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风芝
王月瀛虽然戎马一生，革命一辈子，但因王筱某给他出具的假证明却使他蒙受了不白之冤。本来王月瀛和王筱某同在阳谷县后梨园村，王月瀛出生在贫苦的农民家庭里，而王筱某则出生在有家主。之后两人都参加了革命工作，革命目标一致，又是一个村的，本应坦诚相待，但王筱某却在1956年5月9日和1956年6月6日两次给王月瀛出具假证明陷害王月瀛。在这里就把这个事情说清楚。
一、关于王月瀛1926年入党
王月瀛在1926年12月18日由曹万年介绍入党，1928年1月14日参加了坡里暴动。可时任中央水利部监察室副主任（副地级）的王筱某在1956年5月9日给王月瀛写的假证明是：“据我了解他没有参加过我党于二七年冬末发动的阳谷县坡里庄暴动，当然那时他也不是共产党员。” 王筱某在1956年6月6日给王月瀛写的假证明是：“曹万年不是共产党员，二七坡里暴动王并没参加”。
王筱某写的在时间上相差不到一个月的两份证明存在逻辑上的问题，王筱某在1956年5月9日给王月瀛写的假证明是：“据我了解他没有参加过我党于二七年冬末发动的阳谷县坡里庄暴动，当然那时他也不是共产党员。” 按王筱某的说法，参加坡里暴动的，应该是共产党员了。可筱湖在1956年6月6日给王月瀛写的假证明是：“曹万年不是共产党员，二七坡里暴动王并没参加。”在这里按王筱某的说法，曹万年即便参加了坡里暴动，也不是共产党员了。
《阳谷党史资料》第二期后半本第4页王筱某写的《杨耕心烈士传略》一文第6页写：“一九二七年十月，杨耕心通过家中长工杨保善结识了活动在聊阳交界的绿林武装首领韩建德、曹万年。”在这里王筱某明确地写明了曹万年是绿林武装首领。
王筱某写：“据我了解他（指王月瀛）没有参加过我党于二七年冬末发动的阳谷县坡里庄暴动，当然那时他也不是共产党员。”还说：“曹万年不是共产党员，二七坡里暴动王并没参加。”王筱某翻来覆去地证明，在坡里暴动时曹万年不是共产党员，王月瀛那时也不是共产党员。那就让事实说话吧：
阳谷县邵楼村（后在焦作市矿务局）的宋励华1970年5月6日写：“曹万年系曹庄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去法国做华工，后回国在聊城县杨庙招兵，因我和他是亲戚（内兄），问道他为谁招的兵，他说是替张宗昌招的。我又问，谁不知道张宗昌是土匪，你怎么跟他干呢，他说这是正大光明，拉起来再说，以后跟南边合起来（当时他还不知道国共分裂）。我接着又问他到底干什么，他说我是共产党员，在法国参加的。当时系一九二七年，”由此证明，曹万年早在法国已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后刘湾村冯德华的女儿冯文英回忆：“我的叔伯哥冯子肃，在任西南电力建设总指挥部副总指挥时，去北京开会，见到了周恩来总理，当周总理获知冯子肃是山东阳谷县人时，便向他打听曹万年，冯子肃对周总理说：‘曹万年在1936年就已经牺牲了。’”
周恩来总理，1920年至1924年先后去法国和德国勤工俭学，在旅欧的中国学生和工人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发起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称旅欧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书记，并参加中共旅欧总支部的领导工作，于1924年9月回国。故周总理对在法国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曹万年是很熟悉的，几十年之后，在百忙之中的周总理，还惦记着他。由此可证明曹万年是在1924年9月之前在法国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1970年5月2日，后梨园村王道生证明：“我26年在天津当工人回来，在家里织了一年布，后来杨一斋、曹万年也到这里来过几次，也谈了共产党的好处和党的性质，因我是工人，他们说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先锋队组织。这时也没人介绍我入党，曹万年是不是共产党员我不知道。”由此证明，曹万年在1926年已在当地从事党的活动了。
