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件七：抗战时期日本对中华文化古物的抢劫
早在甲午海战时，日本帝国博物馆总长九鬼隆一就起草过一份《战时清国宝物搜集办法》。天皇同意后，《办法》被派发给日军的海陆军将领，于是大规模的掠夺便开始了。
日本侵略者抢劫和破坏中国文物，有计划和有规模者可追溯至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其时，日本宫廷顾问九鬼隆一就亲手制订“战时清国宝物搜集办法”。1900年8月，日本联队长栗屋大佐在北京就掠走文徵明绘画1卷，明代铜制香炉1个，玉器10件，及香炉、手箱等。
1902年至1914年间，日本曾先后三次派遣以净土宗本愿寺派第22世门主、大谷光瑞为首的中亚西亚探险队，深入中国境内，从事名为考古，实为盗窃历史文物的活动。他们在中国西部地区窃取了大量的历史文物，其中较突出的是9具人体标本(木乃伊)和5块方砖形彩墨书墓志铭(最早的是北魏延昌四年，最晚的是公元662年)，以及公元500-640年间墓葬中的“人首蛇身(伏羲女娲交身)图”。这批文物共7531件，部分被盗运到日本的京都恩赐博物馆。
1911年，日本海军旅顺镇守府司令长官富冈定恭，把中国东北地区三大古代刻石之一的唐代旅顺黄金山麓的“鸿胪井”刻石，盗藏至日本宫内省帝室博物馆。“鸿胪井”刻石是关于唐朝与渤海关系的一件珍贵信物，说明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
考古发掘是一项非常严肃的科学研究工作，需要考古工作者进行大量的艰苦细致的努力，通过科学发掘和对地层学、类型学等进行研究，揭示发掘对象所包含的文化面貌、特征、性质及其经济、文化特点，以及当时社会发展阶段和文明发展历程。在沦陷区，一些日本考古学者无视中国主权，对中国各地墓葬、遗址进行劫掠式考古调查和发掘。
早在日本占领大连时，东亚考古学会、满铁会社、满蒙文化协会等对大连地区的主要历史遗址，进行发掘与掠夺。1927年他们发掘了貔子窝先史遗址。1928年“调查”了汉代牧羊城址。1931年发掘了营城子汉墓，临摹了古坟壁画，收罗了许多文物。
1933年6月8日，以原田淑人、池内宏为首的日本东亚考古学会发掘队，发掘渤海上京龙泉府的宫殿遗址。此次共发掘宫殿址6处、寺庙殿堂址1处、门址2处、陵墓1座，清理了禁苑的两处亭榭址、1处殿址及外城墙垣，获得了大批文物。
1935年和1939年，日本考古队还对我国辽代遗址进行发掘，在辽祖阿保机寝陵等地发掘的珍贵文物，如阿保机夫妇的玉册残简也被盗运东京。
1937年，鸟山喜一调查了吉林延吉地区的渤海时期城址和其它遗迹，包括北大古城址。同年，日本人发掘吉林珲春的八连城的3处宫殿址。
1942年春和同年7月，鸟山喜一、驹井和爱等又对八连城进行盗掘，这使保存状况不佳的八连城址遭到很大破坏。1943年，又发掘了吉林和龙的西古城。渤海国遗迹，特别是都城址，如东京城(上京)、八连城(东京)、西古城(中京)宫殿址均遭发掘。
1936年起，原京都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水野清一、长广敏雄等，开始对中国南北响堂山、龙门石窟进行调查。结果，他们从中国陆续取回了有关龙门、云冈的石窟资料5600件，石刻资料8000件。这些文物，现在仍保存在该所东洋文献中心。他们曾因此获得1952年日本学士院“恩赐赏”。此外，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收藏中国甲骨文片3609片，大部分是从罗振玉处购买的，其中一部分是原刘铁云所藏的初期出土品，大部分是1925年与1926年的小屯出土品。
1938年，原田淑人等调查了北魏平城遗址。1940年，日本东亚考古学会和日本东亚文化协会在华北活动，由原田淑人主持发掘了邯郸赵王城遗址。
1940至1941年，关野雄调查了齐国故城遗址及滕、薛二国故城遗址。1942年到1943年，原田淑人又发掘了曲阜汉鲁灵光遗址、商都殷墟遗址等。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高井冬二等人则在北平周口店遗址发掘。一些日本人还在大同等地对古遗址进行考古发掘。
各地文博机构损失严重
位于承德避暑山庄的宗镜阁，建于1761年即乾隆二十六年，高2丈2尺6寸，呈正方形，柱高9尺，梁、柱、窗、门、匾额等处雕着飞龙、白云、花卉等各式浮雕，不但造型优美，而且工艺复杂，该殿共用青铜207吨。1944年10月间，日军派工兵拆毁了宗镜阁铜殿，以此制造枪弹。据辽宁档案馆档案记载，被拆毁的宗镜阁铜殿，共装26大箱、30捆。作为世界艺术珍品的铜殿便这样从中国消失了。位于避暑山庄周围的外八庙，融和了我国多民族的艺术风格，它是规模宏大的皇家寺庙及佛教圣地，1933年日军侵入后受到严重破坏。
