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东生
八路军驻京办事处（1937年），南京傅厚岗66号（现青云巷41号）
前言：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全面侵华。8月9日，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应邀到南京，代表中共中央和红军参加国防会议，同时继续与国民党当局谈判，协商将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
8月18日，周恩来从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处得到消息，蒋介石“同意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周恩来立即将这个重大消息电告给延安。
8月19日，周恩来和朱德离宁赴陕，八路军各项筹备工作迅速展开。叶剑英以八路军参谋长兼驻京代表身份在南京组建“八路军驻京办事处”，机要秘书为童小鹏。办事处先后在傅厚岗66号、高云岭寻得两处住所，作为办事处办公及生活用房，傅厚岗66号原为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的公馆。“八路军驻京办事处”是中共领导的军队在国民党首都南京设立的第一个公开办事机构。注：“八路军驻京办事处”（八路军驻京办）正式公开时间则较晚。
1937年8 月 23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成立长江沿岸委员会，委员有周恩来、秦邦宪（博古）、叶剑英、董必武、林伯渠，由周恩来当书记。同时，委派周恩来、秦邦宪（博古）一起再赴南京，同国民党谈判。8月底，当他们路过西安时，接毛泽东急电指示，周恩来到山西太原与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商洽八路军进入山西后的活动区域、指挥关系等重要事项。因此，秦邦宪成为了南京国共谈判的主要负责人。
前排左起：董必武、徐特立、林伯渠
后排左起：叶剑英、秦邦宪（博古）、周恩来
8月29日，中央指派上海中共办事处李克农到南京就任八路军驻京办事处处长，又将刚从上海回延安不久的钱之光派来负责军需、财务。
9月初，中共中央代表博古率团到南京，随同人员有齐光、吴志坚、康一民、李白等人。齐光负责文书、采办；吴志坚任副官；李白任报务员（后派去上海）；康一民任译电员。“八路军驻京办事处”同时成为“中共中央驻京办事处”。9月11日，八路军被编为第十八集团军，此处又称“第十八集团军驻京办事处”。9月12日，《中央日报》等披露了此消息。10月3日，朱德、彭德怀致电军政部长何应钦、参谋总长程潜、副参谋总长白崇禧称：“兹派职路参谋长叶剑英为驻京代表，李克农为驻京办事处主任，以后钧部所发与职路之一切军需、军械等，概由该办事处主任李克农负责署名领取。特电谨呈备案。”因此，“八路军驻京办事处”既是代表中共中央、也是八路军对外的全权办事机构。
齐光回忆：“1937年8月25日，洛川会议结束时，我到洛川见到了毛主席，博古等中央领导同志。本来，我要去115师师部工作，博古说我熟悉白区情况，就叫我跟他去南京。我和博古同车从洛川到西安。9月4日，乘火车去南京。一道去的还有译电员康一民、报务员李白、警卫员吴志坚等。”
“八路军驻京办设在傅厚岗66号。我们去时，八路军驻京代表叶剑英、驻京办事处处长李克农、会计科科长钱之光、机要科科长童小鹏等都已先到南京。博古是党中央代表，去南京的主要任务是继续同国民党谈判。我任办事处总务科科员，因科长王超北负责从上海采购物资运往西安，所以总务科的日常工作由我负责。”