1970年5月曹庄村曹保善、曹万齐证明：“曹万年在未打坡里前是不在家，庄上说他上了外国啦，在打坡里一二年，曹回家来，留的烫发。” 又证明：“曹和韩建德、韩建春不知怎样勾成一颗人，于1927年腊月二十三日打开坡里，口号是杀富济贫，把粮分给穷人。”由此可证明，曹万年回国时间应该由古历1927年腊月向前推一至二年，这就有两个可能，一个可能是1925年，再一个可能是1926年。王月瀛在他1963年写的《革命史自传》中这样写道：“1925秋，有一次他（编者注：指曹万年）问我：‘您王家与九都杨王家是不是一家？’”由此可证明曹万年1925秋已经在曹庄。不止是1925年秋，在此之前，王月瀛就已经在曹庄跟曹万年联系上一段时间了。由此证明，曹万年是在1925年回国。
阳谷县胡楼村的胡廷连在4月12日（编者注：没有年份，据考证是1956年）这样写道：“能知道的当时共产党员，聂子政、申兰生现在北京。可是我没有与他俩在块开过会，只是听曹万年说过。同时我也是共产党员，那时曹万年发展的我们四人胡学敬、胡学善、胡守正（现在都死了）我一下东北关系也失掉了。根据当时情况王月迎（编者注：瀛）是个共产党员，因他是曹万年的心腹人，跟子打散后，传个秘密话送个信等，当时王月迎（编者注：瀛）同志才十六七岁（编者注：王月瀛1907年7月生人，因为长期挨饿，长的瘦小与实际年龄有差别），所以我没有与他在一块开过党员会，也不知道他是谁发展的，也可能是曹万年，暴动后我们都分散了。”胡廷连没写明他入党的具体时间，但有一点可以说明胡廷连、胡学敬、胡学善、胡守正都是在曹万年的介绍下，在坡里暴动以前加入的中国共产党。
王月瀛在1969年写的《革命自传》中写道：“在1926年古历11月14日（编者注：阳历1926年12月18日），在曹庄曹万年的喂牲口棚里参加了共产党，介绍人曹万年（编者注：曹万年是王月瀛三姐夫的堂哥）。”根据王月瀛的回忆，曹万年在1925年就跟王月瀛联系上了。
事实证明，曹万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去法国做华工，1924年9月之前在法国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25年回国，回国后他积极地为党工作，1926年已经介绍多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现在知道的是，他先后发展了胡楼村的胡廷连、胡学敬、胡学善、胡守正及后梨园村的王月瀛等多人入党，还发展了后刘湾村的冯华（即冯德华，冯德华的母亲是曹万年的姐姐）、冯子肃入党。当时入党是保密的，曹万年到底介绍了多少人入党，现已无法考证。坡里暴动时，凡是他发展的共产党员及与他有联系的人，他都动员参加了坡里暴动。共产党员曹万年一直在积极地为党工作，他手中没有武器，没有队伍，没打家劫舍，何谈曹万年不是共产党员是绿林武装首领呢？曹万年是共产党员，并且为党做了很多工作。1926年12月18日（古历1926年11月14日），曹万年介绍王月瀛在他家里的喂牲口棚里参加了共产党，这是铁的事实。