日军不仅毁坏外八庙和避暑山庄的园林建筑，而且抢劫了其中的珍贵文物，其中有各式镀金、银佛像143尊，饰品120余件，用金字书写的、珍珠装饰而成的用汉、蒙、满、藏四种文字写成的《甘珠经》、《丹珠经》两部。
南开大学被日军摧毁之后，学校原有大钟寺赠送的一口大钟，重18000斤，钟面刻有全部《金刚经》，是罕见的历史文物，也被日军拉走，熔做枪炮子弹。
北京中山公园石牌坊北边，为纪念辛亥革命滦州起义烈士王金铭、施从云而塑建的2具铜像，1941年，也被强迫献铜而抢走。
1942年8月至1945年6月，日军在华北屡次向各机关及商民征集铜铁料，仅北平社会3次“献铜”1264154斤，其中不乏有价值的古物。北平故宫博物院和历史博物馆内被日军搜刮金缸金屑和铜铁器等计达220余吨，其中故宫博物院铜缸66口，铜炮一尊，铜灯亭91件，历史博物馆铜炮3尊。
河南省博物馆被日军第2935部队迫献铁炮43尊，被开封市伪政府迫献铜钟1个，被开封日本陆军联络部迫献铜炮2尊，铜云牌、铜锅、铜炉、铁鼎各1个，古钱3箱。
1939年，日军劫掠了杭州净慈寺内的所有佛具。其中有铸造于明朝洪武年间的“南屏晚钟”，该钟全系纯铜，重达两万余斤。
1939年，日军侵占海南崖州古城的观音阁，后为田中商社株式会社所用。阁中有一口铸于唐代的大铜钟，是珍贵的历史文物。1941年，田中商社株式会社用卡车把这口铜钟运往榆林港而潜移东京。
“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在转运中失踪，更是世界科学史上的重大损失。
北京猿人即“直立北京人亚种”，1921—1923年发掘于北京市西南郊周口店镇西的龙骨山，1927年开始系统发掘。1929年12月2日，著名历史考古学家裴文中教授首先发现了第一个保存完整的北京猿人头骨，这一重大发现震动了整个国际学术界。北京猿人化石是古人类研究史上的重大发现，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成为举世公论的瑰宝。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北京人遗址被迫停止发掘，“北京人”化石不得不转存于北平协和医院实验室。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北平协和医院将“北京人”化石送交美国海军代为运出，后来传说该文物在秦皇岛附近遭到日军截夺。从此，“北京人”化石便下落不明。
由于日军焚毁劫掠，中国很多博物馆损失严重。
上海市立博物馆于1937年沦陷时，陈列品之笨重者均未迁出，全部被炸毁。陈列品迁至租界特区而复被劫持者，战后交还，然而已损失书画类115件，铜锡类270件，陶器类808件，明器类42件，货币邮票类2873件，服饰4491件，化石玉石类221件，历史文件594件，拓本照片类4565件，杂件2589件，共16568件，中西文图书2111册。(上海市档案馆藏，市博物馆损失报告，档号Q235-2-4766，第33页。)
江苏无锡县立博物馆损失金石、雕刻、书画等各类文物2000多件文物。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文物、标本被日军多次“光顾”，历史文化部损失尤多。
北平研究院发掘陕西宝鸡斗鸡台所获文物分存北平、陕西两处，北平部分被日伪移到午门历史博物馆，结果被盗走300多件，而藏陕西的文物因陕西考古会房屋被日本飞机轰炸，损失不少。
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存于北平而由王振铎保管文物，计书籍拓本字画类、器物类共88件，书籍多系乾隆刊本，器具多绣花屏风，宋、清瓷器及洪宪茶盖碗，原由北平南海怀仁堂北平研究院代管，北平沦陷后被劫。
广西省立科学馆于1944年被日军焚毁，损失古物390件、字画151幅。
山西省立博物馆所藏先秦铜器，魏、唐造像等诸多珍贵古物被劫掠。
中央研究院河南省古迹研究会所藏古物6500件于1938年开封沦陷时损失。
河南省立博物馆损失珍贵文物53件。1938年5月26日，日本飞机轰炸南阳，河南省图书馆转藏明代画家文徵明所绘《长江万里图》16大幅和明代璐王朱常淓所存《中国全图》一巨册，化为灰烬。
南阳民教馆于1945年被焚毁，馆中所藏壁画64幅、古物170件、古书板1000块被毁。巩县石窟寺造像200余尊被毁。
日军在南京的文物大洗劫中，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损失古物1679种。曾昭燏在南京傅厚岗34号所藏者古物类86件又1箱，书籍类55件又2柜，及古服饰衣物等，被日军搜掠一空。
