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件二：穆彬烈士生平
李万里 20210905
图：穆彬1911—1946
穆彬（1911-1946）：原名马殿俊字庭杰，山西孝义县东盘粮村人，父亲马寺文在家务农，兼挑担小贩串村沿街卖盐为生。穆彬家中排行老四，原配张淑珍，儿子马凯声。
1932年山西省立河汾中学校毕业，曾在大同县和清源县担任教职员。1936年参加山西国民师范“临时村政协助员训练班”，“七七”事变后受党组织的派遣，任寿阳县牺盟会协助员，后调介休县“牺盟会”。1938年入党，历任介休县抗日民主政府情报特务科长、铁北办事处主任（也称县佐）。
1938年介休县武装自卫队队长陈邦俊捆绑了我党派出的政治主任杨殿奎（原五机部副部长），企图加害后拉走队伍投敌。穆彬发觉后机智应对，佯装外出解手，趁机立即报告上级。经县委书记史健、五支队支队长李志敏（原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县长张德含（原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及时采取措施。枪毙了陈邦俊，粉碎了敌阴谋，捍卫了介休我党掌握的这支重要武装，穆彬任五支队情报科科长。
（一）反“十二月政变”突出表现
1939年穆彬随史健从介休调沁源任县公安局长。“十二月政变”期间，闫锡山的亲信崔道修指使其党羽，妄图夺取沁源县区政权，捣毁了一区区公所，绑架了我韩区长游街，高喊“打倒一区长夺回区政权”，还要“公安局长穆彬下台”。沁源中心县委（平遥、介休、灵石、霍县、沁源）书记史健认为：这不是一个孤立事件，是阎锡山发动“十二月政变”在沁源导演的一幕闹剧，必须果断应对，坚决反击。面对刘县长“犹豫”，史健临阵换将让穆彬当县长。由穆彬与地委公安处雷绍典（原南京副市长）出面马上抓人。第二天召开万人讨逆大会，公审后将三名头目斩首示众，悬于东门外城墙上，沉重打击了敌嚣张气焰，镇慑住蠢蠢欲动者，大长了革命志气，捍卫了革命政权。因“政变”卒不及防的我根据地20几个县沦陷，皆丢失地盘和政权，沁源遂成为太岳区唯一还被我完全执政的县政权。成为周边我各机构及抗日力量避难的落脚点，成为聚集抗日精英的聚宝盆。沁源的反政变成功，令沁源独步太岳，奠定了其在太岳乃至全国抗战中特有的历史地位，奠立了“沁源围困战”的基础。
1942年冬日寇占领沁源县城以后，扬言要建立“山岳剿共试验区”。在二地委、县委领导下，组织城关一万二千余人全部撤离县城，疏散到山区，制造了“无人区”。在县城周围，在“二沁大道”两旁形成了一个长约百里，横宽数十里，面积约千余平方里的困敌区，我军民对县城敌人断其路，绝其粮，开展游击战，长期围困，逼迫敌军逃走。1944年1月17日，中共中央机关报——延安《解放日报》第一版，发表《向沁源军民致敬》社论。称赞：“模范的沁源，坚强不屈的沁源，是太岳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一面旗帜，是敌后抗战中的模范典型之一”。“全沁源八万人，没有一个当汉奸的，没有一个村组织起‘维持会’来”。接续发表36篇介绍推广沁源经验的报导，毛主席夸奖沁源是”英雄的人民英雄的城″。在敌占区与游击区只能打了就跑，否则被敌围困，焉能长期去围困敌人。所以，没有反“十二月政变”胜利这个前提，没有执政坚强的沁源根据地，哪里会有后来的沁源围困战？这是必然的前因后果关系。
1940年春贯彻“县无杀人权区无捕人权”的《保障人权法》，穆彬被免职于党校学习接受审查。你死我活斗争中“保障人权法”，自缚手脚导致根据地被蚕食，很快被中央批为“右倾”予以纠正平反。1940年5月他被地委书记史健要到二地委任敌工部部长，主持同蒲沿线特别是临汾的地下情报工作。
