棠棣说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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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国内战争和战争导致的后果，以及苏维埃政府在恢复国民经济和国家和平生活中遇到了困难，财政问题成了20世纪20年代苏维埃政府最复杂的问题之一。
从现有文件看，俄共（布）和共产国际几乎一直感到没有足够的钱去进行境外活动。
早在 1919 年初，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就向列宁呈送了关于向外国组织提供经费问题的“绝密”级文件。
他请求在1919年1月至3月“拨给外交人民委员部20万金卢布用于援助东方工人组织和派鼓动员去东方进行宣传。”
在该文件列举的、发动群众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国家中，有南北中国（即北洋政府和广东国民党政府）、朝鲜、波斯、印度。
1、如何得到经费？
现在已经很清楚，共产国际、青年共产国际、红色工会国际、农民国际及他们支持的党和组织(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等)的活动都由苏维埃政府提供经费。
根据俄共(布)中央组织局决议，他们从政府预算中得到大部分经费。当时组建了中央委员会常设预算委员会。各国共产党关于向其提供财政援助的请求不断送到该委员会。
但是，在那些年，共产国际的正式预算只包括为其活动提供的一部分拨款。
还有“预备”基金、“秘密”基金、政治局基金和其他隐蔽来源。
例如，1921年7月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就设立了总额为5000万马克的法兰克福秘密基金。
委托由列宁、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三人组成的委员会对其使用实行总监督。
得到经费的程序如下：
每个共产党提交列出了详细理由和证明的预算，指明为什么需要钱，要多少；然后这些理由和证明要经专家审查，再转到共产国际确定所需补助的数额，形成总预算，最后转到俄共（布）中央委员会。
共产国际送到目的地的经费常常不是纸币，而是珠宝、钻石，因为把这些物品秘密带过边界比较容易，它们占的地方也较小。
常见的做法是将贵重物品，藏到共产国际派往某一国家的谍报员的皮鞋鞋掌和便鞋的鞋跟里。
把钱款和贵重物品送到国外的一切行动，都由共产国际国际联络局实施。
共产国际驻境外代表，有时因为每个月收到不同数额的资金，供某个共产党使用，对中央提出批评。
30年代，预算委员会的任务只剩下根据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批准的预算确定基本的支出，以及解决有关向各共产党和出版社拨款的具体问题。
共产国际在国外有十多个出版社（1929年 1 月 1 日有 18个），它们大部分从莫斯科得到津贴。
其中最大的是卡尔·霍埃姆出版社(柏林)、文学与政治出版社(柏林)、阿姆斯特出版社(在阿姆斯特丹,与共产党合作)、纽约出版社等。
2、中共成立初期的援助
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共产国际就对中国提供了财政援助。
例如，俄共(布)远东局外事处代表维经斯基，1920年4月就受中央委派前往上海。
他在那里协助于5月建立了以陈独秀为首、由五人组成的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
小组下设三个部：出版部、宣传报道部和组织部。
8月，在他参与下，上海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开始出版《中国工人》周刊，印数为2000份。
同时，维经斯基还对李大钊等人在华北建立共产主义小组的工作提供了帮助。
为此，他还向满洲、日本和汉城派了信使。这一切需要增拨经费，维经斯基也提出了申请。
1920年9月1日，东亚秘书处临时常设局主席维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报告在东亚各国进行的对外工作时强调：
上海是“中国共产主义主要出版中心”。
报告说，“秘书处在这里订阅了许多报纸和杂志。我们买到了《上海生活》，中国报纸《周报》等。杂志有《新青年》（月刊，北京大学教授陈独秀博士主编）、《新中国》（后者现在已迁至北京出版）。”
从他 1920 年 9月1 日写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中可以看清，“在伊尔库茨克建立了莫斯科指示及文献、工作人员和经费转送站”。他在同一封信中请求筹集经费（主要是外汇）并拨给东亚秘书处使用。
中国工作起初由俄共（布）中央委员会西伯利亚局所属东方民族部负责，该部于 1920 年 8 月在伊尔库茨克组建。
其下有三个处：中国处、朝鲜处和蒙藏处。
从呈送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关于俄共(布)中央委员会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部组织和活动的报告中可以看到，“与中国已开通正常的信使联系”，中国处的第一位信使兼秘书霍赫洛夫金被派到上海，“随身携带用于变卖的贵重物品及文件和详细指示”。
从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1922年6月30日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可以看到，共产国际方面提供的大量援助。