战前，全国比较有影响的博物馆37家。战事起后，各省设立的博物馆或迁移，或停办。如广西省立博物馆三度改名，文物四度迁移，损失严重。1944年全国仅存博物馆18家，较战前减少一半以上。其它如附设于学校或图书馆中的博物馆则有四分之三被毁。
私人文物收藏蒙受空前劫难
在1932年日军制造的“一·二八”事变中，原农矿部部长易培基，就损失书籍207箱，内有宋元本7种，精抄本40余种，明刻本450余种，殿本50余种;碑帖1300余种，内有明拓20余种，故宫铜器拓片200余种;瓷器7箱，内有明瓷及乾嘉瓷40余件;铜器30余件，内有楚宫钟及汉鼎彝弩洗17件，六朝唐造像10尊，元权4件;石器13件，内有汉石经13方，魏唐墓志3方，魏唐造像4方;雕漆器24件，内有明嘉靖大瓶4、屏风2，嘉靖小瓶6、小盒2。
1938年4月8日，日军谷国元治郎部入侵山西襄垣县城，唐代古屏两对和金佛、玉塔、古画等众多文物被抢夺。1938年6月，日军土肥原贤二所属合井部队在开封查抄冯翰飞住宅，劫走《吴道之山水》立轴一幅、宋人画《儿童戏水图》立轴一幅、《王石谷山水》立轴一幅、《戴醇士山水》立轴一幅。
南京陆禹云先生“半生喜著古钱，精鉴别，所藏不下万金之价值。此钱在仓促间未携出，悉被贼劫”。1945年5月，日军中支那派遣军镜字第6806部队楼井信二，从原教育部官员王鲲楚家中，劫走郑板桥书屏4幅、郑板桥中堂花卉一幅及曾国藩所书对联2幅。
福州左赋才，1944年10月，被劫去宋明古玩、瓷器、花瓶等多件。桐乡范文治，1937年11月被掠去各式细瓷花瓶、瓷佛、朱红碗、陶器、古钱等四五十种。
至于学者被掠夺的古物，可以燕京大学教授顾颉刚为例。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顾颉刚前往重庆，而留在北平的书籍、字画、碑帖、金石、及信札、手稿等，全部被掠夺。其中，有印章150方、照片1000帧、古钱650枚、古镜3个、石刀2柄、古经2卷。
从以上数端，便可窥个人损失之一斑。而学校、机关、团体之损失，为数更巨。如，战后北京大学申报文科研究所为日人占据期间遗失物品：古钱206件、铜矛2件、古铜镜14件、古铜印7件、金类车饰6匣(孟津出土之车器400余件)、封泥48件、甲骨20余片、艺风堂拓片千余件(内有龙门石刻造像全部拓片)、北平碑志百余件，文献类有明清帝王诏书、敕谕、题本，大臣奏表、贡表、贺表、谢表，宝钞、地图等。1940年3月，日军占据北京西郊建于辽代的大觉寺，将寺中宝物劫掠一空。损失宗监法林经版438块，雍正御笔四宜堂古铜匾1方，佛像26尊，大明古铜磬1口，广锡大、中型供器37件，慈禧御画中堂、王石谷山水六尺中堂等字画26幅，及被击毁古辽碑1座。西北科学考察团珍贵文物2144件于1942年3月在汉口被敌劫掠。
1946年3月，民国政府教育部编制的《中国战时文物损失数量及估价总目》，记录我国17个省、市、区图书、文物、字画碑帖、古迹古建筑等的被掠夺和破坏的情况，初步统计出中国被劫、遭毁公私文物有3607074件又1870箱，古迹741处。由于是初步统计，实际损失远不止此。1946年下半年，南京就申报损失古字画2.8万件、古玩7300余件，尚不包括中央研究院殷墟发掘所的古物、陶片等和该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954箱文物。
古籍图书惨遭空前掠夺
近代以来，日本屡屡对华发动侵略战争，并采用多种手法搜集与劫掠中国的图书典籍。
为了有效的掠夺中国图书，日军曾组织专门机构：“满铁调查部”，主要搜集有关苏共和中共的情报资料;“满洲国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活动在东北地区，任务是搜集各种中国古籍;“新民会”是华北地区受日本特务机关控制与操纵的所谓“民间组织”，搜集有关抗日图书文献是其主要任务之一;设在东京的“政治经济研究所”，主要搜集政治、经济方面的图书。
1929年日本外务省直接插手秘密获取杭州“东海藏书楼”典籍，不仅提供运作的经费，并具体策划将典籍以外务省的公用货物名义，利用外交豁免权将其劫运至日本。
1931年至1945年，日军对中国图书事业造成巨大破坏，据美国在华人士估计，中国图书损失在1500万册以上。战争期间，日本军人、学者自发的或有组织的掠夺中国图书典籍，配合和支持对中国的侵略。
1937年12月13日在上海成立的日军“中支(华中)占领地区图书文献接收委员会”，以“满铁上海事务所”、“东亚同文书院”、“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等机构成员为骨干，搜集上海、南京、杭州等地的图书。此外，还有军方各种组织(如调查部、宪兵队等)及私人劫夺中国的图书组织。虽然日军不会主动留下掠夺的证据，但还是有许多证据确凿、有案可稽的掠夺案例。