穆彬受史健派遣化名马廷杰潜入临汾，任伪冀宁尹公署情报室书记官，后任驻临汾日寇(41/69)师团的情报系/班(陈涛回忆为班，李溪林回忆为系)的系长/班长，实际主持该师团的对华情报工作。以二地委敌工部长身份深入虎穴，体现对临汾情报工作的重视。临行前敖纪民(高锦民原内蒙自治区书记，系左权通过安子文派驻二地委，加强临汾的情报工作)通知穆彬赴军区接受陈赓、薄一波首长指示。薄说:”慷概赴死易，从容就义难″，提醒敌后的他要克服个人英雄主义，少喝酒防酒后失言。在复杂斗争中，穆彬机智勇敢，截获了许多重大情报。我潜伏的陈涛（陈焕章、伪临汾大汉义军司令）在“和魔鬼打交道的五年——临汾情报工作回忆”中第85页：“1939年秋冬之际我在沁源地区工作时他是这个县的公安局长，年末‘十二月政变’后调任县长。是一位入党时间较久，年龄较大，斗争经验丰富的同志。他的到来对临汾地区的情报工作无疑是个有力的促进”。第86页：“在敌人对我们太岳区进行“铁滚扫荡”的前后，实际主持过情报班活动，发挥了很大作用”。p122页:”日寇师团情报班一一这个观察，了介敌军动静的重要窗口，其内部事务也有刘红中(他走后是移彬、赵铭)同志经管″。第100页：“刘红中走后，军区领导决定把去年二月派来临汾并打入伪道尹公署情报室的穆彬同志调到情报班主持内部事物，加强对情报人员的管理，加强对日伪蒋阎的情报斗争……调到情报班很快便发挥出他斗争经验丰富的优势，大大地提高了我们与日阎进行情报较量的水平”。第163页：“主持情报班内部事物老成持重的穆彬同志社会经验、斗争经验相当丰富”。第101页：“至于闫特想了介我们同志帶回来的情报，穆彬同志认为必须坚持情报班初建时规定的纪律，不准泄露自己的情报内容，也不准探听别人的情报。”成为一项铁的纪律。第124页：“穆彬同志直接控制敌师团情报班后，我们临汾的情报工作开始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二）提供《赵城金藏》重要情报
1942年春日本人要抢广胜寺藏经的情报来自于穆彬。
曾远（太岳二地委秘书长、原国务院参事）回忆：那时二地委地处太岳区的前沿，二地委的敌工工作开展得好，工作能做到敌占区的县城里头。敌占区的临汾归属二地委领导,地下情报工作由二地委部署，具体由敌工部执行，穆彬任二地委的敌工部部长。当时敌工工作人员都是单线联系，太岳区派出的敌工人员，有些就是由二地委书记史健亲自谈话派出的。记得有穆彬、李力耕、袁映来（袁之平、二分区敌工干事、原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副总经理）等。潜伏的陈涛（陈焕章）还当上了伪临汾大汉义军少将司令，还有朱向离、张秀田（2人后牺牲）等。袁之平、赵铭（原山西政法干部管理学院副院职）、高飞为下情上达的外线联络，临汾党的地下组织由曾远、张耀庭（临汾组织部长、原晋南地委书记）负责筹建。
我记得日本人要抢广胜寺藏经的情报是从敌人内部获得的，不是来自赵城而是来自临汾的敌工情报，是来自于穆彬。情报说日本人打算抢经，但没找到藏经的具体地方。因穆彬牺牲的早，其细节至今已无法知晓，但他为保护藏经立下的历史功绩却永远铭记在我们心中。
史健得知日寇企图抢劫《赵城金藏》情报，意识到这是一场保卫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斗争，必须采取果断措施，先敌之手将藏经抢运回来。考虑事关宗教政策，涉及抗日统一战线的大问题，处于刚平息“十二月政变”复杂敏感环境里，牵一发而动全身，不能再引发新事端。他立即向太岳区党委书记安子文请示，经区党委上报延安，得到中央批准后。史健立即做了周密布置，将任务交给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张天珩和赵城县委书记李溪林执行。
