武装战士连夜从广胜寺舍利塔上取下藏经运送到沁源山，中途与敌人接触开火，其中有八位战士为保护这部藏经流尽了高贵的血而牺牲了。”

以上就是所谓“力空主动报告说”的依据。此处转引力空之回忆，是笔者刻意要讨论三个重要问题：第一，抢运《赵城金藏》发生在哪年哪月？第二，日军欲夺《金藏》的情报来源于何处？第三，当时的县长是谁？

一．关于抢运时间

关于抢运《金藏》时间，主要有两种谬误。

力空说抢运发生在1944年农历3月13日夜。实际上，抢运《金藏》时间是1942年。这一点1942年7月6日《新华日报》（华北版）为证：“新华社太岳分社讯：据确息，赵城佛家胜地广胜寺，为两千余年之古迹，藏有古代经卷四千七百余卷，为古代文化之珍宝。日寇占领赵城后，觊觎此巨经已久，且设法盗取，为我当地军政民发觉，遂配合精锐武装，并得该寺和尚之助，于日前将该经全部抢救出来，业已转送边区政府保存。”短讯虽仅130余字，简洁明了，明确了抢运《金藏》时间是1942年7月6日之前。另《太岳日报》民国31年5月9日第二版“广胜寺佛经四千七百余卷被我武装夺回”报导，公布日又提前2月，两报为证有力纠正了力空时间之误，确定为1942年5月9日之前。

从寺内移走《金藏》，应是力空刻骨铭心大事，他47年自撰《年谱》中，时隔仅三、五年，居然发生重大时间记述错误，且重蹈此误四次令人惊诧。显然非简单记忆上失误，有迎合杨县长1944年任职及自诩报告之嫌。基准时间失准，耐人寻味，致“诚信”受损，其回忆整体可信度堪忧，凡力空回忆已被其他当事人证实的内容方可采信。

1944年是不该发生的重大失误，已被众当事人回忆所纠正。大的年份都错了，具体月日便无意义，可力空这“掐年留月”失实的阴历3月13（阳历4月27）日，还作为依据被不少文献反复引用，例如《太岳革命根据地纪事》等，以讹传讹至今。

终在1957年力空才做出更正，在亲笔重抄年谱中，将“一九四四年”修改为“一九四二年”，结束了自己长达十年的错误（引自力空赴京开会日记一书）。

杨泽生文中“根据二地委书记史健同志指示，我们在县委研究了抢运方案。确定在四月二十五日夜间行动”，这既与力空的4月27日相异，更与众多当事人回忆相悖。

1、1985年9月17日，李溪林在《革命史资料》17辑205页写道：“1942年春节(阳历2月15日)后，3月份前的一段时间，天气还很冷，人们都穿着棉衣。”

2、张天珩回忆：“我记得在初春的一天”，“抢运经卷那时还穿棉衣呢！回来后部队就换装了。”

3.张义龙回忆：“至于确切日期王万荣回忆是‘五一’大扫荡的前两三天，我看那不准，因为五一大扫荡在晋南已近麦收季节。我清楚记得当晚我在麦地里布置掩护时，田里麦子刚过脚腕，我们趴在麦地上，那时还身穿棉衣呢！应在1942年的2～3月间。”

4.2014年2月17日我专程去成都采访王万荣之子胡建国，其姐夫刘德功整理父亲文稿发表在《星火燎原》第21期上。问及具体时间，胡建国对姐夫执笔“五一大扫荡的前两三天”做出更正。他曾多次聆听父亲回忆：抢经当时天还很冷，身穿棉衣，具体日子应该在阳历三月前的某一天。

5.刘德裕、卫继瑞、王洪德等当事人回忆，春寒料峭的初春，天还很冷身穿棉衣时。绝对不会是4月27或25日，临近“立夏”节气，在晋南早热的快要麦收，不可能穿棉衣了。

6.二地委曾远、宋洁涵、徐子寅、郝可铭、李淑文、葛莱、郭真、曹素人、李惠春、胡林、言絲木、李俞平、梁生光、姚一楷、王洪德十五人一致指出：《金藏》存放在亢驿地委机关里两个多月，“放在地委机关的北房和西北房里”。可是，“五一”扫荡前夕经卷随地委转移后从未再返亢驿机关，经马岭区公所直抵沁源。这是二地委人所共知的基本事实，显然只在扫荡前存放于亢驿，倒推时间抢经必在二月中下旬无疑，验证了李溪林、张义龙、王万荣（胡建国）“2～3月”之准确。

图37：笔者与为《金藏》站岗的亢驿武委会主任民兵连长张善玉（左），1987年合影于原二地委机关屋前。

7.《安泽文史资料》第八辑65页：经卷“在亢驿存放的两个多月内，亢驿村武委会主任张善玉积极配合民兵黄居斌、郭大来、阎安政、宋宗宪等都参与了放哨执勤，……他们在马岭两侧山头上站岗两个多月”。“五一”扫荡前《金藏》随地委机关转移，可推知必在2月中下旬。

8.若依力空、泽生所说4月27或25日夜入寺，则抵达亢驿起码29日或27日之后，恰逢“五一扫荡”前大转移。扫荡后经卷未回亢驿，那末机关最多存经一两天，违背“机关存经两月多”基本事实。这一两天和扫荡途中，是不可能也来不及出现将“卷头剪下钉成本子用”的机会。

9.《古县志》下卷第720页：“民国31年2月中下旬”，基干营一连从热留村营部驻地出发……随后将经卷转移到太岳二地委驻地亢驿村，使《金藏》免遭日军掠夺。

10.宋荐戈、卢海明《太岳革命根据地研究》第87页，1942年2月:本月，太岳二分区基干营和赵城县游击大队等部队及民兵在二地委书记史健等指挥下……从日军据点、碉堡包围的广胜寺抢救出世界遗珍《赵城金藏》。

11.丰子恺1962年创作画上跋(图44)：壬寅新秋客苏州灵岩山寺，妙真方丈夜谈二十年前抢救金刻藏经故事并索作画。“1942春三月……八路军队连夜发，抢救国宝为己任”。

12.据《太岳新闻事业史略》一书97页，42年5月9日宣传报导纪要：报导4月14日，太岳二分区基干营在赵城军民配合下，从敌占的赵城广胜寺夺回《赵城金藏》，均已运到太岳根据地妥为保存。显然“入寺”时间下限4月14日，也否定了4月25日。

13.1994年1月7日杨泽生《刘骞同志对敌斗争事迹》文中:“1942年3月日寇在道觉村驻扎一据点，直接威胁我根据地”。而李溪林前述“我们把经运走3天后日军占领了道觉”，综合二者可知约在2月底。

14.刘骞先前在《洪洞县志资料》发表个人回忆:“……抢救藏经。1942年3、4月间”。此3月也比合署文中的4月25日提前了许多。

1942年2月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是检验所有人回忆合理的时间基准，也是客观解析真伪的时间判据，此时谁是赵城县长谁是县委书记，就成为查验相关回忆是否可靠的“基石”。

二．关于情报来源不是来自力空

情报的来源与力空的态度，是相辅相成、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恰成为考察“力空报告”说法是否可靠的重要根据。

其实，上述转引的《新华日报》报导，已经很说明问题。《新华日报》对内线情报来源，用比较隐晦的“为我当地军政民发觉”一带而过，表明了敌人抢经的消息另有来源，之后又特别加上一句“并得该寺和尚之助”。这上下两句，一前一后，前因与后果交代的清清楚楚，明眼人应该分辨得出其间的关系。

经卷早于庙会（阴历三月十八/阳历5月2日）前二个多月，即已离开广胜寺存放于亢驿了，事后再“日军庙会上塔”失去依据，力空自诩的报告缘起也就无从谈起。

力空说报告地点“界（井）子峪”与杨泽生的“兴旺峪”矛盾。1988年4月18日杨泽生给洪洞县宗教科长扈石祥回信“抗日县政府平常都在兴旺峪，遇到扫荡时临时转移，也去石门峪，也到井子峪，但扫荡后又回到兴旺峪。力空和尚找我应去兴旺峪，要是我出去活动或因扫荡转移，他不会找到我，可能他记错了”。

在力空回忆中：（1）1944年不是1942年，（2）界（井）子峪不是兴旺峪，（3）县长杨泽生不是刘式。既然在时间、地点、当事人这三大关键点上，同时都出现了重大错误，那么此基础上构建的“力空报告”说还能信吗？

刘式县长在赵城不如杨泽生长仅一年多，当然力空难以忆及，但恰恰是1942年春关键时刻的赵城县长。若报告只能找刘式，不可能找远在岳阳县的杨泽生；若报告已知经在广胜寺，何须徐生芳白跑一趟兴唐寺？故自诩的“主动报告杨县长”之说断然不能成立。

1944年杨泽生是赵城县长，这年力空找的只能是杨泽生，但不会是为了《金藏》，因为经卷早于1942年2月就运走了。

除李溪林前述，并得到刘德裕“李政委叫他（徐生芳）去摸底。他先去过兴唐寺扑了空，才知道藏经在广胜寺，他又随李政委去广胜寺做过和尚们的工作，终于取得了力空的支持。”证实外，还有众人证词如下：

1.前文曾远已述，日军欲抢经情报，非来源力空，而是来自我党安插在日军中的内线穆彬（二地委敌工部长），而当初力空的态度并不积极。

2.张天珩在《革命史资料》17辑指出：“对力空和尚的作用我有怀疑，据我记忆，开始力空不愿让我们把藏经运走，经做工作后勉强同意了。”1982年11月21日《解放军报》薛国范（赵城县大队排长、原河南省某军分区司令员）文中，说我带队现场统一指挥。我和力空是同学故交，我以做工作的形式稳住力空，其他人逐院逐屋搜查。终于查到了藏经口，在既成事实面前，力空无话可说云云等失实。其实我将史健政委下达的任务传达布置后，那天夜晚没有去广胜寺现场。该文也将我的名字错写成张铁恒（山西方言读音），但薛国范回忆力空“被动不情愿”的基本情节属实。

3.1988年6月11日李溪林给吴辰回信：史健对我说“该寺的方丈力空了解该经藏的地点，力空也是赵城人，但他对我方有疑虑，还须要做工作。”

4.王万荣《星火燎原》第21期：“敌工站刚刚向我们转来报告，说日军要在近日内抢走它。张义龙很快和留下监视寺院的赵城敌工站的同志取得了联系。敌工站的老张(张少塘)激动地告诉我们:经过县委做工作，力空和尚拒绝了日军的诱惑，同意我们转移经卷，但要以寺院不被日军报复为条件”。“敌工站转来报告”点明了“情报”来源，非力空和杨泽生。经“做工作”还提出“条件”，均异于“主动报告”。

5.张义龙回忆：赵城敌工站的张少塘现在四川。现在兰州的一个干部洪赵人，曾做过情报工作说日本人要抢经的情报是从敌人内部发现的，然后马上报告给上级了(笔者注:赵城敌工站站长由县委书记李溪林兼任)。

6．杨少桥（赵城县长/二专署专员、原粮食部副部长）张希庸（1941年9月前的赵城县大队教导员、正兵团原北空顾问）、张发荣（赵城县大队文书、原玉溪军分区副政委）在洪洞县委党史研究室《烽火岁月》第370页回忆：我发觉日寇有夺取广胜寺藏经的征兆……在部队周密掩护和参与下……把《赵城金藏》全部抢搬出来。“我发觉”“征兆”也异于“主动报告”。

7．史怀璧来信：“日寇正在计划以武装劫持金藏的关键时刻，太岳第二军分区与二地委，在当时任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的史健同志统一部署下，出动了一个连的兵力，封锁了敌人碉堡。派军队进入广胜寺，做了和尚的思想工作，说明金藏是国宝，千万不能（让）日寇劫走。这部经是中国和世界稀有宝贵文物，共产党中央下决心要从虎口里夺回这部金藏。做通和尚的思想工作，启发他的爱国心，于是在和尚积极配合下，我们将这部《赵城金藏》夺回到手”。“做通和尚的思想工作，启发他的爱国心”表明其非主动。

8.山西省档案馆存有一份1949年5月23日《赵城县广胜寺佛经历年保管及转移运送情况》的档案：“经一个多月的时间说服动员才算打通了士绅、和尚们的思想，和尚们才告诉了藏经的地点”。此为1949年5月22日《人民日报》“名经四千余卷运抵平市”发表第二天在当地的采访记录，是当时社会舆情调查的定格。虽佚名书写，但与当事人回忆相一致的内容，便有了辅助参考价值。

“经一个多月”虽然时间上夸张了，但揭示出被动和勉强。此处士绅排和尚之前，表明《金藏》为士绅与庙方共有，作为衣食父母的士绅有更大话语权，住持不能擅自作主。士绅社会填补了当时上层与乡村间权力空白，形成某种地方自治，地方上影响力巨大。“十万卷藏书楼”主人张瑞玑慧眼识宝，发现广胜下寺的经卷易丢失不易保存。他兄弟俩说服两寺，多次沟通，终克服教派门户之见（下寺曹洞宗上寺临济宗），使经卷移至上寺呵护有功。也是在其弟张奇玉家中，众乡绅等共同抵制了李默庵的索经企图，使之没有散佚。1952年张筱衡将其父张瑞玑毕生收藏的152卷《金藏》及全部藏书捐献给国家，是迄今为止捐出《金藏》最多者。应跳出昔有色眼镜之囿，对乡绅兴学办教、护佑古籍、传承文化等贡献，给予客观公正评价。