1938年6月，故宫博物院太庙图书分馆被日本宪兵搬走书籍314册，1939年3月被日本宪兵搬走杂志6551册。1941年9月东京帝国大学图书馆的中田邦造到北平索书，新民会便以“寄赠”的形式交付给东京帝国大学，战后归还单行本6071册、杂志以及报纸计14734册。
1937年7月29日，日军飞机炸毁南开大学木斋图书馆。日军将部分南开图书直接掠至日本。战后在日本寻获南开图书190箱，于1947年4月3日从神户港运归中国。日本学者松本刚研究认为，“战后，尽管有统计表明京都大学归还给南开大学的图书有10566册，但是实际被掠夺走的情况依然不明。”
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以收藏国学典籍见长，有钱塘丁氏的“八千卷楼”藏书及其他珍贵版本，1937年日机空袭时，仓促选宋元精刊及孤本等善本装110箱藏于南京朝天宫故宫博物院分院地库。1940年2月敌伪冲破地库，劫走全部图书。战后清查，该馆缺少甲库善本(宋明元版)141种计542册。此外，《陶风楼藏名人手札目》缺少283人的全部或部分手札1042函，共3417页。
金陵大学战前藏书以地方志及丛书为大宗，尤以全国方志农业小册最珍贵，战后统计，共计损失73928册，其中部分图书被劫往日本。1948年11月6日，在日本发现的金陵大学图书426册，随同两广地质所、上海阿乐满律师事务所被劫图书，在名古屋由海辽轮启运回上海。
1940年5月，日本中支那派遣军胜字第4218部队长田清清郎陆军少佐在江苏省嘉定县外冈镇，就劫走地方志535种、以及《图书集成》、殿版《二十四史》各一部。1942年3月，日本宪兵劫去常熟县立图书馆图书224册。
1938年12月，日本南支那派遣军司令部从广州沙面黎氏家劫去宋版《十三经注疏》、《韩昌黎文集》、《欧阳文忠公文集》、《王安石集》等宋版书11种。广州陈伯衡的《粤东笔记》一书，为清代提学使李调之所著，十分珍贵，被日军崛部春幌“借”去，屡索不还。粤北乳源县被占后，清康熙26年张洗易编纂的《乳源县志》被掠夺，致使中国国内失传，1981年北京图书馆在日本发现此志，才从日本影印回来。
抗战初期，人们认为香港安全，重要图书典籍便转藏港城。1942年2月2日，日军南支那派遣军特别调查班在谍报人员竹藤峰治引导下，查抄了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劫走该馆所存大陆图书：中央图书馆典籍35000册;中华图书馆协会图书210箱、私立岭南大学图书20箱、国立北平图书馆70箱又零散文献3787册、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图书5箱、王重民东方学图书3箱。香港遭劫夺的文献中，有28种可谓“国宝”，如宋刊本《五臣注文选》、《后汉书》、《礼记》、明写本《永乐大典》数卷。岭南大学图书馆贮存于香港中国文化研究室的书刊约11000册，包括《大清实录》及地方志等，全部散佚，寄存香港岭南分校的善本书12箱，亦失去6箱。中央图书馆典籍35000册，为战时在江南沦陷区收集的民间珍藏典籍，其中有吴江邓氏群碧楼藏书、常州费氏藏书、杭州胡氏藏书。郑振铎所藏3000册元、明版书，也在香港遭劫。
1940年9月日军进驻法属印度支那，收押了由美国运往重庆的“援蒋物资”，其中图书约6000册。
日军还利用伪政权助其掠夺中国图书。如1942年4月，日本兴亚院华中连络部沼田宏、满铁上海事务所庄野英三、东亚同文书院大学鹈鹰幸藏、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西村舍也、东亚研究所上海支所藤井正夫代表日本5机关在南京获得汪伪中央图书馆“赠送”的复本图书30956册。
被掠夺至日本的图书，有典籍方志善本，有利于侵略的中国重要政治、经济资料。日本东京东亚研究所就有劫自我国的书籍共15470册。由于种种原因，战后仅从日本追回书籍158863册。其中，中央图书馆存香港被日军攫取之善本书籍3.5万余册，抵日后由陆军参谋本部移交文部省发给上野之帝国图书馆。战局危迫后，该馆将原书分3批疏散，最贵重者运长野县山形县保存，次要者运伊势原地方保存，其较普通者仍存该馆地下室。这些古籍被寻获后，于1946年分两批空运、船运回国。
自1943年起，仅东京市的“北支那开发株式会社”事务局资料课等5家日本机构就从南京获得有关中国经济情报的图书资料5803册。一些机构还以学术交流的名义，向南京汪伪当局索取图书。
南京沦陷期间，日本从未放弃对所掠夺图书的控制。即使1941年出于扶植汪伪政权的宣传需要，日军形式上将图书“移管”于汪伪图书专门委员会，但该委员会还是由日本人控制。所谓图书的“归还”，只不过是“从左手换到了右手”。