报告中说：
党费。
自1921年10月起至1922年6月止，由中央机关支出一万七千六百五十五元；收入计国际协款一万六千六百五十五元，自行募捐一千元。
用途：
各地方劳动运动约一万元，整顿印刷所一千六百元，印刷品三千元，劳动大会(1921 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建立了全国总工会书记处，1922年5月召开了全国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一千余元，其他约两千余元。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在七个月中用于党日常活动的支出达6600多元，三分之二支出用于工人运动和各种形式的劳动者运动。
来源于党费和捐赠的党的自筹经费占开支的6%，只够召开一次劳动大会。
这里指的还不是从共产国际收到的全部经费，这从1922年10月13日奉派从北京到莫斯科的马林（1921-1923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中国代表)的报告中可以看出。
他说，从1922年9月至11月三个月中，中国共产党花费了2300美元。
从莫斯科收到3000美元给代表们作路费。按照马林的说法，中国共产党在这期间每月收到 1 500 美元给党组织，1 500 美元做活动经费(看来这笔钱经常没有统计在内)， 500美元给青年团，他请求每月再寄300美元用于妇女工作。
他还请求莫斯科至少再寄 1000—1200 卢布满足代表们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作为顺利工作的基础。
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总结报告中强调：
“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党员缴纳的党费很少。今年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约有一万五千，其中一千六百用在这次代表会议上。”
据历史学家杨奎松统计，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到第二次代表大会期间，共产国际提供的中共每月活动经费不超过740元，而在第二次到第三次代表大会一年中，这一数字已增大到1250元。
3、工运和农运的援助经费
从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起，党的财务有些变化。
红色工会国际开始通过其驻中国代表海勒和曼达良，向中国工人运动提供经费，因为中国各地工会已和它建立联系。
这在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政治报告中及马林的档案材料中有所反映。
张国焘、蔡和森和陈独秀从这一渠道得到的工作经费数额为:
1922年12月9日——400美元，1923年4月30日——1000墨西哥元（当时在中国广泛流通)，5月17日、19日2940港元，5月20日两次各3000元。
红色工会国际还拨给中国共产党3500美元。
这样我们就看到，红色工会国际也开始为援助中国工人运动拨款了。
例如，1922年11月，为唐山罢工工人提供了1000元，然后又提供了400元。1923年2月7日发生著名大罢工后，为罢工者提供了3万卢布。
为1923年3月召开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拨了1000金卢布（此次代表大会未能如期举行，直到1925 年5月才召开)。
1923 年5月，红色工会国际交给中共中央2000金卢布，用于支援中国工会组织，7月，莫斯科为帮助“二七”事件后生活困难的家庭拨了1 840墨西哥元。
这样，红色工会国际在1923年5月就拨给了3500美元以上。
根据陈独秀1925年4月9日呈共产国际报告，从1924年1月至6月，中国共产党收到了800美元和10174.93元。
经由维尔德收到5 926.1元和400美元；由维经斯基转交给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400美元，从6月至11月每月生活费支出2409.5元。
从鲍罗廷处收到500元用于铁路工会，500元用于民族运动。从红色工会国际收到500元。
从1924年7月至10月，中国共产党按照预算收到了14510元。
每月有4000元消耗在党的生活上。
从红色工会国际收到7、8、9月经费的一半 1575元，从鲍罗廷处收到 2550 元，用于工人运动200元。
从1924年11月至12月，中国共产党从各种渠道收到740元和8242. 225元。
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提供了2687.795元和740元。
为了举行中国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共产国际又提供了870元，鲍罗廷提供了1000元。
1924年年底中国共产党预算中，还加上了结余款 2 456. 93 元。
按照预算，中国共产党 1924年每月应收到2250元，根据现有资料，这一预算额已经提高，中国共产党在一年中每月约收到2960元。
但是，中共领导以当地工作量增大、民族运动高涨为由要求将每月数目增加到3650元。
共产国际驻上海代表 维经斯基也坚持给中国共产党增加拨款。
从1925年2月起，莫斯科开始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运动单独编制预算。
根据现有资料, 1925年共产国际平均每月给中国共产党约6000元。