9.《太岳日报》民国31年5月9日第二版:“广胜寺佛经四千七百余卷被我武装夺回”。新华社太岳分社讯：日寇占领赵城后觊觎此经已久，近拟设法盗取，此事经我发觉后，即配备精锐武装，在和尚响导下，将此巨宝夺回。“经我发觉后”与“和尚响导下”，前因后果主次鲜明，排除了“主动”报告说。

10.刘骞先前发表个人回忆：“咱们获得一个情报：日本鬼子要抢夺广胜寺的藏经。上级指示我们要采取果断措施，抢先把藏经抢救出来。……行动前县长杨泽生亲自出面做力空和尚的工作，讲明党的宗教政策，保护藏经是忠于佛教和爱国主义的表现，要求力空大力协助……他答应协助我们”。此“咱们获得一个情报”与“做力空工作”“要求力空大力协助”皆与他“主动报告”相斥。

李溪林等耐心说服做力空思想工作，曾远源于穆彬的情报，徐生芳先跑兴唐寺扑了空，县长刘式非杨泽生以及时间判据不符等，均有力纠正了“力空主动报告杨县长”之说不实。

力空本不同意转移，又惧失经之责而犹豫，经痛陈利害后方予配合，这与他自己主动跑去报告，有实质不同。笔者之所以讨论这个问题，不是纠缠于力空的所作所为，而是要澄清这段历史叙述中长期被湮没的真相，彰显当年从敌人内部将情报传出来的“无名英雄”。要不是老同志的回忆，这段历史将可能永远不会被后人得知，穆彬在抢救《金藏》中的贡献可能埋没，我们应该铭记穆彬这个名字。

笔者认为，任何个人回忆，都有可能受各种因素影响，而有或多或少的失误。所以，这也是督促笔者采访多位老同志，从多角度审视“当年”抢救《金藏》史料的初衷。佛教徒不愿法宝离寺是可以理解的，何况交给无神论——抗战前被称为“匪”的共产党，再者守护庙产也是高僧住持的职责。尽管力空不情愿但最终还是配合了，无论初衷如何，当时背景下都是可以理解的，丝毫不削弱他的客观历史功绩。毕竟没有交给李默庵和阎锡山，没有再散佚，否则不可能成为现在国图的镇馆之宝。但研究历史，对不可靠的史料，则要辨析。

婉拒有神论的官方两次，却“主动”献给无神论在野的共产党。失实的拔高不妥，其实三次都是婉拒，终因军情急切迫不得已。写历史要站在为后代保留可靠资料的立场上，唯有实事求是，才经得起考验。

力空在佛协二代会上发言，因护经有功当场即增补为中国佛协理事。会后参加《赵城金藏》新闻纪录片拍摄，由陕西调回太原崇善寺，擢升为山西省佛协副会长兼秘书长、省政协委员等职，得到了政府的相应肯定。

“我自1936年冬任广胜寺住持，动机也是为保护这部藏经（笔者注：1937年2月原住持波罗法师圆寂，他即被地方官绅、护法居士公推接任住持，自述的任职时间也提前了。）”，1927年他皈依兴唐寺妙舫住持受菩萨戒，那时还未发现《金藏》，出家地也非广胜寺。接任广胜寺住持是机缘际会之巧合，不是凭个人意愿可主观挑选的，有事后言过其实之嫌。

不同于自幼昄依佛门，力空是前半生从政的“半路”出家者（笔者注：任过灵寿、行唐、定襄三县县长），是“凡尘未了”有政治阅历眼光的住持。他早在1951年致毛主席信中:“所庆欣者，我主席的革命大计完全成功……你真是应运而来救苦救难的大菩萨现身。此有事迹昭昭在人耳目并非我过为虚誉之言也”。又言“当日赵城杨县长与我密商移动金藏，我一再申明移走后千万不可露出寺僧预先知情，因山下柴村堡驻有日军恐加害于寺，乃事后新华报披露消息谓广胜寺住持恐藏经落入敌人之手请县府派军队移转后方保存等语。因此日寇司令兴师来山问罪……”。信中自陈功绩未见回音，默默隐忍六年，终在佛协二代会上彰显颖脱而出。杨泽生给扈石祥信中也说：“我知道他不是真信佛而出家，只不过说说而已。”

三.关于赵城县主持抢经的领导

（一）赵城县委书记李溪林

1986年2月16日《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高扬文五人《追怀史健同志》一文:“史健做了周密的布置，将任务交给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张天珩和赵城县委书记李溪林执行。”权威地肯定了李溪林。

李溪林作为主持抢经的县委领导确凿无疑。得到二地委宋洁涵、郝可铭、徐芝寅、曾远、李淑文、葛莱、刘迪、任明道、史怀璧、贾茂亭、王献英、李惠春、梁生光、曹素人、郭真、胡林、李俞平、言絲木、姚一楷、王洪德；二军分区张天珩、李明如、张义龙、二专署杨少桥；一地委高扬文、李纯；三地委王新三；四地委焦善民；行署牛佩琮；区党委关子平、杨立圻、董峰；军区王砚泉；赵城县刘式、张耀、刘德裕、卫继瑞、郭占魁、李华、王毅、贺瑛、李国顺；邻县（洪洞）陈星、孙名烈（孙礼）、郭兆林、张玉屏、张明道等47(若加上合署文发表前杨泽生和刘骞的认同则49)位老同志的一致肯定。并有多份史志材料佐证，详见后文五。

其中张天珩、曾远、陈星、刘德裕均在《革命史资料》17辑肯定了李溪林。多人回忆中，还涉及李很多具体的细节，且惊人吻合，例如刘式、卫继瑞、张耀、刘德裕等，皆不谋而合验证了李溪林。

刘式（钦）写道：“这次的抢运，我没有亲自参加，我委托县政府的民政科长段和生同志代表县政府大力配合这件事”。“当时的赵城县委书记是李长兴（李溪林），他是亲自参加了，是在他的亲自布置下，完成这项任务的”。

李溪林：“我马上派通讯员去找刘式县长，恰恰刘县长不在。因任务紧急，我叫徐生芳亲自到县政府找那里的科长（县政府一科的民政科长段和生，县长不在时通常都由一科科长代理）面谈，以紧急运公粮为名，每运一担奖粮一斗，动员一些可靠群众配合”。

县长不在时“民政科长段和生”成为刘、李各自回忆的交汇点，严丝合缝印证了相互回忆之准确。远在长春的刘与北京的李相隔千里，两人未谋面且刘式从未看过李溪林回忆（革命史资料17辑）基础上，却在细节上殊途同归的契合。

前述卫继瑞错用“篓驮”细节，验证了李溪林“紧急运公粮为名”真实，揭示杨泽生事先动员之不实，刘德裕的回忆细节也有力验证了李溪林。上述诸细节惊人契合，与合署者三人谋而不合的前后矛盾相比天壤之别，详见后文四。

牛佩琮（太岳行署主任、原国务院财贸办副主仼）在某抢运《金藏》送审稿上批示：“请一波同志审阅，当时赵城县委书记李溪林同志是现公安部五局副局长。牛佩琮12/5”。

二地委秘书长曾远回忆：“抢运经卷是史健让李溪林干的，李溪林执行的是史健的命令。取经时吴辰（卫广熊）调地委任组织科科长”。

1988年3月20日杨泽生给扈石祥信中：“力空和尚出于对中国文物的爱护，即到抗日县政府找到我，报告了这一情况。我即向县委作了汇报（当时县委书记李溪林、副书记后为书记吴辰）并即向二地委报告”。这里言之凿凿证实了李溪林。这是杨未受别人影响之前，原始本真独立的回忆，有悖于两年后合署文之改变，显然他与刘骞后来的改口，均受自吴辰一人的影响。

图38：牛佩琮1909—1990

图39：李淑文1922—1982

1982年夏，家母李淑文（二地委妇委书记、原水电部农电司司长）患病住院，我陪护时恰李溪林来访。他诉说：杨少桥介绍记者张崇发来采访，可《北京晚报》把我讲的大加删改，特别是丢掉了史健谈话内容，违背了我的本意，且偏题太远。为此严重失真，我找了报社编辑和作者，回答因版面太小，编辑有权压缩删改。可是却刊登了我不小的头像，使人感到我有争功之嫌，其实我不过仅仅完成上级史健交代的任务，为此事我还向安全部党组作了汇报……。看着他向母亲诉说苦衷的无奈和一脸委屈的真诚，那双忧郁无助的眼神令我同情，至今难以忘怀。他叙述抢经过程却与我掌握的不谋而合。

几天后杨泽生也来探视却另有说法，此歧议令我这个理工男大惑不解，两位都是我尊敬的长者。问及家母究竟哪个真？她果断回答：当然李溪林是对的，李是当时的县委书记，非他莫属，一元化领导也只有他能调动一切。那时县长有的连县委委员都不是（李溪林说：记得杨少桥县长是县委委员，刘式当县长时还不是，但可以列席县委会），仅管管根据地几个村的征兵征粮。大部分村属敌占区，许多村是两面政权，既为我方服务，也应付敌人。李溪林为人实在、正直、可靠，一辈子做情报公安工作，他讲的话可信，记得当时的赵城县长是刘式钦，不是杨泽生。母亲回答令我释怀，是豁然开朗的最早解惑者，当时我尚不知刘式钦原名刘式，还误以为是两个人。

（二）当时赵城县长刘式而不是杨泽生

1.多位当事人确认赵城县长是刘式

（1）.1986年9月26日宋洁涵来家看我，恰外出不在，知悉后我速去近邻徐芝寅家看望。宋洁涵指出：“是地委命令让李溪林干的，我相信李溪林，他是当时的赵城县委书记，他的回忆可信，一元化领导抢经非他莫属。刘式是当时的赵城县长，任过吉林省计委主任就住长春，他脑子好记忆最清楚，具体情况可向他了解。杨泽生当时是岳阳县长（从安泽分出一部分的新建县），抢经时根本就不在赵城”。

对宋的回忆，在场徐芝寅（二地委宣传部长、副部级原交通部组织部部长）、杨立圻（太岳党校负责人、原铁道部副部级）夫妇均插话表示认同。三人证言顿开茅塞，县长非杨泽生却另有他人，且恰是家母所忆的刘式钦，令我倍受鼓舞而成竹在胸，采访刘式自然成为首选。

（2）.1992年8月26日笔者赴长春与四位老同志在刘式家中座谈。

四人一致认定：“刘式是当时的赵城县长，李溪林是当时赵城县委书记。县委是在李溪林亲自布置下，配合军分区基干营完成抢经任务的。赵城县里刘骞、杨泽生等其他人的说法都不对，回忆都不可信。杨泽生时任岳阳县长，抢经时根本就不在赵城”。

四位老同志都曾在赵城工作过并处关键岗位，是重要的当事人知情者，他们的证明毋庸置疑，对澄清已被混淆的历史起到振聋发聩作用。特别是地委组织部长宋洁涵，对所辖各县主官的任职状况，有发言权并具权威性，掷地有声澄清了事实。

图40：左起王毅（赵城县妇救会主任、吉林省妇联主席），宋洁涵(二地委组织部长、吉林省委书记)，刘式钦（刘式、赵城县长、吉林省计委副主任），贺瑛（赵城县妇救会副书记、长春市政协副主席），李万里。

（3）.1985年李溪林在《革命史资料》17辑指出:“当时刘式同志为赵城县县长，县政府驻兴旺峪，县委驻吴儿峪，县大队驻石门峪”。采访时又说“杨泽生不在赵城，他是岳阳县长，相当于原安泽县的一个区”。作为赵城县主持抢经的领导他不可能记错自己的搭档。

（4）.1987年我到临汾与王洪德、卫继瑞、郭占魁、李华、胡林、李俞平座谈，六位老人一致认定：“抢经当时的赵城县领导是县委书记李溪林和县长刘式（见前文）”。

（5）.赵城县长刘式（钦）1992年8月特意为笔者写道：“我是1941年春由山西霍县（县长）调到赵城的，（继杨少桥之后）担任赵城抗日县政府的县长。在赵城工作一年多的时间。”

座谈时他说：“于1942年6月，夏穿单衣时调离赵城，到太岳区行政主任公署工作，任行署教育科长。当时杨泽生为岳阳县长，不在赵城。我爱人王毅为赵城妇救会秘书”。王毅插话：“1942年春我从赵城妇委会调沁源县武委会，刘式县长比我晚调行署，大概是1942年秋在沁源县庙会上我们夫妻俩才重逢的”。

（6）.1987年4月18日、1991年9月29日张耀（赵城县委组织部长）两次指出：“当时刘式是赵城县长，他是1942年下半年与李溪林同时调走的。举证还说他宿舍楼下住的张玉屏（洪赵中心区妇救会宣传部副部长）、张明道（1939年洪洞县长、原山西省轻工业厅副厅长）夫妇回忆也是如此，予以旁证”。

（7）.张义龙（基干营一连排长）1985年9月25日：“刘式是赵城县长，杨泽生不在赵城，那时他是岳阳县长，赵城县委书记李溪林应知道此事，好像当晚李没去广胜寺现场。”

（8）.曾远（二地委秘书长）1986年11月15日：“1942年夏天岳阳县撤消并入安泽县，原岳阳县一、三、四区之一部划归洪洞县。杨泽生任岳阳县长时是任明道的县委书记。岳阳县撤消后杨泽生回到赵城”。清晰指出当时行政区划与职务变动的时间关系。