在沦陷区，日军曾将各地散乱图书搜罗集中起来，后来将部分图书交由伪政权保管，并没有全部直接劫运日本。因此，战后一些日本的当事者否认日军的掠夺行为，甚至说是他们“拯救了战火下的中国文献”。其实，图书没有全部劫往日本，是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想到日本会被打败，中国若成为日本的殖民地后，在现地运用会有很多便利。至于后来将部分图书交由伪政权保管，并没有改变日本的实际控制权，“移管”是为支持伪政权而采取的一种宣传欺骗策略。可见，即使图书资料没有运到日本，其行为性质也是掠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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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艺术市场杂志
2020年11月18日2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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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千年的国宝《赵城⾦藏》
19⽶孤本经卷震撼发现
20余位专家学者在京研讨学界专家⾼度评价11⽉16⽇，“《赵城⾦藏》遗珍——妙法莲华经⽂句卷⼋学术研讨会”在国家图书馆古籍馆举办。研讨会由荣宝斋主办、北京荣宝与在艺承办、云杪⽂化与国图创新协办。研讨会现场作为旷世国宝，《赵城⾦藏》每⼀次公开露⾯都会引起学界极⼤震动。此次“妙法莲华经⽂句卷⼋”是公共机构收藏以外的《赵城⾦藏》⾸次公开亮相，所以研讨会当天全国20位古籍佛学领域学者专家——“中国古籍界半壁学术江⼭”齐聚北京，他们分别来⾃国家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学、清华⼤学、浙江⼤学、故宫博物院、中国古籍保护中⼼、国家⽂物局出版社、中国⼈民⼤学、南京⼤学、南开⼤学、北京师范⼤学、暨南⼤学、中国佛教协会、中国佛教⽂化研究所等近20家⾼校及研究机构。嘉宾合影研讨会围绕⾸次公开亮相的《赵城⾦藏》孤本巨帙——妙法莲华经⽂句卷⼋，此卷长达19⽶、蒙元时期原纸、燕尾收尾、品相完好，探讨《赵城⾦藏》在宋⾦时期的刻印与传承，民国时期发现与抢救，建国后修复、保护、研究等议题，充分肯定《赵城⾦藏》新⽂献——妙法莲华经⽂句卷⼋为真⾝，并⾼度肯定其⾯世的重要版本、⽂献及历史价值。活动现场空镜旷世国宝，被誉为“天壤间的孤本秘籍”《⼤藏经》是佛教典籍的总集，在迄今发现的佛教典籍中，汉译本保存数量最为可观。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原副所长、《中华⼤藏经（汉⽂部分）续编》副主编张新鹰介绍：“从唐代开始有⼈⽤写本的形式编纂佛教典籍，直到北宋开宝年间，在官⽅主持下才有了中国第⼀部完整的⽊刻版⼤藏经《开宝藏》。”因此，《开宝藏》成为历代雕版印刷⼤藏经的⿐祖。张新鹰-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原副所长，《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续编》副主编、编审时⾄今⽇，《开宝藏》留下来的经卷寥寥⽆⼏。中国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赵城⾦藏》权威专家李际宁在研讨会上说道：“作为六千多卷的《开宝藏》现在全世界剩下12卷，加上⼀块残⽚13卷，现在只能借助⾎缘关系最近的《赵城⾦藏》和《⾼丽藏》进⾏研究，⽽《⾼丽藏》又没有天台教典跟慈恩宗的典籍；到晚清、民国的时候，宋元明清各代覆刻的⼤藏经⼤部分都散佚了，此卷《赵城金藏》天台宗的重要经典妙法莲华经文句卷八就保留了北宋入藏的最早最原始的文献资料与状态，显得弥足珍贵。”李际宁-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赵城⾦藏》作为《开宝藏》覆刻本中的孤本，是当今⼤藏经中卷帧最多、世界上仅存的⼀部，堪称“遗世孤本”“旷世国宝”，共计6980卷，约6000余万字，现存4800余卷，因1933年发现于⼭西赵城⼴胜寺⽽得名，不论是在版本和校勘方面，都具有无可比拟的文化及历史价值，被称为“天壤间的孤本秘笈”。