《阳谷文史资料选编》第2页，王筱某写的《我的回忆》一文写：“1927年7月下旬某天，正值我在聊中求学的假日，寅生同志偕同耕心同志突然来到我家（这时，我已由耕心同志介绍加入了共青团。）”；第3页王筱某写： “1927年11月底，杨耕心同志通过鲁西县委将我从聊中调回家，作为他发动组织坡里暴动的通讯联络助手。同时，他介绍我转了党。” ；第4页，王筱某写：“我的身份在当时没明显暴露，开学后便又回到聊中。1928年6月国民党反动派的队伍占据了聊城，继而鲁西、华北都成了国民党统治区，我在聊中还差半月没毕业，即被迫走向了流亡的道路。1932年冬，耕心同志和我重聚在家乡，都当了小学教员以作掩护，又作为杨耕心的助手继续为党工作。”王筱某写明了，他在1927年7月下旬之前由耕心同志介绍他加入了共青团。1927年11月底，杨耕心介绍他转了党。1928年6月他被迫走向了流亡的道路。1932年冬，又作为杨耕心的助手继续为党工作。
假设王筱某写的他1927年11月底由杨耕心介绍他转了党是真的，那么他1928年6月从聊中回到家，一直到1932年冬又作为杨耕心的助手继续为党工作，这中间四年半的时间，王筱某如果没跟党联系，就等于脱党，如果跟党联系了，为党作了哪些工作？跟谁联系的？由谁证明？这一系列的问题王筱某都没写，只是以“被迫走向了流亡的道路”而了之。这不得不使人怀疑，王筱某1927年11月底到底是不是共产党员？
先介绍一下1932年至1934年的革命形势：《山东党史资料》一九八一年 第一期 第74页，刘子蔚口述 李士钊记录《一九三一——一九三四年聊城三师地下革命活动片段》一文写：“一九三二年春天，省团特委书记陈衡舟叛变，中共山东省委机关被破坏，平原中心县委书记段尔平也叛变了。一九三二年下半年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负责人老田（他说是组织部长）到聊城三师来找我联系。他先找到后期一年级（八级二班）的学生桑艮阳（肥城县人，三师前期师范初七毕业，一九三二年秋天升入后期师范）和孙芳茜（阳谷人，八级二班），然后才找到我接关系的。老田来找我是事先通过马云祥（当年是济南山东省立高级中学学生）、李振山（当时是济南齐鲁高级中学学生）和三师学生于泮清等人的关系介绍而来的。我们四个人都见过老田，老田指示在聊城三师成立中共鲁西总支委员会，领导鲁西北聊城、临清的山东省立第二、第十一中学和聊城的山东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包括寿张的山东省立第八乡村师范）等处的地下革命活动。书记由我担任，组织委员是桑艮阳，宣传委员是孙芳茜。
中共总支委员会的任务是：在各学校中发展党员，凡属于地方党的党员都交出去。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四年的两年中，聊城三师先后发展了三十几个党员，如申云浦（阳谷人，曾任中共贵州省委副书记，现任贵州省副省长）、谢鑫鹤（博平人，已故中华人民共和国轻工业部副部长）盛北光（阳谷人，曾任中共贵州省委秘书长，现任贵州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等人，都是那个时期发展的党员，但多数党员我不和他们直接出面联系。”由此证明了1932年至1934年当时的革命形势及盛北光的身份。
《阳谷党史资料》第一期，第88页，盛北光写的《抗日战争前中国共产党在阳谷县的组织发展活动概况》写：“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三年间，阳谷县已有十余名共产党员，但均在外地读书和工作活动。一九三三年只有一名共产党员翟子超同志（金乡人）来安乐镇县立第二小学工作，还有一名失掉关系多年的党员杨一斋同志，也在该小学任教。一九三三年中共山东省委被破坏，除消极脱党和变节者外，在聊城师范中共鲁西中心支部工作活动的阳谷县党员还有：盛北光（即盛广灿）、申蕴璞（即申景瑋、申云浦）、朱朗霄（即朱保明，安乐镇人，一九三七年后脱变）三同志；在寿张第八乡师中共党员支部有：王耀光、段简三（即段延铭）、司旭九（城东司营人）等同志；在北京的阳谷县的党员有韩子栋同志（城北韩庄人）。”第89页写：“一九三二年、一九三三年秋冬时期，申蕴璞、朱朗霄在安乐镇发动了秋收运动。盛北光在熬盐场一带发动了秋收运动和盐民运动，并组织有“穷人社”，社员有李金贵、王汝祥（？）王金印、陈怀科、陈怀林等。韩子栋在韩庄一带也发动了盐民运动。”