（9）.岳阳县委书记任明道（原四川省委常委、副省长）1985年10月：“1940年夏从安泽划出一部分成立了岳阳县（后叫古县），我任岳阳县委书记，我在时是杨泽生任岳阳县长。1942年夏岳阳县撤消了，年底我又调冀氏县，也是从安泽县划出去的新县，离开了二地委归属太岳四地委。”指出撤县滞后的工作调动。

（10）.岳阳县委组织部长王献英（原太原市总工会副主席）2014年2月：“1942年夏，岳阳县撤消后并入安泽县，杨泽生回到赵城任县长。我由岳阳县委组织部长改任安泽县委组织部长”。

王献英回忆录第76页：“1942年夏，安、岳合并为安泽县，我任县委组织部长，分工负责指导原岳阳地区（新划二、五区）的工作”。2017年7月王献英重申后言简意赅书写了至“42年夏杨泽生为岳阳县长”证言，详见图42。

图41：王献英正在书写证言

图42：王献英与李惠春亲笔证言

（11）.安泽县长贾茂亭（原太原市副市长）1987年4月：“1942年夏岳阳县撤消后，原岳阳县长杨泽生调回赵城，是张耀的赵城县委书记”（张耀：1943年吴辰学习去了，我代理赵城县委书记）。

（12）.董峰（太岳政研室负责人/安泽县委书记、原国家体改委秘书长）2013年7月10日：“当时赵城县委书记是李溪林，县长是刘式，时任岳阳县长的杨泽生怎么可能写得出发生在赵城的抢经回忆呢？”

（13）.杨少桥（赵城县长/二专署专员）对我说：“我任赵城县长时，县委书记先是杨毅（原炮司副参谋长），杨调走由李溪林接任县委书记。赵城县的抢经完全由李溪林一手操办。北京军区宣传部张崇发前来采访，我推荐他去找李溪林，具体情况李最清楚。于是就有了1982年8月15日北京晚报《一场没有枪声的战斗——李溪林同志回忆抢运赵城金藏经过》文章。我当县长时，县政府秘书为杨泽生，后他调岳阳，我调离时由刘式钦接任赵城县长”。

（14）.1982年夏就杨泽生与李溪林分歧，我问询家母李淑文（二地委妇委书记/安泽县委组织部长）她果断回答：“当然李溪林是对的，指出刘式钦是当时的赵城县长”。

县长刘式(钦)获太岳区23名老人们证实，皆异口同声否定了杨泽生的该任职。

图43 左起贾茂亭、任明道、董峰

2.杨泽生不在赵城还有史志材料佐证

（1）.临汾市委党史研究室著《中共临汾党史人物》第127页，在个人小传中记载杨泽生为岳阳县长，该小传内容之详，似经本人过目，却遗漏了赵城县长一职。

（2）.《洪洞县委组织史资料》第55页记载：“1941年6月，太岳专署第二办事处成立后，赵城县（河东）抗日民主政府又上归太岳专署第二办事处。翌年7月，太岳专署第二办事处任命杨泽生为赵城县（河东）抗日民主政府县长”。洪洞县民政局著《洪洞抗日战争史》第69页也有上述相同记载。

（3）.洪洞县委党史研究室《烽火岁月》一书第572页记载：“县长杨少桥调离赵城，刘式代任县长”，“1941年6月……赵城县抗日民主政府又上归太岳专署第二办事处。翌年7月……任命杨泽生为赵城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

以上清晰指出杨泽生继任刘式于1942年7月，验证了众老人回忆之准确。

（4）.洪洞县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洪洞历史大事记述》第64页记载：1942年4月，赵城县长刘式因违反保障人权法令受处分。明确指出1942年4月刘式仍是赵城县长，杨泽生尚不是。

（5）.山西人民出版社《中国共产党山西省组织史资料》记载：”1942年4月，在精兵简政中,撤消中共岳阳县委，其下属组织改属中共安泽县委。”

（6）.临汾市委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临汾历史大事纪述》第一卷第131页记载：“1942年4月，岳阳县撤消所属地区合并安泽县……随后成立安岳抗日游击大队，大队长杨泽生，指导员王直夫。”

（7）.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著《太岳革命根据地简史》第180页记载：精兵简政为1942年中心任务之一。“太岳区于4月间将安泽县与岳阳县合并为安泽县……5月又进行了并区并村工作，将原岳阳县的第一、第二、第四区一部划归洪洞县”，指出5月岳阳尚在“并区并村”中。

（8）.《安泽县志》第475页记载：1940年“8月1日，析安泽境西部设立岳阳县，任明道任政委（县委书记），杨泽生任县长”。第476页：1942年“4月6日精兵简政，安泽岳阳合并。八专署专员杨少桥兼任安泽县长，行政经费节约三分之一”，指出合并始于4月6日后。

（9）.《安泽史志》第一辑第97页记载：“县委档案馆保存有一份《中共岳阳县委建党工作报告》，时间是1941年8月12日，……距安岳合并尚有8个月。”给出合并始于1942年4月12日。

（10）.《安泽史志》第三辑第97页记载：“1942年4月，安泽、岳阳两县又合并，仍称安泽县”。

（11）.《古县志》上卷第507页记载：“民国31年4月，岳阳再度并入安泽。”

（12）.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太岳革命根据地纪事》第334页记载：1942年7月，太岳区党委组织部对全区的组织状况进行了统计。“二地委辖赵城、洪洞、安泽、沁源、岳阳五个县委、16个分委、164个支部、共有党员2164名。”权威证实截止7月岳阳县仍存在，合并尚未结束，7月后杨泽生才有调回赵城之可能。

(13).洪洞县志第1708页记载:42年7月29日……。同月，扬泽生任赵城县(河东)抗日民主政府县长。

(14).《洪洞县委组织史资料》第69页记载：赵城县大队队长徐生芳(1941.9～1943.3)，杨泽生(1943.3～1945.8.兼)。县长通常都兼县大队长职，列出杨在赵城任职的时间上限。

上述有力旁证了众人对“杨泽生不是赵城县长”回忆之准确。其中（5）至（11）有七处佐证岳阳撤县始于1942年4月，而在并县前的2月份抢经已经完成。(7)“5月又进行了并区并村工作”，(12)7月岳阳县仍存在，合并尚未结束。(6)随后成立并任安岳游击大队长的杨泽生，早已错过2月份的抢经。以上尤以(12)、（6）、（4）客观，时间证据无情判定，7月才调回赵城的杨泽生，根本不可能是2月份赵城抢经的当事人。

3.杨泽生自述

杨泽生给扈石祥信中写道：“我即向县委作了汇报（当时县委书记李溪林、副书记后为书记吴辰）并即向二地委报告……我在洪赵前后工作从三九年一月到四六年四月（中间有一段时间去岳阳——安泽分出的新建县），洪赵是我第二故乡”。信中既承认了自己去岳阳”不在赵城，又证实了当时赵城县委书记是李溪林的基本事实。

老同志们说：身在岳阳县的杨泽生，怎可能写得出发生在邻县赵城的抢经回忆呢？岂能替代赵城县长刘式，越过县委一把手李溪林去跨县主持？岂能排除基干营等五单位，仅由一个赵城县公安队独立完成？不在场的杨泽生“回忆”破绽迭出，与众当事人回忆抵牾，陷孤立被太岳区老人们诟病的窘境。

实事求是说，时任赵城县委书记的李溪林和县长刘式是亲历者，他们回忆是真实可靠的，得到众多当事人的肯定与细节上验证，也得到诸多史志档案材料的印证。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时任岳阳县长的杨泽生根本不在赵城，不是当事人又不在现场，他的“回忆”釜底抽薪，自然失去依据。因杜撰而失实，必与众当事人一致回忆相抵牾,真伪不辩已明。

四、关于杨泽生回忆谬误

为深入解惑，兹就该文之谬，条分缕析层层拨开，辨识鉴考絲絲梳理。因牵涉人名地名众多，细处掰扯锱珠必究难免繁琐。可一块真实的历史碎片却可以压垮一座虚伪的大厦。细节决定成败，去伪存真至关重要，本节供关心细节的考究者品鉴。

1．关于未入寺

杨文中“据刘骞同志去寺内负责搬运所见，未见到部队进入寺中，因原来分工就是如此，他们负责掩护”。此句是该文要害，杨、吴未挺身证明，全都推到刘骞一人身上。

此处坦承二人“未入寺”，未去广胜寺现场，与杨致扈信中“抢救经卷时，我未亲自去广胜寺”一致，却与合署者刘骞个人先前发表的“由杨泽生和我带领公安局和群众一百四十余人去寺内”抵牾,更与多年后蹊跷的“吴辰入寺”说相斥(见后文)。

1985年10月我首访张耀说:“刘骞对他说是吴辰去广胜寺运的经”。1985年10月25日宋洁涵转告我:“刘骞曾告诉宋是吴辰去广胜寺运的经”。

在“谁入寺”这个关键分工上，刘骞本人已有两说，加上合署文中又说刘骞一人，这样便有了三种说法。此三说何者代表刘骞？莫衷一是，但皆被众当事人否定。谎言总是需要修补的，而直相却无需装饰。真话说万遍都是一样的，而谎言总是每次都換个说法。

史健令基干营与地委机关干部入寺取经，两个县大队担任掩护的事实，完全驳斥了杨说的分工。也被张天珩、李明如、宋洁涵、葛莱、李溪林、刘式、刘德裕、王万荣、张义龙等当事人驳斥。

入寺的县大队刘德裕：“当时我们没有见到经卷也没有见到基干营的人……分区基干营半小时前就走了……未等我们，经书就交给他们先运走了”。此句契合了张义龙所说“他们县大队没具体参加运经……当晚也未见过县公安队的任何人，包括刘骞（县公安局长）等等，其他部队都没进寺运经，完完全全就是由我们基干营一连独立完成的”属实。

李溪林:“我没开会，没跟其他领导讲，也没跟县政府讲，更不会跟公安局讲，他们几十号人还站岗放哨负责关押犯人呢？”直接排除了刘骞和公安队。

刘式：“部队（军分区基干营）下来了，地方力量只是予以配合”。“刘骞讲的不可信，一贯讲话夸张没准头，他们县公安队如果有大的行动会请示并告诉我，我会知道的，再说我还兼县大队的职呢！我们县大队当晚主要是配合警戒监视敌人”。再次排除了刘骞公安队入寺。

至于刘骞本人先前发文“八路军25团还派了一个连作掩护”，“不久25团派了一个营又送到沁源”更是无稽之谈，毫无依据。既与军分区基干营抵牾也与合署文自相矛盾。

2．关于刘骞与基干营

“未见到部队进入寺中”，是否定基干营运经的关键，原来依据仅建立在刘骞一个人回忆是否“真实”且此“一句话”之诚信上，从而造成“两次抢经”的误读。

各单位那么多当事人环环相扣，相互契合验证的历史，岂能被一个诚信有疑貌似者不负责任的一句话所混淆！

李溪林、刘式、张义龙等指出刘骞未入寺,他不是当事人。宋洁涵、刘式、王毅、贺瑛座谈时也完全否定刘、杨之说，明确指出“赵城县里刘骞、杨泽生等其他人的说法都不对，回忆都不可信”。

杨泽生合署文之前，刘骞个人回忆成为首发，一时盛行于洪洞、临汾。就刘骞“杨泽生和我带领公安局和群众一百四十余人去寺内”疑问，1985年我咨询孙名烈（孙礼、洪洞县武委会主任、原北京市一轻局局长）。他明确回答：“抢运《赵城金藏》确确实实是李溪林干的，赵城县里其它人的回忆说法都不对”。

1985年11月11日，我请教陈星(洪洞县委书记)时答:“抢经的具体情况，可问赵城县委书记李溪林，他最清楚”，完全否决了刘骞之说。

1985年11月23日，就刘骞说法，我征询关子平（太岳区党委组织干事）回答：“刘骞这个人胡说八道，一向说话没准头”，肯定了李溪林。

针对刘骞的经常改口，张耀指出：“取经时李溪林仍在赵城主持工作，在这一点上他和刘骞回忆有分歧，刘骞为人滑头，脑子来的快……”。

1985年9月24日我访张天珩时答：“中共赵城县委参加抢经活动的情况可向当时赵城县委书记兼游击大队政委李溪林同志了解，刘骞此人品质不好。李溪林为人实在是个好人，李溪林的回忆可信”。

1985年11月10日我请教郝可铭(二地委组织部长)时答:“二地委机关干部与李溪林的赵城县委在军分区一个连的支持下完成的很好。历史应该一是一二是二，要实事求是，刘骞这个人为人不大老实，向来讲话没有准头”。

1985年10月李溪林：刘骞和徐生芳有矛盾，二人不大对付，徐生芳曾对我说刘骞“一天能卖三担假，三天卖不了一担真”，认为他不实在。李政委你是个实木旮瘩不会“撇”，认为我为人处事太实在，应适当活泛些。

计有16位太岳老人质疑刘骞回忆之诚信,指出他大大咧咧一向信口开河，说话没把门的，太随便爱夸张的毛病为老人们所熟知。生活琐事也就罢了，但讲历史可不敢胡说，要有根有据，只因刘骞“能撇”的一句话导致了“两次抢经”的历史误会。