在南京期间，李克农完成了许多紧急而繁重的任务：协助叶剑英为八路军向国民党军事机关交涉军饷、军械、医疗药品和其他军用物资，并为陕甘宁边区和八路军采购、运去大批急需用品；在博古的领导下，参与恢复和建立起长江流域和华南各地的中共地方组织、南方红军改编为新四军的谈判；协助周恩来、博古和叶剑英等人从国民党监狱里营救保释出一大批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获释的黄文杰、刘顺元、李世农、刘宁一、钱瑛、喻屏、夏之栩等人留在办事处工作。其中，在8月18日，周恩来、叶剑英到南京北郊晓庄“首都反省院”看望被监禁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周恩来当场点名营救了王根英（陈赓夫人）、夏之栩（赵世炎夫人）、熊天荆（伍云甫夫人）三人。不久，8月14日被国民党青海省党部押到南京的红军西路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张琴秋也获得释放。
中共中央代表博古（中）、八路军代表叶剑英（左）、八路军驻京办事处处长李克农（右）在办事处的合影
“八路军驻京办事处”办公处内景
周恩来、叶剑英还派人专门到南京的几个监狱调查核实，开列出名单，向国民政府要人。周恩来离开南京后，这项工作就由叶剑英主持。经多次交涉，关押在“首都反省院”、老虎桥“中央监狱”的中共人员、关押在江东门“中央军人监狱”的陶铸、王鹤寿、顾玉良等中共人员，共500多人，也分批获释出狱。
国民党首都反省院大门
一、“八路军驻京办事处”接待的第一批客人
1937年8月20日，“八路军驻京办事处”刚成立的第二天，就迎来了第一批客人。他们来自延安，主要人员是郑位三 、肖望东、张体学、程启文，外加秘书等共六人。他们来的急，走的也急。在南京只住了一晚，第二天下午就离开了。
他们为什么远道来“八路军驻京办”呢？事情要从一个多月前说起。原来，在鄂豫皖高敬亭领导的红28军与中共中央取得联系后，高敬亭希望中央能派一些干部到红28军来。于是毛主席准备从中央党校和延安红军大学抽出一批干部去鄂豫皖大别山。
1937年7月2日，毛泽东在住处接见了郑位三、肖望东、张体学、程启文四人。这四人中有三人来自鄂豫皖大别山地区，大家经长征后到达延安。
据程启文回忆：毛主席身穿旧灰布军装，裤腿上打有两个一尺多长的补丁。他满面笑容地说道：“欢迎你们，我在这里专等你们来。”他先与郑位三、肖望东握了手，再走到我和张体学面前，和我俩一一握手。随后郑位三指着我和张体学向毛主席介绍说：“他们在红25军时，都曾在高敬亭部下工作过，高敬亭对他们很熟悉，很信任。”毛主席说：“那太好了。”当时，程启文还不知道为什么要提到高敬亭。
毛主席接着说：“中国工农红军都先后进行了长征，胜利地到陕北大会合。”他指着郑、张对我说：“你们都是从大别山长征出来的同志。”又指着肖望东说：“他同我一道走了两万五千里，才同你们和陕北红军会合。我们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才剩下这批同志，党中央才在这里建立了抗日的大本营，这真是不容易啊！”
“西安事变后，我们开始同国民党谈判合作抗日问题，还在西安等地设立了办事处，这样，才从多种渠道了解到南方红军游击队的一些情况。这些游击队大致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中央红军留下的部队。中央红军长征后，在江西留下1个独立师和几个独立团，组成中央军区，由项英和陈毅同志负责，留在闽赣边一带打游击；第二部分是由红7军团与红10军合编后组成的北上抗日先遣队，在浙赣边失败后，一些部队留在当地坚持斗争；第三部分是红四方面军的留守部队，一直在鄂豫皖边地区活动。现在，恩来、剑英、博古同志正在同蒋介石谈判，主要是交涉红军改编问题，这也包括南方红军游击队如何改编的问题。目前最迫切的是同这些游击队联系上，要想方设法尽快找到项英和陈毅同志。”
毛泽东在延安
毛主席又说：“巧得很，最近，红28军有位同志派人找到红25军，向党中央转交了一个报告。”郑位三插话说：”是的，那位同志叫何耀榜，是皖鄂边区特委书记。”