1926 年夏季，由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运动的开支不断增加，也由于要为在中国进行的军事政治工作拨款，而后者由加拉罕一手操办，他又不提供具体材料，所以莫斯科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它应“建立在中国花钱和如实出示报销单据的严格制度”。
1926年6月11日，维经斯基从北京寄给皮亚特尼茨基一封信，再次建议增加对中国共产党的拨款。
他“恳求增加中国党的预算，按照中央委员会的请求，即每月为6000至14000元”。
他同时援引了上级会议情况，那次会议认为中国“非常需要资金”，“通过了关于给予中共中央大力支援的决议”。不久，给中国共产党的数额就增至每月约12 000元。
4、大革命失败后的援助经费
1928 年下半年共产国际每月给中国共产党拨款数为 21367 美元。
青年共产国际原来每年给中国寄去24000 元，1928年5月决定每三个月寄去7000元，即每月2333元。
1928年12月下旬，中共中央接到通知：
把1929年拨给中国共产党的经费削减到每月33 000元。削减来自共产国际的经费引起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强烈反对。
12月26日，中共中央专门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写信，信中说，莫斯科的拨款不能削减到每月60000元以下，另外军队调动需要的钱每月达24000元，照此，给中国共产党的支出预算每年应该不少于 100 万元。
1929年2月27日，中共中央从上海又寄出一封对削减中国共产党的拨款表示不满的信，这次是写给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了。
信中说，由于敌人实行“惨无人道的白色恐怖”，大量工作人员已经脱党。最近两个月，21个省的省委已经被破坏，其中包括满洲、直隶、河南、山西、陕西、山东、湖北、福建、浙江、广东、湖南等省省委。
在一些地方，中共省委委员无一例外地遭到迫害，基层党组织的情况更坏。
信中希望斯大林建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恢复以前拨给中国共产党的预算数目，并且为恢复被破坏的党组织拨出专项补充资金。
在此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不得不更合理地收取党费。
每月工资不足20元的党员交纳党费五个铜板(一个铜板约合三分之一分)，不足30元的党员交纳两角(20分)，不足60元的党员交纳三角，不足100元的党员交纳五角，工资超过100元者交纳特别党费。
分配莫斯科拨来的钱处于更加严格的监督之下。
每个省分得19000元，分给宣传部的数目由2300元减到2000元，分给共青团的数目减到 1000元，分给特科的数目由 3600元减到 3000 元，交通费4000元，中央机关3700元，领导人的生活费减少2元，要求住大房子的人搬到小房子去。
历史学家杨奎松根据学术界，普遍了解的共产国际新材料和文件，制了一份 1921—1931 年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提供财政援助的表格。
根据所提供的文件，可以看到共产国际、青年共产国际、红色工会国际在20世纪20年代对中国共产党提供的可观的实际财政援助。
援助额从1921年每年6000元扩大到1930年的45万元。
没有这些援助，中国共产党未必能够生存下来。
根据以杨奎松表格为基础的最简单的计算可以看到，仅从1921年到1929年，共产国际的援助就达120万元。
而应该考虑到，根据所举材料看到的数字并不是对中国共产党的全部援助。
5、中央苏区时期的经费援助
1930年8月月中，莫斯科电告驻中国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为“中国报纸”寄去了10000美元，办报支出应通过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办理，不得绕过该局。
1930年8月17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收到上海发来的电报，在这份电报中，中共中央请求立即拨给10000墨西哥元，用于建立与莫斯科联络的无线电台。
1931 年初被鲁德尼克(化名安里、亨利、马林、牛兰、鲁埃格)取代，后者成为国际联络局驻上海代表(1931年6月15日在上海被捕)。
根据历史学家们的说法，此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经费情况有所改善，虽然由莫斯科寄去的每月数额仍然是15000美元，但已经不用墨西哥元、而用美元支付。
鲁德尼克被捕后的 1931 年7 月 31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举行会议，听取了关于营救鲁德尼克（牛兰）及其妻子莫伊谢延科的问题。
会议决定: “为解救在上海被捕同志所需的钱从国际联络局资金中拨付。”
由于国民党在上海和中国其他地区实行恐怖统治，中国共产党的大部分领导干部(60%以上)和党员逐渐转移到苏区或红军队伍中，经费情况开始发生变化。
中共领导人如今已不那么依靠共产国际的拨款了，虽然拨款还在继续。
据中国共产党材料，从1931年9月至年底四个月内，中共从共产国际收到10 300美元(含给中国共青团的3000美元)、1000两白银、1000墨西哥元。
也就是说，每月平均收到2575美元又250两白银和250墨西哥元。从1月至3月底又收到25000美元，即每月平均8333美元。