1934年，著名居⼠蒋唯⼼前往⼴胜寺考证，写成《⾦藏雕印始末考》，1.5万字长⽂对《赵城⾦藏》的历史谜团进⾏了全⽅位的梳理和论述，⾄今是这⽅⾯最具权威性的考证⽂章。根据蒋唯⼼的考证，《赵城⾦藏》是由⾦代民⼥崔法珍断臂募缘刻成，众多佛教信徒“施钱、施树、施骡、施布，倾其所有”，甚⾄“有破产鬻⼉应之者”，劝募地区遍及晋南和秦西各州县——历时约30年，毁掉⼀部《开宝藏》，覆刻⽽成《赵城⾦藏》。这让《赵城⾦藏》的诞⽣蒙上了⼀层“神话”⾊彩，李际宁认为崔法珍的确接替实公法师主持刻印了⼤藏经，并且她与1933年在⼴胜寺发现的《⼤藏经》存在可证联系，“主持刻印⼤藏经的实公法师去世之前将刻藏任务交给了崔法珍，⼤定⼗⼋年崔法珍刻完⼤藏经运到⾦代的⾸都中都（今北京），皇上赐其⾐德号，命她为弘法⼤师，崔法珍建议将经版也运送到中都，于是这套经版⼀直在中都保存下来。到‘蒙古时代’，经版出现残破，崔法珍就发动北京周围的寺院、信众助缘补雕。⼤概隔了20年，⼴胜寺僧⼈重修⼴胜寺，请⼭西临汾的⼀个经坊到北京印刷⼀部《⼤藏经》，这样这部《⼤藏经》就在⼴胜寺流传下来了，⼀直到1933年在⼴胜寺被重新发现。”
孟宪钧-国家文物局出版社编审何孝荣-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成建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东方哲学研究室研究员、东方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能仁法师-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佛学研究》编辑部主任红⾊基因，成就国家图书馆四⼤镇馆之宝近⽇，中央⼴播电视总台开播六集纪录⽚《炮⽕下的国宝》，于第五集重点讲述国宝《赵城⾦藏》的传奇故事。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抢救，《赵城⾦藏》才有机会与《四库全书》《敦煌遗书》《永乐⼤典》并称国家图书馆四⼤镇馆之宝。从上世纪30年代发现起，⽇本各⽅⾯就觊觎这部《赵城⾦藏》，最早⽇本东⽅⽂化研究所愿出22万银元购买，遭拒后仍不死⼼，陆续派遣僧⼈游说⼴胜寺，试图⾼价买断。随着抗⽇战争的爆发，⽇本军⼈开始蓄谋掠夺《赵城⾦藏》。在战⽕之中，中国共产党命太岳区连夜秘密抢运，将5000卷藏经安全转移出寺庙。李万里-太岳二地委书记史健之子，原中国企业文化研究院副秘书长当年参与抢救任务的太岳⼆地委书记史健是个关键⼈物，其⼦李万⾥为了还原⽗亲史健当年如何参与保护《赵城⾦藏》的历史，李万里先生花了40年时间，采访数⼗位当事⼈。他在研讨会讲述了抢救始末。1942年2⽉，时任太岳区第⼆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的史健接到临汾情报站穆彬的情报，⽇本⼈想抢掠《赵城⾦藏》，但是没有找到藏经⼜。如果不是穆彬和⽗亲都了解《赵城⾦藏》的重要价值，李万⾥想，“任何的迟疑或是拖延都会导致擦肩⽽过。”史健层层上报到延安党中央，延安电报批复，派⼀个连80多⼈连夜⾏动，转移国宝。“⼆地委以运公粮为名组织⼲群和驴马帮助运输，⼤概在晚上8、9点钟⼊寺，从3⽶多⾼的⼆层佛座将经⽂递下来，在12点左右全部完成，送往⽯门峪存放。两个⽉之后，⽇军再次进⾏扫荡运动，史健命令将⼠背经转移，分配每个⼈⼆⼗余卷，历时两个半⽉抵达太岳根据地的核⼼庆远县，秘密存放⾄一处隐蔽的煤窑之中，这才躲过⼀劫。”这批国宝，在战⼠们背上保留下来，1945年，《赵城⾦藏》被交附于当时的北⽅⼤学保管，直⾄1949年北平解放，⽂化接管委员会⽂物部才将《赵城⾦藏》移交给当时的国⽴北平图书馆。⾄此，结束了它跌宕起伏的逃⽣经历。新中国成立后，《赵城⾦藏》成为⾸个由国家拨款的⼤型古籍修复项⽬，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曾先后过问指⽰，最后历时近17年，这部煌煌巨帙于1965年修复完毕。李致忠-国家图书馆发展研究院原院长、全国政协委员因此，国家图书馆发展研究院原院长、全国政协委员李致忠认为，在战争年代，中央对《赵城⾦藏》的保护政策也使得它带有“红⾊基因”，这也是其他⽂物不能相⽐的。“若⾮中国共产党在战争年代依旧专注保护⽂物，就不会有《赵城⾦藏》的传奇今⽣”。