1991年9月29日我再访刘骞时问道：您和基干营各自都说独立运经没见对方，导致“两次抢经”困惑。基干营有多人和上级嘉奖可资证明,您从所率“进寺一百四十余人”中找出个把证明人应该不难，我马上去采访落实，刘骞顿时语塞，推脱几十年前旧事省不清了。

当我指出远在岳阳的杨泽生已不能证明赵城的您时，他也始终再未提出任何证人。冥思苦想后仅对我说起杨泽生，视这岳阳的非当事人作为他唯一的证人。在我两次采访中，他连副书记吴辰也从未提及，忘记合署后即新添了一位“有力”证人，为何他未提吴辰，宁肯陷已举证不力之窘境？

考据学有“孤证不举”原则，何况出自说话没准的非当事人之口，更与各单位契合一致的共识截然相反。抢经只有一次，不是当事人且缺证人支持的杨泽生、刘骞“回忆”，被各单位的众口一词驳斥，基干营入寺取经毋庸置疑。

明显缺乏证人证据刘骞说法何以能在临汾风行一时？有个老同志的话解开了这个迷，刘骞侄子是洪洞县委副书记。难怪其侄刘郁瑞在《稀世珍宝赵城金藏》文中屡屡提到刘骞和老家堤村。“特别是公安局长刘骞，堤村人，同力空法师俗家许村是邻村。刘骞的父亲刘恒通与力空是同学，相交甚厚。力空的俗妻刘氏娘家亦是堤村。因此刘骞以同乡和长幼的关系常到广胜寺同力空畅谈，向他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和政策”云云。堤村与《金藏》这毫无关联的事扯到了一起，但这些均不能证实刘骞入寺取过经。

3.关于经藏何处

杨文中“有的报导部队战士进入塔内从佛像座下的洞内取出经卷背走，经查看现场，此处两边都有木梯，根本下不去人如何藏四千多卷经卷”。

其实塔内木梯就是让人走的，否则二层安置佛像失去意义，飞虹塔也就不能称之为“塔”了。以“下不去人”为由质疑“经藏塔上”站不住脚，真正取经者是不会提出此质疑的，这是取经中最基本的关键情节，完全被王万荣等亲历者驳斥。

（1）王万荣《星火燎原》第21期：坐佛是空心的，《赵城金藏》就藏在里面。经过仔细观察青砖结构的坐佛台基，我决定立即在台基上凿洞，这样既可保住铜像不受损失，又可很快取出经卷。由于塔身与坐佛台基只有一条狭窄的空间，最多只能容两个人在下面操作，小胖和贺烈虎奉命下去凿洞。一会工夫，台基被凿开一个缺口，《赵城金藏》一下滚出来几卷。

（2）薛国范（赵城县大队排长）1982年《解放军报》：有一尊三米多高的铜铸坐佛，铜佛内是空的，佛座是用青砖垒起的，没有留门，里面有很大的空间，是藏经的理想地方。……把佛座的砖撬开……

（3）李溪林：听徐生芳讲，几千卷经书藏在广胜寺飞虹塔二层佛像的基座里，凿开佛像基座的砖壁，里面是空心的藏有经书。

（4）史怀璧来信:广胜寺的和尚，曾将《金藏》放在佛像的座基，以防止日寇抢夺。

（5）力空：“一营武装战士连夜从广胜寺舍利塔上取下藏经运送到沁源山”，也证明“经藏在塔上”。

2017年7月在飞虹塔二层，我刻意仔细观察了佛基座，有明显修补过的痕迹，砖色砖缝不齐，材质不一非原装，证实曾打开並修补过。验证了王万荣、李溪林、薛国范、力空等“佛座藏经”的真实，有力排除了杨对经藏塔上质疑。上塔楼梯过道虽窄尚容人通过，排除了杨“根本下不去人”质疑。紧急时刻打开塔二层前侧六扇窗户，经书从这里一捆一捆掷下，极大赢得了抢运时间。

杨泽生质疑众所周知的基本事实，却未能举证说出自己的取经点，回避了要害。刘骞、吴辰亦先后称自己进入寺内，可三位“取经者”居然不知经藏何处何以取经？还质疑真正取经的基干营？经若“不在塔上”那藏何处？讳莫如深刻意回避本身，即证实未参加过取经。“真相在于细节”，仅从这硬伤看，洩露三人都未入寺取过经，否则此关键情节必理直气壮脱口而出。

4.关于所谓“指挥小组”

杨文中“1942年4月原中共赵城县委责成县长杨泽生、县游击大队长徐生芳、县公安局长刘骞同志组成指挥小组”。徐生芳已牺牲，“三人”中幸存“二人”就有了话语权，二人互证岂能成为“历史”？抢经完成2个月后的4月，还有必要去“责成”吗？

“指挥小组”不存在，被李溪林“上级指示要严格保密，要迅速拿到手，我没开会，没跟其他领导讲，也没跟县政府讲，更不会跟公安局讲，他们几十号人还站岗放哨负责关押犯人呢？我决定徐生芳同志为县里行动的现场指挥，具体负责指挥这次行动”所否定。也被刘式“刘骞讲的不可信，一贯讲话夸张没准头，他们县公安队如果有大的行动会请示并告诉我，我会知道的。”所驳斥。

县里指挥者是李溪林，参与者是徐生芳、刘德裕。连李溪林未通知的刘骞和岳阳县长杨泽生都进入“赵城的指挥小组”十分可笑！杨泽生岂能跨县指挥？党的一元化领导安在？未经县委书记授权，县长无权调动县大队。排除主力基干营和两个县大队，区区一个县公安队岂能独自完成？杨岂能顶替刘式县长迈过邻县的书记李溪林越俎代庖呢？理所当然被众当事人证伪。

5.关于地委干部未参加

杨文中“地委干部未参加，如地委派干部下来怎能不与县里联系，人生地不熟，单独行动是不可能的。”此与杨先前致扈信中“由地委下来多少干部我记不起来……葛莱同志可能知道地委下来多少同志”的原先说法矛盾，更与众多二地委当事人的回忆抵牾。

宋洁涵：“为了严格保密，地委动员了干部去背经。行动前由机关党支部书记葛莱同志作了简短动员”。

葛莱来信：“我当时是地委机关的支书，我是动员机关干部去背过经的。我不知因为什么事没有亲自去参加。有些什么人去我已记不清，可能李惠春、俞平还记得一些。此经肯定经过地委，然后送去隐藏的”。

李惠春回忆並写下“抢经当晚地委机关大多数人都去啦”的证言。

二地委秘书梁生光:“地委机关通讯班实际也是警卫班，有几个人去参加背经，其中还有老红军，非常可靠，都是党员”。

前文已列出二地委参加背经者有:郭真、言丝木、段羊树、刘明顺、段天寿及地委交通老高、姓刘的老红军、会唱蒲戏的交通等等。

6.关于指挥中心、装驮点、集结地

杨文中“刘骞同志负责带领抢运小组到寺内指挥抢运。杨坐镇郭家节为指挥中心，在这里准备好驮驴驮筐，组织将寺里抢运出来的经卷，装驮运到山后地委所在地安泽县亢驿村。”

杨致扈石祥信“运经力量主要动员了县委、县政府、公安局机关干部及边山村庄可靠党员。每人准备一床单或包袱皮。指挥部设在边山郭家节村（距广胜寺约十华里）。在此村先已备好驮驴。抢运的同志分成小组，按组有次序行动，以防响动很大而惊动敌人。抢过来满一驮即起运”。

郭家节是个矛盾点，与刘骞先前发文“在一个晚上就全部转运到兴旺峪。我背了六、七十卷，到了兴旺峪时已全身是汗，肩膀上还出了血”，两人说的集结地自相矛盾。

兴旺峪远于备好驴驮的郭家节，难道刘骞舍驴人背舍近求远，负重多走郭家节至兴旺峪山路？更与基干营从未去过该两地相悖。被张义龙“县政府在兴旺峪，我们未去兴旺峪，未去过县政府接头，也没去过郭家节”所否定。采访刘骞时我问，郭家节已经备好驮驴了，您为何舍驴不用还要继续人背？您个子不高如何背得起“六、七十卷”百来斤，一口气跑完十多里山路？刘骞顾左右而言他。

杨文装驮点也有疑？为何不直抵广胜寺，敌包围中“舍驴人背”十华里后，到了郭家节再装驮？有违上级“迅速秘密妥善”命令。与张义龙“老乡牵毛驴来了，驴背上左右都架着篓驮，天黑了7～8点到达广胜寺”相斥。驴驮得既多又快，从寺门上驮尽快脱离危险区，这才符合敌情与实际。

“满一驮即起运”也有疑？在广胜寺为尽快脱离危险，满一驮即起运合理，但在相对安全的郭家节已无必要，聚集一批运便于途中的护卫。张义龙回忆：“石门峪吃饭休息时见到几十头毛驴每个驮筐里都插满经卷”，聚齐几十头毛驴一齐运更合适，说明石门峪才是集合点，驳斥了郭家节。

张义龙、王洪德、胡林、李溪林等指出石门峪才是集结点。石门峪（笔者注：是敌人的眼中钉，据《中国共产党洪洞历史大事记述》第69页记载，一个仅有300多口人的小村子，敌人前后“扫荡”过175次，烧毁房屋138间……）是赵城县大队的驻地，是上山必经的枢扭隘口，地势险要群众基础好。关子平说：赵城县也就石门峪一个村靠得住，其他村两面维持。史健当晚亲临石门峪迎候经卷以防不测，指挥中心当为石门峪，岂是郭家节！

杨泽生的“郭家节”与刘骞的“兴旺峪”，这自相矛盾的两地均被公认的石门峪所纠正。

7.关于郭家节动员

杨文中“杨泽生与刘骞同志即将抢运经卷人员集中到郭家节作了动员，布置了任务。说明这是一项特殊的任务。要在敌人鼻子下到广胜寺抢经取宝，并告诉大家我部队已严密警戒，万一听到枪声，不要惊慌，背的经卷不能丢”。

（1）宋洁涵：为了严格保密，地委动员了机关干部去背经。出发时同志们大都不知道具体任务，到了广胜寺见到经卷时才明白此行目的,当时很机密不可能让老百姓进寺取经。

（2）张天珩之子张亚来：史健书记反复叮嘱家父，此事要严格保密，只限于他本人知道，甚至给部队布置任务时也都不能明说。

（3）李溪林：因上级指示要严格保密、要迅速拿到手，我没开会，没跟其他领导讲，也没跟县政府讲，更不会跟公安局讲。

（4）刘式（钦）：当时抢经是非常保密的，是上面先知道，上边来的指示布置让干的，我们每天只知道忙于打仗反扫荡，也不知道还有此经。

（5）张耀：抢运《金藏》是在极端保密的条件下完成的，是上级的决定，是地委命令让干的。

（6）张义龙：那天晚上行动很神秘，刘忠教导员不说任务只说去赵城，连王万荣指导员也不知道。走到半道在井子峪休息吃饭时，刘忠才动员传达去广胜寺取经。

（7）王万荣：那时行动十分秘密，也未发动群众参加。

（8）陈星：洪洞县大队担任警戒和掩护任务，第二天经搬走后，队员们才知道是掩护抢运经卷。

（9）曾远：42年初春的一天，我在安泽县亢驿村地委机关东北房里，看见史健同志正在和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张天珩同志商研抢运广胜寺藏经的事。史健同志对我说：老曾，小天珩在这里吃饭，加个菜。我出去布置饭菜，恰正碰到史健的爱人李淑文同志（二地委妇委书记），我告诉她说：天珩同志来了，我去准备饭菜。她说：他们要干件大事情，我说：我也知道，是抢运广胜寺藏经。她马上竖起食指放在嘴前提醒：这事先不要乱说。

上述各单位都极端保密，对地委机关干部、基干营的连指导员、无关的县领导也保密，掩护的洪洞大队也是事后得知。为何杨泽生例外，公然违背上级“严格保密”指示。动员扩大到每个群众，范围之大百余人，且距广胜寺十里外的郭家节就公开，不怕走露消息吗？何况宋洁涵、王万荣䓁说，当时很机密不可能让老百姓进寺取经，完全无动员之必要。寺门囗外协助运输的二区驮运队也是以运公粮为名。

8.关于篓驮细节

杨文中所谓“郭家节动员”也被二区区委书记卫继瑞驳斥：集合民工时说要打金沟子，声东击西，没告诉装运经卷。毛驴背上架着“篓驮”（两篓筐连在一起适宜运散装的煤和粮），装经卷不如“架子”装得多，若提前通知运经就选“架子”，到广胜寺时已来不及回去换，只好错用“篓驮”了。“运公粮为名”自然准备的是运粮的“篓驮”。若依杨说在郭家节（离广胜寺十里）就作了“运经”动员，那时来得及选“架子”何必错用“篓驮”呢？这“篓驮”细节，验证了李溪林“以紧急运公粮为名”的真实，揭示杨“事前动员”之不实，表明“细节杜撰”的难度，也经不起推敲。

9.关于寺内抢运结束的时间

杨文中“有的同志接连跑了两、三趟在天明前全部经卷都抢运出来”。每趟来回20里，若依杨“弃驴人背”负重跑了40、60里山路，至“天明”的夸张被王万荣“半夜十二时左右”结束所驳斥，连布置完警戒入寺的刘德裕都未及见，可见寺内运经之迅速。

10.关于质疑“日寇蓄谋”

