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关于王月瀛在1928年参加坡里暴动
王月瀛在1928年1月14日参加了坡里暴动。可王筱某在1956年5月9号给王月瀛写的假证明：“据我了解他没有参加过我党于二七年冬末发动的阳谷县坡里庄暴动”。1956年6月6号王筱某给王月瀛写的假证明：“二七年坡里暴动王并没有参加”。那就让事实证明：
阳谷胡楼村的胡廷连在4月12日（编者注：没有年份，据考证是1956年）写：“民国十六年腊月坡里暴动，为了反对封建军阀的统治，及搜查德国教堂的枪支，参加坡里暴动的人曹万年、胡学敬、胡学善、（胡）守正、申兰生、王朝聚、王月盈（编者注：瀛）和我，还有徐登朝部下的士兵（齐鲁志愿军）也参加了一部分，大体有六七十人，收集枪支十余支，粮食当时分给群众吃了。暴动时因为时局紧张不能停身，便四散奔逃，我便赴天津去了。”由此证明，王月瀛参加了坡里暴动。
中共聊城市委《党史资料》第二期第53页，当时参加坡里暴动的郭庆江写：“当时我们的杨耕心同志正在被他的父亲监视在家不得自由，他父亲所筹划的罪恶勾当，他是完全知道的。当我起义武装在隐蔽的情况下进入该村时，杨耕心同志和他们取得联系，并把他父亲的反革命措施，写成详细的书面材料交我去的人带回来。根据杨耕心同志的书面报告，我起义部队为了打击地主阶级的反动凶焰，准备给他当头一棒。”由此证明，我暴动人员到杨耕心家，并把杨耕心写的书面材料带回来。郭庆江写的起义武装在隐蔽的情况下进入该村与杨耕心取得联系，并把他父亲的反革命措施写成详细的书面材料交给我去的人带回来，这个人就是王月瀛，宋子美可以证明。
宋子美4月12日之后（编者注：没有年份，据考证是1956年）证明：“今证明王月瀛同志于一九二七年参加坡里天主教当天暴动一事，于今年四月县委派人来我家了解该同志曾经作暴动工作是否属实等等，因我部占领教堂后受军阀的威胁，情况吃紧，在内中未见该人，故今年未敢盲目证明，原因时间长，一时难以想到，待以后反复回想，为了不埋没每个革命同志的工作成绩想起我率部赴四乡收集枪支武器，由王营村回坡里路径王营村西南，遇见王月瀛同志去给九都杨村杨一斋（编者注：杨耕心）同志去送信，（杨一斋同志是当时革命领导）现今才想起此人在暴动者之一，特此证明。”由此证明，王月瀛不但参加了坡里暴动，还在坡里暴动期间，受曹万年指示，到杨耕心家给杨耕心去送信（编者注：曹万年是王月瀛姐夫的堂哥，杨耕心是王月瀛姑表姐夫，王月瀛1926年12月18日，由曹万年介绍加入共产党后，便给曹万年和杨耕心之间来回地送信）。
王月瀛在1969年写的《革命自传》中写：“1926年阴历11月，在曹万年的喂牲口棚里参加了共产党，介绍人曹万年。1927年为党内通信员，跟杨一斋（编者注：杨耕心字一斋）联系，1927年1月——1927年底参加北坡暴动，在政治处有胡楼的胡守正、胡庭（编者注：廷）连为领导，我当通信员。”
王月瀛在其历史资料中写：“在头一天晚上攻进去后我就到了政治处，王寅生、申兰生（编者注：申仲铭）、胡廷连、胡守正、宋子美、冯德华都在政治处，政治处有胡楼的胡守正、胡廷连为领导。第二天早上，胡廷连派我到胡楼，给胡承修的父亲去送信，我也当他们的通信员。”
以上事实充分证明，王月瀛在1926年12月18日（古历11月14日），由曹万年介绍加入共产党后就给曹万年和杨耕心来回地送信，并且在1928年1月14日参加了坡里暴动，在坡里暴动期间不但是曹万年的通信员，还是政治处胡守正、胡廷连的通信员。此期间不仅曹万年派他到九都杨杨耕心的家给杨耕心去送信，胡廷连还派他到胡楼给胡承修的父亲去送信。王月瀛参加了坡里暴动是不争的事实。
王筱某两次反复地给王月瀛作假证明说王月瀛没参加坡里暴动。王筱某在坡里暴动期间做了哪些工作呢？