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三年间，盛北光不但没写王筱某是共产党员，就连杨耕心在1932年也与党失掉关系多年。盛北光证明了，一九三三年中共山东省委被破坏，除消极脱党和变节者外，在聊城师范中共鲁西中心支部工作活动的阳谷县党员及在外地活动的阳谷党员都没有王筱某。盛北光还证明了，一九三二年、一九三三年秋冬时期党员从事党的活动的也没有一直没跑远的王筱某。由此说明，王筱某写的在1927年年底由杨耕心介绍他由共青团转了党，不是真的！王筱某不但在1927年11月底没加入中国共产党，而且在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四年还不是共产党员哩。
王筱某既然不是在1927年11月底入的党，又是在何时入党的呢？通过以下盛北光的回忆，能说明这一问题。
《阳谷党史资料》第一期，第89页，盛北光写的《抗日战争前中国共产党在阳谷县的组织发展活动概况》写：“一九三四年一月，中共鲁西中心支部决定让盛北光同志休学去安乐镇第二小学工作，联系翟子超同志，考察杨一斋（编者注 杨耕心）同志的思想政治情况。盛到安乐镇小学后，即与翟接上关系。经对杨政治审查，为杨接上了党的关系，并于一九三四年三月间成立了安乐镇中共中心支部，也即中共阳谷县委。这既是中共阳谷县第一届县委会，也是阳谷县历史上第一次建立起来的中共党组织。当时推选杨一斋同志为县委书记，盛北光同志为组织委员，翟子超同志为宣传委员。由此开展了阳谷、寿张地区党的工作活动。七月间为讨论政治形势问题，县委召开了一次党的扩大会议，韩子栋、申蕴璞、朱朗霄参加了会议。”
值得说明的一点是，杨耕心（杨一斋）1928年坡里暴动后去东北，虽然在东北领导王月瀛、袁果等人从事党的革命活动。但1932年冬回到山东老家，已经失去党的关系，1934年1月党委派盛北光考察杨耕心，为杨接上了党的关系，并于1934年3月间成立了安乐镇中共中心支部，也即中共阳谷县委，杨耕心被选为中共阳谷县委书记。如果王筱某真是1927年11月底由杨耕心介绍他转了党话。那么王筱某在1928年6月从聊中回到家，一直到1932年冬（这个时候杨耕心还没接上党的关系）又作为杨耕心的助手继续为党工作，这中间四年半的时间，王筱某若一直为党工作，这期间王筱某跟我党谁联系的？给我党做了哪些工作？这都应当写清楚。王筱某若与党失掉联系，那么杨耕心在1934年1月后接上党的关系，3月被推选为阳谷县委书记，为什么不出证明给王筱某接上党的关系呢？
《阳谷党史资料》第一期，第89页，盛北光写的《抗日战争前中国共产党在阳谷县的组织发展活动概况》写：“一九三四年三月中共阳谷县委建立后，以县委为领导核心，发起成立了“中坚社”。“中坚社”为党的外围组织，发起人除县委成员外，党外有王筱某、王伯谨、孙寒光（聊城人）等同志。“中坚社”联系进步青年和在乡要求进步的知识分子等，开展了发展组织的活动。当时发展的社员有杨玉珂、姚修文、赵凤升、李超等同志；一九三五年后，先后发展有张震声、杨宗汉、宋子美、裴广汉、杨桃林、李志深、魏宗尧、尹序贵等数十人。
一九三三年寿张八乡师就建立了中共党支部，由于一九三三年省委遭到破坏，失去了与上级党的联系。一九三四年二月间盛北光同志同寿张八乡师党支部的王耀光、段延铭、沙延孝、司旭九、訾修林等同志发生了党的关系，此后该支部至一九三六年在阳谷县发展有孟广生、焦玉美、谷传會（即谷何）、孟广华、李子厚等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一九三五年夏，中共阳谷县委进行了变动，翟子超同志离开了阳谷，增补申蕴璞，朱朗霄为县委委员。此后，经过县委审查批准原参加“中坚社”的王伯谨、赵凤升、王筱某、杨玉珂、姚修文、张瑞珍、李超等同志先后转入党内成为共产党员。这期间刘健农（即刘学颜）同志在北京参加了共产党，朱克刚（即朱延聚）同志在济南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由此证明，王筱某在一九三四年三月加入党的外围组织“中坚社”时还是党外人士哩，一九三五年夏才由“中坚社”转入共产党。王筱某写的1927年11月底由杨耕心介绍他由共青团转入共产党是假的。