“这次请你们四位同志来，就是派你们到鄂豫皖，找到红28军政委高敬亭同志。你们四人先去，中央随后再派一些干部去红28军工作。”说着，毛主席指着郑、肖二位，“你们两位为党中央的代表，由你们向他们传达党中央有关抗日的主张和指示。”毛主席又望了望张体学和程启文，“你们两位必须先行一步，找敬亭同志，联络好以后，再回程接位三、望东同志，去与敬亭同志会合。”
“从报告看，他们与敌人斗争很有成绩，很了不起。党中央高度赞扬红28军同志所取得的成绩，请你们代表党中央向他们表示问候！”说到这里，毛主席站起来，扬了扬手。
回到住处，郑位三解释说：“高敬亭和红28军与党中央长期失去联系，大家觉得必须有高敬亭所熟悉的同志随我和肖望东一起去。毛主席特地找原红25军的干部谈话。我就建议，首先同高敬亭见面的，必须是他特别熟悉的、信得过的人。”由于程启文和张体学曾在高敬亭手下工作过，所以被选中了。
郑位三对程启文和张体学解释说：“高敬亭同志和红28车与党中央长期失去联系，必须有一两个高敬亭同志所熟悉又信得过的同志随我和老肖一起去，才能取得他们的信任，便于开展工作。前两天毛主席专门找原红25军在延安学习的高级干部谈话，问大家派什么人去合适，我就提出你们两位最合适。”程启文和张体学这才恍然大悟。
7月7日，日本侵略军在卢沟桥蓄意制造事端，点燃了全面侵华的战火，中国军民奋起抵抗，全面抗战爆发。
7月15日，郑位三、肖望东、张体学、程启文、荣维轩（郑位三秘书）五人坐上一辆载重汽车从延安出发。三天后来到云阳镇红一方面军招待所住下。到南京去必须要有护照，于是大家留在云阳镇，等待西安红军办事处的电报。
8月15日，接到西安方面来电后，五人乘车到达西安七贤庄红军办事处（后改为八路军驻陕办事处，又称西安办事处）。
博古、叶剑英、朱德在西安七贤庄红军办事处
八路军驻陕办事处旧址
8月18日，办事处派一人带大家乘火车到南京去办理到鄂豫皖大别山的证件。途经河南开封，于8月20日到达南京，找到了傅厚岗66号八路军驻京办事处。办事处负责人、八路军参谋长兼驻京代表叶剑英热情地接待了大家。因为办事处19日刚成立，20号大家就到了。所以叶剑英对大家说：“你们是办事处的第一批客人，从延安到南京很不容易，很辛苦，要好好休整一下。”
晚饭后，听取了郑位三等人关于此行任务的报告，叶剑英严肃地说：“这是一个重大任务，你们一定要完成好。”说完，叶剑英拿出一份文件，递给郑位三，对他说：“这是中央刚刚传过来的文件，你们可以带去给高敬亭同志，告诉他们一定要深刻理解中央的精神，按照中央的指示去做。”
郑位三翻开文件，这是8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南方游击区域工作的指示》，当时他们正在路上，没有看过这份文件。郑位三急忙招呼肖望东等人过来一起看，文件重点谈了三个问题：一、政权问题。二、土地问题。三、武装问题。在第三个问题中，特别谈到：在保存与巩固革命武装，保障党的绝对领导的原则下：1、较大的红色部队，可与国民党的附近驻军或地方政权进行谈判，改变番号与编制以取得合法地位。2、小的地方性游击队，原则上可一律变为民团，以取得合法地位。3、未与国民党政府及当地驻军确实谈判好以前，则我们的一切武装部队，可以自动改变番号，用抗日义勇军、抗日游击队名义，进行独立的活动。
郑位三等人如饥似渴地阅看的文件，叶剑英让他们早一点休息。当时办事处才建立起来，一共只有3个人，加上一个做饭的女雇员。晚上，叶剑英召集大家说，南京天天有空袭。明天大家到南京中央商场，每人买些服装和日用品。办事处抓紧到国民党何应钦处换护照，争取大家早日离开南京。
何应钦秘书谢伯元回忆：“1937年8月15日，日机第一次在南京鼓楼一带投弹扫射时，飞行极低，从地面上可以清晰地望见机上敌军的动作。当时，周恩来经常来斗鸡闸何公馆，与何应钦商谈抗战大计。敌机首次轰炸南京的这天，他也在何家地下室里避空袭。当敌机掠过鼓楼上空时，我们一道站在地下室外看望。”随后，空袭越来越频繁。
南京徐府巷“斗鸡闸”4号何应钦（行政院长）官邸
第二天上午，郑位三等去南京中央商场购物后，叶剑英拿着一封信交给郑位三说：“这是你们到安徽六安督办公署的接洽信，护照由八路军办事处开给你们，希望你们早日同红28军高敬亭同志取得联系，我在这里等候你们到达的佳音。”