在杨文“对以往关于《赵城金藏》报导的几点质疑”中：“许多报导中提到日寇蓄谋要抢经卷是不真实的”,“他根本不知道广胜寺存有稀世瑰宝。如日寇知道来个突然袭击，就可将经卷抢走”，“根本用不着事先通知寺上要去上塔游览而借此机会抢走经卷，这把敌人写的超额愚蠢或过分善良了”。

杨致扈信中也提到“日寇是否知道经卷在寺内保藏而企图抢走值得研究？……经卷如此珍贵，日寇如知道岂能轻易放过”。

以上皆与杨文前述“庙会之期日军要上塔游览”的缘起自相矛盾，是个明显破绽。质疑“日寇蓄谋”是原则性错话，实为日寇开脱，贬低我军拯救国宝乃庸人自扰，这就是《党史文汇》等刊删除这质疑后才予转载的缘由。

11.关于道觉日寇据点

杨文中“道觉村驻扎一日寇据点，住一个小队”与多人的回忆抵牾：

（1）李溪林：日军已逼近广胜寺下的道觉村，道觉村离广胜寺2里路，我们把经运走3天后日军占领了道觉。

（2）刘德裕：我记得抢运经卷时道觉村尚未被敌占领。

（3）张义龙：当晚敌人还没有占领道觉村，否则我们会遇到更多的麻烦。

（4）陈星：洪洞县委机关驻东湾里，距广胜寺下的道觉村（1941年8月道觉划归洪洞县）仅二里路。若二里处驻扎敌人将严重威胁县委机关的安全，所以对道觉敌情如坐针毡，始终抱有高度警惕。运经时道觉村尚未被敌人占领，藏经搬走后敌人就进驻了。

(5).杨泽生《刘骞同志对敌斗争事迹》一文:“1942年3月日寇在道觉村驻扎一据点，直接威胁我根据地”。因抢运发生在2月，可知届时敌人尚未占据道觉。

(6).前引力空致毛主席信中“因山下柴村堡驻有日军恐加害于寺”，未提更近处的道觉,显然道觉尚未驻敌，否则必首先提及近处的更大威胁。

(7).若依扬文所说“道觉有据点”，“在敌人鼻子下”“接连跑了两、三趟”至天明，且“没有打一枪一弹”，这可能吗？难道据点之敌是瞎子聋子的摆设？无法自圆其说。

上述众一致的回忆属实，否则运经时会遭遇更多麻烦，显然“性命攸关”尤以陈星的回忆真切客观。

12.关于上级指令

杨文中“他（力空）走后，杨立即向当时的县委书记吴辰同志作了汇报，并即一面派人报告太岳二地委……根据二地委书记史健同志指示（笔者注：在1990年3月25日杨泽生手书原稿本无此句，初衷与上级二地委无关，完全是县政府的孤立行为，后三人共署时才添加了此关键句，耐人寻味。合署中加入副书记吴辰十分必要，按党的隶属关系呈报才合规），我们在县委研究了抢运方案”。请问是口头还是书面报告？若口头报告必是位领导去的，派去的人是谁？连上报者姓名也未提，仅“即一面派人报告太岳二地委”一句带过。共产党最讲组织纪律性，一切行动要听指挥。在其他每人回忆中，所有“上级指令”交接的细节都十分清晰，唯独杨文例外笼统，忽略了执行任务的“前提”留下了“硬伤”。

这与先前1988年3月20日杨泽生致扈石祥信中“力空和尚出于对中国文物的爱护，即到抗日县政府找到我，报告了这一情况。我即向县委作了汇报（当时县委书记李溪林、副书记后为书记吴辰）并即向二地委报告”相异。县委书记意味深长又换了人，显然来自吴辰的扭转，揭示吴辰对杨泽生文的重要改变。

13.关于借条

杨致扈信中：“由抗日县政府盖县印及县长名章给了一借条。……这就是力空日记中写的与我‘密商’的内容”。杨文中也说“抗日县政府给广胜寺写了一张借条，这是我们主动提出的，这样为了万一日寇追究经卷下落，力空即可用此借条推卸责任，可推说八路军拿去了，他无能为力，以此来保护力空和尚的安全”。借条不实！谁写的？什么时间交的？交接人又各是谁？所有细节统统忽略了，唯独对盖了县长名章记忆犹新。借条很重要，既涉性命安危又是交接凭证，焉能不妥善保管？在力空日记和回忆中却只字未提？故“借条”还属“故事”缺乏依据。赵城县的借条却盖了岳阳县长名章难以置信，被李溪林“其实后来他也没有要我们给他开借条”所驳斥。

14.关于赵城电话

杨致扈石祥信：“县委机关驻地是吴儿峪。与二地委是否有电话记不准了。……似此好像无电话，吴辰同志会记得清楚”。

1988年4月26日吴辰给张天珩去信:“史健给他(李溪林)打电话也无其事，那时县委没电话嘛？”

于是后发的杨文中“中央电报可能只传到地委，县委不知道。至于电话通知县委书记李溪林同志问题，当时根本没有电话”语气则变为肯定。

（1）．李溪林：“我在石门峪县大队部接到地委书记史健同志的电话，内容是：延安有电报来，批准我们抢运经书……”。

（2）．张天珩：“当时李明如司令员不在军分区驻地，他正在赵城活动，我给他打过电话，他才知道有广胜寺抢经的行动。”

（3）．李明如：“1942年春，抢运《赵城金藏》是我们二地委二军分区干的，是我们军分区基干营一连下去运的经。这事张天珩最清楚，当时我在赵城前线活动未直接参与，从他的电话中得知此事。”

（4）．陈星：“好像我接过地委的通知，具体细节已记不清了。洪洞县委是白天公开晚间分散，好多是通过赵城的电话通知，也有派通讯员传达的。”

（5）．宋斧兰（宋福来、原八机部组织处处长）在《安泽文史资料》第7辑123页：我1940年10月于罗云参军，在二军分区电话总机当电话兵，负责与上级及几个县的军事长途电话转接，每天值班且时常去检修保持线路畅通。“总机有四、五条长途干线……西边通向南同蒲路的敌占区”。二军分区在南同蒲路仅辖赵城、洪洞二县，可证当年赵城有电话联接。

上述五人都回忆了赵城有电话这一细节。

15.小结

此外，“蹊跷的入寺”，诸多的前后与相互矛盾，皆与各单位的契合一致格格不入。杜撰历史最忌细节，最难的也是细节，魔鬼在于细节，细节决定胜负。每圆一个虚拟细节，必派生出一连串的杜撰。

抢经是在地委一元化领导下，五个单位密切配合协同一致的行动，非一个单位单打独斗所能胜任，也绝非远在岳阳“县级”的杨泽生所能调遣。

抢经的时间、缘起、地点、队伍、指挥、动员、过程皆不同，处处与众人相违；受领上级任务含糊不清；与上级及诸友邻单位（二地委机关、军分区、基干营、洪洞县）的共识截然相反；本县又与李溪林、刘式、张耀、刘德裕、卫继瑞等十一人回忆抵牾。

独往独来，上下不衔接，左右不搭界，互相不协同，竞相矛盾，饱受诟病的孤立“另类”，是杨泽生文的致命硬伤。非当事且缺乏证人支持的杨泽生,自信心缺失只能抱团互证。我以为对历史还是各写各的好，文责自负是自信有力量的体现。

明明有力空“报告杨县长”证词，为何杨仍底气不足，未敢文责自负。个人回忆非要添加刘、吴二人的联署，借“合署”扩大“自诩”的影响。殊不知，“合署”却泄露出三人各自文章前后和相互间矛盾，其歧义无法自圆其说。其实刘骞未见到基干营和吴辰质疑李溪林任职这两个关键，都仅仅是一个人的孤证，却因披上三人合署的外衣，放大了对历史混淆的影响。孤证不举，况已被各单位众多当事人环环相扣的一致证词所否定。

为避免“本位主义”干扰，同一单位三人就不如三单位各一人回忆一致的可信度高。三人回忆相同时，通常大于一人，但自相矛盾的“合署”，谋而不合，前后不一，莫衷一是，反而不如一人的可信。无可争辩的当事人即使一人，也胜过众多的似是而非者，那怕再多添几个“貌似”者，与事无补反暴露出怯场心虚。

五.关于吴辰与李溪林

1988年7月1日，李溪林给我来信。“万里同志:5月25日吴辰同志给我的来信，6月11日我给吴辰同志的复信，上述两信的复印件均送您一份请阅。我曾将该两信的复印件，送给了杨少桥同志阅。”

1988年5月25日就抢经一事，阔别46年的吴辰首先给李溪林写信，问询：“我忘记了您当时在哪里？……您何时离开赵城的？请来信告知好吗。”

6月11日李溪林回信：1942年3月，史健通知我到地委报到。他和敖纪民（敖白枫、高锦明、129师情报科科长、原内蒙自治区党委书记，敖是经十八集团军前线总参谋长左权派遣经安子文介绍来到二地委的）找我谈工作调动。拟派往同蒲路沿线大城市的敌人内部，做我军地下的谍报工作。当时我提出不能去的理由，因我公开担任过晋南三县的牺盟特派员面目较红，对地下秘密安全工作不利。史、敖说：“这件事，领导上都已原则上定下来了，万一您不能去，还得请示领导后再说。”

1942年5月，史、敖又动员我，改让我进入临汾城内。我说曾参与领导联络临汾的学生反对当局的会考制度，当局对我注意，派我进入临汾城内做地下工作，与我党的秘密工作原则是不符的。这是第二次谈工作调动也未成行。

“1942年6月，史、敖根据上级的指示，决定我不进入敌内，而是在我区开展对敌内的秘密交通联络工作。”这是第三次谈调动，遂移交赵城工作后赴任新职，主管沿线十几个县的情报工作。“1943年7月，关于太岳区同蒲、白晋两条铁路沿线敌占城市的军事谍报工作，在太岳区的桑曲村开会……会后，我被任命为八路军太岳军区同蒲谍报站站长”。

“任命你为赵城县委书记的问题，是1942年3月（具体日子记不清了）史健同志召我到地委谈我的工作时，他当面给我讲的，讲时敖纪民同志（笔者注：后敖继陈赓接任太岳军区情报处处长）在座。”

综上述，明眼人应能看出：1942年春李溪林与吴辰处于工作交接期，吴就职实际滞后于任命的3月，因李调动的三次变更而推迟，6月后李调走吴才就职。何况口头任命的3月前，抢经已经完成。战爭年代形势多变，任命与就职不同步，延迟交接时有发生。

上述一段，我在太岳区二地委的情况，“虽然史健同志不幸已别离我们先去了，但当时的地委组织部长石平（萍、宋洁涵）同志还健在，他了解当时的情况”。宋洁涵“了解敖纪民同志的有关情况，并说过他和敖曾是同学（笔者注：东北大学）”均可出面证实。一语成谶，果如所料，恰宋洁涵前文证言，掷地有声澄清了事实，完全证实了李溪林。

对李的回信吴未提出异议，即默认了李说法，否则可继续书信探讨，并理直气壮向宋、敖申明求证，当时举手之劳即可泾渭分明。对照李溪林的笃定，吴辰怯于“求证”，放弃了“主动”澄清的机会。等到众人过世后才在自传中，推出令人诧异的吴辰“入寺”和“去郭家节”说。而在任命时间上却采纳了李回信中的3月中旬，更正了自已原信中“县委书记联席会议上”。其一有李、宋、敖三人为证，其二合署文误认抢经发生在“4月25日”，显然3月中旬的仼命不至影响自己指挥而欣然采纳。其实不然，事实一：抢经发生在2月不是4月底。事实二：口头任命虽在3月中旬，实际就职却滯后拖至7月。

吴辰自传《延水长流》14章：“我初任县委书记，约一个多月的时间，也就是1942年4月中旬的一天（笔者注：即使3月中旬任命，届时2月份的抢经已经完成），县长杨泽生给我谈：广胜寺力空和尚称……要求抗日政府设法保护。……立即向地委汇报请示。很快接到地委书记史健同志的回信……军分区将派部队协助你们转移。为此，我召集县上党政军负责同志开碰头会，决定成立指挥小组……军分区派来一个连，由副营长罗志友，指导员王万荣二同志带领，我把他二人介绍给杨泽生同志。指挥小组决定4月25日夜间行动，当晚，我来到广胜寺。只到指挥中心郭家节去了一下，看见泽生同志指挥县上各单位的干部和沿山几个村的干部和共产党员，带着床单、包皮、分组出发到寺内运经，刘骞同志已到寺上现场指挥。我返回井子峪见到组织部长张耀同志，他也在观察情况。……这本是一件平常事，完全没有想到这是震惊中外的壮举”，“完全没有想到转移经卷竟成为举世讴歌”。

这后两句评语，或许为吴弃旧（合署文）图新（自传新说）诱因。“我把他二人介绍给杨泽生”试图弥补昔“二次抢经”破绽，“合二为一”令自己“新说”趋于合理。既与合署文“据刘骞同志去寺内负责搬运所见，未见到部队进入寺中”矛盾，又与张义龙“我们未去兴旺峪，未去过县政府接头，也没去过郭家节，当晚也未见过县公安队的任何人”相斥。基干营与县领导接头，在王万荣等回忆中从未提及，显然“无中生有”。此杜撰更与众人“刘式是赵城县长，杨泽生不在赵城”抵牾。岳阳杨县长跨县向赵城吳书记请示，豈非咄咄怪事？违背起码组织原则。吴辰“新说”缺证人证据，既与众共识相悖的一家之言，又与先前的合署文及刘骞文自相矛盾。