中共聊城市委《党史资料》第二期第62页，申仲铭写的《山东阳谷县坡里暴动的回忆》一文中写道：“一九二七年的农历丁卯腊月二十三这天下午（是旧俗“送灶”的节日），我从聊城会后骑毛驴子回家，当将要走到郭店屯北二里许道旁（那时虽也有了汽车大道，不过是不太平整的土道），忽然闪出一人，上前拦住我骑的驴头，见是杨一斋同志。他悄悄地对我说：‘昨天（即腊月二十二日）晚上坡里打响了。正等你，我们同去吧！’这本是党早就决定的，由我和聂子政、孙大安三同志进入教堂起义部队工作。没有二话我俩一同先到梨园王筱某同志家落脚。梨园离郭店屯镇只有二里，离坡里庄也不过十四、五里，我们三人吃了晚饭，乘夜进入教堂，从此我个人就留在教堂内工作；杨一斋因另有任务出来，各自做自己党所交付的工作去了。”由此证明了在攻打坡里教堂的第二天下午，申仲铭、杨耕心到王筱某家找到了王筱某，证明了王筱某在此之前就已经在家了，否则，他们是不知道王筱某在家的。同时也证明了暴动队伍在攻打坡里教堂的时候王筱某并没参加，如果参加了，这时及在这之前王筱某应当在坡里教堂内，而不是在家。晚饭后杨耕心、申仲铭和王筱某由后梨园一同到坡里教堂，后杨一斋因另有任务出来，但申仲铭没说王筱某是因为有任务出来的，只是说：“各自做自己党所交付的工作去了。”在整个坡里暴动期间，王筱某只在坡里教堂内呆了那一会。
王筱某就凭那一会，就能证明王月瀛没参加坡里暴动，参加坡里暴动的上百人，王筱某呆那一会能见到几个人？！王筱某没见到的人就等于没参加吗？
王筱某参加坡里暴动的依据是，《阳谷文史资料选编》第3页，王筱某写的《我的回忆》写：“不久，他（编者注：指杨耕心）父亲又严加制止在他家招待各地来的活动分子，从此即在我家设立了中共鲁西县委指导坡里暴动的联络站，我担任通信联络工作。”按王筱某写的，在坡里暴动筹划的后期他家当过联络站，他担任通信联络工作，，至于谁联络的他，他又跟谁联络的王筱某都没写，只有申仲铭写的在他家吃了一顿晚饭。
既然王筱某参加了坡里暴动，那么1928年1月14日（古历1927年12月22日）晚暴动队伍攻打坡里教堂的时候王筱某干么去了？坡里教堂攻开后，参加坡里暴动的人都在那里誓死保卫教堂、打土豪、分粮食，不怕牺牲地跟敌人玩命地干哩，这个时候王筱某又干么去了？攻打坡里教堂和保卫坡里教堂的时候连王筱某的影子都见不到了，这难道也算是参加了坡里暴动？
坡里暴动失败后，暴动人员的花名册也被敌人得去。洋人返回教堂，勾结反动官府，在阳谷大肆捕捉共产党和所谓坡里“教匪”，凡是参加坡里暴动人员的家里都被反动当局查封，门上贴上封条，王月瀛及参加暴动的人员，因暴动时局紧张在家不能存身，便四散奔逃,整个阳谷一片白色恐怖。
1928年6月19日上午，领导坡里暴动的鲁西县委委员赵以政同志在聊城南关城门外英勇就义。赵以政同志壮烈牺牲后，聊城地区国民党进行清党。我党认为参加坡里暴动的人员在阳谷县活动已无条件，决定凡参加坡里暴动的党员，各自离开原地，隐蔽起来，以保存骨干力量。杨耕心、申仲铭、胡廷连、王月瀛、袁果等人都先后逃往东北，冯子肃、冯德华逃往上海（后冯子肃又逃往东北），曹万年和其他参加坡里暴动的人员也离家外出躲避起来。
参加坡里暴动的人员，在坡里暴动失败后死的死、逃的逃、跑的跑。王筱某这时在哪里呢？《阳谷文史资料选编》一书第4页，王筱某写的《我的回忆》中写：“我的身份在当时没明显暴露，开学后便又回到聊中。”王筱某这时又回到聊中上学去了。由此证明，被敌人得去的参加坡里暴动人员的花名册上没有王筱某。
王筱某多次提到的聊中是所什么等级的学校呢？中共聊城市委《党史资料》第二期，第78页，当时的鲁西县委书记张干民写的《中共鲁西县委的建立与阳谷坡里暴动》一文中写：“聊城是鲁西十几个县围绕的重要地区，东临道尹公署所在地，还有两处中等学校——山东省立第三师范和第二中学。”由此证明，王筱某多次提到的聊中是山东省立第二中学，其地址在聊城。没有钱的是上不起的。
以上事实充分证明了，王筱某在攻打坡里教堂的时候和保卫坡里教堂期间是没有参加的。只是在坡里暴动筹划的后期他说的在他家当过联络站，他是通信联络员（没事实），及在暴动队伍攻入坡里教堂的第二天晚上他陪别人去了一趟随着又出来了。为此，王筱某就一惯以参加坡里暴动而自居，摇身一变成了最革命的，反倒给别人出假证明。