章宏伟-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所长、研究馆员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所长章宏伟认为《赵城⾦藏》是中国⼤藏经的⼀个传奇，“其⼀，中国第⼀部⽊刻⼤藏经《开宝藏》存世寥寥，现在只能通过《赵城⾦藏》⼀窥全貌；其⼆，中国⼈对于这部⾦藏的传承、保护——尤其是在抗⽇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本⼈的觊觎下极⼒抢救出来，⼏经转移，这才有了今天存世的4800余卷。”李申-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续编》副主编明杰法师-中国佛教协会综合研究室主任徐文明-北京师范大学哲学院教授
王红蕾-中国古籍保护协会副秘书长19⽶巨帙新卷⾯世，归宿何处牵动学界的⼼长达19⽶的妙法莲华经⽂句卷⼋重新发现，对《赵城⾦藏》巨帙⽽⾔是重要补充，也引发学界和收藏界热议。研究《赵城⾦藏》30多年的李际宁，仔仔细细观摩了经卷，确认这的确是《赵城⾦藏》原件，“从纸张、字体、乃⾄版式、千字⽂的名字号的写法、刻法，都跟我们所知的⼀样。”他特别指出，“妙法莲华经卷⼋中第37版的挖改版充分体现了《赵城⾦藏》的刻印过程中与《开宝藏》的覆刻关系，公认的⽂物价值以外也具有极⾼的⽂献价值”。
冯国栋-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学古籍研究所教授冯国栋认为“卷⼋”在1934年之前就不在⼴胜寺了。“蒋唯⼼在《⾦藏雕印始末考》中，关于法华经⽂句留有⼩字备注存三卷，但没有写明是哪三卷，根据后来的流传情况，得知这三卷是卷⼆、卷三和卷五。后来任继愈先⽣作《中华⼤藏经》时因为没有法华经⽂句的⾦藏本，⽽⽤了南藏本做底本。所以，卷八在蒋唯⼼1934年去⼴胜寺调查之前应该已经流传出去了。在李际宁的考察中，现存全世界公共收藏的《赵城⾦藏》算下来不到4900卷。“过去中国国家图书馆正式编号的是4813件，最近库房⾥收藏的两件残本也相继编号；除国图以外，上海图书馆12件，北京⼤学7件，上海博物馆1件，⼴西博物馆2件，河北大学图书馆1卷，中国台湾3件，另外⽇本各大博物馆和高校图书馆等藏有40多件；德国的巴伐利亚图书馆还有1件。”翁连溪-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原馆长、研究馆员正因为在市场流通中极为罕见，学界对于该卷的归宿颇为关注。翁连溪是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原馆长、研究馆员，过去⼏⼗年作为专家曾在国外博物馆调研时见过⼏卷《赵城⾦藏》，他说由于都是孤本，现在市场上出现这种卷⼦太难了，“不管出现哪⼀卷，出来⼀卷就是国宝。”他建议最好能够回到国家机构，如果是私⼈收藏也希望将来捐给国家机构，这对于古籍⽂物的保护实在非常重要。
何奇峰-北京荣宝拍卖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另⼀⽅⾯，也是由于市场流通稀缺，《赵城⾦藏》在公众认知中其实略逊⼀筹，“主要还是市场主导关注度的因素，公共知名度很多时候是因为市场价格的天价，但《赵城⾦藏》在学术界的地位⾮常之⾼，这次在国内市场应该是第⼀次上拍，希望借助市场⼒量能够推动公众对这段⽂化历史的关注。”北京荣宝拍卖常务副总经理何奇峰说道。
湛如法师-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院副院长，北京大学佛教典籍与艺术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南亚研究中心副主任⽆论如何，此次《赵城⾦藏》妙法莲华经⽂句卷⼋的问世，得到了学术界、宗教界的⾼度关注。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北京⼤学佛教典籍与艺术研究中⼼主任湛如法师认为，“《中华⼤藏经》重新编辑的时候能以《赵城⾦藏》作为底本，其版本价值不⾔⽽喻。”张新鹰也呼吁《赵城⾦藏》的版本价值、⽂献价值、⽂物价值极为珍贵，“它的装祯形式与《开宝藏》⼀样都是卷轴装，《赵城⾦藏》之后的⼤藏经基本上都是经折装，现在流传下来吉光⽚⽻，⾮常难得。”李林昊-北京荣宝拍卖典籍部经理原国家图书馆馆长任继愈先⽣曾⾔：“《赵城⾦藏》已超越‘国宝’，属于世界⽂化遗产。”跨越近千年历史，北京荣宝拍卖典籍部经理李林昊作为新一代年轻的市场专家，他说：“《赵成金藏》不仅仅是现在我们能看到现存最早且最完整的佛教⼤藏经，也是涵概了哲学、历史、语⾔、文学、⽂字、建筑、医学、历史等，并且通过中国先进发明技术雕版印刷来完成的百科全书。可以说是一项宏伟文化工程壮举，是全世界范围内的珍贵遗产，是我们中华文明带给人类文明史上的一颗明珠，对中国和东亚，东南亚以及世界文化都产生深远且持续的深刻影响。”据悉，“国宝孤本《赵城⾦藏》暨唐宋重要佛教典籍特展”将于11⽉27⽇-30⽇在荣宝斋⾸次公开展出，随后前往上海图书馆、杭州图书馆等地巡回展出，并于12⽉20日在北京荣宝拍卖公开拍卖释出。杨维中-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张文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副所长，博士生导师赵前-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张德伟-广州暨南大学副教授谢晓冬-在艺科技、云杪文化创始人一念莲花开.佛教典籍与古籍善本专场