8月21日下午，5人又踏上了去鄂豫皖的征途。另一位从西安来的护送人员留在了南京。
南京中央商场旧照
8月下旬，5人到六安，经六安督办公署得知，红28军已于一个月前同国民党军队达成了停战协议，开始向湖北黄安七里坪等地集结。郑位三、肖望东立即将这一情况电告了叶剑英。办完手续后，大家经正阳关、三河尖、固始到达潢川。在潢川休息了一天，郑位三、肖望东根据先前安排，派张体学和程启文先到七里坪去找高敬亭。
经过两天行军，张、程来到黄安七里坪，见到了分别三年的老首长高敬亭。久别重逢，分外高兴。高敬亭把俩人一边抱住一个，笑着说：“都长大了，长高了！”
得知消息，罗陂孝特委（后为皖西特委）书记、红28军82师师长何耀榜派手枪营长易元鳌带一个班和罗陂孝特委交通队员、红28军便衣队战士张辉（笔者的父亲）等人到潢川去接郑位三，由先到的张体学带队，郑位三家乡就在湖北黄安七里坪。晚上，大家打地铺休息，然后一起去了七里坪。易元鳌和张辉等完成了这一重要的护送任务。
肖望东在潢川住了一个多月，负责与八路军驻京办事处和黄安七里坪的联系，同时向中央和八路军驻京办事处做了报告。不久，由程启文和李占彪等人把肖望东接到黄安七里坪。
到达黄安七里坪红28军军部后，郑位三、肖望东向高敬亭等传达了中央的指示，转达了党中央、毛主席的问候。不久，红28军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成为新四军建军初期唯一一支在江北的重要力量。高敬亭任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委员、四支队司令员及军政委员会主席。
高敬亭 何耀榜
二、寻找失去联系近三年的项英和陈毅
叶剑英刚送走郑位三等人，又得到了一个令其十分兴奋的消息：久无信息的项英从南昌给他发来了一份急电：“剑英、泽东诸同志：‘久别以来，音信断绝。现为改编各边区部队抵达南昌，已与江西省政府商妥一切，即日返赣南，以求迅速集中。闻诸兄在京，特此电达，请派人来弟处联络。如有电复及来人，可到省保安处找’。项英”
这是自1935年3月党中央同苏区中央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军委分会主席项英等人失去联系后，第一次得到他的确切消息。此时，他也正在为寻找项英而着急，因为中央领导从报纸上获知项英、陈毅（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在残酷的游击战争中并没有牺牲、正在同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的信息后，就曾设法与他们联系，但一直没有联系上。接到项英的电报，叶剑英喜出望外，马上去找博古商量。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博古，正伏案看着一张报纸，看见叶剑英满脸喜色地走进来，便打趣道：“叶参座，什么事让你这么高兴？”叶剑英说：“项英同志主动找我们联系了。”看完电报后,博古长出了一口气，自说到：“他们还活着，这就好，这就好。”叶剑英当即将项英来电之事电告了毛泽东。
10月2日，毛泽东、洛甫致电叶剑英、博古：“速电项英到南京，告以政策，到宁后并令其来中央讨论。南方游击队万不宜集中，项在江西的做法上了国民党的当。”
叶剑英、博古看到电文后，决定立即派人去寻找项英。可是，派谁去和项英联系呢？叶剑英和博古思索着合适的人选。突然，叶剑英一拍额头，说道：“就派顾玉良去。”
叶剑英告诉博古，顾玉良1928年到1930年在上海党中央机关担任过秘密交通，认识项英，后被捕入狱。前不久（9月26日）刚从中央军人监狱中把他“保释”出来，正在办事处等待分配。博古听后，觉得顾玉良确很合适。他们叫来顾玉良，向他交代了任务。随后，叶剑英拿出一套八路军军服和一副上尉军衔，对顾玉良说：“你就以八路军驻京办事处副官的合法身份去赣南，拿着办事处的护照。另外，我再给国民党江西省保安处参谋长熊滨写封公函，让他给你提供便利。”