《阳谷党史资料》第七期第1页，朱朗霄（朱保明）写的《中共阳谷县委的创立及活动》写：“如二十年代的共产党员有：“王寅生、朱景容、杨一斋（编者注 杨耕心）等；共青团员有：王筱某、申梅贞、申怡之等；于一九三二年又产生了一批共产党员：有申云浦、盛北光和我，在北平参加共产党的有：韩子栋（韩庄人《红岩》上的华子良）和刘学彦（小刘庄人）等。”由此证明，王筱某是二十年代的共青团员而不是共产党员。
《阳谷党史资料》第七期第3页，朱朗霄（朱保明）写的《中共阳谷县委的创立及活动》写：“在这一形势下，阳谷安乐镇的申云浦、盛北光和我于一九三二年在聊城师范经孙芳茜、田保善（外号田秃子）和谢鑫鹤等同志的先后介绍入党。……一九三二年在聊城师范参加了共产党的申云浦同志、盛北光同志和我在一九三三年后，由于形势发展地需要，为了扩大党的革命活动，中共聊城师范总支部决定让盛北光休学去阳谷安乐镇开展工作。盛北光同志于一九三三年冬到了阳谷县安乐镇第二高小，到校即和中国共产党员翟子超同志接上了关系，又给参加坡里暴动的老共产党员杨一斋同志恢复了组织关系，为了加强党的革命工作，遂于一九三四年四月间盛北光、杨一斋、翟子超三同志协商在安乐镇第二高小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支部也就是中共阳谷县委。推选杨一斋同志为书记，盛北光为组织委员，翟子超同志为宣传委员，建立了阳谷县最早的党组织。一九三五年夏，我在聊城师范毕业，到阳谷乡师教书，申云浦同志则因共产党嫌疑被学校除名，并于一九三五年春到阳谷城里私立崇实小学教书。这时阳谷县城的革命活动和安乐镇的革命活动密切配合，于七月我们聚集在安乐镇第二小学举行党员会议，改组了阳谷县委，仍以杨一斋同志为县委书记，盛北光同志为组织委员，申云浦同志和我为阳谷县委宣传委员。”由此证明，盛北光是1932年入党，也证明了是盛北光考察的杨耕心，及给杨耕心恢复了组织关系，阳谷县委成立后盛北光是阳谷县委组织委员等情况。还证明了阳谷县委的成立及改组后的情况。
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冀鲁豫组写的《冀鲁豫党史》资料选编第十七集第111页，王际鲁（编者注 石佛村人）写的《在抗日战争的岁月里》写：“1933年后，我们村小学被区公所占用了，这时王筱某也来到了我们村，当时他是区公所的雇员。”由此证明，王筱某在1933年前后，任国民党区公所雇员。
《盛北光访谈录》第24页盛北光谈：“1933年三师放寒假，我办了休学一年的手续，径直去了阳谷县安乐镇县立第二小学，……在该校教书的杨一斋（杨耕心）同志是1929年脱党的党员，我们决定对杨进行考察，如果杨没有变得消极，还愿意继续干革命，我们就给他接上党的关系，建立起党组织。我们经过二三十天对杨的考察了解后，得知杨正苦于找不到党。我们相互介绍后，即于二、三月间成立了党支部，我和翟（翟子超）推选杨为支书，翟为宣传委员，我为组织委员。”第25页盛北光谈：“大约是三月间，我们召开了第二次支部会议。会议研究了如何开展党的工作和壮大党组织的问题，当时会议认为……先建立一个党的外围组织……于是决定成立“中坚社”。“中坚社”以党的组织为核心领导，为便于开展工作，另吸收几位党外有活动能力的政治可靠人士做“中坚社”的发起人；……会议确定邀约1928年失去联系的共青团员王筱某与失去联系的党员孙寒光以及进步青年教师王伯谨、杨玉昆等四位同志做中坚社的发起人，”