1942年2月，由军分区基干营和地委机关干部夜入广胜寺取经，在洪（洞）、赵（城）两个县大队掩护和赵城二区干群驴驮的接应运输下，虎口夺经。这五个单位在地委周密统一领导下，密切协同圆满完成了任务。
张天珩（太岳二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原轻工部副部职）回忆：
在残酷“反扫荡”的战斗间隙，本不起眼,也不是重点热点极易被忽视的一则“抢经”消息，却引起史健高度的警觉。那时切肤之痛关注的都是敌情调动和军火粮草，为解生死之忧或伺机夺取，文化教育类信息往往不关心也排不上队。大家十分钦佩史健慧眼识宝、远见卓识的果断，在根据地干部普遍文化素养不高的当时，稍纵即逝难能可贵。每天你死我活生死未卜的浴血奋战中，还能有文物保护的意识和长远眼光尤为难得。
李纯（一地委秘书长、教育部政教司司长）回忆：我感到史健在政治上很敏锐，特别是在对待《大藏经》的问题上，非有相当的政策水平和文化素养，不可能做得这样出色。史健与穆彬自介休起至沁源再二地委，始终并肩战斗二人战友情深，生死之交信任安排，是抢经成功的保障。
当过教员有文化善书法的穆彬是第一位识者，方能浩如烟海信息中筛选上报不致淹没。没有穆彬及时情报抢救也就无从谈起，因相知甚深对穆彬才能的欣赏和信赖，凡来自穆彬信息总引起史健的格外重视。面对情报无动于衷或迟滞拖延必失之交臂。恰史健也是一位识者，具相应文化素养高学术敏感认知度的决断及高政策水平的应对，方使《金藏》跳出劫难浴火重生。危难中《金藏》恰能同时遇到穆彬、史健这两位知音实乃万幸，这是历史的眷顾和厚爱。这两位来自介休的原沁源县主官联手，珠联璧合铸就了抢救《金藏》的历史伟业，缺一不可。穆彬即是央视32集电视连续剧“代号山豹”主角原型之一。
1942年春在日寇觊觎和包围中，我八路军太岳第二军分区成功抢运出珍贵文物《赵城金藏》，这是反法西斯二战中一项丰功伟绩，一场与军事大捷相媲美的文化战线上伟大胜利，谱写了文化抗战的辉煌新篇章。
历史是根文明是魂，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与灵魂，文化认同归属感的凝聚力赛长城。江山社稷丢失了还可以夺回，但文化渊源不能失，文脉传承不能断，文化亡则一切名存实亡，是每个民族必须固守的最后防线。
在硝烟弥漫战火纷飞的年代，在民族存亡生死攸关战斗中，无神论的八路军主动成功抢运出近五千卷有神论的《金藏》，并付出流血牺牲。一扫圆明园明火执仗被抢掠和敦煌文物不露声色被巧取前耻，成为中华文化与文物保护史上的典范，是两岸炎黄儿女共同瞩目引以为豪的成就，也是世界文明史所罕见，具有国际影响的壮举。穆彬、史健等八路军指战员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为保卫中华文化遗产立下的历史功绩，将永远铭记在人民的心中。
（三）及时提供韩略村伏击战情报
1943年日寇集中二万兵力对我太岳根据地进行“三层箕式铁滚扫荡”，穆彬等立即把敌出发时间、行军路线等上报，并派人随敌跟进及时上报动向，减少了我根据地的损失。
冈村宁次为推广沁源“山岳剿共实验区”新战法经验，调集中队长以上军官120名包括“支那派遣军步兵学校”第五、六中队学员组成“战地观战团”共180余人，由临汾乘13辆汽车东去观战。。