顾玉良回忆：1937年9月26日，八路军驻京办事处派黄文杰到中央军人监狱（注：该监狱主要关押男性政治犯，不全是军人），把我保释出狱，准备留在办事处工作。10月2日，博古知道我认识项英后，就通知我到办事处谈话，见面后第一句就问我怎样认识项英的？我说在中共中央作交通工作时常到他住处去，所以认识。他说：“从报上发现项英还活着，正在江西与国民党谈判。中央要我们办事处迅速派人去找他，同时还要带中央的重要文件和口信，必须在见到项英同志后交给他亲收和直接告诉他。因此，必须要有个认识项英的同志去。这项任务现在要你去完成，你看行吗？”我说：“行！”
注：黄文杰（原上海临时中央局负责人），1937年8月28日下午经中央营救，从中央军人监狱出狱，一起出狱的还有陈侬非（陈同生）、张信达（周贯一、张三扬）等。
“下午，博古与叶剑英参谋长一起向我交待去江西找项英的办法。叶剑英说：‘你这次以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人员的合法身份奉命去江西公干。穿着八路军的服装，带了办事处的护照，并备有参谋长和办事处给国民党当局的有关函件，所以，可以堂堂皇皇地去。这里有两个公函是给江西省保安司令部参谋长熊斌的，你到了南昌后可持函去找他，请他派人带你去找项英；另一个大信封用火漆封起来的，是中央的文件和给项英的信，你必须注意保存，切勿遗失，并且要见到项英后给他亲收。’最后，博古说：‘你见到项英后让他按指示精神安排好工作后，即同他一起回南京。从南昌到南京的路上，项英和他的随从人员都要国民党保安司令部提供护照，以保路上顺利通行。’”
“然后，徐参谋把军服、护照和路费交给我签收，我就把军服穿起来，因我不是军人出身，不懂军礼，要和国民党军队打交道难免失礼，徐参谋就根据我的领章和护照上的身份，设想了可能碰到的各种情况，一面讲解，一面比划着教我如何进行军人的礼节。”
博古拿出写给项英、陈毅的亲笔信和中央文件，交给顾玉良。事不宜迟，顾玉良第二天（10月3日）就动身上路了，他从南京乘轮船经九江（10月5日）转乘火车，于10月7日到达南昌，然后乘坐熊滨提供的一辆小汽车，日夜兼程，于10月10日到了吉安，但在项英住处只见到了陈毅，而项英到大庾去了。在与陈毅交接书信及处理相关事宜后，顾玉良于10月11日晨赶到达大庾县池江圩，找到了项英。
项英用疑惑的目光打量着身穿国民革命军制服的顾玉良，问：“你不是顾建业吗？你怎么到这里来了？”顾玉良见项英认出了自己，高兴地上前握住他的手，激动地说：“项英同志，党中央派我来接你啦！”与党中央失掉联系近3年的项英，看到党中央派来与自己联络的同志，万分激动，禁不住热泪盈眶。
顾玉良告诉项英，自己现在已经不叫顾建业了，而是沿用被捕前的化名叫顾玉良，然后说明来意，把博古的亲笔信和带来的文件交给了项英，并转达了叶剑英、博古提出的与国民党当局谈判应注意的事项。
项英迫不及待地打开博古的信看了起来。待项英看完博古的信，顾玉良告诉他，叶剑英请项英按照中央指示精神，安排好工作后，随他一起去南京。
项英让警卫员安排顾玉良吃饭、休息，自己则兴冲冲地赶到离池圩5里远的赣粤边红军游击队驻地，向杨尚奎、陈丕显等游击队领导人传达了中央指示精神，确定杨尚奎担任中共赣粤边特委书记，与陈丕显一起负责游击队的下山改编。安
排好工作后，第二天（10月12日），项英带着两名警卫员和顾玉良一起乘车前往吉安，16日到吉安后与陈毅商量了工作。18日到南昌，从江西省保安司令部取得护照后，20日到九江。21日乘轮船，于22日到达南京。
当项英来到达南京八路军办事处时（23日），叶剑英、博古闻讯迎了出来，一人拉住项英的一只手，紧紧地握着、摇着。老战友九死一生，却能重逢，令人感慨万千。
叶剑英、博古与项英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叶、博向项英详细介绍了红军主力长征的经过，遵义会议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人的变迁，西安事变后国内的形势，国共谈判、共同抗日的决策经过，以及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正在开赴抗日前线的情况。