Lot:1072金代赵城金藏妙法莲华经文句卷八1923×29.5cm。
附件七:2020年11月28日八路军研究会参加荣宝斋《赵城金藏》座谈参观人员55人。
陈知建少将：八路军研究会会长、太岳军区司令员陈赓之子
王桂莲（陈知建夫人）
安民副部长：八路军研究会副会长、太岳区党委书记安子文之子
安朋卓：（安民之子）
安怿宁：（安民之女）
刘进：八路军研究会副会长、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外孙
安国副部职：太岳区党委书记安子文之子
安思宇（安国之女）
张小娴（黄克诚大将儿媳）
周南征：八路军研究会秘书长、三八六旅参谋长、原海军副司令开国中将周希汉之子
牛二林：太岳分会副会长、太岳行署主任、原国务院财贸办副主任牛佩琮之子
牛三林：太岳行署主任牛佩琮之子
牛三林夫人
李万里：太岳区二地委书记史健之子
李宁：史健之孙
李景明：决死一纵队参谋主任、太岳一军分区副司令、原五机部部长、武汉军区第一政委、开国中将李成芳之子。
马志宏（李景明夫人）
桂林瑞：太岳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长桂绍彬之子。
陈怀申：八路军研究会办公室主任、太岳军区司令员陈赓之孙女
宋志坚：太岳二地委组织部部长、原吉林省委书记宋洁涵之子
张亚林、张亚来：太岳第二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原轻工部副部职张天珩之子
郑东：张亚来外甥（张天珩外孙）
韩京京：八路军研究会副秘书长、晋察冀二军分区四团团长、原北京军区副司令韩伟中将之子
杨国斌：太岳分会秘书长
林荣：临汾旅旅长王镛烈士之女
袁钢民：太岳二军分区敌工干事、原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副总经理袁之平之子
南自卫：决死1纵队57团政委、太岳纵队政治部组织部代部长南静芝之子）
李嵘：太岳一地委秘书长、原教育部政教司司长李纯之女
史戈：绵上县委书记、太岳一专署专员、原民政部副部长史怀璧之孙
周小韵：太岳行署专署专员、原北京师范大学副书记周义中之女
浦天（周小韵之子）
孙健生：洪洞县武委会主任、原北京市一轻局局长孙礼（孙明烈）之子
霍临明、霍临春：霍钟秀之女
宋荐戈：
贾慧芳：
赵政平：赵喜忠之女
贺卫宁：
王行一：
袁媛：
王晋明：
唐志刚：
刘艳：
陈蕾蕾：
刘汉勇：
张国欣：
孔繁民：
李远玲：
葛夏：
刘浩：
王行一
赵惠民：
王棣：
郭安民
李燕
附件六:八路军《虎囗夺经》，救出弥足珍贵国宝，创下千载难逢历史功勋，可歌可泣万古流芳。一时成为热点，媒体聚焦，竞相传颂。包括央视等多部纪实影视节目播出，央视”炮火下的国宝″第五集《虎口夺经》，《国宝背后的故亊》，”探索发现″《赵城金藏》三集，”国家记忆″《文脉传承》，”国宝档案″《赵城金藏争夺战》，”国图风云志”《国宝重光》，《国家图书馆——赵城金藏》，”子午书简”《国家图书馆镇馆之宝——赵城金藏》，央视历史宗教纪录片《赵城金藏》二集，《烽火护宝》，”映像”四大镇馆之宝《赵城金藏》，“读书时间”《两卷佛经的传奇故事》，《山西文化瑰宝之喋血传奇》，《旷世国宝——赵城金藏抢运史》，《国宝赵城金藏的前世今生》，”寻宝中华《赵城金藏》”，”红色风华″第28集《国宝抢运》，《馆藏故事》第52~55集，档案文献纪录片《记忆》第40集，”国宝传奇”佛门至宝《赵城金藏》之迷，山西电视台《赵城金藏》全三集，贵州卫视”故事中国″《谍影重重赵城金藏》，湖北卫视”大揭秘”《国宝赵城金藏传奇》上下集,江西卫视”经典传奇″，还有32集的《代号山豹》、29集的《夺宝》、40集的《赵城金藏传奇》等电视连续剧播出。央视6台播放电影《国宝险途》。纪录片《颠沛的国宝》第一集《抢运孤本秘籍》在CCTV-4（中文国际频道）《国家记忆》栏目首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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