李溪林回信：“1982年的一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北京军区的一位记者张崇发来中央公安部找我，说他是经杨少桥同志的介绍，才来找我们，并问我两个情况。其一，《赵城金藏》我方开始是怎样发现的？其二，听说抢经时与日寇开了火，我方牺牲八名战士，一说没有，哪个真？随之，我把1942年地委书记史健同志告我的情况，告知了记者。约在1982年秋(8月15日)《北京晚报》上刊登了该记者对我访问的报导，把我讲的内容大加删改，特别是丢了史健谈话的详细内容。为此，我找记者和《北京晚报》编辑。该报编辑说，因版面太小，他有权删改，压缩。而且也不退给我原稿。此事我给史健同志的夫人李素（淑）文同志谈过，谈时史健同志的儿子（万里）在场。”

张耀是合署者外罕见列出的第三人。可事与愿违，张从未提到过吴，也就无法证明吴，反而他始终如一强调的是李溪林（见前文）。所列举的张耀恰恰是吴辰的反证，他是李的铁杆证人。

1989年10月在洪洞县第五次党史座谈会上。针对吴辰“李溪林已奉命调离赵城”说法，张耀立卽当面指出：李溪林当时还在赵城。张广祥编《赵城金藏的沧桑岁月》第8页，客观记录了会上张耀的发言：“我记得抢运《赵城金藏》那段时间李溪林还未离开赵城，也有可能是他去地委谈工作后又回来了”，这后半句恰验证了李溪林回吴信中的调动过程，成为客观旁证。

1991年9月29日张耀强调：“取经时李溪林仍在赵城主持工作”。10月3日张耀特意为我写道：要是搞电视剧以当时县委的名义，还是要当时县委李溪林等没参加座谈会的同志再回忆统一下认识。“应当实事求是的写这段历史，个人的回忆几个同志的回忆都可以，但要以县委的名义就应当时的县委都回忆一致才好。”垢病未“实事求是”，点睛“不能以县委名义”。对容许艺术加工的电视剧本（1991年9月22日，在太原并州饭店杨少桥对张耀说：薄一波批示“请少桥同志筹办此事”，负责落实赵城取经的“电视剧”。还说省委书记王茂林已同意拨50万拍6集电视剧。剧本的“基底”以杨泽生等三人的材料为基础，另外还要艺术加工。刘骞侄子原洪洞县委副书记刘郁瑞执笔，得到了薄一波首肯。事实上是杨少桥第一个推出李溪林，介绍给记者采访，于是便有了《北京晚报》文章。受领电视剧任务后，也是杨少桥首先找李溪林、张天珩座谈征询。对李溪林组织的抢经事实，杨少桥自然心中有数。即使薄一波明确批示并有了倾向性意见，即便杨泽生是杨少桥堂哥，碍于史实重大分歧，无奈的少桥只好“一拖了之”。“实事求是”与“少得罪人”间苦衷是其子杨五林告诉我的。在杨泽生回扈士祥信中:“最近接到杨少桥一信，为剧本他还召开了一次有李溪林、张天珩同志参加的座谈会，提到对抢运《金藏》也有不同议论，要我将了解的当时情况给他寄去。”真实记录了当时状况。）尚且如此尖锐，鲜明表态支持了李溪林。

张耀郑重为我写下：“当时我在井子峪，我记得第二天早上，天刚亮李溪林告我说，昨晚紧急取经的任务完成的很顺利没发生问题。所以我回忆李溪林当时还在赵城”。事前事后张耀均证实了李溪林，事前还亲口转告刘骞抢经信息，承上启下起到关键证人的作用，並且有宋洁涵的旁证。组织部长张耀对本县干部的任职状况有发言权并多次强调过，他的回忆是可靠的。

《太岳革命根据地简史》第157页：太岳区的情报组织是1942年春建立的。同年秋，李溪林到同蒲铁路南段组织开展谍报工作。同蒲谍报站站长李溪林，白晋谍报站站长由军区情报处副处长康副申兼任。洪洞县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洪洞历史大事记述》第64页：“3月，……建立了敌工站，站长由李溪林担任，6月李溪林调太岳二分区敌工科”。该研究室《烽火岁月》第556页：县委敌工站“站长李长兴（李溪林）（……——1942.6，兼）”。第691页“洪洞大事记要”：1942年6月“敌工站站长李溪林调太岳二分区敌工科，李国顺同志接任站长”。

上述史志材料佐证:1942年6月，即完成抢经数月后，李溪林才上调二分区,有力验证了李与众当事人回忆之准确。当时县委书记都兼县大队政委，该书第587页：“县大队政委吴辰（1943.3——1944.6，兼）”列出吴辰任职时间的上限，比1942年3月晚了一年。

即使在当事人李溪林、刘式、刘德裕都缺席的县第五次党史座谈会上，吴辰也未作具体情节的回忆，还说李溪林是个大好人好同志。会上吴从未谈过自己去过广胜寺、郭家节等，若真有其事，似不应忘记，必脱口而出，却在会上缄默无语，待二十年后才发声。否则杨在合署文中必会采纳吴说的具体情节，与之保持一致，还为己新添了佐证。

吴称李已调走，作为县一把手的吴亲赴广胜寺举足轻重。若此，则同在寺中的刘、吴定会相遇，如何分工，做了些什么，二人彼此互证是个有力证据。可是，如此添彩的“新证”和“新内容”，杨在合署文及两封信内焉何不用？刘先前发表的个人回忆焉何不谈？均未提“吴辰入寺”和“吴去郭家节”。对此，为什么杨文忽视不采用？合署时为什么吴放弃不发声？仍都签下了姓名。因为杨从未听吴说过，不知晓故未采用。吴当初不说“隐忍”几十年后再说，也不掸前后的自相矛盾？

当初“县党史座谈会”与“合署文”，这两个正式场合吴辰不讲，偏偏要等二十年后，写信征询的李溪林与合署的杨、刘及可作证的宋、敖都去世后才说？

吴自传中“我来到广胜寺”去了“郭家节”，却对寺内情节毫无涉及。与发表过的合署文相悖，在重要事实上“穿帮”了，即否定了先前的合署文。难道吴辰忘记了背书过的此文，还是“完成使命”的合署文已不重要可以抛弃？匪夷所思，这又是一例典型的前后相互间矛盾，它打破了合署三人曾暂时达成的共识，极大动摇了该文的可信度，意味着“合署”的破灭与被弃。褪去当初为“造势抱团”所披“合署”外衣，回归到该文仅是杨“一个人的回忆”而已。

1988年5月张天珩拿吴辰4月26日致他的信给我看。针对信中吴辰自称赵城县委书记，张驳斥道：“抢经时李溪林是赵城的县委书记，赵城县大队和干部群众是在李的直接领导下，配合基干营一连完成抢运经卷任务的。是李溪林领导干的，绝对没错不容质疑。小吴辰是脑子糊涂了还是进水了？怎这么猴急的就想当一把手！”在甘肃天水工作时张天珩曾是吴辰的直接领导。

李溪林：“因上级指示要严格保密要迅速拿到手，我没开会，没跟其他领导讲”，包括没跟吴辰讲。当时分工是：李溪林主持县政府、县游击大队、群众团体等方面的党务工作，吴辰和二张（张耀、张敏）分管各区农村的建党，分工上也无需讲。

即便吴辰是副书记，且吴辰证明了杨泽生，也缺乏说服力，因为是孤证。需同时面对各单位太多关键当事人异口同声的一致否定：23人对县长刘式(钦)肯定，即对杨泽生任职的否定，16人对刘骞讲话诚信的质疑，46人对书记李溪林的肯定，还有众多史志档案等材料客观佐证。除合署者三人外，太岳区没有任何人提及吴，即使合署三人中，各自发声却谋而不合，前后矛盾歧义多多。

早先杨泽生给扈石祥信中指出：“当时的县委书记是李溪林”。1987年4月我首访刘骞时，他也承认抢经消息是由张耀告知并来自李溪林，后来刘骞又改口为吴辰。原来杨、刘二人对李的改口均受吴辰影响，即建立在吴辰一人回忆“真实”的“准确”上。当一个人的回忆前后冲突时何者为据？通常首次回忆靠谱，因记忆好，顾忌知情健在者多，真实原始本真，少受外力及后续功利性影响。

全太岳区仅吴辰一人对李的任职提出疑问，却有46人直接肯定李。孤证不举且涉个人自诩之嫌，众证人与此毫无利害关系，更显客观公正。在各单位众多回忆中没有任何人提及吴，作为副手的吴辰怎能越过一把手李擅自指挥呢？何况李溪林从未对吴讲过。为了证实自己的上位而说前任犯错误被撤，则更是不妥[1.在洪洞县第五次党史座谈会上吴仅说李“奉命调离”未说“撤职”，还特意称赞李溪林是位好同志。2.在吴致李信中：1942年2月太岳区党委召开的县委书记联席会议会上，薄一波同志大会讲话时批评赵城县有什么“共产主义村”而且是指明批评您。3.众人过世后吴自传《延水长流》中另说：会上宣布李长兴（李溪林）同志违犯保障人权法令，撤销职务，调离赵城，由我接任赵城县委书记。吴上述三说法各异，在他致李信中尚未提出您“违犯保障人权法”被撤。“共产主义村”已被李溪林回信诘问，且与“违犯保障人权法”是不同的。针对1939年“十二月政变”中杀人稍滥，1940年春颁布保障人权法“县无杀人权区无捕人权”，所有县的一把手几乎都受到处理。2014年2月17日李惠春（二地委调研室干事）说：1940年也想处理李溪林，但被史健保护下来，名义调地委调研室主任，实际一天也没来，仍主持原工作。人是有阶级性的，你死我活斗争中“保障人权”，自捆手脚导致根据地被蚕食，很快被中央批为“右倾”纠正平反。吴称“李被撤职”一说不实，李溪林告诉我，他因此受过“严重警告”处分后撤销]。

2005年8月26日吴辰写的诗词中：“当年日寇要抢夺，力空法师临危难解脱，先找县长杨泽生，泽生急忙找到我，上级批示让转移……”。岳阳县长杨泽生何以能向赵城请示？

抱团三人中排除岳阳的杨泽生只剩下刘、吴。仅存二人中为何刘骞宁陷举证不力也从未提起吴辰作证人，可吴辰也是合署者。

张耀写道，1984年6月6日我与刘骞回记者(张崇发)信:“我说李溪林当时还在赵城。刘骞同志说：是吴辰给他布置的任务，当时他见的是吴辰同志。我们商议后是这样回信的：1942年春，李溪林和吴辰同志两人正在交替中，具体情况请问李溪林和吴辰同志。”

明明刘已说“是吴辰给他布置的任务”，之前他也说过“吴辰去广胜寺运的经”，却排除吴来作证十分蹊跷。表明刘内心并未真正认同吴，或作证效果负面。表明当初“合署”言不由衷，揭示“抱团”之破灭，意味着吴没参加，否则刘应首先推出吴来作证人。刘骞前后自相矛盾处甚多，的确如老人们所言，他讲的话“不靠谱不可信”。

1986年11月15日曾远指出：“取经时吴辰（卫广熊）调二地委任组织科科长”。吴辰自己也承认，但任职时间与曾远有异，两相比较，曾远说法或许客观些。

吴辰自称“入寺”和“去郭家节”失实，是否参加有疑，缺证人证据支持，仅是一人的自诩。抱团取暖三人中，各人发表的回忆都失实，合署文也失实，且前后彼此间相互矛盾。

综上，三人均无证人可证明自己参加过抢经，且遭到太岳区所有当事人知情者们的一致否定，被老同志们所垢病。去伪存真，抢经只有一次，那就是李溪林配合军分区基干营完成的。

六．关于抢运中是否流血牺牲

杨泽生文说抢运中“没有打一枪一弹，没有伤一人一畜”，至于“我军牺牲了七名战士，所谓血染的经卷，更是随意编造的无稽之谈”。但是多位当事人的回忆完全驳斥了杨的说法。

（一）当事人知情者的回忆

1.李纯1985年10月3日回忆(《革命史资料》17辑)：1961年6月，我在中组部翠明庄招待所听史健忆往：“因广胜寺周围有敌人据点，抢运过程中被敌人发觉，掩护部队还和敌人交了火，伤亡了几个战士”。这是主持者史健关键证词的披露。

地委书记史健，是抢经全局的统筹指挥者，是全过程的直接组织者，是当事的关键人物之一，应有发言权并具权威性。他的话通过李纯之口转述出来是有份量的，不容隨便质疑和否定，也是只了解局部或片段的当事人所不可比的。当年这早已成共识，始出自二地委，不胫而走传遍太岳区，众所周知从无异议。二地委当为“血染”说法之源，有序流传至今，“血染经卷”名符其实。

2.1977年1月9日，为提供史健悼词素材在家中座谈。李纯谈到他抢经中贡献和“伤亡几个战士”回忆，得到大家认同与补充。获与会者李成芳（决死一纵队参谋主任、原武汉军区第一政委）、张天珩、徐芝寅、李纯、曾远、刘迪（李成芳夫人、绵上县委组织部长、原卫生部政治部副主任、副省级）、董峰、杨少桥、李淑文等肯定与見证。该座谈纪要上呈中组部，这也是我首次获知父亲生前领导过抢运《金藏》。