后来，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的正常财政援助，因中共中央长征而逐渐停止，因为具体条件发生了变化，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电报联系已经中断。
但是，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对中国共产党及其红军的财政援助在1935——1937年得以继续，因为他们缺乏军事装备和药品等，特别是他们到达中国西北后更是如此。
早在1935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苏联军事机关就制定了经新疆对当时还在四川省的红军进行军事援助的计划。
从盛世才1936年3月15日给王明的信看，1936年初进行了经新疆转运武器的准备工作。
6、对“中华民族革命同盟”的援助
1935年秋，在香港成立了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其目的是为争取中国民族独立和建立民主政府而奋斗。
它的任务包括：
推翻南京政府，集中一切民族力量实现民族革命，组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收复失地，武装民众，招募爱国士兵参加抗日战争，抵制日货并对日货实行高关税壁垒，等等。
1936年春，该同盟建议与中国共产党就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准备成立民族阵线统一政府举行谈判。
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呼吁中国共产党提供100000-150000中国元的物质援助。
这些钱应用于：
训练1 000名军事干部(为每人支出100元，共100 000元)；购买军事物资(带子弹的2 000枝步枪，花费200 000元)；秘密军事开支(50 000元)；其他军事开支(50000元，共1000人)；文化工作开支(20000元)；同盟事务开支(宣传、组织和外交工作，30000元)。
该同盟至少需要350 000元，其中250 000元由同盟自行解决，至于余额，它请求中国共产党帮助。
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中国共产党决定只给该同盟大约20000美元的支援。
7、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的援助
自1934年10月起中断的莫斯科与中共领导人之间的无线电联系，在1936年临近夏季时恢复后，中共领导人在头几封电报中就提出了提供资金和各种武器援助的问题。
中革军委提出了两套以接收苏联武器为目的的作战方案。
第一套(基本)方案规定1936年12月前经宁夏向蒙古人民共和国边界挺进。
第二套方案规定向新疆实行新的进军(中共中央认为这样做有问题)。
斯大林、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认为只能同意第一方案。
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1936年9月8日给斯大林的电报中主张，在中国红军占领宁夏地区后,，“对其提供以下武器援助:：
15 000-20 000枝步枪、8门加农炮、10门迫击炮和相应数量的外国型号炮弹”。
他们建议：
“在1936年12月前把武器集中到蒙古人民共和国南部边界，通过乌里茨基熟悉的外国商行出卖武器，并准备好车辆将其转运到宁夏”，9月9日，斯大林答复同意。
9月11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致电毛泽东、洛甫、周恩来和博古，同意夺取宁夏地区。
但是，由于红军不可能打到蒙古边界，临近1936年11月时有关方面也开始担心这样会使日本与苏联之间发生冲突，所以对中国共产党进行军事援助的蒙古方案没有实现。
于是向中国共产党建议立足于经新疆获得援助，届时将有约1000吨军用物资集中到哈密。
中共中央认为这条路线难以通行。
确实，红军一些部队进军新疆也遭失利。只有一支393人的队伍到了新疆。
由于1936年9-10月未能得到武器援助，中共中央便向共产国际要求提供财政援助。
中共中央书记处在1936年11月9日给王明、康生、陈云的电报中，包括了请求火速寄钱(30 000至100 000美元)的内容。
共产国际在1936年11月12日给中共中央的回电中通知，已决定向中国共产党提供550 000美元的财政援助。
第一笔15万美元的援助计划于 11 月底在上海由宋庆龄交给潘汉年。1937 年 3月2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在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中，承诺把对中国共产党的财政援助增大到160万美元。
把中共中央在此以前收到的两笔分别为15万和5万美元的援助计算在内，承诺的援助数额已接近200万美元。
在苏联接受治疗的周恩来1940年2月23日与斯大林谈话的记录是一份重要文件。
当时他说，中国共产党每个月的经费“缺口”为58 280美元，而军队的经费“缺口”为30 万美元。
他请求斯大林在1940年给中国人提供35万美元援助，并就此下达相应指示。
斯大林答复，“他很忙，有很多材料来不及看”，因此他请对方自己解决这个问题，并称苏联在1940年将给中国提供30万美元援助。
现存文件和材料清楚表明了20-30年代给中国共产党提供财政援助的规模，这种规模实际支援了中国共产党及其所属组织的活动，帮助他们在复杂的斗争中生存下来，并成为20世纪40年代中国政治舞台上的现实力量。
（正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