项英汇报了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的情况，说到：“赣粤边各地的红军游击队正在陆续下山集中整训，在大庾县池江圩设立了‘江西义勇军办事处’，一方面便于同国民党地方当局联系，另一方面可以接受各地党组织来人请示汇报。最近，我们得知战斗在鄂豫皖、闽西、湘鄂赣、浙南、闽东等地的红军和游击队都在同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有的已达成协议，下山集中整训。”
博古插话：“是的，这个情况中央是知道的，中央请在武汉的林伯渠、董必武就近对鄂豫皖边、湘鄂赣边游击区的谈判进行指导和帮助。”叶剑英补充说：“毛泽东同志还派郑位三等人前往鄂豫皖边区与红28军联络，指导他们与国民党谈判，帮助他们整训部队。”“现在我们该做什么呢？”项英问。博古说：“中央来电明确指示要你去延安作详细汇报。”叶剑英道：“现在淞沪前线非常紧急，南京也不安全，敌机经常来轰炸，你把工作安排一下，越快动身越好。”项英说：“好，我服从中央的指示，立即动身去延安。”
项英在办事处只住了一晚，第二天就动身去延安（一说是26日）。顾玉良则在11月3日和4日，带着叶挺的公函，以新四军军部少校参谋的身份，去江西和福建执行联系红军游击队的任务，其中一处是黄道，另一处是叶飞。
陈毅、项英
据载：博古向项英传达了党中央关于南方红军改编新四军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使项英对国内外形势和中央指示精神有了新的理解和认识。对此，博古、叶剑英在10月26日致张闻天、毛泽东电中实事求是地说：“因情况不明，项、陈在谈判中有些不妥处，但总的方向是对的。”并建议项英回延安后以留在中央为妥。
新四军建军后，项英为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新四军副军长（政治委员），陈毅为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副书记、第一支队司令员。
三、叶挺赴“八路军驻京办”同叶剑英、博古共商新四军建军大计
叶剑英、博古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对于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改编问题与国民政府多次谈判。1937年9月下旬，双方商定将南方8省区的红军游击队主力，编为1个军。叶剑英、博古与来到南京的项英，在中共中央的指导下，商定了新四军组建的各项问题。
9月28日，国民党当局未征得中共的同意，便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铨叙厅抢先公布了叶挺的任命，宣布“兹奉委员长核定，任命叶挺为陆军新编第四军军长”。同一天，何应钦通知叶挺，国民政府军委会将于10月2日正式颁布新四军的番号，将鄂豫皖边、湘鄂赣边、赣粤边、闽浙边、闽西等地的红军游击队编入新四军，统归叶挺指挥。
事出突然，叶挺还不清楚中共对他出任新四军军长是什么态度。第二天，9月29日，叶挺急忙赶到傅厚岗八路军驻京办事处，将他被任命为新编第四军军长一事，告知了博古、叶剑英。叶挺特意说明：“恩来第一次在沪时曾对我提过这个办法，并叫我去找陈诚等人疏通蒋介石，所以我才敢到南京来活动，但是否接受此项任命，我必须听党中央的意见。”秦（博古）、叶剑英立即将此事迅速电告了延安中共中央。10月1日，毛泽东回电秦、叶（剑英）：“叶挺须到延安来。在他同意中央的政治、军事原则后，可去南方”。而且，那时中共中央只同意，叶挺来延安会谈，如获得通过后，只可“去闽粤边（或闽浙边），指挥张鼎丞部（或刘英部），以此为基础扩大部队”。但并未提及叶可指挥整个新四军的问题。