3.张天珩回忆：听部队汇报说，抢运经卷时被敌发觉，敌人曾向我们开过火，我们部队没有恋战。

4.王万荣回忆（《星火燎原》第21期）：日伪军二百多人已经离开据点往寺院涌来，凶相毕露，发兵兴师问罪来了。……仗着实力他们迅速抢占制高点，集中轻重机枪一齐向广胜寺猛烈开火。

5.薛国范1982年《解放军报》上回忆：当晚刘（笔者注：刘德裕）教导员给部队作的动员……清晨四点多钟，日伪军出动一个多连的兵力，隐蔽在山梁上的战士和群众，让过敌人的前卫部队，集中火力兜尾打了一阵机枪。敌人拖着死伤人员狼狈逃回了据点。此“一个多连”恰与王万荣“二百多人”吻合。

6.史怀璧1989年致笔者信：“当我们拿到经藏时，被日寇发现了，在深夜里发生战斗。我们牺牲了有七位战士，敌人也有伤亡。经过艰苦的浴血奋战，总算把这件宝藏拿回来了。对保存祖国文化，精心部署指挥的史健同志和二军分区的领导同志，全体指战员，在夺取《赵城金藏》的伟大事业中，为党和国家立下了功勋。”

7.“浴血夺经”还得到昆明军区副政委王砚泉来信赞同。“您写的《赵城金藏八百年沧桑记》，我认为很好。您对待历史事件的态度是客观的、认真的、具体的，对人是有帮助的”。肯定了拙文“护卫此经的过程中，伤亡了好几个战士”的记述。

8.五月反扫荡中，地委机关抱着“人在经在誓与经卷共存亡”的决心，携带经卷在崇山峻岭中与敌周旋。“铁滚”扫荡中没有不流血的，连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北方局秘书长张友清、华北新华日报社长何云均牺牲于这次大扫荡，其残酷程度可想而知。

老同志们公认：1942年5月是历次扫荡中最艰难的一次。安子文在6月给妻子信中（刘竞雄百年诞辰纪念册第92页）：“今年的扫荡比过去是要残酷几倍的。特别是干部的伤亡，超过了过去任何一次”。反扫荡携经转移中，为掩护二地委牺牲的战士，其实就护卫了经卷，“血染经卷”实至名归。

9.抢经情报是从敌人内部获得的，获取情报及传递过程中，即使流血也只能无名英雄。因“严格保密”担任警戒的洪洞县大队，事后才得知是掩护经卷，洪洞大队即使有人流血，也不晓得是为了经卷。

10.薄一波在《百年追思——陈赓大将诞辰100周年纪念文集》纪念篇第13页：“为保护好这批《金藏》，有的同志积劳成疾，有的同志甚至牺牲了生命”。

需要澄清的是，多刊曾说经卷藏于绵上废弃煤窑时，薄一波关心《金藏》安危，派秘书刘元璋前往查看，途中遭遇日军，为保护《金藏》献出宝贵生命。此说有不实，经贺英等多人证实：1945年10月29日，下赵城检查工作的专署司法科长刘元璋等7人，被闫军崔道修部活埋，非抗战中为掩护《金藏》而牺牲，详见张广祥编《赵城金藏的沧桑岁月》第44页。县城解放后杨少桥等去西门外挖出刘元璋遗体，移葬于兴旺峪。

11.有感于1957年3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黄苗子《一部佛经和八位战士》一文，力空“感泣”回忆。他在3月底全国佛协二代会上发言（《现代佛学》1957年第5期）：“我读了这篇文章，比任何人更激动，因为这是我身历其事永远不会忘怀的景象。保护祖国祖先所遗留下来的文物财产，只有共产党和党所教育出来的战士才能做到……一营武装战士连夜从广胜寺舍利塔上取下藏经运送到沁源山，中途与敌人接触开火，其中有八位战士为保护这部藏经流尽了高贵的血而牺牲了。”

弘一法师高足丰子恺，在1962年创作的画上跋：壬寅（1962年）新秋客苏州灵岩山寺，妙真方丈夜谈二十年前抢救金刻藏经故事并索作画。……1942春三月……八路军队连夜发，抢救国宝为己任，九十担箩装不尽，再包土布九丈零，日寇追兵凌晨至，沁源山中起战争，保得藏经退得寇，壮烈牺牲有八人……烈士在天应含笑……琉璃塔有知也将感谢八路军。跋中两处纠正了力空1944年的时间错误；春三月接近于我考证的“二月”；“凌晨至”“沁源山”等细节之详；“箩”与“篓驮”之近；实令我惊诧，绝非偶然。表明除力空外，佛教界的妙真、丰子恺一定另有可靠的信息渠道，惜已不可考，而“牺牲有八人”则又多了一物证。

图44：丰子恺1962年作画

以上均证实与日军交了火，绝非杨泽生所说“没有打一枪一弹，没有伤一人一畜”，“是随意编造的无稽之谈”。众回忆表明寺内约午夜12点结束，此前行动秘密，日军尚未察觉。而后才向广胜寺方向疯狂进攻，被我设伏的警戒部队阻击，有战士伤亡。

（二）建国初期有关报导

1.1949年5月22日《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了“名经四千余卷运抵平市”消息，其醒目副标题是：“卫护此珍贵遗产，八位战士为此付出了生命代价”。依据来自于5月14日北图举办的《赵城金藏》展览座谈会。“由赵万里报告此经的源流和价值，张文教报告艰苦守护及运送经过，范文澜报告共产党重视文化遗产，在极艰苦的条件下，用各种方法来保护，甚至牺牲我们战士的生命”。北方大学范文澜、张文教的发言内容皆来自太岳，是1946年秋接收移交经卷时，直接从太岳区获知的，可谓流传有序。

张文教（北方大学历史学教师）发言：秋天战争蔓延到太行。彼时此经用棉纸护藏，为安全计，放在涉县。原44箱，去掉棉花纸张，该为42箱。本人奉命运送此经，被我工作人员运往他处。敌人扫荡，我军不惜流血，尽力保卫。其后即移运晋冀鲁豫边区政府。

范文澜（北方大学校长、中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兼中国史学会副会长）发言：1946年即听说冀鲁豫发现一部宝经，彼时抗拒敌人，流血护经，经过千辛万苦，辗转困难，时时有损失此经之虞。为安全计，1946年经中央决定，指令边区政府善加保护。时成立北方大学，打算将某县的吴道子壁画[笔者注:提供线索，曾远：沁水县郎壁玉清宫吴道子壁画被刻下埋藏起来，整风时交给了刘济荪。葛莱：吴道子壁画埋藏在二地委的合川。刘德裕：隐约记得墙上壁画吴道子的刻下装箱与经卷一齐运走了。宋洁涵：沁水县郎壁大庙有吴道子的壁画，设法刻下来保存好准备送中央。这之前日本人通过汉奸把庙中的两幅美人壁画挖走了。可知《金藏》与壁画二宝皆由太岳二地委保护。]、蔚县的一二斤重的骨头和《赵城金藏》一并聚于北大，是为边区三宝。……派人将此经运抵边区并且牺牲了几个同志……郑振铎在文学上曾提到此经，经王冶秋给我看才知其价值，然还不知重视。经赵（万里）、王（重民）两先生提示，才知此经之重要，确为国宝，藏于北平图书馆最为适当。……本人并已嘱原负责人之一（另一位已去世）[笔者注：史健因病于1948年离职休养，“已去世”系误传，李纯发表1961年的《史健同志忆往》]，写篇详细文章，叙述保卫此经的经过，能帮助诸位了解详情。

上述得到与会学者马衡（故宫博物院院长、西泠印社第二任社长）、向达（北大图书馆馆长、学部委员、中科院历史所第二所副所长）、周叔迦（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巨赞（龙华寺主持、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韩寿萱（北大博物馆专科主任兼北平历史博物馆馆长、中国历史博物馆副馆长）、季羡林（北大东语系主任、学部委员）、王重民（北大图书馆学系主任兼北平图书馆副馆长代馆长）、赵万里（北平图书馆善本特藏部主任）、程德清（北方大学图书馆副馆长、人大图书馆馆长）及相关领导杨秀峰(华北人民政府副主席、党组书记）、晁哲甫（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部长）、孙文淑（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副部长）、于力（华北人民监察院副院长）、王冶秋（北平军管会文物部副部长、文化部文物局局长）、李枫（北平军管会文物部）等的见证认可。

周叔迦说：“此经堪称国宝。战士以流血精神保卫此经，正合佛家故事，值得称赞！”

向达最后发言：“从前国民党特务造谣说共产党不要文化，这部经卷的抢救保护，就是最好的回答。”

受此座谈会的委托，向达教授又在1949年5月31日《人民日报》“记赵城藏的归来”文中重申:“将藏经抢救出来，中途与日寇遭遇，我游击队战士曾为此牺牲了八位，当时拟将藏经送至延安，以道路多阻作罢，就地藏于太行山中”。

图45：1949年5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向达《记赵城藏的归来》一文。

3.1949年9月15日《人民日报》，“高教会文管处”在《赵城金藏展览》上介绍：“现特将装订好的金藏分作经律论目录传记及入藏著述两部分，择优展览，并将宋、元、明三朝刻的南系大藏经样本同时陈列，以便比较研究。它在藏经雕板史上占有继往开来的重要地位。抗日期间，日寇想抢走它，幸八路军、游击队把它抢救出来。为了抢救这部名经，八路军曾牺牲了几位战士。”

4.1957年3月17日《人民日报》刊登了黄苗子（美术史家）《一部佛经和八位战士》：“当夜就派出了队伍把这部藏经运走，走到半路遭遇上了敌人，一场恶战终于完成了保护这部佛经的任务，但是，为此使得八位英雄的游击队战士英勇地牺牲了”。“这部用八位战士的鲜血换回来的大藏经”。1986年我采访黄苗子时说，其依据来自国家文物局长郑振铎为《赵城金藏》展览所写的说明。

5.人民教育出版社“农民语文课本”（新华书店发行，1952年8月第一版、1955年12月第二版、1956年4月第三版）第三册十一课《八路军保护赵城金代大藏经》：“我军刚离开广胜寺，日寇的追兵就赶来了。我英勇的战士们奋不顾身地迎击敌人。虽然有八位战士光荣地牺牲了，但终于把这件贵重的文物抢救出来，保存在中国人民的手中。”

6.1957年5月28日政协工作情况简报第二号上，刊载了政协委员李一平对《金藏》修复工作缓慢的批评:”这部赵城藏是牺牲了几位解放军同志的生命抢救出来的，但北京图书馆每天只叫一个人裱贴……这样下去，这部有名的藏经就会霉烂完了。″北图虚心接受，马上增派人员，加快了进度。

7.1981年7月31日《人民日报》八版，刊登了冯爱民“血染的经卷”一文:日寇“在山西沁源、安泽二县交界处，和八路军展开了激战。战斗中，八名八路军战士光荣牺牲。经卷染上了战士的鲜血，愈益可贵”。

（三）浴血护经小结

建国初《人民日报》的四次报导、1961年的“史健忆往”及1977年1月9日笔者家中座谈，均早于80年代兴起的《赵城金藏》热。此前《金藏》限于专业人士所知，对“血染经卷”从未有过质疑。

沉寂40年后因揭裱修复并成为《中华大藏经》影印底本，迅速蹿红引起广泛关注，被好事者猎奇。质疑首发于1982年8月15日北京晚报，被《一场没有枪声的战斗——李溪林同志回忆抢运赵城金藏经过》一文翻出炒作。以李回忆“智取不是武夺”为由来否定“血染”。其实，即使“智取”，阻击掩护反扫荡中也无法避免流血。

该文严重失真並删除史健谈话的重要内容，违背了被采访者本意，意见很大的李溪林当即向报社投诉，并向己所在单位作了汇报，还特意向家母做了解释(详见前文)。

该文迴避关键当事人史健证言，未经全局各当事人逐一核实，取证不足不充分，以偏概全自然站不住脚。局部或片段的未流血不能代表全局和全过程，全局有多大，各单位参与者有多少，时过境迁穷举法已不可得。应以全局主持者二地委书记史健的回忆为据，以早在太岳区广为人知流传有序为证。为何当年从无异议，时隔40年后起爭议，皆因掌控并了解全局的当事人过世……

该文作者1982年曾来单位采访我，我将李纯等回忆及联系方式告之，希他秉公再访。未料，他不顾李纯“史健忆往”的关健评述，视而不见匆匆发出哗众取宠的文章。

该文依据多是非抢经单位如杨泽生等非当事人，而列举的局部参加者仅李溪林、王万荣二人。其一遭到李溪林本人否定並投诉，其二对王万荣文选择性取舍不够客观，刻意回避其“猛烈开火”回忆。而真正担任警戒的赵城和洪洞两个县大队及反扫荡掩护部队等却未提及。其实阻击敌人首先流血的必是他们而不是被掩护的运经者。

该文标题醒目却证据不足，误导性宣传引发争议。打破40年来流传有序共识的平静，使本无争议成了问题。令原本清晰的历史蒙上了迷雾，一泓清水泛起争议的涟漪，致《金藏》抢运史的研究引向歧途。

当今，护卫国宝“血染经卷”是功绩，已被人们充分欣赏。然而在《金藏》价值尚未挖掘要“破除迷信”的年代，那时承认为“旧迷信”兴师动众，还牺牲了八位战士，并非光荣甚至是一种过失，或成“迷信”证据的败笔，是需要“实事求是”勇气。绝无“自我描黑”杜撰的可能和需要，较之“争功讳过”通常”承认瑕疵过失”与“争过讳功”的史料往往是可信的。