《谷山烽火》第128页，申云浦、盛北光、杨鼐共同写的“中共阳谷县安乐镇支部与中坚社”一文写：“一九三四年四月初，中共安乐镇支部召开了一次会议，研究如何开展党的组织活动问题，……我们决定以安乐镇党支部为核心，成立一个党的外围组织——中坚社。……中坚社的发起人确定除党支部成员为领导核心外，还吸收了思想进步的王筱某、孙寒光、王伯谨、杨鼐等四位党外人士作发起人。一九三五年七月，阳谷县委进行了改组，翟子超同志离开阳谷回金乡县工作，……增补了申云浦、朱朗宵为阳谷县委宣传委员，……一九三五年后，同阳谷县委发生关系的地下党员有：安乐镇一带的杨耕心、赵凤升、王筱某、申子君、武子升、顾寿祯、顾幼清（女，顾洁一）、郭景河等，……。”
杨鼐即杨玉昆。《阳谷党史资料》第三期第77页“阳谷县抗日武装沿革”一文第79页写：“二区，1939年冬至40年初区长杨玉坤（杨鼐）”。当时的阳谷县委组织委员盛北光证明，王筱某1928年与共青团失去联系，一九三四年三月以党外人士的身份加入了我党的外围组织“中坚社”，一九三五年夏由“中坚社”转入共产党；当时的阳谷县委组织委员盛北光、宣传委员申云浦、及一九三四年四月和王筱某同时以党外人员的身份加入党的外围组织中坚社的杨鼐（杨玉昆）共同证明：王筱某一九三四年四月以党外人士的身份加入党的外围组织中坚社，1935年后同阳谷县委发生领导关系的地下党员其中有王筱某；当时的阳谷县委宣传委员朱朗霄证明，王筱某在二十年代仅是共青团员；而王际鲁则证明1933年前后，王筱某是国民党区公所的雇员。以上事实充分证明了，王筱某写的1927年底由杨耕心介绍由共青团转入党是假的。那么，王筱某写的1928年6月从聊中回到家，一直到1932年冬和杨耕心见面，这中间相隔四年半的时间，王筱某就没必要写清楚了，因为1927年11月底王筱某就不是共产党员。
王筱某一个1927年6月入共青团员，1928年与共青团失去联系，只当了几个月的共青团员，1935年夏入党的一个共产党员，证明1924年9月之前入党的共产党员曹万年，和1926年12月由曹万年介绍入党的共产党员王月瀛，在1928年1月坡里暴动时不是共产党员。是没有资格的。
王际鲁证明了王筱某1933年前后在国民党区公所就是雇员。《阳谷文史资料选编》第13页王筱某写的《我的回忆》一文写：“1939年2月，我从国民党反动派邵汉卿的任内夺到了第三区抗日区长的职务。”王筱某在1939年2月被陷害抗日英雄范筑先的王金祥任命的阳谷县长吕仁道任命为阳谷第三区区长，王筱某对国民党区里的工作可谓是轻车熟路了。
王筱某不但说他1927年11月入党。而且他还说1928年6月从聊中回到家，一直到1932年冬又作为杨耕心的助手继续为党工作，一跨就是四年半，王筱某没做任何说明，之后还是共产党员。时任阳谷县组织委员的盛北光写的王筱某在1934年3月加入党的外围组织“中坚社”，1935年夏由 “中坚社”转入党。但是，王筱某不仅在他写的《我的回忆》一文中写他1927年11月底入党，而且在网上也写：“1927年6月加入共青团组织，同年底转入中国共产党”（有截图），只字不提他1935年夏由 “中坚社”转入党的事，对他这种不实的行为，却没人本着对党负责的精神去澄清事实。过去和王筱某有关系的汉奸王奎一、郭培德、邵金庆以及长期伪装与王筱某友好的靖堤口村的鲁西国民党反动派的头头王慕桥，这些汉奸、走狗都先后受到人们的惩罚，带着沾满人们鲜血的双手去见了阎王。王筱某却一路高歌，挺进了中央水利部。
王筱某虽然在中央水利部是个副地级干部，但中央水利部的牌子大，他一回到家乡便趾高气昂，指手画脚，唯独他是真理，说起假话来脸不变色心不跳。而同村的王月瀛，心地实在，对党忠诚，对自己的革命历史一年不拉地都写出来交给党，大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舍生忘死、浴血奋战，身上落下70多处伤疤，敌人的一块弹片一直长在小腿里，解放后又带病拼命地为党工作，这样的人反倒被王筱某狠狠地咬了几口。不但咬了王月瀛，就连1926年介绍王月瀛入党的革命烈士曹万年也被王筱某咬得体无完肤，一直戴着被王筱某扣上的绿林武装首领的帽子不得解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