敌69师团情报班长穆彬与陈涛（陈焕章、伪临汾大汉义军少将司令）从相熟的参谋部丸山翻译（回国结婚携妻来临汾没合适地方住，因提供晋南纺织厂日式装修房而关系融洽，是个书生气十足的人）口中得悉后勤留守司令加滕大尉（日本庆应大学毕业，追求情报班的女抄写员黄至哉）正接待安顿北平来的士官学校参观团一百多人，准备后天出发去前线参观，显然敌对这次扫荡已有必胜的把握。陈涛顾虑于丸山情报的可靠性，为尚不知具体目标、时间、路线而犹豫。”但在我说出来后穆彬认为没必要为这些我们不知道，而且也一时无法弄清的事情浪费时间”（陈涛回忆第157页），不能白白放过，遂不误战机果断上报。派外线联络员袁之平（二分区敌工干事、原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副总经理）持加滕亲笔签发路条连夜出城上传情报。太岳军区情报处副处长刘桂衡（柳雨峰、原外交部领事司司长）立即呈报，陈赓下令就近的王近山（太岳二军分区司令员）部16团伏击，要求“速战、速决、速离”（详见陈涛回忆p156页-158页、p167页）。太岳纵队参谋处长李懋之（原二炮副司令）2013年10月在《洪洞党史》p32页上回忆：“太岳军区司令部情报科长刘桂衡半夜收到临汾传来的情报，立即报告给陈赓司令员，当机立断……指示要速战、速决、速撤”。薄一波在《陈赓大将诞辰100周年纪念文集》p15页，也赞扬这次敌工情报的重大贡献。陈涛书中由衷地赞：“穆彬同志社会经验、斗争经验相当丰富”，“他的到来对临汾地区的情报工作无疑是个有力的促进”，“很快便发挥出他斗争经验丰富的优势，大大地提高了我们与日阎进行情报较量的水平”，“发挥了很大作用”。穆彬”在敌人对我们太岳区进行铁滾扫荡的前后，实际主持过情报活动，发挥了很大作用″(陈涛回忆P86页)。
敌途经洪洞韩略村时被我成功伏击，除三人漏网外，其旅团长服部直臣少将和6名大佐联队长悉数被歼（见《亮剑》电视剧），缴获轻重机枪等大批武器，我军仅牺牲六人伤数十人。在六架飞机掩护下，恼羞成怒的敌两路援军三千二百余合击韩略，企图报复却扑了空。对粉碎此“铁滚扫荡”起到关键作用，是“看不见战线”上的重大胜利，受到八路军总部、中央社会部和太岳军区的专电嘉奖。一次战斗中能歼灭百余名日本军官属全国仅见，陈赓夸赞“这比在战场上打死5万日本兵的意义还大”是抗战史上最光辉的战绩。毛主席在延安遇见王近山时，夸他勇敢果断，在韩略村抓住战机，打了一个漂亮战，其实幕后英雄就是穆彬等及时准确的情报。1944年1月3日延安《解放日报》第一版以“临屯公路上的伏击战”公布这重大胜利，赞“创造了敌占区伏击战的光辉范例”。日寇华北派遣军司令冈村宁次大动肝火，曾在华北从事谍报工作的他，怀疑这次败北是出了内奸，将日第一军团参谋长调职，第69师团长清水中将撤职、驻临汾伪道尹罢官，处决了“负有直接责任”的韩略村据点鬼子小队长。在出版的《冈村宁次回忆录》提到此事时，还心有余悸地说“共军确长于谍报，而且足智多谋，故经常出现我小部队被全歼的惨状”。此“铁滚扫荡”成为太岳最大也是最后一次的扫荡，令日军损失一批有经验的中层骨干，成为太岳区由防守转相持的转捩点，此后，敌失去在太岳区大规模扫荡的能力。1944年2月，上级为此颁发对穆彬、朱向离、陈涛、袁子平、楊佐钧、赵铭、钱俊七人的嘉奖(引自采访袁子平)。
1944年春，穆彬以日军河东道保安司令部少校参谋身份，潜伏在运城独挡一面。将掌握日军三十七师团及独立第五警备队和蒋、阎武装等特工情报及时上报。他巧妙利用日、伪、顽三方的矛盾，在复杂的环境下，机智应变。在运城站袁之平、杨佐钧、郝立东等配合下，园满完成了组织交给的特殊任务。
整风后史健带病任岳北城工部部长，是自成系统、保密、专门负责城市建党、地下情报及敌工策反的组织派遣工作，史健与穆彬这两位战友重又并肩走到了一起，李淑文时任城工部组织科科长。
日军投降后，穆彬遵照上级“相机转入蒋特”的指示，打入阎军保安一团任少校军需处长，继续为党收集情报。曾两次策应我军截获阎军粮秣，后奉命调回太岳军区司令部。