时隔40年后起争议，皆因价值突显，功勋卓著。公开发文越早越谨慎，顾忌当事人健在者多，更接近于真实。也验证了历史研究中一条通则，即距离事件越近的公开发表——建国初《人民日报》的四次报导，往往是可靠的。

现在那种认为《金藏》是“四旧”，早已被历史证明是何等荒谬，为人们所不齿。而为抢运经卷牺牲的战士在我们心中树立起的是一座永远的丰碑。

鲜明对照

广胜寺盛名显赫，尤以《赵城金藏》、飞虹塔、元代壁画这文物三绝，闻名遐迩。现广胜寺由上寺、下寺、水神庙三处建筑组成，上寺以飞虹塔和雕塑见长，下寺则以华丽壁画独擅胜场。水神庙明应王殿四壁现存近二百平米的元代壁画，这是“我国古代唯一不以佛道为内容的壁画孤例”。尤以南壁东侧《大行散乐忠都秀在此作场》壁画著称于世，它是我国目前发现的唯一的大型元代戏曲壁画，是研究我国戏剧发展史和舞台艺术的珍贵资料。1998年，该画与西壁北上侧的《打球图》同时被编入《中国历史》教科书。此劫后幸存的壁画，惜完整度和艺术水准逊于流失海外者。

令人扼腕叹惜是：下寺前后两殿四壁皆空，原存寺内最早壁画尤为精彩，面积达300多平米。被文物贩子于1929年2月盗贩国外，仅山墙尚存16平米小块《善财童子五十三参》残画。后殿（大雄宝殿）西壁元代《炽盛光佛会图》、东壁元代《药师佛绘图》，现藏美国纳尔逊和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前殿壁画现藏宾州大学和法国吉美博物馆。

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中国厅，一巨幅彩绘佛教壁画贴满了整个墙面，每个参观者，无不被这幅极具震撼力的壁画震惊折服。场面恢弘，沉稳庄严，人物众多，色彩繁复，线描精巧遒劲有力，虽经七百年沧桑，仍飘逸而瑰丽，摄人魂魄，散发着来自东方的特殊神韵。沉醉于这惊妙绝伦笔触的陈丹青评:“如此厐大辉煌的壁画，我愿意相信毎个工匠都是天才”。它来自广胜下寺后殿，是元代壁画顶尖的精品，是中国嵌刻在世界艺术史上的璀璨明珠。这些美术史上具里程碑意义的艺术品，是我国寺庙壁画发展史上一个巅峰，广胜寺不愧为一座展览元代绘画的艺术殿堂。

图46：广胜下寺1929年刻《重修广胜下寺佛庙记》碑

据下寺后院东厢房1929年刻《重修广胜下寺佛庙记》碑记载：“去岁有远客至，言佛殿壁绘，博古者雅好之，价可值千余金。僧人贞达即邀请士绅估价出售”；“因与顾客再三商榷，售得银洋一千六百元”；“而绘，是粪土也，不啻珍宝之堆积其上矣。仙人有点石成金之术，岂佛门亦有化土为金之能欤！”；“此壁而得千金之报，则赵氏之连城，由来相传其价，又将何如耶？”愚昧丑陋嘴脸袒露无遗。碑末具名僧绅23人之多，本是极为愚蠢之事，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还自诩“义举”勒石记功，碑额镌刻“永垂不朽”四个大字。下寺住持贞达经县长张梦曾与乡绅商议，将4幅壁画分割铲下，剥离贱卖美国，由古董商卢芹斋运抵海外。这是艺术的悲哀，更是民族的不幸，实成千古遗憾万人唾骂的“耻辱碑”。每件流落海外文物，背后都有一段辛酸飘零史，令人惋惜不胜唏嘘。昔时盗贩文物常有，但鲜见留下碑刻物证者。此丑陋行径与八路军“浴血护经”，同处一寺却天壤之别，鲜明对照举世无双，反差极大的教育震撼力毕现。警示后人不忘国耻，广胜寺不愧为弘扬爱国主义最佳的红色教育基地。

【后记】：

事实上，力空与杨泽生等“回忆”导致了《金藏》抢运史混乱，本文以一手史料澄清历史，纠正历年来以讹传讹之谬误：

1.明确抢运《金藏》时间为1942年2月中下旬。

2.日军欲抢《金藏》情报来源于穆彬，而不是力空的主动报告。

3.“两位县长”中肯定刘式否定了杨泽生，指出杨不是当事人，其回忆失实。

4.重申基干营否定了刘骞公安队的“二次”抢经。

5.驳斥了对“血染经卷”的质疑。

6.再次肯定县委书记李溪林的贡献。

7.当晚史健亲临石门峪迎候经卷，靠前指挥以确保万无一失。

文博单位专业人士护卫文物乃职责岗位所在，北平沦陷若故宫未提前转走可移动文物则工作失职。出于专业认同感，独具慧眼众先贤护佑古籍令人欽佩。与前两者所不同，日夜与敌浴血奋战的当地驻军——非本职非专业的八路军将士，生死未卜战火中见微知著，尚能抓住机遇主动抢出《金藏》，甚至为之付出流血牺牲，可歌可泣十分不易。恰恰抢救出的还是国宝弥足珍贵，创下这历史功勋难能可贵，更令人敬仰无比叹服。

抢经虽来自二地委动议，並完全由二地委独立完成，但因逐级上报经延安党中央批准，突显了这次任务的重要性。地委执行却经“中央批准”，这在各根据地中鲜见，大大彰显并升华了这次“抢救”的历史高度和深远意义。

1942年春在日寇觊觎和包围中，我八路军太岳第二军分区成功抢运出珍贵文物《赵城金藏》，这是反法西斯二战中一项丰功伟绩，一场与军事大捷相媲美的文化战线上伟大胜利，谱写了文化抗战的辉煌篇章。实现了郑振铎夙愿：“民族文献，国家典籍，为子子孙孙后代元气之所系”，“不可能为水、为火、为兵所毁灭”。历史上中国被打败过，但中华文明未被摧毁，而是以巨大魅力体量的历史惯性同化一切。

文明是民族灵魂之本，历史上因文明断层而衰竭，多少强国灰飞烟灭。英国demos智库马丁教授：之所以自认为是中国人，是因为近2000年文明成果的认同。中国本身就是一种文明！文明没有出现断层国家兴衰只不过是一个摔倒再站起来的动作而已。这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西方帝国衰败后就再无崛起的可能，例如日不落英国荷兰的衰落，而中国总是能不断的复兴。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薪火相传代代呵护。国土丢失了还可夺回，但文脉不能断，须息息相系绵延无尽。文明的传承和保护事关民族存亡，是各民族必须固守的最后防线。弱国无外交自然无法顾及文化，不能自保者也必然保不住祖先文物。鸦片战争以来，半殖民地的中国近代史就是一段丧权辱国的屈辱史，国破家亡焉能侈谈文化和文物保护？

在硝烟弥漫战火纷飞的年代，在民族存亡生死攸关战斗中，无神论的八路军主动成功抢运出近五千卷有神论的《金藏》，并付出流血牺牲。一扫圆明园文物明火执仗被抢掠和敦煌文物不露声色被巧取前耻，成为中华文化与文物保护史上的光辉典范，是两岸炎黄儿女共同瞩目引以为豪的成就，这在世界文明史上也是十分罕见的。

八路军不但是前线奋勇杀敌的抗日铁军，也是有文化素养具高度学术敏感认知眼光的文明守护者。他们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为保卫中华文化遗产立下的功绩，将永远铭记在人民的心中。

2020年12月20日在荣宝秋季拍卖会上，征自民间的《赵城金藏》“妙法莲花经文句卷八”一轴，由2200万元起拍，历半小时逾30口叫价，以5692万元成交，创出古籍善本印刷品的高价，彰显收藏界的青睐与社会共识。且不说学术等意义，仅算经济账相当八路军抢救出2千多个亿，价值不菲惊人非凡。

原定2025年嘉德春拍的《赵城金藏·根本说一切有部苾刍尼毗奈耶卷第十八》和中贸圣佳春拍的《赵城金藏·三法度论卷下》，此两卷皆因无法提供详细而合法的来源证明，受到国家文物局的严格控制，遭到“撤拍”。《赵城金藏》这类具有特别重大历史、艺术、科学、文化价值的珍贵文物上拍时受到严格控制。凸显重大国宝级文物上拍的敏感与局限性，旨在保护珍贵文化遗产，防止非法流失。

我愿引用向达教授《记赵城藏的归来》文中的一句话作为结束语：“看看展览的古代经卷，似乎每一卷上都染有人民战士的血花，才渐渐明白文物的保存不是容易的事，而人民所创造出来的东西，也只有靠人民的力量才能保存。时间的考验，英雄帝王，象电光石火，终不免黄土一抔，人民却永垂不朽，人民所创造的也永垂不朽。”

人民的《赵城金藏》必将与人民共存，与日月争辉。

图：武乡八路军太行纪念馆太岳军区展板，首排右四为史健。国图复制的《赵城金藏》一卷陈列在展柜里，彰显太岳军区的荣光。

图：1987年所摄亢驿村原二地委机关驻地，扫荡前《金藏》存放此屋2个多月现已拆迁。

图：2009年9月30日参与抢经第二代后人聚于国图书库中。左起李嵘（李纯之女）、宋志坚（宋洁涵之子）、陈飞（蹲、安子文孙女婿）、李际宁（国图研究馆员）、李万里（史健之子）、张亚来（张天珩之子）、曾安胜（曾远之子）、李宁（史健之孙）、许孟秋（前、安子文儿媳）、安思宇（安子文孙女)，背后是存放经卷的楠木书柜。

图：“世界最高的多彩琉璃塔”飞虹塔[经世界纪录认证机构（WRCA）2018年8月实地考察，郑重宣布是“世界最高的多彩琉璃塔”]，成为世界之最，是中国四大名塔，尤以精美琉璃著称。塔二层前侧几扇窗户当夜紧急打开，经书从这里一捆一捆掷下，极大赢得了抢运时间。

图左：塔内登梯过道狭窄只容一人勉强通过，搬运不易接力也耽误时间，遂被迫从二层窗口掷下。图右：李惠春（二地委干事）2017年7月书写：“抢经当晚地委机关大多数人都去啦”证言。

图：登上塔内二层来到厅门，内供奉着端庄肃穆三米多高的铜铸坐佛，立在青砖台基上，佛像和基座都是空心的，里面藏匿《金藏》，这是个绝妙极佳的藏经处。

图：飞虹塔内二层供奉着三米多高铜铸坐佛，与台基座都是空心的，里面藏匿《金藏》。细看青砖的基座，砖色砖缝不齐，材质不一。非原装留下明显修补过痕迹，证实王万荣、李溪林、薛国范及力空“佛座藏经”回忆属实。排除杨泽生对经藏塔上和上不去人之质疑。

图：石门峪是运经集结地和史健当晚的指挥点，左侧三官庙窑洞为赵城县大队原驻地。当晚史健下到石门峪迎候经卷，靠前指挥以防不测,确保“万无一失”。通往亢驿的进山小路蜿蜒崎岖，有一夫当关万夫莫过之险，过此隘口意味着广胜寺抢经圆满成功。

图：1987年所摄亢驿村口，系抗战当年旧貌现已拆迁。

图：亢驿南山小马岭娘娘庙，反扫荡中实在带不走的《金藏》就坚壁清野藏匿于此三孔石窑内达两个月。

图：马岭山窪崎岖险峻布满荆棘，若非镰刀开路披荆斩棘无路可行，窑口隐蔽在山窝密丛中，若无向导绝对不可能找到，遥想战时摸黑转移藏经之不易，深深体验到当年护经的艰难。

图：2014年2月与临汾党史办刘鹏举副主任（右）、李宇红科长（左）摄于广胜寺弥陀殿《赵城金藏》的原藏经櫃前。

图：安泽县小李村《抢救赵城金藏》陈列纪念馆。

图：2017年8月11日《赵城金藏》珍贵史料调查工作报告会在国家图书馆召开。

郭兆林1917～1988

2020年11月28日，“《赵城金藏》最新发现经卷特展”在北京荣宝斋大厦启幕，李万里追忆先辈炮火中抢救金藏的历史。

2020年12月15日，八路军研究会办公室主任(现任八路军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陈赓大将孙女陈怀申（左2）与李万里、李林昊、赵成帅、段建风等，携最新发现“《赵城金藏妙法莲华经文句卷八》登临广胜寺，溯源寻根续写经卷800年传奇。

作者简介：

李万里系1942年主持抢运《赵城金藏》原太岳区第二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史健（李维略）之子。1946年出生，北京电力学院1970年毕业入伍，1972年入党1974年复员。高级工程师，曾任北京电子学会咨询顾问。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下属企业法人，期间曾被评为中信集团（省部级）先进工作者。历任公司总经理，集团副总裁，中国企业文化研究院副秘书长，《当代电视》杂志副社长（兼），2006年退休。李万里参与科研中获一项国家级重大成果（首位研制者），两项北京市重大科技成果三等奖，一项北京市青少年科技二等奖，相关学报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及《人民日报》上“中国拍卖业的反思”(95年1月21日)等四篇相关评述文章，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介绍我的”苦乐黑白″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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