对于“二叶”（叶挺、叶剑英）的再次相见，刚到八路军驻京办的廖承志回忆：“那正是南京撤退前三个星期。我们南京傅厚岗的八路军办事处，一辆车子在门口停了。一个罩着棕色方格绒大衣，里面穿着黄呢军装，挂着中将领章的人钻了出来，叶参谋长迎出来了。两个叶，两个战将，两个客家人。笑，握手，再笑。叶挺突然沉下眉毛，由齿缝里说出这句话：‘麻烦还多着呢！管他。新四军是要搞起来的，你看罢’。”注：叶挺已于1937年4月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为中将高级参谋。
“二叶”是生死战友。1927年南昌起义前，叶剑英得知汪精卫欲加害叶挺、贺龙，立即通知叶、贺，使叶贺部队得已迅速向南昌开进，8月1日南昌起义得以实现。12月11日，叶剑英与张太雷、叶挺等领导了广州起义，任工农红军副总指挥。这次起义，和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相连接，成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与创立中国工农红军的伟大开端。此后，两人分手、各奔东西，已近十年了。
1937年10月5日，潘汉年在上海致电中共中央，汇报了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已经委任叶挺为新四军军长，任务为改编和指挥闽赣边游击部队的情况，转达了叶挺“在南京与剑英及博古同志接洽，尚未得最后结论，急待我方答复”的心情，并请示中央：“我们是否同意他去。”
10月8日，博古、叶剑英和董必武联名发出了“齐午”电（齐是韵目代日，指8日；午是指一天里的午时），向中共中央报告了从叶挺那里了解的成立新四军的背景，并认为南方红军游击队“长期保留在原地区极困难”，建议“似以集合编成一个军为好”。这个建议成为延安和八路军驻京办事处讨论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合编组建新四军的正式开端。十天后，经慎重考虑，延安回电，“同意你们齐午电。”
10月12日，国民政府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转发蒋介石10月6日电令：鄂豫皖边、湘鄂赣边、赣粤边、浙闽边、闽西等地区的红军游击队，统交新四军军长叶挺编遣调用。这是首次公开发布新四军番号。新四军宣告成立。
10月19日，张闻天、毛泽东又致电博古、叶剑英，提出只要叶挺“愿意恢复党籍或完全受党指导，而不受国民党干涉”，“则经过叶挺整理南方游击队，并集中各游击队之一部为一军是可以的”。
博古、叶剑英即向叶挺转述了中共中央的要求。叶挺向博古郑重声明“完全接受党的领导”。10月21日，博古、董必武、叶剑英致电中共中央，报告叶挺不日即可启程赴延安。
叶挺于11月3日抵达延安，表示愿在中共的领导下进行工作。11月6日，毛泽东致电博古，向他通报了同叶挺商谈的结果：“决定新四军隶属八路军，编两师四旅八团，拟项英副军长，陈毅政治主任，周子昆参谋长。军部暂驻武汉，南昌、福州设办事处。”在延安，叶挺还同11月7日到延安的项英一起研究了南方部队改编和新四军组建事宜。
11月12日，叶挺回到武汉，开始筹建新四军军部。11月21日，蒋介石电召叶挺赴南京。叶挺到南京后，和叶剑英一起面见蒋介石，向蒋介绍了中共提出的新四军改编方案，但却遭到蒋介石的极力否定。叶挺遂毅然提出辞职。蒋介石急忙“挽留”，又让叶挺找陈诚“商量。”此是后话了。
随着局势的紧张，从11 月 20 日始至12月初，中共长江沿岸委员会及八路军驻京办事处开始撤离南京，到达武汉，随即成立“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一说为南京八办并入武汉八办），负责人为董必武。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机关也搬到了武汉。武汉成了国民党政府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中心。