1946年7月，穆彬受党组织派遣，再次赴运城执行任务。由军分区情报处派一个班护送，行至安邑县史家后沟（今夏县辖）时与蒋军遭遇。由于高度近视，战斗中失落眼镜，辨不清敌我，不幸落入敌手。7月26日，被蒋军特工队惨杀于安邑县城，时年36岁。太岳军区参谋长毕占云（开国中将原武汉军区副司令）评价他：穆彬同志的牺牲是党的损失，我回忆他自从接受党交给的新任务，从来没有半句推诿，立即挺身前往。很值得我佩服，大家要学习他布尔什维克的顽强性……。
1991年9月29日赵力之（接穆彬任介休铁北办事处主任、原山西省委常委副省长）说：1938年史健任介休县委书记，大刀阔斧，很有魄力，时间虽短但建立了四个区委，对开辟介休，打开局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超人地方是勇于开拓，敢干敢负责，敢于使用干部，知人善任，不怕锋芒毕露，不用唯诺平庸，喜用敢作敢为之人。如穆彬有能力但有楞角，身上带刺爱提个意见好抬杠，除了史健没人敢重用他。史健培养他，给解决了党籍，放手使用，任铁北办事处主任，还提拔为公安局长、沁源县长。没有辜负史健的信任，穆彬也确有真本事，善于打开局面，不得不令人佩服。
1991年10月12日郭树森（沁源武装自卫队三中队指导员、山西省司法厅副厅长）：1939年，中心县委书记史健是位很不简单的书记，非常有魄力，否则打不开沁源的局面，沁源工作出色与史健是分不开的，沁源围困战的基础是史健打下的。史健是个了不起的干部，所以敢用了不起的人，他起用了穆彬，由县公安局长当上了沁源县长，反“十二月政变”中穆彬功不可没。
袁之平：穆彬直爽干脆，对党忠诚革命意志坚定，执行上级指示非常严肃。工作中从不计较个人的得失，书法有一定基础，好饮酒善言辞，好辩论较自信，牺牲时慷慨赴死从容就义。这是我军情报侦察工作上的一大损失。
李溪林：（赵城县委书记兼赵城敌工站站长/太岳军区同蒲谍报站站长，原国家安全部咨询委员会副秘书长）：二地委敌工部长穆彬主持辖区的全部情报工作，尤其重点针对临汾。1941年他潜入临汾，任驻日师团的情报系系长（主任），实际负责该师团(先41后69师团)的对华情报工作。二地委是太岳区的前沿，面临同蒲沿线各城市，尤以日师团驻地临汾最为瞩目，成为各方情报战的焦点。不仅是太岳军区的情报重点，也颇受上级重视，均聚焦临汾多管齐下。有的经十八集团军前线总参谋长左权直接派遣，经区党委书记安子文介绍，常驻二地委的敖纪民（敖白枫、高锦明、129师情报科科长、后继陈赓任太岳军区情报处长、原内蒙自治区党委书记）协同史健一起共同安排临汾的情报工作。关于太岳区同蒲、白晋两条铁路沿线敌占城市军事谍报工作桑曲会议后，我被任命为八路军太岳军区同蒲谍报站站长，主管沿线十几个县的情报工作，白晋谍报站站长由军区情报处副处长康副申兼任，袁之平负责瓦解敌军的工作。
柳雨峰(刘桂衡，太岳军区情报处派遣科科长，情报处副处长，原外交部司长，副部长待遇):穆彬对党忠诚，积极勇敢，很机警奌子很多，在我党的情侦工作中有很大的贡献。
高首先（郭钦安夫人、副省级原山西省妇联副主席）生动形象回忆了穆彬，她与穆彬曾同路由寿阳到介休。认为穆彬老练头脑灵活善言辞，城府深像个商人，不像我们这些青年学生天真单纯。这恰々是他善于应付敌人，胜任敌后潜伏工作的优点。
因穆彬1946年牺牲的早，又长期从事隐蔽的地下情报工作，事迹鲜为人知，是位有重大历史贡献却被长期埋没的英雄。上述三大功绩中任何一项，都非同凡响彪炳史册，我们应该永远铭记他。
以上据我采访曾远、赵力之、李溪林、刘迪、李纯、高首先、郭树森等，参考任振福1990年10月31日《介休县党史资料》和《孝义县志》（海潮出版社1992年6月第一版第821-822页）、任的采访纪要，及李志敏“小铁流”、周力《征途实录》、袁之平《运城党史资料通讯第16期第612页》、陈涛《和魔鬼打交道的五年——临汾情报工作回忆》等史料汇总后整理成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