博古、叶剑英和八路军驻京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合影。左起：吴志坚、李克农、李应吉、博古、康一民、齐光、童小鹏、袁超俊、叶剑英。左起第九人为警卫员。
秦邦宪是同章汉夫一起乘船先去武汉的。叶剑英、李克农在11月20日写信给毛泽东和张闻天汇报，信中说：“京中负责人员均已离京，我们将于22、23日由陆路经芜湖转赴武汉，廖承志同行，钱之光等已于19日前赴武汉。”
叶剑英、李克农、廖承志、童小鹏、袁超俊、吴志坚还有司机王应絮共七人，于12月初乘两辆旧小轿车由南京经芜湖、南昌、长沙转赴武汉，在12月10日到达长沙，因为汽车坏了，袁超俊、王应絮留在长沙修车，叶剑英等改乘船去武汉。
12 月 13 日，国民政府首都南京沦陷。国民党政府在20日宣布以重庆为陪都，迁都重庆。
“八路军驻京办事处”从成立到撤离，虽然只有三个多月时间，但在周恩来、博古、叶剑英、李克农等领导下，为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为集中改编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和创建新四军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在中华民族争取独立和解放的里程碑上留下了辉煌的篇章。
后话：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提出的新四军的编制等方案，叶挺一面通过“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董必武、叶剑英等将掌握的情况及时向中共中央汇报请示，一面积极奔走于国民政府各部门、各战区之间，要求他们给予支持。
到了12月，蒋介石急于在江南开辟敌后战场，又联络叶挺，催促他加快将南方红军和游击队改编成新四军。11日，叶挺致电毛泽东反映这一情况。毛泽东接到叶挺的电报后，交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14日，中央政治局专门讨论了南方红军和游击队的工作和新四军的改编问题，决定成立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由项英、陈毅任正、副书记；同时决定新四军的工作由中共中央长江局就近指导。
12月23日，项英离开延安，经西安乘飞机，再转乘火车到达武汉。12月25日下午，叶挺、项英、张云逸召集已到武汉的新四军干部，包括已内定的参谋处长赖传珠、组织部长李子芳、军需处长叶辅平、副处长宋裕和、军医处长沈其震、侦察科长李志高、通信科长胡立教等人开会。叶挺、项英分别报告了抗战形势、上海和南京失陷的经过，布置了当前的工作。这是新四军军部机关的第一次会议，实际上也是军部机关成立的会议。新四军军部亦与当日在汉口挂牌成立。
汉口新四军军部旧址（胜利街332号）
1938年1月，左起：周子昆、张云逸、叶挺、项英、曾山在武汉合影
在武汉，项英和叶剑英代表中共继续同国民党当局谈判。通过据理力争和叶挺的积极协调，国民党当局被迫做出让步，同意新四军各级主官均由中共方面委派。中共也做出让步，同意新四军不隶属于八路军，由所在战区管辖，军以下直辖4个支队。
1938年1月6日，项英率新四军军部机关到达南昌。叶挺则被周恩来留在武汉，继续办理相关工作。
1月8日，军政部长何应钦“核定”下发新四军编制：该军编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共四个支队。以陈毅、张鼎丞、张云逸、高敬亭分任第一、二、三、四游击支队司令。但在何应钦“核定”的新四军编制中，中共方面提出的项英任新四军副军长、张云逸任参谋长、周子昆任副参谋长等项，只字未提。后经叶挺和各方努力下，项英等人的任职命令获准发布。
至此，新四军建军终于完成，新四军建军纪念日为1937年10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